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

　　一、“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业生产迅速增长，使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呈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国家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现在农村人口约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4%,农业就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50%。农业劳动生产率太低，人均创造的GDP和非农产业人均创造的GDP由1990年的1:3.9，扩大到2001年的1:5.2。农民收入增长太慢，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90年代中后期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2:1，如果考虑到社会福利、生产成本支出和实物估价等因素，实际差距可能为5倍~6倍。从1997年~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增幅连续7年没有超过5%,年均增长速度不到城镇居民的一半。目前，全国农村还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近6000万人处于低水平、不稳定的温饱状态。农村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邮电等状况离现代化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农民、农业、农村的这种状况，严重影响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发达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可能建立在落后的第一产业基础之上。农民的消费水平上不去，形不成旺盛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开拓，这是我国现阶段影响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三农”问题还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全社会的安定。因此，“三农”问题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矛盾方面，是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

　　二、“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城乡生产和组织的不对称性，也就是落后的传统农业部门和先进的现代经济部门并存、差距明显的一种社会经济状态。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经的过渡形态，这是历史的原因。同时，我国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长期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城乡分割政策、人民公社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强化了这种过渡形态，延缓了社会转型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我国大力推进工业化，走优先发展工业的道路，这是我们总结近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和苏联迅速强大的经验后所得出的结论。走这样一条道路，首先遇到的是资金积累问题。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封锁的情况下，我们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除去当时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一部分外，主要靠内部积累，而内部积累只能是由农业一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提供。这条工业化道路注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要不断地向农业、农村、农民索取。这条工业化道路，一方面使我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是以损害农业的发展为代价的，它挤占了用于农业的资金，压缩了农民的消费，阻止了农民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造成了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使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日益明显。

　　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升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固定化。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了劳动力流动，阻碍了市场化。城乡分割的升学和就业制度，使得城市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大大高于农村，降低了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就业竞争力，也使城市就业者的工作岗位、生活条件、工资待遇优越于农民。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农民难以获得社会保险待遇，不能为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不能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总之，客观的历史原因，新中国建立后发展模式和各种政策的选择造成了我国特征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统筹城乡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彻底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一)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加快我国城市化步伐。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在1957年~1978年的21年间，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40.3%降到28.1%降低12.2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从15.4%提高到17.9%,只提高2.5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加快和政策放宽，城市化进程加快，2002年城市化水平上升到39.1%。但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大约低10个百分点，与同等工业化程度国家相比大约低20个百分点，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美国1910年、日本1950年的水平。城市化是工业化、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市化如果长期落后于工业化，就会严重制约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阻碍工业现代化和经济效益的提高，阻碍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影响到就业的容量，农村人口就不可能转移出来，“三农“问题就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以前我们往往想通过农村农业自身的发展来解决“三农”问题，历史证明这不是一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道路。必须通过农村城镇化、农村工业化的道路来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绝不是简单地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居，而是几亿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这种根本性的社会转型，将使整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力度。农业是基础产业，又是弱势产业，对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承担能力较低。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只靠市场调节不行，国家必须加强扶持和保护。

　　首先要稳定和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建立农产品价格水准基金及农产品储备制度，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要用好用足WT0农业协议条款，提高农业补贴。有关资料显不，欧盟农民收入的35%来自农业政策的补贴，美国农民收入的21%来自于政府补贴。我国目前对农业补贴每年不足40亿美元，不到农业生产总值的2%,大大低于西方国家的水平。根据我国加入WT0的协议，我国对农业的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剩余空间很大。加大对农业的补贴，这是国内农民的呼声，也是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在提高对农业补贴的同时，还必须改变补贴办法，将补贴流通环节变为补贴生产环节，向农民收入直接补贴，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收入和好处，体现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稳定农民收入的政策导向。

　　其次要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最为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专家分析测算中国农民在学校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以增长3.6%~5.5%。现在我国教育资源分配很不合理，如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乡镇财政负担约78%，其基本上是向农民索取，县级财政负担约9%,省地财政负担约11%,中央财政负担约2%,这与相对弱势的农村人口的收入状况极不相称。现在要彻底改变这种教育经费支出比例状况，中央财政教育经费支出要向农村倾斜。我们必须要清楚地知道，中国农村教育决定农村的未来，进而决定中国的未来。向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重点投资，这也是重中之重。农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最终离不开对农业科研投入、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科研成果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