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报》：发展与成就《物理学报》是由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创刊于1933年，原名“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创刊初期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论文。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份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1953年易为现名的中文期刊。《物理学报》首任主编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与丁燮林，随后担任主编的有吴大猷、王竹溪和黄祖洽，现任主编是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乃彦院士。70余年的变迁，《物理学报》从初创到成长、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现代物理学崛起与发展的梗概和脉络。现在，《物理学报》已成为目前中国历史最悠久、在国内外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物理类学术期刊，赢得了国内外物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和信誉，受到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内的一些著名物理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权威性的物理刊物”，奠定了它在中国科技期刊中的重要地位。由中国科技信息所统计， 2003年《物理学报》被SCI-CD，SCI-E，EI-P，CA，INSPEC，JICST，AJ和MR等检索系统收录。根据SCI数据库统计，2003年《物理学报》的影响因子为1.130，总被引频次为2410次。特别是该统计显示，在本学科国际同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位于中上水平，在68种国际上综合性物理类期刊中，《物理学报》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分别位居第23和第28。其中，本刊的总被引频次居中国物理类期刊第1位、中国科技期刊第1位，影响因子为中国物理类期刊第2位。这几年来，本刊继续以提高质量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主线，在办刊理念、学术品位、编辑质量、出版发行与宣传，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进一步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特别是进一步提高期刊学术水准，《物理学报》面向国际学科发展的前沿领域，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为依托，跟踪热点课题加强组织和征集优秀稿件，进一步提高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导向性和权威性。主要刊登由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组成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973”基础研究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一批最新科研进展或取得科技成果的优秀论文。其中，在2004年《物理学报》刊登的论文中，基金资助论文比例为87.5%。这表明《物理学报》吸收前沿科学和高质量学术论文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提高了期刊自身的整体学术水平。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物理学报》被引相对较多的论文，其学术内容按国际物理学分类来看，主要涉及混沌系统的理论和模型、量子光学、流体力学、量子论、离散系统的经典力学、黑洞、点阵理论和统计学、介观体系和量子干涉、表面电子态、聚合物、薄膜与低维结构、光电效应、固体团簇结构与碳纳米管及纳米结构材料、超导电性、分子运动论、辐射的发射与吸收及散射、自旋电子学、磁熵变材料等研究领域，其中反映了当今物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新的方向。目前，对国内外发行和交换约1700份，光盘发行量约为600多个平台。2003年《物理学报》在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期刊网站中论文下载为3080篇次；在清华同方数据中，本刊2003年web下载3.58余万篇次，印刷版总被引频次2845次，其web扩散系数为12.61倍，在物理类期刊中，下载论文篇次居第1位。该统计显示，《物理学报》2003年即年指标17.2715，web影响因子14.4813。本刊2003年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均居物理类期刊第1位。并在2001-2003年中，《物理学报》平均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均居物理类期刊第1位。近几年来，《物理学报》先后获得第一、二、三届国家期刊奖，2001、2002、2003年度百种杰出期刊奖，以及中国科学院特别奖、一等奖等多项重要奖项。2003年10月《物理学报》创刊70周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题词祝贺：“格物唯实，推理求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题词为：“格物致知、勇创一流”。题词的著名科学家还有彭桓武、黄昆、杨振宁、李政道、冯端、陈佳洱、李荫远、黄祖洽、白春礼、王乃彦、赵忠贤、杨国桢、李方华、梁敬魁等。《物理学报》主管部门与主办单位及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也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这些都表明《物理学报》的建设与发展始终得到物理界及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与全力支持。其中除杨振宁教授上述对《物理学报》的评价外，我国著名超导专家赵忠贤院士指出：“《物理学报》是我国少数几个具有权威发性的高层次刊物之一，刊载的论文大多是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审稿制度严格，对论文质量严格把关，编辑出版严谨细致认真”。“《物理学报》是我国物理学界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著名学术期刊，是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刊物之一，一直受到国际物理学界专家的注目和好评。《物理学报》创刊71年来为繁荣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称：《物理学报》是我国物理学界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著名学术刊物，所登的许多论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编辑出版质量高，是我国少数几个具有权威性的高层次刊物之一，受到国际物理学界专家的注目和好评。当今，科技期刊已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可以看到，面对我国入世后激烈的挑战，中国期刊的使命更加艰巨。时代呼唤期刊工作者与科学家、出版社和信息系统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合作，在我国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组织的协调下，共同营造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优良环境，为创办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作出积极贡献，让中国科技期刊加快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半导体学报》简介 《半导体学报》是中国电子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它报道半导体物理学、半导体科学技术和相关科学技术领域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进展，内容包括半导体超晶格和微结构物理，半导体材料物理，包括量子点和量子线等材料在内的新型半导体材料的生长及性质测试，半导体器件物理，新型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的CAD设计和研制，新工艺，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和光电集成，与半导体器件相关的薄膜生长工艺，性质和应用等等。本刊与物理类期刊和电子类期刊不同，是以半导体和相关材料为中心的，从物理，材料，器件到应用的，从研究到技术开发的，跨越物理和信息两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半导体学报》发表中、英文稿件。《半导体学报》被世界四大检索系统（美国工程索引(EI)，化学文摘(CA)，英国科学文摘(SA)，俄罗斯文摘杂志(РЖ)）收录。 《半导体学报》1980年创刊。现为月刊，每期190页左右，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均有英文目次，每篇中文论文均有英文摘要。《半导体学报》主编为王守武院士。国内定价为35元。主要读者对象是从事半导体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及相关学科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的师生。国内读者可直接到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周劲松著，《铁道车辆振动与控制》，中国铁道出版社。Zhou J, Goodall R, Ren L, et al. Influences of car body vertical flexibility on ride quality of passenger railway vehicles[J].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F: Journal of Rail and Rapid Transit, 2009, 223(5): 461-471.(SCI)Zhou J, Shen G, Zhang H, et al. Application of modal parameters on rid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railway vehicles[J]. Vehicle System Dynamics, 2008, 46(S1): 629-641.(SCI)周劲松, 孙文静, 宫岛. 铁道车辆几何滤波现象及弹性车体共振分析 [J]. 同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9, 37(12): 1653-1657.(EI)周劲松，宫岛，孙文静，任利惠. 铁道车辆客车车体垂向弹性对运行平稳性的影响[J]. 铁道学报，2009, 31(2): 32-37.(EI)周劲松，张伟，孙文静，任利惠. 铁道车辆弹性车体动力吸振器减振分析[J]. 中国铁道科学，2009, 30(3), pp86-90.(EI)周劲松，宫岛，任利惠. 铁道车辆弹性车体被动减振仿真分析[J].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 37(8), pp1085-1089.(EI)周劲松，李大光，张祥韦，沈钢.平稳性快速算法及其在高速客车分析中的运用[J]. 铁道学报, 2008, 30(6): 36-39.(EI)周劲松，李大光等.运用虚拟激励法分析磁浮车辆的运行平稳性 [J]. 交通运输工程学报，2008, 8(1): 5-9.(EI)周劲松，张洪，任利惠. 模态参数在铁道车辆运行平稳性研究中的运用[J]. 同济大学学报, 2008, 36(3): 383-387.(EI)周劲松,张洪,沈钢,等. 基于轨道谱的铁道车辆主动悬挂轴间预瞄控制[J ] . 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 ,34 (2) :239.(EI)周劲松，任利惠，杨国桢，金新灿. 铰接式高速列车运行平稳性及其试验研究[J]. 机械工程学报, 2004, 40(10): 124-128.(EI)，等等
杨国桢 （1938年－） 湖南湘潭人，原籍江苏无锡。光物理学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5年该系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支平教授科研成果显著，承担省部级以上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专著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获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明史新编》（获1995年国家教委第一届社会科学二等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福建宗教史》、《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以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等，主编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及《闽台民间族谱汇编》、《福建民间文书》等。目前正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福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陈支平教授在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加强学科建设，努力培养合理的学术梯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使历史系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增至三个，并成为国家教委首批批准建立的文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继续保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学术界的领先地位。一、著作《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明史新编》（合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福建宗教史》，1996年《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客家源流新论》，1997年《福建六大民系》，2000年《透视中国东南——文化与经济的整合研究》（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与社会》，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岳麓书社，2004年《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中国通史教程（第三卷）》二、主编《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台海研究丛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闽南文化丛书》三、论文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试论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统一的经济必然性，《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福建华安仙都的蓄奴制调查——明清福建社会制度调查报告之一，陈支平、林仁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清初更名田立法考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一），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二），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三），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四），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五），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清代福建的蓄奴和佃仆制残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六），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七），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八），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陈支平、郑振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九），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十），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的价值——兼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一部嘉惠学林的新书——读王戎笙教授《台港清史研究文摘》，《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3期明清福建家族与人口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明清福建货币地租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明清经济史与政治史渗透研究的新成果——评介《明清史辨析》、《明代政争探原》，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明清福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乡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质论，《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清人社会生活》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客家人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来之举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由客家分支而成为非客家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清代闽西商纲零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福建汉人民系的相互交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1998年6月福州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闽南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兴化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明清时期外省人口向福建的迁移，《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5月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东南学术》1999年第4期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营方式的转变，陈支平、卢增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清末民初台北芦洲民间医书试析，《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业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清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从契约文书看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汉人南来与闽北的开拓，《武夷文化研究——武夷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8月闽南文化三论，《闽南文化研究——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上）》，2003年9月从碑刻、民间文书等资料看福建与台湾的乡族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家族外植与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林枫陈支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8月论傅衣凌先生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陈支平徐晓望，《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2004年8月客家地区教育的时空差异——以科举及第人数为例，周雪香陈支平，《客家文化研究》（下），2004年12月读史为文廿余载——陈支平教授访谈录，陈支平张先清，《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客观与现实的背离——郑和下西洋的从旧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8月清末闽南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8月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S1期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理论探索、宏观研究与旧事重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清代闽东畲族社会经济的一个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从新发现的《郑氏族谱》看明末郑芝龙家族的海上活动及其与广东澳门的关系，《明史研究》（第10辑），2007年8月1日清末民初台北芦洲民间医书试析，《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论文集下册（1995～2007）》，2007年10月1日略论台湾杨氏族商的经营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跨越时空论“封建”，《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2期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光明日报》2008年8月10日清代闽台商人间经济纠纷的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宗教与风俗史的细部考察与多角度审视——评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探寻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路——记《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福建民间族谱中所见南明史料辑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清道光二十九年财政岁入岁出数字厘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中国商人历史研究中的制度与文化：一个新的路径，《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追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治史路径——陈支平教授访谈，陈支平佳宏伟，《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杨国桢 （1938年－） 湖南湘潭人，原籍江苏无锡。光物理学家。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5年该系理论物理研究生毕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意义、转变及其理念摘要：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对于推进公共行政制度变迁，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和塑造现代政府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就要求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必须实现参与型、服务型和法治型行政文化的根本转变，通过树立效益、服务、公开、信用和团队学习等基本理念，以构筑我国21世纪全新的公共行政文化。关键词：行政文化；公共行政制度；创新一、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现实意义公共行政文化是公共行政管理之魂，是指导、规范、约束行政主体或行政客体的动机与行为的内在力量，是人们在从事公共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具有的行政心理、行政思想和行政道德等的总和。公共行政文化必须随着行政环境与系统的变化而作回应或改进性的调整与变革，即实现公共行政文化创新。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加人世贸组织，我国公共行政内外部环境的全球化、知识化和信息化等发展变化，加强公共行政文化创新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1、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的心理基础。道格拉斯�6�1诺思认为，制度是调整人类行为的规则，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中国，竞争的存在迫使行政组织为改善本身的竞争地位而修正制度性架构，也就是要进行行政制度变迁，即一种效率更高的行政制度对另一种行政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然而诺思还认为，信仰体系决定人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人们制度选择，要使制度变迁成功，必须使信仰体系随制度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变迁离不开行政文化的创新，它是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的心理基础。人们只有认清旧有行政制度的弊端，以及理想行政制度的优越性，并且及时转变行政思想、价值观、行政情感和行政态度，进行行政文化的创新与转变，才会使人们积极主动地去观察、选择、采纳和制定新的行政制度与政策，才会使行政制度变迁更为科学，更为有效，才会使行政制度变迁更易于人们的理解与支持。否则，人们的观念、价值取向没有得到创新，就无法推进行政制度变迁，甚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抵制行政制度的变迁与推进，增加行政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2、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的有效手段。所谓公共政策执行成本指在政策整个执行过程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费用的总和，也称之为“政策运行成本”，它既包括直接的实际耗费，也包含间接的财富损失，尤其是执行部门在实施政策中因宣传、解释、传达等所消耗的资源，以及政策对象抵制和削弱执行效率，加大政策投入而引起的损耗部分。加强行政文化创新就有利于降低政策执行成本。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及时转变观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认清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现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科学地制定合理的有效的公共政策，有利于加深政策执行者对公共政策的理解程度，从而增加政策执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有效性；有利于降低政策执行的宣传、解释和传达成本；有利于人们群体主动抛弃传统封建残留如官本位、依附、保守等陋习，民本位、参与意识得到增强，从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参与度和支持度，使人们思想紧跟时代步伐，认清实际情况，增加对政策及其执行的理解和配合，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政策的执行成本。3、公共行政文化创新是塑造现代政府形象的重要途径。政府形象作为人们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直观评价和内心体验；作为人们对政府客观存在的整体印象和自我认同；作为人们对公共行政的信任度和支持度。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是减少政策制定压力和政策执行阻力，提高政策评估动力和政策实施效益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但是受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在集权、专制思想的控制下，人们被视为政府当局的属民，在政府权力面前俯首帖耳、任其摆布，形成对政府公共行政的冷漠和逆来顺受的思想，被动地接受来自政府施加的影响，并对其有着强烈的依顺心理。然而在信息社会的今天，政府将由权力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人们的意愿和利益要求成为政府行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要塑造现代政府形象，就必须进行行政文化创新，通过转变行政思想和行政价值观，树立现代行政理念，充分重视每个公民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权利，促进公众与政府的平等交流与互动，提高公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有效性认可、全面性参与，以此来构建全新、理性、高效的现代政府形象。二、公共行政文化创新的根本转变1、由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转变。汉代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由于受这种大一统思想影响，可能引发君主高度集权和专制行政，即所谓“天子为民父母，以为天下王。”传统的集权型行政文化导致了社会的高度整合和权力的高度集中；导致了行政主体地位的缺失和行政客体的压制服从；导致了行政决策和政策制定的非民主性；导致了国家委托一代理运行机制的失衡；导致了官僚主义和寻租性腐败的产生。现代行政文化创新要求由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转变。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公共行政的范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很大程度地推动了公共行政文化创新与理念转变。政府上网工程的启动要求集权型行政文化向参与型行政文化的转变，拓宽了行政参与渠道，提高了人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生动地体现了人们民主地位的复归和真正享受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参与型行政文化要求一切公共行政活动却必须反映和尊重公民的利益、需要、意志和目标；要求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或渠道参与公共行政生活，并影响公共行政体系的构成、运行和决策过程等；要求做到政务公开，了解国家和政府的机构设置、权力结构、职能规模和运行机制。2、由管制型行政文化向服务型行政文化转变。在传统农业社会时期，公共行政系统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了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对社会秩序的控制和对公众的管理与监视。国家与社会之间总体上是控制与被控制、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这种传统管制型行政文化的功能在于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建立起符合少数权势集团利益要求的社会秩序，在于实现以暴力镇压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统治职能。但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社会公众主体地位的觉醒和民主权利的复归，公众对公共行政的总体价值认识越来越取向于服务型行政文化。实现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变，要求重大社会问题的决策，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公共权力的运用，都必须以增进人民福利的最大限度的获得与满足为目标，公共产品的提供，其目的不只是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人民的实现问题，维护和增加人们的切身利益。因此服务型行政文化要求加强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充实扩大和增加新的服务项目，改善服务手段，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3、由人治型行政文化向法治型行政文化转变。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重在合社会道德标准的情感“内省”和个体的自我道德约束发展到合道德的政治秩序，是靠三纲五常、四维八德，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来维持，人治和礼治代替了法治。《左传》认为：“礼，统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成为公众的社会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通过自律本位的人治和礼治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根据少数或部分政治精英或某个权威人物的个人意志和自我价值取向制定和实施行政决策，治理国家与社会。这种人治型行政文化的主要特征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主观臆测，缺乏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政策“打架”和频频变动，导致人存政存、人去政息现象的出现；导致目中无法、以权压法的特权存在；导致公众权利的忽视和重大决策的严重失误。因此行政文化创新必须由人治型行政文化转变为法治型行政文化。即从人性不完善的基本假定出发，以法律至上为原则，公共行政系统及其运行机制应该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实现依法行政；公共行政系统的一切权力与行政行为都应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与制约，并对其运行依法监督，严格控制。通过行政文化创新，在全社会创造严明廉正的法治型行政文化环境，使一切行政行为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自从产生国家以来，就有了行政管理但是直到19世纪末才开始形成为一门学科。它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1.传统管理时期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L.von施泰因首先提出“行政学”一词。1887年美国学者I.W.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的研究一文。1900年美国行政学家F.J.古德诺提出政治与行政分离的主张。1926年美国学者L.D.怀特对行政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作了系统的论述，开始形成行政学的体系。
早期行政学以研究 *** 行政效率和节省开支为目标，其内容包括：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实现组织系统化，工作方法程序化、机关事务计划化、工作要求标准化等，以达到权责分明，追求实效。
2.科学管理时期
20~50年代由于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引进，行政管理学的内容不断更新。许多行政学家根据F.W.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采用把目标分解成若干层次的小目标，并为实现每个目标建立合理的组织机构。采用科学的办事程序和工作方法，使各项行政工作也能象工业生产流水作业一样，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行为科学的兴起促使行政管理学转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的行为和心理因素以及人与周围环境关系的研究，并注意激发人的积极因素。
3.系统管理时期
从50年代起，行政管理有许多新的发展。许多行政管理学家把40年代以来出现的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等理论和方法用来研究行政管理同时由于行政管理涉及面愈来愈广，需要考虑的因素愈来愈多，需要把行政管理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
行政管理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工业革命带来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奠 行政管理定了物质基础；行政管理的实践为行政管理学的产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材料；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的发展为行政管理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行政管理学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L.von施泰因提出，他于1865年撰写的《行政管理学》一书，用行政法的观点阐述行政问题.1887年美国学者T.W.威尔逊发表了《行政管理学之研究》一文，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建立一门独立的行政管理学科.威尔逊因此被誉为行政管理学的奠基人.1893年美国学者F.J.古德诺出版了《比较行政法》，此书成为美国的第一部行政管理学教科书.1900年他出版了《政治与行政》一书，提出行政与政治分离的理论.此后，愈来愈多的学者把行政管理学作为单独学科加以研究.1926年美国学者L.D.怀特撰写了《行政管理学导论》一书，论述了行政管理的重要性，讲求效率的必要性，以及对行政管理进行科学研究的可能性.1927年美国学者W.F.威洛比发表了《行政管理学原理》，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行政管理学理论体系.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基本形成. 行政管理学的产生和形成受到当时工商企业科学管理的影响，并从中吸收了许多原理、方法.1911年美国管理学家F.W.泰勒根据长期实践经验，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提出一套企业科学管理的理论.法国管理学家H.法约尔提出了组织管理功能理论，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14条管理原则，对改进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和发展行政管理学起了积极作用.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科学管理时期或传统理论时期.其理论的主要缺陷表现在过分重视机械效率，忽视社会效益；把行政组织视为封闭式组织系统，忽视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片面强调人的物质利益，忽视人的精神因素，缺乏对人的尊重. 20世纪3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发展，使传统理论受到很大冲击.1927~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E.梅奥等人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人际关系理论.美国学者C.I.巴纳德在《执行者的职能》中提出均衡理论.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А.Н.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美国学者F.赫茨伯格在《工作的动机》提出双因素理论，美国学者D.麦克格雷戈提出X理论和Y理论.与此同时，美国学者H.A.西蒙开创了以行政决策为重点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把决策理论、数学方法、计算机学融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美国组织学家J.G.马奇提出理性与组织融合理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C.E.林德布洛姆提出渐进决策理论.他们把行为科学和决策理论用于行政研究，对行政管理学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个时期通常被称为行为科学时期. 行为科学推动了行政管理学的发展. 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从只注重行政组织结构、法令、规章制度及权责分配，到同时重视组织成员意见的沟通、个人欲望的满足、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从只重视监督制裁到重视激发人的积极性；由专断领导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这些都表现出行政管理学的飞跃.但是，这个时期又出现了新的片面性，如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因素；过分注重人的理性作用，忽视了组织结构、法制的作用，忽视了环境的影响作用等. 60年代，行政管理学理论有了新的突破，进入了系统科学阶段.主要特点是广泛应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新成就来研究行政管理，特别是重视运用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管理理论认为，行政组织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系统，各个部分彼此独立，但又相互依存和制约.因此，行政管理既要重视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又要重视行政系统内在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行政组织结构、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强调人的因素.还认为管理活动中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要寻求唯一最佳管理方式是困难的.所以主张随环境变迁来选择管理方式.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有：提倡生态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F.W.雷格斯；主张社会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T.帕森斯；研究环境系统理论的美国学者F.E.卡斯特；以及提出Z理论的美籍日本学者威廉·大内等.系统管理理论已被普遍接受，成为当代研究行政管理的一种值得重视的理论.编辑本段在西方国家的兴起 行政管理学诞生于美国.美国的学者和改革家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研究》，1900年，古德诺出版《政治与行政》以及1926年怀特怀特（Leonard D?White 1891~1958）出版的《行政学导论》，对行政管理学的主要内容作了论述，使行政管理学成为一个独立的重要学科.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的阶段 行政管理有的学者把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00年以后）；人性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30年以后）；系统权变的行政管理阶段（大致期间为1960年以后）.有的学者把它分为形成阶段——传统管理阶段；成长阶段——科学阶段；科学化阶段——现代化管理时期. 西方国家公共行政学产生的条件 行政管理学于19世纪末萌芽到20世纪初诞生于。
1、18世纪末~19世纪末的传统管理阶段
这一阶段出现了管理职能同体力劳动的分离，管理工作由资本家个人执行，其特点是一切凭个人经验办事。
2、20世纪20~40年代的科学管理阶段
这一阶段出现了资本家同管理人员的分离，管理人员总结管理经验，使之系统化并加以发展，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管理理论。 科学管理鼻祖泰勒。
3、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现代管理阶段
从经济的定性概念发展为定量分析，采用数理决策方法，并在各项管理中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控制。
按照一般管理学论述，当代西方管理理论与管理学派的形成，已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所形成的以泰罗等人为代表的古典管理理论。
泰罗等人倡导的科学管理，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在操作规程、工作定额、差别工资制度、职能分工、管理原则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开创了科学管理的新时代。但对人的认识是有缺陷的。
1、把人看成经济人，过分强调物质 *** 。
2、把人看成和机器一样的工具。
第二阶段，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的行为科学理论。
行为科学侧重研究人的需求、行为的动机、人际关系、激励理论等，主张通过多种方式激励人的积极性。但当时仍把对人的激励看成是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三阶段，是战后出现的以广泛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为特征的管理科学学派。
这一阶段，出现了许多新的管理技术，推进了管理手段现代化与管理方法现代化，提高了管理工作精确化、科学化的水平。但实践表明，尽管现代管理技术是有效的，却不能代替管理思想现代化和人员的现代化。
1 传统管理阶段 人类最早的管理活动是从原始家庭组 织开始的，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扩展，社会组织结构也从简单到复杂不断发展，管理活动也随之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
18 世纪 60 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 了第一次产业革命， 人们开始把科学思想 运用到管理过程中， 出现了一批卓有贡献 的思想家、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进入了传 统管理阶段， 其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查 尔斯·巴贝奇和罗伯特·欧文等。（1）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 人观点。
斯密在 1776 年发表《国富论》，认 为劳动分工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 提出了经济人观点， 认为人们在经济行为 中追求的完全是私人利益。（2）查尔斯·巴贝奇的作业研究和报酬 制度。
巴贝奇 1832 年发表《论机器与制造 业的经济》，认为要提高工作效率，必须仔 细研究工作方法， 同时还提出了一种工资 加利润的分配制度， 为现代劳动工资制度 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贡献。（3）罗伯特·欧文的人事管理。
欧文提 出要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改善 住房，并在自己的企业进行改革试验证明：重视人的作用、尊重人的地位可以使工厂 获得更大利润。在传统管理阶段， 管理基本上处于积 累经验阶段， 为后来泰勒等人创立科学管 理体系打下基础， 开始从经验管理向科学 管理的过渡。
2 古典管理理论阶段 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该学派把管理分为三个主要 职能—————计划、组织、控制。 古典管理理 论主要包括科学管理理论和古典组织理 论。
2.1 科学管理理论 这个管理学派认为可以从“科学”的观 点去分析所干的工作和对劳动进行监督，通过客观事实分析并利用从经验中得到的 数据应能找到进行工作的最好办法。（1）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
泰勒 1911 年出版《科学管理原理》，奠定了科学管理 理论的基石。 其理论主要包括以下 6 个方 面： 确定合理的工作标准； 工作方法标准 化；合理配备工人；差别计件工资制；实行 职能工长制；例外管理。
（2）莉莲·吉尔布雷思和弗兰克·吉尔 布雷思简化工作的原则。 吉尔布雷思夫妇 在动作研究和劳动简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 破， 并总结出了劳动中许多特征不同的分 动作，提高了劳动效率。
（3）甘特工作计划的原则。 甘特的贡献 主要有：甘特图表、任务奖金制度、非金钱 因素论。
甘特还认为，提高效率的最重要源 泉是管理人员的工作方法而不是劳动者。（4）哈林顿·埃默森的效率的原则。
哈 林顿·埃默森的思想体现为 12 项效率原 则，说明了如何对资源进行有效使用。埃默 森同时注意到军队所采用的人员编制的经 验以及顾问的地位与作用。
2.2 古典组织理论 在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在美国盛行的 同时， 法国产生了以法约尔为代表的组织 管理理论， 对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发展 作出了杰出贡献。（1）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
法约尔1915 年出版《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首次 提出了管理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 职能，并确立了管理的 14 项基本原则。（2）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马克斯·韦 伯在管理思想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 “理 想的行政组织机构模式”。韦伯将理想行政 组织体系的特点归纳为：明确的分工、清晰 的等级系统、人员的任用、管理人员专职 化、遵守规则和制度、组织中人员的关系 等。
（3）詹姆斯·穆尼的组织的原则。 穆尼 根据自己在企业与 *** 中任职的经验和对 其他类型组织的研究指出， 在每一个组织 内都存在着一个任务和权力的结构， 即都 有专业化的任务分工和一个权力等级。
认 为存在着自然的组织法则或原则。（4）林德尔·厄威克的行政管理原理 。
林德尔·厄威克于 1944 年出版的 《行政管 理原理》是管理文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厄 威克从泰勒那里吸取了关于管理过程要以 科学调查为指导原则的思想， 指出组成管 理过程的 3 个职能。
厄威克根据法约尔提 出的原则来分析控制职能。 最后他总结出 了管理的间接目标：秩序、稳定、主动性和 集体精神。
古典管理学派的人性假设是“经济人” 假设，管理方法是强调制度化、标准化、规 模化，管理的目标是追求企业的效率化，其 贡献不仅仅是确认了管理的领域、职能和 原则等， 许多现代管理技术都是这个学派 的直接产物。3 行为科学理论 以泰勒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多着重 收稿日期：2008-12-08 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与趋势 施 宙 张永风 王 茗 （ 山东科技大学济南校区 山东 济南250031） 摘 要 西方管理思想经历了从传统管理阶段到现代管理理论 、从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深刻变革 考察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 有利于从中正确地吸收和消化其先进的管理思想 实现管理科学的发展 。
于生产过程、组织控制方面的研究，对人的 因素则注意较少。在科学管理盛行的同时，一些管理学家已经开始注重研究管理中人 的问题， 发展出一个新学派———行为科学 学派。
3.1 人际关系学说 人际关系理论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美 国行为科学家埃尔顿·梅奥。梅奥通过霍桑 试验，得出以下见解：①人是“社会人”的假 设；②企业内存在非正式组织；③领导的能 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程度。
梅奥人际关 系理论克服了古典管理理论的不。
第一个阶段：形成阶段——传统管理时期（大致从1887年到1930年）。在这一阶段，行政学的产生与形成受到工商企业管理科学的重大影响，它的许多原则、原理都是从那里借用或移植过来的。因此，行政学在这个时期又被称为传统管理时期。
第二个阶段：成长阶段——科学管理时期（大致从1930年到1960年）。在这一阶段，行政学受到梅奥、巴纳德、马斯洛、麦克雷戈等人行为科学理论和主张的重大影响，因此，行政学在这个时期又被称为科学管理时期。
第三个阶段：科学化阶段——现代化管理时期（大致从1960年到现在）。在这一阶段，行政学受到系统理论的重大影响，因此，行政学在这个时期又被称为现代化管理时期。
行政是指由国家行政机关对于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以及立法中的其他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以及自己依法制定的法规进行的解释。狭义地讲，指国家职能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以外的全部职能的总称；广义地讲，指作为决策职能的政治之外的执行职能。
"行政"指的是一定的社会组织，在其活动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组织、控制、协调、监督等活动的总称。
西方行政学的发展历程：
1、提出与创立时期：1887-1918
2、西方行政学的正统时期：1919-1941年
3、转变与批评时期：1941-1959
4、应用与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
5、挑战与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
6、总结与探索时期：20世纪80年代
中国行政的特点：
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2、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体现着更强的公共性、服务性和公正性。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行政行为包含了下列几层含义： 1、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行为。这是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
2、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的行为。这是行政行为的职权、职责要素。
3、行政行为是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这是行政行为作为法律概念的法律要素。
行政行为的内容，是指一个行政行为对相对方在权利、义务上产生的具体影响，亦即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作出某种具体处理和决定。行政行为的内容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难以逐项列举说明。
根据各类行政行为对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的影响及其引起的法律效果的不同，将行政行为的内容概括为： 1、赋予权益或科以义务 行政行为内容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赋予一定的权益或科以一定的义务，实际上设定了新的法律地位，使得行政主体与行为对象之间以及行为对象与他人之间形成一种行政法律关系。 赋予一定的权益，具体表现为赋予行为对象人一种法律上的权能或权利和利益，包括行政法上的权益，也包括民法上的权益。
科以一定的义务，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命令行为对象人为一定的行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具体包括单纯行为上的义务，如接受审计监督；也包括财产义务，如纳税决定行为；还包括人身义务，如拘留决定。 2、剥夺权益或免除义务 这是取消某种法律地位，以解除已经存在的法律关系。
剥夺权益，是使行为对象人原有的法律上的权能或权利和利益的一种丧失。免除义务，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表现为对行为对象人原来所负有义务的解除，不再要求其履行义务，如免除纳税人的纳税义务。
3、变更法律地位 这是行政行为对行为对象人原来存在的法律地位予以改变，具体表现为：对其原来所享有权利或所负担义务范围的缩小，或者对其原来所享有权利或所负担义务范围的扩大，如批准营业执照扩大或缩小经营范围、减少或增加纳税税种、税率等。 4、确认法律事实与法律地位 确认法律事实，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某种法律关系有重大影响的事实是否存在，依法加以确认。
确认法律地位，是指行政主体通过行政行为对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及存在范围的认定。 确认法律事实与确认法律地位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确认法律事实必然影响确认法律关系，但确认法律事实并不等于确认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法律关系，在事实的认定之中并不能完全确认。确认法律关系是以法律事实确认为前提的，在有些法律关系确认之中，也同时包含着对法律事实的确认。
但有些法律关系的确认和法律事实的确认，法律要求是分开的，不能互相取代或交错在一起。
先从管理学发展史看起吧，从中找到管理学发展的脉络，然后你对产生兴趣的深入研究下去！ 附相关资料： 管理学概述 管理学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
管理学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产生的，它的目的是：研究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管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
管理活动自有人群出现便有之，与此同时管理思想也就逐步产生。事实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均可以找到古代哲人在管理思想方面的精彩论述。
而现代管理学的诞生是以泰罗（F .W. Taylor）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 1911年）以及法约尔（H.Fayol）的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为标志。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至今不过经历了80多年。
80多年来，管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管理学的研究者、管理学的学习者、管理学方面的著作文献等等均呈指数级数上升，显示了作为一门年轻学科勃勃向上的生机和兴旺发达的景象。然而，管理学仍然需要发展，因为人类将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需要管理学。
管理学的规定性 管理学的规定性是指管理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而管理学的规定性又取决于管理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即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哈罗德•孔茨（ H Koontz，《管理学》）： ——“本书目的是阐明经营理论和管理科学的基础知识”。
换句话说，孔茨认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营理论和管理科学，或者说管理学就是这两部分的组合。 詹姆斯•H•唐纳利（J. H. Donelly，《管理学基础》）： ——“讨论只与某一待定的（虽然也是相当广泛存在的）事例有关的管理过程。
我们将就有限的资源（包括其他人的力量）的管理展开我们的讨论”，即管理学说是研究有限资源的管理。 罗纳德•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企业的性质》） —— “经营意味着预测与通过签订新契约，利用价格机制进行操作。
管理则恰恰意味着仅仅对价格变化作出反应，并在其控制之下重新安排生产要素。” 罗纳德•科斯教授对经营与管理的界定尽管是从契约、价格应变角度出发，但把握了管理的本质：即经营是与市场打交道，它利用价格机制使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在市场上获得有利于自己的利益。
而管理则是一个组织内部如何用行政命令机制调配组织有限资源而获得最佳配置效率的过程；管理不与市场打交道，尽管它要对市场上价格作一定的反应。 如果按照科斯的定义，那么管理学就应该以这么一个规定性的管理作为研究对象。
这样，管理学的研究范围就应该是两大方面： 组织本身包括组织的动力学机制、组织的构造及运行等等； 组织内依靠行政机制运作的各种管理方式方法包括对资源配置的整体性系统方法和针对局部问题的各种职能性方法。 事实上大多数著名的管理学著作和教材，尽管其章节安排、行文方式、观点采纳均有各自的特点，但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事实上哈罗德•孔茨和西里尔•奥唐奈的《管理学》也是如此。
管理学的定义：研究和探讨组织及组织内资源配置的构造、过程、方式、方法的学科，是一门应用性理论学科，是管理学科群中最为基础的学科。 对管理学的这么一种规定原本是美国管理学界的看法，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日本的学者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在把管理局限于企业时，认为管理学还应该包括经营这一内容，于是便有了经营学一说，之后在我国便有经营管理学的称法。
管理学的流派及构成 1、管理学的流派 20世纪初诞生的管理学随着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努力，理论与实践均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流派叠出，新理论新思想不断产生，人才辈出。哈罗德•孔茨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61年）和《再论管理理论的丛林》（1980年），对1980年前的管理学领域内精彩纷呈的理论、主张等作过一个精辟的归纳与分析。
他认为到1980年为上，管理学至少已发展有十几个学派，典型的有：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等。 2、各流派研究的内容这些流派尽管各有自己对管理的看法，各有自己的理论主张，但从内容上来看不超出三大内容：即组织、管理方式以及经营。
科学管理原理代表人物泰罗，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一种管理方式或方法，因为人的科学工作和协作及对人的激励与效率关系的研究实为发展出相应的管理方式方法而已。 古典组织理论法约尔和韦伯的典型的组织研究成果。
行为科学学派代表人物有梅奥（E.Mayo）、马斯洛（A.H.Maslow）、麦格雷戈（D.MeGregor）、卢因（K.Lewin）以及穆顿（J.S.Mouton）等，他们有的研究人际关系，有的研究人的需求与行为关系，也有的探讨人的本性及相应管理的问题，还有的研究正式组织中非正式组织问题以及双因素模式、管理方式方法等。前者可归结为组织的动力学过程，后者可归结为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方式的探讨。
社会系统学派代表人物巴纳德（C.I.Barnard），其研究成果不过是从经理人员在组织。
行政管理，是指某些机构为了达到机构教育的目的，往往需要依靠一定的制度，利用一些手段和措施，发挥行政和管理职能，我整理的行政管理的论文范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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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中的人性化行政管理研究
摘要：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其行政管理方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传统的管理方式需要适应以人为本的时代潮流，实现国企的人性化行政管理。
一、国企管理理念的变革
管理理念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以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为代表的基础型管理理念、以科学规划追求效率的理性管理方式和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型管理方式。
这三种不同类型的管理方式分别对应着不同时期的管理理念，同时也是一次思想不断开放的历程。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国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国企的管理者也开始把这一理念引入到企业的管理中，具体体现就是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国有企业从最初的基础型管理理念转变到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实际上是更加注重员工的个性化发展与培养。
员工们不再只是把国企的工作当作“铁饭碗”，而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把自己的特长投入到公司的企业的发展，带来企业与员工的共同进步。
二、国企人性化管理的内涵
人性化管理顾名思义就是以人的个性化发展为管理目标，是人的人格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以及尊严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观念层面。
观念层面的含义主要是指从观念的层面为员工谋福利，首先必须要认识清楚管理者是谁，员工在企业中的地位是什么，决策者能为企业和员工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这几个基本问题。
从这几个基本问题出发，顺应时代的发展，把员工的发展纳入到公司我企业文化中来。
(二)组织层面。
组织层面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为员工提供个性化发展和学习的组织部门，这类部门会根据员工的需要做出灵活的调整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从组织的层面顺应员工的个性化发展。
(三)行为层面。
一是充分满足公司员工的需要，从需要出发来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这种需要更多的是指高层次的需要，如满足员工的人生追求、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等;二是发挥员工的主体性，在国有企业中员工才是企业的主体，因此应充分发挥员工的主体性。
三、人性化行政管理的内容
(一)依靠人的力量。
有些国有企业过分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和各种自然资源，其中对企业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人的力量。
因为人是一个企业文化的传播者，是一个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者，更是一二企业不断前进的动力。
因此，国有企业应该改掉传统的发展方式，法发展的重点放在人上。
(二)开发人的潜在能力。
人的潜力是巨大的，国有企业应该一方面培养员工的各种能力，提供给员工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企业要建立各种建立措施，对优秀员工予以一定的奖励，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不断开发员工的潜在能力，把员工的潜力看成是企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三)尊重每一个人。
对员工的尊重是一个企业优秀文化的体现，试想一个企业整天对员工进行加班、克扣工资，福利待遇又少，这种企业怎么能留得住员工呢?国有企业对员工的尊重不仅是表现在硬件待遇上，对员工的培养与个性化发展也是对员工充分尊重的体现。
(四)提升员工的素质。
高素质的员工是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国有企业在招募员工时其实就已经对人员的素质进行了层层筛选，有的国有企业不仅有初试复试、还有面试等。
但是很多国有企业把员工招收到企业后就对其放任不管了。
如果企业不注重这方面的员工的素质培养，那么员工的素质很可能出现下滑，这对整个企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五)推进员工的全面发展。
有些企业为了发挥出员工最大的价值，只是对其负责的工作进行培养学习，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培养，这种培养模式就好像是把员工放在了流水线上，下了流水线员工就什么都不会了。
而且企业其他方面的素养如果缺失的话长期来讲对企业发展也是不利的，例如有的国有企业在花了大价钱使员工的工作能力得到锻炼与提升后，员工跳槽到其他企业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企业不注重员工的全面发展，忽视对员工企业文化的培养，导致企业归属感不够。
国有企业人性化的行政管理方式是提升企业竞争力的有效手段，本文分别从人性化管理的内涵、人性化管理的特点、人性化管理的内容对国有企业中人性化的行政管理进行了介绍。
行政管理论文范文二
内容摘要： 摘要： 行政管理是运用国家的权利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类事物进行管理，也可以指代企事业单位内的管理工作，其属于系统性工作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基础。
传统的行政管理工作具有单一性、封闭性等诸多缺点，因此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本文即是对法治视野下的行政管理方法进行研究，探讨了当前我国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弊端…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策略
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以及重要推动力，党和领导人均对其予以了高度关注。
不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就行政管理体制而言，在对其实施改革时需要依据实际情况，也就是必须在基于我国的国情的情况下确定改革目标，这样才能使行政管理体制更具中国特色，改革才能取得相对较好的成绩。
本文将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念、内容以及具体的实施策略，以此完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一、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内涵以及特征
(一)行政管理体制概述。
长久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在改革中逐步加快发展速度，党和领导人特别重视全面改革，这其中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这与我国政治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行政管理体制就做了很多调整，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且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效果，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弊端。
从目前来看，十八大背景下，党和领导人对行政管理体制提出新的要求，对其实施全面改革，且力度较大，作为本次改革的重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构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必须有相关的理论作为支撑，这次改革主要是以社会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思想，继而对行政管理体制实施改革，使其不断趋于完善。
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我国将其与国情相关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为了更好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而提出的，它深刻地反映了马列主义的精华，促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备强大的理论基础。
十八大的顺利召开以及完美谢幕，促使会议中涉及到的相关内容得到了进一步落实，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其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二，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必须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征。
在建国之初，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基本依赖于苏联，照搬其发展模式，但是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的国情存在极大的区别，一个体制不可能适用于多个国家，我国应发展具有本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在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时需要结合本国国情，构建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体制，而不是直接引用他国模式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
多年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在改革中逐步符合我国国情，在改革中基本以如下战略思想作为指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理论基础相对较为健全，同时也具备实践经验教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针对行政管理体制实施了多次改革，在此过程中，以实际情况为基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立足于我国国情，改革实践推动了行政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取得了相对较好的成绩，这也能展现出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也能体现出我国独有的价值取向。
二、社会保障管理人员专业素养和执业能力建设策略探究
首先看什么学科，如果生物化学材料学科，只算一般；然后看什么层次，如果都是一区或top或esi高倍引，那无论什么学科都优秀了；第三看是否大团队长江杰青，挂名通讯或团队挂名冲更大帽子的情况下，一两百篇也不奇怪！ 首先需要说明下，发表七十多篇文章是什么分布的，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挂名比较多，一种是通讯或者第一作者文章。 第一，如果是挂名文章比较多，不能说明老师学术能力强，但是关系处理上肯定比较好，或者卧有一定的权利，强权之下，不得不挂。整体说来要么参与工作较多，关系处理恰当，被人挂名或者是领导人物，下面的老师拉关系挂名的。 第二，如果是第一作者或者是通讯的身份发表七十多篇文章，这位老师绝对是学术有一定的造诣。以该老师是博士学历来讲，博士毕业就是30岁，相当于工作后每年10篇文章，数量确实多。在这种情况下，也需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低质量文章，那就是属于灌水，科研界都不提倡，但是有很多老师迫于科研压力哥生活压力，以数量为主，但是也算是有实力的老师，毕竟灌水一年十篇也是相当不容易。假设是高质量文章，毫无疑问，该老师是学术上的大牛人物，一年产量10篇高水平文章，至少也是学术上的新星。 假设报考导师，仅从学术层面考虑，建议选择第二种导师，不论是灌水还是高水平期刊，都值得报考。 关键是他的创新是什么，与发表多少篇SCI论文没有关系。 你好，高校青年教师前来答题。 作为四十岁的老师，能够发表这样数量的文章，确实有一定功力。那么，如何通过文章评价一个人的科研能力呢？ 第一，文章数量。毋庸置疑，数量多比数量少好。文章数量成规模，思想才能成体系。文章数量是一个评价前提。 第二，文章质量。这里就涉及到影响因子等因素。文章的影响因子越高，证明质量越高。还有文章的引用数量。引用数量越高，证明文章越有影响力。 第三，文章的思想发展路径。看一个人的科研成果，可以看出他观点的变化、个人的成长。数量和质量是表象，思想发展路径是根源。 单独看数量，完全没有问题；如果影响因子还高，作者思想发展路径科学，简直完美。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剩下的可以结合上面的回答要点，逐条具体分析。 以上是我的一点经验，希望帮助到你。 不能以文章数量来算吧，应该看论文的质量。 得看这四十多岁老师做了多长时间科研吧？你快四十人考上博士，四十岁才进入高校开展自己科研，能有多少时间发这么多论文？ 如果是自己执笔的，70多篇，那已经很多。如果是挂名的，就呵呵了！学术水平不在于文章数目多少，关键是质量，哪怕一片牛的都可以 不多。 我一年发30多篇。 现在不是看数量的时候，还要看文章质量。 如果都是重要期刊并都有重要贡献绝对算多，如果就是挂名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们太幸福了，有了论文可以发表。自从反右后知识分子不吃香。也没有杂志发表、所以你们是幸福的一带.要质量不要要数量。我五十岁才写论文。。通过学会评选寄到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专栏·熊丙奇 中国科学院院士郝柏林近日在其博客贴出一篇书面发言（这篇发言是写给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科学道德和科技伦理专题研讨会”的，但被研讨会“留中不发”），批评科学界领导和政府官员的不端行为和不正之风，并列出一名领导做博士后以来的20年中，每年发表SCI论文的统计，其中2003年高达51篇。郝院士认为，在自己没有实质性贡献、甚至根本没有看过稿子的文章上署名，而且官做得越大，每年所出文章越多，是目前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 按理说，官做得越大，做科学研究的时间和精力越少，发表的文章会越少，而且真正搞过学术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全身心投入研究，一年能发表三五篇论文就相当不错了。某些领导能一周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要这些领导认识并检讨自己的“不端行为”，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些领导会认为自己是占据别人的劳动果实吗？今天，主动把领导作为自己论文和研究的第一作者和第一完成人的群体，规模不小。这个群体，大致包括领导所带硕士、博士(其实大多是以领导名义招收、由其他教师所带)，领导所在学科的教授、副教授，下级研究人员，等等。领导没有参与的论文、成果，一些学者、专家却署上领导的大名，显然等于变相的学术行贿。 这些领导会认为自己没有为研究“作出贡献”吗？不会。领导都会认为自己对学科发展、学术研究作用巨大，因为正是他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为学者、专家获得项目、课题、经费，这不就是贡献么？也正是他利用自己与企业界、科技界的交往，为本学科、本部门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源，这不也是贡献么？至于参加立项会、开题会、座谈会等，那更是直接的研究行为了。 学者、专家会检举这些领导的“不端”，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侵吞，人格尊严被践踏么？他们深知“靠着大树好乘凉、朝中有人好办事”的道理，得到领导的赏识，树起领导的大旗，可以获得更多的课题、经费；否则便立项难，论文发表也难。领导在外通过自己的权力争取资源，学者在内做好研究，把领导放在论文作者首位，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均沾，何乐而不为呢？ 显然，问题的根源在于当前行政导向的学术资源配置体制和学术行政化评价机制，让领导和学者、专家们紧密配合、“各取所需”。如果学术资源的配置权不在行政领导手中，如果学术评价权不被行政领导所掌控，那么，行政领导就不可能在学术圈里左右逢源，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学者、专家放弃尊严，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服务，替他们做学问、写论文。所以，只有行政领导不再从事学术研究，专心做自己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把学术资源配置权、评价权交给学者、专家，才能解决以上问题。 在国外，即便担任大学校长，不管此前有多大学术成就，担任行政职务之后，往往就做职业校长，不再从事科学研究。原因之一便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允许有额外的精力去搞研究，而校董事会(理事会)对其的业绩评价，是校长当得怎样，而非学问做得如何。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校长再做科学研究，难免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自己获取学术资源谋求方便。既担任行政领导，又能获得更多学术资源、取得更大“学术成就”，不导致学术的严重行政化，不出现严重的学术腐败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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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詹天佑和京张铁路：京张铁路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和施工的第一条铁路干线，是在近代中国科技十分落后，外国人讽刺中国铁路工程师还未出世情况下建成的。2、冯如研制飞机：冯如是中国第一位飞机设计师、制造家和飞行家，冯如研制的这架飞机的飞行高度、时速和航程均创当时世界纪录。3、兵器制造家龚振麟：龚振麟鸦片战争爆发后，他眼见大好山河被英国侵略者践踏，刻苦钻研科技、改良兵器，自觉投身于反侵略战争中。他亲身奔赴甬东战场，仔细观察英军火轮，制成用人力驱动的叶轮击水“车轮船”和“车轮战船”。林则徐“戴罪立功”于浙江期间，他被调到炮局工作，造出了“枢机新式炮架”，使大炮能够四面转动，灵活射击。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科学技术发展成就 （2009年9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国科技事业也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从“向科学进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教兴国”到“建设创新型国家”，党和国家始终把科学技术摆在战略地位，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经过60年的奋斗，我国已经成为科学技术体系较为完备、科技人力资源世界第一、科技成果不断涌现的科学技术大国。60年来科技事业在艰难中起步，在改革中前行，在创新中发展，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60年来科技发展取得的重要成就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学科建设较为全面的国家之一，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研究、应用开发及产业化方面，形成了包括国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地方科研机构和各类企业在内的、比较合理的、多层次的科技力量布局。科技投入大幅度增长，科研条件和科技基础设施不断改善。2008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达到1.52%。目前我国整体科技发展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一些科研领域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是形成了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190万人年，居世界第二位，造就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高素质的科技人才队伍，形成了雄厚的科研力量和丰厚的人才储备。 三是科学研究水平大幅度提升。我国在陆相成油理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哥德巴赫猜想、高温超导、纳米材料、量子通讯、生命科学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在超级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第三代移动通信等前沿技术领域取得重要突破。2008年我国SCI论文数位居世界第3位，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4位。 四是突破了一批重大工程科技难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两弹一星”工程这一重大科技成就。进入新世纪，我们又在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领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重大进展。在三峡工程、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中，攻克了一系列科技难关，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从小到大，迅猛发展，2008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0.2%，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总额的29.1%。分布在全国各地的56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充分发挥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基地，其平均万元GDP能耗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0%，一大批充满活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迅速成长。 六是科技惠民成效显著。农业科技创新取得重要成果，育成并推广农作物新品种8000多个，特别是杂交水稻等新品种的培育和大面积推广应用、粮食丰产等重大农业科技工程的实施，使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95%以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以不足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重大疾病、新药创制、重大传染病防控的科技创新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在资源环境、公共安全，防灾减灾等领域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为应对SARS、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汶川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七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推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科技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学科布局进一步优化，科技与经济结合更加紧密，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成效显著，科技在促进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先后制定了《科学技术进步法》、《专利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科学技术普及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出台了一大批激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措施。科学技术普及活动日益广泛，在全社会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技知识，广大群众的科技素质不断提高。 八是国际科技合作呈现新局面。我国已经与1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与其中97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0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民间科技交流十分活跃。我国科技工作者参加了近千个国际学术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积极参与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反应堆（ITER）计划等一批国际大科学工程，开展中医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等以我为主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建设了一批高水平的国际创新园、联合研究中心和科技合作示范基地。积极开展对外科技援助，支持科研机构和企业“走出去”。 6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满怀强烈的报国之志，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为己任，科学求实，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拼搏奉献，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也为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七大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当前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把科学技术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科技工作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新科技革命孕育和兴起的重要机遇，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中心任务，认真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在1965年5月，陈景润发表了他的论文《大偶数表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2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的发表，受到世界数学界和著名数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称赞。英国数学家哈伯斯坦和德国数学家黎希特把陈景润的论文写进数学书中，称为“陈氏定理”，陈景润终于攻克了“哥德巴赫猜想”这一世界数学之谜，这一世界数学 “悬案”终于被陈景润所破译，皇后王冠上的明珠终于被陈景润所摘取。1742年6月7日，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数学猜想“任何一个偶数均可表示两个素数之和”简称：“ 1＋1”。这一猜想被称为“哥德巴赫猜想”。中国人运用新的方法，打开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奥秘之门，摘取了此项桂冠，为世人所瞩目。这个人就是世界上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第一个人——陈景润。
言 2006年10月8日，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50周年纪念日。50年来，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屡攀高峰；中国航天人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以一腔热血谱写了中国的航天传奇，振奋着中华民族的爱国心弦。 序章 1955年中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后，作为运载工具的导弹（火箭）成为新的工作方向。在1956年春制定的《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中，原子能、火箭技术等新兴技术成为发展重点。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热潮。 一、艰苦创业 1、高瞻远瞩，雷厉风行 1956年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正式成立，聂荣臻任主任。在聂帅的主持下，30多名科技专家和一批军政干部、15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陆续集聚北京，成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创建的班底。 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正式成立，首任院长钱学森。中国的航天事业诞生了。 2、引进技术，学习消化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原苏联给我国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56年10月原苏联先提供了两发供教学用的P-1模型导弹，1957年12月又提供了两发液体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P-2及一套地面设备，同时还向我国提供了导弹研制基地、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图纸，派遣了技术专家和导弹操作使用人员。 在原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开始了P-2导弹和C-75地空导弹的仿制工作，开始进行导弹研制基地、发射基地的建设，还组建了教导大队，学习导弹操作使用技术。 这期间，1957年10月4日，原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极大地鼓舞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我国航天事业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建设强大国防的决心也毫不动摇。1960年11月5日，中国自己仿制的液体近程弹道式地地导弹一举发射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近程弹道导弹。同年9月，上海机电设计院自行设计、制造的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T-7发射成功。 4、小结，开局成功 国防部五院成立之初，下设10个研究室，1957年重组为一、二分院，1961年成立三分院，1964年成立四分院。同时，相关科研院所不断加入国防部五院管理体系，充实完善了科研体系，这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1958年成立，1963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上海第二机电工业局（1961年成立，1962年由国防部五院归口管理）、通信兵部军事电子科学研究院（1958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导弹试验训练基地（1961年划归国防部五院建制）等。截至1964年，国防部五院已经初步建成覆盖导弹、火箭、卫星及相关系统领域，具有独立研究、研制、试验能力和条件的研究院体系。国防部五院的成立、建设及其成绩证明，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开局成功，为完成更大的历史任务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二、配套发展 1、“八年四弹”与导弹核武器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发展导弹核武器，解决运载工具已成为紧迫任务。1964年12月，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通过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的决议，由七机部统一组织和管理航天事业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生产。 1965年3月，七机部《关于地地导弹发展规划》获得批准。这就是“八年四弹”的发展规划，即在1965年至1972年的八年时间内，研制成功改进的中近程、中程、中远程、远程四种液体弹道导弹。这一规划在执行中虽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进度有所推延，但都基本实现。这对我国航天科技工业体系的形成与完善起到了积极的带动和促进作用，并为我国航天科技工业的新发展奠定了技术和物质基础。 1966年10月27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2号甲中近程导弹携带着自己制造的核弹头精确命中目标，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实用型导弹核武器，为打破霸权主义核垄断作出了巨大贡献。 2、航天三线，新基地新创业 六十年代中期，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加强三线建设，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的指示，航天系统开始大规模的后方基地建设。广大航天职工从一线大城市来到三线深山僻壤，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20年风雨坎坷的努力奋斗，建成了航天三线基地。 3、东方红一号卫星与长征一号运载火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星研制工作受到较大冲击。为了加快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建议，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于1968年2月成立，有力地保障了卫星研制工作的正常开展。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地发射了东方红一号卫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转播了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全国各族人民无比喜悦。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已经掌握多级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发射与测控技术，这是我国航天技术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突破，中国开始进入航天时代。 4、小结，历史性的飞跃 七机部成立后，体制建设继续充实，技术体系继续完善，尽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在短时间内独立完成了西方强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的技术突破和工程成就，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历史性飞跃。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两极世界格局下，航天事业作为国防事业的重要部分，得到了全国的大力支持。但是，在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进程环境里，航天事业面临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