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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当前，农民应否享有社会保障，竟然成了社会保障...孙中山则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思想的杰出继承者，他提出的“三义”思想中的“民生”就是...
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 重视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从表面上看，衣食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都是个人小事，但从全局看、从深层次看，民生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衡量科学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是关系民心向背、国家命运的大事。各级领导干部要掌握科学方法，正确处理好发展、民生、和谐三者的辩证关系。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的整体。科学发展是手段，是基石，离开了科学发展，发展就不可能健康持续，民生就不可能有效改善；民生得不到改善，就不可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创造热情，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社会就难以稳定和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发展就难以为继，已有的发展成果也有可能付诸东流，改善民生就会失去基本保证。只有坚持在科学发展中改善民生，通过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加快科学发展步伐，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此，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在加快发展、率先发展上创造新业绩，又要在改善民生、造福百姓上做出新文章，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论解决民生问题 解决民生问题，必须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科学 理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最关注的就是人的 发展 ，最关注的就是人的生活，最关心的就是人的利益。必须从实际情况着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脚踏实际地关心解决民生问题。 民生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基本问题，也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民生、关注民生。党的十七大更指出要加快推进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体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民生问题，探索解决民生问题的办法，对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民生和民生问题 “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这里的“民”，就是百姓的意思。而《辞海》中对于“民生”的解释是“人民的生计”，是一个带有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的词语，话语语境中渗透着一种大众情怀。古人云：“为政之道，以厚民为本；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纵观我国几千年的 历史 ，凡百姓安居乐业，则天下太平；凡民不聊生，必社会动荡。 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 教育 等生活必需上面。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是一脉相承的。解决民生问题就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要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把发展的目的真正体现到满足人民需要、实现人民利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只有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切实关注和解决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民生思想的分析 重视民生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的哲学相比，它是最科学、最关注人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人道主义始终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武器，是与唯心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对的，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忽视人、漠视人甚至敌视人，即便在自称为人道主义者的费尔巴哈那里，所看到的也只是抽象的人，是理想化的爱与友情。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最关注的就是人的发展，最关注的就是人的生活，最关心的就是人的利益。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必须能够生活，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那种脱离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与人无关的物或 自然 ，是不存在的。与旧唯物主义不同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从“抽象物质”出发，而是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揭示人的社会属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马克思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人类世界，从宇宙本体转向人的生存状态，从而使哲学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因此，马克思哲学抓住了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实践，并从这一根本出发，形成一个思维整体。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真正关心人，走近人，把握人，并具有与人的现实生活与前途命运密切关联的足够丰富的科学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单个人的解放只有在全人类的历史性解放中才能得到彻底的实现，同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最后构成历史进步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认、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0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的关注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核。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关注和专门研究，为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中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指导思想。
摘 要：在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民生问题格外突出的时代条件下，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把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当做执政的第一信号，是我们党求真务实的生动体现。将改善民生、让全体民众共享发展成果的治理目标用“五有”的形式确定下来，充分体现着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不仅果断地转移到民生领域，而且具有了明确的治理目标。关键词：社会建设；着力；改善民生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一、加强社会建设是时代所需1.加强社会建设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目前中国正经历着“四个深刻变化”，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一方面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活力，使中国的发展速度令全世界惊奇，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度”； 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这包括发展承受着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巨大压力，阶层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以及城乡不平等和地区不平等在加剧，而且生态灾难的阴影又逐渐逼近。这些矛盾导致中国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甚至民族之间面临巨大的离心趋势，一旦面临全球性的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我们将缺少有利的回旋余地。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抓住机遇，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化解发展中的风险。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强社会建设，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兼顾和协调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本身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2.实现社会现代化是继续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突出任务世界是一个舞台，现代化是一种竞赛。中国也是世界现代化竞赛的一名运动员。在这场国际竞赛中，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领域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启动相对较晚，以至于目前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已经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领先水平，在社会现代化方面，还属于社会欠发达国家。世界社会现代化包括第一次社会现代化和第二次社会现代化，中国第一次社会现代化还没有完成，但已经有发达国家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的因素。发达国家第二次社会现代化代表了社会现代化的先进水平和发展方向，知识化、信息化、绿色化是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的典型特征。我们选择第二次社会现代化的六个指标进行比较，很显然，中国的差距很大：人均信息费的差距，美国、瑞典、挪威和日本是中国的40多倍；人均公共教育费用的差距美国、瑞典、挪威是中国的50多倍；人均公共卫生费的差距，美国和挪威是中国的100多倍；其他像电脑普及率、因特网普及率、大学普及率和能源使用效率中国与发达国家也有很大距离。因此，加快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推进的需要。中国社会现代化国际地位目标是：在21世纪前50年达到社会现代化的世界中等水平，在21世纪后50年达到社会现代化的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2008年2月7日提出了促进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三个战略重点，分别是生活质量、社会转型和国民素质，并认为：以生活质量现代化为重中之重。二、加强社会建设是现实所迫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人民生活实现了温饱并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开始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阐述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即：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当前中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阶段性特征，迫切要求加强社会建设。1.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发展滞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公立学校、公立医院等都应该是非营利组织，随着“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的倾向，导致“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现象时有发生，并引发了医患关系紧张、教育质量下降等社会问题，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近年来医院门诊费平均每年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大大超过了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遭遇“经济困难”或“不能报销”困境的患者尤其对医院收费过高表示强烈不满，一般轻易不敢住院。中国的教育规模以全世界最快的速度急剧扩张，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并未上升。2005年财政开支的教育经费为3 952亿元，仅占GDP的2.16%，低于2004年的2.79%，2006占GDP的2.59%，2007占GDP的2.86，距国际上平均比重6%有较大差距。致使中国的人均财政教育经费只相当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1/4，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排在世界倒数第八位。与此同时教育部门迅速膨胀的开支大部分通过收费形式转嫁到民众身上。统计表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与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的差额从1993年的192亿增加到2004年的2 776亿，这巨大的差额有相当大部分来源于有就读学生的家庭，可想而知民众的负担之重，中国父母目前在子女教育费用方面的支出已超过养老和住房，在居民总消费中排名第一。2.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问题较为突出，社会控制职能亟待加强。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剧，新科技广泛运用，现代社会不稳定因素逐步增多，社会治安问题已经呈现突发、隐蔽、复杂等特点。另一方面，近几年安全生产领域和公共卫生领域事故频发、地方性疫情突发。2007年，山西洪洞县可谓是声名大震，因为一年里制造了两次轰动全国的事件：上半年是“黑砖窑”，下半年是“大矿难”。每次矿难后，尽管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声色俱厉，地方官员信誓旦旦，但矿难仍然频繁爆发。曾有评论建议，让“全国最忙的救火队队长”李毅中把办公桌安在全国各地。3.劳动就业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突出，要求强化社会保障职能。当前，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是一个非常沉重的社会话题。2008年将要毕业的大学生就有559万人，就业形势非常严峻。有“华夏第一考”之称的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已超高考。据报道，2007年11月3日零时，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0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网上报名截止。其中农业部办公厅“综合处科员”一职与报考人数之比到达1∶3 592。当前，中国分配不公、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日益突出；譬如，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年薪高达6 616.1万元，平均每天18.12万元。而刚刚卸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一年的收入带保姆费才12万元。这也就是说，一个国企领导的年薪，是一个国家副总理的551倍。吴仪一年的收入要比这位国企领导一天的工薪还要少6万多元。同时，以农民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困难群体基本生活并没有完全解决。但作为社会减压阀的社会保障却有待完善。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来看，近年来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例基本上没有提高。4.人口与环境问题突出，要求加强社会协调职能。2007年底中国男性人数6.8亿，女性同胞6.4亿，男女相差4 000千万；60岁以上人口1.534亿，占总人口11.6%。更为可怕的是：专家预计到2040年时，我们就形成老龄人口的高峰，届时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3亿。这将给中国的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威胁。发展过程中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报道指出，中国的环境恶化和污染程度令人心悸。7亿国人经常饮用不洁净的水，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16个在中国。我们的第一大江——长江水环境严重恶化，被专家认为患“早期癌症”：数亿吨沿岸泥沙被水冲走，古森林急剧减少；昔日碧波荡漾、商船云集的江南水道，如今却处处堆满生活垃圾。“守着长江没水喝”，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专家们呐喊：如果再不及时保护长江，十年内长江就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以上这些人民群众普遍反映最为强烈的热点问题，迫切要求加强社会建设。社会建设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那么，推进社会建设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三、推进社会建设必须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为什么当前中国的社会建设采取重点推进的战略。这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目前尚处在社会建设的初期阶段，社会现代化的起步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奠定社会建设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力还比较薄弱，还缺乏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客观基础、体制基础。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社会建设总体上只能采取从重点建设到全面建设的推进战略。当前的重点是解决民生问题。什么是民生问题呢?通俗地说，民生问题，就是老百姓遇到的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老百姓过日子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讲，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从社会和政府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改善民生之所以成为社会建设的重点，主要是因为：首先，民生问题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提出并坚持的执政理念。作为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以人为本，就是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普遍关注中国各阶层利益，注重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把“民生、民权”以及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看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归宿的理念。这一执政理念的贯彻落实，集中体现在民生问题的解决。以人为本，首要是以人的生命为本。在抗震救灾中，“生命高于一切”成为一道无声的命令。这种对生命的尊重，是余震不断的震区大地上总书记坚毅的身影，是残垣断壁的废墟前总理动情的泪水，是十几万子弟兵奋不顾身的钢铁意志，是全国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为表达对汶川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国务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当共和国的国旗为平民而降，当亿万人民同此国殇，它以庄严的仪式，展现着一个政府与人民生死不离的血肉联系，诠释着执政党“民生至上”的执政理念。其次，民生问题在当前是社会矛盾多发凸现最基本的根源。中国社会转型加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推进，社会分化加剧。我是谁？我将何去何从？我在社会变革中是受益还是受损？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会引发社会成员对正在或即将变革的社会结构产生个人的重新定位。当今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虽然宏观表面平静，但微观内部已经翻腾。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在主观上已经把自己置于社会的底层，弥漫着对富人的仇视和怨恨，并因为腐败等原因对政府机构抱有不同程度的不满和埋怨情绪。近年来出现的医疗难、上学难、讨薪难、住房难、诉讼难、权益保障难和矿难事件等一系列民生问题都反映出普通民众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而且更是政治权力上的弱势群体。他们因而有某种较强的不公平感，甚至相对剥夺感。再加上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由此引发抗诉和闹事事件逐年增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抽样调查显示：多数居民对社会存在的矛盾冲突有明显感受，对于“中国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这个问题，只有16.3%的人认为“没有冲突”；对于“中国社会群体利益矛盾是否可能激化”这个问题，持否定态度的人合计占39%，持肯定态度的人合计占38.6%，还有22.4%的人态度犹疑，说不清是否可能激化。这些结果表明，原本可能是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已经显化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社会利益矛盾激化的趋势也相当明显。因此，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和谐，首先就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再次，民生问题是规避风险、确保安全的基础。安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最基本需要。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社会发展的风险期，或者说风险社会或高风险社会，安全问题就更加突出。一个社会的安全需要涉及到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安全需要（社会安全），二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需要（个人安全）。过去我们主要侧重于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安全，这无疑很重要，问题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人生活中的安全。实际上，个人安全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更经常、更普遍面对的问题。当前中国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现实困境”，即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第二是“未来威胁”，即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或风险。这两方面都与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有关，都与民生问题有关。民生问题可以说是是个人安全和整体社会安全的连接点。前者导致“现实性的烦躁”，后者引发“预期性的焦虑”。它们都会构成人们的后顾之忧，严重影响社会成员的安全感，降低社会安全指数。我们来看今年两会上的热点话题——物价，2007年5月以来，中国出现一轮明显的物价上涨，2008年前两个月也不例外，1月份CPI同比上涨7.1%，2 月份同比上涨8.7%，3月份同比上涨8.3%，4月份8.5%。跟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价格2月份更是同比上涨23.3%，其中猪肉价格大涨63.4%，使部分肉民忍痛割肉。高房价让年轻人沦为房奴，来做心理咨询的“房奴”的病历堆了高高一摞，再加上银行利息的上调，98%房贷人有焦虑情绪。平民阶层的不安全感来自教育与生存，富人锦衣玉食，有没有不安全感呢？富人的不安全感来自未经认同的权力和巨额的不确定财产，“而这两种不安全感的碰撞会诱发犯罪和让危险升级”。 这种社会性问题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是深宅大院、狼狗保镖或者是什么“绑架保险”所不能解决和消弭的。这里也给我们透示了一个简单的而重要的道理：没有民生问题的缓解和解决，就不会有社会的安全。如果说，能否有效地推进社会建设，在新阶段是对共产党政能力的考验，对它合法性基础的培育，那么作为社会建设重点的改善民生，更加直接是这样。把增进人民的福祉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大目标。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既是发展的方向，更应该成为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这预示着未来改革开放的着力点，都在紧紧围绕人民群众的新要求和新期待而展开，以满足人民群众最切身、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落脚点。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人民，真正展现出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参考文献：[1] 十七大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 中国民生问题政策解读[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3] 陆晓文.社会建设：世界经验与中国道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我知道的快手上有很多人在直播自己的农产品，有的是直播农村的生活日常，还有一个是趣头条，主要是很多三农新闻和实事。
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三农”问题怎么了
“三农”是当今我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正常发展。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弄清“三农”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弄明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抓住重点,事半功倍。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农民，因为这三个名词或三种事物间都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是说它们前面都有一个“农”字，所以，人们把它合起来称为“三农”。但是,详细考虑一下，“三农”问题虽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又不是属于一个大问题中的三个小问题,没有办法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三农”之所以成为“三农”问题，不是说它们现在的情况非常良好，而是说它们都存在着不能不重视和不得不尽快加以解决并且如果不重视和不尽快加以解决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的问题。“三农”问题到底已经怎么样了？有些人用一个判断词和一个形容词和它们分别组合在一起说:农业真危险、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说明“三农”问题现在的境况,说明“三农”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这种形容是贴切的话,解决“三农”问题对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但是，“三农”问题是怎样出现的昵？在三个问题中，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各自单独出现昵，还是互为因果先后出现的昵？如果是前者，每一个“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或者是关键问题是什么昵T如果是后者,又是谁先影响了谁，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昵？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还是农民真苦导致了他们不想干农业,导致了农业危险和农村真穷昵？
二、农村在“三农”问题中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农村为什么穷？是因为它是农村吗？是因为它是搞农业的人住的村子而穷了吗？详细分析起来,农村在农业和农民二者中，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农村所以成为农村,是因为是农民住的村子，才叫做农村。农民所以成为农民,是因为他从事了农业生产。如果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了商业,那他就只能是商人而不能是农民；或者他从事了工业生产，那就只能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农村只是一个居住着什么性质的人的地方的名词，而它本身不对任何一个个人起限制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说居住在农村的人都一定是真实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但他们可以不进行农业生产，可以进行其他的工作（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实际的农民，而是名不副实的农民，而且，还可以从农村走出去，到城市里去居住，成为城市市民。农村真穷，其实也只不过还是说农民真穷的。农民真苦,也可以说是农村真苦,但是,还是说农民苦的。再者,如果农民富起来了,农村自然也就不穷了。在事关经济的问题上,“农民”和“农村”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因此，“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三农”问题,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农村”问题，以此概括地全面一点。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说出更多的问题，而只是说了两个问题，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而农村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农村问题,并非“三农”问题要说的主要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就只是两个问题了，我们只用说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就可以了。
因此,上面假设第一个因果关系问题,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假设，是不存在的,农村真穷不是导致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重要原因或者关键问题。
三、中国农业在正常发展着,不存在根本上的危险性
我们再来看农业。
“农业真危险”是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昵？农业生产发展本身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土地的多少、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是不是有足够的就业者在进行农业生产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这四个方面是起着最关键或者最重要的作用。
说到土地，中国同其他国家比起来,不是绝对的多。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看,我国的土地可以基本供应我国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粮食生产基本上是安全的。1980年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不但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经常面临卖粮难的问题。只要政策得当，结构合理,在不断发展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自满自足是没有困难的。
说到科学技术，自从建国以后，在农业方面，发展也非常迅速，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一天比一天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粮食亩产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种子得到了改良，化肥、农药、灭草剂等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粮食单产由解放初期的x、二百斤到五百斤，再由五百斤到一千斤，并且还在不断上升着。虽然，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发展的速度是不慢的,并且,还在迅速发展着。可以断定,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发达国家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机器在农业生产中基本上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拖拉机、收割机、水泵等在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果条件允许,一个农民驾驶着拖拉机或者收割机在一天8个小时的劳动中至少可以耕种50亩以上的土地或者收割50亩以上的庄稼。农业生产力还在飞速发展。
最后，我们来看有没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就业。
建国以后，虽然我们准备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以农业为基础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后来,一度要求全民大搞农业,农业生产有着充足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人口的比例有所减少,但是还是相当多，占了总人口的2/3以上。农业生产中有着足够的劳动力。我们只是看农业生产这一个方面，这不能是“农业真危险”的原因，只要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力在发展，不管在已经只需要1个人就足以种植得非常好的500亩土地上有1个劳动者，有10个劳动者还是有100个劳动者，劳动者过多只能是劳动者的劳动繁重了与轻松了的差别,但不能产生土地效益的差别。如果有土地生产效益差别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农民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只能是在分析农民问题时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在当前并没有农业危险的迹象。虽然,我们在以后的分析中，会看到农民真苦导致农民没有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甚至抛荒土地,但是，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不足，反而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太多了。所以,不属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是要放到研究“农民真苦”的时候再研究。所以,农业生产本身是不存在“农业真危险”的基本原因。
至于农业与农村、农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存在的。农业怎么样了,就决定了农村和农民是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正比例关系的问题。农业生产正常发展,决定了农村和农民的景象非常正常。所以,“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四、“农民真苦”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农民。我们先从农民本身来研究。导致农民贫穷和富裕的`内在因素有哪些昵？有劳动对象也即耕地的多少与肥沃程度问题，有使用的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的问题,有农民的劳动生产素质问题。
我们先来看耕地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里，虽然因为荒芜和开垦能够减少和增加耕地的数量,但是，因为总土地面积有限,增加不是无限的。再加上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就决定了即使能够无限量的开发,也只能是在满足需求的数量上，多余的土地就会自动退出耕地而荒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农产品的数量剧增，产生了卖粮难的问题,在“退耕还林”之前，有一些劣等土地就退出了耕地而荒芜了。因此,耕地面积不是可以随意增加的。但是,这不影响农民的耕地多了，农民的收入就高经济就相对富裕;耕地少了，农民的收入就少经济就相对的贫困。耕地的肥沃程度也是如此。当前中国农民的耕地数量虽然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不同，但是，在现有的农业生产力下，耕地同农民所使用的生产力比较起来，相差相当的远，因此,农民的收入虽然有着差别,但是,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同他们使用的生产力相比起来，差距非常大,只有1%-2%。所以,从整体来看,农民是非常穷的。
在农业生产力问题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有所分析。同科学技术一样,都在迅速地发展着。其实,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样也是生产力的增加。生产力的增长,可以使农民在单位的耕地上和单位的劳动时间中增加效益。因而,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起作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农民也会富裕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农民的贫穷与生产力有关,也与生产力无关。说与生产力有关,一是说在生产力的增长中，农民的生产活动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经济也有所变化;二是说生产力的增长还远远不够。说与生产力无关,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同生产力的增长远远不成比例,农民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效果。
科学技术问题也是如此。但是,科学技术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的素质问题。同样,从一般情况上说,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越高,则农民收入越多、经济越富；反之,则农民收入越少、经济越穷。这只是一般情况,是说在耕地相当的情况下。在耕地太少的情况下,甚至还有可能减少农民的收入。在用人力畜力的情况下,农民有足以满足自己耕种的30余亩土地,有耕牛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农民耕种一亩地不投入任何资金可以收获粮食300斤,每斤按0.6元计,有0.6元x300斤=180元的收入。在使用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的情况下，因为农民只有3~5亩土地,没有办法用拖拉机与收割机等，只好请他人为自己耕种收割。所以,耕种一亩地需要耕种和收割费用60元,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等240元的情况下，可以收获800斤粮食，有0.6元x800斤=480元的毛收入。如果减去投入部分，还有480元-60元-240元=180元，和过去的人力、畜力时的情况一样。但是，由于土地太少,在过去需要投入3~5天就可以耕种好一亩土地的情况下，现在就得用30天左右。所以,实际的效益减少了,农民就更加贫穷了,不得不靠为他人打工来维持生活。
这样看来,“农民真苦”与农业的关系不大,关键的问题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五、农民自身的问题在于农民太多了农民自身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
在农民自身的内在因素里,有土地问题,有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问题,有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素质问题。现在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农民的收入过少而经济贫穷？
在前面,从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没有什么另外的原因，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都和农民的收入或者富裕程度是正比例关系,即，它们愈提高,农民的收入就愈提高,农民就愈经济富裕。现在就只有土地问题在这几个问题中起到了左右它们的作用。虽然说,土地数量多了，农民的收入就多,就富裕,但是,土地少了,不但使农民的收入少了，富裕程度减少了，而且也降低了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的效果，因而也抑制了这几个方面的发展,所以,土地问题又可以起相反的作用，因而,土地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简单地分析一下。因为土地太少,不但农民买拖拉机和收割机供自己生产不合算，而且也使拖拉机、收割机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在小块土地上耕种、收割回头多，机器空转多，行驶和操作都放慢了，特别是在地块之间的频繁移动,更是浪费时间与劳动力。在土地非常之少时,农民使用科学技术和提高自己的农业生产劳动素质都会形成收益小于投入,是不合算的。所以,土地数量问题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重要的是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问题。
但是,我们在前面谈到土地问题时曾经说到，可以供农民耕种的土地的数量不但受到土地面积限制，而且也受到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如果农民耕种的土地过多,农产品自己消费不了，而又没有足够的国际市场,不但会成为农民收入的障碍,而且，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美国给农业以大量的扶持和补贴,表面上是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包袱。在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基本上已经饱和，而全体农民的耕地距满足的数量相差很远。假定说我国能够满足全体农民的耕地需求，农产品过量供给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场灾难。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昵？
其实，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如果农民和土地都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缩减和膨胀,那么,如果土地多了，可以增加农民洳果农民多了，可以增加土地。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如果在既定的生产力下,需要的农民一定,土地可以自由增加，那么,就只有增加土地;反之,如果土地x定，农民少了,就只有增加农民,农民多了，就只有减少农民。土地的多少是一个相对的量。100万亩土地怎么样？是多还是少？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农民,就是绝对的多洳果面对1000万农民,就是绝对的少。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在现有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基本满足了需求,所以,即使真的需要增加和能够增加土地,也不会有多大余地。如果满足现有农民生产的需求,需要增加百倍上下土地数量。这样,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根据现实各方面的情况，不能说是土地太少了，只能说是农民太多了。所以,农民太多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
六、农民太多致使农民贫困
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三十亩地一犋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对过去的小农生产的形象写照。新中国在建立之后,就开始建立了东方红第一拖拉机厂。以后,农业机械厂、化肥厂、农药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大集体时代,如果说拖拉机、收割机的使用还不普遍、还不配套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就已经普遍使用了，中国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或许有人说，我国9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自己的农业机器，所以，还不能说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他们所据有的生产力还是非常低的。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根据农户占有的农业机械的比重来断定农业的生产力。因为单个农民所有的土地太少,有农业机械的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使用率非常之低，这就使有农业机械的农民把为其他农户耕作作为主要任务，因而也使没有农业机械的农户都使用农业机器耕作。因而，除去条件恶劣,不适宜使用农业机器的地区，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土地都使用了。农民自己没有,就雇用他人的农业机器使用。所以,可以说，中国农业的生产力是拖拉机耕种、收割机收割、用化肥施加肥料、用农药消灭害虫的生产力。
我们只假定,一个农民,开一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50亩庄稼,开一台拖拉机,在一天也可以耕50亩土地。在10天收割500亩庄稼之后，再用10天时间,就可以把这500土地耕一遍。那么,剩下的10天时间可以作一些其他的工作,如平整土地、扒畦播种等。其他的事情如中耕、除草、灭害虫，甚而灌溉等等,可以用2~3个月时间。这样,每季耕种护理收割就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任务。一年两次种植，轮番作业,500亩土地，用8个月的劳动时间可以完成。
根据北方的情况,种一亩地,所需要种子在秋季种麦时要多一些,在夏季种秋时要少一些,平均每亩按25元算,两季需要50元左右。所施用的化肥每亩地每季需要一百多元,两季按250元。每季每亩使用农药,灭草齐等约为50元,两季共100元。这样,两季共需投入种子、化肥，农药等共计为50元+250元+100元=400元。我们再拿出80元予付浇地灌溉以及集体提留的开支。这样,一亩地在一年两季的耕作中共计投入480元左右。
在这样的生产力下，每亩地的收获就大大提高了。在南方,水稻高产,每亩每季可收水稻在1000斤以上。在北方,现在每亩收小麦也可达到1000斤左右。我们算的低一点,按每亩麦子收800斤计算。如果是大米,价格比较高，可以达到0.8元以上。但我们不按大米算,按北方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计。在有些时候,玉米每斤的价格不低于小麦的价格。我们折中算,均按每斤0.6元计,那么,每亩季可收获800斤粮食,这样,0.6元x800=480元。
这样，我们在一年的耕作中怡好投入了一季收获的粮食的价值。剩下了一季收获的粮食为整整一年耕作的纯收入,正好也是0.6元x800=480元。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是480元x500=240000元=24万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能贫穷吗？
但是,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在1.5亩。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农户5口人，占有土地的总数就是1.5亩x5=7.5亩。这只是平均数。大多数地区只有一亩土地甚至只有5分土地。这样一个5口之家就只有5亩地或2.5亩土地。如果每亩收入480元,这三类不同的5口之家的总收入，依次为3600元、2400元、1200元。
农民在收割、耕种时，x季得用1个月的时间。一年耕种、收割两季,就需要用去两个月的时间。这里,7亩和5亩土地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实际进行收割、耕种的操作，只是在进行查看庄稼成熟与否以及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的事情,所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但在实际上,这种劳动完全可以不要。在种500亩土地的农民那里,都是供应商直接送去的，并且由于数量大，所以价格也低。其余就是寻找、等待、侍侯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自己耕种收割的非耕作空忙。农民用两个月的忙碌完成了请有农机的农民为自己一年两季的耕作。
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他干了多长时间昵？如果我们按拖拉机每小时耕种5亩土地，收割机每小时收割5亩庄稼算，那么,给有7.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1.5小时时间的庄稼,耕种了1.5小时时间的地,共3小时的时间，两季6小时;给有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1个小时时间,耕种了1个小时时间,共2个小时时间，两季4小时;给有2.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0.5个小时时间，耕种了0.5个小时，共1个小时间,两季2小时。收割一亩小麦和耕一亩地都需30元至35元。我们按30元计,每亩一季需付出30元+30元=60元,一年两季，就要付出60元x2=120元。这样,有7.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900元；有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600元；有2.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300元。
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所以不能用卖粮的钱来付这笔费用，只有靠打工。在一般情况下,每月除去住宿吃饭能余下300元。如果按这样算，那么,900元就需要打工3个月，600元需要2个月，300元需要1个月。这样算起来,加上耕种收割所忙碌的2个月，种7.5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3个月=5个月的劳动完成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任务，实际是用5个月劳动进行了6个小时的农业劳动；种5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2个月=4个月的劳动进行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实际上是用4个月的劳动完成了4小时的农业劳动；而种2.5亩土地的农户则是用2个月+1个月=3个月的劳动完成了2个小时的农耕劳动。这种劳动的实际效率是非常低的。可以说,只在1%左右。种7.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高，收入是3600元+5个月=720元/月；种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次之，是2400元+4个月=600元/月；而种2.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低，是1200元+3个月=400元/月。从平均的角度来看,农民当前的实际收入只是他们使用的生产力应该得到的收入的1%左右。如果按全年普及,月收入则更少。不足人均1.5亩土地的5口之家或者没有5口人的农民之家的收入就更加少了。这样,农民的生活就不能不贫苦。
由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实际收入太少，不足于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和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不能不依靠出去打工取得收入来弥补不足部分;另x方面,打工的工资虽然比起在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就业的非农业人口要低许多倍,但是，比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入要高得多,所以,有的农民就宁愿抛荒土地也要去打工。但是,不是因为农民文化和技术的缺失（而这个方面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刚刚进入城市并且是一个在城市中没有可靠的地方立足的人，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才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虽然说只是城市需要他们作为劳动的后备补充力量才能够暂时在城市中存在,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是不能在城市中立足的),所以,他们和用人者比起来就更加不对等，再加上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太少,工资的底线要求太低,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打工收入(工资非常低下。他们虽然收入不高,还得从中付出住房费（由于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的房租也飞涨了、城市暂住费(名曰办暂住证成本费或者手续费）、交通花费等等，能够剩下的就更加少了。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去打工,而是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等。一方面，虽然在这方面种类不少,但是，比起9.3亿农民来说,就显得特别的少了。所以,竞争激烈,很难长久赢利而不亏损。在全体农民都只有3~5亩土地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因为搞特产种植、多种经营激发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资金少,还有几亩土地必须照料,不能池有不敢的因素)专营,所以成本高、收入低。因此，虽然农民进城打工、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在顺利的情况下，比不搞要好,但是,正是他们的这种“半抱琵琶半掩面”的不能专营的处境，使得他们的收入非常低下,他们非常贫穷。
农民有“业”吗？有。但是,他们的“业”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劳动的需要。所以人们不把农民的劳动看作工作,看作职业，因而他们的劳动没有高低，没有区别,也没有人考虑他们的职称。因为“不”需要。农业是“业”吗？是也不是，闹不清楚。没有人把去进行农业生产看作就业,但是，还是把没有“业”可从的或者已经失去“从业”资格的人塞到农业上来，或者用以后的好工作、高收入作为筹码吸引人们暂时到农业生产中去。农民永远不会失业,尽管农业只是满足了农民1%左右的劳动需要。农业有科学吗洧。但是,是硬塞进去的,所以,它在不科学中旋转。特别是在农业中缺少了经济科学，使资金浪费了生命,难以变成生龙活虎的资本，因而也枉费了劳动,使劳动的效率非常低。农民就是在这样的几乎是冰冷的没有生气的一潭死水中拼命挣扎,争取生存的契机,越来越同现代化拉开了距离,被边缘化,成为本来不应该贫穷的贫穷人。
七、“三农”提法的不良后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三农”但是,不存在什么“三农”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细致地去考察,在“三农”中，不只是“农民”存在着贫穷问题,“农业”也存在着发展问题,或者说存在着赶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问题;而“农村”昵,虽然贫穷可以说和“农民”的贫穷是统一的,但是,不是还存在诸如民主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优化环境问题等等问题吗？为什么说不存在“三农”问题昵？事实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关于“农业”“农村”问题,是和其他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不是应该提到重要地位必须下大力气作为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问题。就象城市,难道我们不能总结出诸如城市建设、城市市民收入等等几个城市问题吗？但是，这些问题,是日常的需要解决的正常工作问题，不是国家发展的当前最为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像提出“三农”问题那样提出“X城市”问题、“X文化”问题,“X工业”问题、“X服务业”问题、X等等其他问题。况且,在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使“农村”“农业”真正存在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农民太穷”引起的。例如医疗问题吧,如果农民的收入和市民的收入一样,那么,问题还会有那么严重吗？虽然说,我们在医疗问题上需要尽可能多给农民以帮助,但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要解决根本问题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办法。所以,“三农”问题归结起来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太穷”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民太穷”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只是农民太多了。解决农民贫穷的办法有许多个,但是,我们的救济、反哺、免税、普惠等等只能或多或少地缓和一下农民的眼前困境,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最为根本的办法。
把“三农”和“三农”问题等同起来,就含糊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人们难以分清主次不能抓住重点,而把人们的认识约定到邪路上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用错力量,因而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倍功半。“三农”问题的提法使人们紧紧地把农民、农村、农业结合在一起,难以使农民脱离农业、农村的约束。如果我们只是提出“农民”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是农民的经济贫穷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农民太多了,就会把解决农民太多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从而抓住问题的要害,把主要力量放在问题的要害上,就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从而加速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
提出“三农”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是对“农民”问题的初步认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三农”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去屎 热屎我了 就差中暑了
本文在对近年来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和理论学术成果进行反复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生活、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深入分析了“三农”问题的现状和根源，强调解决“三农”问题不能或政、或经地实行“单打一”，必须以解决贫困化为核心，以政治改革为保证，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实施全民战略，走城市化发展道路，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生产，彻底解决“三农”问题。一、“三农”问题现状及由来；二、“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火焰山”；三、坚持政经并重、文化辅助、系统持久的原则，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确保实现我国第三阶段发展目标。
哈哈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民生问题关乎社会治乱与政权兴亡。“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也是对民生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在中国目前的体制政策环境下，民生首先是一个政治层面的问题。第一，这些看起来属于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它后面直接关联的，是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有关。一个政府行为规范，公共服务意识、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强，围绕民生问题反映的社会问题也许不很突出。因为政府的行为和能力容易受到民众的认可。第二，表现为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定时期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公平正义度比较高，即使这个社会的经济能力有限，社会利益分配得比较合理，那可能老百姓的怨声还不至于很高；如果说这个社会不能体现公平、正义，社会利益分配又明显不公，即使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了，民众的呼声仍然会很高，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第三，这种经济、社会层面的民生问题，也与一个国家和政府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安排有关。就是说，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得合理不合理，得当不得当，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经济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种制度安排的后面，直接反映着政府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理念，也反映着一定时期政府的政策导向，这些都是其政治意志的直接体现。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幸福生活，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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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 重视民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从表面上看，衣食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都是个人小事，但从全局看、从深层次看，民生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标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和衡量科学发展成果的重要指标，是关系民心向背、国家命运的大事。各级领导干部要掌握科学方法，正确处理好发展、民生、和谐三者的辩证关系。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这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健康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统一的整体。科学发展是手段，是基石，离开了科学发展，发展就不可能健康持续，民生就不可能有效改善；民生得不到改善，就不可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劳动和创造热情，就会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社会就难以稳定和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发展就难以为继，已有的发展成果也有可能付诸东流，改善民生就会失去基本保证。只有坚持在科学发展中改善民生，通过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和谐中加快科学发展步伐，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为此，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在加快发展、率先发展上创造新业绩，又要在改善民生、造福百姓上做出新文章，让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发展所带来的成果。
关于民生问题的论文 是用来评职称的吗
论文绪论又称引言,论文前言或论文导论。科技论文主要由绪论、本论(结果和讨论)、结论三部分组成。绪论提出问题,本论分析问题,结论解决问题。引言是开篇之作,写引言于前,始能疾书于后,正所谓万事开头难。古代文论中有“凤头、猪肚、豹尾”之称。虽然科技论文不强调文章开头象凤头那样俊美、精采、引人入胜,但引言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对全文有提纲挈领作用,不可等闲视之。 一篇学位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 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 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 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 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
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特别是服饰与文化的变迁。我们可以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服饰习俗的变化：中国服饰习俗源远流长，各时代都有绚丽多彩的服饰。至清代中国服饰则多以长袍马褂为主，女子则穿旗袍。民谚有“孔雀翎，马蹄袖”之说。服饰具有体现等级森严、褒衣博带特点，这些弊端与近代人的平等要求以及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很不协调。为此，部分中国人开始接受西式服饰。在19世纪50年代，香港、广州即有人模仿洋人打扮，华商更多有穿洋装者。戊戌时期康有为力倡“易服”。20世纪初，当时青年穿西服的人渐多起来。1903年胡汉民任教的广西梧州中学允许学生可以在岁时年节“披洋衣揖孔孟”（注：《胡汉民自传》，〔北京〕《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可见在学生中穿洋服的人已不在少数。当时的出“洋”留学生更多着洋装。清亡后，曾出现过“洋装热”，在通都大邑，人们“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几”（注：《潘月樵请用国货》，〔上海〕《申报》1912年3月4日。），在偏远小城，“文武礼服，冠用毡也，履用革也，短服用呢也，完全欧式”（注：民国《慈利县志》卷17，风俗。）。此外，洋式衬衣、绒衣、针织衫、西裤、纱袜、胶鞋、皮鞋等都渐渐普及推广，总之，中国服饰中的西方因素不断增加。值得一提的是，中山装则是近代中西服饰合璧的最典型标志。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注：〔英〕哈利：《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王维周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但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却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成为与开化世界趋向短发的世界大潮相背驰的“落后”、“不开化”的标志而体现的。 戊戌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清政府更在1911年允许官民自由剪发了。辛亥革命爆发后，辫子陆续剪掉。当时甚至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了众多的“剃头匠”。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 而当代服饰的发展变化，异彩纷呈，想多远方向发展。轻便，休闲成为市民服装的主流，等级标志的服装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封建繁缛礼节也不见了。但各种各样的制服还是很受人尊敬的。另外，伴随社会经济突飞猛进，人们收入水平提高，选美文化的影响等，现代人热衷服装独特，鲜艳，创新。中外服饰相互影响，传统服饰与现代交融，也吸收了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特征。
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当前，农民应否享有社会保障，竟然成了社会保障...孙中山则是中国传统大同社会思想的杰出继承者，他提出的“三义”思想中的“民生”就是...
论文绪论：
1、研究背景编写要求：
研究背景就是国内外现状、发展历程之类。
2、研究意义编写要求：
选题意义是主要是用来阐述本次研究的价值，是开题报告中的重要部分，在实际写作中，选题意义一般作为开题报告里面的第一节内容。写开题报告的研究意义，其实就是要请导师来评判我们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这个研究方法有没有可能奏效、这个论证逻辑有没有明显缺陷。
3、中文摘要编写要求：
浓缩文章观点，重点展示研究结论、突出创新点；具有独立性与自含性，读者不阅读论文全文便可获得论文主要内容，可以作为完整短文供文摘与论点摘编等二次文献采用或独立存在；不出现图表、非公知公用符号、简称与缩写等；长度200至300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