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多重异化，兼论生态马克

　　一、资本主义改变了技术与人的关系

　　启蒙运动打破了中世纪宗教对人的束缚和压抑，在历史的进程中以理性和理智的能力去培育人的能力和精神，去除宗教对人精神的束缚，终结了中世纪黑暗的非理性的蒙昧状态。宗教从史前文明开始一直扮演着安抚人类心灵的角色，是人的精神家园。启蒙以科学的理性打破人们对宗教的盲从和跟随，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教会为人们打造的精神净土，通过极具表现性和征服性的手段建立起独特的理性原则并使人通过不断探知生存空间的未知领域而逐渐取代了神的位置，于是人开始学会了用理性控制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

　　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就是人类的理性利用技术战胜自然的有力证据，由此而带来的技术革新彻底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随着机器大生产逐渐普及原本独立完成的劳动过程被分解成若干个愈加精准的流程，每个工人只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随着日复一日地重复性操作，工人越发熟练地掌握自己这一环节的技术，这样一来劳动过程中手工技术的个体差异性就被逐渐消解了，所有的产品都趋于统一标准。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工业革命的深入进展，而工业革命使得机械力逐渐取代了肌肉力和自然力在劳动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劳动者的存在决定于机器的正常运行，劳动技能的熟练性被机器的先进性所取代;任何一种符号都可以描述机器的操作步骤，只要按照流程操作其结果都是标准化的产品；机械运转的过程可以独立于人完成，人作为劳动的主体并不直接参与其过程中，人与劳动本身分离，进而与劳动结果分离，实质上是人与自身本质的分离。机械改变了人与技术的关系，人在机器面前不得不顺从地按照机器的运行逻辑去劳动。资本主义导致了技术与人的对立，催生了生产关系中的技术意识和人依附于技术的逻辑，人丧失了对技术的话语权而开始服从于它，并且逐渐走到了人本来的对立面。

　　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沦为人类中心主义控制自然的工具。人得以依靠技术实现对物质世界的控制成为宇宙万物的中心，并将自身的利益标准当做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人之外所有的存在物都被当做人类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所有人之外的存在物都被赋予了工具价值，只有人是道德关怀的唯一对象。这些标准真正意义上将人和人以外的所有存在物无论是从实践意义还是从认识论意义上都置于矛盾的对立面上。然而，人与人以外的存在物原本处在一个不断进行物质交换的动态平衡过程中，人作为存在于生态中一个成员通过实践与生态进行物质交换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达成的前提是需求的量与质的增长浮动同与自然完成新陈代谢以实现物质交换的频率同步或趋同。人的需求从理性的平衡状态进入非理性的失衡状态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对物质的依赖在原有的技术水平基础上被无限度的放大，加快了与自然的物质交换频率，并且这种加速正在向或者已经对自然可以承受的极限发出了挑战一人的需求不断扩大，而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物质力量却越来越小，人类面临新的资源安全危机。

　　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技术被人的无休止的贪欲而异化，技术反过来异化人的生产生存方式。人通过技术的创造和更新不断的扩大和推进对自然的占有范围和程度，工业革命以后的技术至上之原则，实质上不仅是人对自然控制欲望的外显，更加是人主体意识的崩殂和精神世界的摧毁。“我思”的地位被“我在”的侵占，人成为“单面”的人。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多重异化

　　(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藩篱中人异化为技术的从属

　　资本主义将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张扬到极致，理性成为统治其他存在物的统治者，这一观念使人企图置自身于法则之外。培根赋予科学要求宗教让渡一部分空间的权力，从此宗教仅统治人们的道德领域，而科学却扮演起统治自然的角色。于是科学和技术用以控制自然的观念等同于工厂里机器一般完全世俗化了，正是这种机械对自然的控制，使得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以机械力量代替肌肉力征服自然。但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进步并不能解决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而实现对技术的完全控制，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不意味着技术的合理使用。科学技术一旦进入生产过程便以其严密的逻辑性、可量化的指标严格制约每一个操作环节，原本被人操控的机械一旦开始运作就脱离了人的控制成为与人对立的二元客体，标准化、概念化、数字化等一切代表技术理性的指标严格限制人在机械操作过程中的每一步骤，人丧失主体意识异化为机器的一个部分。人与本质的对立伴随着科学技术在机械大生产的应用中开始，因此人和机械共同实现了攫取自然利益的目的。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作用于自然界而服务于人类社会的，所以生态危机实际上被打上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性烙印。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对资本的积累已经达到痴迷的程度，而正是这种痴迷才是了资本主义非理性的、无休止的、暴虐的贪婪的渊源。资本主义制度残暴地对待一切阻挡它攫取财富的障碍，资本主义呈现出的以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消耗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威廉。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实则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对人的控制。从这个角度说人类中心主义与人被技术异化在逻辑上是内在一致的。

　　(二)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异化了人的需求和实现方式。

　　据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幸福感最高的是丹麦，高达74%。GDP全球首位的美国仅排名第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异化并不仅仅作用于生产领域，并且还延伸扩展到商品的消费和使用过程中，进而异化了人在进行消费和使用时商品过程中获得的主观感受。获得幸福首先要满足幸福感，幸福感又因主体不同而具有差异性。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要实现更高的需求以实现较低一级需求为基础。与高层次需求相比，低层次需求实现的途径呈现单一化：衣、食、住、行、性等方面需求的满足是决定人能否存在的前提，并且通过最低级的物质交换形式从环境中获取能力维持生命，与非人存在物具有共同特征。相对地巅峰体验一我实现更加侧重于人自身的建设与完善，通过人的行为指向人的形而上层面。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都把幸福归属于道德范畴，但是如果没有物质条件作为基础就没有幸福。这是不证自明的。因此巅峰体验体现的是一种隐含的、愉悦的、满足感的主观心理感受，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回归人性”即这是主体获得全面发展，自我实现的需求的满足。

　　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使劳动效率得以提高，并通过劳动实践延伸了人的生存空间和时间与前资本主义时代相比低级需求得到极大满足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实现了空前规模的资本积累，并且延伸到资本生产以外的生态环境中。人的需求和生态环境一同被禁锢在技术异化的统治下。当技术内化为一种社会运行机制以后，技术理性严格地控制了人和人之间交往过程和行为方式，“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被打上低层次需求的物质性的烙印，并由此导致人对更高层次需求的渴望的破灭，更高层次的需求只能继续以对物质的占有和消费获得唯-种方式获得满足，这就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因此，人与需求之间不再是追求的动机和自我实现全面发展的关系，而是需求(特别是物质需求）与商品消费之间的二元对立:产生需求就需要被满足，满足的方式就是通过消费占有更多的商品满足需求，又产生新的更高(交换价值更高）的需求，进而有需要交换价值更高的消费产品满足这种需求。满足无休止的需求过程其实是对人通过劳动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目的的弱化或曲解追求消费感受成为人劳作的唯一目标，并且通过消费产生的愉悦逃避劳动的异化，消费也被异化了。所谓消费异化是指“人们为了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由此可以看出，消费商品获得的多少与人的幸福感不成正比，GDP再高也不能为人带来幸福感。因此这种需求并不是建立在人真正的需求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铺天盖地美轮美奂的虚假广告基础上，因此被异化的不仅是消费行为，还有指导行为的需求。之所以要将人从需求到劳动再到消费都被异化，是因为资本主义需要这种异化作用应对其由于自身的不具备“合法性”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生态危机:要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就要不断地扩张生产规模，提升生产规模需要不断地通过技术进步一方面提高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需要降低随着资源减少而不断提升的开放成本。这边意味着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同过度生产、消费异化的资本主义无限扩张之间必然会产生的矛盾。

　　(三)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理性运用的生态后果

　　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非理性运用的一个结果是由于资本主义其本质属性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简单地可以概括为资本的货币、生产或者商品流通过程中断，或者更一般的说，是指资本总体的再生产的积累的中断和停止。另一个结果体现为技术在资本的自我扩张中造成的生态危机。

　　詹姆斯·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的自我扩张在经济的维度上没有严格的限制性，而生态对于资本主义的价值只有提供原材料的经济价值。但是，由生物系统、物理系统、水力循环系统、能源系统等多个系统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却受到各个系统的存在的共同限制条件而呈现出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为量与质的变化关系。社会历史的进步离不开生态的物质依托，于是在维持资本生产得以继续进行的物质需要的“量”的要求就与其达到“质”的要求的标准形成了对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目标不具有“限制性”，进而只能“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触及到生态维度上的局限性。”如果资本主义为了维持经济的不断增长就要不断的加大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投入，但这也随之带来的了不断增加的需求与日益减少的原料供应相矛盾的事实，为了缓解这一问题只有通过不断的改进技术而实现生产力的提高，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将会增加利润的回报率，但是也会扩大由此而带来的环境影响程度。资本主义非理性运用下的技术既异化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础手段，也异化为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对人和自然控制的工具。资本主义技术对自然资源的无限度占有就是在不断地强化对自然的控制。然后自然资源是不会把水、石油、煤炭、太阳能等资源直接变成可以流通的货币的，而只有把这些自然资源变成商品或者投入到商品中去使其异化成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并被消费者购买以后才能获得交换价值一金银（货币）。因此，资本主义控制自然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对人的控制。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转入到生态领域，用马克思的理论方法分析生态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将资本主义与技术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对象展开批判。这样的批判，一方面从人学视角来看，技术对人的异化具体表现为，人类在利用技术进行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逐渐地丧失了对技术控制的主体性地位，从而反倒被技术的理性化控制。另一方面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人类的反控制不仅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对技术异化的批判，还表现在对生态环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反思中。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技术的批判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立足点，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现实、阶级状况以及生存现状进行深度剖析。技术的存在与劳动生产过程密不可分，劳动产品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物质展现方式。技术的进步使得劳动者更加容易获得使用价值。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要批判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技术的非理性运用。

　　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中系统阐释了技术理性的起源、发展、功能和在社会中的应用。他认为:技术理性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基督教创世说“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控制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将这种“统治观念”以科学和技术的方式变成一种不证自明的权力。人的力量在这一时期被极度的高扬，人被抬升到神一样的高度，宗教在道德上为亚当和夏娃救赎在伊甸园犯下的原罪，技术和科学则帮助人破解了自然生息的秘密，重新获得了耶和华神一般的造物的能力。宗教上的道德救赎注定无法取代科学与技术在自然控制上的作用，因此道德评价标准便被排除在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大门之外，宗教变得与“控制自然”无关。随着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取代封建制度，多维度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被等同于单一的衡量技术进步的可以量化的指标，“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技术理性的功能和后果可以被看做技术理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控制自然的和控制人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增值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属性和终极目标，技术理性控制自然资源实现对自然的控制，又在资本循环中实现对消费需求的控制。这种技术理性控制下的非理性经济追逐中将会导致生态危机。

　　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理性运用，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首先: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理性运用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必然性；本。阿格尔认为，资本主义为了追求无限的利益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并为了保证这种生产模式的合法化还会将社会组织和运营方式变得日益集中化和官僚化，技术的运用方式和发展方向受到资产阶级的趋势影响向利润方向发展，技术偏离了作为人的劳动一部分的本质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因此，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非理性运用是一种必然。因此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根本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支配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其次，这种必然性，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生产本身就是反生态性质的。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追逐资本滋润，本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不是为了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用使用价值承担的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进入市场以后就是就成为消费异化下的虚浮的消费产品。因此技术升级只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下“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

　　马克思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自觉的活动”不是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度匮乏状态下的“靠天吃饭”的被动地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建立在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适应人的物质需求为目标的理想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被“理性”赋予了“非理性”的权九在这种权力制度下，人的自觉自由活动被定义为非社会性的非理性活动并且彻底丧失了这种权力和可能性。人必将在这种极权制度下非自由自觉的生活，具体表现为人的行为沦为技术理性模式下的机械性的活动，这种活动不具备人的精神需求和自由自觉的意义，人成为技术的一个零部件，他的活动成为技术开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启蒙运动原本注重的个体的存在则完全被之于整体的功能性价值所替代，人与技术的关系从人对技术实践性的占有，到技术以技术理性的方式对异化式的控制。丧失了话语权的人失去了对技术控制的主体地位，技术否定了人本质需求的价值取向转而规定了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人在与技术的二元关系中无意识地抗争，人的存在在技术的控制下变成了“缺场”的表现。尼采的“上帝死了”，死了的是理性，是一种沉思，是一个信仰的时代，同时也是主体。人被技术控制与人丧失主体性地位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结果是技术受到非理性的支配而恣意妄为地发展，任何对其形成阻拦的对象都将沦陷在它的控制之下，这种势不可挡的力量恰恰来自于人的非理性化需求。

　　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后走上控制自然之路。人是自然之物，与其他一切非人的自然之物共同享受这个地球为人类提供的资源。二者在相对平衡的状态下共生共存，但是这种平衡从来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彼此间呈现出拉锯战一般的动态平衡。很显然人一直都企图打破这一平衡成为控制一切非人存在物的控制者，非人存物在人眼里也理所当然的被视为被控制对象。在权力偏移的过程中，科学扩宽了人类的视野和高度，而技术却延伸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触及范围。人与自然从辩证的统一整体变成统治与反抗的二元对立。从人学的角度来讲，这是的人自由意志的体现，是对非人存在物的存在权的剥夺与践踏，从生态环境来讲是被剥削和存在价值丧失的开始。在权力控制意义上的技术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特质: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都是为了人的存在而存在，一切存在为人创造出利益才能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且这种价值和意义以个人物质财富（财产)的形式被固定在法律条文中。物质财富的多与少成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的唯一向度，人同自然一样丧失了能表现本质属性的主体意识，量成为人追求的唯一的确定性的目标。

　　资本固有的属性要求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且日益集中，因为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和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迫使资本主义不断进行组织调整和技术更新。对于那些缺乏资金和技术的竞争者他们终究会被挤出资本的行列而成为其对立阶级。福斯特认为，“有限的环境中实现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因而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

　　然而，资本主义试图通过进一步扩大技术动力和对劳动生产力的剥削来解决由资本主义固有属性带来的危机，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危机反而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同时发生的还有资本主义技术非理性运用带来的生态危机，并且已经威胁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戴维·佩珀认为尽管技术中心主义意识到生态环境问题，但他们始终坚持乐观主义心态，因为他们相信生态问题和资源的极限问题可以通过“现行的社会形式”和“细致的经济和环境管理”实现解决，但事实上技术中心主义以骄傲自大的态度破坏了人与非人存在物之间的动态平衡的物质交换模式，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纽带。当资产阶级与技术达成相互推进的共识后，资产阶级就有了征服一切的的强大武器，资本扩张规模越大，将人类推向自然极限的速度也更快，也越临近与生态危机灾难性爆发的时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为控制自然的工具。

　　异化存在的前提就是“非异化”，技术存在的前提就是人的“使用”，资本主义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关键性环节。“异化”改变的是人的存在方式，“技术”是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实践方式，被异化的技术和被技术异化的人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人存在方式的异化。人本来属于自然的一个部分，具有与自然同属性的特点，但是又因为人的能动性质使其又独立于自然。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异化了人对自然的实践方式，并且是割裂了这两点属性并使之相互对立。人无法改变从属自然属性的根本特点，控制自然导致人自我属性的丧失，人在利用技术控制自然的同时也被技术所控制。

　                                                                 孙伯宁，周启超

　                                                        (东北石油大学，黑龙江大庆163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