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持久战》一书，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稿。《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同年2月20日，以《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全文发表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第99期合刊上。这篇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一个伟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自觉地承担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历史重任。随着革命斗争的展开，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如怎样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在革命中有哪些同盟军可以争取？怎样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前途？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准确的回答，以推动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曾作出了许多的努力。1922年召开的党的二大通过对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的分析，初步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而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1925年，党的四大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1928年，党的六大再次重申，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为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已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认识到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但同时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应该看到，这些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是初步的，而且有的问题虽然提了出来，但并未很好的以之指导实践。由此可见，要成功地解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总路线，形成一套完整的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革命斗争的实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典范。1925年12月，他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明确提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他还提醒人们注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待中国革命的矛盾态度，认为其右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无产阶级的朋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又率先深入农村，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了中国革命可以而且应该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结论。他还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总结，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理论文章，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在进一步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系统地提出并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不是偶然的。遵义会议之前，中国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国情不同，革命的性质、对象、依靠力量和方式诸多方面也必不相同，而常常机械地套用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教条地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后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曾这样讲道，“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他还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到毛泽东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情况就已经完全不同了。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十多年失败和成功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政党。我们党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泽东此时之所以将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理论成果命名为新民主主义理论，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反动派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全国各阶级、各阶层都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
为了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作了重大政策调整。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诚心维护的，但国民党内的顽固派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中共政治影响的扩大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壮大，在军事上制造反共摩擦。就这样，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必须对此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写作并发表了上述文章，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提出之前，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建国方略和方针政策，许多人还不是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则十分清楚地回答了人们的关切，它告诉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现在进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就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清晰的革命路线图。这不但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划清了界限，也明确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要走一条独特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个革命的参加者十分广泛，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甚至还包括作为地主阶级一部分的开明绅士，这也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从狭隘的工农革命中走出来，成为真正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地找到了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
1939年底至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完整的阐述了新明主主义理论。
1939年年底至1940年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
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独创性经验，完整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标志着向苏联学习革命已经取得思想理论上的丰硕成果。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而且是把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的飞跃。
扩展资料：
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可以说，向苏联学习革命贯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始终，正是从向苏联学习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走上独立自主进行革命的道路，并取得革命的成功。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自身发展的规律来看，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梦想的理论和道路是在逐步深入地研究和了解中国国情以及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是与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关系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前途命运的许多重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这些重大问题的不断探索和解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前景才越来越明朗，并最终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为实现梦想进行的理论和道路探索
【读毛年谱（195）】1940年，毛泽东47岁。 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出席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长篇演毛演讲。 这篇演讲，经过修改、补充而成文，于1月15日完稿，2月15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题目仍为《新民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2月20日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也刊载了这篇文章，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在演讲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做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文章指出： 文章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环境，指出： 文章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开始的，“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 ”。 文章驳斥了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和为了反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反对革命而恶意宣传的所谓“一次革命论”，同时指出某些似乎并无恶意的人“也迷惑于所谓‘一次革命论’，迷惑于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纯主观的想头”，是错误的。文章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纲领，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出： 据当时台下听讲者回忆，毛泽东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演讲时，“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在会场的五六百名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4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讲话，再次讲到新民主主义问题。他说： 《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见解的集大成之作，不仅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一座理论丰碑，发表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论》一篇既出，党内同志都被其精辟的内容吸引与折服。 邓拓在阅读《新民主主义论》后， 激动地表示: “这本书太好了，是划时代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他写下了一首激情昂扬的诗——《读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 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认为: “毛泽东先生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诸种论文， 那就是中国的真正命运。” 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共产党通过公开和秘密多种渠道，向国统区、沦陷区进步知识分子和民众传递了关于中国革命及其前途的正确主张， 逐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 有趣的是，在很多地方，《新民主主义论》通过伪装本进行传播。有的伪装成以宗教典籍， 如《大乘起信论》，有的以史学著作为名， 例如《文史通义》; 还有以古代小说、言情小说为名，还有的以政论书籍为名， 例如《中国往何处去》。这些《新民主主义论》伪装本的命名方式多样， 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便于在国统区、沦陷区进行秘密传播。 伪装成《文史通义》的《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自然受到反动人士的诋毁和攻击。 国统区方面， 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的《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国民党“理论家”叶青的《与毛泽东论三民主义》， 中央日报社社长陶百川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等文章和书籍，都希望通过对《新民主主义论》的批判， 以达到维护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主张的目的。 日伪方面， 杨原的《毛泽东新旧三民主义之批判》、均鹤的《斥所谓〈新民主主义〉论》、王恕的《中共现行“新民主主义”路线的驳论》等文章， 也在试图通过反驳《新民主主义论》争夺关于“三民主义”的话语权。 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争论与批判， 无法掩盖理论本身的真理魅力。《新民主主义论》在传播中争取到许多进步知识青年和民众拥护和认同。 棨武生动描绘了他在阅读《新民主主义论》时的心理活动: “我们远处上海的青年， 读到这个文献， 其欢心鼓贺的心情， 也许与二十三年前芬兰湾口大城中的战士， 读到‘远东来信’时仿佛相像的吧! ” 邹韬奋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时， 如获至宝，到处向朋友滔滔不绝地讲述书中的内容。 冯契在阅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后， 产生了强烈的理论认同感， 影响和促使他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道路。 闻一多读到《新民主主义论》后说道: “我们一向说爱国， 爱国， 爱的国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自己也不明白， 只是一个‘乌托邦’的影子， 读了这些书， 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信心了。”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文献一直偏向于理论上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缺乏以经验为根据的著作提出了批评。例如，费尔（R.Fair）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作品已使宏观经济学脱离其经济计量基础，并建议新凯恩斯主义者要“准备考虑汇合他们的各种理念的可能性以提出可检验的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莱德勒（D.E.W.Laidler ）也有力地论证要恢复经验证据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为作出回答，鲍尔、曼奎、罗默1988年发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这篇有影响的论文利用全国性资料检验了菜单成本模型。“为何价格是粘性的？”布林德的研究利用从访谈中收集的资料区别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是程式化论据的价格粘性的各种不同解释。初步答案对以协调失效、成本加成定价和不成文合同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解释给予支持。布哈斯卡（V.Bhaskar ）等所发表的论文利用在英国80年代期间收集的资料进一步证实：大多数厂商在经济繁荣时并不倾向于提高价格，或在经济衰退时，不轻易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工作时间、轮班劳动、存货或雇客定量配给的变动来作出数量调整反应，这些反应是压倒趋势的重要性。第二，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往往不相联系的许多第一流理论。为了要产生可检验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就使得这些理念协同汇合更加困难。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布兰查德 （ O.Blanchard）反省道：“我们用很少有趣的效果造出太多的怪物。” 创立具有“准宗教”信仰的微观基础的各种理论“迷人盛装”的魅力已成为病害。第三，关于菜单成本。批评者怀疑对价格调整的小额成本会有可能说明产量和就业的重大缩减。卡普林（A.S.Caplin）、斯普尔伯（D. F.Spulber）也对菜单成本答案表示怀疑，他们证明，虽然菜单成本对单个厂商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总量方面会消失。为回答这些批评，新凯恩斯主义者争辩说，实际粘性一体化扩大了具有对产量和就业影响的名义粘性的范围。体现改变价格的小额成本模型的弱点是，模型形成多重均衡。罗坦伯格（J.J.Rotemberg）认为， “如果许多事情发生，那么各种模型就更难以抛弃”，而“当存在多重均衡时，这就不可能识别经济对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将有如何反应。”第四，关于从微观基础导出粘性所提出的问题。托宾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坚持或要求”名义的和价格的刚性。在托宾看来，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很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恶化，而且他支持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名义工资粘性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将起稳定的影响。托宾还提醒新凯恩斯主义者注意：凯恩斯对于以工人关心工资相对性为基础的名义工资粘性进行了“理论上无瑕疵的”和“经验上现实主义的”解释。既然名义工资减少将被每一群体工人看成相对实际工资降低（因工人们在分散制度下无法保证知道其他群体工人正接受的工资减低的情况），这就将被有理性的工人们抵抗。第五，关于理性预期假说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认可问题。费尔普斯认为理性预期假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布林德指明：经验证据在其有利方面是：“最好也不过无力，最坏也不过指责。”不管怎样，不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观念，这个批评思路将导致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假说的放弃似乎是不可能的。第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致的问题，涉及由“旧”IS—LM模型的“新”学派继续接受，作为理解总需求决定因素的最好方法。 金（R.G.King）证明，IS—LM模型“是90年代宏观经济学可行的分析工具，”金鉴定的基本问题是，为了要利用IS—LM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经济学家们必须忽视预期，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简单化就排除了总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金向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忽视新凯恩斯主义广告，因为新产品象原先的产品一样，不是健全的，尽管是新的包装法。总而言之，由于强调劳动市场、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形形色色不完美性，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它的拥护者看成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有生气的研究纲要”。可是按批评者看来，新凯恩斯主义者所完成的是“新瓶装旧酒”似的工作。这就仍然被看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复兴将是怎样成功的。（注：以上评析见斯诺东等：《宏观经济学现代指南》，第328—330页。）我们认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为前提，分析论证名义的和实际的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存在，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市场始终难以出清）这种论断，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大量非自愿失业这个现象，因此提出政府干预私营经济的必要性，否定政策措施的无效性的论调。所有这些都近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现实。自60—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各派对如何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相结合的机制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其中受到责难较多的是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被认为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对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们试图吸取新古典派的理性预期假说，甚或承认自然失业率的存在来补充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然而，这样的结合和补充恰是背离了凯恩斯革命的重要部分。诚如罗宾逊夫人所指出的，凯恩斯革命从理论方面来说，就“在于从均衡观向历史观的转变；在于从理性选择原理到以推测或惯例为基础的决策问题的转变”，而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严格的理性行为是不可能的。经济生活很大部分都是根据公认惯例来处理的。（注：琼•罗宾逊：《凯恩斯革命的结果怎样》，《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0、21页。）”可见，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企图将“理性预期”，从而用“理性经济人”来填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质上并非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发展”，而是向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的让步和复旧。须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正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仅着眼于对“理性经济人”的强调，那就忽略了最大多数智力正常的人的行为和决策极少决定于经济的考虑，因而无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抹煞集体行为力量，否认不同利益集团、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矛盾或冲突。这样，就必然使其经济分析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从而导致错误的决策。至于自然失业率，它不过是西方传统经济学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它的水平变动是由劳工市场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自然失业率变动可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借口，即不存在凯恩斯所指出的“非自愿失业”了。显然，这确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重大让步，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总之，诚如西方有的经济学者所指出的，“虽然宏观经济学需要微观基础”，但是“微观经济学也需要宏观基础”，而且“微观经济学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宏观问题
对应于早期的，俗称：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x0d\x0a对应于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俗称：新古典派经济学第二代（New Classical Economics）\x0d\x0a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流派即：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x0d\x0a以及20世纪末开始的第四次“整合”\x0d\x0a第一代新古典派经济学\x0d\x0a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 (Classical 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GE MING”、“凯恩斯GE MING”和“预期GE MING”等所谓三次大的GE MING，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x0d\x0a\x0d\x0a“张伯伦GE MING”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 “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GE MING。\x0d\x0a\x0d\x0a“凯恩斯GE MING”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x0d\x0a\x0d\x0a“预期GE MING”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x0d\x0a\x0d\x0a新古典经济学是19世纪70年代由“边际GE MING”开始而形成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它在继承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同时，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需求为核心的分析代替了古典经济学以供给为核心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形成之后，代替了古典经济学成为当时经济理论的主流。新古典学派主要包括奥地利学派、洛桑学派、剑桥学派。认为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是理解经济现象的一个根本基础，利用这一规律可以解释买主面对一批不同价格时所采取的购买行为、市场参与者对价格的反应、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最佳配置等各种经济问题。\x0d\x0a\x0d\x0a第二代新古典派经济学\x0d\x0a新古典派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是在对以往新古典派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进行细化，而于1970年代形成的学派。其理论框架由理性预期假说和自然失业率假说组成。该学派主张市场经济能自动解决失业、不景气等问题，而政府主导的稳定政策没有任何效果。在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两难问题不仅在长期，短期也不存在这一点上，与货币主义不同。\x0d\x0a\x0d\x0a该学派有时也因为其对理性预期的注重为特征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但是不能算正式的学派称呼。\x0d\x0a\x0d\x0a新兴古典经济学\x0d\x0a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 Classical 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x0d\x0a\x0d\x0a第四次“整合”\x0d\x0a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x0d\x0a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代表人物\x0d\x0a正当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即将来临之际，有人猛然醒悟：以前的经济理论只强调了生产和成本，却忽视了效用和需求。因此，经济学的大树分出了枝干：一个枝干是以马克思为杰出代表，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并成为号召广大无产阶级投身GE MING，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强大动力，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GE MING纲领，对于这些理论，大家要比较熟悉一些，这里就不多费篇幅。\x0d\x0a\x0d\x0a另一个枝干就是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建立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基础上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因为新古典主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现在有很多教科书仍把这部分理论叫做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x0d\x0a\x0d\x0a1．萨伊（1767—1832年），法国人，他与英国的李嘉图是同时代的人，但他们对斯密学说的态度截然不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大的方面：一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二是商品的价值又是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得和支配的劳动决定的，在此基础上，斯密进一步说，这种购买到的能支配劳动的生产物，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除工人应得的工资外，还要给资本家以利润，给地主以地租，因此得出价值由三种收入构成。李嘉图继承了前者，提出了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而萨伊则继承了后者，重点从交换价值即价格的角度来分析，提出了“物品的效用就是物品价值的基础”。“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效用”，并提出商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土地三要素共同创造的。以生产三要素理论为基础，萨伊进一步创立了“三个统一体”的分配理论（即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和“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的市场理论（即在西方经济学中影响巨大的“萨伊定律”）。这一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界影响十分巨大，长达一百多年时间，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理论基础，直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GE MING”才被取代，其大致意思是：商品供给恒等于生产者的货币收入；生产者的货币收入恒等于他们的货币支出，货币支出必然引出商品需求。因此，商品供给等于商品需求，国民经济会自动实现均衡。\x0d\x0a\x0d\x0a2．马尔萨斯（1766——1834年），英国人，牧师，后因结婚而失去神职，成为教授。人们都知道马尔萨斯是著名的人口理论学家，但其实他后来主要由人口理论转到研究经济学。这里分别简单介绍一下他的人口理论和经济学理论。\x0d\x0a\x0d\x0a关于人口理论。可以用龟兔赛跑的寓言来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说，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长只有按算术级数，而且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土地上的食物产量增长会起来越慢，就象一只慢慢爬行的乌龟；而人口的增长是成几何级数（1， 2，4，8，……），就象一只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和贫困，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残忍的。他说：“一个出生在已被占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父母那里获得衣食，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这个盛大的筵席上，是没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离开”。这就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的体现。因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一问世就受到不少人的指责和抨击。中国在正需要控制人口的时候把马尔萨斯划入了“敌人”的阵营，自然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便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x0d\x0a\x0d\x0a关于经济学理论。对于马尔萨斯在经济学界的成名，流传有一段故事。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同时代的英国人，当时，李嘉图是经济学界的泰斗，但到晚年，他突然发现了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即我前面已提到过的“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又不便于推翻自己的理论，成天忧心忡忡，后来他想到马尔萨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谁知马尔萨斯很快就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这时候，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一夜之间，马尔萨斯成名了，可后来李嘉图的学生在整理他的资料时，发现了李嘉图的日记正好记了他找到马尔萨斯的事情，又引来一些人对马尔萨斯人品的攻击。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从而否定了劳动价值规律，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这一理论成为后来凯恩斯理论基础）。\x0d\x0a\x0d\x0a3．约翰．穆勒（1806—1873年），英国人，他是西方经济学从古典主义向新古典主义过渡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学说是综合性的折衷主义体系，其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是自资产阶级经济学出现以来的第一本流行的教科书，其流行时间为1848年—1890年，大致相当于马克思定居伦敦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他是一位既没有杰出经济学观点而又不得不令人关注的人物。\x0d\x0a\x0d\x0a1870年前后，新古典学派正式与古典经济学决裂，响亮地提出了“边际效用理论”和“均衡价格理论”，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下面两位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x0d\x0a\x0d\x0a4．庞巴维克（1851—1914年），奥地利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故又被称为边际效用学派。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 “边际”这个词，人们一般都理解为“增加的”或“额外的”的意思，比如你吃第二块面包时会得到一个与吃第一块不同的效用，这个增加的效用就称作“边际效用”。庞巴维克的经济学说主要包括边际效用论和时差利息论。\x0d\x0a\x0d\x0a关于边际效用论。这一理论有三个要点：第一，一种物品是否有价值，取决于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第二，人们对物品的价值的主观评价是以物品的稀少性为条件的。第三，物品的最终价值是由它的边际效用量来决定的，他认为人们最不重要的需要的效用即边际效用。根据上述三个条件，他得到结论是“物品的数量和物品的价值成反比，市场上同类商品数量越多，则价值越小，反之亦然。”\x0d\x0a\x0d\x0a关于时差利息论。他这里的利息包括了资本的利息，土地地租以及利润等，他把物品区分为“现在物品”和“将来物品”，并提出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由于所处时间不同，它们的价值便有差别，并且“现在的物品通常比同一种和同一数量的未来物品更有价值”。这一理论就是现在理财学中“货币的时间价值”的理论基础。\x0d\x0a\x0d\x0a5．马歇尔（1842—1924年），英国人。马歇尔可以称得上新古典学派的标志性代表人物，他1890年发表的《经济学原理》成为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二本教科书。他在这本书中，将古典经济学、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学说、约翰.穆勒的学说以及庞巴维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杰文斯为代表的数理学派、瓦尔拉为代表的洛桑学派等的理论兼收并蓄，集中了其中的所有精华，在融合了供求理论、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等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从而建立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完整体系，至今仍占据主要地位，后面介绍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体系和理论都源于此。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和分配理论。\x0d\x0a\x0d\x0a关于均衡价格论。他运用边际效用理论说明了需求价格和需求规律，即“需求数量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随着价格上涨而减少”，又运用边际生产费用理论说明了供给价格和供给规律，即“供给与需求相反，价格高则供给多，价格低供给少”，最后，他把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结合起来形成均衡价格规律，即“当供给价格和需求价格相一致时，需求量和供给量也相一致，就会形成均衡价格”，他还分别用曲线图予以说明。\x0d\x0a\x0d\x0a关于分配理论。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而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取决于各自的均衡价格，这些生产要素归劳动、土地、资本、企业组织的所有者。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2、【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3、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4、【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英】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6、【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书店1989年版。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8、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9、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10、【挪威】陶丽·莫依：《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等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11、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2、【美】莫瓦：《性别/文本政治》，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13、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一19世纪末的法国文坛，曾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大家首次提出了有关生态的女性主义观点，其主要观点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要在哲学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人与自然以及两性之间的统一，引起了人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意义价值，也掀起了世界各国的人们对目前所处的自然环境等问题的深思。于是就追溯到历史中去看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在古老的西方文化中，一向都忽略女性与自然的重要性，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不仅有历史联系，也关乎国家政治的重大问题。然而导致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就是传统的父权制度，因为父权制度的独立强大性就自然而然地把女性与自然的实际价值埋没了，于是就出现了男性女性长期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就像他们对待自然一样，随处可见的是蹂躏与糟践。然而生态女性主义的应运而生正是对父权制度的挑战，其最主要的宗旨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两性之间的长足发展。 典型的小说作品《恋爱中的女人》是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代表作品，受到了西方文学史的一致认可，小说作品也可以说是他的巅峰之作。劳伦斯的小说作品集中体现了其对生命的敬畏，同样也表达出其重视男女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他想通过这部作品来提醒人们要关注自然、关注男女平等。劳伦斯的作品为我们呈现的是典型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并以此来阐述生态与两性平等的重要作用，小说充满创新写法及突出的主题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大众的强烈反响。从劳伦斯的视角出发来探析小说《恋爱中的女人》，呈现了西方国家中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就如同我国的封建制度一样，充满了对女性的否定与鄙视，自然也同样受到强烈的破坏，作品的焦点就是要揭示父权制度下的种种社会矛盾。劳伦斯用有限的生命来关注生态问题与日益严重的两性矛盾，在小说中，他深刻地揭露了与自然和女性之间存在极大冲突的父权制度。一方面，他指出工业生产是导致生态恶化的根源，人类无情地残害动物；另一方面，他也指责两性关系中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地位。小说人物杰拉尔德等就处于当时被奴役的地位，及至自我消亡的后果，成为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 二 小说作品的取材背景主要是延伸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中，工业革命虽然带领人们走进了新时代，但却严重地破坏了生态平衡，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小说开篇就具体描述了路程中出现的景象，到处都是灰色调的颜色，菜园里也失去了绿色的光泽，菜根都浸满了灰色的垃圾，一望无垠的天空与田野都笼罩上了灰色的阴影，空气中还弥漫了难闻的气味。每一处描写都是在表达工业革命给自然、人们生活带来的深重影响，然而对比以前的社会环境，绿色已经由灰色所代替。作者通过对生态的感知而折射在文学作品中，并为作品寻找社会价值，作者也不断地呈现当时的腐败社会文化，来激发人们要众志成城地站在统一战线上一起来保护生态。而环境的破坏则预示着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而导致的不和谐现象，希望通过随处可见的黑色污染来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 在小说的第五部分，从主人公的对话内容中可以了解到世界生态在人类的多重迫害下已经不堪入目。工业革命的进行是以人的主体意识为首要条件，牺牲环境为代价而进行的工业创造，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人类对自然进行肆意破坏，呈现出人类丑陋的面貌。人类只满足自己的利益，只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计划，对生态进行随意的糟蹋，更是一种近乎掠夺的疯狂运动。然而人们仍沉浸在自我美好的想象中，对环境的日益恶化仍熟视无睹。劳伦斯则用心体会，把所见所闻都描述在小说中，更是以一种态度在向人类发起保护环境的呐喊。 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环境遭到不可预知的深重破坏，也就意味着人类生活即将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在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中可以发现，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的也是不同程度的身心污染，人们失去了真正的生活中心与价值，眼神变得茫然，精神生活空虚，浑身上下都充满了腐朽的气息，这是最可悲的。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在婚礼上作者首先就为我们细致地描写出人们的心理变化。新娘父亲的身体就像被吸干了血一样，整个人都显得阴森、可怕；Birkik则满脸倦容，太在意世俗化的观点看法而勉强自己做不愿意的事情。特别是在小说的第五部分，作者更是着重突出了工业下的面目全非的社会环境，伦敦的整个城市也好像失去了色彩一般。人们的心理与环境都不复以前，只能靠麻痹自己来苟延残喘地活着，内心却早已不堪重负，每天都活在虚假中，为了自己的物质欲望而失去了最珍贵的自由权利，人们处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与生活的重负中，看不到活着的意义，于是人们就不断地贪婪下去，绝望地活在世界中。人类是从原始的自然中逐渐演变而来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生态的严重破坏必然导致人类失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 三 作品《恋爱中的女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探索人与自然的和平发展问题上。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深深地感染了读者。小说还特别描写了许多优美景色的画卷，与当时的生态被破坏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读者能一起来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把农业与工业中所处的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作比较，反映出人们在两种生活情况下所呈现的不同变化。 作者对主人公Birkik处在自然环境中的优美景象的描写加大了笔墨，他光着脚丫坐在草堆里，并缓缓地张开了双手躺在柔软的草堆里，此时，隐隐约约的花香飘进鼻子里，全身上下的血液也沾染到自然的芬芳，感受到神清气爽的感觉，他为此时所拥有的生活而感到异常的幸福。置身于自然中可以抛弃世间的杂念，小说对他的神态进行了具体的描写，让他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之中，表现出对自然无限的喜爱。在他看来，自然给予他精神上的享受，与世俗的物质相比更显得怡情怡景，此时他懂了，于是他快步地向山林处跑去，雨水浸润的土地开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到处都是湿答答的，谷中还流淌着一条小溪。 从劳伦斯的写作态度可以看出，他具有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可以延伸出生态批评的概念，就如同劳伦斯本人一样，通过在自己的作品中灌入对生态环境的特别关注，其目的就是呼唤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并真正行动起来去实践意识。在以往的认识中，人们通常认为赞同自然和平的作家是具有消极心理因素的人，而这种生态思想也被认同为消极的人生观念。但劳伦斯还是力求自然的回归，他的思想在全球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环境下，经历生态批评的认证，并总结出自然和谐是有必要发扬的。劳伦斯告诉我们，自然的和谐是不应该遭到人为破坏的，应该在人类前进的过程中对大自然进行合理利用，要时时关心自然的变化，保护资源并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
不好写。女性都是以被压抑、被贬低甚至被遗忘的身份出现的，女性主义论文不好写。feminism，又称女权主义，是指主要以女性经验为来源与动机，追求性别平权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包括消除性别定型观念，争取为妇女创造与男子平等。
女性主义的文章适合小红书平台，在科技改变世界的背景下，以生活方式和消费决策作为切入口的社区电商平台小红书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吸引了众多以发表女性主义文章的用户和商业资本。因此女性主义的文章适合小红书平台。
我们都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的身上都涌动着中华千年的血脉，所以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有义务去爱我们的国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人类漫长的岁月进程中，曾经，我们的古人就是以这种自强不息、团结进取的精神屹立在世界的巅峰之上。甚至至今，因为我们古人创造出来的文明一直仍是引世人瞩目的聚焦点。为什么我们的古人这么伟大呢？经过很多学者研究后，总结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朴素的民族主义精神，简单点来说就是——爱国精神。爱国首先要了解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群体意识的载体，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基础。“爱国？”谁不会呢，那难道只有口头上说的那么简单吗？你实践过吗？你了解多少我们中国的历史呢？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这样问问自己，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多自以为是的“爱国人士”了，那么我们的中华民族也就一定会更加富强了！理所当然呐，我们每一个爱国者都应该认真学习祖国的历史，深入了解祖国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发自内心的热爱祖国的灿烂文化。詹天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上！”徐悲鸿画的马算是我们国画中的一个巅峰，可是在他留学的时候，他受到过不少外国人的排挤，他们常常鄙夷他，辱骂他是“东亚病夫”、“软弱的中国人”。面对这么大的屈辱，徐悲鸿并没有冲动地去和他们争议，而是将一腔爱国之情化为了满忱的动力，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用实力证明了中国人的风采。因此，世人评论徐悲鸿的马中蕴含着中国人的傲骨。所以往往，爱国就需要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把个人的发展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注自己的命运、心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爱国就是要爱我们的骨肉同胞。在我们过着今天的美好生活，你是否遗忘了曾经我们那浴血奋斗的八年战争呢？你还记得一个熟悉的名字——刘胡兰吗？她只有13岁啊，但是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她并没有屈服，她是这样对敌人说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支持她的是什么呢——对，就是因为她爱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所以她才没有出卖自己的战友。没有这种精神，我们今天是不会取得战争的胜利的！作为新世纪的少年们，我们应该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我们的民族精神传承不息！本篇议论文以爱国为主题，简明扼要的阐述了什么是爱国以及如何爱国，论据丰富，语言流畅富有说服力，层次分明且衔接自如，过渡流畅。但文章中引用的“天行健……厚德载物”一句，出自《周易·乾》，意为君子要懂得顺应天道，懂得承载包容。用于本文引出爱国精神似乎略有牵强，希望作者酌情更正。
从漆黑的窗外，我看到了一片明亮的大地。坚如磐石的祖国大地。我们爱你，中国!这片土地，浸透了鲜血，更布满了沧桑。这片土地上，进行过英勇的牺牲，只为在人们的心中复活。在最最危难的时刻，抬起头，迎接未来。就算经历了再大的风雨，当那道耀眼的彩虹穿过浓雾嵌到了希望之上，就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们爱你，中国!有一首歌叫爱我中华，有一个词叫巨龙腾飞，有一首诗叫“铸华夏魂魄”!祖国啊，当你的轮船被人击沉，我们听到了你的倾诉;祖国啊，当八国联军入侵了你的心，我们感到了你的悲愤;祖国啊，当别人掠走了你的七子，我们看到了你在哭泣;祖国!当别人万般无赖的欺压你时，我的耳朵里，出现了你的呐喊!你倾尽所有，带领人民，在属于你的阳光下给予了侵略者一个沉重的打击!邓小平收复了香港，万民爱戴，举国同庆。郑成功收复了台湾，台湾的血脉里流淌着郑氏的英魂!祖国啊，鲜血再也不会洒到你的十字架上，冰冷的刺刀在也不会捅进你的心腹。让我们，化作春雨，洗刷掉里程碑上未干的血迹;也请让我们化作精卫，将心中的波浪平息。我们爱你，中国!无数架飞机飞向深邃的蓝天，无数艘轮船投入蔚蓝的大海。这片苍穹的蓝天，属于你!这片广阔的大海，属于你!你像一直抬头挺胸的雄鸡，傲立在世界的东方!而你那闪耀的鸡冠，寄予了人们希望与未来。你，也像一条卑微的蛇，尽管卑微，却经常仰望太阳。有朝一日，你成为一条奔腾的巨龙，穿行在这绚丽多彩的世界，认识了世界的一切。带领你的子孙，飞向曾经造福于你的太阳!如同我们研发出来的“神州”飞船，在万人的呼喊之中，喷射火焰，如获重释，穿越时空，昂首苍穹!我们，被你颤抖!世界，为你颤抖!在数不胜数的友好礼仪的建交下，又在无数次象征着和平的握手下，你蒸蒸日上，终将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的强者!而你，又是如此的美丽：“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聆听着九寨沟里翠竹中的露水滴入清泉的悦耳声音，观赏着庐山瀑布从九天之上倾泻到谷底的惊人奇景。你不仅美丽，你孕育出来的民间艺术又是如此的精妙绝伦!看，这里的昆曲细腻至极，委婉动听，刚获得了“百戏之祖”的称号，那里的安塞腰鼓豪放激情，惊心动魄，早已被称为“天下第一鼓”。祖国啊，你的文化遗产又是如此众多，富丽堂皇的故宫，规模宏大的兵马俑，举世文明的万里长城，顶天立地的东方明珠……在东方明珠之上，洒满了五十六颗闪耀的群星!我们爱你，中国!不同的时间，同样的地点。从明亮的窗外，我看到了迷人的世界。
一、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是指个人或集体对祖国的一种积极和支持的态度，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而献身的奋斗精神。
不仅体现在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和整个上层建筑之中，而且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影响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因素。
二、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是：
1、爱祖国的大好河山；
2、爱自己的骨肉同胞；
3、爱祖国的灿烂文化；
4、爱自己的国家。
三、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是：
1、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
2、爱国主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
3、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
4、爱国主义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
扩展资料：
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
今天，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在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中，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而民族精神能够很好发挥强大的精神引领的作用。
如果缺失了民族精神的引领，任凭多样化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自由发展，国家和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就会松动、断裂，团结统一的思想意志就会丧失。
唯有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才能找到全体社会成员在价值观念上的交集，有效整合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避免社会分化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和混乱，形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正能量。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时代意蕴
（一）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一种集中体现.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一个人没有精神不行,一个民族没有精神更不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开始一次次地面临着世界列强的欺辱,但我们从来都没有放弃抗争,并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爱国主义就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正是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才有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进步.（二）爱国主义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民族英雄戚继光领导戚家军抗击倭寇、郑成功勇逐荷兰殖民者光复台湾、林则徐虎门销烟、太平军勇破洋枪队、邓世昌勇撞日军旗舰、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狼牙山五壮士抗击日军等事迹,反映了中华民族在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中国人民从未有丝毫犹豫和退缩.团结统一始终代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三）爱国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贯以天下为己任,用自己的才智报效祖国,造福人类,创造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爱国主义精神就更加鼓舞、激励人们去为祖国争光,努力把祖国建设得繁荣富强.特别是近20年来,经过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实践,我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华民族要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要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四）爱国主义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力量源泉.伟大的人生目标往往产生于对祖国深厚的爱.一个人对祖国爱得越深,历史责任感就越强烈,人生目标就越明确,人生信念就越坚定.就拿读书来说,大家先要想想为什么读书,为谁读书?有些人也许会说,为自己找个饭碗而读书!这是多么卑鄙和渺小,多么无聊和可怜!你绝对不应该单是为找个饭碗而活着!找个饭碗吃饭太简单了!拿个刀子,找个人随便捅一下,绝对一辈子有了饭吃,而且还有人伺侯,还有人为你做饭,睡觉时还有人为你站岗,你的东西一样少不了!那不就解决吃饭了吗?你为什么不干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读书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读书是为了国家而求学问,国家需要人才,国家需要建国的栋梁.国家培养你是为了期盼你成才后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只有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复兴结合起来才能使自己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
论加强党的建设、反腐倡廉的重要性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执政能力建设是党执政后的一项根本建设。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能力和水平，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坚决反对腐败。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好；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牢；只有坚决反对腐败，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的性质，实践党的宗旨，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党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党之大敌、国之大敌、民之大敌。党风的好坏关系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因素。党的执政地位，既为我们党提供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又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但是，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把反腐倡廉作为重要内容，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持之以恒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使我们党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切实加强党风政风建设，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党风政风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要在巩固廉洁自律有关专项治理成果的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向领导干部送钱、跑官要官的歪风，领导干部插手建设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等微观经济活动中谋取私利的问题，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领导干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的问题，少数党员干部参与赌博的问题，采取有力措施，严加整治。认真贯彻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围绕监督的关键环节和重点内容，制定相关规定和配套措施，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进一步加大巡视工作力度，重视巡视成果运用，增强巡视效果。 严肃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是贯彻从严治党方针的重要体现，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效手段。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要增强查办案件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的力度，严惩腐败分子。重点查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谋取私利的问题，特别是利用审批权、人事权、司法权严重违纪违法的案件，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对顶风作案的要依纪依法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继续加大纠风工作力度，认真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那些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以权谋私、与民争利、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既直接影响群众的生产生活、引发民愤民怨，也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针对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加强监督检查，坚决予以纠正。对损害群众利益导致的恶性事件要严肃查处，对措施不得力、不良风气长期得不到治理的地方要追究领导责任。坚持纠建并举、寓纠于建，把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同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努力形成一套能用管用的制度体系，从源头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 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加强和改进行政监察工作、促进依法行政和廉政勤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要加大行政监察力度，增强党政监督的整体效能，推动各项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加强执法监察，特别是要结合重庆实际加大对移民资金和移民工程质量管理的监督力度，加大安全执法监察和事故责任追究力度；进一步加强效能监察，促进行政机关转变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步伐。 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保障和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必须提高为改革、发展服务的能力，必须提高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能力。纪检监察机关要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紧贴经济建设，紧贴改革开放，紧贴党委和政府中心工作，深入改革开放第一线和市场经济新领域，自觉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使反腐倡廉各项措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确保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通过严格执纪执法、强化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在党风政风方面严重影响建设和改革的问题，不断优化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环境，以严明的纪律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努力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促进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始终把调动和保护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作为重要职责，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通过保护改革者、支持创新者、查处违纪者、教育失误者，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支持和保护党员干部投身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 提高对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强化监督，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针对当前的监督现状，进一步提高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有效监督的能力，既要增强敢于监督的勇气，又要注重善于监督的方法，进一步拓宽监督的思路和渠道，加大监督力度，切实履行党内监督的职责。重点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切实加强对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切实加强对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切实加强对党的群众路线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和派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纪律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形成监督的合力。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保障人民群众的批评、建议、检举、控告等权利，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实名举报。提高依法执纪、依法办案的能力。坚持依法执纪、依法办案，是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的必然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学习党章和其他党纪政纪规定，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和纪律意识，把依纪依法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各个方面。要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严明纪律，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深入研究和把握办案规律，正确运用政策和策略，正确运用纪律和法律手段，创新办案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突破大案要案的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保障被审查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综合考虑办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果。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其他执纪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加强垂直管理部门的纪检监察机构与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健全大案要案协查机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履行各自职责。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的内部制约和监督机制，严格办案程序和要求，建立执纪办案工作责任制，加强对执纪情况的监督检查，保证严格依纪依法履行职责。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要求各级纪检机关进一步提高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和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提供组织保证。针对反腐倡廉的全局性、倾向性问题，深入研究，通盘谋划，提出对策和建议，并协助党委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落实。认真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切实抓好责任分解、责任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失职行为，依据有关规定严格追究责任。进一步规范组织协调的内容和程序，推进组织协调工作制度化。加强与各职能部门的联系，妥善处理与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进一步形成全党全社会抓党风廉政建设的良好局面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段的先锋队，它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反对腐败，保持廉洁是其一贯主张和应尽天职。在70多年的光辉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开展了同党内出现的腐败现象的坚决斗争，并在长期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回顾党反腐败的历史。总结党反腐败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当前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就对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一直高度警惕，并在实践中坚持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纵观党的反腐败斗争历程，大致可分以下几个阶段： 1、我们党执政以前的反腐败斗争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虽然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建立了政权，有了局部执政的经验，但总的来说，还处在被压迫，被围剿的无权状态，不具备权钱交易大规模发生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我们党在主观上注重从严治党，坚持反对腐败，所以腐败现象并不严重，廉政建设的任务比较轻，反腐倡廉的效果十分显著，建设起了与国统区的腐败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区廉洁政府。极大地争取了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性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一时期反腐倡廉的主要做法是：（1）注重思想教育。通过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增强党员、干部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著名的延安整风即是这方面的范例。（2）注重法规建设，1922年4月，即建立了最早的纪律检查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1926年8月4日，又发布了我党最早的有关反腐败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规定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3）领导廉洁自律。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广大党员干部，艰苦朴素，为政清廉，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2、建国初期的反腐倡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执政党的地位和和平建设的环境，一方面为我们党提供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便于我们党面临脱离群众乃至腐化变质的危险。为经受住执政考验，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我们党实行了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措施：（1）加强反腐败法规建设。1952年3月，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决定》和《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物的规定》同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惩治贪污条例》，这一专项惩贪法规在以后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2）开展整风，整党。1950年下半年开展的全党整风运动，重点是解决各级干部的作风问题。1951年下半年到1954年春的整党，解决了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基层党组织存在的各种问题。（3）开展“三反”运动。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共查处了有贪污行为的干部120多万人，其中贪污一千元以上的10万多人。受到刑事处分的腐败分子有4万多人。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被处决。以上措施，有力地遏制了建国初期腐败现象滋长的势头，基本上实现了廉洁政治，从而使五十年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党的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3、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反腐倡廉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是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巩固，再加上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同这种政治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个别党员，干部的以权谋私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有所滋长。为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党中央采取了以下措施：（1）整党整风，这一时期为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整党整风，包括1957年的整风，1958年开展的整党整社，1961年的农村整风和“四清”运动中的整党。（2）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60年在农村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新“三反”斗争，处理了农村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贪污等违法乱纪的问题。但被查出的有一段“贪污和行为”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20％之多。有扩大化倾向。1963年2月，中央又决定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新五反”运动。1963年9月，中央在“新三反”的基础上，决定在农村搞“四清”，最初是清帐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来发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实质上变成了一场遍及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误伤了不少干部。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得出了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已不掌握在健康分子手中的结论。 （3）建立干部定期参加生产劳动制度。1958年2月，中央发出了《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出现了干部下放劳动的热潮，密切了干群关系，但也开始出现形式主义和极端化的做法，从以上措施可以看出，我们党是重视反腐败斗争的，并把反腐败斗争做为一件大事来抓，因而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但由于缺乏经验，仍然简单沿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的老路子，并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识和处理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因而存在反腐败扩大化的倾向。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反腐倡廉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毛泽东的主观设想来说，是为了反修防修。包含有明显的克服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愿望。毛泽东希望通过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彻底揭露党内的阴暗面，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理论，并过于夸大了阴暗面，采取了“大民主”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因而使“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廉政建设不得不陷入误区。其基本失误是：（1）对党内消极腐败现象的估计过于严重。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认为农村中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的多数的领导权不在工人群众手里，党内已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对党内形势的严重估计，必然会使反腐败斗争扩大化。（2）用“大民主”的方式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认为以前那种由党委领导群众运动的方式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搞自下而上的不要党委领导的群众运动。用这种不要党委领导的“大民主”方式反腐败，只会助长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的错误，不能达到反腐倡廉的目的。（3）防腐不治穷，搞“穷廉法”。腐败现象的产生有思想、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要反对腐败，除了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要处理好廉政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铲除腐败现象滋长的物质土壤。但“文化大革命”只治腐不治穷。并认为富则修，把富裕当作是腐化的物质基础，使反腐败带有严重的禁欲色彩。（4）一些廉政做法走向极端化。最典型的是把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做法极端化，把它变成了造反派排挤打击异己的重要手段，失掉了廉政的本来意义。总之，“文化大革命”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作为一场反腐败的实践也是失败的。尽管由于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的高温高压的作用，使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形式的腐败现象得到了抑制，但以“走后门”为主要特征的不正之风和组织人事上的不正之风，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普遍蔓延。 5、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反腐倡廉。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反腐倡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遏制腐败现象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会从体制上堵塞腐败现象滋生的漏洞，因此，从总体上说，改革开放有利于反腐倡廉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政策上和法规上的漏洞和空隙，再加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使得反腐倡廉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比以前更为艰巨、复杂。在新的时期，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在继承发展过去反腐倡廉有效做法的同时，摒弃以前的群众运动的做法，努力探索改革开放条件下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其主要做法有：（1）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各级行政监察机构，对廉政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2）完善反腐败立法，1982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一部惩腐的专项法律。1987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标志着我国肃贪法律的完善化。（3）实行“从严治党”的方针，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自身建设的条例和规定，如《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等。（4）开展专项反腐败斗争。1982年4月，国务院作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后，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集中打击和解决干部索贿受贿，投机倒把，套汇、走私等问题，取得了较大成绩。1989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额内自首坦白的公告》，监察部也发出了《关于有贪污受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人员限期主动交代问题的通告》。这两个《通告》发出后也开展了一场专项反腐斗争。 （二） 总结我们党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到，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主要遵循的是这样一套路子，即思想教育防腐、群众运动反腐、法制建设惩腐。这实际上是反腐倡廉的三项大思路，应该说，这三项大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反腐倡廉应该遵循和借鉴的。但我们在遵循和借鉴时，应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加以扬弃。 第一、不再搞运动，但要发动群众造声势。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在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但在发动群众的方式问题上，毛泽东简单沿用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十分有效的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造成一种强大的声势，从而对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产生明显的震慑作用，收到反腐倡廉的效果。然而，在社会主义时期，频繁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如助长无政府主义思想，削弱党的领导，混淆政策界限，挫伤群众积极性等，造成动机与效果的背离，历史经验证明，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反腐败，不是正确的选择。因此，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明确提出，当经济建设遇到自由化思潮和腐败现象干扰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反腐败时不再搞群众运动，并不等于不要发动群众参与。作为工作方法，仍然需要动员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造成一定声势，以达到彻底揭露和打击一切腐败现象，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的目的。这就需要运用宣传教育和严格执法等多种手段，启发群众的觉悟，把群众动员起来，造成全社会反腐败的大气候，大环境，使腐败现象无法隐藏，都能得到应有的惩处。 第二，既要从严治党，更要有制度保证。我们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重视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示范带头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正是由于我们党从严治党，高级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大大推进了党的廉政建设。现在和今后的反腐败斗争，仍然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需要从严治党，需要高级干部的以身示范。但历史经验表明，单靠用惩治手段从严治党，从严要求高级干部，虽然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和政府的反腐防变问题，也不能使党和政府长久地保持清正廉洁形象。要从根本上遏制和清除腐败现象。关键是要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许多情况表明，有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反腐败斗争就能够有章可循；领导者以身作则以及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也就容易得到保证，因此，反腐败斗争必须逐步向法制化轨道：既治标更治本。这就要求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约束和监督机制，使宪法监督、司法监督，党纪监督、行政监督有足够的权威和效能，每时每刻地发挥作用，对各种腐败现象予以铁面无私的查处。 第三，既要重视思想教育，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将治贪与治穷相结合。通过整风、整党等形式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观，既是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坚固防线，又是保持为官清廉的精神支柱。因此，在任何时候，加强思想教育防腐的优良传统都不能丢。但要使反腐败斗争取得成效，还必须消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物质匮乏的经济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因此，新时期开展反腐败斗争，必须使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反腐败斗争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既要重视专项斗争，也要重视经常性工作，努力把阶段性战役和长期斗争结合起来，纵观历史上的反腐败斗争，可以看出反腐败斗争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即经过一段时间腐败现象有所滋长后，即开展一次阶段性战役，打击腐败现象，过一段时间后再开展一次，这说明，腐败现象具有顽固性的特点，不是一两个阶段性战役就能消除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反腐败斗争既要有紧迫感，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不断抓出阶段性成果，又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注重经常性的反腐工作，不间断地抓下去，不能中途歇口气，等到腐败现象严重后再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尤其是在日前新旧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种无序状态会造成腐败现象的多发性，为了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更要把阶段性战役与长期斗争结合起来，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第五，要把反腐败同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结合起来，力求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效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倡廉的实践表明，在新旧体制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行政权力，计划权力对资源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再加上新的改革措施开始时不完善，漏洞较多，这就使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名搞权钱交易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一项新的改革措施出后，可能诱发出一些新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如价格双轨制下出现“官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土地审批部门出现的大量问题，以及金融、房地产、期货市场上的一些经济犯罪现象，表明腐败发生的热点部位和表现形式会随改革进程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出台新的改革措施时，要根据腐败现象的动态性特点，同时考虑廉政建设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对策，制止那些打着改革的旗号搞权钱交易的现象，取得改革和廉政建设的双重效果。 当前，我们党正在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我们相信，只要认真吸取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并依据新时期的历史条件探讨和提出反腐败和对策，并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可以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宋敬华
无语了，我也安师院的，我们老师也是白树震，都是人才…
1.关于违反廉洁从业的规定方面
对自身的岗位来讲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既然组织信任自己，那么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廉洁奉公摆在第一位。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要随时检查是否有触碰红线的行为。特别是与材料供应、劳务分包、亲属规避这几项容易出现问题的方面，在思想上做到警钟长鸣，同时也提醒和带动身边的同事随时检查自身的行为。在材料供应商方面严格按公司的比价规定进行程序审查，仔细制定每一个技术和商务条款，尽量做到无疏漏，条款严谨。并主动违避材料商的接触，宴请，合同谈判要到办公室谈，有同事旁站。不讲人情，区分长期供应的材料商是否对项目有利、对成本控制有利、对单位发展有利。在劳务分包方面看业绩、看人品、看质量、重进度，下班时间不接触，上班时间只谈工作。在亲属规避方面讲原则，不麻痹，不报侥幸心理。主动与其分析利弊，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说硬话，大胆管理，没有思想和亲情包袱。
本人反思的案例为：个人宴请，抽烟都要单位买单-贵州仁怀粮油收储总公司茅坎分公司经理刘勇违纪问题剖析。通过此案例折射出一个道理，可能我们建筑行业吸烟的人比例较大，但是不是所有人和自己都能做到公私分明，香烟可能就几元到一百元一包，业务用烟在所难免，但是怎样区分，怎样规避麻痹思想，我觉得关键看定力，看细节。虽然一包烟价值不高，但在业务方面它是公共财产，如何区分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本身的性质。在细节方面做到建好每一笔台账，报账时说明用途和必要性。现在全国都在推行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能不用则尽量不用。而有效的监督则可以旁站加证明人签字的方法来进行。组织给予的权利是拿来更好的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不是拿来滥用的。
2.关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方面
对自身而言，有关“八项规定”具体有如下检视：
1.对调查研究或者基层调研做为项目管理尚且谈不上，但是深入了解一线情况是必要和必须的，在实际工作中也基本做到每天坚持深入作业现场检查，与一线工人交流、沟通，做到“第一手资料必须亲自掌握”;
2.会议活动方面，基本做到不开闲聊会，开会求效率，提出问题必须限时解决，不提 口号 ，务实工作，抓安全，抓质量，抓进度;
3.文件简报方面，只进行工作、项目有关的来往文件提出-发现-解决现场必须发文的切实问题;
4.出访活动从未参加过，仅参加公司组织的样板标化文明施工的参观;
5.警卫工作谈不上，与影响公共秩序的施工作业方面的工作尽量夜间加班进行;
6.新闻报道仅限于施工有关的进度、质量、安全活动方面;
7.文稿发表仅限于职称论文发表;
8.勤俭节约、廉洁从政方面尽量做到项目不配车，办事坐公交车，逐月总结廉洁作业，回避相关人员和亲属。
本人反思的案例：“招待费”变“汽油费”以规避检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环保局局长胡树凯违纪问题剖析。记得一句经典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难道不吃饭不超标就不工作了吗?这段时间主流电视台播放的《三八线》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不禁扪心自问，勤俭吗?节约吗?革命先烈为了国家安全一口炒面一口积雪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帝抗战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与他们比起“招待费”变“汽油费”简直就是亵渎先烈。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切勿小聪明为了仕途而不择手段，为了一己私欲而损害企业的利益是可耻的。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相关部门也不是随便糊弄的，贰万多元的汽油费要跑多少公里的里程?
3.关于“四风”问题方面
对自身而言，有关“四风”问题具体有如下检视：
1.对于“形式主义”是有具体表现的，在安全活动中浮夸一些问题，工作上有时“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对一线情况了解不够，深度不够。工作疲沓，办事情总是慢一拍;
2.对于“官僚主义”也有具体表现，有时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只汇报工作好的方面，不总结有过失的方面，工作不敢担当，遇事绕开矛盾，推诿扯皮;
3.对于“享乐主义”也有具体表现，工作不忙时慵懒松散，不思进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混日子;
4.对于“奢靡之风”的具体表现是：为图舒适，办事时不坐公交车而打车方便舒服。
对于以上的具体表现，本人应着实的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开展自我批评，接受群众监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本人自我反思的案例是：报备8桌，实际办酒55桌—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天宫庙村党支部原书记李爱星违纪问题剖析。中国有传统的风俗，但切不可心存侥幸，搞变通，既然有禁令，是应有以它为准则而约束自己的言行，书记是党给予个人的最高荣誉，在奢靡面前就应该收敛，难道就按报备的8桌办婚事就丢人吗?难道低于8桌标准儿子就不幸福了吗?我们身为项目管理人员一定要以身作则，思前顾后，才不会让群众心寒，才能有底气去大胆管理，才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这份责任。 篇二：
瘦弱的时间从宽阔的指缝中溜走，过去的一分一秒消失后再也不见。昨日那埋怨时间过得太慢的情愫似乎还游移在脑际，如今大一下学期的生活已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蓦然回首，思绪万千。第一次看见大学校园之景后的那份激动;第一次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军训的那份执着;第一次站在学长学姐们面前面试的那份紧张;第一次上着大学老师的课程的那份茫然，拉开了我大学生活的序幕，成为了我人生的美丽起点。
当初上大学选择了会计专业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以后找工作能够轻松一点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家长的选择。上了大学除了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也希望自己能在大学里得到锻炼，为以后在社会中的生存打下基础。
大一开始的生活过得是茫然的，失去了父母的千叮万嘱，挣脱了老师的万般逼迫，生活完全脱离了原有的行驶轨道，顿时，我的心也感到无所适从，失去了依托。面对崭新的一切，相应的调整规划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于是，茫然过后便有了更多的激情，更大的满足，更好的提升。大学的这一学期中，我学会了如何为人处事,学到专业基本知识及总重要的自我学习能力。我在提高自己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在提高我的思想道德素质，在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我全面自觉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规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觉抵御社会不良诱惑。 我也成功竞选班委,团结关爱同学,尊师重道,乐于助人。为人处世和善热情,和同学关系融洽。性格依旧活泼开朗,但比以前更懂事,更负责了。在平时的课余时间也经常和自己的小伙伴们出去兼职，体验社会生活，体会到了父母平时工作的艰辛，深感挣钱不易，平时花钱也有所节制。
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定深刻检讨，并及时改正，不给自己所犯的错误找借口。面对他人错误我们可以宽容，但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不能宽容。
在接下来几年的大学生活中，希望在今年可以考出会计从业资格证，在毕业之前可以考出初级会计师证。当然，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也有很多留下遗憾的地方。比如说因为一时偷懒就没有报名学生会，从此与学校的官方组织无缘;另外，学习成绩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还有也没有经常泡图书馆，没有读很多我想读和我应该读的书。这些是我需要改进的，我也相信我能在大二做得更好。
看来这个不能用啊，我就说嘛。怎么会和考试要求一样的呢，搞到最后是校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