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
21世纪在日益临近。21世纪的前30年里,世界的、尤其是中国的粮食供求状况怎样,特别令人关注,已经有许多学者和经济界人士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还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尽管猜测总是带有很大的假想成分,但那些悲观的论断似乎最能引起新闻媒介的注意,一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1993年末,我国南方粮价一度上涨,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关于“中国人能不能养活自己”的争论持续了好几年。
我国总体上人多地少,农业后备资源不足,许多地方种粮的比较利益偏低。多年来,不少传统的粮食输出省转而成为输入省,南粮北调已经成为历史。我国经济学界的普遍认识是：由于我国农业资源的特点,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的粮食供应将处于紧平衡状态,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始终不能掉以轻心。这也是本项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出现了买方市场,粮食也随着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过剩,这场争论留给中国人民许多的话题。现在回过头来,冷静地分析我国21世纪初粮食安全的国际环境,对国人会有很大的益处。在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时候,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一、近中期世界粮食产量的估测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粮食生产的增长快于人口的增长。1950年,世界人口是24.86亿,粮食总产量是6.89亿吨。1997年,世界人口达到了58亿,人口同1950年相比增加了1.31倍；粮食总产量上升到20.96亿吨,增加了1.96倍。在近半个世纪里,世界人均的粮食占有量从277公斤增加到358公斤；同期肉类增长达4.28倍,人均占有量从16.3公斤上升到37公斤。世界食物供应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
许多人对世界未来食物供应状况的忧虑,主要出自对未来食物需求趋势的估计。对需求起决定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人口增长和收入提高。据估计,在2025年左右世界人口将达到85亿,其中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将从1985年的75%上升到83%。与此同时,城市人口将迅速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将从现在的31%增加到57%。一些学者认为,由于人口 (特别是城市人口) 的增长,收入的提高,全世界食物供给量要从现在的基础上增加一倍才能满足需求。(一) 国外学者的三种估计国外对世界未来粮食生产的前景,不同的预测很多,结果也很不相同。现在对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
第一种被称做“常规派” ,他们的人数不少。他们认为,在过去的40年里,粮食产量的增长主要靠三个因素：扩大耕种面积,改进土地利用 (主要是扩大灌溉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土地开垦逐步向条件较差的地区转移,进行灌溉的难度增大,一些投入物的报酬率开始下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今后增产粮食主要应当依靠现有耕地来提高单产,同时不损害生态环境,为此必须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粮食供给主要是国内的问题,国际贸易所起的作用很有限。世界谷物产量要从1990年代初期的19亿吨增加到将来的38亿吨,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要使人口的增长率与生产的增长率相协调；而生产增长的关键则是加强科研以及进行开发性生产。第二种是“乐观派”。世界银行国际经济部高级经济师 D. O. 米切尔和 M. D. 英科就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指出,从食品的实际价格、卡路里消费水平和人均食物占有量等指标看,世界的食物供应状况1990年代好于1960年代。食物的实际价格在一个世纪长的时间里,大体呈下降的趋势。在过去的20多年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卡路里摄入量上升了27%。他们对2010年作了预测,并且假定人口增长率从1994年的1.74%下降到2010年的1.4%,而食物增长可保持每年1.8%到2.2%的速度。到2010年,全世界谷物的生产量可达到26亿吨,全球粮食的供应将足以应付需求的增长。不过,发展中国家的粮食进口可能要以每年4%的速度上升,但发达国家的生产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其需求。 第三种是以世界观察研究所 L. 布朗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主要依据是资源退化,世界粮食增产的速度从过去的每年3%下降到近十年来的1%,认为草地的使用已经超过了合理限度,而鱼的产量已经“达到了生物再生产的极限”。所以,食物的三大来源——作物、畜牧和渔业,只剩下改进土地的生产率一条了。在这方面,又受到以下六个方面的限制：未使用的农业技术储备减少；人的需求主要将转向畜产品和渔产品；水资源限制；许多国家的肥料报酬率在下降；土地面积因工业化而减少；因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而“造成社会分裂”,削弱了政府对食物生产的努力。他们估计,到下21世纪,粮食供求形势可能更加趋紧；到2030年,世界对进口谷物的需求量将超过实际可供应量5.26亿吨。布朗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前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且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当中国持续地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时,它的粮食匮乏将成为世界性的匮乏；它的耕地及灌溉用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性的短缺……”其轰动效应为世人所知。不管他们的本意如何,这个论断传递的信息是：中国在21世纪将成为世界的沉重负担。这种缺乏根据的论断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不满。他的观点受到许多经济学家 (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在内) 的批评。他们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粮食生产的潜力仍然是很大的,与布朗描绘的那种暗淡的情景相去甚远。美国有些经济学家嘲笑布朗说,他过去的许多悲观预言“没有一个被证明是对的”。以上三种预测有一个共同的论点：他们都认为世界粮食增产的潜力主要在发达国家和原来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这种观点多少包含着对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偏见。正如我国的中低产地区存在巨大的粮食增产潜力一样,在世界范围内,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增产潜力十分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单产比我国低很多,其中一大部分土地有良好的自然环境及生产设施,只要条件具备,没有理由认为那些国家的土地永远只能象现在这样低产。从农业后备资源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潜力更是不可低估。例如,无论在耕地潜力和单产潜力方面,巴西、阿根廷,以及许多非洲国家都有很大的潜力。即使土地相对紧缺的东南亚国家,也是如此 (参见专题报告1)。从表1可以看出,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里,世界粮食总产量增长了大约30%,发达国家由于控制生产粮食产量停滞不前,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对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表 1. 1979-1997 年间世界谷物总产量的变化 (万吨)(二) 拨开世界粮食产量“停滞”的迷雾国内外还存在一种流行的说法,即世界贸易量多年来一直在2亿多吨的水平上徘徊,所以,只要中国的进口一增加,世界就会闹粮荒,世界粮价就会猛涨。因此中国潜在的进口需求对世界构成了一种威胁。这是对世界粮食生产状况和潜力似是而非的估计,必须予以澄清。
关于世界粮食生产在近十年多里增长速度减慢,“悲观派”罗列了一些现象,坚持说中国“会使世界挨饿”,貌似客观地引证了许多数据,但仍然经不起仔细的推敲。这反倒促使我们冷静地思考：那些在中国粮食进口问题上制造奇谈怪论的人,目的到底是什么？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的前景果真是那么暗淡吗？这很值得我们仔细研讨一番。
只需浏览一下粮农组织历年的年鉴和其他出版物,就很清楚,世界的粮食产量是在不断增长的,世界粮食贸易量也呈上升之势 (见表1、表2),世界的粮价基本上是平稳的 (见下文及表6)。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世界粮食进口的头号大国并不是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而是1亿多人口的日本。在布朗报告发表前的3年里 (1992-1994),韩国粮食净进口量共计3370万吨,而中国只有1200万吨；也就是说,当时占世界粮食进口量第二的,是不及中国人口4%的韩国！苏联在解体之前,在1972-1991年的20年里,它都是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粮食净进口量累积达到5.26亿吨,平均每年净进口量为2632万吨,最多的一年达到4140万吨,那时它的人口也只有中国的1／4而已。表 2. 1980-1996 年间世界谷物的贸易量 (万吨)注1) 这些是粮食产量超过500万吨的国家,即越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缅甸,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尼泊尔,叙利亚,伊朗,土耳其。2) 指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3) 指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4) 法国,德国(包括统一前的原东德),丹麦,意大利,西班牙,英国。5) 指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生产年鉴中国耕地的复种指数为1.5,而发达国家由于进行轮作和休耕,平均起来耕地一年还种不到一季,即复种指数小于1。据报道,美国因实施“保护计划”而闲置的耕地有3800万英亩 (合1520万公顷),占总面积的比例约10%,欧盟近年来休耕土地约占12%。以此推论,美国和欧盟的“复种指数”都小于1,大致都在0.88-0.90的水平上。发达国家的耕地负担本来就比较轻,这些国家在考虑“土壤保护”和“农业持续发展”,并非那里已经发生了地力衰退的严重危机。总之,发达国家耕地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近年来,美国和欧盟国家的农业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农场主将比较能够自主地种植粮食 (见下文)。1996年美国通过的农业法,取消了控制生产的农产品计划。据美国农业部1996年数字,1996/97年度小麦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就扩大到2920万公顷和3232万公顷,分别比上一年度一下子增加了5.6%和13%。1998年,美国的玉米播种面积达到3270万公顷,产量2.48亿吨,人均占有量达到930公斤；其中约有3／4用于出口。美国还有列入“保护储备计划”的土地1456万公顷 (另一种估计为2600万公顷)。如果考虑到科技等其他因素,美国生产的潜力决不是布朗所说“仅能为世界粮食增加1.6%”。例证之二：谷物单产。世界粮食增产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单产,在这方面的潜力更大。解体前的苏联,较好的年景可收获粮食2亿吨。由于俄罗斯政府搞“休克疗法”,粮食连年减产,其减产幅度比卫国战争还要大。究其原因,一是部分耕地荒芜,二是单产下降。俄罗斯目前的农业经历着痛苦的过程,但它的资源总量——无论是土地、淡水和能源,都预示着巨大的潜力。包括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匈牙利等在内的“经济转轨国家”的潜力也决不可低估。在苏联时期,俄罗斯的粮食单产大体是乌克兰的一半；哈萨克斯坦则更低,只有乌克兰的1／3。乌克兰以黑土带而驰名世界,即使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单产也不算高 (见表 5 )。乌克兰及原来的沙皇俄国,都是粮食的重要出口国。在世界粮食市场的驱动下,在21世纪,部分独联体国家极有可能恢复其粮食出口国的重要地位。中国的单产在发展中国家处于领先水平,其中,小麦的单产约为美国的1.3倍。表 5 的数字告诉我们,中国在过去的27年里,谷物单产年平均增长3.67%,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2%左右,有的国家只有1.2%或更低,甚至停滞不前。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就可以认为是常规农业技术的潜力。假定非洲国家在未来的20年到30年里,哪怕只是采用中国1975年前后的农业技术,把粮食的单产提高到每公顷1920公斤 (即中国1975年单产水平的3／4左右),技术上不会有任何困难。这样,以非洲国家预计的谷物播种面积计算,粮食产量可以增加2.4倍,即从当前的约0.95亿吨上升到3.23亿吨。根据粮农组织预测,亚、非、拉美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总产量可从1993年的9.88亿吨增加到2010年的13.14亿吨。科技进步对粮食供给的影响难以准确地估计。以上所说的,都是在假定今后30年里农业科技“没有任何重大突破”的情况下作出的 (即只采用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技术),因而可以认为是最低限度的增长。低产地区只需利用现有最普通的、成熟的常规技术,就可以较大幅度地增产粮食,更不用说高新技术在未来20-30年里使农业产量出现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实际上,发达国家在粮食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农业科研的重点早已不是“追求增产”的技术,而转向环境的保护和质量的提高上了。他们鼓励的是减少农业物质投入,控制肥料和农药的使用,推广免耕法等等。这既是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农业单产增长不快的原因,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更多的实用高产技术的原因。
表 5.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谷物单产的变化 (公斤／公顷)
二、世界粮食价格的变化趋势
(一) 世界的粮食价格与市场机制粮食价格走势是粮食供求状况变化的轨迹。粮食作为一种较特殊的商品,
几乎在每个国家粮食市场都受政府或多或少的干预,因为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希望保持国内价格的稳定。
但是,在世界粮食市场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控制作用都是有限的。因此,世界粮食市场十分接近于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市场”,对此,很多人可能都是未曾料想到的。在世界市场上,生产国对粮价的反应是相当灵敏的。就从1970年代以来的历史看,每次较大幅度的粮食涨价,接着都有生产量的较大提高,随后就是价格的相对稳定甚至下降。观察世界粮食价格变动的长期趋势,我们发现,世界范围的粮价波动竟然比许多国家都小 (如前所说,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力图维持国内市场价格的稳定)。对此情形,很多人可能是未曾料想到的。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表明,从1970年代世界性的粮食危机以来,粮价并没有象某些人当时预言的那样会“无休止地直线上升”，而是相对平稳的 (表6)。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追求粮食供需的绝对平衡,因为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在世界范围内,更是没有人会这样去做。如前所说,世界市场十分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在粮食供大于求时,粮价趋于下降,价格下跌使生产无利可图,致使产量逐步回落。但是,产量不会无限萎缩；产量下降到某个时候,粮食的需求将超过供给。粮食供不应求就将驱动粮价上升,但粮价也不会无休止地上升。较高的价格会促使生产者竞相扩大生产能力 (价格信号对生产者“有利”),同时促使消费者约束消费或采用替代品 (价格信号对消费者“不利”)。由于这二者的共同作用,每一次粮食的短缺都促使各国调整生产结构,引起科学技术 (增产技术和节约技术) 的改进,推动各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促使粮食消费合理化,结果是重新达到供需的大体平衡,粮价逐步回落。在世界贸易更加趋向于自由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表 6. 近30年来世界小麦1) 产量对价格的反应 (万吨,美元)(二) 影响世界粮食价格的因素世界粮食价格的长期趋势是比较平稳的,因为世界所有国家同时遭受大灾的概率几乎为零。一些国家的歉收往往被另一些国家的丰收所弥补。作为一个整体,世界粮食产量的波动应当小于任何单一国家的产量波动。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首先关心的是短期内世界粮价的较大波动。导致这种波动的基本原因是供求的短期失衡,人为因素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影响世界粮食价格的因素方面,我们看到有以下特点
1. 世界粮食生产和运销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北半球和南半球的生产季节正好是连接的。在当今世界,粮食的主要出口国集中在北半球,其粮食的丰歉状况对于世界粮食价格的影响较大；南半球的粮食产量比较小,其丰歉状况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力相对地也较弱；2. 经验告诉我们,世界粮食价格的短期波动与全球总产量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其原因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大都采取储备、进出口、补贴等干预措施平抑市场价格,而在世界范围内却办不到。粮食的出口大国或进口大国各自的粮食产需状况对世界粮价影响较大,都可以引起短期的激烈波动；3. 迄今为止,世界的粮食市场总体上是卖方市场。世界的粮食价格主要受粮食出口国 (特别是出口大国) 的影响。粮食出口国的数量较少,它们可供出口的数量也受天气的很大影响。因此,世界粮食市场容易受经济发达的粮食出口大国所操纵。但是,在粮食过剩的年份,也出现过买方市场；4. 然而,粮食贸易毕竟是一种商业行为,并且多数情况下是买卖双方互利的。粮食的特点是消费弹性小,体积大,易损耗,运输和储藏的费用较大。出口国粮库爆满,对它来说也决不是什么好事。若出现买方市场,进口国反而掌握着主动权；5. 世界粮食市场上也存在商业投机。由于这种投机性,正常的价格波动 (即仅仅由于供给量的变化而引起的价格波动) 往往会被放大许多。假若某国家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进口或出口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或“不透明”的,其投机性的买卖就会助长世界粮价的大幅度波动。突然的大量抛售会使粮价迅速跌落,大量的购买则会导致粮价的猛涨。但是,这种投机是一种风险很高的“博弈”，得利的概率不大,还容易损害自身的商业信誉；6. 粮食储备是平抑价格大幅度波动的一种补充粮源。在一个国家里,政府通过粮食缓冲储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平抑粮价的剧烈波动。投向粮食储备的费用,就是为了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程度的预付成本。但是,在国际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为“全人类利益”进行大规模的缓冲储备；从1970年代世界性粮食危机到20世纪末,世界的人口从40亿增加到近60亿,世界粮价的变化时起时伏,但总的说来属于正常的范围,并未出现无节制的上涨。世界银行指出,“世界粮食价格相对于总消费品价格而言,在历史上总是长期地下降”。正如表6 所表明的,用不变美元计算,无论是小麦、大米和玉米,其价格都呈下降的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里,世界的粮价不会明显上涨。价格的平稳反映着粮食供需的平衡。在这里,必须再一次强调：这里所说的供需平衡,指的是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平衡。总之,从长远来看,只要不发生大范围的战争或主要出口国的特大灾害,世界粮价的总趋势仍将是平稳或有所下降。这里有许多原因,而基本原因是本节开始时所说的供需平衡的市场机制。任何一个国家 (即使是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 要干预这个市场,都承担不起这笔费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粮食主要出口国更感到所谓“粮食武器”难以奏效。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促使许多国家在农业政策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三、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
(一) 美国1996年农业法发出的信息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差不多每5年就要通过一个新的农业法。现在实行的农业法是从1995年3月开始进行修改的,预定在当年秋季由国会辩论通过。但是由于多种原因,一直拖延到1996年3月底才获得国会的通过,名为《1996年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新农业法放弃了60多年来政府的价格和收入支持政策,表明美国农业政策正经历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转折。在1996至2002年的7年过渡期之后,美国的农场主们将完全“自由地”面向世界市场。
引人瞩目的是,新农业法取消了实施多年的“农产品计划”及其为农场主提供的多种补贴。为了缓解矛盾,新农业法确定了向农场主提供为期7年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最终在2002年彻底取消补贴。从1996年开始的7年里,计划所需的“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总计为356.26亿美元,各年度数额不尽相同；1998年达到最高峰,为58亿美元,最低的2002年为40亿美元 。新农业法规定：补贴数额将不再同市场价格挂钩,取消土地休耕计划,农场主可以在合同面积范围内“完全自由地”安排作物种植面积,而不影响获得补贴的数额 (仅水果和蔬菜等有某些限制)。美国通过新农业法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减少国内财政赤字,但实际上是力图维护其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的“霸主”地位。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欧共体通过对农业的大力扶持和补贴,逐渐成为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国,变成美国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另一方面,日本等国严格限制某些农产品 (特别是大米) 从美国的进口,成为日美贸易磨擦的重要部分。在1980年代,由于美元升值,美国农产品出口减少,它在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份额从多年的1／3以上下降到某些年份的不足1／5。美国国内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而农产品过剩每年都要消耗上百亿美元,政府不得不大力推行其“出口促进计划”，要求各贸易方减少补贴。旷日持久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在1994年达成协议,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是大势所趋,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以什么样的速度开放。美国政府相信,只要各贸易方遵守诺言,特别是日本、韩国等国家开放农产品市场,欧盟国家削减农业补贴,实现包括农产品在内的贸易自由化,美国农业就可以在世界市场上赢得更大的份额。由于1996年农业法已经放开了种植面积,加上有几年世界谷物库存下降到安全线以下 (参见前面注2), 粮价持续攀升,大大刺激了美国的农场主。美国1994年玉米空前丰收,农场主每公斤所得价格仅为8.9美分；可是到1996年5月,价格就上升到18.1美分,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1995年玉米成交价已高达20.7美分,4个月里价格上涨了40%。美国的谷物农场主们为此而兴高采烈,但是养牛的农场主却愁眉不展,一方面是因为牛肉价格下跌,而饲料价格上涨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二) 欧盟农业政策的调整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 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农民得到“公平”的收入,稳定农产品市场,保证农产品的充分供应,保持合理的消费者价格。但在执行过程中,这些目标是很难协调好的。主要的问题有
1. 农产品严重过剩。欧盟的粮食、牛奶、油料等的总自给率达120%。农民收入增长较慢,许多国家的农业收入连续下降,其中1991年下降2.5%；2. 农业开支过大。预算用于农业的开支持续增加,主要用于剩余农产品的处理,特别是出口补贴。1992年,在其他开支增加的情况下,用于农业的经费仍占预算支出的58%。1990年代前半期,欧盟用于农业方面的费用,每年都约为350亿埃居 ；3. 各国农民从共同农业政策中受益不均。据报道,农业开支的80%落到了20%的农民 (特别是大农场) 手里,而消费者和纳税人并未从中获益。在欧盟12国期间,只有意大利、希腊、荷兰和西班牙的农业收入增长 FAO: Agriculture: Towards 2010. 1993IFPRI: Population and food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Meeting future food demand of an increasing population. 1995,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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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6年6月我国公布土地面积为20亿亩,即1.33亿公顷。若按照此较大的数字，单产理应有所调整,但这里仍按粮农组织的数字；估计数可能偏高了,但是总产量基本上是可信的。
1986-1988年间,世界谷物结转库存占谷物消费量的比例分别高达26%、27%和24%；1989和1990年回落到比较正常的水平,即18%；但是1991年又上升到20%。根据粮农组织的研究,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所需的结转库存占消费量的17-18% (可参阅厉为民等:《世界粮食安全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
美国通过政府农业计划的补贴在许多年度都超过100亿美元。另据“经合组织”的资料,美国1989年各种农业补贴的总额为672亿美元。
ecu, 即欧洲货币单位, 1996年10月约合1.2美元，1999年改为欧元。
这个休耕面积的比例并非是固定的,可随世界市场状况而变动。另外,20公顷以下的小型谷物农场不受休耕限制。
见1997年1月26日香港《大公报》文《巨人的泥足》。
见农业部:《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96》,中国农业出版社, 159页。
见1979年7月31日《人民日报》刘振邦的文章：《改变传统的农业观念，走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道路》。他在198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重申了这个观点。
1987-1996年,日本人均进口谷物220公斤,荷兰人均约240公斤。但是荷兰的“进”是为了更多的“出”, 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出口国,而日本则是世界最大的农业进口国。因此,不在乎粮食进口的规模多大,关键是看进口粮食做什么用。
[10] 引自胡鞍钢、陈锡康:《21世纪中国粮食与农业发展战略的基本选择》,1997年
[11] 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美国的RAND公司、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等,认为在2010-2025年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接近或超过美国(转引自阎学通：《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第50-51页)；英国着名学者 A. Madison 也认为,中国在2025年左右将超过美国,成为地球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德国《世界报》1998年10月30日)。
[12] 这里所说的库存量和费用只涉及小麦和玉米两种谷物,未包括高粱等其他饲用谷物和大米。数字引自美国农业部 ERS:《1990年农业立法的背景材料》(英文版)。
[13] 本文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口径,不包括水产品、林产品和部分园艺产品(如花卉和观赏植物等)。
[14] 显性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 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值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 (Ei / Et) 与世界该类商品出口值占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Wi / Wt) 之比率。如果这个比率大于_1,则说明该国此种商品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反之,如果小于_1,则说明该国此种商品没有显性比较优势。这是衡量比较优势的方法之一。这个方法未必是最科学或最可靠的,但是它便于计算,也比较实用,其结果作为国际间比较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
[15] 农业科研强度(agricultural research intensity, ARI)指公共部门用于农业研究的经费占农业GDP的比例。1980年代,30个低收入的欠发达国家用于农业科研的经费占农业GDP的0.65%,发达国家的这个比例高达2%_以上。当时世界银行就提出,低收入国家要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改善粮食安全状况,应努力在1990年前后使ARI从当时的水平提高到1%_左右。
[16] 参见《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
[17] 人民日报:《构筑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大厦》, 1996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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