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推广中的性别差异与推广体系的变革

　　论文关键词:农业科技推广；性别差异
　　论文摘要:我国农村出现了女性化趋势，这意味着农村妇女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服务对象。男女两性农民在推广过程中的参与程度、生产决策、技术选择、获得信息的途径等方面有明显的性别差异，诱发着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的变革。农业科技推广体系根据服务对象变化，而在推广计划和培训方案、推广项目的选择、推广目标等方面进行相应的调整。

　　科技推广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科技成果本身的先进性和实用性，而且与推广方式密切相关。性别是选择推广方式的影响因素之一。目前我国农村女性已成为农村农业生产的主力，农业生产出现了女性化趋势。在农业生产女性化背景下，意味着妇女应成为农业科技推广的服务对象。妇女作为农村科技的受众的主体，其在接受科技信息的途径、科技需求、技术选择的特征等与男性相比存在较大差异。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考虑妇女的特点，探寻适合妇女的科技推广方式，更好地服务于妇女的科技需求，提高农村女性的科技素质，促进妇女的自身发展和农业发展，提高妇女对新农村建设的参与。
　　
　　一、农业技术推广中农村女性群体的行为特点
　　
　　女人自有女人的天性。在科技吸纳和传播中的女农民也具有独特的性别特点：
　　（一）注意细节，掌握准确。妇女参加培训时比较细心，掌握得准确，在实施的时候失误少；而男的则是听了以后忘的多，回去实施的时候凭感觉，失误多。
　　（二）妇女在对外交流中表现得寡言少语、不善言辞，自信心不足。妇女们往往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有直接的交往，多数妇女在有外来男性参加的讨论中不愿发言，或表述观点时显得没有逻辑、不清晰。如果有男村民在场，他们往往接过话题替她们说，推广人员很容易放弃与女性对话交流的努力而将注意力转向男性，在男女混合的讨论中，很容易形成男性主宰的局面。
　　（三）妇女参加培训和对外交往受到很多主观与客观的限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习俗在农村仍然根深蒂固，男人有更多的机会参与交流和培训，妇女则被忽视或者机会较少。客观上，妇女要生养孩子、料理家务及从事生产劳动，每天的时间被分割得十分零碎，即使培训内容是妇女所欢迎的、她们也不能长时间专心参加连续几天的培训或远途的培训。对基层培训组织来说，培训时间长则费用高，在成本约束条件下，女性的需求受到忽略。
　　（四）妇女在接纳技术和信息的过程中实践着很多的创新和摸索。妇女在技术的吸纳、应用中愿意进行多种尝试，对新技术的应用有着一种积极心态，不断对已有的技术进行改造和创新。郑桂莲（2007）发现抛秧技术推广过程，按常规，抛秧时手拿秧盘抛秧，妇女在在抛秧实践中进行了创新，用菜篮子装着秧子（一篮可以装 4盘秧苗）来抛秧，既减轻了重量又节省了时间，使抛秧技术在生产使用过程中更方便，效率更高。
　　（五）妇女在家里通常掌管理财事务，对于成本和支出比较敏感。妇女对于价格、成本更敏感、更关注。因此，妇女往往被认为比较“斤斤计较”、“小气”，不如男人爽快、大方。
　　
　　二、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性别差异
　　
　　男女两性农民在科技推广中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男女两性农户参与程度的差异
　　目前，我国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过程，农民在参与作用被低估了（高启杰，2004）这成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原因之一。何宇鹏(1995)对贵州研究发现，参加地膜玉米覆盖技术培训的妇女仅占12.5%，这一比例在甘肃、安徽为20%，农村妇女对技术服务和培训有强烈的需求但没有机会。王生凤、武夷山 ( 2001) 对甘肃的调查，妇女参与农业生产的比例达88.2%，37.3%的妇女从没接触过推广人员，比男性高出9个百分点，80.0%从未见过女推广人员，15.7%的农民明确表示喜欢女推广人员，妇女的倾向性更为明显。何竹明(2007)对浙江的研究表明，男性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是女性的17.92倍，女性参与应该得到进一步引导和利用。王万英（1999）
　　在科技培训时，村上通知的开会或培训主要由男人参加，即使该项活动主要是妇女承担。如1998年和1999年水稻旱育稀植推广中的插秧培训，80%~90%的插秧任务是妇女承担，60%~70%的培训参与者是男人，他们一般只能给妇女传达所教内容的20%~30%，最多能转达到一半，特别认真仔细的男人能转达2/3。
　　与男性相比，妇女虽然对农业科技推广的需求强烈、但参与度更低，女性在获取有关技术信息、培训和服务方面都明显要比男性少，妇女应用技术、丈夫参加培训是农业技术推广中的普遍现象，这不仅造成了推广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推广多过程中强化男女两性的性别差异，人为造成了两性不平衡发展。
　　（二）农业生产中的决策
　　男女两性在农业生产中的决策作用存在较大不同，表现为男女在种植业和养殖业中的作用不同。李小云（1993）调查显示，在种植业中，65%的决策由男性决定，35%由女性决定，而养殖业中资源分配决策中的性别差异趋于平衡。在种植业中，男性无论从参加咨询还是实际参与实验示范活动都明显多于女性，男性获得知识与信息的机会较多。相反，女性参加养殖业的培训和实际示范的次数都多于男性，对养殖业中的劳动力分配具有明显的支配作用。 即使在同一产业中，男女两性的决策对象也不同。男性对新品种、新技术的运用、土地利用等具有明显的支配决策作用，妇女对劳动力和资金的分配使用决策作用要大。
　　胡瑞法等（1998）研究表明，在农业生产决策中，男子仍是主要的生产决策者，妇女较少做出生产决策。妇女在农业生产决策中的作用受到一系列社会与经济因素的影响，如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妇女及其丈夫的职业等。耕地面积多、男劳动力以经营耕地为主、妇女年龄的增加，妇女进行生产决策的比例减小。如妇女做出生产计划与病虫害防治决策的比例，分别由男人务农时的28.8%和16.6%上升男人从事其它职业时的44.6%和33.9%。另外，男女两性在决策行为上存在差异。如妇女对农业生产投入的理性化程度低于男人。63.4%的男人与59.6%的妇女在病虫害将要在自己田里发生时进行决策，17%的妇女与14%的男人在病虫害已经发生时才进行防治。较大比例的妇女缺乏相应的知识，在选择防治时间时错过了最佳防治时期。4.5%的妇女与2.0%的男人在决定不进行防治时是因为考虑到农药有害健康，表明更多的妇女在施用农药时考虑到健康。
　　（三）获得科技信息及获得途径
　　秦红增(2005) 将农村妇女现代农业知识的习得方式概括为两类：一是非正式方式，即参与政府农业科技推广部门等组织的科技培训、推广项目，特点是具有组织性和群体性；二是不正式方式，包括人际交流网络和大众传播媒介，特点是分散性和个体性。农村妇女一般很少参加有组织性、群体性的科技培训活动，主要是她们的丈夫参加，然后丈夫再传授给她们，非正式方式实际上表现为不正式方式。农村男女性别差异表现为农村妇女在有组织性、群体性的非正式现代农业知识传播活动中的弱参与性。张凤路、刘雪春（2001）广大农村妇女缺乏必备的农业科学知识和应有的农业科技培训，其农事知识是基于多年的乡土经验，或从一起劳动的其它妇女或亲戚处获得，女农民获取信息或学习新技术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亲朋好友或有经验的人，而不是推广人员。男女农民对推广和信息内容的需求有明显差异，妇女对农业加工技术及营养卫生方面的信息需求和培训要求较男农民分别高14.3和22.8个百分点；而男农民对种植技术、市场信息的需求则高于妇女。（王生凤、武夷山，2001）。
　　（四）培训方式、培训时间安排
　　科技推广的方式包含了室内培训班、田间示范指导和现场会交流、电影、录像和电视活动等，科技培训方式、培训时间安排等直接影响推广效果。
　　培训是一种简捷、覆盖面大、见效快的方法。由于乡级技术部门的人员和经费都有限，以课堂教学形式的室内培训班多。这种培训方式每天时间被分割得零碎的妇女不适合。培训方式用课堂教学，发笔和笔记本，要求妇女做笔记，没有考虑到妇女不会写字、提笔忘字的特点。这种方式仍然是男性化的，参加者多数是男人，具体实施多是妇女，妇女是通过男性的二次传递才获得技术的，而二次传递的效率低，失误也多。

　　王生凤、武夷山（2001）调查发展，男女农民都喜欢的推广培训方式有三种：培训班(占调查总数的63.7%人)；试验、示范田的观摩、参观(58.7%)；电影、录像和电视（52.7%）；到外地参观学习是妇女喜爱的推广和培训方式之一(56.4%)，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她们走出家门，增长见识和自信。现场培训也深受农村妇女的欢迎。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只在教室讲解，妇女们很难理解和接受。在进行农业机械的技术推广中，技术人员将机械开进田间地头，开动机具先示范，然后指着具体的零部件讲解怎样调整，然后让现场妇女动手操作，这样直观生动地讲解，她们很快就掌握了所学技术。

　　（五）技术选择特点
　　由于妇女受生理因素的限制，倾向于劳动强度较低的农事劳动。因而，减轻妇女劳动强度、改善妇女的劳动条件、促进妇女发展的技术被称为具有性别属性的技术。李小云(2001)以山西运城引黄灌溉技术为例，说明某些技术具有明显的性别属性，并认为农村技术开发与推广中的性别不敏感是制约农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勇（1998）中小型农机具设计与推广项目在甘肃实践，证实了具有性别属性的技术在提高使用水土保持机具，增加农民收入，改善自然环境同时，还可减轻妇女劳动强度，深受妇女欢迎。如挖玉米根十有八九是女人干的活，玉米根又粗又深，挖时土地又干又硬，费时费力，是最重的农活。项目组研制出的旋耕机一小时就干手工十几天的活，旋过的土地既碎又平整，而且玉米根打碎后混合在土壤中，增加了土壤肥力，一举多得。旋耕机在秋收季节示范推广，在示范点上引起轰动，妇女们对该项技术的很乐意接受。从窖中提水费时也费力，也是妇女们的一项重要的家务劳动。项目组给各示范户配给了研制的手压水泵，大大减轻了农妇的家务劳动，取水时间比以前缩短了1/3，也轻松多了，饮用水的卫生情况也改善了，该项技术也深受妇女欢迎。
　　对农村妇女而言，由于缺乏适当的小型农业机械的支持，劳力和时间的消耗是其普遍面对的难题，尤其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在肥料运输、田地耕种方面用锄或锹等简单的农具进行费时费力的工作。张凤路、刘雪春（2001）研究表明，许多较费时的工作，如当地推广部门提倡的杂交种+地膜覆盖 技术无法推广，妇女倾向于劳动强度较低的农事劳动，对减轻劳动强度的价廉而又实用的小型农业机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六）组织化程度
　　妇联组织系统在农村是仅次于党政部门的完整组织体系，各村都设立妇女主任一职，妇联在农村妇女中的威信较高，被称为“娘家”。与男性相比，农村妇女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妇联系统在农村妇女中广泛开展“双学双比”、“绿色证书”等活动，旨在提高妇女的科技文化素质，促进农村妇女的发展，因而，提高妇女的科技文化素质是妇联议题之一。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得到妇联的支持和配合，促进妇女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推广效果会更好。
　　三、农业技术推广模式的选择
　　巴克斯特（1989）指出，“一个农业推广单位，如果不能提高农村妇女对农业的兴趣和积极性，它的工作效率将被削弱，这不仅因为妇女在农业中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因为在大多数社会中，妇女还代表着人口的多数”。农业女性化趋势的出现，科技推广体系的服务对象的改变，应充分认识到两性农民的性别差异对农业技术推广效果的影响，要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应对原有的技术推广的思路与方法进行调整与变革。农村妇女在推广中的低参与度，反映出目前的科技推广体系在推广理念、推广模式与方法、推广技术选择上与妇女的状况和偏好不相符，忽视了妇女群体的特性。男女农民在农业技术选择与科技信息获得途径上的性别差异，影响到农业技术推广模式与方法的选择。无论不发达地区或发达地区，提高农业科技推广过程中妇女的参与，是改进农业推广体系、提高科技推广效率的重要途径。
　　第一、根据服务对象调整推广计划和培训方案。农业科技推广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女性，在计划制订和培训方案中，针对女性在技术信息传播中的性别特点，采取女性愿意接受的方法和手段，促进妇女接受农业科技知识，提高致富技能。
　　第二，推广项目的选择与内容的更新。刘艳（1998）农村男性农民和女性农民的生理差异是最本质的性别差异，农业科技关注男女体力差别，与男性和其他家庭成员相比，农村妇女兼顾家务和农活，是工作负荷最重的群体。农业科技推广工作者在制定推广项目上应结合当地农民的实际需求特别是妇女需求，研究提供一些能够减轻妇女劳动强度，改善妇女劳动条件的技术。所提供的农业技术信息不仅限于大田生产，还应包含农业资源管理、产品市场化等多方面。
　　第三，推广目标的转变。现代意义的农业技术推广，不仅要推广知识或技术，促进农业生产的提高，更多强调的是农民行为的自愿性变革，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妇女的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有着基础性的社会经济意义。农业科技推广工作不仅要将妇女纳入到农业推广中的服务中来，而且应以妇女的科技素质的提高、妇女脱贫与发展作为科技推广工作的目标或推广绩效评定依据。针对农村妇女自卑、自我意识较差，自信心较低等特点，唤醒农村妇女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挖掘农村妇女的潜力，促进农村妇女的发展。
　　第四、推广模式的变革。以往的培训方式上很少针对妇女特点而设计，客观上限制了妇女的参与或有效吸纳。例如培训方式用课堂教学，要求妇女做笔记，这种方式是男性化的。科技推广过程中，应改变那种从男性角度出发，方便男性而给妇女带来不便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不能只要求妇女去适应。应针对妇女的特点对培训方式、时间或地点做一些改变，就能使妇女不再感到不便，就能使那些要照顾孩子的妇女也能参加培训等等。如电视、录像和收音机等现代化大众媒体是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喜欢的方式，各级政府和推广部门应重视利用这一媒体，增设或扩大有关农业科技知识的节目和内容，加大宣传的广度和力度。现场培训是妇女们所欢迎的一种培训方式，少一些课堂讲授，多一些现场指导，提高推广中妇女的参与，从而提高推广效率。
　　
　　参考文献:
　　1.郑桂莲.社会性别视角下的抛秧技术推广研究——东面村瑶族妇女为例. 2007.硕士论文
　　2.高启杰.论农业技术发展中的农民参与.古今农业. 2004，4
　　3.何宇鹏,将农村妇女进步纳入社会发展进程(主报告), 中国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农村妇女研究课题组,1995
　　4.王生凤、武夷山.农业推广和信息咨询应以妇女作为重要目标群体.科技导报.2001, 4
　　5.何竹明.农技推广应用中农户参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杭州、湖州两地调查的实证分析.硕士学位论文.2007
　　6.李小云、林志斌、刘永功.农业资源分配及农业推广中的妇女作用. 妇女研究论丛.1993,4
　　7.胡瑞法等.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决策行为及作用.农业经济问题 1998,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