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与当代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就其内容来说，与后来的东方社会主义实践并无直接性逻辑关联。将这一理论设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对接，进而论证中国道路“正统性”的做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其症结在于罔顾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实践，幻想借靠经典作家的某一论述来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应着重汲取这一理论设想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养分，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问题。

　　“道路自信”是近几年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热门词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从何而来?当前在国内部分学者中较为流行一种观点：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成功跨越。马克思提出这一理论设想的本来涵义究竟是什么?能否以此直接推导和验证中国道路的“正统性”?如何把握这一理论设想与当代中国道路之间的内在联系?研读梳理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脉络、客观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并在此基础上作以回答，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的本来涵义

　　19世纪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扩张，马克思历史研究的视角逐渐转向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驳斥了俄国民粹派学者米海洛夫斯基所宣称的“资本主义是俄国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观点，强调《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限于西欧国家，而不能把其作为普适性的历史哲学理论套用于各个民族国家。马克思还隐约表达出不希望俄国走传统资本主义道路的期待：“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1]

　　“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一文中得到明确阐述。在对俄国历史传统、革命形势和社会状况具体考察后，马克思指出，由于农村公社内部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二重经济结构，“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马克思分析了有利于农村公社继续生存发展的可能性因素：从内部条件看，俄国保持独立并未沦为外国侵略者的殖民地，农村公社内的土地公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保留，土地的天然地势以及农民长期结成的劳动联盟关系，有助于大规模使用机器并向合作劳动过渡;从外部条件看，社会化大生产的存在为它提供了大规模合作劳动的现实物质基础和技术手段。进而，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俄国未来社会发展“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即俄国有可能不必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而充分利用它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

　　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一旦将理论设想落实到具体的现实层面，马克思又保持着一份审慎严谨的清醒态度。马克思强调，俄国国内首先爆发推翻沙皇专制的革命才是农村公社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只有迅速爆发革命铲除欧洲大陆最后的反动堡垒，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3]

　　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究竟持一种怎样的态度?是否如某些学者所述，二人存在思想上的差异?诚然，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以及为这篇文章所做的跋中，恩格斯批判了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竭力鼓吹的所谓“俄国更容易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强调“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4]。恩格斯讽刺特卡乔夫之流还需要补习关于社会主义的基础知识，重申生产力发展水平在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似乎让人感觉在这一问题上其与马克思存在矛盾分歧。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二人均把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相连互补视作俄国农村公社走上新发展道路的必要条件。他们认为，俄国爆发革命后可以迅速“激活”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革命胜利的西欧国家凭借其发达的物质技术条件，反过来又可以帮助俄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这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注脚。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的理论设想并无直接逻辑关联

　　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20世纪，俄国、中国等国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尚未充分历经资本主义的洗礼而走上社会主义的成功，仿佛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然而，不仅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同样与这一理论设想没有直接性的逻辑关联，既谈不上这一理论设想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这一理论设想的证实。[6]

　　“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设想内含特定的逻辑框架。马克思以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思考和研究东西方国家不同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激化，马克思、恩格斯对西欧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率先胜利持乐观态度，他们看到资本逻辑的扩张和原始积累激起东方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出现与西方革命相互配合并形成世界性革命浪潮的历史机遇，由此设计了“俄国革命-西方革命-世界革命-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路径。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也不过是上述革命路径在俄国的策略展开和具体运用。

　　我们还要看到，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设想完全是针对当时俄国的特殊社会条件所作的特殊论断。一方面，马克思看到了东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异，看到了俄国农村公社处于独一无二的历史环境中;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为这一设想设置了严格的前提条件，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轨迹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世界革命道路大相径庭。19世纪末俄国沙皇专制的反动堡垒仍未攻破、农村公社面临资本力量的侵蚀几近崩溃瓦解、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浪潮阶段性冷却等一系列历史事实，使得这一设想实质上已失去了它的本来涵义。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是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支配下，对列宁“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思想的胜利实践，自然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是对马克思理论设想的验证。而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是立足中国自身国情基础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运用，其理论基础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同的逻辑框架、实践条件决定了所谓对马克思理论设想证实的命题根本无从谈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先验地存在于马克思的理论设想中，它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其恢弘著作中的天才创造。试图通过寻找马克思主义经典论据，生搬硬套某些个别论断来阐释和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做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态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7]，它是中国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90余年的长期探索，尝遍千辛万苦、付出沉重代价后的历史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缺失的症结及思想根源

　　忽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将马克思的理论设想与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简单对接，进而论证中国道路“正统性”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症结在于罔顾具体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幻想借靠经典作家的某一论述来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长期以来，缺乏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认识是导致自信不足的首要思想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大厦之上，并预测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首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社会主义观的核心内容。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他们的设想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特别是俄国和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落后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事实，往往让人感觉“先天不足”。带有“先天不足”性的东方国家既要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包夹排挤的严峻挑战，又要面对尽快增强本国综合实力、发展改善民生、巩固政权合法性的巨大压力。由于执政党普遍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一旦遭遇困难和挫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悲观、怀疑情绪极易弥漫扩散。

　　如何正确看待现实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科学阐释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尤其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依据，勇于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类错误思潮亮剑，就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直面的一个理论难题。在对这一理论难题的解答过程中，教条主义始终是困扰束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大敌，具体到马克思上述理论设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教条主义者往往不加分析就武断地将理论论断嫁接于现实实践之中，力图借靠经典作家文本中的个别论述赋予其“正统性”地位，这种自卑式的表达方式反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加剧了理论逻辑与现实实践之间的摩擦错位，增加了破解人们思想迷雾的难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发展过程中，国内学界对当代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往往受制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的某些概念范畴的局部论争，忽视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建构、阐述和运用，客观上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方法论的认识工具作用。[8]由此，理论陷入脱离现实又无力解释现实的怪圈，理论创新徘徊不前，难以承担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行理论阐释和现实指导的使命，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心确立。

　　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应着重汲取这一理论设想在方法论意义上的养分。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应辩证看待社会形态演变规律性与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承认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统一，是正确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前提。人类社会有其自身固有的规律性，它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递进演变的过程，而在具体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由于资源禀赋、人口结构、阶级状况和民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各个国家必然会表现出各自的特殊性。“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0]无论是社会五形态论抑或社会三形态论，它反映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基本趋势，并没有固化各个国家和民族具体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不仅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与具体发展道路的统一，而且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内容。

　　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应自觉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范畴的辩证运动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方法，其运用要把握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基本要求，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通过较高的发展质量和较快的发展速度展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吸引力。二是重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能动性。社会发展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起作用，而是社会有机体内多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在某些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具有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性，甚至可以决定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十月革命前夕，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等人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他们以“俄国的社会生产力还远未发展到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为借口反对俄国革命，为此列宁打破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死守，提出“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的手段取得达到这个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1]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了通过率先变革上层建筑、改造生产关系继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途径，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当前，我们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注重各项改革举措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注重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同样是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反作用的辩证法运用。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应理解社会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胜利“两个不可避免”的重要论断。当代资本主义在垄断与竞争并存、国家与市场并存的双重机制作用下，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表现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更加隐秘深化、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持续加大、人与自然之间矛盾日趋激化等新的趋势。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逻辑的自我局限和经济全球化的弊端更加暴露无疑，西方国家诸多有识之士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热中忧思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凭借改革开放30余年的现代化建设，在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改善、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等方面交出了满意答卷，有力回击了一度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极大奠定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2]。从国内看，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传统粗放式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居民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公共服务滞后、核心价值观缺失、权力腐败严重等多重风险;从国际上看，资本主义虽然经历严重危机但仍具有较强的自我矫正、自我修复能力，西方敌对势力凭借自由、民主、人权等惯用伎俩，长期对我国实施分化、遏制战略。马克思“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绝不会”重要论断提醒我们，必须在科学把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巨大成就与存在问题的辩证统一中不断增强道路认同和道路自信，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作者：翟青 来源：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