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由金融危机看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的缺陷
发布时间：2015-07-14 11:07
[摘要]在2008年经济界最大的新闻就要数从美国开始并蔓延到全世界的次贷危机了(也称金融危机),随着房市的不景气而且房贷利率居高不下使得低信用居民违约逐渐增加,从而导致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及存贷机构深陷坏账危机和投资银行的大规模亏损,而购买了与此相关的CDO(债务抵押债券)和ARS(资产抵押债券)的其他投资银行(如美林等美国前五大投行)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如AIG)相继遭受严重损失并破产,从而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本文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并非偶然,而是由于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存在一定的缺陷,并对这两者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主义 金融监管
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证券公司“雷曼兄弟”倒闭,就像一场风暴,使得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美国甚至全球。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家力量”,处理危机,抵消金融危机的负影响。其出手之重,已不再顾及“市场情面”,预示着美国版“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迎来了逆转的时代。美国一向自诩是在金融马背上长大的牛仔,特别是二战后,长期把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聚敛财富,行使霸权,支撑美国经济繁荣。但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危机不断,捉襟见肘。自1987年8月上任到2006年1月退休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19年,竟然处理了12次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足见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揭示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巨大破绽即低管制下产生的高收益伴随的是高风险的产生。
首先,由美国来主导的“金钱游戏”面临极限。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潮流,推动金融自由化。1999年美国颁布新银行法,进一步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经营模式的“分业管理”被打破,“混业经营”大流行,形成了“裁定型金融运作模式”,即利用市场定价的扭曲,通过“低买高卖”,套取高额利益,展开“资金游戏”。而随着市场参与者增多,价格体系日趋均衡,游戏利润率下降。为扩大利润空间,美欧等巨型金融机构大肆“创新金融技术”,编制金融衍生商品,人为制造“虚拟的金融世界”。如以“次级贷款”的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编制成一系列的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再编制,衍生出更多的虚拟金融商品,销往全球。这个过程被美国吹捧为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也被视为分散金融风险的最佳手段。问题是,金融风险犹如电脑病毒,不会因分散而消亡,相反,其不断分散的过程,恰恰演变为病毒扩散的路径,一旦在某个环节病毒发作,必将侵染整个系统。这就是“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不断深化、扩散的根本原因。拿美国华尔街的五大投行来说,投资银行不单单做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桥梁。它常常表现出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特征。它可以用极低的资产充足率,通过杠杆效应撬动更大体量的资本。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模式本身就极易埋伏风险。当投行自身杠杆运用过度,资本充足率不足,资不抵债,受到公众质疑时,其信用也就丧失了。投行本身连带其产品必然遭到投资者的抛弃,风险便随着其销售的产品不断向周边关联者蔓延扩散。
其次,美国金融整体体制和监管体制存在结构性的失衡。美国的新银行法仅仅扩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权,结果出现了金融机构集团化,金融产业大扩张,金融权力大膨胀。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依然按照传统的格局“各司其政”,给金融产业留下了三不管的空间。美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监管重叠问题和一定程度的监管缺位问题。实际上,由于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这两个问题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基本上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后逐步形成的,其中针对存款类金融机构有5家联邦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但对保险公司则缺乏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对于那些不吸收公众存款的专业贷款公司以及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则没有任何机构进行监管,相应的信息披露要求也不够完善。这显然不适应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现实,相应的管辖冲突和监管空白更成为本次危机得以酝酿成灾的重要原因。
第三,而“规模=安全”这个概念更是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金融改革中,美国政府认为金融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安全,因此,积极掀起金融机构并购浪潮,形成了巨型金融集团垄断的金融产业格局。如,美国前三家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均超过1万亿美元,堪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媲美。 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纯债务就高达6130亿美元。显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用事实击碎了“规模=安全”的定论,也让美国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新认识到规模过大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性。
第四,美国的监管机构数目繁多,混乱复杂,很多时候造成监管的任务不明确。主要表现在:一是权力分散,在银行业方面,目前监管权力分散于5个联邦机构;现在保险业的监管权分散于各州政府。二是“大杂烩”式的监管机构重叠,由5个机构负责日常银行监管事务。三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中出现了死角和盲区。这种过多的监管机构的存在不但造成监管的困难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增加了诸如行贿受贿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
金融市场化与产业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必修课,关乎民间储蓄能否有效转化为民族生产力的蓄积条件,更是确保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制度条件。中国金融改革既无需因美国金融出了问题,而放缓市场化与产业化改革脚步,也不一定因日本金融成功躲过了“次贷危机”而简单模仿其模式。中国依然需要确立金融改革的自信,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道路。金融市场的瞬息万变,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就要求金融监管必须灵活、高效、反应敏捷、应对及时,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一个精简、权威、高效、反应迅速的监管体制。这也许是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在整合、改革上,主要发生在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存在的漏洞,也给了我们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金融市场的些许启发。
参考文献
[1]陈雨露、庞红、蒲延杰:《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载《中国金融》,2008(4)
孙立坚、彭述涛:《次级债风波对金融风险管理的警示》,载《世界经济》,2007(12)
王忠文:《浅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J]消费导刊,2009(2)
朱金玉:《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J]商场现代化,2008(34)
KRUGMAN P:《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ume: 11 Issue: 3 Pages: 311-325 Published: 1979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资本主义 金融监管
2008年9月,美国第四大证券公司“雷曼兄弟”倒闭,就像一场风暴,使得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到整个美国甚至全球。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家力量”,处理危机,抵消金融危机的负影响。其出手之重,已不再顾及“市场情面”,预示着美国版“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迎来了逆转的时代。美国一向自诩是在金融马背上长大的牛仔,特别是二战后,长期把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聚敛财富,行使霸权,支撑美国经济繁荣。但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危机不断,捉襟见肘。自1987年8月上任到2006年1月退休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19年,竟然处理了12次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足见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揭示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巨大破绽即低管制下产生的高收益伴随的是高风险的产生。
首先,由美国来主导的“金钱游戏”面临极限。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潮流,推动金融自由化。1999年美国颁布新银行法,进一步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经营模式的“分业管理”被打破,“混业经营”大流行,形成了“裁定型金融运作模式”,即利用市场定价的扭曲,通过“低买高卖”,套取高额利益,展开“资金游戏”。而随着市场参与者增多,价格体系日趋均衡,游戏利润率下降。为扩大利润空间,美欧等巨型金融机构大肆“创新金融技术”,编制金融衍生商品,人为制造“虚拟的金融世界”。如以“次级贷款”的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编制成一系列的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再编制,衍生出更多的虚拟金融商品,销往全球。这个过程被美国吹捧为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也被视为分散金融风险的最佳手段。问题是,金融风险犹如电脑病毒,不会因分散而消亡,相反,其不断分散的过程,恰恰演变为病毒扩散的路径,一旦在某个环节病毒发作,必将侵染整个系统。这就是“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不断深化、扩散的根本原因。拿美国华尔街的五大投行来说,投资银行不单单做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桥梁。它常常表现出独立于实体经济的特征。它可以用极低的资产充足率,通过杠杆效应撬动更大体量的资本。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一模式本身就极易埋伏风险。当投行自身杠杆运用过度,资本充足率不足,资不抵债,受到公众质疑时,其信用也就丧失了。投行本身连带其产品必然遭到投资者的抛弃,风险便随着其销售的产品不断向周边关联者蔓延扩散。
其次,美国金融整体体制和监管体制存在结构性的失衡。美国的新银行法仅仅扩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权,结果出现了金融机构集团化,金融产业大扩张,金融权力大膨胀。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依然按照传统的格局“各司其政”,给金融产业留下了三不管的空间。美国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监管重叠问题和一定程度的监管缺位问题。实际上,由于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这两个问题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基本上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后逐步形成的,其中针对存款类金融机构有5家联邦监管机构和各州监管机构,但对保险公司则缺乏全国统一的监管机构,对于那些不吸收公众存款的专业贷款公司以及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则没有任何机构进行监管,相应的信息披露要求也不够完善。这显然不适应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现实,相应的管辖冲突和监管空白更成为本次危机得以酝酿成灾的重要原因。
第三,而“规模=安全”这个概念更是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金融改革中,美国政府认为金融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安全,因此,积极掀起金融机构并购浪潮,形成了巨型金融集团垄断的金融产业格局。如,美国前三家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均超过1万亿美元,堪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媲美。 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纯债务就高达6130亿美元。显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用事实击碎了“规模=安全”的定论,也让美国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新认识到规模过大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性。
第四,美国的监管机构数目繁多,混乱复杂,很多时候造成监管的任务不明确。主要表现在:一是权力分散,在银行业方面,目前监管权力分散于5个联邦机构;现在保险业的监管权分散于各州政府。二是“大杂烩”式的监管机构重叠,由5个机构负责日常银行监管事务。三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中出现了死角和盲区。这种过多的监管机构的存在不但造成监管的困难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还增加了诸如行贿受贿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
金融市场化与产业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必修课,关乎民间储蓄能否有效转化为民族生产力的蓄积条件,更是确保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制度条件。中国金融改革既无需因美国金融出了问题,而放缓市场化与产业化改革脚步,也不一定因日本金融成功躲过了“次贷危机”而简单模仿其模式。中国依然需要确立金融改革的自信,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道路。金融市场的瞬息万变,金融风险的不确定性,就要求金融监管必须灵活、高效、反应敏捷、应对及时,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一个精简、权威、高效、反应迅速的监管体制。这也许是对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包括在整合、改革上,主要发生在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揭示了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存在的漏洞,也给了我们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金融市场的些许启发。
参考文献
[1]陈雨露、庞红、蒲延杰:《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载《中国金融》,2008(4)
孙立坚、彭述涛:《次级债风波对金融风险管理的警示》,载《世界经济》,2007(12)
王忠文:《浅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J]消费导刊,2009(2)
朱金玉:《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反思》[J]商场现代化,2008(34)
KRUGMAN P:《A Model of Balance-of-Payments Crises》,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ume: 11 Issue: 3 Pages: 311-325 Published: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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