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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土壤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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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铝土过去曾称富铝土,是我国热带、亚热带湿润地区具有明显脱硅富铝化特征的土壤系列,由于都分布在我国水热条件最优越的地区,所处地形又以低山、丘陵、台地为主,故其开发利用价值高,是我国极为重要的土壤资源。 砖红壤 赤红壤 红壤 黄壤 [编辑]淋溶土目前的淋溶土纲,主要为湿润森林土壤系列。 黄棕壤 黄褐土 棕壤 暗棕壤 白浆土 灰化土、漂灰土和棕色针叶林土 [编辑]淋溶土目前的淋溶土纲,主要为湿润森林土壤系列。 黄棕壤 黄褐土 棕壤 暗棕壤 白浆土 灰化土、漂灰土和棕色针叶林土 [编辑]淋溶土目前的淋溶土纲,主要为湿润森林土壤系列。 黄棕壤 黄褐土 棕壤 暗棕壤 白浆土 灰化土、漂灰土和棕色针叶林土 [编辑]半淋溶土该土纲是在半湿润至班干旱气候下形成的具有钙积特征或盐基饱和的土壤系列,但因其所处的热量条件各不相同,各自的土壤性质有很大的变化。 燥红土 褐土 灰褐土 黑土 灰色森林土(灰黑土) [编辑]钙层土是我国温带和暖温带半湿润、半干旱至干旱地区的草原土壤系列,主要分布在小兴安岭和长白山以西、长城以北、贺兰山以东的广大地区。 黑钙土 栗钙土 栗褐土 黑垆土 棕钙土 灰钙土 [编辑]漠土又称荒漠土,是漠境地区的地带性土壤。我国漠境地区面积很大,约占全国面积的五分之一。由于气候极端干旱,年降雨量少,漠土的基本特点是:地表多石砾,具有多孔状的漠境结皮;有机质含量低,碳酸钙含量高,而且表聚性强;普遍含有石膏和较多的易溶性盐;存在较明显的残积粘化和铁质化染色的红棕色紧实层,以及土体浅薄等。 灰漠土 灰棕漠土 棕漠土 [编辑]初育土是指发育程度低、层次分化不明显的幼年性土壤,其性状受母质岩性的深刻影响。 紫色土 石灰(岩)土 火山灰土 磷质石灰土 黄绵土和红粘土 风沙土和龟裂土 新积土、粗骨土和石质土 [编辑]半水成土和水成土半水成土:河流一级阶地上,底土产生潴育化,地表长有草甸植形成潮土。 草甸土 潮土 砂礓黑土 灌淤土 黑土 白浆土 水成土:山前交接洼地可、河间洼地、以及地下水露头处。长期或季节性积水,地表生长水生及喜湿植被,形成沼泽土。 [编辑]盐碱土是盐土和碱土的总称。前者含有过多的易溶性盐,后者土壤胶体吸附有显著数量的交换性钠,均能对作物产生危害。 盐土 碱土

彭家元,四川省金堂县人,生于1897年7月16日。父彭士勋,清末秀才,曾去日本宏文书院留学,返国后热衷于兴办厂矿,企图走实业救国发家之路,失败后以教书为生。兄彭家珍早年考入成都武备学堂,1906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27日刺杀清宗室顽固派宗社党魁首良弼成功,本人当场壮烈牺牲。由于此举对促使清帝退位有功,由孙中山追赠为陆军大将军,其父由北洋政府聘为总统府顾问。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赠彭家珍为革命牺牲军人。彭家元在这既有封建文化深刻影响,又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沐的家庭中成长,加之家庭生活素来简朴,养成了勤劳刻苦、奋进向上、生活严谨、善于独立思考的品格。他自幼从父学习,1907年入私塾,1912年入成都高等农业学堂预科,1913年随父入京,1914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18年毕业。在校期间,曾参加反对洪宪帝制、反对二十一条等爱国学生运动。1919年,以先烈彭家珍胞弟关系,获四川公费留美名额。因公费被挪用,至1920年才筹得旅费赴美深造。先入威斯康星大学,1921年转入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土壤肥料科学,1922年获农学士学位。之后,又入衣阿华州立大学学习,1923年获农学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在农场、工厂、餐馆、私人家庭打工,半工半读,备尝艰辛。毕业后在俄勒冈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24年回国,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26年南下,先任福建厦门集美农林学校教员兼教务主任,1928年应聘广东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授兼农林化学系主任。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工作认真负责,曾先后主讲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微生物学、土壤改良学及土壤管理学等多门课程,所编《肥料学》一书于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大学肥料学教科书。1937年他还与邓植仪教授合编《土壤学》。该书为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材,也是全国早期编写和出版的大学土壤学教科书之一。1929年他与邓植仪教授共创“广东土壤调查所”,兼任技正。该所是我国国内从事土壤调查较早的研究单位之一,在广东中山、南海、三水等20多个县进行土壤调查,出版土壤报告十余册,基本上查清了土壤类型、利用改良方式、生产问题及培肥途径等,对该地区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1934年,彭家元与邓植仪、陈方济教授等倡议成立了“中华土壤肥料学会”,并与邓植仪教授共同主编《土壤与肥料》(季刊)。从1929年至1937年,彭家元在中山大学创办的《农声》杂志及《土壤与肥料》上发表了多篇有关土壤微生物的研究论文,如《土壤细菌对于矿物成分之变化》,在国内率先研究了细菌对土壤形成的作用,从而为土壤形成因素中的生物因素提供了重要的证据。继之探讨了土壤微生物在生物小循环中的作用,发表了题为《石灰需要量与土壤细菌功用的关系》的论文。1936年,他在《土壤与肥料》上报道了黑油菌、白霉菌对广东土壤的有效磷的转化结果。其后同陈禹平一起发表了《广东土壤中氮素固氮菌之分离研究》,这是我国研究固氮微生物最早的一批论文之一,对后来的研究者颇有启迪。他引进国外土壤微生物的分离和接种技术,探讨了土壤微生物与土壤肥力及植物营养的三边关系,研究了土壤微生物类群的作用。这些论文都是探讨土壤中的细菌、真菌对氮、磷、钾元素的转化作用,为我国细菌肥料的应用奠定了基础,特别对固氮菌生态条件的研究和固氮菌分类很有参考价值,为国内初创。与此同时,彭家元与陈禹平还根据好热性纤维分解菌的功能,研究了我国农村有机肥的堆制发酵方法,成功地富集培养了高温纤维分解菌,定名为“元平菌”,发表了《元平式速成堆肥》一文,为我国农村积肥造肥、开辟肥源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是我国40年代在农业中推广的新技术之一,为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贡献。直至50年代中期,他还陆续发表了《关于高温堆肥的我见》等论文。彭家元在广东中山大学工作期间,担任土壤、肥料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同时主持中山大学农学院农林化学系系务,并领导该系的科学研究工作,担任土壤肥料第二研究室及土壤微生物研究室负责人,承担了18个研究项目,均有论文发表,在教学、科学研究、著述及培养人才方面均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37年,彭家元因批评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的不良作风而被解职后,接受武汉大学聘请任农学院教授。不久,日本侵略军西侵,武汉形势告急,乃于1938年初携眷回川,被当时四川省稻麦改进所(后并入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杨允奎教授劝留成都,任该所技正兼农林化学系主任、农事试验总场场长。1939年兼任四川大学农学院教授,1941年任教授兼农艺系主任,1942年任教授兼农学院院长。1940年8月1日,彭家元在成都四川大学化学馆参与了“水土保持”一词的创定。同年,在内江县城西郊圣水寺建立了内江土壤研究室,隶属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农事试验总场。该室针对四川盆地紫色土易受侵蚀的特点,对不同坡度、坡长、坡形以及不同作物种植覆盖下的水土流失做了大量试验研究,并相应提出优化的水土保持方法。这些工作对四川水土保持事业起了奠基和开拓作用。四川许多土壤工作者在成长过程中,或在该研究室负过责,或在该研究室蹲过点,或在该研究室工作过。1946年秋,作为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的彭家元,在祝贺程复新、杨开渠、李超然三教授从事高等农业教育十周年的纪念专刊上以《农业、农学、农业教育》为题撰文,对国民政府的农业方针、政策、措施进行了抨击,他写道:“(政府的)重视农业只是表面文章,并未把农民的利益或生死存亡的事放在心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农业存在的四大问题:“①农村凋敝,农民被剥削压榨,谁真的为农民解除痛苦?②无论平时或战时,出钱出力,直接或间接,几乎完全取之于农,政府拿出什么有力措施去改进农民生活和农业技术?③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劳苦功高的农民不但没有稍微得到生活的改善,反而加上一些更重的痛苦,虽然政府举办有农贷,得到实惠的也许是有,恐怕不过万分之一,有些地方根本未听见过。④水旱灾、饥荒、兽疫、虫害,收成减少,靠天吃饭,谁替他们想办法?”在叙述了中国农业比美国落后约一百年之后,指出:“中国提倡农学已有近40年历史,至今仍不被重视,以为简单不足道,并且不相信科学……,例如天旱不求预防或根本解决之途,而一般却相信打醮、禁屠,甚至执政者亦附会其说。老百姓对于猪瘟、牛瘟、虫害等只好听天安命,认求神拜佛为不二法门,从未想到所谓农学。”最后,彭家元就当时我国高等农业教育的经费支绌、设备简陋、缺乏实习场地、毕业生数量既少就业又困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里,不仅反映了40年代的农业、农学、农业教育的实况,也反映了彭家元的忧国忧民之心及推崇从事农业教育的教授们的淡泊自守、苦心孤诣的崇高品格。40多年后的今天,读之犹感人肺腑。1948年,彭家元因不满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漆中权的不学无术、专横跋扈,愤而辞去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的一切职务,集中精力于农业教育。四川解放前夕,彭家元的在国民党空军中任中校且早已去台湾的儿子彭传梁,曾恳求彭家元夫妇携幼子彭传诚一同去台湾,一切入境手续均已办妥,只需购买去台北的飞机票即可。但彭家元坚决拒绝,他说:“我一生从事的事业在大陆,舍不得,即使去台,将来也会统一的,国民党已经腐败得无药可救了……”;终于毅然留在成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家元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他以饱满的热情,充沛的精力投入农业教育工作中。50年代初期,川西区举办在职土壤肥料干部短期培训班,彭家元担任主要的教学工作。他勉励学员“要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对新生事物要敏感,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头脑,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出优异成绩。”1950年2月,彭家元、侯光炯作为西南区的代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届土壤肥料工作会议。1952年秋,为了发展苹果生产,建立商品苹果基地,川西区农林厅组织四川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三年级师生对阿坝藏族自治州的宜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特邀彭家元、何敬真两位经验丰富的老教授参加。彭家元抱着创建四川苹果基地的厚望,殚精竭虑,就苹果的土宜、气候和发展前景,与何敬真教授多次磋商。又经师生们全面讨论,一致认定茂汶苹果色鲜、香浓、味美且耐贮藏,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个理想的商品苹果品种,值得筹建基地。川西区人民政府领导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建立了茂汶苹果基地。迄今,经过近40年的发展,茂汶苹果早已畅销香港和国际市场,饮誉中外。在考察过程中,彭家元还在威州(今汶川)顺道参观考察了四川省水电厅设在威州的岷江上游水土保持实验站,听取了该站同志的详细介绍,实地参观了该站的实验项目。他热情地肯定了在岷江上游建立水土保持实验站的必要性和工作项目的可行性,同时还对如何开展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彭家元的音容笑貌,该站同志至今还记忆犹新。1954年,中央在京举办“苏联威廉斯土壤学讲习班”。学校领导考虑到彭家元年近花甲,旅途劳累且学习紧张,因而学习者名单中没有他。但他不愿失去这次难得的机会,亲自去找四川大学首席军事代表戴伯行,申述多种理由,坚决要求前往学习,终于如愿以偿。在学习班里,他没有专家架子,思想活跃,既虚心学习先进理论,又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看法,乐于与其他同志探讨,因而收获较大。彭家元对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理论脱离实际深有感触,于是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以改进教学内容。1953—1955年,他多次带领学生在成都龙泉驿、眉山等地实习,住的地方简陋,甚至与猪圈、牛棚一板之隔,彼此鼾声呼应。但他毫不介意,反而认为别有情趣。实习中,往往天雨泥泞,路滑难行,为了免于摔跤,实习队专门为他准备了滑竿,但他坚决不坐,坚持与学生一道跋山涉水,说是为了锻炼的需要,即使摔上几跤,也是值得的。1956年,四川大学农学院由成都迁往雅安独立建院。四川农学院建立了山地农业研究机构,并号召广大教师要面向山区,面向农业生产,为农业作贡献。彭家元不顾年老,亲自率领土壤农化教研组部分教师徒步翻越二郎山,考察自然土壤和农业土壤。一路上,他带领大家看土壤,打土钻,访农民,分析化验,饥食干粮,夜宿道班,歌声笑语,兴味盎然。在跨越过程中,由于山陡路滑,彭家元摔了一跤,头部和肘部多处擦伤,渗血不止,但他敷药后仍坚持考察,有说有笑,若无其事。1956—1957年,他带领土壤农化教研组的青年教师多次考察学校农场的土壤,对深脚烂泥田提出改良意见。1958—1959年学校批准实施。经过改造,过去难以利用的土地,当年就种上旱作物和水稻,以后成为学校农场的基本农田,为教学、科研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彭家元一贯关心青年教师,奖掖后进,热情帮助他们健康成长。1952年暑假,全国高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四川大学农学院的农业化学系调入重庆西南农学院,本校仅保留一个土壤耕作教研组。此时土壤学和肥料学的专业基础课师资短缺,学校临时抽调担任化学课的年轻教师刘守恒支援,并立即走马上任担任土壤学、肥料学两门课程的实验指导。刘感到业务不熟,相当紧张。彭家元发觉后,与刘亲切谈话,多方鼓励,并对实验要求、内容和操作技术等详加讲解。学生实验时,彭家元亲自到实验室解答疑难问题,一点没有教授架子。不久,教研组新调来三位助教担任土壤学、肥料学、土壤微生物学的实验指导工作。当时实验资料缺乏,彭家元拿出自己保存的国外资料供实验参考,并耐心辅导,不仅完成了教学任务,还培养了业条骨干。年轻教师感到他毫无架子,平易近人,愿意接近他,有问题就向他请教,他总是有问必答。遇到一时弄不清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解释,而是立即查阅资料,直至搞清楚以后才予以解答。彭家元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无微不至,大公无私,有求必应。他心胸开朗,豁达大度,毫无架子,乐于助人,为他的助手学生所永远怀念。彭家元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始终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客观事物。在对待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现代农业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他在1963年四川农学院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关于李比希功过评价”的发言,充分肯定李比希学说正确的一面和他所起的巨大作用,并指出李比希的不足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的局限。这个观点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彭家元对不符合科学的提法和作法,敢于坦率地提出不同意见。他常在课堂上讲,深耕要适度,不是越深越好,决不能搞什么“深耕深耕,茅厕坑坑”(指深耕的深度达到农民茅厕那样的深度)。对于不注意人畜粪尿管理,任意将其排入江河的现象也很不满意,批评说,这样就成了“秈江者,大粪之江也”(秈江是彭家元任教的四川农学院附近的一条小河)。对农民“砍火地”(即原始的刀耕火种农业)也很不赞成,不但在课堂上向学生阐述其危害性,还在省政协会议上作了专题发言,呼吁大家都来制止这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破坏自然的行为,告诫人们要警惕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1958年“大跃进”期间,一些报刊违背自然规律,肆意宣扬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要给山剃头,要给地刮脸”等破坏生态平衡的口号。彭家元清醒地认识到这样必将造成水土流失,从而导致“山上开荒,平地遭殃”,“山上矮一寸,平地高一尺”等恶性循环。他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多次向中共雅安地委、雅安行政专员公署的领导同志反映他的不同看法,殷切地希望雅安不要这样学,才能保持雅安青山绿水的优良环境。对全民大办钢铁、公共食堂、人民公社等,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都反映了彭家元作为一个科学家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秀品质。彭家元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是知名教授,但在教学中总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认真备课,认真讲课,认真辅导学生。年轻教师平时去他家时,总是看见他在备课,修改讲稿,甚至春节期间也不肯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查阅资料,丰富讲稿,为下学期开课作好一切准备。彭家元不仅对年轻教师和学生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子女也是毫不例外。他共有五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彭传栋、梁、正、直、诚,寓意于希望儿子成为国家栋梁,并且为人正直诚恳。他对子女希望殷切,经常按照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对青年的要求来要求他们。他针对当时一些青年不愿去艰苦地区工作的情况说:“党和人民培养了你们,如果艰苦的地方都不愿意去,那谁去建设?”他以身作则,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早逝,老二去台)大学毕业后都分别去了西藏、甘肃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九龙县,另一个抚养的女儿也分到雅安地区最边远的石棉县工作,结果俩老年逾花甲,身边一个子女也没有留下。彭家元夫人王菊逸女士与彭家元同岁,早年就读于私塾,后在女子师范上学两年,与彭家元结婚后,感情弥笃。她为了彭家元的事业,承担了全部家务劳动和抚养子女的重任,使彭家元能够集中精力于科学研究和农业教育,而无后顾之忧。几十年的朝夕相处,甘苦与共,使他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文化大革命”初期,彭家元被诬陷为“反动学术权威”,并强加许多莫须有的罪名,遭到长时间的批判斗争、人身侮辱和肆意殴打,身心受到极度摧残,1966年9月3日与夫人一起自尽,夫人遇救,彭家元含冤逝世,终年69岁。1978年6月14日,中共四川农学院委员会为彭家元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8年12月16日在全校范围内为彭家元举行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大家深深地怀念这位为我国土壤肥料科学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土壤肥料学家、农业教育家和土壤肥料学界的先驱和开拓者彭家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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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净土洁食问题“万物土中生,食以土为本”, 土壤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据统计,200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约为22亿吨,其中我国粮食产量约5亿吨。这些粮食均是在全球17亿公顷(我国占 1.2亿公顷)耕种土壤上生产的。正是因为这些土壤能提供作物生长的养分和水分,也就是具有土壤“肥力”,才能使粮食获得稳定的产量,才能维系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然而,事物总有两面性,一方面,土壤中如果没有充分的养分和水分,没有“肥力”,就不可能使作物正常生长,更谈不上获得稳定的产量,而另一方面,土壤中的养分元素含量,对作物生长讲,经常是供需不平衡的,必须注意调节,特别是人们有意无意地向土壤中加入了不利于作物生长的各种“有害”元素,使土壤及水体发生污染,就会导致农产品品质恶化,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土壤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类生存质量的好坏。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与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引发农产品质量不良的因素,包括自然与人为两个方面,其中生态环境,即水、土、气、生等方面的污染,是导致农产品品质不良的重要根源。以往人们关注的是“蓝天、碧水”,认为只要天蓝,水碧,就能保证农业环境及其产品质量安全。岂不知,除了“蓝天、碧水”外,更重要的是保证土壤质量的安全,只有保证了“净土”、才能保证“洁食”,才能保证人类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最终才能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相反,如果没有“净土”,土壤中的有害气体将影响大气,土壤中的有毒物质也会影响到水体,致使天不再蓝,水不再碧,即使天蓝、水碧,也会有毒害物质飘在空中,溶在水中,或进入土中。因此,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而言,“净土、洁食”比“蓝天、碧水”更加重要,都是同等重要的战略性安全问题。土壤污染是农产品不安全的源头不洁净的土壤是指遭受不良物质污染的土壤。土壤污染包括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持久性有机化合物污染、化肥施用污染等多方面。随着人口增加及经济发展,我国面临的土壤环境安全问题越加突出。据统计,我国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面积达2000万公顷,占总耕地面积的1/6。因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近700万公顷,使粮食每年减产100亿公斤。其中,在一些污灌区土壤镉的污染超标面积,近20年来增加了14.6%,在东南地区,汞、砷、铜、锌等元素的超标面积占污染总面积的45.5%。有资料报道,华南地区有的城市有50%的农地遭受镉、砷、汞等有毒重金属和石油类的污染。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的城市有万亩连片农田受镉、铅、砷、铜、锌等多种重金属污染,致使10%的土壤基本丧失生产力,也曾发生千亩稻田受铜污染及水稻中毒事件,一些主要蔬菜基地土壤镉污染普遍,其中有的市郊大型设施蔬菜园艺场中,土壤中锌含量高达517毫克/千克,超标5倍之多。其次,我国农药总施用量达131.2万吨(成药),平均每亩施用931.3克,比发达国家高出一倍。特别是随着种植结构的改制,蔬菜和瓜果的播种面积大幅度增长,这些作物的农药用量可超过100公斤/公顷,甚至高达219公斤/公顷,较粮食作物高出1~2倍。农药施用后在土壤中的残留量为50%~60%,已经长期停用的六六六、滴滴涕目前在土壤中的可检出率仍然很高。据调查,一些名特优农副产品中,有机磷检出率100%,六六六检出率95%,超标2.4%。另在全国16个省的检查结果,蔬菜、水果中农药总检出率为20%~60%,总超标率为20%~45%;因蔬菜、水果农药残留引起人畜中毒死亡事件时有发生。据不完全统计,华南地区的中心城市自1997年至2001年共发生因蔬菜农药残留引发的食物中毒事件28起,中毒415人,个别地市高毒、高残留农药每年造成急性中毒5~7宗,受害人数约300人。类似的急性中毒事故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发生。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沿海大部分地区的大田耕地土壤中持久性毒害物质大量积累,2000年太湖流域农田土壤中,15种多氯联苯同系物检出率为100%,六六六、滴滴涕超标率为28%和24%。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低浓度有毒污染物的影响是慢性的和长期的,可能长达数十年乃至数代人。第三,过量施用化肥也会造成土壤污染。90年代,全世界氮肥使用量为8000万吨氮,其中我国用量达1726吨氮,占世界用量的21.6%。我国耕地平均施用化肥氮量为224.8公斤/公顷,其中有17个省的平均施用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上限225公斤/公顷,有4个省达到了400公斤/公顷。据31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目前在农业结构改制后的蔬菜、瓜果地里,单季作物化肥(折合纯养分)用量通常可达569~2000公斤/公顷以上,如一些蔬果种植大县的化肥平均用量已达1146公斤/公顷;滇池区蔬菜花卉基地,一季作物氮磷肥用量(纯养分)达687公斤/公顷,最高可达3300公斤/公顷;其化肥用量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0公斤/公顷),较之世界用化肥首户的荷兰还高出一倍多;每年农田使用化肥氮进入环境的氮素达1000万吨左右,有些地区饮用水及农产品中,硝态氮和亚硝态氮的含量均明显超标。2000年下半年,华南地区有的城市监测到菜地土壤硝酸盐含量超标率为33.1%;据中国农科院对某地32种主要蔬菜调查,蔬菜硝酸盐含量比80年代初增加了1~4倍,其中有17种蔬菜硝酸盐含量超过欧盟提出的最低量标准;2001年长江三角洲的个别省份农产品出口由于监测不合格而损失数亿美元。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的土壤污染正在向不同尺度的区域性发展,并对各种农产品品质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土壤及环境污染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1.持久性微量毒害污染物已成为新的、长期潜在的区域性土、水环境污染问题;2.大气中有害气体细粒子和痕量毒害污染物构成了土壤与大气的复合污染,城市光化学烟雾频繁并加重;3.农田与菜地土壤受农药/重金属等污染突出,硝酸盐积累显著,已严重影响农产品安全质量及其市场竞争力;4.珠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土壤和沉积物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普遍,已发现一些多环芳烃和多氯联苯等有害污染物的潜在高风险区。造成如此严重的污染,除了自然原因外,人为活动是产生土壤与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农业集约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农业资源高强度的开发利用,使大量未经处理的固体废弃物向农田转移,过量的化肥与农药大量在土壤与水体中残留,造成我国大面积农田土壤环境发生显性或潜性污染,成为影响我国农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应当指出,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和长期性,其严重后果仅能通过食物给动物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因而不易被人们察觉。因此,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土壤质量,控制与修复土壤污染,才能实现农业安全,保证人畜健康。值得商榷的几种认识针对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社会上有各种提法。如�建立“无公害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绿色食品”、“生态农业”等。的确,21世纪的农业应该建立以“生态农业”为标志的现代化农业,但生态农业并不等于或不能完全保证农产品是安全的。如果不能从本质上实施生态农业的基本原则,杜绝有害物质的介入,不能通过整个农业生产体系与全程质量控制来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则上述的这些提法均是无济于事的。下面就相关问题进行商榷。1.“有机”不能替代“无机”,有机肥并非是最“洁净”的人们一般认为有机肥培肥土壤是最安全的。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第一,农业增产的实践证明,1公斤化肥,可增产5公斤~10公斤粮食。我国粮食的增产,有30%~35%是靠施用化肥取得的,化肥的贡献不容忽视。正确地说,化肥和有机肥的配合施用才是最有效的增产措施。第二,从对环境的污染看,无论是化肥还是有机肥,只要施用不当,均会出现污染。过量施用化肥是有害的,但有机肥若用量过大,腐熟不全,施用季节不当,也会对水圈、生物圈与大气圈产生污染。特别应注意的是,当前农村中的有机肥有不少是来自含化学激素或重金属等饲料饲养的畜禽排泄物,不少企业制造的商品有机肥的原料也不纯净。因此,有机肥也会变成引发土壤污染的根源。第三,目前社会上提出的“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以及A级、AA级“绿色食品”等,是以不使用或少用化学合成物质(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等)为主要标准的,其中以有机食品为最高等级。然而,这些标准还有待于国家对土壤与农产品质量标准与监测体系全面建立和完善后才能真正做到。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2. “无土栽培”不能代替“净土”种植随着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地已广泛建立了农业科技示范园或基地,并以高度集约的方式,进行无土栽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解决了部分城市的蔬菜、瓜果供给,获得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但从国家的粮食总体需求来看,至少在近阶段(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仍然不能取代广阔的农业耕地。因此,必须在发展无土栽培蔬菜、瓜果的同时,继续强化全国耕地土壤肥力的培育与土壤污染防治,用“净土”生产粮食,造福于人民。3.目前的“生态农业”并非等于安全农业所谓“生态农业”是以生态理论为基础,以现代生态农业技术为手段,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通过农业与环境,生态与经济的平衡,达到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的最终目标。在建设生态农业过程中,必须注意贯彻生态学原理,做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保持系统功能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将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列为首位,建立多层次的持续高效的农业生态系统,并按区域特点建立生态区域模式。从而使现代生态农业在促进地区与国家经济发展方面起重要推动作用。生态农业是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与国家及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相结合,核心是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其中土壤与环境质量是农业生态工程的重要内容。这是一项需要投入实力,坚持不懈,科学实施的宏大工程。而目前多数地方多只是停留在口号和概念上,尤其不注意农业安全与人类健康。大家应对此有清醒认识。4.“净土”不等于“洁食”的确,洁净的土壤只是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的基本保证。事实上,洁净基地生产出的清洁农产品,还需经过储存、运输、深加工、市场流通直至餐桌等诸多过程。只有经过了这些全过程质量控制,最后到达餐桌仍是清洁的,才算农产品的真正安全。因此,在农业安全生产中,除了从防治土壤污染这个源头抓起外,还必须注意防治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流通环节中所产生的污染问题,并通过建立与制定国家与地方一系列的农产品规范,完善质量认证、监测、管理、法制等体系建设,严格控制农产品的“全程清洁”生产,才能使农业安全得到可靠保障。保护和治理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建议1.开展全国土壤质量本底调查,建立全国土壤质量监测网络,为实现农产品的安全生产提供保障我国土壤资源丰富,土壤类型复杂多样,不同利用方式、不同投入水平、不同管理模式均对土壤质量产生影响。虽然已经进行过两次全国性的土壤普查,但最近的一次已经过去了20多年,当时所获得的有关土壤环境质量的信息甚少,不能满足当今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的需要。如最近在太湖地区进行的土壤质量调查,其结果表明土壤质量的空间变异很大,环境质量状况令人担忧。如果不全面摸清各地土壤质量本底情况,针对不同质量土壤进行农业清洁生产,就根本不能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壤质量的本底调查十分紧迫。目前,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推动全国性的与土壤质量有关的调查,如国土资源部的农业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的土壤污染调查;农业部的耕地质量调查与评价以及中国科学院的土壤质量研究等。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各部门的侧重点均有所不同,缺乏必要的统一与整合,造成工作重复和资源浪费。因此,建议国务院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资源和技术的整合,逐步、分区、分阶段地开展基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全国性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工作,并建立长期的动态监测体系。2. 尽快修订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加强土壤有机与激素类污染物质的监测和研究,并尽快与国际接轨目前,就农业生产中污染物而言,FAO(联合国粮农组织)迄今已公布了相关限制标准共2522项,美国则多达4000多项,其它发达国家的控制标准达数百项甚至上千项,而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中仅涉及62种化学污染物,所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标准中,也仅规定了农药残留、重金属和硝酸盐含量控制标准,这与发达国家的限制标准不相适应。此外,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等西方国家对PCBs(多氯联苯)、PAHs(多环芳烃)、PCDD/PCDFs(二恶英类)等与人体健康威胁最大的有机污染物(环境激素)也制订了有关的质量控制标准。而我国新近颁布的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仍是引用现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且重金属仅限5种,农药仅限六六六和滴滴涕,其它有机污染物未涉及。因此,建议加强土壤中环境激素类物质的监测和研究,尽快修订有关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农产品质量标准,尽快与国际接轨。3.大力开展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土地质量保护和修复的研究开展农业清洁生产是解决农产品品质的根本措施。据江苏的经验,必须在摸清土壤与环境质量本底,抓好“净土”这个源头的基础上,选好主要农产品,明确技术规程,通过试验示范抓好并建立五大体系,即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规范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与认证体系;质量安全农产品管理与市场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与执法体系。对大面积遭受污染的土壤,必须开发行之有效的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并对有关环境技术基础与原理,如土壤污染形成机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措施;持久性微量毒害物的环境行为、生态毒理及人体健康危害;污染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环境生物修复;农业面源污染及水体富营养化的修复过程与机理;痕量气体污染、细粒子污染及酸雨的形成、危害机制与防治等进行深入研究,以恢复和提高其土壤与环境质量水平。与此同时,应发展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与产业。此外,应将生态环境资产损失计入生产成本,以绿色GDP指标来衡量和考核地区经济发展成就。4.制订土地质量修复和保护规划,加强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的建设应利用土壤环境质量调查与评价的结果,制订土地质量修复和保护规划,包括质量安全农产品发展的生产基地布局、结构调整、污染防治、污染土壤修复、农业清洁生产规划等,加强污染土地整治与修复的资金投入。同时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胶东半岛、京津塘和东北等地区进行规模化和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建设,逐步在全国建成一批安全、优质(营养、保健)、特色农产品生产基地,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出口创汇能力。此外,应加强环保法规建设,健全管理体制和机制,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在保证国家现行环境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区域性新法规。在控制农业和农村面源污染的工作中,重点应该包括制定合理的土壤质量保护条例、湖泊和近海养殖规划,实施规模化畜禽养殖和生态养殖,建设农村集中居住社区和污水废物集中处理,合理使用有机肥,推广使用绿色农药,推广精准施肥技术,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等。重视土壤、水体和大气持久性有毒物质及其长期危害效应的监测。5.加强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宣传与科普工作,进一步提高全民生态环保意识农田土壤环境质量的不断恶化,必将严重影响到我国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食物链安全、人体健康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必将影响到我国农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土壤环境质量的健康和安全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及人民健康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大力开展土壤与环境质量的宣传与科普工作,让全社会都知道只有“净土”才有“洁食”,只有“洁食”才能“健康”,只有“健康”才能“稳定”,只有“稳定”才能保证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见,“净土、洁食”与“蓝天、碧水”是同等重要的国家生态与环境安全发展的长远战略。因此,我们建议国家要像治理沙尘暴,治理长江、黄河与水土保持一样,刻不容缓地对待和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土壤与环境污染问题。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使我们的天空更蓝,水更清,土壤更洁净,食物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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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生物学方面的期刊基本定位以“综合性、高水平”为办刊方针,求新、求快,及时、准确地反映我国植物科学领域科学家最新研究成果(新发现和新方法等)、系统评述国际研究热点(新理论、新发展)。刊登内容主要以发表涵盖植物科学各领域(包括农学、林学和园艺学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栏目设置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研究快报、技术方法、特邀综述和专题论坛。这里推荐《植物学报》,它主要刊登植物学各学科有创新的原始研究论文和快讯,并发表植物科学重要领域的综述国际最新进展的文章;期刊的定位是以中文(英文摘要)及时、快速和全面地反映我国植物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植物学报》是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植物学会主办的中文版综合性学术期刊。双月刊,128页,国内外公开发行。发表涵盖植物科学各领域(包括农学、林学和园艺学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服务对象为中国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中高级专业人员。《植物学报》是全国优秀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已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检索系统收录,包括CAB、AGRIS、CSCD、CSTPCD、CNKI和CAJCED等。

这个太多了,有上百种!以下是根据影响因子结合引文量及“二八律”选出的18种核心期刊,其IF均高于2.0,所占比率约20%。可供读者投稿和检索参考。(1) Annual Review of Plant Biology(ANNU REV PLANT BIOL)《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分子生物学年评》创刊于1950年,全年1期,原版刊号588B0002;国际刊号:1040-2519;综论植物生理学和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与成果。影响因子为15.615。(2)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TRENDS PLANT SCI)《植物科学趋势》创刊于1996年,全年12期。原版刊号:588C0008;国际刊号:1360-1385;为从分子生物学到生态学的基础植物科学研究提供跨学科论坛。影响因子为13.405。(3) Plant Cell (Plant Cell)《植物细胞》创刊于1989年,全年12期。原版式刊号:588B0005*;国际刊号:1040-4651;发行出版机构地址:Plant Physiology, P.O. Box 15501 Rockville, MD 20855-2768, USA.ED: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Physiologists。 侧重于植物发育的基因表达的调节以及分子和遗传基础方面的研究。影响因子为10.679。(4) Current Opinion in Plant Biology (CURR OPIN PAANT BIOL)《植物生物学新见》全年6期,原版刊号:588C0084;国际刊号:1369-5266;发行出版机构地址:Current Biology Ltd., 84 The Obalds Rd, London WC1X 8RR, England。影响因子为8.945。(5) Annual Review of Phytopathology (ANNU REV PHYTOPAYHOL)《植物病理学年评》创刊于1963年,全年1期。原版刊号:588B0009;国际刊号:0066-4286;发行出版机构地址:Annual Reviews Inc,评论植物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影响因子为8.257。(6) Plant Journal (PLANT J)《植物杂志》创刊于1991年,全年24期。原版刊号:588C0082;国际刊号:0960-7412;发行出版机构地址:Blackwell Science Ltd., Journal Subscriptions,刊载植物分子科学领域的研究论文。影响因子为5.914。(7) Plant Physiology (PLANT PHYSIOL)《植物生理学》由美国植物生理学会主办,创刊于1926年,全年12期。原版刊号:588B0005;国际刊号:0032-0889;发行出版机构地址:Plant Physiology, P.O. Box 15501 Rockville, MD 20855-2768, USA. ED: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Physiologists。刊载本学科以及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环境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研究成果。影响因子为5.634。(8)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PLANT MOL BIOL)《植物分子生物学》创刊于1984年,全年18期,16开,每期80页。原版刊号:582LB071;国际刊号:0167-4412;发行出版机构地址: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Journals Department, Distribution Centre刊载植物分子生物学与植物分子遗传学基础理论和遗传工程方面的研究论文和实验报告。影响因子为3.795。(9) Critical Reviews in Plant Sciences (CRIT REV PLANT SCI)《植物科学评论》创刊于1983年,全年6期。原版刊号:588B0010;国际刊号:0735-2689;发行出版机构地址:CRC Press Inc.,评论植物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影响因子为3.641。(10)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PLANT CELL ENVIRON)《植物、细胞与环境》创刊于1978年,全年12期,12开,每期84页。原版刊号:588C0072;国际刊号:0140-7791;发行出版机构地址:Blackwell Science Ltd.刊载绿色植物生理学,包括植物细胞生理学、植物生物化学、环境生理学、农作物生理学和生理生态等方面的研究论文。影响因子为3.613。(11) Molecular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 (MOL PLANT MICROBE IN)《分子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创刊于1988年,全年12期,12开,每期56页。原版刊号:582B0109;国际刊号:0897-0282;发行出版机构地址:American Phytopathological Society, 刊载研究论文和评论,包括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遗传学、微生物和植物的共生作用及其对栽培植物、野生植物和植物产品的影响。影响因子为3.580。(12)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J EXP BOT)《实验植物学杂志》创刊于1950年,全年12期,18开,每期124页。原版刊号:588C0002;国际刊号:0022-0957;发行出版机构地址: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刊载植物生理、生化、生物物理、实验农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读者对象为植物学家、园艺学家、土壤学家、环境与海洋生物学家。影响因子为3.180。(13)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 (PLANT CELL PHYSIOL)《植物和细胞生理学》创刊于1959年,全年12期,16开,每期250页。原版刊号588D0057;国际刊号:0032-0781;发行出版机构地址:日本植物病理学会,T170-8484日本东京都丰岛区驹ごめ1-43-11;发表高等植物和微生物的生理与生化以及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基础与应用方面的研究论文。影响因子为3.159。(14) New Phytologist (NEW PHYTOL)《新植物学家》创刊于1902年,全年12期,18开,每期156页。原版刊号588C0055;国际刊号:0028-646X;发行出版机构地址: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刊载植物学各领域的研究论文、评论与书评,涉及生物物理学、生理学、生物化学、植物化学、生物技术、生态学等学科。影响因子为3.118。(15) Planta (PLANTA)《植物学》创刊于1925年,全年15期,12开,每期96页。原版刊号:588E0003;国际刊号:0032-0935;发行出版机构地址:Springer-Verlag,Heidelberger Platz3, D-14197 Berlin, Germany;刊载植物生物学原始论文,侧重分子细胞生物学、超微结构、生物化学、新陈代谢、生长、发育、形态发生、生态环境生理学、作物技术、植物与微生物相互作用等方面。影响因子为3.053。(16) Journal of Plant Growth Regulation (J PLANT GROWTH REGUL)《植物生长调节杂志》创刊于1982年,全年4期,18开,每期66页。原版刊号588E0008;国际刊号:0721-7595;发行出版机构地址:Springer-Verlag,Heidelberger 报道植物分子生物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学、生化学、林学、园艺学和农学中有助于基础和应用研究的最新发现,侧重除莠剂在内的天然和全盛物质及其对植物生长发育的影响。影响因子为2.778。(17) Phytopathology (PHYTOPATHOLOGY)《植物病理学》创刊于1911年,全年12期,12开,每期126页。原版刊号:588B0006;国际刊号:0031-949X;发行出版机构地址:American Phytopathological Society, 刊载植物病理学的基础研究论文,图像精密。影响因子为2.450。(18) Australian Journal of Plant Physiology (AUST J PLANT PHYSIOL)《澳大利亚植物生理学杂志》创刊于1974年,全年8期,18开,每期100页。国际刊号:588UA002;国际刊号:0310-7841;发行出版机构地址:CSIRO Publications, 刊载植物生理学领域的研究论文、评论、简报。涉及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结构和分子生物学等。影响因子为2.398。

蔡鹏,男,1980年10月生,江苏泰兴人,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土壤学学科副主任,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成员。2011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首批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2012年来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基金、霍英东基金、教育部新教师基金、武汉市晨光计划各1项。2009年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2010年获第二届中国土壤学会优秀青年学者奖,2013年获国际环境生物地球化学委员会Wolf Vishniac奖。迄今已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SCI论文42篇,作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Water Research》、《 Environmental Pollution》、《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等环境科学与土壤学领域顶级SCI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23篇,影响因子累计82。 2013.8—至今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2009.11—2013.8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2007.07—2009.11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讲师 2002.09—2007.07 华中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土壤学博士1998.09—2002.07 华中农业大学土壤与农业化学系 本科 土壤生物化学与环境1.生物大分子(DNA、EPS、酶)的胶体界面行为及其活性2.重金属、病原菌污染土壤的修复 中国土壤学会土壤生物与生物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土壤肥料学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同行评议专家美国土壤学会、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和国际腐殖质协会会员担任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Biomacromolecules, Colloids and Surfaces B: Biointerfaces, Bioresource Technology,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Biodeterioration & Biodegradation,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Archives of Microbiology等SCI期刊审稿人

土壤学专业sci论文发表

于红梅,1993年7月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土化系土壤与植物营养专业,获农学学士学位;2000年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土壤学专业,获农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土壤和水系土壤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在安徽农业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承担《土壤学》、《土壤物理学》、《土壤化学》、《森林土壤学》、《环境土壤学》等课程。近年来,主要参加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1项,主持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1项;近期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8篇,SCI收录1篇,EI收录2篇。

土壤学领域SBB,欧洲土壤学、美国土壤学会、plant and soil是圈内比较认可的。如果说容易中的,可能有Journal of soil and sed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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