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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一、引言：美国学术自由的历史渊源
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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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总要成长，总要步履蹒跚地离开我们最初的模样，总要成为那种波澜不惊的姑娘。 【篇二】
选择壮阔？选择显贵？选择平静？或是选择隐退？不如选择诗意地生活。
诗意地生活，是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篷蒿人”的桀骜，是王维既知“都护来燕然”，还有心品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旷达，还是听凭“云卷云舒”的闲适？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诗人一样记录美好的生活，但每个人都有权诗意地生活。
黑暗选择了她，她却选择诗意地生活，她用心体验大自然赋予她的一切，她用情为自己黑暗的世界画上太阳，画上彩虹，更用毅力充实着自己的智慧，完善着自己的人生，她甚至还可以笑着写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她诗意地生活着，享受着，更收获着，她的名字叫海伦•凯勒。
财富选择了他，他却选择诗意地生活，他总是穿着古补的中山装，提着文具袋徜徉于燕园，他所追求的只是学术，功名利禄与他无关，富贵荣华也不能吸引他，他只爱看看北大的花花草草，爱看看朝气蓬勃的莘莘学子，他是文学界的“常青树”，他的名字叫季羡林。
“丑陋”选择了她，她却选择了诗意地生活，她的脸是一张“奇怪”的脸，眼睛小得只是道缝，鼻子塌得仿佛容不下空气，而且是张“倒瓜子”，她乐观对自己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她乐观地欣赏着自己的独特，用内涵完美自己的人生，活在当下，她的名字叫吕燕。
诗意地生活，让人们体验自由，无拘无束地遨游于纷繁的世界。
诗意地生活，是对自己的肯定，是看遍人生的大起大落，处变不惊的淡定与从容。
诗意地生活，是对自己精神的负责，是在纷繁的物质生活的刺激下，坚持心灵的准则，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清醒。
诗意地生活，是对自己的褒奖，是在疲劳的奔波后，选择悠闲的方式体验轻松与自在。
诗意地生活，更是勇敢的体现，不为利禄所羁绊，只为寻得心灵的享受，超然世外。
选择诗意地生活，选择精彩的人生。 【篇三】
所以，我诚信，我快乐。
如果说生命是一座庄严的城堡，那么诚信就是那穹顶的梁柱;如果说生命是一株苍茂的大树，那么诚信就是那深扎的树根;
如果说生命是一只飞翔的海鸟，那么诚信就是那扇动的翅膀。
所以，我诚信，我快乐。
诚信是巍巍大厦的栋梁，没有诚信，就只是一堆散乱的砖瓦;诚信是滔滔大江的河床;没有诚信，就只有一片泛滥的波浪;诚信是熊熊烈火的引星，没有诚信，就只有一把冰冷的柴把;
诚信是远洋巨轮的主机，没有诚信，就只剩下瘫痪的散架。
所以，我诚信，我快乐。
当雄鹰尚嗷嗷待哺于巢穴之中，观望蓝天白云之时，它已有了梦想，那就是振翅九霄，与蓝天搏击，与白云供舞;当骏马休憩于棚栏之中，昂首长嘶之时，它也有了梦想，那就是奋蹄原野，驰骋天下。
在诚信中，我们学会了快乐地成长。
1996年，共青团浙江省委向全省团员发出了为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作贡献的倡议。年轻时的孔胜东想到了用自己的自行车的修理技术为群众做点事。于是，他立即行动，每逢周六晚上7时到10时，在自家门口挂出了“共青团义务修理自行车”。他修车从不收一分钱，当车主有急事而车又一时难以修好时，他就把自己的车借给了别人。
就这样到了1997年春节，孔胜东父亲病重，他也只陪了父亲两天，因为第三天正是周六。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六，事虽多，但他还是自觉补了一个晚上。十几年来，不管是怎样，他都没有歇过一次摊!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守信用，最快乐”!
是啊，诚信像土，一方心灵之土，为无数幼苗提供营养，使它们开出美丽的鲜花。诚信像水，万物生长的生命之水，滋润着小树舒枝展叶，天天向上。诚信是人之本，民之基，国之根。
冰雪覆盖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团火来取暖，前途茫茫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盏灯来照明……四季轮回，脚下略不去的是艰辛和伤痛，人生道路上，我们需要什么来快乐自己呢?多一点诚信，多一点快乐。
做一个诚信的人吧!在诚信中成长，在诚信中快乐。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诚信，我快乐!”
缠绵缱绻与枪林弹雨一齐，文人走出书斋，扛起步枪，怎样看怎样不协调，好是滑稽，然而在风雨如晦的年代，这种滑稽却俨然成为一种壮丽。这样一个文人，却可在瓜棚豆架下听草虫天籁，把所有诗情陶冶的曼妙如斯。亦可在*不顾满城张灯结彩的喜庆，径自提一盏写有“国殇”的灯笼来*袁世凯的专权。这夜色中的一抹红，摇曳着一个少年愤世嫉俗的肝胆热肠。瞿秋白正是心怀这样一种壮怀，跋涉人生，一路狂奔，在革命的舞台上忘情演绎自己;亲自担任两湖秋收*总指挥，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
“眼前云烟过尽时，正握逍遥处”的绝笔在我耳边回响，青松如翠的公园，瞿秋白饮酒至酣，气定神闲盘腿而坐，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处很好。”而后饮酒洒血，年仅36岁。
回到此刻，历史的云烟淡定，昔日的英雄少年已深埋热土，五四浩荡的学生风潮早已不在，仅剩下那“外惩*，内争主权”的呼号在时空中经久传唱。这样的时代，稚拙的我们总是以一种孤傲的姿态展示着别样的自我：叛逆、张狂、放荡不羁……然后，渐次放肆，渐次的无所谓……，渐渐忘记了自己曾有的追求，放下了自己曾有的热忱。我们最后不再以前那样慨而慷般的逐梦，而只剩下蹉而跎般的流浪。我们最后只为自己留下了那浅吟过的心念，顿里回首的梦和秋到叶落的一抹忧伤。
这样的我们再没有五四的激情澎湃，再没有五四的热血沸腾，我们在平静完美的生活中失去了年轻气盛，丢失了贲张的血脉，更销蚀了那一种叫灵魂精神的东西。
佛语有云：离暗出明。我们必然要在琐碎幽暗的生活中寻找光明的出路。
莫不如此刻，就以我们华夏族裔单纯、沸腾的血液，歌唱属于时代的战歌，以贲张的血脉，激怀的壮志，洗涤沉沦的萎靡，以一种年轻的剽悍，纯粹和潇洒，狂飙突进，生动这壮怀的山水，飞扬这激情的时代，认真地奋斗，受我们所受，想我们所想，追逐自己不变的梦，一点一点体析生命，活出生命的精彩。
目标很重要，目标是前进的动力。古语常云：“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无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此联告诉我们成功的关键一个是“有志”，另一个是“苦心”。“有志”是成功的前因，因为有了目标才会有前进的动力，
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目标而倾尽全力，这就说明了目标很重要。在NBA的赛场上，每位球员都有一颗总冠军的心，他们都渴望胜利，渴望总冠军。正如NBA传奇巨星汤姆贾诺维奇所说的：“永远不要低估一颗总冠军的心。”总冠军是每位球员的的目标，是他们的梦想，是他们前进的动力。这就是为什么NBA赛场上经常出现人仰马翻、头破血流的激烈场面，他们每球必争，纵使精疲力竭、遍体鳞伤，也要扞卫胜利!这是目标的强大，目标是如此重要!
然而，假如目标定得太过天方夜谭，效果和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想要一步登天是不可能的，古语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目标太荒谬了，只会是自己渐渐地失去信心，而太简单了，则毫无意义可言。要学会日积月累，毕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此，目标很重要。
还记得1984年东京国际邀请赛上，名不见经传的日本选手山田本一，出人意料地获得了冠军，从此在马拉松的领域上名声大震，一战成名。多年后，山田本一在自传中揭开了自己成功的秘密：“每次比赛之前，我都要乘车把比赛的线路仔细地看一遍，并把沿途比较醒目的标志画下来，比如第一个标志是银行;第二个标志是一棵大树;第三个标志是一座红房子……这样一直画到赛程的终点。比赛开始后，我就以百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等到达第一个目标后，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40多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解成这么几个小目标轻松地跑完了。”中国人常说，日本人，韩国人具有超强的毅力，是“跑不死”的。其实不然，每个人都会有“弹尽粮绝”之时，他们之所以“跑不死”是因为目标，目标使他们坚持下来了。目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标很重要，不要害怕希望实现后自己会陷入迷茫而从此一蹶不振，如果实现了一个，就在许下另一个更有挑战性的目标。生命从来不缺乏动力，只看你是否愿意去寻找。给自己一个目标，每天为了实现它而不断地分动!日积月累，梦想和目标不会再遥不可及了!
勤奋其实是来自内心的一种动力，没有刻苦是不可能有好成绩、成为天才的。
有些人并不真正懂得勤奋是怎么回事，如在学习上，他们总想走捷径，希望有什么秘诀、或作弊等来帮助他们。他们夸夸具谈，却不能静下心来读点书，他们总幻想着成功，坐等着明天，希望有一天从天上掉下一块馅饼来，这又怎么可能呢?不学开车就不会开车，没有勤奋就开不了好车，这是再好明白不过的道理。只要你尽力了，无论你最总的结果如何。你都是胜利者。因为你已经战胜你自己了。
那成功从何而来，有人告诉我说，成功出自坚持，我想这也是很对的。因为有一句流传得很广的话说：“坚持就是胜利。”
一个人坚持一会儿并不困难，难得是长期地坚持。这就不知不觉想到自己亲生经历的事情了。那是去年开校运会的一件事情，它让我体会到了，要想成功的话就必须坚持到最后。本来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我幻想着一跃而就，是刚开头就有结果，那该多好啊。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啊。在800米赛跑中，我跑到200米时，我好想好想停下来，希望已经到达终点了，这不就是“痴人说梦”吗?忽然旁边拉拉队的声音是越来越大声，这时身上就好像有一股无穷的力量，使我不得不快速的向前跑，最终到达了重点。而且获胜了，但是只拿了第3名，可是我还是非常开心、心情像火花一样的勇猛的旺盛起来，同学们也都一一的拥抱而过。因为我坚持到了最后。跑步是辛苦的，学习是辛苦的，但是这份辛苦，这份坚持，是靠自己的努力而成功的。我们当然要为自己的努力而开心啊。因为我们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这也让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成功就必须努力的奋斗。”
你真的想成功吗?那么请你那出你的斗志和勇气，用勤奋和坚持去做每一件事情，那么成功一定会在终点迎侯您的。
意味着我国科研水平又上了一个台阶。其科研成果为世界所认可，并且在世界范围各自领域发挥了实用价值。也反映了我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战略的显著成绩。
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实力，说明我们国家论文还是很优秀的，人们发表的东西非常多，有很多的人才，科研水平有了进步。
中国最近的科技发展成就有以下:
一、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世界上首颗量子实验卫星“墨子”号送上天空，这将使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
二、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神威太湖之光"；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超算大会(ISC)公布了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TOP500榜单,由中国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的"神威太湖之光"以超第二名近三倍的运算速度夺得第一。
三、神州十一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成功发射升空。神州十一号飞船2016年10月19日3时31分，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并进行一系列的空间实验。
四、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直径500米，全球最大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简称FAST，也被称为“天眼”，在贵州喀斯特天坑中正式启用。FAST将在未来10年至20年保持世界一流设备的地位，成为中国和世界天文学研究的“利器”。
五、核聚变实验装置“人造太阳”；“人造太阳”实验装置在电子温度超过5000万度，持续时间达102秒的超高温长脉冲等离子体放电。这一重大成果标志着中国在稳态磁约束聚变研究方面继续走在国际前列。
我国国际顶尖期刊论文数量排名上升2位，这一排名具有什么意义？下面就我们来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探讨，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们。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下称中信研究所)在北京公布了《2021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结果报告显示，中国出色高新科技论文整体产出率稳步增长，国际性顶级期刊论文总数排名世界第二，升高2位；高被引论文和网络热点论文再次排名世界第二。
特别注意的是，统计分析汇报中的国际性论文有关指标值显着。例如，依据国际性论文被引入的频次统计分析，中国在管理科学、有机化学、电子信息科学、工程设计等四个行业排名世界第一。与往年对比，它提高了计算机行业；国际性顶级期刊论文总数排名世界第二。
2011-2021年，中国10个课程造成的论文占比超出全球该课程论文的20%。原材料、有机化学、电子信息科学和工程设计论文当今世界排名第一，农业科学、细胞生物学、自然环境与生物学等10个行业的论文当今世界排名第二。
不仅如此，中国国际性顶级期刊的论文总数还升高到全球第二位。2020年，有15种国际期刊被引入超出10千次，影响因素超出30次，共发布论文2.55万篇。在其中，中国发布了1833篇学术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排名世界第二，比2019年升高了2位。
备受关注的高被引论文。网络热点论文总数，持续保持全球排名第二。截止到2021年9月，在我国高被引论文4.29万篇，占全球市场份额24.8%，比2020年提高15.5%，全球排名第二，占世界市场份额近2个点。在我国网络热点论文1515篇，占全球总产量的36.3%，比2020年提高10.2%，全球排名第二。
据了解，为正确引导科技管理机构和科技人员从关心论文总数向关心论文品质和知名度变化，激励原创设计自主创新，中信研究所积极推进进行出色论文点评科学研究，关心高品质研究成果的奉献和危害。2020年，在我国出色高新科技论文46.38万篇，比2019年提高19.8%，在其中出色国际性高新科技论文21.60万篇，中国出色高新科技论文24.78万篇。临床医学专业、有机化学、光电、通讯、自动控制系统、分子生物学是出色论文总数最大的课程。
中国国际交流论文总数稳步增长，变成2021年汇报的又一闪光点。2020年中国发布的国际性论文中，国际交流论文14.45万篇，比2019年提升1.44万篇，提高11.1%。国际交流论文占中国发布论文数量的26.2%。中国创作者作为第一作者的国际交流论文占中国全部国际交流论文的69.3%，合作方涉及到169个国家和地区。
高中生发表论文，在SCI上可以被高等学府破格录取吗？应该来说的话，如果你发表这个论文的话，应该这个应该破格的话，可能就是加分破格录取，可能也是比较少见的，但是要特别突出的
高中阶段如果能发表一篇国际期刊的英文Sci论文，无论在什么期刊上的，都可以证明你的实力，很有说服力，所以，如果是第一次发表，可以不必太在意期刊，只要选择一个与论文内容相符的期刊发表即可。当然，如果发表论文的期刊档次越高，说明你所做工作越重要，创新性越强，越有价值，同时，也说明你的实力越强。祝你好运，成功发表人生中的第一篇国际期刊论文。
学术论文在指导科学决策,评价科研绩效,分配科技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整理了高中生发表学术论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一、引言：美国学术自由的历史渊源
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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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中学三名高中生的论文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这是一篇关于机器学习上的算法创新和运用创新方面的论文。
宁波中学三名高中生的论文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
在看到这篇热搜的时候，让我感到这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热搜，宁波中学的三名高中生的论文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这则消息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和我是一样的感慨，他们感慨的是现在的高中生都如此的厉害了，高中阶段就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成果，真的令人欣慰。
这三名高中生发表的是关于什么方面的论文
在对这三位高中生能够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惊叹的同时，大家一定也非常好奇这到底是一篇关于什么方面的论文吧，据其中的一位同学介绍，他们的这篇论文主要是关于机器学习上的算法创新和运用创新方面的，他们将人在循环引入到结构预测领域，这是一种算法上的创新，他们将这种创新的算法通过对ML（机器学习）和DL（深度学习）的综合应用，实现了对电影票房预测准确度的提高，能够给发行商和投资商提供更好的参考价值。
这项研究成果不仅能够把人在循环引入数据预测方面，还能够对其他领域的数据进行预测，从而在其他研究上给予启发作用。很多网友都不仅感叹，这三位学生，在高中时期就能够取得这样具有研究性的学习成果，真的是令人既惊喜又欣慰。
这三位高中生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现在的新生代青少年有着过去人们不曾拥有的优越的学习条件，这些条件为他们创造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也让这些孩子们有了更加开阔眼界的机会，希望这些有志的青少年们对自己的特长和未来的方向有更加清晰的认知，将来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