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商关系角度解读民族资本主义兴衰

　　2015年一次教学公开日的活动，笔者讲授人教版必修二《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一课，按现行的教材，本课可以概括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5个阶段，并对每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原因和影响进行梳理。可是在2008年第11期《历史教学》刊登的陈康衡老师的文章《正确理解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由一道读图思考题引发的思考》中指出：“黄金时代”发展的年限到1927年是能够成立的，起码到20年代初是没有疑问的。对民族工业“黄金时代”的时间判断，仅仅局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然过于保守，或是主观臆断。课程内容应该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产生到初步发展、到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线索。笔者也就这一问题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清华大学陈争平教授将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界定为 1895～1937年，而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的观点是1914～1936年。两种划分虽不尽相同，但均与教材观点不一致，未将1919年后界定在民族资本主义的衰落阶段。所以，笔者将教材结构进行了重建，将19世纪末到1949年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历程划分为两大历史阶段，即1895～1936年的前42年作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期、1937～1949年的后12年作为民族资本主义的衰落期。课后笔者自认为对教材有所突破、充满新意，但一个学生的提问让我对此课又有了新的想法，他问：“民族资本主义始终处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受双重压迫，1895～1949年间，前42年虽有困境却能不断发展，后12年实业家们虽经努力但还是失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我们回答的往往是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缺乏生存空间，是行不通的。但从微观的层面好像又不能说通，无论是前42年还是后12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从未改变，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用一些已有的观点去解读，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民族资本家的逐利要求和实业救国的思想不会突然减退;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影响应为双重的，从这一角度也不能说明;战争的影响更是牵强，1895年到1936年之间有日俄大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国共对峙等一系列战争与动荡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前42年和后12年差异在哪里?民族主义除了在大环境中缺乏生存发展空间以外，还有什么因素会促使它出现根本性地转折呢?1945年民族资本家荣德生的话对回答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启发。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大兴国营事业，将很多日商大纱厂合并为国有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荣德生忧心忡忡说：“日本纱厂接收后，全部改为国营，亦是与民争利，以后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为也。”①从中观之，在民族工业的发展中除了社会的大环境和各企业经营发展的小环境外，还有一个与政府博弈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官商关系的角度出发，解读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衰落。

　　首先，追本溯源，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对官府控制的斗争和纠葛中产生的。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洋务运动期间，其原因是列强经济侵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为资本主义产生提供必要条件，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为兴办近代工厂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商人的逐利思想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的精神动力。通常教师会用洋务运动后期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工业，进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对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说明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官僚资本的推动下产生的。但细想之后，不禁会问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为什么不首先独立办厂、谋求生存呢?是缺乏资本和热情吗?如果说政府的示范作用起了效果，是不是此前政府有禁止办厂的规定而让商人、官僚对办厂赚钱望而却步呢?其实，所谓政府禁止民间办工业的禁令是不存在的，而且西方机器的吸引和民众的热情早已十分高涨，如当时早期的民族资本家中有很多是买办出生，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盛宣怀等，尤其是唐廷枢担任十年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亲身经历了西方机器工业的巨大效益，而且他也积聚了一定的资本，但最后他还是没有选择独立经商而是投身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其实这也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们的无奈选择。

　　19世纪五六十年代清政府经历了一次农民起义，靠着一批汉人士大夫的努力终于在奄奄一息中生存了下来，但这部统治机器反而更加糟糕，吏治腐败更甚于前。其中开征厘金便是一例，厘金本意是解决清政府的战争款项问题而对商人征收的商业税，属于临时性质，只要有权就能设卡征税，而且，税制杂乱，地方各自为政。地方所得的厘金税收，不列入正式收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地方官吏假公肥私，变相中饱，所以厘金成了地方贪污腐败的重要来源，而商人则成了其公开敲诈的对象，以致“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户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①这对中国商业发展尤其是对所有想办厂的商人是一种毁灭性打击，政府的政策使私人资本家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这一点作为洋商买办唐廷枢等人是十分清楚的，他之前投身洋行依靠洋人的特殊地位，商品无需缴纳厘金，所在企业才能不断壮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想要办厂除了依附洋人以外，借助官家，减少厘金征收，冲抵地方政府的勒索也就成了必然选择。从这个角度说，早期资本家们选择官商合办的方式办厂是与政府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博弈的结果，这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殖产兴业”，政府办示范企业，之后扶植私人经济根本上是两回事。

　　同时，官商合办的企业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如李鸿章在1865年谈到：“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②可见即便是新派人物李鸿章早就设想到此后民间办厂一旦放开，官方将“无从为之”，与其让这样的结果出现，不如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企业，既能利用民间资本为自己谋取私利，又可对“富商大贾”有所控制，岂不更好?所以，在这样思想下兴办的官商合办企业往往以官为主，造成经营失策、亏本严重，即使一些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也只能依靠官府背景可以减免厘金，另一方面垄断漕运，排斥其他竞争对手才能有所获利。郑观应所办的上海织布机则是典型的代表，史料记载：“该局在开车之前，专办官务的龚寿图就任意挥霍，办事不实……李鸿章接手后掌握了全厂的管理大权，”③直至该厂结束股东都丝毫没有分红。梁启超说：“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之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历阶可也。”①事实上，政府不痛下决心改革，裁撤厘金，建立现代的税收制度，创造一个合适的法治环境，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②

　　其次，1895年到1936年的42年发展，政府转型给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民族资本主义与政府资本相伴而生，最初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存在，但很快这种方式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如早期希望通过官督商办，“求其保护”的郑观应，对此也产生了怀疑“惟东、西国例，公司虽官助厚资而成，亦无官督、商办之例”。③清末维新派麦孟华直言不讳：“中国公司，以官督办，事权号令，皆出其手，任意吞蚀，莫敢谁何……良法美意，以官督而悉败矣。”④更有如何启、胡礼垣等人明确提出“商之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这一问题在甲午战争之后出现了转机，《马关条约》允许列强在中国办厂，清政府失去了对产业的垄断权力，而巨大的赔款促动了清政府大力发展产业、增加税收，于是政府逐渐“广劝绅富自行设厂制造土货，以冀挽回利权”。⑤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謇“设厂自救”创办了大生纱厂，1895年开始筹办。次年开始购地建厂，拟招商股60万两，一年之久只招得三四万两。1898年，张謇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将湖北官纱局存沪未用的纱机20400锭领回，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但张謇反对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运营大生纱厂，刘坤一等也明确官股“按年取息，不问盈亏”，给了张謇更多经营发展的空间，大生纱厂发展的风起云涌。1909年，轮船招商局也改为了商办。尽管这一时期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种控制比1895年前有所减弱，而就中国产业资本的总体而言，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逐渐已经被私人资本主义所取代。即便如此，随着私人资本的壮大和清政府的衰落，私人投资者已经对清政府失去了信任，资产阶级希望中国出现真正适合他们利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一场大革命已不可避免。⑥保路运动中商与官的冲突实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与政府专权的一次较量，而正是这样的较量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及清政府的垮台。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发展经济、振兴实业的政策，即便在北洋时期，由于以张謇、周学熙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资本家走入政府，进入内阁，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度，从而推动了政府不断颁布发展实业的政策，如北洋政府先后颁布《农商部奖章规则》《奖励实业办法》《奖励国货办法》等规章制度，并陆续出台一些裁厘免税的规定，出口的机制西式货物免除一切税厘，内销的也只需纳一次正税。⑦在此还要说明的是，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发展经济的政策形同虚设，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和自己的享受，各路军阀对民族资本家大肆盘剥，给民族工业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政府的松散现实使政府的控制力大大降低，始终没有全方位地去干预或压缩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相反民间设厂、结社等自由度空前，实业建设均由社会力量自相筹划，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如民间商业银行在这一阶段超过了中央银行。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订了一系列的“国民经济建设”计划，进行税制、币制改革，推动工业发展。1927年颁布《裁撤国内通过税条例》撤销国内所有厘金，并减免相关税收，并且与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缔结关税条约，实现了关税自主，这些都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同时，按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节制资本”的主张：一些重要的国计民生的经济应由政府掌握以防私人资本过度膨胀，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就建立了以“四行二局”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体系，即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形成了对金融业的垄断，但对民用工业领域几乎是不加干预的。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第四次国务会议通过了《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政宣言》，其中提出“进行经济建设之原则，必依个人企业与国家企业之性质而定其趋向。凡夫产业之可以委诸个人经营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由个人为之，政府当予以充分之鼓励及保护，使其获得健全发展之利益。”①在甲午战后的42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府均采取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宽松政策，市场的效用得以体现，各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依靠自身的技术、管理和产品质量投入市场、参与竞争，虽然有的企业走向失败(如大生纱厂)，但更多实业家崭露头角，并初步形成了一些企业集团，如刘鸿生的火柴王国、侯德榜的“永久黄”化工集团等。

　　最后，1945年后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之痛。抗战的到来使民族资本主义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逆转，这不仅仅表现在战争破坏和日本的掠夺上，还有国民政府的财政政策发生了转变。抗战期间，后方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解除了洋货和外商厂的压力，同时，各地资本、技术力量不断向后方集中，再加上人口增加、军需民用、市场需求不断增长，战时需求大于供给，物价上升，这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有利的，因此在1942年以前后方民族资本主义曾一度得到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物价高涨，致使产业资金不足，特别是由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狂涨，使得产业主经常是拿着卖出去的货款买不进原有的原料，不要说扩大再生产，就是要维持原有规模上的再生产都很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使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受到了沉重打击。南京国民政府统制最早的钨、锑、锡等工业也是最早出现生产衰退的工业。1942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对盐、糖、烟实行专卖;1943年1月开始实行限价，6月并行议价。政府收购价、限价、议价过低，成为这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衰退的重要因素。权力带来的巨大效益使官僚资本看到了政策空间，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家官僚资本和各省地方官僚资本依靠政治上的优势，并利用其所控制中央和各省的官营工业机构以及由他们开办的私营工业，控制了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根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的报告，在国统区3700余家工业中，官营的600余家，民营的3100余家，但官营占资本总额的69%，民营只占31%，在宋家控制下的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40年，主要经营纺织业，到1942年，它的已开工纱锭占大后方全部纱锭的1/4强。②由于官僚资本对工业实行垄断，民族工业备受摧残，造成工业生产的严重危机，工厂倒闭和开工不足的现象日益严重。在抗战胜利后，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官僚资本主义追求暴利的天性和非市场竞争性、垄断性，使得官僚资本能够以低成本获取社会资源，或者垄断资源，进而获得暴利，而这种暴利既不是通过竞争来获取，也不是因为官僚资本创造了足够多的社会财富，本质上是对其他社会团体创造财富的掠夺，官僚资本主义的暴利，绝大部分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实现的，而不是自己创造的。官僚资本占有了超过自己创造财富的其他团体的财富，而这种财富并非通过技术进步获得的有效财富，所以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削弱其他资本的发展能力，必然降低经济运行的效率。如宋子文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建立于1945年，资产主要来自于接受敌伪产业，经过几年的发展，靠着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收购原料和免于政府收购等政策垄断了棉纺织业的进出口贸易，以致出现了本文开头中荣德生的哀叹，“民营纱厂恐更将不易也”。

　　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它不仅是“重现”过去，更是通过史料等媒介对已经发生的事情和历史过程进行能动的反映，需要对过去的事进行理性的解释和构建。高中生主要的学习对象历史教材是而且只是编撰者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但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往往发现，由于从幼小开始就一直受“教师教教材”和“考试考教材”的影响，学生往往把历史教材和老师的结论等同于“历史”，学生是被动接受的，甚至是思维是固化的。关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用“夹缝中生存”的理论而得出民族资本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无法生存的结论就过于的程式化，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还离不开一个宽松、公平的环境。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以史料为媒介鼓励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解释历史、了解过去更为他们理解现实搭建桥梁。

　　【作者简介】胡斌，中学高级教师，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历史教师，主要从事中学历史教学工作。

　　作者：胡斌 来源：历史教学·中学版 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