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和资本主义萌芽
16至18世纪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曾经是20世纪下半期中国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也几乎成为定说。然而，这一定说如今却遇到挑战。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理由大致可以归结为三：1.反对以五种社会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从而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2.认为英国产业革命模式不具有普遍性，不适用中国，明清时期中国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而走向近代化，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不可能存在；3.以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本身存在着缺陷，即主要是从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特别是从雇佣劳动的变化，来验证资本主义的萌芽，因而被讥为：从战国至清代的两千年历史，各家各派都可以从中找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史证。挑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同时，立即就产生另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16至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变化吗?是什么变化?这是需要回答的。
一、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与全国性市场的形成
我们以为，16至18世纪中国发生了一场商业革命，尽管它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这场商业革命的体现是，国内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张。
“商业革命”这一概念马克思用过。他所指的商业革命是，“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从世界近代史来看，商业革命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前。法国史学家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说：“贸易和生产的相互依赖。商业的扩张往往先于并决定工业的进步。”卡洛奇波拉主编的《欧洲经济史》也说，1550-1700年荷兰和英国“这场商业革命布下了许多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火种”?
马克思所说的“商业的突然扩大”，在16至18世纪的中国国内，就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中国远距离贸易古已有之。唐宋远距离贸易格局是以盐为主，粮食次之。16至18世纪这一格局有所变化，布代替盐，成为远距离贸易的主要手工业品，而丝绸的长途贩运量也很大。手工业产品中棉布或丝织品，特别是棉纺织品在长距离贸易中取代盐而成为主要商品，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远非盐所能比拟的。盐虽然也是手工业产品，但在当时主要用于食用，其经济链有限。棉、丝织品大量卷入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却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吴承明先生所指出：“大约从明后期起，民生用品代替奢侈品和土特产品，成为长距离贸易的主要内容。我国国内市场也从这时起，有了真正的扩大。
还应当指出，16至18世纪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徽商、晋商、闽商、粤商、江西商、洞庭商、山东商、龙游商等商帮众多商人的行为，与以往个别商人的经营活动，已不可同日而语。
国内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贸易，是大宗商品在不同的经济区内交换，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贸区。
江南经贸区是在江南便捷的交通条件和发达的丝织业、棉纺织业等基础上形成的。江南地区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特点是，江南向全国输出的，主要是相对高值的丝、棉纺织品。而江南从全国输入的是低值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粮食、大豆、蓝靛、木材、纸张等等。
16世纪以来，珠江三角洲经贸区，除对外贸易外，国内的长途贩运有二条线路，一是通过西江展开与广西贸易；二是通过北江、东江和韩江开展与江西、湖广、福建以及江南等地的远距离贸易。
16世纪以来，首先，四川商业中心从成都移至重庆，踞于长江上游的重庆成为进出西南以及西南沟通长江中下游的商品集散地。其次，长江中游汉口崛起，成为沟通长江全线与大江南北的贸易中心点，长江上中游经贸区因而形成。除重庆、汉口之外，该经贸区重要的贸易中心还有沙市、芜湖、九江等。这一个经贸区的特点，是以过境贸易为主，商品以粮食为大宗。
华北经贸区是以水陆交通联接而成，以生活资料贸易为主，包括京师和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在内的经贸区。北京是典型的消费型城市，城中聚集大批达官贵人、士兵及商人。因此，进入北京市场的主要是生活消费品、粮食和煤，形成了以生活资料单向输入为主的格局。除北京之外，明后期至清前期，华北最繁荣的商业都会是临清。临清不同于北京，它位于会通河和卫河交汇处的山东西北部，水陆交通两便，是作为远距离大宗商品贸易的枢纽而出现的，是华北经贸区最重要的商品转运中心。临清过境的远距离贸易商品最大宗的是粮食。
西北经贸区指的是，东起北直隶西北部的宣镇沿长城迤西，过张家口，直到新疆巴里坤等地，北伸则进入蒙古草原，直至清俄边贸城恰克图。在这广袤的土地，没有像其他经贸区那样便捷的交通条件，但在“一收十利”丰厚利润的驱使下，不少商人长途跋涉进入西北经商。明代中后期，西北贸易区具有明显的军事贸易的特征，是以商人与边塞驻军的贸易为主，辅以汉族商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形成于明中叶的西北经贸区，与明朝的军事布局有密切关系。为防御蒙古族统治集团对西北的军事袭扰，明王朝陆续在沿着长城的军事要地设置九大军事防区，通称“九边”，亦即九镇。除了辽东镇，其他八镇均在西北经贸区范围内。降至明后期，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原有的征兵制，年例银即军饷补贴取代屯粮供给，从而导致军士手中有了更多的饷银可以购买粮食和其他生活资料。边镇巨额军饷对明王朝来说是沉重的财政负担，而对西北贸易区而言是货币投放量增加，从而促进了西北经贸区的发展。清代西北贸易区中军事贸易呈临时性特点。这迫使商人作贸易战略的转移，一部分转向内地，离开西北贸易区；另一部分则依然留在西北，向着边蒙或与俄罗斯恰克图的贸易发展。
上述五个经贸区，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地区。但是，五个经贸区之外的许多地区，其产品也大量进入各个经贸区，商人更是在经贸区的市场大显身手。如福建，在江南经贸区之外，但是，福建手工业原料如蓝靛、竹木、纸、糖等，却源源不断输往江南。福建作为缺粮区，每年都要从广东、浙江以及台湾输入大量粮食。湖南也在长江上中游经贸区边缘，但它与该经贸区以及其他经贸区关系也十分密切。尤其是湖南米，销往江南各地。湖南是为全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乾隆强调“湖南熟，天下足”江西也是处于五大经贸区之外，但江西大米大量输往江南、广东和福建。景德镇瓷器更是各经贸区的畅销商品。江西广信府所产的纸贩之四方。万历《铅书》卷一“食货”记载表明，明中叶在江西的铅山市场上，几乎可以见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种种商品。降至清前期，东北与关内各个经贸区特别是华北经贸区经贸关系加强。东北盛产大豆、高粱以及棉花，每年都大量海运至华北与江南销售。此外，台湾与内地粮食、糖和手工业品交换；云南、贵州与内地之间铜、铅等矿产与手工业品交换，也频繁发生。五个经贸区之间，五个经贸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使全国范围内各层次的市场融为一体，形成了一个大网络。商品流通的规模，无论是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均前所未有。全国性大市场从而形成。二、海外贸易的扩张，中国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16至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扩张，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外贸易额增加。从隆庆至明末，明王朝部分开放海禁，海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从顺治十二年降至康熙十七年清朝虽屡次颁布禁海令或迁海令，但海外贸易却未被扼杀。特别是康熙二十三年开海之后，海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据学者统计，从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1711艘，年均10.7艘左右。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共3017艘，年均41.1艘。明末清初，中国到东南亚商船年均91艘左右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乾隆二十二年到中国贸易的英美商船有312艘，其中英国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为58艘。进口商船数量增多，意味着进口贸易额增加。据黄启臣先生研究，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全国海外贸易总值约为100万两。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粤、闽、江、浙四港贸易总值高达3657万两余，而南宋海外贸易总量值不过500万两。
海商势力壮大，郑氏集团控制了东南制海权。16世纪中叶以降，在中国东南沿海相继出现许多从事武装贸易的海商集团。而17世纪郑芝龙特别是其子郑成功崛起，更是取得东南沿海海上贸易的垄断权。1650年郑成功占领厦门、金门两岛后，就积极拓展和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贸易。其时，中国各地土特产通过厦门外销，各国产品也多经厦门进入。据学者估算，郑成功从对外贸易的收入中，每年可获利70余万两银。郑成功发展海外贸易不仅是在对内反海禁，更是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进行的。特别是荷兰殖民者不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还在海上劫我商船，掳我百姓及商品，威胁郑成功海外贸易的安全。郑成功为反击荷兰殖民者的海盗行为，1655年下令禁止对荷兰人通商，并于1662年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郑氏还建立一套以征收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外贸管理制度。在郑芝龙时代，郑氏集团雄踞海上，向来往东南沿海的海船，征收过往税：“凡海船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船例入二千金。”降至郑成功时期，将海船过往税改称为“牌饷T，大船征2100两，小船征500两，然后给船只“照牌”，每年一换。降至郑经时代，1672年10月，郑经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缔结条款，其中规定该公司应纳输入售货款百分之三的关税。对于这个条款，学者指出：“它的出现标志着旧的市舶制度已经结束，新的海关税收制度已经开始产生。”总之，郑成功不愧是当时中国商业革命的先驱。
1.对外贸易及港口数量增加。康熙二十三年开海之前，浙江有双屿等港口，福建有漳州月港、晋江安平港、诏安梅岭港，广东有澳门和南澳港，台湾有澎湖、大员和鸡笼、淡水港等，是为海上私人贸易港口。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取消，北起辽宁南至广东，大小港口计有一百多处，它吸引着世界各国商船赴华贸易。“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都与中国发生了直接贸易的关系。”
2.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商业革命。16至18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在西欧，在世界范围内掀起商业革命的热潮。其时，中国对外贸易的拓展，表明中国也加入了这一场世界范围的商业革命之中，而且成了被西方人称为“是东南亚……也是遥远的国度的工厂”?。从中国输出的商品，有丝、棉、麻等各类纺织品，有陶瓷器、茶叶、铁器、木器、竹器和各种农制产品，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出超的地位。中国是当时世界范围内商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的社会经济效应
16至18世纪的中国商业革命产生诸多社会经济效应。效应之一是，导致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程。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利润丰厚。高利润促使商业资本向着贸易中心点集中，从而使一些贸易中心点迅速城市化。16至18世纪，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苏州成了全国性中心市场，推动苏州向着工商业城市发展。也是因商业资本的集中，在运河沿线，有临清、济宁、淮安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长江和珠江沿线，有汉口、重庆、佛山等一批商业都会兴起；在沿海则有天津、上海、厦门的崛起。这一批城市的兴起动因，并非传统的政治因素，不是像以往那样，由于达官、贵人或士兵的相对集中，即消费人数多诱发了城市繁荣，而是由于商业资本集中，物流量增大而诱发城市繁荣。秦汉时随着商业发展，城中的市也逐渐增多。班固《西都赋》说：“九市场开，货别隧分。”西汉时，长安城内已有九市。市场扩大，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阶段。隋唐直至宋，坊市隔绝制度被冲垮，临街设肆成大都会的普遍风貌。这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但是，在16世纪以前，中国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性城市。消费是以达官、贵人、士兵或城居地主为主。因此，城市的规模，其繁荣程度，总是由上述人物的聚集数量而决定的。在京师，有皇室、中央政府各衙门，有拱卫士兵，还有许多文人、富豪，消费者是全国之最，城市的繁荣也是全国之最。除京师之外，其他城市的繁荣度依次是省治、府治、州治与县治。城市繁荣度呈现出政治行政序列特征。降至16至18世纪，情况发生变化。如苏州本来只是一个府治所在地，竟然成为全国中心市场之一；临清以一个州治所在地，成为华北商业重镇；汉口与佛山本来只是“镇”，但汉口繁荣不亚湖北省会武昌；佛山商业繁荣可以匹敌广州；重庆以府治所在，成为西南重要商埠；天津与厦门都是从军事卫所所在地，一个跃为华北贸易大港，一个成为闽南地区贸易大港。这些城市的崛起，靠的不是政治行政力量，而是商业资本与商品的集中量。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以商业资本集中程度来决定城市繁荣的新阶段了。
效应之二是，商人社会地位发生历史性变化。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丰厚利润，成就了一批富商巨贾。如嘉靖时，歙人许谷，“贩缯航海，而贾岛中，赢得百倍”。这是长途贩丝绸而获得高额利润的例子。韩大成曾统计从成化、正德至崇祯年间30多位从事长途贩运富商巨贾的情况。这些富商巨贾的出现，表明16至18世纪，中国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在富商大贾中，“儒商”人数明显增多。休宁人戴震说：当地商人，“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儒商”的增多，提高了商人素质，援儒入商，不仅提高了商业竞争水平，也使商业经营作风儒家道德化，商人社会责任心加强了，还产生商人文化。第一，儒商运用传统的商业文化参与市场竞争。中国从春秋战国至明清，商品经济和商业逐步的发展，创造一套商业文化。16至18世纪的“儒商”，把中国古代这一套远距离贸易的经验，奉为圭臬，尊崇子贡、范蠡、猗顿等富商为典范，所谓“习计然之策”。如徽商章策，“精管(仲）刘（晏）术所亿辄中，家以日裕”。晋商王现“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以故饶裕”。第二，援“儒”入商，使商业经营儒家道德化，把“诚”、“信”、“义”等作为经商准则，薄利竞争，甘当“廉贾”。如新安某人从小经纪发展为富商，他对人说：“求富不难，汝等先治‘外贼’，后治'内贼’。”他所谓“内贼”，指的就是要管好喜色的“眼”、好音乐的“耳”、喜香的“鼻”、喜味的“舌”、喜穿的“身”，实践“仁、义、礼、智、信”?。一个商人竟能以宋明理学所倡导的行为准则援入经商之道，可见当时商家受儒家道德规范的影响之大。商人素质的提高，集中表现是商人社会责任心加强。16至18世纪，一些商人，特别是儒商，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如修桥、筑路、治水、赈济等等。徽商还在明中叶抗倭斗争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倭寇流劫芜湖，当地“各商民义勇登屋，以瓦石灰罐击之，贼受伤者，遂奔去”
富商大贾的增多和商人素质的提高，使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历史性的改变。唐宋以来，中国传统的贱商、轻商观念有了明显的变化。北宋范仲淹疾呼：“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南宋陈耆卿更把商业从“末业”提高作“本业”，把商勤于做生意而“积财贳，，和“士勤学业而得爵禄”相提并论。降至16至18世纪，商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导致了商人社会地位更大的变化。
第一，恤商的观念从思想家的认识，发展到掌权者的认识，从社会舆论发展到政策措施。如明万历时，内阁首辅张居正就提出“厚商而利农”的主张，他看到了当时商业发展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效益。清康熙皇帝多次提出要“恤商”，“利商便民”，说“朕思商民皆我赤子”，应“除害去弊”④。乾隆对商人在流通中的作用有所认识。说，“至于商贾，阜通货贿，未尝无益于人”。他明确反对贱商，说，“商贾亦吾民”，否定了通过增加关税以节余部分作为官吏养廉银的主张，告诫官吏“但当以清弊恤商为本”当“恤商”观念还只是思想家的舆论时，对商人来说，只是口惠而无实。而发展至掌权者的认识与政策措施，商人的社会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的改善，收到实际利益。
第二，商人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从以往托求权贵庇护，发展到依靠会馆、公所等自身组织，向官府提出合理的权益要求。16至18世纪以前，商人为减少交易障碍，牟取商业利益，往往结交权贵，投靠封建势力，求得庇护。正如唐代诗人元稹《估客诗》诗云，商人至长安贸易，要“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唐代大商人邹凤识，“常与朝贵游，因是势倾朝市”。降至16至18世纪，商人结交权贵的事例也不少。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注意到，商人毕竟开始依靠自身力量为己谋权益。《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选辑》一书，载有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举一例：明天启三年七月十六目，苏州府常熟县铺户林辉等13人，因不堪官府胥吏科索，联名向南直隶监察御史告状，要求取消“当官”、“买办”、“承值”制度。结果，督理粮储提督军务兼巡抚应天等府的长官批文，该县“一切浮费，严行禁约。并不许骚扰民间，致累铺户”，并勒石立碑永遵⑥当然，16至18世纪，中国的商人还未形成一个阶级，还不能以阶级力量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但是，他们的经济实力较以往大为增强，遇到了具体问题，能走到一起，与官府抗争。就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他们自身发展情况而言，也只能做到这一点。
第三，士大夫从“耻与贾为邻”，转而结交商贾，不仅为商人歌功颂德，甚至为商人权益而呐喊。明中叶以来，我们可以从士大夫的文集中，发现不少商贾的寿序或行状。著名文人汪道昆、王世贞等人的文集中，就有不少徽商大贾的影子。有明朝文坛“前七子”之美誉的李梦阳在《空同集》，明内阁首辅张四维在《条麓堂集》，明代福建著名文人何乔远、李光缙以及清代顾炎武、袁枚等人著述中，都有不少为商人写的传或墓志铭。其中，李光缙提出“贾中有贤人也”。他的《景璧集》卷一七《处士旋锐吴长公暨配吕氏墓志铭〉中，记载他和这位吴处士的一次谈话。吴生说：司马迀写《史记列传》，首列“饿首阳山”的伯夷传，最后才写商人的《货殖列传》，这是“始于至清，卒于至溷”。李光缙反驳说：“非然也。天下无清士，则世风坏。天下无贾人，则世业衰。两者并存于天地间，如日之有月，如风之有雨。或振民行，或治民生，缺一不可。”用“贤”评价“贾”，视商贾如不可或缺的日月，这是罕见的。以往人们肯定商人，是肯定商人的“能”。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说：“由是观之，富无常经，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即有本领的商人才可以发财的。李光缙以“贤，，评价商人，一反中国古代“商则长诈”的观念。他是16至18世纪商人阶层的代言人。
社会经济效应之三是诱发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诱发集中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导致小生产者两极分化，分别出现手工工场主和雇佣工人；二是导致商人直接投资办厂，向产业资本转化。
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市场扩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重要历史前提。16至18世纪的商业革命正是造就了这一历史前提。当时，尤其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江南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商品交易市镇或专业市镇众多，市镇中商贾林立，商品远销四方。这就把市镇周边的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从而导致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出现富裕手工工场主和贫穷的雇工。丝织业中“大户”和“小户”就是这种分化的结果。成化末，杭州仁和县机户张毅庵从一张织机扩大到二三十张；万历时苏州潘璧成原只是机房织手，到其后代大富致百万。冯梦龙小说《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中的施复夫妇，从妻络夫织，十余年间扩大至拥有织机三四十张。这些都是人们所熟悉的小生产者分化为手工工场主的史料。商业革命造成市场扩大，许多商人的商业资本转向产业资本。如丝织业中，陆师道《陆尚宝遗文。友松胡翁墓志铭》载，其友胡源从盛产蚕丝的崇德贸丝，运到长洲丝绸，“竟用是起家”。在淮南草堰盐场，乾隆时期就有商人出资办盐亭，“其舟车、牛只、亭鏊等项，皆商自置，犹如自买之田招人耕种也”。不仅城镇乡村中也有商业资本渗入生产过程。如福建崇安盛产茶乌梅、姜黄、竹、纸等。这就吸引了众多客商携资到此，列肆雇工组织生产。下列是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福建瓯宁县纸厂主人胡兆立的一纸佃山契：“立租批字人胡兆光，情因缺少猫竹砍丝造纸生理，托保向在东坪坊艾圣朝众房边，租出竹林山乙片……当日议定，递年供纳山租钱壹仟陆佰文，约定夏月一顿备办交完，不敢少欠分文。其山自租之后，山界内猫竹一切杂木，艾宅不可擅砍，要留光厂中造纸使用。光亦不敢抛荒山场及欠租等弊。如若欠租，前山任从山主另租他人。山租未欠，任凭光子孙永远管业生理……”瓯宁邻近建阳。当时建阳生产的纸称“建阳扣”，是江南印书业的主要原料。瓯宁的纸也应有广泛销路，这才使得纸厂老板出资永佃山场，以山场竹、木造纸。胡兆光可谓典型的手工工场主。
6到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导致封建生产关系发生变革，可谓革命性变革。这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的一段话：“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谈商人。直到现在，在我们进而考察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转化之前，我们可以不考虑商人的介入。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
四、一场未完成的商业革命
封建社会商业革命完成的标志，应该是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所谓完整的市场体系，是指相互关联的商品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市场组成的有机市场体系。16至18世纪，中国商品市场兴旺，而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刚刚起步，技术市场偶而有之，信息市场还远未产生，市场体系未建立。因此，对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也不宜估计过高，它只不过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未能完成，有其经济和政治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失衡，商业革命缺乏后劲。区域经济多样性是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发展的诱因。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却严重阻碍大宗商品远距离贸易的进一步展开。16至18世纪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东西部经济发展失衡。16至18世纪，中国东部经济，即江南地区和华南地区，无论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均有相当高度发展。但是，西南、西北和东北经济发展却是滞后的。西南，西藏姑且勿论，地处高原的云南、贵州也十分落后。云南境内山地高原占行省面积90%以上，贵州占87%。这两省虽有许多河流，但因落差大，无法航行。陆路交通因“跬步皆山”，无法使用畜力牵引的车辆。境内交通闭塞制约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北，降至明清，蒙古地区依然是单一粗放的畜牧业占主导地位。清代虽有内地商人到蒙古地区做生意，称“旅蒙商”，但当地却鲜有经商者。东北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仅有铁岭、沈阳、辽阳、开原得到开垦。吉林、黑龙江等地是一片荒凉。顺治十年，清置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东北地区开发步伐加快，但降至康熙十年又废止了这一条例，从而延缓了东北开发。
16至18世纪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不仅严重制约市场的扩大，也制约了商业革命向纵深拓展。商业革命虽然发生在流通领域但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商业革命的物质基础。生产不发展，商业革命就无法向纵深发展。而手工业和农业的更大规模发展，需要动力工业特别是煤炭工业的发展。奇波拉说：“采用煤炭作为家庭以及工业生产的燃料，使得英国踏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布罗代尔同样认为，“这一（工业）革命决定的、纯属英国本土的特征是煤应用越来越广，烧煤成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中国本是世界上煤蕴藏最多的国家之一。其资源分布特点是西多东少，北多南少。这些地区正是经济发展滞后地区。16至18世纪，中国煤炭生产的特点是：1.煤窑的生产技术落后，产量低;2.产煤区只有少数是在交通便捷的地区；3.煤用于生活多，用于生产少。这些特点造成了当时手工业生产只能采取“节源省材”型。“由于缺煤缺资源，江南不可能出现能源革命以及材料革命，因此当然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化。”这里所说近代工业化，也就是工业革命。当时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如此，何况其他地区。没有工业革命，工业生产的方式不能发生根本变革，规模难以扩大，产量难以增加，商业革命也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缺乏向纵深拓展的后劲。
第二，封建势力对商业资本的摧残和压制。16至18世纪中国的商业革命是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它受到封建势力多方摧残和压制。明清时期，“恤商”观念虽有抬头，但封建王朝的抑商政策和“病商”弊政依然存在。乡村封建乡族势力对商业也起了羁绊作用。这些方面研究者不少，这里勿庸赘述。
第三，商业资本控制生产之路狭窄。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是商业革命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封建生产方式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过渡。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的道路有两条。一是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二是走包买主道路。关于商人直接投资办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这里着重谈一谈16至18世纪中国包买商的情况。包买商或称包买主。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认为，俄国在19世纪20年代有五种形式的包买商。前三种或是一般商人或是与借贷资本相结合的商人。第四种包买商是，预付手工业生产者所需的原料而后收购其产品。这种包买商的出现，才“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上跨了很大的一步”。这种形式的包买商，西方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初级家内制”的生产形式。而第五种形式的包买商，是把原材料直接分发给小生产者，使其为一定报酬而生产。西方学者称之为资本主义“典型家内制”，或称“发放制”生产形式。16至18世纪中国包买商究竟属于哪种形式？学者们早已注意，在棉纺织业中，特别是江南的棉纺织业中，广泛存在着“以纱易花”或“以布易纱”的交换。商人虽然是以小生产者所需原料换取其制成品，但这是自由交换，而非固定的。小生产并没有因这种交换而成为某商人的固定雇工。不过在松江暑袜业中，第四种形式包买商或称“初级家内制”生产形式是存在的。明人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松江）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给值”。这里暑袜店的商业资本已支配了小生产者的生产。不过，除此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如此典型的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包买商史料。在丝织业中，通过发料收货控制小生产者的情况，是发生在18世纪之后苏州、南京的“账房”。18世纪以前没有类似情况。在广东制糖业中，存在着商人“春以糖本分与种蔗之种，冬而收其糖利”的预购行为。澄海县的“富商巨贾，当糖（蔗）成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这种包买商类似列宁所说的俄国第二种类型的包买商，即商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相结合，并没完全切断小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算不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已有史料来看，其他行业中包买商也几乎都是这种类型的。
16至18世纪中国包买商经济为何不发达？首先，16至18世纪中国乡村市集密布，交易相对较方便。19世纪20年代俄国从小生产者分化出包买商的重要原因，是因为“消费者同生产者的距离很远”。所以生产者要委托其中一个人到远处销售产品。16至18世纪的中国情况不同。学者研究表明，其时中国农村集市密度很高，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江三角洲每百平方公里有3.5个，每集交易半径只有3公里。清初，江苏59个州县有1112个集市，每县平均18.8个以上。农村集市密度高，小生产者可以自行到集市卖产品、购原料，无需委托他人。请看下列记载：“（金匮县安镇）市店多花庄、米铺。络绎求市者十数人为群，虽二三十里外，小舟捆载而来，易木棉、籼米去，一晨或得布万匹云。这里的妇女十数人为伴入市，哪用得委托包买商丨第二，中国商人自古就有深入乡村买卖的传统。16至18世纪随着乡村集市增多，下乡买卖的商人，尤其是小商人更多。特别商品经济较发达地区的集镇更是商贾丛集。如浙江石门慎“地饶桑田，蚕丝成市，四方大贾岁以五月来贸丝，积金如丘山”。清人顾公燮说：“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商人下乡购、售，也便利了小生产者的交换行为，商人要切断小生产者与市场的联系从而成为包买商是很困难的。第三，牙行和牙人的广泛存在，也妨碍了商人对小生产者的控制。牙行和牙人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在中国古已有之。降至16至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牙行和牙人更是布满各级市场。如嘉靖年间山东莱芜县城关和乡集的斗秤、牙人竟有208名之多。乐陵县原有斗秤、牙人66名，万历时又增加30名。这些都还是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地区，如乾隆初年江苏的江宁等十^一州府，共有牙行（户）26632户。每州府平均多达2421户。商人和小生产者的交易，一般都要通过牙行、牙人这中间环节。如嘉定县安亭出产浆布、药斑布、高丽布、黄纱布、棋花布、线毯等特色产品，市镇贸易分为南北二市，“市中贸易必经牙行，非是市不得鬻，人不得售”?吴江盛泽镇上丝织业“大户”的产品，“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景德镇陶瓷业中“商行买瓷，牙侩引之?”②由于交换过程中插入一个牙人或牙行这一中介，商人要直接控制小生产者的生产过程，产生类似英国那样初级或典型“家内制”分散手工工场，是相当难的。第四，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16至18世纪，中国商业革命没有完成，未能为工业革命铺平道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其时中国没有发生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发生于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工业革命之前。以英国为例。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于14世纪后期，而资本的原始积累发生于15世纪后三十多年和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资本原始积累是一个过程两个阶段：过程前一阶段是使劳动者与其劳动资料相分离；过程后一阶段是使丧失劳动资料的劳动者转化为雇佣工人。这两个阶段都需要借助暴力来完成。马克思指出，在原始资本积累的第一个阶段，即只有“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把耕地变成牧场”。使农民失去土地“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许多丧失土地的农民宁可成为流浪者，也不愿为资本所奴役。这时就需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暴力把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血腥立法’。“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一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享利七世时期开始的。享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法令。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丨享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新的条款而更加严厉了”。换言之，资本原始积累全过程都离不开暴力，离不开国家政权的力量。马克思说：“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反观中国16至18世纪又是什么情形呢？通过暴力兼并土地，造成庞大的流民群在中国古已有之。明中叶流民更是多达百万计。但是，明清两个封建政权，都没运用国家的力量，把流民置于资本的奴役之下，而是竭力把从土地上被排斥出来的劳动力，重新逼回土地。特别是清朝前期，移民垦荒政策，把流民重归农业的运动，引向高潮。郭松义《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一文认为，从清初开始，内地人户就陆续不断向关外东北地区、口外蒙古地区、台湾等沿海岛屿、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西部地区、新疆等西北地区移民约有1000万之多。也有学者估计，如果加上内地山区移民，约有1500万。这1500万农民离开故土，迁移往新地区。他们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流浪者去路明显不同。我们知道，马克思把资本原始积累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16至18世纪，中国没有发生资本的原始积累，没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中国的商业革命到此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五、关于“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
我们把话题转到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学术探讨的层面上来。
16至18世纪商业革命的纵深发展诱发出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期，生产的方式正处在资本主义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阶段。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探讨，李伯重教授作了如下评论:“对资本主义萌芽说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对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构成这个理论基础的关键，就是英国模式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性问题……这种模式表现了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成功转变，而这个转变就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因此英国模式的核心，也就是工业革命所体现的经济变革。”李伯重教授认为，这个英国模式不适于中国明清，中国有自己的“江南道路”，即“江南早期工业化道路”，它“大约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终于清道光末年”“最主要特点之一，是其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李伯重教授的“江南道路”说，确是卓识，有助于人们对16至18世纪江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但是，他认为人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以英国近代工业化模式为理论基础，却是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从发生到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说：“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换言之，从资本主义萌芽到资本主义时代到来，经历了一二百年之久，而作为近代工业化开端，始于18世纪后半叶，距资本主义萌芽已隔三四百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发展分作三个时期：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是资本主义早期历史，包括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期历史。英国近代工业化发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英国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机器大工业。因此，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与研究近代工业化，是针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不同课题。以往前辈史学家确以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模式，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可以说，无论翦伯赞、邓拓、傅衣凌、还是吴承明，严肃的史学家们，没有一位是以英国近代工业化的模式，来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
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这两个概念。但是，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萌芽同一时期的“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进行比较研究，而不是其他的。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英国模式”和“江南道路”确各有特点。这特点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有差异。众所周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有两条途径：一是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以此途径产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速度缓慢，马克思称之为“蜗牛爬行的进度”。第二条途径是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马克思称这一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而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也有两条途径。一是商人通过包买商的道路向产业资本转化；二是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依我们理解所谓“江南道路”实质上就是以江南为代表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如上所述，在16至18世纪中国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包买商难以控制生产过程，因此资本主义萌芽主要途径，一是小生产者的两极分化；二是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依我们理解所谓“英国模式”实质上就是英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途径。在英国，特别那里的乡村，其途径主要是商业资本通过包买商的道路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控制乡村众多的小生产者。在工业革命以前，英国乡村手工业，如棉麻混纺织业、制铁业等通过三种形式被包买商所控制。一是初级的“家内制”，“商人资本向独立的乡村毛纺织工人赊卖原料和购买产品，而不参与生产过程’；二是典型的“家内制”，又称“发放制”。办法是，商人已经向生产者直接提供原料，然后按成品的“多少而付出计件工资”。三是“集中的手工工场”。以上就是“江南道路”和“英国模式”的差异。布罗代尔曾引用一位西方史学家的话说，在西欧“……种种事实表明，家庭劳动已陷入一张无形的蛛网之中，而蛛网则掌握在几个包买商手里”。16至18世纪中国广阔农村没有形成被商人控制的蛛网，没有被广泛卷入资本主义生产之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主要靠小生产者两极分化以及一部分商人直接投资办厂，因而只能以“蜗牛爬行的进度”缓进。
作者简介：唐文基，1939年生，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