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与中国农村研究

　　规模空前的农村调查
　　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请陈翰笙到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蔡元培亲自兼任研究所所长，放手让陈翰笙主持所的业务研究，并为他排除干扰，支持他开展社会调查。原先研究所仅二十来人，什么资料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陈翰笙认为，要办研究所，第一要有得力的研究人员；第二要有充足的文献资料。他不重资历，不凭关系，对愿意来干的青年，先经过一两个月试用，确实能干，就上报院部，正式聘用。不久，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等一批有能力、有气魄、热心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同时他想方设法筹措经费，用于社会调查和订阅大量报刊，还雇用了剪报人员。
　　中国地域广阔，陈翰笙选择江南、河北和岭南三个地区的农村做深入调查。他说，如果我们能彻底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就不难窥其梗概。
　　调查是从江苏无锡开始的，因为这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最快的地方典型。陈翰笙组织了一个45人的调查团，分四个组，由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和秦柳方分任组长。调查前先学习《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如地租理论等），精心设计调查方案和调查表格。从1929年 7月至10月，调查了无锡地区55个村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并对22个自然村，1204个农户，作挨户访谈，详细记录，发出40多种表格，获得2000多个数据。
　　1930年5月至8月，他组织了由66人组成的调查团，到河北保定这一自耕农最多而工商业不十分发达的地区进行调查，通过对 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1773个农户的详细调查，取得了大批第一手资料。
　　1933年月11月至1934年5月底，陈翰笙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调查，先后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了调查。并用一个半月时间在番禺的10个代表村中调查了1209个农户。同时还对50个县335个村进行了通信调查。
　　在这一期间，他于1929年夏还组织调查团赴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了解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和热河的农民如何为天灾人祸所逼而逃生至东北的情况，以了解北方农村经济，记录了大批农村“难民”的凄惨生活。
　　为了解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草地区的烟农生活，陈翰笙选定英美烟草公司这个国际托拉斯为典型，于1933年带领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的烟草种植区，对该公司在我国农村的剥削活动做了持续两年的实地调查。
　　陈翰笙曾回忆当年到农村作实地调查时的情况，工作是非常艰辛的，遇到过许多障碍，特别是农民对调查团存有怀疑，以为是地主绅士的“脚客”（即跑腿的）来了，担心来者不怀好意，是来抽丁加税的。有的农户闭门不见，有的农户把调查人员打骂出来。调查团常请村民们所尊敬的教书先生帮忙解释，有时还要对“地保”进行拉拢。总之，想方设法消除农民的疑虑，以了解到确凿可靠的情况。
　　1933年，陈翰笙与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会员曾超过五百人。陈翰笙被推选为理事会主席，吴觉农为常务副主席。研究会继续开展农村调查，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蔡元培题写刊名，薛暮桥担任主编，钱俊瑞撰写发刊词），登载了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
　　曾经载入史册的重大贡献
　　陈翰笙所主持的历时六年的中国农村调查，运用了社会学的调查统计方法，并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获得了大量数据，掌握了真实情况，通过缜密分析，对我国社会的性质做出了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回答：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陈翰笙身为农村调查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不但尽力参加调查，而且亲自撰写了许多调查报告和研究论著（其中有些著作是在国外用英文写成的）。诸如：1929年的《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与地主》；1930年的《关于保定农村调查的一些认识》、《山西的农田价格》、《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难民的东北流亡》、《中国的田地问题》；1931年的《工业化与无锡的农村副业》、《中国的农村研究》；1932年的《崩溃中的关中的小农经济》、《破产中的汉中的贫农》；1933年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序、《破产中的关中贫农》；1934年的《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广东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农村生产力》；1936年的《中国南方农业问题》；1940年的《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1年的《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目前的中国农村》；1942年的《利贷资本与手工业》；1943年的《广西工业的前途》；1944年的《如何走上工业化的正轨》；1945年的《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1946年的《中国五大独占集团》；1948年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等等。这些论著用大量资料证明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中国的土地制度必须改革，以及中国如何工业化等。陈翰笙的大量论著在国内、国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5年9月28日，在庆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祝陈翰笙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的会议上，胡绳同志的讲话题目是：“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严谨的社会科学家”，他说：“30年代初还是中国革命的苦难时期，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冲突达到非常激烈程度，与这政治形势相联系的中国学术界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陈翰笙同志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特别着重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他深深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对农村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1933年创办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团结和培育了一批研究工作者，当年参加研究会的许多同志，后来成为我党的理论工作和经济工作的骨干，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诚如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所说：“我是陈翰老的学生，我和孙冶方、钱俊瑞、秦柳方、陈洪进很多同志都是在陈翰老的指引下研究农村经济问题，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胡绳主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专门提到了陈翰笙的农村调查工作：“1929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在六年时间内，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1933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2005年第二次印刷，第103页。）
　　晚年的两项后续工作
　　1972年，陈翰笙从干校回到北京。当时他已年逾75岁，因患青光眼未得及时治疗而双眼几近失明。然而，为追回被“文革”耽误了的时间，他精神焕发，分秒必争，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承担了许多学术任务，如接替吴晗担任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任北大兼职教授指导研究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是农业经济、南亚、世界历史和社会科学情报四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等等。与此同时，他继过去的中国农村调查，又完成了以下两项重头工作：
　　（一）主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 经过“文革”十年浩劫，解放前研讨农村经济问题的许多旧著已很难找到，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陈翰笙提出建议：应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