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河南乡土文学的“三农问题”书写

　　河南是人口大省、农业生产大省，农业、农村、农民不仅构筑了中原乡土波澜壮阔的生活图景和博大厚重的历史文化，也为当代河南乡土文学提供了一个广袤丰饶的艺术天地。“三农”问题与乡土文学有着内在的本质关联。当代河南作家有着丰富的乡土经验、浓重的乡土情怀、强烈的现实精神，其乡土叙事必然涉及“三农”问题。从乡土文学的视野里发现和审视河南的“三农”问题，直面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的“山乡巨变”，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为中原经济区的“三化”发展提供文学阐释与思考。

　　一、当代河南乡土文学里的中原农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当代河南乡土作家阎连科、李佩甫、刘震云、刘庆邦、李洱、墨白等都把笔触深入乡村’真实呈现出“农民真苦”。

　　阎连科从“瑶沟系列”小说到新近《炸裂志》，农民的苦难生活成为其文学叙事的基调与旋律。《耙耧天歌》里的痴傻病、《年月日娌的饥俄、《日光流年》里的“喉堵症”、《受活》里的“黑灾”“红难”、《丁庄梦》的“热病”，《我与父辈》里的艰难求学,作家细致地描写了中原耙耧乡村恶劣的生存环境，“活着”这一人生卑微的愿望却成为杷耧世界的最大人生目标’它需要耙耧山民耗费极大的人生智慧与生命能量才能“活着就好”。李佩甫的小说总是把主人公的出场置于乡村苦海之中。《城的灯》里的有，只好光着脚踏着乡间土路的蒺藜来练习走路，以练就一双不怕磨脚不怕大雪天的“铁脚”。无论是《无边无际的早晨》还是《李氏家族》，作品主人公深知、也遍尝农民的苦难，那乡村令人疼痛的贫穷记忆化为此后不惜一切地当官向上爬的内心激情。刘震云的“故乡”是苦难“故乡”，“故乡是黄沙滚滚和赤野千里的惨状，没有水的流动，没有动物的跳跃，甚至连植物的形象都不存在，只有饥俄、苦难和灾难。”⑴刘震云善于以故乡苦难事件来纪年叙事,如在“姥娘”的嘴里时间概念是“跑老日那一年”“荒灾年”或“俄死人的那一年”等，以难忘的苦难记忆来纪年叙事，在某种意义上把小说故事转换为苦难历史的“大事记”。在《温故一九四二》里，饥荒让人们恢复狼的本性，活人吃活人，甚至亲人吃亲人，原本善良的农民丧失了乡村惯有的伦理温情和道德’上演残杀流血的丛林剧情。当代河南乡土文学的苦难书写是现实与历史的浮世绘,特别是河南作家对河南历史上“大饥饿”惨景叙述，“是以地域文学作品为并未远去但巳被集体忘却的历史作证,那令人谁心的疯狂与疼痛不仅穿透往曰岁月而且还将警示未来，这使当代河南文学的现实精神别具意义。”

　　当代河南文学真实描摹了中原农民的生存处境,由此在苦难历史之中呈现了中原农民“忍”和“初”的文化性格。这突出反映于李佩甫小说中，在那有气无骨的“绵羊地”里,河南人的底色是败中求生、小中求活、生生不息。作家认为，三千年豫中平原充满灾难和战乱,其艰难生存处境的历史使农民生存只有靠一种阳刚之性被磨平之后的阴柔坚韧之气来承担。《羊的门》小说一开始就介绍了“绵羊地”里的二十四种“草的名讳”,人们虽然践踏它千次万次，但它仍然顽强地生长着。小说主人公呼天成常以“我是一个玩泥蛋”的自称与自谦，这既是他对自我身份的定位，也透露出自我降低之中“外圆内方”的意识。李佩甫小说通过“草”、“泥蛋棋”意象，来阐明“在平原上生活，人是活圆的”，“不要活大，要活小”。如果说“要理解人的动机必须首先理解人的境遇”，那么中原农民的这一人生体悟，既是其生存状况的经验表达，也是文化身份的深切呈现。

　　二、当代河南乡土文学里的中原乡村

　　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社会的和谐稳定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决定和制约“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

　　“权力”是河南作家的兴奋点，权力叙事是当代河南乡土文学的一道瞩目景观。阎连科小说中“血亲权力”笼罩着耙耧世界，亲缘关系是一张巨大的网，农民如果不在血亲权力的网络里纽个结、栓个扣，就很难在农村活下去。《乡间故事》里，整个村庄权力由裙带关系组成，与权力沾边能捞点好处的都是亲戚。《情感狱》里瑶沟十八小队因在村政权里“朝中无人”，致使其常年返销粮无故被扣，打官司也没有一场胜诉。无论是《坟地》里队长强行占有好地，还是《最后一场冬雪》里队长把张伯生意兴隆的饭铺挤兑得关门，甚至《大校》里生产队长硬逼着父亲吃屎取乐，身处血亲权力之内尽享特权风光,而权力体系之外的人则难免的受到排斥与剥夺。李佩甫小说的基层权力之争蕴含着中国权力场的思想精髓，《羊的门》里的呼天成、《金屋》里的杨书印、《李氏家族》里的李大有，他们驾轻就熟地经营乡村基层政权，深谙官场潜规则和人情世故,呈现出社会底层独特的村庄政治。

　　“村委直选”是农村民主进程的重要体现，也是乡村政治建设的一个风向标。河南老作家乔典运《笑语满场》、《满票》、《你不能这样》、《问天》等曾有过出色的描写，而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则又有深入发现。《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核心故事是官庄村村委直选，孔繁花想谋求再连任两届村长，为此施展“十八般武艺”，让深圳打工的丈夫张殿军回来帮她拉拉选票，“幵发票，我给你报销”成为笼络村民的招数，不顾环境污染而“纸厂招商”以营造“政绩”，千方百计地讨好上级领导，竭力掩盖村民雪娥的计划外怀孕，但最终还是竞选败北。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孔繁花为谋求村长权力而花费心思、多方活动，意在揭示村长这个“大权”所能给予的物质“好处”与精神诱惑，并从中书写当下乡土中原的“村庄政治”。

　　“上访”是农村底层社会面对不公、诉求正义的惯常行为。河南作家刘震云和刘庆邦对此都有书写。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里的李雪莲，为生二胎遭遇了一场假戏真做的离婚案，还冤枉地背上“潘金莲”的恶名。仅仅是为了证明之前的“离婚”是作假，更证明不是“潘金莲”，由此踏入“上访”的告状路，从镇上告到县、市，甚至误打误撞到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还把法院庭长、法院院长、乃至县长、市长一一拉下马，但这一切都没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以致上访竟然持续二十年，每年春天她所在的县、市、省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小说从一句话、一件事入手，不断地放大与夸张,无不反讽与荒诞地传达出“草民”没有什么话语权,是“不会说话的”存在。刘庆邦新作《黄泥地》讲述了教师房国春“上访”告状的故事，其间反映出农村的土地问题(比如，房光民上任伊始就卖了村里几亩良田给砖厂烧砖）、村级和县级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等。虽然房国春比李雪莲幸运，最后告倒了村支书房光民，似乎正义战胜了邪恶，然而作家小说结尾笔锋一转，又写到房守现千方百计让自己的jL子接替了房光民的位置，而且上台之后是变本加厉的腐败。小说通过村支书卸任、改选、告状、上访等一系列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事件，深刻表达出农村改革的艰难、人心的冷漠、人性的坠落以及善良与正义的软弱和无望。从中不难看出，乡村政治现代化的滞后，加剧了“三农”问题。

　　三、当代河南乡土文学的农业忧思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民族生存的基础。然而不知从何时起，农业成为“地之子”的背离对象，他们不愿像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当代河南乡土文学有着鲜明的“农裔乡土叙事”潮流，农裔知识分子、农裔官人等组成当代河南乡土文学中较为醒目的人物画廊，如李佩甫《城的灯》里的冯家昌、《李氏家族》里的李金魁、《生命册》里的“我”，阎连科《大校》里的大校,刘庆邦《红煤》的宋长玉等。农裔者成为“城里人”后仍“背负着土地行走”，其灵魂记忆仍留存乡土的生命密码，这使其逃离乡土后的人生叙事仍可视为一种“异延”的“准”乡土叙事。“向城而生”是农裔者最内在的生存镜像和最强烈的行动方式，为此其人生的飞翔之姿不惜扭曲变形。他们厌弃“三农”之地，把生活在农村视为“没有出息”甚至羞耻。他们本应成为乡村精英却执意离开乡土。农裔乡土叙事中这一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有着深刻的社会语境，也从人才流失角度和观念导向两个方面反映出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

　　农业的危机反映于当代河南乡土文学，是其文本内涌动着浓郁的城市崇拜。在阎连科小说中，无论是小娥的决绝逃离(《寨子沟，乱石盘》），还是天元的毅然出走(《最后一名女知青》);无论是“首都迁洛”的畅想(《梁弯jL》)，还是“刘街改镇”的热情(《金莲，你好》)，城市成为情节推进的叙事动力。刘庆邦小说中，宋家银坚决要求丈夫即使捡破烂也要留在城市（《到城里去》)，宋长玉被煤矿开除后不愿返回家乡让“土地埋人”,真切表达了当下乡村社会的思想“共名”。对农业的舍弃，催生了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群体，也形成了“打工者文学”。刘庆邦《家园何处》《神木》、墨白《事实真相》、杨东明《姊妹》、乔叶《我是真的热爱你》等作品，揭示了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以及心灵轨迹，他们作为边缘一族满怀迷茫与痛苦徘徊于城乡之间，成为这个时代典型“悬空的人”。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就业问题’农民工的出现是农村隐性失业的显性化。如果说农民工问题有可能转变为一个“四农”问题，那么当代河南乡土文学对农民工命运遭遇的叙述，表明了中原“三农”问题的复杂与紧迫。

　　当代河南乡土文学满怀对“三农”问题的忧思，这从其“失乐园”与“田园诗”的两极挣反书写可以管窥。如果说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出路，但在《曰光流年》与《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却传达出现代工业对乡村环境的严重污染，表达了作家的生态忧思。刘震云的“故乡”乡官横行、人心失范、伦理陷落，是一片荒野图景。当代河南乡土文学的“失乐园”书写，是对“三农”问题的警醒与焦虑。另一方面，阎连科《受活》描写了山村原初状态，《风雅颂》呈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诗经古城”，李佩甫《城的灯》以建设花卉基地使上梁村变为“花镇”，周大新《湖光山色》里依托当地资源发展旅游业,他们弹奏着千年流转的田园恋曲，并在文学视野中思索城镇化发展道路，虽然不无乌托邦的色彩，但足以让我们对解决“三农”问题充满期待。

作者简介：刘保亮（1968-)，男，河南新野人，文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