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述论

　　20世纪80年代之前，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比较重视生产关系，与之相应的是定性的研究较多。不可否认的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囿于几种所有制及其相互关系变化的狭隘空间，各种经济史教材，大多按照所有制关系将中国经济分为几大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农村封建经济等;至于百余年间中国总状况如何,是发展了，还是停滞,抑或趋向衰落;经济增长的速度、各时期的生产发展水平、技术进步的作用，国民经济各部门结构的变化、国民收入的分配、积累和消费的一般趋势等一系列在世界各国经济史著作中被当做主要内容的重大课题很少有人研究，甚至无人问津。多数经济史研究者虽然对这种缺陷有所察觉，但困于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束缚和更新的难度，加之基本数据不足，面对这些课题,往往望而却步。对于这一问题，已有学者意识到:“如果抛开生产力发展的史实，那么对于生产关系的历史叙述常流于空泛,因此联系生产力发展的情况，来研究生产关系的变化，这正是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努力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中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对许多涉及量的问题较少进行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应该“注重生产力的研究”，与之相应的是进行定量研究,当然定量研究是有很多困难的主要是缺乏资料,尤其技术资料和统计资料”，但这些学者尽力做了相关的研究。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问题,既是一个有关生产力的问题，又是一个有关数量的问题，因其能满足人们希望了解中国经济总体状况的需求，所以受到很多经济史学者的关注，从而取得了突破性成绩。文章将其分甲午战前、一战结束前后、抗战前以及解放前夕等几个阶段分段述论。

　　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涵义和指标

　　丁世洵较早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涵义和指标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是一个数量概念,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因此可以在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比较。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在二者此长彼消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不过发展得非常缓慢，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走上了不同于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到全国解放之前，始终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主要应当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而不是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增长数额和增长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估算资本主义总产值，但不必考察其在工农两大部类间和沿海内地之间的分布，同时，资本额是中国资本主义水平的指标之一，但不是主要指标这一分析是合理的，但在指标体系上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吴承明尤其重视从数量化角度考察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他特别强调，虽然限于统计数据的缺陷，量化的准确性“殊可怀疑”，但“有个大概的量的分析，总比纯概念化的‘发展’或‘不发展’为好，它可以启发我们发现问题,或者验证巳有的描述和论断是否恰当”。在这一数量化的追求之下,吴承明在1981年发表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对甲午战后四个年份的现代化工业、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在相关各部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进行了估计,虽然他后来坦承由于当时资料不足,估计方法未尽妥善，应予废止,?但其中分各个产业进行估算方法是可取的，可以更细致地考察资本主义内部各产业的发展水平。在随后的估算中，他进一步提出要在工业这一部类中进行细化，此前的估算都在工业和农业两大部类框架下使用“工农业总产值”这一指标下进行，但吴承明认为,这一指标是根据过去苏联MPS核算体系而来的，并不特别适合中国的情况，中国早就在铁路、轮船、邮电、银行、贸易上有颇大投资，而这些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它们创造的价值非工农业总产值所能概括。为此,他提出了“产业资本”的概念和指标，这一指标包括现代化工业、矿冶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资本，可以用它来代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同时,整个资本由产业资本(工业资本+交通运输业资本）、商业资本、金融业资本三者构成。因为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所以他特别强调，他的估算从一开始就把资本定义为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在此,他弓I入“资本集成”概念,在这一概念下，他修正了此前的近代以来直到解放前夕的资本额的估计数量。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来说，资本额无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关键指标，如果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认知，那么就为人们认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外，吴承明也提出用产业总产值与商品值作为评价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两个指标，这也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观测不可或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吴承明通过一系列卓越的工作使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量化估算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

　　稍后,刘佛丁、王玉茹等学者又提出用国民收入指标来考察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国民收入是西方学者用的比较多的指标，巫宝三、刘大中和叶孔嘉，以及张仲礼等学者分别估算过中国1887年、1933年及此后直到1959年的国民收入,刘佛丁等人利用一些序列数据，也对近代中国的国民收入进行了估算，同时对与国民收人相关的资本积累这一指标也进行了量化分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甲午战争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近代经济史学界对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年代有各种不同看法。一般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于19世纪60-70年代,但也有学者认为早在40-6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就已经处于发轫期，否则就是忽视了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买办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和一些商业资本的存在。对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意见就比较一致,认为在19世纪70年代已经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从此时起至甲午战争，历经坎柯仍缓慢发展着。

　　由于甲午战前这一时段是中国资本主义刚刚起步的时期，其相关资料之匮乏可以想见。因此，虽然一些学者估算过20世纪30年代及前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但由于数据缺乏，以及不容易把握等原因，学界对于甲午战前时期的估算则少之又少，其中比较可信的估算数据更是凤毛麟角。目前看来，比较可靠的是吴承明的资本额估算。

　　吴承明估算了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的资本额。按吴承明的估计，在1894年，中国的产业资本为6749万元，外国在华产业资本为5406万元，在产业资本总额12155万元中，华资占55.5%,外资占45.5%，在绝对数值上中国产业资本大于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约1/4，这是洋务派官僚努力发展新式工业的结果和功绩。如果加上商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则华资资本总额为92349万元，外国在华资本总额为21370万元，合计资本总额将近11.4亿元。?这一估算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资本主义初起之时的资本水平的大致轮廓。

　　吴承明的这一估算数额得来不易，是建立在对他自己此前估算的否定之上的。1981年吴承明发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对中国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作了初步估计，刊出后影响很大,被多种刊物转载，并有英、日文译本，此一项估计遂多为学者弓I用。对于该文中的数据，吴承明本人并不满意，因此他在编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时,将此一估计数据中1894-1920年部分逐户逐业重新估算，其估计口径和估算方法也相应作了改进，才得出上述相对更加准确、可信的数据。

　　三、一战结束前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与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估算的缺乏相比，这一阶段的估算成果相对较多。对于这一段时期的估计，各自的年代基期也并不一样，有些是以1911年为基期,有些是1913年一1914年，有些是1920年。但这并不影响对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总体判断。

　　甲午战后，外国资本不断涌入，据吴承明估算，到1911年或1914年,在产业资本中，外资一改甲午战前不敌华资的情形，转而占优势，占到57.2%，而华资只占42.8%。此后，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外资受挫，华资则有了较快的发展,在1犯0年产业资本总额中,外资占51.6%，华资占48.4%，而且这时华资发展的主力巳经不是官僚资本，而是民族资本。从具体的资本额上看，1911年或1914年，产业资本中外资约为10.21亿元，华资为7.65亿元，包括商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在内的资本总额外资约为18.5亿元,华资为29.92亿元,其中官僚资本5.：23亿元，民族资本24.69亿元;1920年产业资本外资约为13.3亿元，华资为12.49亿元，包括商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在内的资本总额外资约为23.9亿元，华资为48.09亿元，其中官僚资本9.02亿元，民族资本39.07亿元。

　　除了考察资本额,吴承明还考察了资本的增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1/4世纪里，扣除物价指数，本国资本增长不过8.2倍，外国在华资本也只增长了II.4倍。而甲午至辛亥间,则是民间资本即通称民族资本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自辛亥革命迄1920年，外国在华产业投资因欧战影响进人颓势,增长率仅有4.5%；官僚资本的增长率更跌为3.8%;唯民族产业资本的增长仍保持两位数，为10.5%。

　　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来说，除了资本额，还有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指标是总产值。总产值的估计比资本额的估计更为繁难，因为总产值中除了工业,还要包括农业，农业产值的估计是相当困难的。在中国总产值中，农业更是占一半以上,农业中,稻谷又占1/5强，除了农业，更严重的是在手工业产值的估算上,即使估算出了总值,也还要找出现代化产业的比重，才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在考虑了这些问题后，吴承明估算了1920年的相关数据:农业总产值约为104亿，工业总产值约为91.7亿元,交通运输业约为6.1亿元,资本主义生产占工业总产值的10.78%，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3%;如果把自给性加工从传统工业产值中剔出，则资本主义生产部分占工业总产值的19.59%，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36%。?在这些数据中，他把农业全部作为与资本主义相对的传统产业,这一定程度上拉低了资本主义生产所占的比例。

　　四、抗战前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对于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一般都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所谓“黄金时代”，而战后各帝国主义卷土，，就立刻造成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萧条状态。这一看法几乎巳属定论。但学者发现,20世纪20年代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并不慢，甚至比此前的发展要快。张仲礼认为，从他接触到的一些经济史资料中得到的启发是，中国民族资本在20年代还是有所发展的,而且就某些重要行业而言,其发展速度超过了过去，只是到了30年代，民族资本才经历危机，发展停滞。张梳理了工业史料后认为,20年代初期民族资本的发展与五四抵货运动有密切联系,20年代中期的发展则与1925年五卅抵货运动有密切联系，而20年代后期的发展又与1928年济南惨案所激发的抵货运动有密切联系。⑤王玉茹也认为，两次大战之间是旧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工农业总产值由1920年的229.98亿元（1936年币值，下同）,增加为1936年的306.12亿元，年平均递增1.80%;其中工业总产值增加将近一倍，年平均递增4.06%(以净值计算为3.98%)。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占24.58%，提高到占34.92%。而同一时期内农业总产值增加不到15%，年平均增长仅为0.87%，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75.42%下降为65.08%。国民收人由202.37亿元，增加为258.01亿元，年平均递增1.53%，人均国民收入由45.99元增加为57.34元，年平均递增1.39%。几项指标都在抗战則的1936年达到旧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这些事实说日j,过去经济史著述中那种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经济就日趋衰落甚至破产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丁世洵具体考察了1936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他根据巫宝三在解放前出版的《中国国民所得,1933》一书中的各行业总产值的数据,考察了1936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按照他的推算,1936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为62.665亿元，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58.6%，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在工业领域已经超过了非资本主义经济。分行业来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在很多行业中占据优势，比如机械制造业、金属品制造业、电器用品制造业、水电气制造业、化学品制造业,玻璃制造业、棉纺业、毛纺织业、印刷业等等，仅现代工业的总产值就超过了手工业的总产值，其他一些行业如石制造业、酿造业、榨油业等虽然手工业总产值大于现代工业的总产值，但其中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也占很大比重，因此资本主义的总产值仍居多数。而在资本主义工业中,他推算民族资本的总产值约为50.171亿元,大致是外国资本的4倍，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46.9%，将近一半的产值是由民族资本企业创造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不能说是很低了。丁世洵也估算了1936年前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他认为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要从生产过程来考察，而不应从流通过程来考察,因为农产品商品化的扩大，可能是小商品生产增长的结果，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增加的结果，不过在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一30年代农村的雇佣劳动、富农经济和资本主义大农场后，他认为1936年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几乎没有什么发展，在全部农业总产值中几乎近于零，可以忽略不计。

　　吴承明也估算了1936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他认为此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估算更为困难，因为早期资本主义的领域有限，相对不易出现遗漏，但此一时期资本主义范围扩大,业户繁多，很难逐户逐业相加求总，难免有钟漏，且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估值也只能各采不同办法，所以对于1936年的估计，借重巫宝三对1933年的估计之处颇不少。按照吴承明的估算，1936年的产业资本（即工业资本+交通运输业资本）总额达99.9亿元(包括关内和东北），为前一基期1920年的3.87倍。这一数据没有考虑币值变动的因素，但1936年的法币购买力与1920年并无很大落差。关内产业资本估值为55.46亿元，比1920年增长一倍，东北的产业资本糾.44亿元，约相当于关内的80%。吴承明认为关内的数据是可信的，东北的数据来自于日本对满洲投资的逐年统计,也较为可靠。外国资本在关内为19.59亿元,东北为37.58亿元,与1920年基期华资增加不同,此期外资增加很快，年均达4.6亿元,以致外国资本占到全部资本的59%,年均增长率更高达9.:54%，高于华资的7.99%。不过,这一时期外资的增加主要是日本在东北以掠夺为目的的投资，如果不计东北，外资年均增长率大约只有4.31%,以前一阶段还低。这一时期，官僚资本增速陡增,达7.79%，即使不包括东北其增长率也达到7.78%，远高于前一期的3.81%。民族资本虽然由于东北的丧失而失去了15%的市场份额,但民族产业资本仍然保持了8.21%的年均增长率，到1936年，关内的民族工业资本有1148亿元，加上东北华资，共18.89亿元，成为历史上的髙峰。③除了资本额和增长率，吴承明还估算了新式产业（这一概念接近于资本主义产业但又有所不同，是吴承明设定的概念，与传统产业相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在工业中，这一比重从1920年的18.19%上升为1936年的32.46%，同期这一比重在交通运输业的比重从50.47%上升到57.91%，这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在这一时期是有所进步的。但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新式产业的比重仍然很低，1920年这一比重占工农业总产值为6.21%，到1936年也不过占13.04%。把工农业和运输业的全加在一起，这一比重略有增加，1920年为7.84%,1936年为15.51%。新式产业这个概念还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所以吴承明又作了一些修正,最后认定，资本主义生产或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20年为14.05%,1936年上升到21.81%。

　　吴承明的这一修正，是在考虑了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比重后作出的调整。他参考的是丁长清的对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水平的估算。

　　长期以来,对于农业生产中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一直缺少定量估计。一般来说,对于中国近代农业中有无资本主义及其发展程度问题，大体三种意见:一是夸大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认为资本主义在我国农业中已占统治地位，封建主义只是残余而已；另一种意见认为,在我国农业中从未有过什么资本主义;第三种认为近代农业中资本主义有所发展，但极其缓慢,其所占比重始终十分微弱。丁长清持第三种观点。他认为中国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微弱的发展。其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从此时起到30年代中叶(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第一个阶段;从30年代中叶到40年代末(全国解放）为第二个阶段。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表现为:在地主经济的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所谓经营地主;在农民分化过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富农，以及新式农垦公司的兴起。他分别考察了两个阶段中三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形式的情况。他认为，在抗日战争前,地主雇工经营的土地面积约占其所有土地面积的10%,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5%左右。20年代,有地30亩以上的还有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富农、中小地主及大地主约占全国农户的14%。30年代，富农经济趋于衰弱，1934年左右，富农占全部农户的6%左右，占全国耕地的18%左右;从1912年到1920年，农垦公司有较大的发展,苏北、察绥是农垦公司比较集中的地方，1920年一1928年期间，有些地区,如广西、苏北的农垦公司开始衰落;另一些地区，如苏南、察哈尔、绥远等省却有一定发展，东北各省则无明显变化。30年代末到30年代中叶,全国的农垦公司趋向衰落。总体来看，抗日战争前,地主经营土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5%左右，富农经营土地面积为255,052.1千亩，占总耕地面积的18%左右，农垦公司经营土地面积为14,169.6千亩，占总耕地面积1%左右。以上三项合计占总耕地面积的24%左右。但是这一面积里面并不全是农业资本主义生产,还有一些是封建和半封建的生产,将其剔除后，这一面积大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0%。

　　五、解放前夕资本主义发展水平

　　抗战爆发后，中国历经了八年抗战和随后的三年解放战争，战乱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着破坏性的影响，因此，整体上来说，解放前夕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与1936年的水平相比是下降了。丁世洵认为，从工业总产值看，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49年工业总产值是140.2亿元，其中现代工业的产值为79.1亿元，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为28.7亿元，两者合计为107.8亿元,这可以看做大致相当于解放前夕的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占了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6.7%，比1936年所占的比重增加了约18%。这说明在工业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在解放前夕较之抗日战争以前又有提高。虽然比例上有所提髙,但是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工业的总产值比抗战前在绝对数字上并未提髙.，反而有所降低,1949年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仅合43.12亿（按1936年币值），比1936年实际下降约31%;从民族资本看，1料9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值为68.28亿元，只占资本主义工业部总值48.7%，较之1936年的比重46.9%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如果折合1936年币值只有27.31亿元，比抗战前下降了45.6%，但官僚资本主义约占全部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从农业看，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1929年的农业总产值为325.9亿元，如果折合19%年的币值只有130.36亿元，比抗战前减少35%,因此，可以像抗战前一样，不再估计农业总产值中资本主义经济所占的比重，同样视同为零。

　　按照吴承明的估计，按不变价格计算，从产值上的比重看，I947年一1948年近代化工业产值下降20.8%，这就必然使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他粗略估计大约下降19.7%,不过具体到一些行业，也有上升的，比如新式交通运输业是上升的,平均比1936年上升21_9%;除了工业，1947年一1948年农业产值相比1936年,也下降11.6%。

　　解放前夕，地主经营土地面积73,411千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左右，富农经营土地面积H6，186千亩，占12%左右，农垦公司经营土地面积14,442千亩，占1%左右。以上3项合计为264,280千亩，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8%左右。但是这几种都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经营，而是带有不同程度的封建、半封建的性质。在估计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水平时，必须将其中的非资本主义成分剔去。考虑到这一因素,全国解放前夕’以上三种经营中雇工生产部分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5%左右。

　　六、结论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长期以来亟待厘清的史实问题。史学界囿于技术手段和数据缺乏的现实，常常只能就某一时点、拿零碎的一些数据来例证，而不能从历史发展阶段的线和面上作一系统的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拓的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由于这一研究较为全面地估算了近代中国各个阶段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数量以及相互之间的结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问题不再漂浮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表面，而是嵌人历史的深层结构之中,立基于定量分析之上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勾勒了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演进的一个较为清晰的轨迹。

　　当然,严格来说,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所提供的数量估算还不够精确，类似的这类研究其数据“应有间期的普査资料或统筹全局的系列指标”，但是显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无此条件，只能从单项统计中推算，其准确性自属可疑”，“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漏洞’中攻破它”。同时，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这种估计属于对近代经济某个侧面的宏观考察。宏观经济结构复杂，广泛使用的数据和计量方法也面临诸多问题，譬如，计量方法是不是能准确反映经济事实本身？在展现某一侧面的同时是不是会遮蔽另一个侧面？对于这些问题,从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的学者也有自省，正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计量方法的适用性本可讨论，名家亦有‘伪装的精确知识’之饥。”

　　但是,上述困难并不妨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的价值与贡献。首先,这一研究促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巨著是其中的代表性标杆，该书1993年初版,2003年修订后又出第二版，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同时，随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不断拓展，一批经济史学者随着这一研究的深人而成长起来。其次，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填补了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亟须弥补却又长期付之阙如的空白。此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一般都只是停留在定性的层次上,尚未能在定量上有所突破。第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立足于历史数据之上的定量分析，是一个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它所倡导的数量化概念，影响深远。经济史研究是离不开计量和统计数字的，对于近代中国的相关研究来说，数据尤其重要。但传统中国遗留下来的统计数字’大都残缺不全，从中爬梳出较系统而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殊为不易。但是经济史又需要这些数据来进行定量，否则，经济发展仍然只是一个模糊的印象,谈不上是科学的界定。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研究提供了一个数量化的概念，“在长期的经济动态研究中,有一个系统的、尽管是粗糙的数量概念，仍是有益的。至少它可以辅助纯理论性论证之不足，并比传统的‘举例子’式的论证方法为佳”。这一些系统的数量概念，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周祖文,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