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威力特别猛，它能够抵御外敌，有着很好的保护国家的作用。
威力其实还算可以，射程远，很适合攻城，但是太过于笨重。
清代的“三匝铁炮”，他的威力是很大的，也很有进步，并且十分的有发展空间，还可以做到更好。
这些大炮都是属于文物，博物馆要对它们进行保护。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
明清家具同中国古代其它艺术品一样，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底蕴，而且具有典雅、实用的功能，令人回味无穷。明清家具的收藏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国人开始大量地搜集、收购中国明清家具，并运往海外。在后来的几十年间，西方人将中国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我国的家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取决于人们起居方式的变化。从商周到秦汉，是以席地跪坐为中心的家具;从魏晋到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交替的家具;北宋以后，是以垂足坐为主家具。其总的趋势是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但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的，还是精工细制的明式家具。优良的材质，纯朴的纹理，舒适的造型，简洁的雕饰，这些都是其它时期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体现着古人求真崇朴的思想，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中国传统家具多以较名贵的优质木材做成，这些木材均有不同的色彩和纹理，因此很少雕刻花纹，而且材质坚硬，木性稳定，能制出复杂的榫卯，以及刻出各式各样的装饰线条和花纹。所用木材有: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梨木、红木、楠木、乌木、椐木等。清代家具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其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有床座榻，屏灯笼，箱橱柜，椅凳墩,桌几案等。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至于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而在家具的作工方面，又有京坐、广作、苏作之分，使清代家具完全系统化、风格化。
中国大部分遗留下的建筑都是明清风格，工艺方面最重要的应当是将景泰篮发扬光大。还有鼻烟壶的制作
中国古代工艺美术发展史1、工艺美术：造型艺术之一，按照用途可以分为日用工艺和陈设工艺，从材料上可分为陶瓷、玉石、金属、漆木、牙角、丝毛棉织物等。它具有实用和审美双重属性。是生活和美学相结合的产物，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通过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服务于人民，工艺美术直接体现人们的生活方式。2、按照所服务的对象来分类：——宫廷工艺美术——文人工艺美术——民间工艺美术等。按照用途分类：——生活日用（实用）工艺美术品。如陶瓷、花布、家具、漆器等。——装饰欣赏（陈设）工艺美术品。如牙雕、玉器、景泰蓝、缂丝等。工艺美术的本质特征是实用性与审美性。 还具有时代性、地域性、阶级性、民族性、手工性等相关特征。3、彩陶是指绘有黑色、红色的装饰纹样的红褐色或棕黄色的陶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彩陶，故称这个时期的文化为仰韶文化，即彩陶文化。彩陶的红色和黑色纹样装饰来自赤铁矿和锰化物颜料。先民用手捏或者泥条盘出造型，用木片、卵石等工具将表面打磨光滑，再画上装饰图案，入窑烧成。彩陶工艺体现出先民的伟大创造力。4、原始社会的制陶技术是逐步发展的。经历了下列几种方法：泥条盘筑法涅制法轮制法（选土-拌泥-发酵-塑形-装饰-晾干-焙烧）5、彩陶分类（1）、仰韶文化半坡型：分布在渭河流域，陕西西安以东，到甘肃天水、平凉地区。卷唇圜底盆最典型，还有小口尖底瓶、船型壶等多种造型。装饰以宽带纹为主，还有折线纹、三角纹、斜线纹、菱形纹、瓣形纹等。鱼形纹、人面纹最具代表性。很少用曲线。（2）、仰韶文化庙底沟型：造型以大口鼓腹小平底钵最典型。壁体较少用白色陶衣。多是直接施黑色彩绘。鸟纹应用更多。直线和曲线结合，纹饰黑白双关。（3）、马家窑文化马家窑型：主要分布在甘肃和青海部分地区。造型以小口的壶、罐居多。装饰内容丰富。以同心圆为中心组成图案，曲线和直线结合。技法熟练，装饰丰满，流畅，内彩，点和螺旋纹大量运用。（4）、马家窑文化半山型：装饰有两种，（1）用漩涡纹组成装饰；（2）用葫芦形做面的分割，使装饰面分数各单位。曲线为主，锯齿纹流行，彩绘黑红相间，节奏感强。一改以前黑色为主的局面，大量运用红色彩绘。风格富丽、精巧。（5）、马家窑文化马厂型：装饰有直线、折线纹、回纹、网纹。人形纹（或称蛙纹）最具特色。6、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下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兴起黑陶文化，因为1928年最先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故称“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代表器物是黑陶(Black pottery)。黑陶采取轮制法。器型浑圆工整、厚薄均匀。封窑技术使窑温增强，提高了器物的硬度，并产生灰色和黑色陶器。黑陶具有下列特点：黑：乌黑的色彩；薄：薄如蛋壳；最薄处不足1毫米。又称“蛋壳陶”光：器表光亮；纽：具有器耳或者盖纽。7、原始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初阶段，也是工艺造物的萌芽时期。工艺美术在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原始社会的工艺美术具有如下特点：1、就地取材；2、工具的创造日趋美观、实用；3、装饰纹仰具有浓郁的宗教意义、几何化、图腾化、抽象化；4、装饰趋向于形式美感；5、技术成为工艺美术发展的主导因素。8、“青铜”是指自然铜（红铜）与锡、铅等化学元素的合金。颜色灰青，故名青铜。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前2000年前左右开始，典型特征是大量使用青铜生产各种器物，时间长达1500余年。商晚期与西周早期最为高峰，春秋晚期进入铁器时代，青铜器逐步衰退。9、失蜡法，用蜡作原料制模。外包泥浆、用火烤干即可。此种方法能生产和设计复杂的容器。10、司母戊大鼎，高133cm，长110cm，宽78cm，重875公斤。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造型雄浑大气、厚重、庄严，四柱足粗壮有力，长方形鼎腹周正雄伟、两耳挺拔，显得十分威严。司母戊大鼎以夔纹和饕餮纹为主，腹外为装饰带，铸造时需要一百人操作，用七八十个坩埚（炼铜器，公斤）11、春秋晚期鲁国的工匠总结当时的手工艺技术，写成《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朴素的工艺观。12、三代时期的青铜酒器五爵指的是：爵、斝、角、觚、觯13、金银错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工艺方法是在青铜器的表面依照图案纹样凿刻出浅槽，然后再嵌入金垠丝，经过锤打后磨平，这种装饰方法使青铜器呈现出华贵绚丽的效果，宗教气息较少，世俗气息更加浓郁。14、三代时期的青铜器装饰以饕餮、夔纹为主，具有狞厉之美。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西周晚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是我国古代铭文最长的青铜器。15、汉代灯具特点：（1）功能合理（尺度适宜、消烟除尘、挡风调光）（2）结构科学（3）造型生动、灵巧生动，优美活泼（4）装饰华丽、纹样丰富，色彩灿烂。例子：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与朱雀灯体现了艺术与科学的完美结合，长信宫灯通高48cm，宫女形象为基本造型。跪于地，头梳发髻，上戴头巾，上身下直，左手持灯座的柄，右臂高举，袖口形成向下的灯罩，像喇叭一样，体内是空心，起消烟作用，灯盘内有槽，槽内有屏板形成灯罩，可以转动，开合调节照射的方向与亮度，还可以挡风。科学性、艺术性完美统一。16、铜镜使人们关注自身的美。山字纹是战国时期铜镜的代表性装饰。规矩镜也称为“ TLV镜”，流行于王莽时期，常装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图案。17、瓦当：屋檐最前端的一片瓦叫瓦当，瓦面上带著有花纹垂挂圆型的挡片。瓦当的图案设计优美，字体行云流水，极富变化，有云头纹、几何形纹、饕餮纹、文字纹、动物纹等等，为精致的艺术品。具有代表性的如汉代的四神纹样。（青龙、白虎、朱雀、玄武）18、唐代是真正进入瓷器的时代。唐代最著名的窑为越窑与邢窑。形成南青北白的特点。越窑在南方浙江省绍兴，主要制造青瓷；邢窑在北方河北省邢台，主要制造白瓷。越窑的青瓷明彻如冰，晶莹温润如玉，色泽是青中带绿与茶青色相近。邢窑所产的白瓷，土质细润，器壁坚硬而单薄，器型稳厚、线条流畅。19、唐三彩：驰名中外的“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用白色的粘土作胎，用含有铜、铁、锰、钴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作为着色剂进行上釉，再经过800℃温度的烧制，在器表上形成色彩斑斓的釉色装饰，十分绚丽。唐三彩的色彩亮丽，有黄、绿、青三色铅釉，故名唐三彩，但不一定每件唐三彩都三色俱全，彩色斑斓。唐三彩种类很多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等。20、夹苎：（苎指苎麻纤维织的布）夹苎是用漆直接造型的的工艺方式，从木胎－脱胎，标志工艺本身的成熟。考古发掘证明发现较早的夹苎漆器是湖南常德战国墓出土的夹胎漆奁。21、金银平脱：用薄金片或银片做成花纹贴在漆器上，加漆两三层，再研磨平整，显出金银花纹由（又称推光）富丽华美.雕漆：以前在木胎上雕刻再上漆，到唐代后，先在漆胎上涂漆数十层，待一定厚度，再进行雕刻（剔红）当时刀法快，古拙，不如后来纤细圆滑。22、戗金银：宋代新创的，用特制的工具在漆面雕刻花纹，在刻纹中上漆后，再填以金粉源于战国的针刻。填金的是戗金，填银的称为戗银。23、中国青铜艺术之后，漆器工艺发展逐渐兴盛，取得伟大的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夹纻甚为流行；元代是我国雕漆发展的高峰时期，14世纪中叶，浙江嘉兴出现两位著名的巨匠 张成、杨茂；明代还出现我国古代第一部漆艺专著《髹饰录》，是由安徽新安著名的漆艺家黄成写的。清代时期形成了几个制漆中心，各具特色。如北京的雕漆、扬州的螺钿、福州的脱胎。24、渎山大玉海：墨玉酒瓮 杂色墨玉 高70厘米，宽135厘米，182厘米，重约3500公斤。可容纳酒30石，造型气势磅礴。内刻乾隆作的三首七言诗及注释.开始造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已经700多年。初置琼华岛广寒殿中，后流落到紫禁城西华门外真武庙内，道人用以菜瓮。乾隆时“合以一千金换取，置承光殿中”（北海团城）浮雕装饰极为生动，设计巧妙，“变瑕为瑜”。25、素纱禅衣：1972年发掘的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即长沙国丞相，完整的织物品和服饰达100多件。有两件轻薄透明的素纱禅衣，是我国目前仅见的最轻薄的丝织品。素纱禅衣，长128cm，袖长190cm，无色纱。这件禅衣是用作罩衫，穿锦衣外面的。古代妇女的衣服轻细，往往外罩一件禅衣，华丽高贵。其仅重49克，不足一两，如果除去领和袖口较厚重的边缘，重量仅半两多一点。26、中国刺绣历史悠久，唐代之前，多为实用以及装饰用，宋代趋向于观赏性，讲究绘画性的传神意境表现。清代形成许多地方刺绣。著名的有：苏绣、蜀绣、湘绣、粤绣四大名绣。27、年画是民间工艺中的重要门类，明清以来的著名产地有：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 。28、宋代是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各大窑系在陶瓷品种上各具特色。如定窑的白瓷；哥窑的开片；钧窑的窑变。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磁州窑，质朴豪放；南方的建窑和吉州窑窑主要生产黑釉瓷器。29、明式家具：（1）明式家具是明代到清代早期以花梨木、紫檀、红木、铁力木等高贵材料设计制作的优质家具。（2）明式家具采用榫卯结构，造型简洁，庄重质朴，线条优美；（3）不事雕琢，装饰洗练，注意自然纹理和材质美感；（4）工艺精巧，比例适度，典雅大方。明式家具式我国古典家具的杰出代表，对于现代家具设计具有很大的影响。30、陵阳公样：指唐代时期著名的织锦纹样。由窦师伦设计，因为他被封为陵阳公，故名。纹样章彩奇丽，常以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祥鸟瑞兽、仙花瑞草为题材，图案采取对称形式，取意和睦吉祥，艺术效果很好。31、宝相花：是唐代流行的织锦花卉纹样，在其他工艺美术中也用作装饰。基本构成多是以牡丹、荷花、菊花为主题，再配上规则排列的联珠，造型丰满，层次繁密，以推晕法表现鲜艳的色彩，装饰性强，富丽堂皇，含有宝相，艺术价值高。32、纳失失：指古代加金织物。又称织金锦。一般有片金和捻金两种。约始于战国，元代时期极为盛行，为统治者独享的织物。也叫“纳克实”、“纳石失”、“纳失思”等。缂丝：我国传统工艺之一，新疆楼兰曾出土汉代缂丝，也称刻丝，克丝。现在仅苏州有制造。33、云锦：明清时为官廷织物，用于服饰、赏赐，富贵华丽绚烂如云霞（南京生产）。有妆花，库锦，库缎等。我国陶艺发展到明代进入彩绘的世界。明代以前，陶瓷以青瓷为主；明代以后：白瓷发展快，为陶瓷装饰与审美开拓了新的天地。景德镇成为全国陶瓷中心。江苏宜兴被称为陶都，生产紫砂陶器。明代官窑器开始用年号题款。34、斗彩（逗彩）：创烧于明代成化时期。即先用青花料描出轮廓，上釉烧成青花之后，再在釉上彩绘，填入五色，色彩艳丽，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绘结合。各种色彩争奇斗艳，故名“斗彩”，成为后世争相仿制的对象。成化时期斗彩以酒杯著名。成化鸡缸杯，以装饰鸡纹为最，成化彩绘多为平涂，故称“成窑一件衣”，风格秀丽清雅。35、五彩：是成化斗彩之后的又一新品种，以明代嘉庆、万历时期较突出，清代康熙时也有很大发展。是斗彩的再发展，青花颜色的地位较斗彩弱，或成众色之一。红、黄、绿、褐、紫等为主。36、清代粉彩：创于康熙时，流行于雍正时期。颜料中加玻璃白（砷）使颜色烧成后软化，柔和，淡雅。故又称软彩。格调文雅，深受宫廷喜爱。以绘画题材为装饰，艺术价值很高。37、珐琅彩：即古月轩瓷器，康、雍、乾三代时名贵用器，内廷赏玩，在瓷胎上用进口的珐琅料绘制花纹，入窑烧成，又称为“瓷胎画珐琅”。受明代“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影响而发展的。创于康熙年间。乾隆时期最流行。做工考究，装饰细致繁缛、华丽。
清代语言学研究辉煌成就之探究 摘 要：较之前朝，语言学的研究在清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清代的论著和研究成果都堪称近代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巅峰阶段。关键词：清代 语言学 古音学 训诂学 顾炎武 戴震 乾嘉学派 段玉裁 对清代而言，语言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朝语言学研究不足的一种弥补。梁启超说“ 清学之出发点,在于对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清代学术概论》）由此可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改朝换代的标志。另外，清朝由于刚刚建立了政权，巩固政权成了首要的任务。于是，清朝初期朝廷采用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导致了知识分子放弃了文学方面的创作与研究，转而投身到古籍之中，复古读经，“都力图从古代典籍中去探求古圣贤的真意, 以矫晚明不学之弊, 学风为之大变”[1] 。梁启超说：“ 清学之出发点, 在于对宋明理学一大反动。” （《清代学术概论》），清代的知识分子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直接推动了清代语言学的发展。清儒以古音学为本，触类旁通，涉足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尤其在古音学领域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他们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务实的思路和朴实的作风有的放矢地耕耘在语言学这片土地上，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而宝贵的遗产。 一、良好的开端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这句话用在清代的语言研究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清代语言学研究风气的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 重证据、重材料, 不主观臆测。梁启超说，“ 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清代学术概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前朝遗老们开创了清代的朴素治学风气的先河，奠定了整个清代语言研究的古朴传统，这些就是清代语言学研究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最根本的保证。在明代学者的基础上，清儒着手构建完整的古音体系。作为科学古音学的奠基人，顾炎武以其独到的见解首创了上古韵部的分类。顾炎武认为，“读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一方面继承了明末学者陈第的古音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他通过对古籍笺释、搜补、辨伪、辑佚并与实际调查相结合、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古音。在古音学研究的道路上，顾炎武以筚路蓝缕之功为后代的学者开辟出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他从实际材料出发，从事实上得出结论，纵然“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纵然后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精益求精，做到了更好，但是顾炎武在对语言学研究作出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提到顾炎武就不能不提他的两部堪称清代音韵学和训诂学的奠基巨著——《音学五书》和《日知录》，梁启超是这样评价《日知录》的：大抵亭林所有学问心得, 都在这书中见其梗概。每门类所论的话, 都给后人开分科研究的途径。而《音学五书》更是称得上是清代音韵学研究的源泉，“无人不把开辟的功劳归到顾炎武的身上”。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学者们为后代的学者夯实了语言学研究——特别是古音学研究的基石，他们的为人与治学都为后世的学者们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二、优异的传承康乾盛世的和谐局面也为学术研究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为后来乾嘉学派的大发展大繁荣做了良好的铺垫。乾嘉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胜景，著名的语言学家有江永、戴震、钱大昕、段玉裁、桂馥、王念孙、江有诰等，语言学名著有《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声韵考》、《声类表》、《尔雅正义》、《说文解字注》等。乾嘉时期，古音研究压倒了切韵和审音的研究，占据着语言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何九盈先生认为，“古音学的发展是乾嘉语言学兴旺发达的决定性的原因” 2。乾嘉时期的古音研究是在顾炎武建立的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除了有前人准备充分的基础以外，乾嘉学者自身的重视以及“这门学科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获得前所未有的发挥” 3。青年时代的戴震在其著作《转语十二章序》中就指出：“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这说明他很早就认识到古义与古音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戴震后来还提出“因声知义”等论点，这给他自己和后来的学者指明了一条研究的方向。乾嘉时期，古音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江永在顾炎武的基础上分古韵为十三部，段玉裁分古韵为十七部，王念孙分古韵为二十一部。古韵分部更加细致，加上戴震和孔广森的古音对转理论的提出，这一切都为古义研究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乾嘉时期的古义研究与古音研究达到了相同的高度，古义研究以段玉裁和王念孙为代表，他们秉承顾炎武的务实方法，在研究的道路上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段玉裁历时十九年而著就的《说文解字注》虽然在今人看来有不少偏颇和错误，但就当时来讲已是很大的进步。段氏《说文》直承戴震形、音、义互求的研究方法，他阐明了许慎的编撰体例，并能够以语言学理论观点为依据从整体上分析语言、文字的形、音、义，并提出规律性的认识。此外，段玉裁还在词汇学研究方面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与段玉裁同出戴门的王念孙笃好经术，著作不多，有《广雅疏证》《读书杂志》《释大》等。 王念孙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三方面：首先，“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其次，注重研究复音词，对汉语复音词的内部语义构成作了深入分析，分出了其中具有同义语素的一类，即“连语”，揭示了“凡连语之字，皆上下同义，不可分训”的本质特征。第三，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揭示了许多修辞条例和语法规律，特别在虚词训诂方面功不可灭。 三、后代的传续道光往后，清朝的统治逐渐走上了下坡路，这段时期内的语言学研究也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他们在整个的研究范围上并没有突破前人的研究领域，而且晚清的学者们依旧保持了自清初传承下来的朴学的思想和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他们着重做到因声求义、注重考源溯流、力求旁征博引。有“道咸之冠”之称的俞樾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朴学之风，他提出和使用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晚清训诂学以及后代训诂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已经注意到了词义和训诂的联系与区别,注意到词的存储义与使用义的区别，认为训诂要“随文释义”。他在训诂实践中反对附会穿凿,追逐新奇的做法,认为只要训诂可通,符合文意即可。作为晚清实训派训诂的代表人物，俞樾提出了以子证经的训诂方法，他还破通假、求同源、通语法、辨语义求训诂，此外在训诂实践中，他大量运用转语理论、右文理论等。 总而言之，清代的语言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卓著的成就是与清儒们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视，与清儒们的科学、正确的方法，与清儒们脚踏实地、朴实的治学作风以及他们有的放矢、突出重点是密不可分的。摘自新浪网友，谢谢。
1．《试论孙炎的语言学成就》，《古籍研究》1987年第4期。2．《试论汉语委婉修辞格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87年第6期。3．《中国现代史上的广东语言学家》（合作），《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4．《试论古汉语修辞中的层次性》，《淮北煤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5．《“乡思”呼唤着“月夜箫声”－－香港诗人杨贾郎〈乡思〉〈月夜箫声〉赏析》，《语文月刊》1988年第5期。6．《中国哲学思想在汉语辞格形成中的投影》，《营口师专学报》1989年第1期。7．《试论吴方言数词的修辞色彩》，载《语文论文集》，百家出版社，1989年10月。8．《试论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与成就》，《岭南文史》1990年第2期。9．《〈经传释词〉在汉语语法学上的地位》（合作），综合类核心期刊《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字学》19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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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5．《中国风格学源流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66．《语言理论新框架的建构与21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云南省一级学术期刊《学术探索》（云南）1999年第1期。67．《修辞学转向与现代语言学理论》，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9年第2期。68．《论夸张》，载《中国第一届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师范大学1999年6月。69．《论修辞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核心期刊《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70．《平淡情事艺术化的修辞策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71．《修辞主体论》，《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72．《方言研究：透视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云南省一级学术期刊《学术探索》1999年第3期。73．《[请读我唇]三人谈》（与宗廷虎教授等合作），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语文建设》1999年增刊。74．《看文人妙笔生花，让生命得到舒畅——评沈谦教授[林语堂与萧伯纳]》，台湾《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总508期）。75．《修辞学研究新增长点的培植与催化》（与宗廷虎教授合作），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1999年第4期。76．《借代修辞文本建构的心理机制》，全国人文和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第2期选摘。77．《论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嬗变之历程（上）》，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第54号（1999年）。78．《[金瓶梅]的语言艺术》，载《经典丛话·金瓶梅说》，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79．《中国古典言情小说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台湾《国文天地》2000年第1期（总181期）。80．《论中国现代修辞学发展嬗变之历程（下）》，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第55号（2000年）。81．《评黎运汉著[汉语风格学]》（与宗廷虎教授合作），《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12月9日第2版。82．《论比拟修辞文本的表达与接受心理》，《深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83．《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论中国文学中的双关修辞模式》，台湾《国文天地》2000年第4期（总184期）。84．《委婉修辞的语用学阐释》，载《语文论丛》第6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85．《修辞学研究的深化与修辞学教材的改革创新》，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1年第1期。86．《比喻修辞文本的心理分析》，《平顶山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87．《论精细修辞文本的心理机制》，全国优秀社科学报《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88．《异语修辞文本论析》，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1年第4期。89．《语言的艺术：艺术语言学的建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90．《论旁逸修辞文本的建构》，湖南省一级学术期刊《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91．《论拈连修辞文本》，《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92．《论结尾的修辞策略》，《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93．《顶真式衔接：段落衔接的一种新模式》，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2年第2期。94．《论顶真修辞文本的类别系统与顶真修辞文本的表达接受效果》，《平顶山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95．《论锻句与修辞》，《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96．《吞吐之间，蓄意无穷——留白的表达策略》，台湾《国文天地》2002年8月第18卷第3期（总207期）。97．《关于建立言语学的思考》（合作），武汉大学《长江学术》第3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1月。98．《论事务语体的修辞特征及其修辞基本原则》，《平顶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99．《从统计分析看“简约”与“繁丰”的修辞特征及其风格建构的原则》，中国语言学核心期刊《修辞学习》2003年第2期。100．《与时俱进：语言学由理论研究走向应用研究的意义》，《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101．《基于计算分析的法律语体修辞特征研究》，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102．《论学习修辞学的意义》，《平顶山师专学报》2004年第1期。103．《论起首的修辞策略》，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104．《论口语体的基本修辞特征和修辞基本原则》，载《语文论丛》第8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105.《平淡风格与绚烂风格的计算统计研究》，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106．《韵文体刚健风格与柔婉风格的计算研究》，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107．《庄重风格与幽默风格的计算统计研究》，《渤海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108．《中国修辞学：走出历史偏见和现实困惑》，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109．《从<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与原本的比较看王希杰教授修辞学的演进》，载《修辞学新视野》，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110．《从计算分析看文艺语体的修辞特征及其修辞基本原则》，《修辞学论文集》第七集，新华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111．《评谭学纯、朱玲》，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112．《关于建立言语学的思考》(合作)，《言语与言语学研究》，崇文书局，2005年8月出版。113．《话本小说“正话”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的修辞学研究》，载《语言研究集刊》第二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114．《话本小说“篇首”的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115．《话本小说“篇首”的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116．《话本小说“题目”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17．《话本小说“头回”的结构形式及其历史演进的修辞学研究》，核心期刊《复旦学报》，2006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7期全文转载。118．《论修辞学与语法学、逻辑学及语用学的关系》，《平顶山师专学报》2006年第4期。119．《汉语外来词音译的四种特殊类型》，载《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商务印书馆，2006年3月。120．《由汉语词汇的实证统计分析看林语堂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对中国人思维特点所作的论断》，《跨越与前进――从林语堂研究看文化的相融与相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2006年10月出版。121．《八股文篇章结构形式的渊源》，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研究论丛》，2006年（平成18年7月）LXVII。122.《评朱玲[文学文体建构论]》，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123．《修辞学的科学认知观与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发展》，载《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2007学术论坛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8年1月。124．《八股文“收结文”之“煞尾虚词”类型及其历史演进》，载《修辞学论文集》第十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125．《比喻造词与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核心期刊《复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8年第3期转摘。126．《〈史记〉史传体篇章结构修辞模式对传奇小说的影响》，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127．《“用典”的定义及其修辞学研究》，核心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1期。128．《段落衔接的修辞策略》，《平顶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129．《南北朝时代列锦辞格的转型与发展》，《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09年第8期。130．《从〈全唐诗〉所存录五代诗的考察看“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核心期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131．《学术史研究与学科本体研究的延展与深化》，《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10年第1期。132．《从〈全唐诗〉的考察看盛唐“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期。133．《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0年第1期。134．《从〈全唐诗〉所录唐及五代词的考察看“列锦”辞格的发展演变状况》，《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0年第1期。135．《不迷其所同而不失其所以异——论黎锦熙先生的汉语修辞学研究》，核心期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一作者。2010年第5期。136．《“列锦”修辞格的源头考索》，核心期刊《长江学术》，2010年第4期。137．《修辞学与汉语史研究》，核心期刊《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4期138．《“列锦”辞格在初唐的发展演进》，《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139．《还原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差异的真实面貌》，《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1年第1期.。140．《艺术语言的创造与语言发展变化的活力动力》，《楚雄师范学院学报》（月刊），2011年第5期.。141．《网络词汇成活率问题的一点思考》（第一作者），《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142．《名词铺排与唐诗创作》，《蜕变与开新——古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东吴大学，2011，7出版。143．《海峡两岸词汇“同义异序”现象的理据分析兼及“熊猫”与“猫熊”成词的修辞与逻辑理据》，载郑锦全·曾金金主编《二十一世纪初叶两岸四地汉语变迁》，台湾新学林，2011年12月出版。144．《晚唐时代“列锦”辞格的发展演进状况考察》，《平顶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145．《关于中国修辞学研究走向的几点思考》，《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146．《海峡两岸现代汉语词汇“同义异序、”同义异构“现象透析》，核心期刊《复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147．《王力先生对汉语修辞格的研究》，核心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4期。148．《由〈全唐诗〉的考察看中唐“列锦”辞格发展演进之状况》，核心期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4期。149．《孔子“正名”论的语言学阐释》，《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150．《杜甫诗歌与名词铺排》（第一作者），《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151．《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在海峡两岸的存续现状探析——以海峡两岸对西方人名翻译的修辞行为为例》（第一作者），《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152．《列锦辞格的基本类型》，《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152．《列锦辞格的基本类型》，《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153．《先秦两汉诗赋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特点》，《宜春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154．《元曲“列锦”结构模式及其审美追求》，《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155．《“古为今用”与“洋为中用”——陈望道先生的治学经验及对中国当代修辞学研究的启示》，《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2期。156．《修辞的性别分野与女性修辞研究》，《宜春学院学报》，2014年第10期。157．《宋词“列锦”结构模式的继承与发展》，《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二辑，核心期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158．《明清词“列锦”结构模式的发展演进考察》，《语言研究集刊》第十三辑，核心期刊，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12月出版。
语言学(linguistics)是以人类语言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范围包括语言的性质、功能、结构、运用和历史发展，以及其他与语言有关的问题。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语言学的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语言学的发展与趋势
论文摘要：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决定了语言交际的重要性。研究语言学对于外语教学,特别是以英语为目的语的外语教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立足于语言学的基础发展，着眼探讨其发展趋势，试图从其中把握其研究热点。
1 语言学的发展
语言学的前身应该可以被既定为历史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追溯更早则称之古代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的，索绪尔开创了结构主义新时期，这一时期索绪尔()著有《普通语言学教程》(Th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结构主义中以美国结构主义影响最大，, , 三者较为出名，他们创立了新结构主义学派——美国描述语言学，三者中以后者较为出名，所以美国语言学也叫“布龙非尔德主义”。
美国的结构主义
美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种：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其主要内容如下：
(1)替换分析法(Substitutional Analysis),即用一个语言单位代换另一个语言单位是否得到新的事实。
(2)对比分析法(Contrastive Analysis)是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单位，找出他们相同或不同部分从而确定单位性质。
(3)分布分析法 (Distribution Analysis)为研究词位出现的位置，词类(实、虚)分布的位置。
(4)直接成分分析法(Immediate constituent analysis)一个句子首先可切分成两个部分，切到词素为止。
(5)序列分析法(String analysis)是把句子带有修饰或不带有修饰的基本单位、结构成分或基本单位、修饰成分。
(6)转换分析法(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为把任何的结构看成核心句(Kernel sentence)的转换，所谓核心句是基本句型(SVO, SV等)其他是核心的拓展或是从核心句转换而来的。
系统功能语言学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 Halliday (韩礼德) 师从伦敦学派(弗斯)。后来,我国的两名学者罗常培和王力，打破传统语言或结构主义的根本，把语法形式意义、语言用法等系统地有机地连结起来。
转换生成语法
20世纪50年代Chomsky 对美国结构语言提出挑战，创立了转换生成词法或形式语言学，提出研究重点人是如何从有限的语言单位创造出无限的语用句型。这一时期的发展共经历了五个阶段：经典理论时期、标准理论时期、扩充标准理论时期、修正式扩充标准理论时期、最简的解释理论时期。这个时期Chomsky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深层和表层结构。这两个概念对“同形异义、异形同义”歧义能做出科学的解释。
2 语言学的动态研究
语用学 (Pragmatics) 即语言使用学，其主要研究问题包括：指示语 (Deixis)包含人称指示、时间指示、话语指示、承接指示;前提 (Presuposition), 语用推论， 以语言结为根据，靠逻辑推论语言的前提条件;语用含义(Implicative)话语含义， 给语法事实提供重要功能解释。
语篇学
语篇学是在句法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叫篇章语法或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上世纪70年代开始，语言学由静态到动态的大转变，由结构研究到功能研究。篇章语法主要解决篇章结构研究;篇章语义主要解决篇章意义连贯，研究篇章的层次。篇章的语用研究，重点探讨会话结构、话轮(说话顺序)邻近配对(前者说话的反应)，也解决影响会话因素(心理因素、文化)，篇章理论研究，研究篇章的产生。
社会语言学
社会于语言关系的科学，它是一门交叉科学。从社会变化与发展来研究语言变化，又由语言变化来研究社会的规律。其分为微观社会语言学与宏观社会语言学。微观是研究具体的语言与社会关系，如语言与性别、语言与民族等，也研究语言的细节，如语言世界、语言等。宏观主要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对语言的选择，如国际文化交流中采用哪几种语言、在本国推广哪几种语言、语言的推广和文字改革等等。
3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热点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研究
单以核心刊物《外国语》上发表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就有30多篇;《外语教育研究》上发表有10多篇;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胡壮麟先生的《系统功能语法概念》于1989年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语篇的衔接语连贯》;程琪龙的《系统功能语法导论》。论文集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的《语言系统与功能》;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语篇·语境》;任绍鲁的《语言·系统·结构》等等。系统功能的基本概念的引进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胡壮麟为首，系统功能的语法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系统功能语法的语言观于方法论;对系统功能语篇研究理论进行实践和补充。
语用学的研究
近年来，《外国语》在语用学发表文章达3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出版的专著主要有：何自然的《语用学概论》;何兆熊的《新编语用学概要》。语用学在90年代最现风光，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核心的科目，其研究有三个特点：
(1)在继续引导外国的方法的同时，通过对语言具体事实提出修正何补充。例如：何自然的《国外语言学的研究》。
(2)对语用学的内涵进行了新的开拓。比如何自然的《语用模糊》、《情态动词的语用分析》由卫国的《现在完成时的语用含义》。
(3)从翻番而论转入专题研究。把汉语与外语的研究联系起来。例如刘绍忠的《“清”字用法汉英对比》。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
《外国语》和《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共有10多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特点主要表现在：(1)由宏观方法转入微观具体语言现象分析，例如：《委婉语社会语言研究》、《语言变化的社会因素》。
(2)从解释的社会学角度转向心理学语言运作的社会心理机制。例如：王德青的《社会心理语言学科性质语研究对象》和素定芳的《委婉语研究》。
话语分析研究
《外国语》中有将近20多篇;《外语教学与研究》有10多篇。从80年代中期开始系统介绍西方话语分析基本概念与理论。90年代转入英汉对比分析。从话语口语转入语篇研究。近几年来，话语分析有交叉和重叠趋势。
4 我国语言学研究的趋势
(1)研究对象看，由微观转入宏观，语言本身系统转向跨学科研究，出现交叉学科，如跨文化交际学、国情语言学;由结构研究转入功能和应用研究，由静态到动态，如描写构词句法规则到句法结构的不同功能;单个词的意义到单词在特定环境中的意义;由单一语言研究转向多语言的对比研究，如对比语言学，包括双语对比、多语对比，包括同族语对比、非同族语对比，即有语言自身的对比，也有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如跨文化交际学。
(2)研究方法看，由单层次和单角度，静态研究转入多层次、多角度、动态研究。
(3)研究目的看，目标不断从窄到广，从肤浅到深度;从描写转向解释 Chomsky 试图从大脑的遗传基因来解释语言的事实;从理论的探讨转向应用价值分析，如计算机的发展离不开语言学，语用学的分析应用到法庭审讯中等。
(4)发展趋势看，语言学研究有三个：①侧重宏观语言学，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的关系;②着眼认知语言，语言与大脑关系;③鼓励用科学技术研究，如《对学者个人差异研究》。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浅议对比语言学
摘 要：对比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研究事物的最常用方法，其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对比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一支，发展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本文仅就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分类、历史发展、原则与程序做一简单概述。
关键词：对比;对比语言学;定义;分类;历史发展;原理与方法
一、对比语言学的定义及分类
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其中的不同之处，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许余龙1992/2008)。对于这一定义，我们可以理解如下：首先，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它和其他分支密切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其次，对比语言学是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的对比描述，而普通语言学则是对某一种语言的普遍描述。再次，对比语言学是在共时理论的框架下发展的，也就是说其研究的对象，是语言的发展状态，而不是其演变。最后，对比语言学虽然研究描述语言之间的异同，但重点却在不同的方面。
对比语言学可划分为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应用对比语言学两大类。理论对比语言学又由一般理论对比语言学和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构成。一般对比语言学是一般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旨在研究对比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对比语言学是具体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旨在运用对比语言学的原理和其他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具体的对比描述。应用对比语言写属于应用语言学的范畴，其也可以划分为两类，即一般应用对比语言学，它旨在研究如何将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应用于语言外语教学活动中去。另一类是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其任务是对两种语言进行具体的对比描述，以便为某一具体的应用活动服务。
二、对比语言学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自从人类产生了语言后，语言之间的比较与研究便蓬勃发展起来，对比语言学学科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有两个渊源，一是起源于欧洲，其二是起源于美国。欧洲的对比语言学学科始于19世纪末，发展于20世纪初，其理论框架为对比型理论性的共时语言分析，而后由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继承发展。美国的对比语言学发展于二战期间，对比语言学的英文名称contrastive linguistics一词，由语言学家Whorf于1941年在其著作《语言与逻辑》一书中首次提出。而与欧洲传统的对比语言学特点不同，美国对比语言学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的。表现在运用语言对比的方法进行语言接触和双语现象研究等理论方面的探索，另外还运用对比语言学研究为外语教学服务。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比分析的两个理论基础：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受到极其严厉的批判，对比语言学也开始走下坡路，从此一蹶不振。而与此同时，对比语言学在欧洲却持续发展，大部分的语言学家则采用转换生成语法作为对比描述的语言学框架。在此后的30多年中，理论对比语言学在欧美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学科地位得到提高，学术界对对比语言学本身的一些理论、方法问题的探讨也逐渐深入。我国国内的对比研究学者有严复，此外还有马建忠、黎锦熙、赵元任、王力和吕叔湘等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对比语言学的原则与研究程序
(一)对比语言学的一般原则：共时对比原则和同语体对比原则。
共时对比原则：对比研究是一种共时比较，当我们对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状态进行对比描述时，不能拿不同时代的语言现象进行对比。
同语体对比原则：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具有不同的功能语体，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选择、使用、组织语言单位的规范和规则。书面语与书面语对比，口语与口语对比，即相同的语体进行对比。
(二)对比研究的程序：
1、确定对比范围。首先确定对比的范围，即描述的对比层面是什么。比如在音、词、句、篇章、语用等选择一个层面来进行比较。其次需要进一步确定其具体对比描述对象是什么，也就是对比的语言单位。例如，在语法层面上，可以选择词组或句子结构等单位作为对比的对象。最后就是对比的语言学内容。
2、文献搜集与研究。首先先要搜集某一对比范围内已有的对比研究，这样可以使我们避免重复做别人做过的工作。其次就要搜集出这个研究范围内对两种语言分别所作的分析研究。
3、确定理论框架。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是指以某一种语言分析研究的理论或模式为基础的对比描述方法。选择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确保语言描述的可比性。我们常用的对比描述方法有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近年来，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等也被许多研究学者所采用。而对比研究的理论框架的选择取决于对比研究的目的和范围。
4、搜集语言材料。语料可以分为实例语料和内省语料。而内省语料又可以分为自我内省语料和实验内省语料。选择语料我们需要考虑对比研究的性质和目的、理论框架、描述内容这些因素。
5、分析对比。对比分析是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某一确定的理论框架对搜集的语言材料作某一方面的分析和对比。
6、总结。分析对比后，我们要总结这一对比的成果是什么，讨论其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可以找出其局限性，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四、总结
对比语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目的殊途同归是为了解决教学或翻译问题而对比两种语言的异同。对比可以在语音、语法、词汇、语义、语用等层次进行，也可以从语言的文化、心理、民族角度进行对比研究。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对比语言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青睐。
参考文献：
1、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第2版)[M].上海：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2010
2、王利众.对比语言学综述[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
内务府为清朝的一个官署名称，是总管皇室宫禁大小事务的机构。
内务府根源于满族早期社会的包衣组织。包衣是“家仆”的满语音译，八旗制度产生时，包衣作为八旗成员的一部分而被编入包衣牛录。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和清王朝封建君主制的确立，皇属包衣牛录的职责和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向具有宫廷服务性质的机构――内府转化，这就是内务府的雏形。
清入关后，由于清宫服务范围的扩大和历代封建王朝宦官制度的影响，内务府一度被宦官机构――十三衙门取代。但是十三衙门这一机构不能适应满族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巩固，十三衙门也就必然重新被内务府所取代。
《钦定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载，“国初设立内务府。顺治十一年裁，置十三衙门。十八年裁十三衙门，仍置内务府。”
清代内务府的职责是“奉天子之家事”，管理宫禁事务。其成员由内务府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的15个包衣佐领、18个旗鼓佐领、两个朝鲜佐领、一个回子佐领和30个内管领的包衣人及太监组成，其机构组织兼容了清初内务府和十三衙门两种制度的内容和特点，并最终形成了以七司三院为主干兼辖其他40余衙门的庞大的宫廷服务机构。清代内务府是清代国家机构中职官人数最多、机构组织最为庞大的衙门，在维护清朝统治和专制皇权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内务府衙门分内务府堂及所属七司、三院等50多个部门，总称总管内务府衙门，其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特任，无定额。内务府总管为内务府之主官，品等为正二品，下设如会计等七个司，功能职务为管理出纳，财务收支，祭祀礼仪等。
筹办皇上的衣食住行，里面分为不同的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专职掌管的东西。包含了七司三院 。也负责皇亲国戚的衣食住行。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
无用，他们负责盖章将账单作废，掩饰皇家内部的奢靡之风，保住皇帝本人及朝廷的脸面。
清朝宫中的内务府主要负责管理宫中宫女奴隶，负责皇室的出行安排，管理皇庄，饲养马匹，修缮器具，采购食材等。
清王朝在康、雍、乾三朝的工艺美术品，如玻璃器、瓷器、珐琅器、金银器、玉器、漆器等，无不制作精美，装饰华丽，体现了清代“康乾盛世”的气魄和时期特点。
仅就漆器而言，在清朝康、雍、乾时期进入漆器发展的黄金时期。最能代表清代漆器制作水平的是清官造办处制作的漆器，其中，清代制作的一色漆器有朱漆、黑漆和金漆等。
黑漆与朱漆是漆工艺中最常用的装饰手法，也是漆工艺中制作最多、最普及的品种。
黑漆与朱漆是伴随着漆工艺的产生而出现的，清代继承了这一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工艺，制作了许多黑漆与朱漆的器物。
清代制作的黑漆与朱漆器以具有实用价值的器物居多，黑漆有圆腿书桌、条桌、膳案、香几、砚盒、捧盒、笔管等；朱漆的有书桌、痰盂、香盒、捧盒等。
这一类漆器虽无任何装饰与花纹，却以其优美的造型和纯正的漆色取胜。其中清乾隆年间制作的脱胎朱漆盘、盖碗、盒，是朱漆中的代表作。
金漆就是在器物上贴金的做法。贴金的方法有贴金、上金、泥金。清代以金漆制成的漆器最著名的就是陈设在太和殿象征皇权威严、神圣的金漆龙纹宝座、屏风等作品。在清代以金漆为地的漆器制作较多，其上又加其他的装饰工艺，如描金、描银、描漆等。
描金漆有黑漆描金与朱漆描金两种。属于清早期的描金漆器较少，雍正、乾隆时期曾制作了大量的描金漆器。
乾隆时期的描金漆器不仅数量多、器物造型变化多，而且黑漆描金、朱漆描金兼而有之，也有少数的紫漆描金、罩金漆等。
罩金漆应称为“描金罩漆”，一般是在描金花纹上再罩一层透明漆，仍可看到描金花纹。这种技法在明晚期漆器中已有，以盘居多。
清代继承了这一髹漆传统，制作的器物仍然以盘为主，描绘山水景色，或花卉配以诗句。罩金漆既保护器物的金色不被磨损，又使花纹区别于描金，别具特色。
如乾隆黑漆描金开光方胜式盒，长厘米，宽19厘米，高厘米，双方胜形。通体黑漆地，施彩金象描金及洒金地花纹。双盘心均随形开光，内绘山水人物、亭台楼榭景色，盘边饰花卉锦纹。
盘外绘菊花、石竺、梅花、牡丹、兰花等团花纹。盘底髹黑光漆，描金折枝花卉，描红漆纹理，用笔简练，花纹工整秀丽。外底中心有双方圈楷书描金“乾隆年制”双行款。
在描饰类漆器中，除了描金，还有描漆与描油。描漆是早期漆器中最常使用的漆工艺，即在光素的漆地上用各种色漆绘出花纹的做法，又称“彩漆”、“描彩漆”。
清代漆器中具有清早期风格的描彩漆有牡丹纹长方几。清雍正时期的描彩漆作品较多。清乾隆时期描彩漆制品相对减少，带有款识的作品较少。
漆画也是描漆的一种，只是色彩更为单纯更为写意。它是用一种颜色漆在漆地上描绘花纹，再用黑漆、金漆或其他色漆勾描纹理。
描油是以油代漆，在漆器上画出花纹的做法。描油与描漆的不同处是描油可以调制出任何颜色，色彩变化多，纹饰绚丽多彩。
描金彩漆是描金与描彩漆两种漆工艺的合称。清代漆器的特点之一就是多种漆工艺的综合运用，即在一件器物上应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漆工艺。
清代的描金彩漆作品数量比较多，造型丰富多彩，有实用品和观赏品两大类。一般均以描金勾勒纹饰的轮廓及细部纹理，以彩漆描饰花纹，既金碧辉煌，又斑斓绚丽。用描金彩漆制成的漆器有盘、盒、杯、瓶、笔筒、几等。其中盘有葵瓣式、海棠式、菱花式，盒有万字盒、寿字盒、八角盒、葫芦盒、六瓣盒等。
戗金彩漆是“戗金”和“彩漆”两种工艺同时施于一器之上。戗金彩漆有两种：一种是“戗金填彩漆”，一种是“戗金描彩漆”。
这两种方法制成的漆器在清代同时存在，都是用“戗金”勾勒出花纹图案的轮廓及枝叶的细部纹理。
清代最早的戗金彩漆是康熙时期的器物。其中有戗金云龙纹方几、戗金云龙纹炕桌和戗金云纹葵瓣式盘等。清康熙戗金彩漆作品有的直接在漆地上饰花纹，有的则做成填漆锦纹地，在锦地之上再饰花纹。它们在制作工艺上虽有繁简之别，但从器物的装饰效果看，当以后者更佳，似“锦上添花”。
清乾隆时期的戗金彩漆器物造型丰富，装饰富丽堂皇，并在器物底部依据所饰图案的内容为器物定名。例如，双凤长盒、吉祥圆盘、八仙长盒、鹤鹿长盒、瑞草圆盒、如意宫盒、双喜方盒、菱花凤盒、海棠仙盒、万福凤盘等。从其所定器物之名可以看出，大都是与长寿、祝福有关的吉祥图案。
此外，还有戗金彩漆寿春盘、银锭式盒、鱼式盒、桃式盒、云龙菊瓣盒、六瓣式盘等，均以其奇特的造型和富于变化的图案取得了形式和内容的协调统一。这类制作讲究的工艺品是清乾隆以后漆器工艺无法企及的。
清代的嵌螺钿工艺在继承明代传统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嵌螺钿漆器的数量增多，造型丰富。既有大件的家具，也有小件的盘碗；既有嵌厚螺钿的，也有嵌薄螺钿，并出现了鲜艳的衬色螺钿。
清代的嵌螺钿漆器有纯嵌螺钿的，也有与其他工艺如描金、彩漆等相结合的。
清代嵌螺钿漆器中最早始于清康熙时期，其中黑漆嵌螺钿平头案、黑漆嵌螺钿龙纹箱、黑漆嵌螺钿书格、黑漆嵌螺钿职贡图盒，均是清早期嵌螺钿漆器的精品。
如康熙黑漆嵌五彩螺钿山水花卉书格，高223厘米，宽114厘米，纵57厘米。书格本为一对，楠木胎，方角，格4层，每层板下用3根穿带承托，最上层顶板穿带安在板上。最底层四足间加牙条、牙头。书格周身髹黑退光漆，漆上以五彩螺钿和金、银片托嵌成136块66种不同的花纹图案，其中包括8种人物山水、22种花果草虫、36种锦纹。是至今所见装饰锦纹最多的实物书格，四腿镶凿铜镀金筒状包角。
下面第二层中间穿带刻“大清康熙癸丑年制”款。做工精细，图案丰富，色彩绚美，特别是所嵌螺钿、金银片极薄。在狭小的面积上做出十几个单位的锦纹图案，显示出极高的工艺技巧。
清代雕漆以乾隆时期制作的最多，有剔红、剔黄、剔彩、剔黑、剔犀等品种，雕漆作品的范围几乎涉及宫廷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典章礼仪品有宝座、屏风、如意等；家具类有桌、椅、绣墩、几等；陈设品有瓶、花觚、尊、插屏、天球瓶、炉瓶盒等；文房用品有笔筒、成套文房用具、笔管、笔匣等，还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珍玩。
如乾隆剔红《洗桐图》宝盒，高12厘米，口径厘米，盒通体髹朱漆，盖面随形开光，内雕天、地、水锦纹为地，上压雕流云、山石、修竹、曲栏、梧桐，一老者端坐于院中，一童子侍立于后，另3个童子正在洗擦梧桐树。盒壁上下各五开光，分别雕牡丹、菊花、梅花、荷花、月季等花卉纹，开光外雕杂宝纹，口缘雕回纹。
盒内及底髹黑漆，盖内有填金“洗桐宝盒”器名款，底刻“大清乾隆年制”楷书款。
清乾隆年间，养心殿造办处仍设有“油漆作”，负责制作皇家使用的各种漆器用品。御用雕漆却不是在造办处制作的，而是在苏州制作的。清官档案中有明确的记载。
清代雕漆继承了明代嘉靖和万历时期的风格，不善藏锋，刀痕外露，虽有磨工，但远不如明早期那般圆润光滑。尽管如此，清代前期雕漆工艺在表现形式之丰富、雕刻之精细等方面仍然超越了前代，达到历史的峰巅。
如太和殿金漆云龙纹宝座，即皇帝穿朝服所坐的龙椅，通高厘米，座高49厘米，宽厘米。座前脚踏高30厘米。宝座有个“圈椅”式椅背，由金丝楠木制成，上面刻有形象生动的蟠龙。宝座“圈椅”由中间向两侧逐渐走低。靠背背板平雕阳文云龙。
整个宝座从上到下都有相应的花纹图案，共有13条金龙盘绕。整个宝座外髹金漆，显得金光灿烂，富丽堂皇，是紫禁城也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高档次的礼制用具。
清嘉庆雕漆有一件带有款识的《羲之观鹅图》笔筒，其刀法、图案风格均保持有清乾隆时期的特点。
观鹅图笔筒通高厘米，口径厘米。笔筒窄折边口，平底，附座。筒外壁压雕山水亭榭、人物树木。画面中清水一池，游鹅泛波，一老者坐于池畔榭中观看水中游鹅，小桥之上有两人行走，随行其后的童子怀中抱琴，是为携琴访友之意。
景物虽多，但层次清晰，意境恬淡深远。器物上刻几种锦地以示不同的空间。底部髹黑漆，中心镌篆书“嘉庆年制”4字款。
此笔筒漆层较厚，雕刻刀法精密，棱线深峻有力，纹饰清晰醒目，色泽艳丽。其刀法及图案风格均保持着乾隆时期雕漆的一些特点。
此笔筒为现知唯一嘉庆款的雕漆作品，对于研究乾隆以后雕漆工艺的发展变化及嘉庆时雕漆的风格特征均极有价值。
清嘉庆以后，雕漆工艺日趋衰落。清光绪时技法失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时令苏州承办漆器，唯雕漆一项无人能制作。
清代漆器的发展得到了皇帝的推崇，因此在宫内，漆器应用非常广泛，已经渗透到宫廷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各地官员也将漆器作为重要贡品进贡朝廷。
清代造办处集中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具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由于不惜工本，所以制作出的漆器华丽精美，代表了清代漆艺的最高水平，同时也体现了皇家的艺术风格及审美情趣。
如清黑漆嵌螺钿五子夺魁盒，高厘米，口径厘米，圆形，平顶。黑漆地嵌薄螺钿间贴金。盖面梧桐下，一妇人倚坐于石桌旁，观五子嬉戏庭前。盒内嵌白玉十二属相及册页“御制寿民诗”。
除了造办处，全国还有许多地方也制作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漆器，如扬州的镶嵌漆器、福建的脱胎漆器、山西的款彩漆器、贵州的皮胎漆器等，还有苏州、杭州、四川、广东、北京等地也都制作了各具特色的漆器。
历史上扬州是重要的漆器制作地。到了清代，扬州是著名的商业城市，玉器和漆器享誉全国。
扬州漆艺最高成就的是百宝嵌工艺。卢葵生便是扬州著名的髹漆艺人，精于百宝嵌工艺，卢氏作品以文房用品居多，如漆砚盒、漆壶、笔筒、果盒、套盒、臂搁、琵琶等。
清代的福建以制作脱胎漆和木雕金漆而著称。清乾隆中期著名髹漆艺人沈绍安掌握了髹漆技巧，领悟到我国泥塑佛像和夹纻造法，因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脱胎漆器。
沈氏所制漆器在调料时除用油料冲淡原漆外，主要以金粉、银粉作调和料，解决了一般漆色干后变为黝黑，难与其他鲜色颜料调和的困难，调配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漆色，如珊瑚红、淡黄色、橘黄色、白色、苹果绿、松绿等鲜艳的色彩。
清代的贵州以制作皮胎漆器而闻名于世。它作为地方漆器的一个品种贡入宫廷。皮胎漆器较之木胎体轻、韧度好。
其制作方法为在牛皮胎上刷黑漆或朱漆作地，再在漆地上用金描绘花纹，有的则再罩上一层笼罩漆。贵州所制作的皮胎描金漆器多为盘、碗、盆、盒等日常生活用品，使用价值颇高。
苏州是清代宫廷造办处制作雕漆的中心，其造型、图案、款识直接受宫廷造办处指挥和控制。除了官办作坊直接为宫廷服务，地方漆器作坊也深受宫廷漆器影响，其雕刻风格是相同的。
每年慈禧过生日时，许多大臣也购买北京雕漆作为贵重礼品贡入皇宫。如慈禧太后雕漆嵌玉屏风，相传为两江总督端方为祝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进贡的雕漆器，为苏州名匠梁福盛制作。宝座高115厘米，宽127厘米。屏风高271厘米，连座高314厘米。
杭州曾是南宋制漆的中心之一，有许多一家一户的漆器作坊。清代的杭州仍保留了过去的传统，漆器制作以一家一户为单位，大多制作罩漆。
在地方贡品中，四川进贡漆器的记录较少，只有清乾隆五十二年四川布政使王站柱进贡雕漆的记载。其中有一件方套盒，盒底有书“四川劝工局谨制”款。此盒构图简练，纹饰疏朗，线条流畅，采用了款彩与描彩漆两种漆工艺。从此盒的款识分析，这件漆器是清代中后期由四川的官办作坊制作的，较为精致，形制也别出心裁。
广东是清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清代制作多种工艺品的著名之地。广东制作的象牙、家具、珐琅、玻璃、玳瑁、鼻烟壶等制品享誉京城，也是广东官员向清官进贡的主要工艺品。
北京漆器以雕漆为主。光绪、宣统年间，北京的德诚局、甫润斋等作坊对流落民间的清乾隆雕漆曾有过研究。此外，继古斋有3位师傅也制作雕漆，但他们制作的雕漆不仿古代，有其独特的做法。
第一，清代漆器是对几千年的漆器传统工艺的继承与发展。第二，漆器制作得到了皇家的重视和提倡，形成了以造办处为主的宫廷漆器制作中心，并与地方漆器生产并存，共同发展，出现了互相影响、互相借鉴的局面。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制漆艺人为皇家服务，而地方制作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漆器也以进贡的形式进入宫廷，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漆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第三，清代漆器的制作和使用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尤以宫廷漆器最为突出，大至宫廷典章用品、陈设品，小到生活日用品、文房用品和赏玩用品。目前，尚无经过考古发现的清代漆器问世。人们所见的清代漆器都是传世品，主要收藏在北京故宫。
漆器的历史悠久，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4200多年前的夏禹时代已见使用，战国时期更加发达。在汉代，漆器被作为日用器具，日渐普遍。唐代的漆器实物制作也有明显的发展。宋、元、明朝之后，漆器的制作有20多种。漆器是古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十分广泛的物品；由于漆有耐酸、耐碱、耐热、防腐等特性，因此很早就被人们利用。我国为是世界上用漆最早的国家，《韩非子.十过》篇述虞舜做食器“流漆墨其上。禹做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原始社会晚期遗址中发现了漆制实物。在古代种植漆树相当普遍，战国大哲学家庄子就曾担任过管理漆园的官职。早期漆器一般在简单木、竹胎上髹涂，既可防腐，也可用于装饰。随着漆工艺的发展，逐步出现在各种器物上彩绘、描金、戗金、填漆等，或在器胎上髹漆至一定厚度，再在上面雕刻图案的作法，还有的在漆器上镶嵌金、银、铜、螺钿、玉牙及宝石，以组成华丽的花纹，千文万华，纷然不可胜识。唐代的金银平脱，宋代的一色漆器，元代的雕漆，明代的百宝嵌，清代的脱胎漆器等，都是各代有代表性的特色名品。 中国漆器工艺是古老华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所谓漆器，就是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和美术品。生漆是从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酶、树胶质及水分构成。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彩，光彩照人。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漆器的制作工艺相当复杂，首先须制作胎体。胎为木制，偶尔也用陶瓷、铜或其它材料，也有用固化的漆直接刻制而不用胎。胎体完成，漆器艺人运用多种技法对表面进行装饰。漆器的主要特点是可以抛光到可与瓷器媲美。漆层在潮湿条件下干燥，固化后非常坚硬，有耐酸、耐碱、耐磨的特性。像陶瓷、丝绸一样，中国漆器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南宋漆器在中国，漆之为用，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大约在七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能制造漆器了。根据是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朱漆木碗和朱漆筒，经过化学方法和光谱分析，其涂料为天然漆。夏代之后，漆器品种渐多，在战国时期，漆器业独领风骚，形成长达五个世纪的空前繁荣。据记载，庄子年轻时曾经做过管理漆业的小官。战国时漆器生产规模已经很大，被国家列入重要的经济收入，并设专人管理。漆器生产工序复杂，耗工耗时，品种繁多，不仅用于装饰家具、器皿、文具和艺术品，而且还应用于乐器、丧葬用具、兵器等，一定程度上取代了青铜器。当时的漆器虽然很昂贵，但光亮洁净、易洗、体轻、隔热、耐腐，并嵌饰彩绘，构成一个绮丽的彩色世界。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这些漆器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而且品类全，器型大，风格古朴，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汉代漆器也是以黑红为主色。作为漆器的鼎盛期，漆器品种又增加了盒、盘、匣案、耳环、碟碗、筐、箱、尺、唾壶、面罩、棋盘、凳子、危、几等，同时，还开创了新的工艺技法，如多彩、针刻、铜扣、贴金片、玳瑁片、镶嵌、堆漆等。漆器图案根据不同的器物，以粗率简练的线条或繁缛复杂的构图表现，增强人或动物的动感与力度。黑红互置的色彩产生光亮、优美的特殊效果。在红与黑交织的画面上，形成富有音乐感的瑰丽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一个人神共在、流动飞扬、变幻神奇的神话般的世界。到了明清两代，中国漆器发展到了全盛时期。漆工艺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并由实用转向陈设装饰领域，进入了以斑斓、复饰、填嵌、纹间等技法为基本工艺的千变万化的新时代。明代雕漆，初以嘉兴（今浙江省嘉兴市）西塘张成、杨茂为榜样，由张成的儿子张德刚与包亮主持内廷果园厂官办漆作的生产。成化、弘治年间内廷雕漆，器胎变薄，花纹疏朗，标志西塘派雕漆已进入尾声。云南大理为另一雕漆产地，名漆工现仅知王松一人。至嘉靖年间，云南雕漆始进入内廷，取代西塘派，使内廷雕漆为之一变。其特点为刀不藏锋、棱不磨熟。明末清初雕漆艺术一度失传，至乾隆四年由雕竹名匠封歧刻样，苏州织造漆作仿制成功，宫廷用雕漆亦大多由苏州制做。扬州雕漆有螺钿、百宝嵌等品种，所制漆器花纹纤细且五彩缤纷。名工有王国琛、卢映之、夏漆工等，后者尤善制仿古剔红漆器。苏、扬两地漆作毁于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之战中。福州漆器以脱胎见长，色泽华美，器体轻巧，系由名工沈诏安用传统夹□法所创。扬州漆器现代漆器工艺主要分布于北京、江苏、扬州、上海、重庆、福建、山西平遥、贵州大方、甘肃天水、江西宜春、陕西凤翔等地。其中，北京雕漆是在木胎或铜胎上髹饰数十层甚至上百层，再进行浮雕，色彩以朱红为主，风格富丽华贵。江苏扬州漆器以镶嵌螺钿为特色，在光线照映下，非常精美。福建脱胎漆器，以其色泽光亮、轻巧美观、不怕水浸、耐温耐酸碱腐蚀为点。凉山漆器四川漆器，多用推光的髹饰技法或以雕填见长，或以研磨绘著称。此外，还有厦门漆线装饰，天水的雕填等，都各有不同的艺术特色。
明清家具同中国古代其它艺术品一样，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底蕴，而且具有典雅、实用的功能，令人回味无穷。明清家具的收藏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外国人开始大量地搜集、收购中国明清家具，并运往海外。在后来的几十年间，西方人将中国明清家具提升到了与中国其它文物等同的地位。我国的家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取决于人们起居方式的变化。从商周到秦汉，是以席地跪坐为中心的家具;从魏晋到隋唐，是席地坐与垂足坐并存交替的家具;北宋以后，是以垂足坐为主家具。其总的趋势是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发展。但真正将中国家具推向艺术顶峰的，还是精工细制的明式家具。优良的材质，纯朴的纹理，舒适的造型，简洁的雕饰，这些都是其它时期的家具所无法比拟的。而明式家具中夹杂着文人化的意趣，体现着古人求真崇朴的思想，这又是前朝后代的家具所无法拥有的。中国传统家具多以较名贵的优质木材做成，这些木材均有不同的色彩和纹理，因此很少雕刻花纹，而且材质坚硬，木性稳定，能制出复杂的榫卯，以及刻出各式各样的装饰线条和花纹。所用木材有:紫檀木、花梨木、鸡翅木、铁梨木、红木、楠木、乌木、椐木等。清代家具有不同于明式家具的独到之处。其总体尺寸要比明式家具宽大，形成稳定、浑厚的气势。而样式也十分丰富:有床座榻，屏灯笼，箱橱柜，椅凳墩,桌几案等。例如新兴的太师椅就有多种式样，至于靠背、扶手、束腰、牙条等新形式，更是层出不穷。装饰上求多、求满，常运用描金、彩绘等手法，显出光华富丽、金碧辉煌的效果。而在家具的作工方面，又有京坐、广作、苏作之分，使清代家具完全系统化、风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