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命运：一种马克思主义
发布时间：2015-07-14 11:08
摘要：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在新的发展阶段集中爆发的一种新形式，并没有超出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分析的总体框架。危机的爆发再一次证明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也宣告了形形色色为帝国主义辩护的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同样金融危机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已经结束。
关键词：金融危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货币(纸币)输出
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针对这场危机的研究不可胜数，各种观点充斥其间。一场危机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解读，固然在于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实属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场危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历史时代的开端。正因为如此。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方经济学在解释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时，多把它归咎为金融的过度创新、政府的监管不力、投资信心过渡膨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解释固然有其道理，至少它从现象层面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技术的或操作上的原因。但问题在于，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的那一系列事态呢?西方经济学恐怕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从西方国家《资本论》空前热销，人们纷纷从马克思哪里寻求答案的现象中可以得到佐证。
实际上，如果循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层次追问和探究，可以发现，从根源上说，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以更为复杂的形式集中爆发。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包含的这种危机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式下，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则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固然，股份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极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态表现出来，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和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相关研究显示，在美国。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全部产品都能够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但这样却又必然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更多的产品需要解决能够售出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因为社会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决无可能的。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率也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这种冒险自新世纪以来就表现在次贷领域。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导致了购买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动却使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的产出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通过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以促进房地产销售而得以掩盖，并由此衍生出规模惊人的次级贷款，但这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其他行业也不同程度存在类似情况，美国家庭的负债已达到惊人的水平)，只是建立在一种金融炒作和欺诈基础之上的虚假繁荣，只消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得这一虚假繁荣在短期内崩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金融资本日益扩大。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譬如次级贷款——这样的现代形式的金融欺诈和剥削手段。资本的剥削进一步加深了。大资本不仅从当前的工人劳动获取剩余价值。而且预期地占有了未来工人的劳动。随着资本的不断流入，这种新形式的剥削和信用欺诈，使得这种金融活动像一个巨大的泡沫被越吹越大，当某个临界点来临时。泡沫破裂了。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危机的来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因此，危机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总体框架，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金融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联系的，使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和进行金融掠夺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危机的发生或掩盖危机。但当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再也难以遏止的时候，经济危机便以当前的金融危机这种“创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有人把危机归咎为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实际上并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本质。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一种典型表现：只有社会不断消费这种生活方式。资本才能获取最大可能的利润；即便这种生活方式并非是必须的甚至是不可持续的，但
关键词：金融危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货币(纸币)输出
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针对这场危机的研究不可胜数，各种观点充斥其间。一场危机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解读，固然在于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实属上个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场危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历史时代的开端。正因为如此。对这一重大事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有着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西方经济学在解释这场危机发生的原因时，多把它归咎为金融的过度创新、政府的监管不力、投资信心过渡膨胀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解释固然有其道理，至少它从现象层面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技术的或操作上的原因。但问题在于，究竟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的那一系列事态呢?西方经济学恐怕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这从西方国家《资本论》空前热销，人们纷纷从马克思哪里寻求答案的现象中可以得到佐证。
实际上，如果循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层次追问和探究，可以发现，从根源上说，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以更为复杂的形式集中爆发。早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包含的这种危机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式下，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则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固然，股份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极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态表现出来，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
马克思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和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相关研究显示，在美国。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全部产品都能够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但这样却又必然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更多的产品需要解决能够售出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因为社会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决无可能的。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率也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年至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三分之一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这种冒险自新世纪以来就表现在次贷领域。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导致了购买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动却使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的产出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通过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以促进房地产销售而得以掩盖，并由此衍生出规模惊人的次级贷款，但这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其他行业也不同程度存在类似情况，美国家庭的负债已达到惊人的水平)，只是建立在一种金融炒作和欺诈基础之上的虚假繁荣，只消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得这一虚假繁荣在短期内崩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金融资本日益扩大。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譬如次级贷款——这样的现代形式的金融欺诈和剥削手段。资本的剥削进一步加深了。大资本不仅从当前的工人劳动获取剩余价值。而且预期地占有了未来工人的劳动。随着资本的不断流入，这种新形式的剥削和信用欺诈，使得这种金融活动像一个巨大的泡沫被越吹越大，当某个临界点来临时。泡沫破裂了。由于资本主义的这种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的存在，危机的来临只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因此，危机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总体框架，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危机由于资本主义金融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联系的，使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通过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和进行金融掠夺等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危机的发生或掩盖危机。但当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再也难以遏止的时候，经济危机便以当前的金融危机这种“创新”的方式表现出来。
有人把危机归咎为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这实际上并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本质。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在当前发展阶段的一种典型表现：只有社会不断消费这种生活方式。资本才能获取最大可能的利润；即便这种生活方式并非是必须的甚至是不可持续的，但
利润的驱使会使得资本通过一系列方法使人们相信，这种生活方式是必须的。因此，美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就其根源来说，实际上更多的还是资本的必然的逻辑结果。只有改变资本主义本身，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列宁曾经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他在分析帝国主义的种种表现的基础上，揭示了在金融资本统治下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近百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最引人瞩目的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繁荣”，许多人看到资本主义非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似乎走上了一种摆脱了旧式资本主义宿命的新阶段，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认定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是错误的。或至少是武断的。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列宁的告诫，即资本主义的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决不意味着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整个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的腐朽上面。”毋庸置疑，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入木三分且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的，今天，通过列宁的批判来观察这场金融危机。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
历史上，不同的条件下，资本总会变换剥削的具体手法来适应新的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显然已不同于上个世纪之初的资本主义。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而到了今天，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典型的乃是货币(纸币)输出(以下同)。当然这不是说，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不重要，而是说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货币输出有了典型的意义。这一趋势特别是在美元金本位制度崩溃以后就显得更加明显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对外贸易中一个显着的变化是逆差呈长期扩大的趋势，近年来，甚至达到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一方面，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各种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美国则通过向这些国家支付美元以获取进口商品，也即是说，美国仅仅通过输出纸币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物质财富。这样一来，由过去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转变为一种新的形式：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货币(纸币)。其他国家则为了换取这些货币而向它出口商品。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这样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之带来的货币霸权实施新的剥削。据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研究。保守地估计。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美国GDP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不足25％，但美元却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这就使得美国以及美国的金融机构不仅能够从经营美元中获取极大利益，而且使得美国可以仅仅通过印制纸币就能够偿还国际债务、实现财富转移和换取需要的各种商品。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近几十年来，物质生产部门在美国整个经济产出的比重日益下降。按照美国学者格·R·克里普纳的研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日益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美国经济、美国企业(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并已主要地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和贸易。在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仅为14.5％，新世纪以来这一下降趋势仍在继续。这一趋势显然是和上述输出美元的过程一致的。这表明，作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创造的物质财富相对愈来愈少，另一方面，它对整个世界的剥削却越来越深。
这种趋势以大量确凿的数据验证了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论断：“随着这种积累的增加，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而信用的发展使得资本越来越具有冒险的性质，即通过一整套投机和欺诈的手段剥削国内外的劳动人民。结合上述的分析，只要再稍微看一下美国危机以前房地产次级贷款膨胀到什么程度和当今美国各种投机基金发展到什么规模就不难得出结论，列宁所批判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只是手段和面目发生了变化，规模和程度则大大地加深了。最近在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冰岛身上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为之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注脚。
可以看出，危机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看似对立却又相互交织。总体而言，一方面，美国利用危机通过印制纸币再一次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实现财富的新的转移，另一方面，美元这种霸权货币的地位也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削弱。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难以避免地裂开了一条裂缝。从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特别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再按照旧的模式运行，它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剥削也越来越难以照旧进行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右翼学者福山推出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随着美国队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人类历史到资本主义也就宣告终结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了。几乎在同时，曾经以长期左翼姿态出现的后现代理论家博得里拉也从另外的角度得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但事实证明，历史并没有象历史终结论所鼓吹的那样终结。这种理论看来只不过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一种新的理论变种。此次震动世界的危机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危机的发生似乎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甚至有人把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称为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并以此寓示某种社会主义因素的重新登场。但情况究竟怎样，目前作出任何具体的预言显然都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以其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洞察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科技革命的浪潮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重大调整也使得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旧式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更没有消失，只是这种矛盾逐步激化并借以爆发的具体形式和以往有所不同。从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世界每一次摆脱自身的危机就必然使它在应对下一次即将来临的危机时变得更加困难，也使得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以按照旧的方式运转下去。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尚有一定的空间，维系资本主义强国剥削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解体需要相当长期的过程，因此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已然到来。
也许，可以这样来描述当今的形势：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不能克服的固有矛盾，由于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最高阶段愈来愈表现出它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资本主义的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喻示它终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但是正如封建制度从开始腐朽到它最终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花费了数百年时间一样，由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显然不同于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列宁曾经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进行过深刻的批判。他在分析帝国主义的种种表现的基础上，揭示了在金融资本统治下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近百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最引人瞩目的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繁荣”，许多人看到资本主义非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似乎走上了一种摆脱了旧式资本主义宿命的新阶段，由此他们得出结论，认定列宁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判断是错误的。或至少是武断的。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列宁的告诫，即资本主义的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决不意味着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整个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某些资本最雄厚的国家的腐朽上面。”毋庸置疑，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入木三分且符合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的，今天，通过列宁的批判来观察这场金融危机。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认识。
历史上，不同的条件下，资本总会变换剥削的具体手法来适应新的变化。今天的资本主义，显然已不同于上个世纪之初的资本主义。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而到了今天，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典型的乃是货币(纸币)输出(以下同)。当然这不是说，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不重要，而是说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货币输出有了典型的意义。这一趋势特别是在美元金本位制度崩溃以后就显得更加明显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对外贸易中一个显着的变化是逆差呈长期扩大的趋势，近年来，甚至达到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一方面，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各种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美国则通过向这些国家支付美元以获取进口商品，也即是说，美国仅仅通过输出纸币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物质财富。这样一来，由过去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转变为一种新的形式：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货币(纸币)。其他国家则为了换取这些货币而向它出口商品。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这样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之带来的货币霸权实施新的剥削。据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研究。保守地估计。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美国GDP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不足25％，但美元却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这就使得美国以及美国的金融机构不仅能够从经营美元中获取极大利益，而且使得美国可以仅仅通过印制纸币就能够偿还国际债务、实现财富转移和换取需要的各种商品。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近几十年来，物质生产部门在美国整个经济产出的比重日益下降。按照美国学者格·R·克里普纳的研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日益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美国经济、美国企业(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并已主要地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和贸易。在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仅为14.5％，新世纪以来这一下降趋势仍在继续。这一趋势显然是和上述输出美元的过程一致的。这表明，作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创造的物质财富相对愈来愈少，另一方面，它对整个世界的剥削却越来越深。
这种趋势以大量确凿的数据验证了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论断：“随着这种积累的增加，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而信用的发展使得资本越来越具有冒险的性质，即通过一整套投机和欺诈的手段剥削国内外的劳动人民。结合上述的分析，只要再稍微看一下美国危机以前房地产次级贷款膨胀到什么程度和当今美国各种投机基金发展到什么规模就不难得出结论，列宁所批判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只是手段和面目发生了变化，规模和程度则大大地加深了。最近在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冰岛身上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为之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注脚。
可以看出，危机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看似对立却又相互交织。总体而言，一方面，美国利用危机通过印制纸币再一次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实现财富的新的转移，另一方面，美元这种霸权货币的地位也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削弱。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难以避免地裂开了一条裂缝。从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特别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再按照旧的模式运行，它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剥削也越来越难以照旧进行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右翼学者福山推出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随着美国队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人类历史到资本主义也就宣告终结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了。几乎在同时，曾经以长期左翼姿态出现的后现代理论家博得里拉也从另外的角度得出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结论。但事实证明，历史并没有象历史终结论所鼓吹的那样终结。这种理论看来只不过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一种新的理论变种。此次震动世界的危机则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危机的发生似乎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甚至有人把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称为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并以此寓示某种社会主义因素的重新登场。但情况究竟怎样，目前作出任何具体的预言显然都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以其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洞察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科技革命的浪潮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重大调整也使得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旧式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更没有消失，只是这种矛盾逐步激化并借以爆发的具体形式和以往有所不同。从近几十年的历史来看，资本主义世界每一次摆脱自身的危机就必然使它在应对下一次即将来临的危机时变得更加困难，也使得资本主义越来越难以按照旧的方式运转下去。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尚有一定的空间，维系资本主义强国剥削地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解体需要相当长期的过程，因此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前景已然到来。
也许，可以这样来描述当今的形势：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不能克服的固有矛盾，由于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最高阶段愈来愈表现出它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资本主义的这种寄生性和腐朽性喻示它终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但是正如封建制度从开始腐朽到它最终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取代，花费了数百年时间一样，由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显然不同于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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