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折射的中国“三农”问题

　　美国女作家赛珍珠非常关心中国普通老百姓，关注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下的中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她把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种种思考，形象地写入到小说《大地》三部曲中，通过王龙及其家人的故事，进一步反思小农经济下的“造反”和等级制度等问题，探讨农村和农民中存在的问题及出路。赛珍珠的思考给现今的“三农”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反思。

　　70年前，美国女作家赛珍珠(Pearl 1892年—1973年)因创作中国题材《大地》等作品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至今这些作品依然可以引导我们去思考中国的历史和未来，特别是对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下的农村、农业、农民，即现今热称的“三农”问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反思。

　　一、不可忽视的农村和农民

　　赛珍珠在谈到为何创作小说《大地》时，强调是“为敬爱的中国农民所感到的义愤”，这“义愤”首先来自她对自己所熟悉的西方那些自谓“中国通” 的作品，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的出现”。

　　其二，这“义愤”确实来自她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接触和考察中。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了解，最初是因为她自小在中国成长，而且大部分时间生活于镇江等小城市，并从牙牙学语时，就从保姆口中听到各种各样的中国乡间生活琐事。而后来她形成的变革、发展中国农村的种种意见，则和她跟随丈夫约翰·洛辛·卜凯(又译布克，-sing Buck 1890年一1975年)——一名农业传教士在皖北宿州的3年生活(1917年—1920年)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在那里，他们广泛地结交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并经历了一次大饥荒和一次战乱。起初，卜凯因一味向中国农民灌输西方的耕种方法遭到抵拒而沮丧，赛珍珠以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建议他首先应该彻底了解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生活，才能在比较分析中提出切实可行、令人信服的改革方案。自此，他们艰难地进行土地、种子、耕种、产量等方面的调查和分析，又引进各种先进品种试验比较，终于获得了能经受那里定期洪涝灾害的小麦品种。这也引发了后来出任金陵大学农经系主任的卜凯做出进一步的决策——带领师生考察以前无人过问的中国农业经济。他们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安徽芜湖附近120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直隶盐山县150个农家的社会经济调查》、《中国农村的所有权和租佃关系》等报告，并在1930年、1937年先后出版了《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这些著作现已被学界肯定为是中国历史上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近代意义上的第一次农业调查，对解决中国农村、农业问题十分有价值。赛珍珠曾作为丈夫的助手，撰写了《中国土地利用》的第一章“中国农业” 及其他如“市场”方面的内容。在她后来有关中国问题的多次演讲和文章中也充分利用该书的数据，批评当时的中国政府的农业税收体制对农民的蹂躏，是中国农产品难以和进口农产品竞争的重要因素;并多次发出要控制人口增长率的警告——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以充分的证据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如果人口增长速度持续下去的话，在不到65年之内，人口便会翻一番”。令中国人难堪的是，这一科学的预测已被历史确证了。考察还如实地报告了中国人口密度失控和水土流失，森林、草原逐年减少的严重状况，这些无不使中国农民陷入无地耕种，日益贫穷的境地。

　　赛珍珠亦把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及其出路的种种思考，形象地写入到小说《大地》三部曲中，取得了比迟迟未能译成中文的《中国土地利用》更大的影响。

　　其三，赛珍珠为中国农民感到的“义愤”，还来自她对中国政府、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轻视本国农民的不满。这种不满十分尖锐地表现在她对当时蒋介石政府的批评言词中，也流露在她回答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批评《大地》的回应中。如江亢虎曾在《中国基督教学生》上撰文批评小说《大地》刻画的王龙、阿兰这样的农民和苦力，代表不了中国人。赛氏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反驳这种观点。她还在其他场合多次指出：象牙塔内的知识分子如果不学会尊重乡下农民和城市贫民，照旧瞧不起他们，中国的前途则不容乐观。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她在一份应罗斯福总统夫人请求写的长达12页的有关中国形势的绝密备忘录中，更加尖锐地批评不久前在美国四处游说的蒋介石夫人，称其言行反映了蒋宋王朝对自己民族文化和下层人民的隔膜和冷淡。

　　在这份备忘录中，她倒肯定了自己曾反对的共产主义运动，认为当时中国的交战各派中似乎只有共产党和农民打成一片，赞赏他们实行的农村土地改革，懂得农村和农民在任何成功的中国革命中扮演一个首要的角色。在评述斯诺的《西行漫记》时，她也发表了类似上述的意见，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好就好在它 “是货真价实的农民运动，而以往的所有革命都算不上——它唤醒了老百姓”。

　　可惜，近半个多世纪来的中国，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三农”的面貌，其症结何在?我们不妨看看赛珍珠在《大地》三部曲中所反映的小农经济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生产方式及其生存环境的走向，或许能引起我们某些反思。

　　二、对小农经济下“造反”的反思

　　赛珍珠曾谈及《大地》三部曲的创作构思，“以农夫王龙为主人翁的《大地》是第一部，是专写死钉在土地上的守旧的农民，第二部《儿子们》是军阀们的行述。因为军阀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占有很大重要的阶级。我觉得张作霖、张宗昌他们虽是人人所痛恨的坏人，但他们还是有他们品格(Quality)存在，正如拿破仑之被人崇拜，其实拿氏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现在我正在写作着推进时代改变的现代中国青年，他们的倾向革命是一心想提高他们国家的地位”。作者企图通过一个家族的发展史来展现中国三代人性质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国家、民族的影响。

　　《大地》第一部着重揭示了以王龙、阿兰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所沿袭的旧中国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思想方式。作者颂扬了他们勤劳、善良等美德，甚至也不否定地主和佃户的租赁关系，倒反而以大地主黄家的败落，来映衬出贫雇农王龙家的勤劳致富。然而，靠天吃饭的落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并不能保障农民的财富。作者以极大的篇幅描述了中国农民在水、旱、蝗灾的轮番侵袭下，生存在死亡线上。像王龙这样的勤劳农民也无以为生，只能流亡到城市中去乞讨求生，乃至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抢大户”上。《大地》前半部所显示的20世纪初中国农业落后、农村萧条、农民贫穷的景象，应该说是很真实的。而随大流“抢大户”、“逼上梁山”、“揭竿起义”，也确实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濒于死亡时无奈的求生方式： 那么，靠“造反”是否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及其赖以生存的农业、农村的前途呢?作者赛珍珠创造了一个被不少人斥为不可信的浪漫故事——曾在地主家当过丫环的王龙老婆阿兰，因了解富人藏金的方式，所以在一次跟随暴民“抢大户”的时候，果真在墙壁里找到了一包珍珠。这意外之财成为他们一家重返农村老家买田地，深耕细作农事的本钱，又幸遇几个好年成，王龙梦想成真——发家了!这个看似“略带架空色彩的故事”，难道是完全“架空”，不典型的吗?然细观中国历朝历代的王朝开拓者，有几个不是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又有几个不是靠着造反发家，乃至成王成霸的?尽管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各种革命都冠以“现代”、“先进”之名，但仍摆脱不了种种“抢大户”的思想和行为，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土地改革中的某些狠批蛮斗、扫地出门行为，乃至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风行的 “抄家”，都可以说是这种“抢大户”思想的延续，有的人抢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政治财富——权力，有的无知群众也随大流获得种种意外之财。因此这种“暴富” 的梦想，目前依然深深地隐藏在现代中国人思想中，诸如窃取知识产权、制造伪劣产品等等。所以不论人们是生活于农村还是生活于城市，不论他们有什么样的理想，只要国入不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不摆脱落后的生活方式，他们就不能摆脱落后的思想观念，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现代人”。《大地》作者的高明之处，正是借助文学的虚构性，构成现代生活和初民思想的不断碰撞，呈现出中国国情、民情循环往复的悲剧色彩。

　　三、对小农经济下等级制度的反思

　　赛珍珠创作《大地》时，确实在她的主观思想中存在着某种否定在小农经济意识形态下“造反”和“革命”的意识。这既是她的思想局限，又是她创作的《大地》后半部最能发人深思的价值所在。《大地》揭示了“暴富”并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机制，倒在人们内在的精神上增强了对命运的依赖。作品描写上升为富农的王龙逐渐堕入黄家老地主阶级的旧路，饱暖思淫欲，滋生及时行乐的惰性。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土地的欲望互为矛盾地交织着，使早衰的生命只能寄托于众多的儿孙。炽盛的土地和子嗣观念，成了中国农民生命力的原核，并构成了中国人的生命圈。其间繁衍着封建家族制度，充斥着重男轻女、纳妾蓄婢、迷信巫道等等陋习，由此养成了自小打着奴性烙印的女子，和种种异化了的儿子。

　　其第二部《儿子们》，即形象地否定了王龙儿子们所走的道路：寄生的地主、放高利贷的投机商人和与之相勾结的军阀。这些崇拜金钱和权力的儿子们，在内兄弟阋于墙，明争暗斗;在外互相勾结，涂炭生灵，结成统治近代中国最反动的社会势力。而其突出的代表，便是依靠封建割据意识和派系观念起家的形形色色的军阀。

　　赛珍珠以王龙的第三个儿子王虎由革命者蜕变为军阀的过程，无情地讽刺了中国当时的政治局面：一些空洞的要求正义的政治诉求，往往造成流血和混乱。赛珍珠还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感叹从古至今，中国的乌托邦式梦想都陷入残酷的结局，而王龙这样的农民生活得不到半点改善。这是她在中国住了近40年，经历了大大小小政治事件后得出的教训，乃至对当时的革命失去了信心。她看不惯旧秩序的不公，但觉得政治动荡只会使老百姓加倍受苦。动荡中当权者可以换来换去，然而正义却永远是暴力的奴隶。

　　如她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中以自己的长期观察指出，“中国当政者历来是四肢发达的人，实权一般由军人把持，文官总是靠边站”。农村也是这样，保长甲长们都是那些“恶霸地头蛇，不会是文人”。因此，她虽然并不反对中国人民抵抗英国、日本这样的侵略者，但又坚持说：攻击外国人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从长远看解决不了中国大众的根本问题，贫穷和剥削的现实源远流长，扎根于沿袭数千年的等级制度之中。这些话听来十分刺耳，但细查历史旧账，包括近几十年来的农村情况，不少地区的农民不仍旧生活在种种变相的等级制度中吗?

　　四、对学习西方得失的反思

　　《大地》的第三部《分家》，着重描写思想更为复杂的孙子们。他们之中有的从思想行为，乃至生活上全盘西化，看似走出了“土地”、“家族”的囚笼，而且似乎个个都发现了西方强调的“自我”，都要掌握“自我”。可是有的人却借此肆无忌惮地以各种卑劣手段追求金钱，跻入富人的行列，并力求住在有外国军队和法律保护的租界内。他们所过的所谓“现代化”的奢侈生活，仍是建筑在对人民，特别是对农民的残酷盘剥上。有的青年学子竞接受西方“弱肉强食”的理论，不愿为贫弱的祖国和人民做出任何牺牲。赛珍珠的作品，以鲜明的嘲讽笔触，否定了这些貌似现代化的青年。

　　那么中国的出路何在?对一个农业国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的出路何在?作者基于她对王龙和阿兰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勤劳、善良等美德的肯定，努力刻画了寄托着她希望的新一代——王源和梅琳。前者从美国留学归来，既抛弃了传统血脉观念的束缚，又投身于农村，通过科学研究改良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改进农村环境。后者则企求通过医学为大众、为妇孺服务，改变农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观念。

　　赛珍珠不仅在她的创作中肯定王源和梅琳的努力，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积极参与改变中国农村落后的生活面貌的活动。即使她在1935年后定居美国，也仍和她的第二任丈夫理查德·沃尔什一起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如力主人口控制论;宣传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在农村开展的大众教育运动;参与艾黎和斯诺夫妇在中国发起的“生产合作运动”。

　　应该说，赛珍珠所塑造的王源、梅琳形象，出自20世纪中国众多的知识分子中，他们或抱有不同的政见，各自选择参加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可惜在现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中，诸种改造中国农民、中国农业、中国农村的方案，一直未被深入地探讨、实践和发展，倒被冠以改良主义甚至“反动”的帽子而横遭批判。中国人几乎花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探索，才得以冷静地看待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认真地思考像王源、梅琳这样的知识分子早就提供的建议和实践，例如怎样才能真正实行“耕者有其地”，并在其基础上开放土地的自由流转，改变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实行有真正自主权的“生产合作”的体制;怎样建立健全的农村金融设施，从而有利于农民改进农业技术，施行各种试验;怎样加强水利建设，合理发展农林牧副渔，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得以抵抗众多的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又如怎样改善交通运输电讯等条件，促使产销目标明确，形成畅通有序的市场经济;还有怎样提高农村的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等水平，使广大农民真正过上富裕的、文明的现代生活。而这一切，均需要一个真正体现民主的政体予以保障，才能不断深化“三农”的各项变革。

　　因此，我们重申《大地》中折射的“三农”问题，决非赶热门话题，而是有感于70年前赛珍珠即以小说和其他文章向中国人民坦诚地吐露自己的看法，却长期得不到理解，乃至被诽谤和批判。所以，逐渐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民，仍需正视赛珍珠作品提出的问题，公正地评价其人其文，借他山之石，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作者：郭永江　姚锡佩 来源：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