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视域中的资本主义金融化批判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资本主义金融化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由于传统的学术分工，已有研究基本上都将此作为一个典型的经济学问题加以分析。而当作为金融化“衍生品”的金融危机逐渐演变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乃至全球危机的时候，这就表明资本主义金融化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纯经济学范畴，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的“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并成为分析与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整体特征与发展趋势的一个总体范畴。

　　一、总体性原则的出场:金融化的经济学研究限阈

　　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化被普遍视为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从而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其研究路径依然体现着新古典经济学与激进政治经济学的分野。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金融发展理论，在对银行、保险、不动产等金融部门在现代经济中的利润分割、微观经济主体行为、宏观收入变动、以及资产结构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将金融化理解为与金融相关的诸如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者以及金融机构等金融部门的地位和影响不断提升的过程。它是应对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普遍面临的投资和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经济停滞等问题的有效手段。2]与主流经济学的立场不同，激进政治经济学基于资本积累的当代形态，并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出资本主义金融化的内涵与实质就是垄断金融资本，而不是商品生产和贸易支配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它造就了一种实体部门投资积累下降、失业率上升以及工薪阶层收入的长期停滞的积累和增长体制。而这种经济体制恰恰是引发美国次贷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对金融化的研究存在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差异，但是从经济学学科整体背景看，两者共同分享着三大固有的并值得进一步批判的理论逻辑。第一是对金融化认证的经验逻辑。对于金融化现象的确证，无论是依据现代金融急剧膨胀的新事实的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基于资本积累形态的新变化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其背后都是直观的经验的实证主义。而仅仅依靠当前的经济现象与数据统计，脱离资本主义整体发展的大历史，很难解释布罗代尔所说的资本主义周期性问题，即“金融资本主义不是20世纪的新生儿，而是随着商业资本的兴起和资本积累超过正常投资渠道就出现了。”

　　第二是对金融化解释的抽离逻辑。经济学抽离了金融化与社会、政治、文化与生活方式的互动关系。对金融化动因、表现与特征的分析主要以美国经济作为样本，仅限于企业经营投资、个人家庭消费、社会收入与分配以及政府财政开支等经济与金融领域。鉴于现实中金融对政治权力、国家战略、社会文化、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如何确证金融化是标志当代资本主义整体新变化，而不仅是经济新变化？

　　第三是对金融化趋势的单向逻辑。新古典经济学基于金融深化理论，提出了金融化的发展逻辑。这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基于金融资本批判理论提出的金融化的危机逻辑形成二元对立。这种单线思维导致各自存在难以解释的理论难题:金融化的发展逻辑，如何解释曾促进经济繁荣的金融化为什么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金融化的危机逻辑，如何解释导致种种危机的金融化为什么会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共同选择？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于经验、抽离与线性逻辑所导致的金融化研究的非历史性、孤立性与片面性，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对资本主义金融化这一时代重大问题的深入理解，也决定了引入新的研究视域，即总体性原则的必要性。

　　这里的总体性来自卢卡奇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解读，是一种从整体出发，在事物发展的现实历史过程中来考察事物内部与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分析与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总体性原则具有三个维度:一是历史性’即把各种社会生活现象放到历史的具体过程中去揭示相互之间的联系，“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二是整体性，即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总体，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三是辩证性，即在历史发展的总体视野中辨析社会经济现象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辩证关系，“把所有局部现象看作是整体--被理解为思想和历史的统一的辩证过程--的因素”。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通过对经验、局部、片面的超越和扬弃，把握事物的历史发展与整体关联，超越了实证的西方经济学，从而构成我们今天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化问题的科学视域。

　　二、金融化的历史维度:演进历程与形态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历史的总体，正如著名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指出，“马克思有一把有魔力的钥匙，这把钥匙使他揭开了一切资本主义现象最深奥的秘密，使他能够轻易地解决了连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大师都没料到其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就是把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理解。”[]同样，基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金融化并非仅仅出现在当代资本主义，而是一个周期性的历史现象。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时期的金融化演变方式而呈现不同的形态与特征。

　　按照布罗代尔与阿瑞吉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理解，金融化的演进始终都是围绕着资本积累获取利润这一内在要求而展开的。因此它早在16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出现，“标志着中世纪后期和现代早期欧洲资本主义时代的最初开端。”w]这个时期以热那亚、荷兰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与创新，通过发展股票债券市场、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建立中央银行与信贷系统，创建股份公司，极大地推动了金融扩张。金融化主要体现为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在国内商业、农业、采矿业以及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全面渗透与支配，“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

　　18世纪以来的工业资本主义虽然使商业资本、生息资本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要求，但是并未完全阻碍金融化的步伐。资本主义金融化采取了新的形式与途径。一是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为金融化展开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是发达的国家公共债务体系的出现使得国家政权的金融化程度提高，“从1688年到1720年，伦敦完成了金融革命，用一套有效的政府信用制度取代了粗制滥造并受王室随心所欲制约的制度”；三是在英国的主导下金本位制度得以确立，英镑成为世界货币，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大大加深了国际关系的金融化。

　　19世纪末伴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金融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化也随之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金融化最显著的特征即是拉法格、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金融资本的出现与扩张。金融资本一经形成，就要实现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在经济领域，金融资本通过“股份制”来实现对工商业的金融控制;在政治领域，通过同政府进行“个人联合”来实现自己的寡头控制;在文化领域，倡导拜金主义与宣扬“镀金时代”来加强思想控制;在国际关系领域，通过资本输出与帝国主义战争来实现金融资本的全球控制。因此，“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金融资本的权力受到削弱，金融化进程受到限制，但是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推动资本主义金融化进人到“第二个金融霸权时期”。这包括，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政策的兴起增强了金融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信息科技革命为全球金融网络的形成提供物质技术条件;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品为标志的金融创新加深了金融的知识化、社会化程度;跨国公司与跨国银行相结合的跨国银企成为充当金融资本全球流动的主要载体。所以，当代资本主义演进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本身就标志着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最新形态。

　　三、金融化的整体维度:社会结构与世界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整体的总体。从这一总体视域出发，资本主义是一个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结构要素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并通过各种纽带组成的一个不平衡、不对等的“世界体系”。而金融化问题也必须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这样一个宏观背景下来考察，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

　　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看，金融化不仅仅体现为经济领域中金融部门的扩张、金融利润的增长、金融资本的膨胀，更体现在金融与政治权力、社会关系、科技创新、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度融合。在金融化的形成过程中，金融势力逐渐向国家政权渗透，政府的组织架构、公共政策、权力运作等越来越被金融所挟持，形成金融资本与国家高度依存与融合的权力结构。在帝国主义时代，列宁称之为“金融寡头统治”。而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则是所谓的“华尔街-财政部”政商联合体。金融市场的成熟与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卷人金融活动，导致家庭资产、社会分层与阶级对立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关系，并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食利阶层: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借贷资本家;帝国主义时代凭借股票所有权为生的“食利者阶级”；当代转变为以华尔街金融精英为代表的“新食利者阶层”。在历次科技革命与创新中，“金融资本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高新技术产业的强大潜力和超额利润满足了金融资本的食利性冲动，成为金融化的一种重要财富创造工具。无论是19世纪英美的铁路建设高潮，还是20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都可以看到金融资本能够迅速地集聚、投入到技术创新中，并在其中实现自身的获利增殖。金融资本的牟利本性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一个“超级大赌场”，助长了人们的投机冲动与食利心理：今天，年轻人的乐观与进取心和可能的投机资金相结合，确保能迅速、有效地利用变化莫测的投机机会。”人们总是力图不劳而获，直接攫取收益，就像马克思所言，“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

　　从资本主义世界范围看，由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金融化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中呈现多种样态，而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越来越体现为金融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荷兰凭借巨大的商业贸易优势，走了一条商业资本、借贷资本的金融化之路。垄断时代的帝国主义则利用英镑、美元等强势货币，控制国际金融体系，金融力量日益渗透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当代金融化过程中，推崇“市场万能”的新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中，金融化主要体现为放松金融市场管制，鼓励金融技术创新;[M]在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实行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与高福利社会政策的莱茵模式，扩大财政赤字和巨额公共债务是其金融化的必然选择;基于依附理论的发展主义，实行进口替代的拉美模式的金融化表现为经济发展外资化、金融市场自由化与财政结构债务化的结合。每一个金融化的资本主义周期都会形成金融中心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金融实力，建立金融霸权，形成对半边缘、边缘国进行金融剥削与掠夺的世界体系。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英国通过金本位制与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建立的金融霸权，从海外投资中获得了高额利润，有力地维护了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当代美国在金融化过程中借助于美元霸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与世界银行四位一体的机制，建立了新的世界金融帝国。英美等金融中心国凭借金融霸权，在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中，不但造成资本收益从发展中国家大量流向发达国家，而且肆意转嫁金融风险与危机，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的世界体系。

　　四、金融化的辩证维度:现实效应与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是辩证的总体。对于资本主义发展与变化的总体趋向，马克思从两个方面作了辩证的解读:一方面以“两个决不会”论断以及“资本的文明面”，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进步性与生命力，另一方面以“两个必然”论断，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和被新的社会形态代替的必然性。金融化作为资本主义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完善的机制，具有应对资本积累困境、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力。但是由于受制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反而以新的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激化了矛盾，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

　　资本主义生产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导致了一个贯穿资本主义历史的重要特征，即“积累悖论”。这是“由于利润的增长主要通过抑制与生产力相关的工资增长来提高劳动剥削率，最终制约了资本自身的扩张”。21]为摆脱这一积累困境，金融化成为历史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种重要途径。金融化过程中，金融市场的完善，金融业务的扩展，金融工具的创新，为整个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机制提供了集中性的、全面的、专业化的服务，提高了资本运动速度，缩短了流通时间，减少了交易环节，使资本周转的效率大大提升。虽然剩余价值的产生不在流通过程，但是流通过程节约的必要费用和时间，有利于资本积累;加快剩余价值的流转会提高剩余价值量，从而扩大资本积累的源泉。这种金融化积累机制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大量资本通过金融市场、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发展，增强了资本的流动性，形成了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的投资格局，从而有利于降低经济与金融风险、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所以生活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说，“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22]而垄断时代的斯威齐、布瓦耶等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是支撑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世界积累金融化制度的产生确实使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光荣的30年’长期积累之后的困境和福特主义调节危机。”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作为金融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模式，金融化固然是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一种金融修复，但是并不能彻底解决各种矛盾，不过是以新的方式积累与激化矛盾:在金融领域，表现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寻求以金融资产创造为方向扩展的历史，是一个寻求规避法律、政治或者文化力量对资产创造施加限制和监管的历史。”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矛盾。金融化导致过剩资本大量涌入金融、地产等经济部门，形成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的自我循环、自我膨胀的虚拟经济。在社会领域，表现为金融资本家与劳动人民的矛盾。金融资本家通过“金融掠夺”获得了日益增多的权力和财富，而劳动者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金融分化日益严重。在国际领域，表现为金融霸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矛盾。列宁曾经指出’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的国际剥削是帝国主义本质特征之一’“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与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这些矛盾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通过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五、作为总体的金融化：结论与展望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正确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从这一总体视域出发，资本主义金融化是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金融与金融资本凭借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手段，不但在经济运行中地位不断提升，成为主导经济发展关键因素，而且向资本主义政治、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全面渗透与扩张，将资本主义日益塑造成一个金融化的社会世界的过程。

　　资本主义金融化的总体性理解，一方面，是全面、系统、深人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与发展态势的有机环节。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暴露出金融化所导致的当代资本主义总体性矛盾。因此，资本主义各国的调整与应对，不应仅仅局限在经济与金融领域，而应涉及政府职能、社会福利、劳资关系、文化导向、全球战略等诸多领域。这自然会引发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变化、新特征与新趋向，需要采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维原则，发展地而非静止地、全面地而非片面地、整体地而非局部的加以认识与把握。另一方面’对于正在成为资本主义主导的金融化积累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当代中国而言，无论是针对国际游资、人民币汇率、金融话语权博弈等涉及中国与全球政治的关系问题，还是应对地产泡沫、影子银行、地方债务、互联网金融、理财投资、家庭资产结构与收人差距等一系列关系到中国经济结构、社会制度与利益格局的重大问题，都应该置于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中来加以考察。这是思考与应对我们时代面临的现实问题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研究视域。

　　                                 欧阳彬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