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积极：1、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2、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消极：1、有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2、经营管理腐败。够经典了吧！ 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日本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995.1〕）（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一）政治方面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1999.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1998.5]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二）经济方面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2001.6]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95.1]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三）军事方面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1]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四）教育方面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2003.6]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人物及思想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2001.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1.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5.2]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1987.4]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91.4]
男，汉族，1970年5月生，河南登封人，副教授职称，中共党员。1991.9～1995.7 郑州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就读。1995.9～1996.7 登封五中任教。1996.9～1999.7 郑州大学中国科技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统招）。1999.9～2004.7 河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任教。2004.9～2008.1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术与文明研究中心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公费）。2008年元月至今，河南科技大学任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社会兼职：鸦片战争博物馆特约研究员，负责国家文物局在2006年启动了“明清海防遗存保护前期研究”工程中的船炮问题研究。二、1999年9月～至今的科研业绩主要从事中西军事科学技术史与科技哲学研究，2002年以来，发表的论文有40多篇，其中独著35篇，其中北京大学2008年版认定的中文核心期刊25篇（含2008～2009年版认定的CSSCI来源期刊20篇）。所发表的论文中被《国务院参事室文摘》转摘1篇；《中国社会科学报》转摘1篇；《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论点摘编1篇；《新华文摘》论点摘编2篇；《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复印3篇；《高校文科学术文摘》论点摘编3篇。主持或参加的国家级课题2个，出版书籍2部。2009年度获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荣誉称号。参加的课题[1] “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2006年度“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火炮材质比较研究”项目， 项目编号：2006BAK20B003，两个研究者中的第一负责人，2009年6月结项。[2] 2007年度国家重大社会科学课题清史工程三级项目～《清史图录·军事卷》两个研究者中的第二负责人。项目编号：200710120503005。（2）近5年发表的论文如下：[1] 刘鸿亮：《侵华英军“利炮”探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6号（第133期）第3版。五千字。[1] 刘鸿亮：《洋务运动以前中国火炮的盛衰》，《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6-8。五千字。[2] 刘鸿亮：《鸦片战争时期中英炮弹研究再析》，《史林》2010，（3）：86～99。2万字。《史林》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3] 刘鸿亮、张建雄：《鸦片战争时期清朝复合金属炮技术盛衰的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2）：86～93。1.5万字。《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4] 刘鸿亮、孙淑云：《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铁炮射速的比较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5）:71～77。1.5万字。《国务院参事室文摘》2009年11月8日转摘；《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3日转摘。《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5] 刘鸿亮、孙淑云、牛书成：《鸦片战争时期中西铁炮制造技术优劣的比较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8）:103～108。1万字。《自然辩证法研究》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6] 刘鸿亮、孙淑云：《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卡龙炮技术的初步研究》，载《社会科学》2009,（9）:145～153。1.5万字。《社会科学》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7] 刘鸿亮、孙淑云、李晓岑、李斌：《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的调查研究》，载《海交史研究》2009，（2）：104～127。3万字。《海交史研究》为专业性期刊。[8] 刘鸿亮、张建雄：《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龚振麟铁模炮技术的研究方法新谈》，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3）：16～26。2万字。[9] 刘鸿亮、孙淑云：《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铁炮材质的比较研究》，载《清华学报》（台湾），2008，（ 4）：563～598。4万多字。台湾《清华学报》为国际性期刊和SSCI来源期刊，是中国最早在刊名上缀以“学报”二字并以学校名义出版的学术期刊。[10] 刘鸿亮、孙淑云：《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炮弹的技术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3）：63～68。1万字。《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1] 刘鸿亮：《明清两朝红夷大炮的射程问题研究再析》，载《历史档案》2007年第4期，1.5万字。《历史档案》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2] 刘鸿亮：《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发射火药的技术研究》，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111～118。2万字。《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7年第5期（页192）做了论点摘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 中国近代史》2008年第1期做了论点摘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3] 刘鸿亮：《关于16～17世纪中国佛郎机火炮射程的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2006，（10）：185～192。1.5万字。《社会科学》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4] 刘鸿亮：《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的性能比较》，载《清史研究》2006，（3）：31～43。2万字。《清史研究》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页187～188）2006年第6期有论点摘编；《光明日报·文摘报》2006年9月8日论点摘编；《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41～51页）》2006年第11期全文转载；《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6年第6期（页186）做了论点载编。[15]刘鸿亮：《明清两朝红夷大炮的兴衰与两朝西洋火器发展比较》，载《社会科学》2005，（12）：86～95。1.5万字。《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明清史》2006年第2期全文转载。《社会科学》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6] 刘鸿亮：《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翻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5）：87～90。1万字。《新华文摘》2005年第23期做了论点摘编。《自然辩证法研究》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7] 刘鸿亮： 《徐光启对（崇祯历书）的编译与其实际成效的问题研究》，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10～114。1万字。《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18] 刘鸿亮：《明清之际红夷（衣）大炮的射程及其问题研究》，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3）：78～83。1.2万字。《新华文摘》2005年第1期（页161）有论点摘编。《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19] 刘鸿亮：《科技：是天使抑或是魔鬼》，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4，（1）5～7。0.5万字。《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4年第4期全文转载。《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0] 刘鸿亮：《明清王朝红夷大炮的盛衰史及其问题研究》，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1）：1～5。1万字。[21] 刘鸿亮：《徐光启与红夷大炮问题研究》，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42～47。1万字。《高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5期有论点摘编。《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 [19] 刘鸿亮、杨超华：《中国大学“泛行政化管理”模式与“量化考核”评价机制亟待改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07，（2）：101～102。0.5万字《自然辩证法通讯》为国家一级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0] 刘鸿亮．《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博士官”现象的一些思考》，载《中国行政管理》2005，（1）：50～53。1万字。《中国行政管理》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1] 刘鸿亮、岳秀红：《透析高校师资管理中的“人才流失”现象》，载《教育探索》2005（1）：55～570。8万字。《教育探索》为2008年版中文核心期刊。[22] 刘鸿亮：《“博士官”问题探析》，载《中州学刊》，2005，（1）：77～80。1万字。《中州学刊》为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23] 王冰峰、刘鸿亮：载《高校师资管理中的“人才流失”和“以人为本”问题的几点思考》，《湖北社会科学》2004，（11）：141～143。1万字。[24] 刘鸿亮：《“博士官”现象在高校干部管理中的一些思考》，载《扬州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4，（5）：62～65。1万字。[25] 刘鸿亮、李清聚：《高校教师授课满意度以“学生评教为第一”的辨证再思考》，载《大学教育科学》2004，（3）：57～60。1万字。[26] 刘鸿亮：《透析高校教师“两栖化生存”现象》，载《华北电力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87-89。1万字。 [1] 《中原文化大典-科技典-化学卷》，2008年4月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是2001～2006年全国重大出版工程、河南省文化建设重点项目、河南“国书”之称，10万字。[2] 《科学技术史》，独著15万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3] 《中英火炮与鸦片战争》，独著35万字，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拟出版。[4] 《中英战船与鸦片战争》，独著28万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拟出版。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给中国带来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学）、新式军队（满清新军）、新思想（共和）、铁路、重工业（矿山铁厂）等影响后世的成果.在文化交流、商务往来、科学技术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洋务运动时期建立的机构和系统今天还能见到,如：邮政系统、电信系统、铁路系统、招商局、江南造船厂、交通银行等均由晚清延续至今.洋务运动的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缺乏完整的计划、主事者识见不足、守旧人士的反对、官僚政风的败坏等. 例如慈禧太后,挪用军费起建颐和园,又极力阻挠洋务运动的发展.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指出,所谓「洋务」乃由於西方社会注重效率,与中国传统社会习惯大相迳庭.每一件兵器的使用,都受到传统文化、思想之约束,而这些都是在每一方面都受到影响.如开办各类实业工厂,社会上需要有各类商业组织作配合,如零件、银行、保险等等,但这些在十九世纪的中国都全付阙如；会计没有完善的管理概念,使会计帐目不能有效核实；人事管制漫无标准,盖因传统文化欠缺现代人事管理思维.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也有一定成就,影响日后中国的发展.洋务派抵制商品输出,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中国在洋务运动其间引进西学,促进思想开放.而引入西方科技,则令中国开始现代化.期间创办的同文馆,培育不少人才,在外国留学的学生,习得技能,这些学生对西方科技有一定认识,他们对中国日后发展有莫大帮助.
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自下而上。当时的中国已病入膏肓，统治阶级无力回天，一味学习西方科技，“中体西用”是行不通的，只有彻底变革政治体制，中国才有出路。洋务运动的失败也是政治制度的失败。 整个洋务运动缺乏一个健全、有力的领导核心，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务派官员自身的近代化修养不足，没有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相反，洋务派企图靠单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剥削制度，试图在中国搞所谓的“中体西用”，即用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容器，去盛载西方的先进技术，对两者的内在矛盾认识不足，因此必然导致失败。
呵呵,你口气倒不小,什么都不给就说要全面的!世上能有白吃白喝的吗!你还是自己想吧,能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 咸丰 同治） ，中华书局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杨家骆主编《洋务运动文献汇编》，世界书局1963年 顾廷龙、戴逸主编 《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人民出版社1988年 夏东元《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这些都看完的话，我感觉你对这段历史应该就非常熟悉了，与洋务运动相关的书都是比较久远的了，相信你一定能好好学习。加油！！！
洋务运动既是清政府保皇自救的一种手段，也是晚清政府为了改革创新，积极地适应社会的潮流，为日益腐败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使晚清平民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总的来说是积极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有限度的阻止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洋务运动中留学输洋这一条，为中国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如詹天佑、鲁迅、顾维钧（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民族英雄）......太多太多。还有就是北洋水师、马尾造船厂、江南造船厂、开平煤款、滦平煤矿、汉阳军工厂（汉阳造，很有名的）等，总之，洋务运动的积极性贯彻了中国一百多年，直至抗日战争时，汉阳造仍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军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开平煤矿仍是中国最大的煤矿，江南造船厂，今天还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总之，洋务运动的伟大使中国人至今受益。 明治维新是如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进行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很显然地，明治维新已经超出了当时日本统治者所期望的需求，它带来的方方面面使国贫民弱的日本转瞬间跨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到300多年的历程，所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对日本，甚至与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明治维新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了拒绝，而日本则选择了门户洞开。结果，20年之后的甲午战争将两个国家彻底区分开来，日本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直至在大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轴心国组织，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
高阳作品集：李鸿章(第四辑）共二册 作者：高阳 著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高阳历史人物传记小说中极具分量的《李鸿章》和《翁同歙传》两个长篇。这两部作品均取村于清朝历史上的李鸿章和翁同歙，把他们的真实事迹和历史风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的是是非非，以及围绕着他们而产生的许多历史故事连同他们所处的时代位置，本书有颇为独特的描绘。 原来李鸿章 作者：牛贯杰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内容提要 法国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曾说：“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历史，因为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 在今天这样一个飞速前进的时代里更是如此，更多的人希望能了解我们的过去，借以关注我们的未来。“历史大讲堂”系列的宗旨便在于此——将过去以简约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将历史纳入读者的理性思考和人文观照之中。由此，历史便不再仅仅意味着过去，它更将使我们注意到将来。 建海军，造炮舰，开矿山，通火车，派遣留学生……暗沉沉的大清帝国涌进来的每一缕新鲜空气都与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也同李鸿章这个名字紧紧相连。 读李鸿章的生平，读到的不是一个李鸿章的个体起伏波折的人生曲线，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没落的王朝，负隅顽抗，苦苦挣扎，却终于无可避免地陷落到灭亡的命运里的无奈。 作者简介 牛贯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主要从事明清经济与另 近代政治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讲《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古代社会史》。著有《多元视野：17-19世纪中国的市场与经济发展》、《晚清中国统治格局研究》（合著）、《清史十五讲》（合著）等。 李鸿章幕府——晚清四大幕府丛书 作者：牛秋实，范展，高顺艳 著 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内容提要 关于幕府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的热点，围绕幕府的兴起与发展，人们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所以，任何争论都有助于学术的繁荣与发展，取消争论，也就意味着对学术的专制与无知。 李鸿章在幕府的实践中，企图把办事能力和专业化作为幕府成员的标准，但即使他在其幕府中真正做到了，也不能改变清朝以士大夫为科举进身的那些官僚们仍然陷于热衰谈论道德问题而不是实际问题的事实，李鸿章的努力只不过成为清朝无可挽回的衰落的点缀品而已。当他在最后辛苦经营海军的时候，中国的官僚们还在和平的颂歌中拼命地削减海军的军费。
洋务运动既是清政府保皇自救的一种手段，也是晚清政府为了改革创新，积极地适应社会的潮流，为日益腐败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使晚清平民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看到了自身的差距......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总的来说是积极地，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有限度的阻止了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为后来民国时期的中国工业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洋务运动中留学输洋这一条，为中国成就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如詹天佑、鲁迅、顾维钧（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民族英雄）......太多太多。还有就是北洋水师、马尾造船厂、江南造船厂、开平煤款、滦平煤矿、汉阳军工厂（汉阳造，很有名的）等，总之，洋务运动的积极性贯彻了中国一百多年，直至抗日战争时，汉阳造仍是中国军队的主要军工厂，新中国成立后，开平煤矿仍是中国最大的煤矿，江南造船厂，今天还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基地。总之，洋务运动的伟大使中国人至今受益。 明治维新是如本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所进行的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很显然地，明治维新已经超出了当时日本统治者所期望的需求，它带来的方方面面使国贫民弱的日本转瞬间跨越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0到300多年的历程，所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对日本，甚至与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明治维新与中国的鸦片战争发生在同一时期，但不同的是，中国选择了拒绝，而日本则选择了门户洞开。结果，20年之后的甲午战争将两个国家彻底区分开来，日本从此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直至在大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轴心国组织，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
洋务运动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侵略的晚清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又称晚清自救运动、自强运动。该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洋务运动进行30多年虽然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但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根本的指导思想是“自强”、“求富”。其分类思想就是“ 师夷制夷” 、“中体西用” 八个字。前四个字“师夷制夷” 表明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关系，即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辟道路。
最近刚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终于发现一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了。如果你照着书本上理解，那么一定是腐败，思想落后，体制不行。这都是对的，但是，那是废话。如果你是为了找个答案，就照着这些废话答。如果你是想搞清楚为什么，那你就要好好看看我的研究结论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历史久远，我不能说完全了解了。就目前可以从网上查到的大概史实，可以得出如下一家之谈。我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清朝没有继承明朝的特务制度，没有完善的特务组织。这是现代国家的必备组织。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锦衣卫，乃至后来的明朝东厂和西厂，在中国古代文人眼中自然是罪大恶极，可是作为现代国家，没有特务组织行吗？苏联有契卡和克格勃，纳粹德国有盖世太保，英国著名的007间谍更是风靡全球，美国也有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的脚步踏至全球。然而清朝有什么特务组织呢？清朝，就只有康熙皇帝制定的密折制度，基本上就是靠揭发，尤其是官员之间的揭发，和明朝的特务机构的专业程度比，简直就是太失败了。清朝失败的特务制度，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没有发现清朝重要的淮军洋务大臣李鸿章，乃是西方共济会下罗斯切尔德财团的中国代理人，而这样的代理人，比比皆是。李鸿章通过兴办洋务，签署卖国条约，从中捞取回扣，在世界上已是人尽皆知，唯独中国人不知。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听说有人把李鸿章比作中国的俾斯麦，发出长叹：但愿我死后不会被称为德国的李鸿章。其中意味深长。不仅如此，李鸿章甚至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蓄意误导北洋水师，甚至将本来就很短缺的精煤运送给日本联合舰队，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暴利居然盗卖弹药给日本军队。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通过上海候补道张鸿禄向日本军队出售大米等粮食。李鸿章本人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袒护之意。对清军抓获的间谍，李鸿章不仅不杀，还以杀了要赔钱为由，送给他们路费，释放他们回国。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实际上根本就不受清政府控制。我看我们现代的很多电视剧，往往将近代中国共产党的内部肃反当做反面形象来描述，的确不是个滋味。肃反扩大化，的确是不应该，但是，没有理由因此就否定肃反工作。试问，世界上那个国家能够没有内务安全机关和情报机关，还能独立存在？没有肃反队伍的国家，他的军队就会像北洋水师那样不明不白地被消灭掉。试问，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日舰无一损失，放到哪里都说不通。因此，在卖国贼李鸿章参与的洋务运动里，其失败的命运是在所难免了。其次，洋务运动缺乏系统的国家战略。战略上失败了，在战术上再成功也是无意义的。洋务运动兴办洋务，引进坚船利炮，甚至自主制造，这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这条路的目标是什么，我看，他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洋务派可能都没有收复国家主权，建立强大的现代国家的经济体系的认知。他们最多恐怕只是想用洋枪洋炮洋务来苟延馋喘，这在经济上必然导致失败。我在这里纠正一个看法，那就是洋务运动因为没有实施制度改革，所以失败了。这种观点是没有错的，但是属于废话。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当然要因势利导地进行一些制度改革，以适应富国强兵的需求。洋务派的确止步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洋务派需要做的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化的那一套，那是不对的。这是因为，相对于帝国主义，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当时已经非常弱小了，必须用国家集中资本的办法，尚可有一条生路。 第三，洋务运动的国防工业缺乏强大的经济支柱。国防工业，没有不赔钱的。这是因为现代国家谁也不会停止先进武器的研发，但是谁也不会把关系到本国安全的先进的武器出口出去。国防产品不同于消费产品，它注定是要赔钱的。洋务运动最失败之处，就是没有利用国防工业夺取国家主权，再利用国家主权发展国民经济，从而利用经济增长的税收来资助国防工业的发展。只有走上了这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才有不断发展的可能，否则，必然是国防工业不断消耗国家有限的财政，最终不得不自行消亡。第四，洋务运动没有引进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听说他们有成本核算和现代会计这回事。他们的初期投入往往是不计成本的。洋务运动严重缺乏自主人才，即使是引进技术，其官员也不懂技术，而是委派给洋人来引进。一个国家的国防工业依仗外人，还有什么国防机密可言，这无疑是引狼入室。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的。福州船政可以制造出近海巡洋舰平远号。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LangWilliam M）（又是个洋人）对该舰检查后甚为满意，于1890年5月16日调归北洋海军，更名为“平远”。该舰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旧中国的国防工业，始终被资金不足的梦魇萦绕，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那种荒唐地以为，洋务运动失败，是因为走的是官办企业的道路，而不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道路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承认，封建社会的官办企业是落后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的，计划经济下的企业，是讲究成本核算的，但更重要的是，计划经济的苏联和新中国，都是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的，拥有强大的国家财政来支持国防工业的发展。那种以为搞个什么市场经济，就可以带活洋务运动的想法，在帝国主义殖民旧中国的历史背景下，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洋务运动是一场由失败的封建大地主统治阶级领导的自救运动。
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出现了暂时的“中外修好”的和局，清政府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而采取了一系列“自强”“求富”的措施，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摆脱“内忧外患”维护封建统治，但这一运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
并且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国防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1、洋务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2、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
3、洋务运动打开了封建教育制度的缺口；
4、洋务运动促使了国防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