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反思
关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选举制度更加完善，权力竞争更加公开化和透明化，与此相适应的政党政治活动的范围和基础也更加广泛。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一直鼓吹资本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和普世性，尤其是东欧剧变之后，西方一些学者（以日裔美籍学者福山为代表）得出了“历史的终结”的结论。福山认为，在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中由于自由主义民主解决了人类所有真正的重大问题，“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历史因此到达终点。
而有的人则更为直接地将普世价值与西方民主画等号。如1999年印度籍哈佛大学教授阿玛蒂亚•森在1999年美国《民主》杂志第3期上发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主政治是普世价值”的论断，认为“民主政治的普世性就像善行一样，是没有边界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和“非西方”文明的分析中，实质上把西方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而非西方文明则意味着权威主义或专制主义。
与此相对的是，西方诸多学者从未停止过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判，如马尔库塞就对资本主义民主程序进行过批判。他说：因为赞同法西斯制度(而且可以说是真正赞同这样一种制度）也可能符合民主程序。戴维•赫尔德在其所写的《民主的模式》一书中也指出了自由主义民主并不是唯一的民主模式。英国学者拉尔夫•密利本德在其《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并不是它制度和所有其他统治制度一样，历来需要并且目前更其需要遏制来自下层的压力”。德国学者马丁在其《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更是对资本主义民主扩张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深入分析。戴维•施韦卡特在《反资本主义》一书中认为，资本主义民主选举是让“财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提高让正式的民主程序反映有钱人利益的可能性”。此外，罗伯特•赖克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开始分道扬镳》(《科学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艾伦•梅克森斯•伍德的《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重庆出版社，2007年）都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在我国，近年来学术界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从相互比较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差别。其主要代表作如阳黔花的《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思想理论教育》，2010年第11期）。二是分析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揭示了其选举过程往往被金钱、资本所操纵和控制的现实，如林红的《试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多数规则及其困境》（《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三是对资本主义民主输出及其所造成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如罗艳华的《美国输出民主的历史与现实》（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四是对资本主义民主发展趋势进行分析，认为资本主义民主越来越表现出了它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也为民主政治走向更高历史阶段准备了条件，如宋惠昌的《论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几个关系》(《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等。
笔者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虽然第一次以完备的制度形态将民主化、法治化纳入人类政治发展的轨道，但必须看到的是，这并不能掩盖它的局限性。为此，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分析：一是分析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不相兼容的现实，这有利于从更深层次上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以及其民主虚假性的本质和根源。二是结合近年来尤其是欧美金融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分析其具体运作中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进一步展现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局限性。三是分析近年来美国为民主输出而在伊拉克、阿富汗发动战争，以及在利比亚、叙利亚、波兰等地推动颜色革命所造成的后果，以此进一步说明资本主义的民主并不具有普世性。
一、“民主政治”与“经济自由”变得越发不相兼容
关于“民主政治”与“经济自由”的关系，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他所写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经济上的自由与民主政治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他进一步指出：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表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的经济活动。”他认为竞争性资本主义才是最好的制度。“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但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来看，弗里德曼的观点却显然是错误的，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变得愈发不相兼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它所彰显的是资本的力量，而民主所要彰显的是民众的力量。它在承认人民拥有主权、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按多数人的意志裁决程序行使政治决定权的统治形式和政权组织形式，是维护人民大众的利益的一种有效方式。可是，由于大众的力量是分散的，这种分散的力量是难以与资本的力量相抗衡的，因为资本家可以“把资本力量扩张到经济系统之外，用于支配国家权力，支配意识形态，从而使全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
更进一步地说，民主的主要功能在于民主能够对权力进行制约，并使权力受控于公众的意见。它与专制政治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在专制政治下，统治者可以对其行为不负任何责任，而在民主政治下，统治者必须就其行为对人民负责。因此，在民主制度条件下，社会大众可以以民主的形式联合起来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也就是说，民主本来就应具有维护社会大众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基本职能，但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社会结构中，民主的这一功能却难以得到有效发挥。正如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权力已经扩展到了‘民主’远不能对之进行控制的程度；无论是作为一套制度还是一种观念，自由主义民主都不是被用作将其影响延伸到那种不能控制的程度。罗伯特•赖克也指出：“民主的初衷是让公民以建设性方式解决这些问题。然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有效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消极副作用。资本主义的作用是做大经济蛋糕，仅此而已。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山姆•韦伯更是明确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并没有足够力量对国家的现状加以改变”。正因为如此，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社会大众所打出了诸多不满的口号：“99%为1%服务”“还权于人民”“权利是属于人民的不是公司的”“不要再以民主的名义犯罪！”“美国公民团结起来，反对贪婪和纵容贪婪的政治家！”这些口号不仅反映了民众对当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满，而且也反映了当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现实困境。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建立在理想化的“市场”概念之上的“经济自由”，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宣称的“民主政治”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民主政治”由于受制于资本权力并不能带来社会的“正义”，民主也不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或“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以所谓的“自由”来限制“民主”。也就是说，以资本的“自由”来限制社会大众争取平等、争取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由此也“阻断了国家权力回归到人民手中的途径”。
二、钱权交易大行其道，民主政治运作走样变形
当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多党竞争的政党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不同政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执政党、在野党（或叫反对党）共同构成了西方民主政治运作的图画。西方政治思想家认为，通过这种政党博弈不仅可以起到制约权力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保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正如美国政治学者李普塞特所概括的：一种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保护其国家不受公民不满引起的破坏：抱怨和攻击针对的是那批仍在其位、仍谋其政的官员，而不是整个制度。
由此看来，在资本主义政治运作中，竞选成为政党谋取政权的重要手段。或者说，竞选是政党通往权力巅峰的阶梯。但在目前的西方民主政治中，任何一个政党（政治家）要想上台，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撑，因为参加竞选的政党（政治家）在竞选中不仅要设立庞大的竞选机构，而且还要利用广播、电视等媒体加以宣传。不仅如此，在媒体日益发达并日渐主导选举的情况下，选举费用也呈现出节节攀升的态势。“1860年，林肯被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只用了10万美元，到1960年，10万美元只能让总统候选人在电视镜头上露面30分钟，而2012年，这一数字只够罗姆尼为赢得佛罗里达一个州初选造势时每曰广告开销的十分之一。
一般来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候选人本人及其家族；二是公民个人的捐款；三是公司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捐款；四是本党资助；五是政府补助。在上述5个来源中，公司和富有人的个人捐款（美国政治术语把富有捐款者称为“肥猫”）历来是候选人竞选费用的主要来源。以美国为例，“2008年金融、保险、房地产行业相关的个人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actioncommittee)给政客们的捐款高达4.63亿美元，其51%给了民主党，49%给了共和党。同一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从这个渠道获得的资金比任何其他渠道都多——除了诉讼律师这个群体之外。奥巴马从金融行业的捐助者那里获得了3760万美元”。当然，这些捐款都是要得到回报的，即政府通过“税收减免措施、规则和决议来换取选举捐款、竞选帮助、工作以及其他的好处等等”。“金钱选举’公开化使富人可通过手中的金钱来控制总统选举从而控制美国，具体表现为大资产者通过向候选人捐款来影响选举结果和政府政策，以谋求私利。从这方面来看，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尽管表面上看权力的获取仍然要经过公开竞选来进行，但站在背后的却是一大批拥有资金实力的金融资本家，政治运作表面上的“民主”与背后的权钱交易形成鲜明对照，形式的民主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堕落为“反民主”。
金钱不仅操纵着选举，同样也影响着政府人员的构成，具体表现为金融寡头派代理人或亲自出马担任政府要职。例如，美国金融寡头洛克菲勒就曾亲自出任过美国副总统，其所掌控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有三位高级官员曾在美国政府中担任国务卿一职：一是腊斯克（DeanRusk)，他曾担任杜鲁门政府的副国务卿和约翰逊政府的国务卿。二是杜勒斯(JohnFosterDulles)，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位置上退下来之后，曾担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三是赛勒斯•万斯（CyrusVance)，他也同样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长的岗位上卸任后，走马上任当上了卡特政府的国务卿。在布什政府成员中，大都是百万富翁。“据美联社记者乔纳森•萨伦特统计，大多数内阁成员净资产至少达6位数，许多人还是大公司的股东。如商务部长唐纳德•埃文斯在从事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汤姆•布朗公司拥有价值500—2500万美元的优先认股权；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曾任美铝公司首席执行官，同时拥有该公司500—2500万美元的优先认股权。同样，奥巴马政府成员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在原政府内阁的10个人中有8个是百万富翁，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个人资产净值达3100万美元，是内阁成员中最富有的。紧随其后的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威廉•戴利（2800万美元）。2010年，希拉里、戴利、前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和奥巴马在摩根大通银行的私人账户总额超过了5000万美元。除此之外，在奥巴马政府其他人员中，如白宫社交秘书迪泽尔•罗杰斯2008年的个人收入也达到180万美元。他不仅领白宫工资，而且还在两家天然气公司和全美最大的私人商业保险商好事达公司任职，并担任美国最大出租公寓经营者“公平住屋信托”的董事。奥巴马的高级顾问戴维•阿克塞尔罗德个人资产至少有380万美元。他从1985年开始经营一家政治咨询公司，因为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这家公司市值不断升高。
三、福利资本主义进退维谷，政治妥协难以实现
政治市场理论认为，在竞争性的民主社会里，政党（政治家）和选民是政治市场上的两个行为主体，民众和政党（政治家）的关系就像消费者与企业的关系一样，政党（政治家）是政策的供给者，民众则是政策的消费者。民众用自己的选票或者以其他方式来购买政党的政策，表示对政党的支持，而政党要获得民众的支持或取得民众的选票就必须满足民众的要求，并在上台执政以后，兑现自己对民众的政策承诺。从这方面来看，在西方民主选举的过程中，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政治交易。在这种交易中，政党（政治家）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某种真理或者理想，而是为了赢得选举。同样作为选民来说，他们的目标也是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即政党（政治家）当选以后能给自己带来的实际利益，属于典型的“福利选民”。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政治家）为了获得更多的选票，就会极力迎合选民，甚至开出诸多不切实际的承诺。
此外，从选民的利益诉求来看，由于选民是由不同阶级阶层的人所组成，选民利益诉求包括不同的层次，因而利益诉求又呈现出多样性的特征。如对社会大众来说，其利益诉求可能表现为要求更加充分的就业和更好的社会福利，而对于富有的人来说，其利益诉求可能更渴望国家税收的减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每一次的大选中，候选人只好在已经很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减免税收，并且一旦竞选人当选，又被迫要采取种种措施兑现自己的承诺（往往是不能完全兑现的，甚至根本兑现不了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国家的税收不断流失；另一方面社会福利开支不断提高。长此以往，国家财政收入必然会入不敷出，政府不得不寅吃卯粮，依靠沉重的债务来维系高成本的民主选举。当这种举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而竞选人为了在竞选中获胜则罔顾国家偿还债务的能力，其所看重的只是个人当选的成功与否，最终的结果是国家福利水平的盲目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由经济”可以实现增长，国家福利可以继续维持，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还能有效运作，政治主体的各方也易达成妥协和共识。但是，当“自由经济”的运作难以维系，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冲突。以近年来欧洲国家为例，欧债危机以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削减社会福利、增加税收等举措以应对危机，由此导致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不断上升，并继而采取大规模罢工行为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此时，如果政府作出让步，必然进一步加重国家的债务负担，但如果政府不作出让步，必然进一步导致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失望，进而进一步加剧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运作面临两难的困境。并且，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存在，“自由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可以预见，西方社会的冲突将会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
总的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民主政治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不仅要受到资本家的左右，而且同时还要受到社会大众的“绑架”。所有这些使得当代资本主义民主的运作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之中，其结果不仅使得福利资本主义进退维谷，而且如何达成政治主体各方的政治妥协也成为其面临的现实难题。
四、民主输出与民主制度的野蛮化和军事化
所谓的“民主输出”就是指“采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手段，运用和平或非和平方式，将其所认同的民主理念和政治制度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扩散，以谋求改变别国政权性质、影响别国政治发展的行为和过程。简单地讲，就是一国为达到某种目的而主动地、有意识地将其民主制度和民主理念传播或强加给其他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习惯将西方的民主看作是“正统”的，看作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对于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民主，则动辄就贴上“邪恶”的标签。冷战时期，受冷战环境的影响，输出民主被打上了清晰的时代烙印，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反共也成为其输出民主的重要特点。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民主输出的战略并没有停止，如2001年和2003年美国所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的政权更迭，还有今天依旧处在动荡之中的叙利亚、乌克兰，所有这些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进行所谓的“民主”扩张有着很大的关系。它不仅对现行的国际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引发了地区的动荡和不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民主的输出方式上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更多地采取的是不民主的手段，由此直接引发了地区的动荡不安。如在叙利亚动乱中，一些西方大国与叙利亚反对派相互呼应，不断插手叙利亚国内事务。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反对派力量由弱变强，叙利亚国内各种严重流血冲突不断升级。同样，今天的乌克兰危机也与西方国家的干预和幕后操纵有着很大的关系。由此可见，西方“民主人权输出”助推的“颜色革命”不可能结出什么善果，反而造成地区严重的政治动荡，甚至是流血冲突。
其次，从民主输出的后果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看作是普世的真理，以自己的标准画线，进而扶持亲西方的“民主政府”，硬性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由于宗教信仰、文化和制度传统、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这种硬性移植必然引发诸多不良后果，具体表现为：
第一，移植的“民主制度”难以运作。以阿富汗为例，“9•11”事件后大批美军进入阿富汗，培植了一个亲美的政府，并按美国认可的“普世价值”的模式，为其量身定做了一套政治制度：在权力分配上，阿富汗按照美国的设计建立起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权力运作架构，但这种三权分立的权力运作架构在实际生活中难以运作。在立法机构上，通过西方式的“民主”程序进行议员选举，但选出的议员不仅素质低下，而且很多议员为地方权贵和军阀。“一项调查显示：至少有17名新议员自己就是走私犯，24人同犯罪团伙有联系，40人是武装团伙的指挥官，19人面临严重的战争罪和践踏人权罪的指控。由上述人所组成的议会是不可能真正体现民主要求的。在行政权力方面，表现为卡尔扎伊政府管辖的地域有限，对于阿富汗经常出现的恐怖袭击事件难以应对。“在阿富汗34个省的31个当中，塔利班设立了‘影子政府'掌管当地的交通、商业以及司法等事务，极大地压缩了卡尔扎伊政府的生存空间。同时，行政权力的腐败问题也比较严重。“在2009年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公布的一份各国政府腐败指数的榜单中，阿富汗位于倒数第4。就司法权而言，阿富汗在其宪法颁布后，由于管辖的地域有限，同时也因为塔利班势力的影响，结果是阿富汗的司法权难以得到实际的执行。
在伊拉克，虽然战后伊拉克顺利地进行了议会选举，但是由议会选举而引发的教派、政党之争激化了原本就已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教派斗争。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之间大搞宗派政治，其结果不仅加剧了政治冲突，同时也加剧了教派之间、政府与恐怖组织之间无休止的战争，助长了恐怖主义。
第二，社会动荡不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民主输出不仅没有给输入国带来和平安定，反而给这些国家带来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以伊拉克为例，由于党派、教派和民族矛盾严重，战后伊拉克的社会秩序基本处于失控状态。“官方数字显示，2004年至2010年，共计有159710名伊拉克人受伤。2005年后死于战火和暴力事件的平民人数为50578人。而据英国《卫报》网站2014年1月1日报道，在2013年伊拉克就有8868人死于暴力事件。不仅如此，恐怖主义的泛滥更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危机，如ISIS(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就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的，而它的快速崛起既与伊拉克的教派冲突有着很大的关系，“什叶派为主的马利基政府，加剧了本来就十分严重的伊拉克逊尼一什叶教派矛盾，原本式微的逊尼派原教旨极端势力获得了趁战后伊拉克无政府状态渗透、壮大的良机”，同时，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输出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在对叙利亚的“民主输出”中，美国等西方国家纵容支持以恐怖主义为主要力量的反政府武装，ISIS得到了西方支持，并在叙利亚内战中经历了实战锻炼，得到迅速发展和壮大。ISIS主张极端，手段残忍，自冲突发生以来，仅2014年6月5日至22日就有1000多人被武装人员打死，600多人受伤，其中至少有3/4为平民。在利比亚，在推翻卡扎菲政权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民兵武装，山头林立，派系众多，并且大部分武器掌握在利比亚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组织手中，利比亚临时政府对局势的掌控力非常有限。2014年5月以来，利比亚局势开始恶化，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与此同时，在班加西、德尔纳、扎维耶等地的武装冲突也在继续。在2014年7月，武装冲突就造成至少97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在叙利亚，自内战爆发以来，截止到2014年5月，在冲突中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6万。
第三，经济发展受阻。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输出，不仅使得输入国国家经济的发展缺乏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各党派力量忙于争权夺利，难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在阿富汗，战争摧毁了阿富汗十分薄弱的工农业基础，人民在极度贫穷中苦苦挣扎；没有资金，连临时政府也不能维持其正常运行。在此情况下，大量的农民从事毒品生产，“在驱使阿富汗农民种植罂粟的各种因素中，贫困和鸦片的高额出售价格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毒品经济的支持下，反政府武装与喀布尔政府长期对抗，由此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了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使阿富汗陷入政治混乱与经济倒退的恶性循环之中。在叙利亚，持续多年的叙利亚冲突给经济带来巨大的创伤，根据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2014年4月2日发布的叙利亚“社会经济和损害评估报告”称，叙利亚国民经济至少需要30年的时间才有望恢复到2010年的水平。同时，该报告还显示：有近九成的家庭被迫削减食物及基本必需品的花费；86%的人需要依赖人道救援过活，但仅有约38%的家庭能够获得国际援助。在乌克兰，乌克兰财政部2014年7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乌克兰经济在2014年上半年下滑5%，预计2014年全年将下滑6.5%。
总之，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将自己的民主准则和民主观念作为普世价值，企图用其“民主”来“改造”世界，使各国逐步成为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和“资本主义化”，其结果不仅没有带来世界的和谐与安宁，反而严重扼杀了社会的和平和多元的社会文化。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任何人的设计和愿望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都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它必须适合人类绝大多数个体的生活方式和切身利益，只有在主观和客观上都具备条件的价值选择，才有可能实现，否则，只能以失败而告终。以“美式民主”为例，这一制度是结合美国国情而逐步形成的，这种民主模式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不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情况而采取硬性移植的做法，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五、几点结论
第一，“自由平等”，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己民主制度优越性的重要内容，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财产占有极为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这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致命弱点。财富占有的极不平等，以及把这种极不平等变成铁的法律，这就使人人生而平等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变成了冠冕堂皇的文字游戏。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这种弊端暴露得更加明显，经济上的不平等不仅使得普通民众远离财富，而且也远离民主。
第二，“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运作始终离不开金钱的作用，因为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都会花费金钱。这不仅表现在政党政治的选举之中，而且表现在金融寡头通过“参与制”实现其对经济领域的统治，并力图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渗透和控制等方面。金钱可以操纵政治，这是资本主义民主的癌症。从实践方面来看，“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对这种金钱操纵的反抗，只不过，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金钱操纵的力量既强大又隐蔽，以至于虽然每人手中都握有一张选票，但却无法与之抗衡。
第三，在竞争性的政党体制中，政党（政治家）为了获得足够多的选票只能采取各种方式取悦于民众。选举人最为关切的是自己能否当选，为了能够在选举中获胜他们会漫天许诺，甚至采用“愚民政策”和“饮鸩止渴”的方法和行为，并且，在西方选举制度背景下，任何执政党又都不敢轻易触碰增税这一“高压线”，其结果只能是政府债台高筑。这样，它不仅使选举民主本身陷入“同意困境”和“绩效困境”之中，而且也导致了福利资本主义进退维谷。
第四，社会民主“既不能输入，也不能外包”，世界的民主制度应当是多元的，多样性的。现在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也有自己有效运作的条件，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忽略了这一点，并错误地认为它们所信奉的“民主”是治愈世界上一切弊病（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法宝，把自己的民主准则和民主观念作为普世价值，企图用其“民主”来“改造”世界，其结果造成很多国家社会动荡不安，甚至引起战争，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民主输入国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抵制和反抗。如2012年9月，美国电影《穆斯林的无知》造成多个国家的伊斯兰教教徒掀起“反美浪潮”，引发流血冲突，造成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及3名外交官身亡。所有这些均表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力推的“民主”并不具有“普世价值”，它在给输入国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必将受到各国的抵制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