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关于汉字文化的书你可以试下（现代语言学），之后，你自己多看看多写写，这毕竟是你要写的论文，自己写肯定百利无一害的~~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 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 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 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 金文 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 大篆和小篆 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 隶书 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 楷书 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 行书 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 草书 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 象形字 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 会意字 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 形声字 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 （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古典诗词的确是我中华文化中的明珠瑰宝，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值得每个诗歌爱好者研究和学习。即使是外国文学家，也曾从中华古典诗词中汲取过丰富营养。埃兹拉·庞德是意象派的鼻祖，开英美诗歌意象派风气之先。他青年时代就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大为推崇，曾将陶渊明、李白、李清照等诗词大家的作品译成英文，在西方诗歌界颇有影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大胆吸收了中国古典诗词赋、比、兴的手法，从而极大地开拓了西方诗歌的创作领域。我举出这个例子想说的是，我们从古典诗词中主要学习什么，是学内容还是学形式？是学平仄格律还是学构思立意及表现手法的运用？我认为现代诗歌爱好者应多借鉴和吸收古典诗词中优秀的内核，而不是要每个诗人都必须写好古典诗词。当然对诗词爱好者来说，你大可以深入学习。写得一手好的诗词，并怡然其中，也是人生一大乐趣。毛泽东古典诗词功夫可谓一流，但他曾教育年轻人说：“没必要，最好不要学写古体”。我引用这句话，并不是说我反对大家学写古典诗词，而是说我更提倡现代人写现代诗，毕竟我们生活在现代语言环境中。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白话文的基础，也使诗人们完成了写作方式的转换和语境的转变，古典诗词沦为少数人的爱好是必然的，不可能复兴到大众化的地步。我们没有要求古代诗人写出现代诗歌，也就无须嘲笑现代诗人写不出古典诗词。当代人写的古典诗词，有很多是一种模仿，带着一点矫情和虚拟的味道。看到落花必定愁苦，逢到分别必写柳枝，较难写出超越古人的新意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确是一些人的写照。对有的诗友的诗论，我勉强读一半就不忍卒读，那种食古不化的顽固心态让人无法忍受，对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的过分强调只能使诗歌失去内容上的魅力。你生活在现代语的规范中，无论你怎么努力怎么刻苦，你的成就也不可能超过古人。有诗友拿古人的诗与用现代语翻译出的白话诗进行比较，看谁更精炼？几乎让我当场酸掉两颗好牙，这样的比较没有丝毫意义。下面我也谈谈诗歌的音乐性和诗歌的创新问题。最早的时候，古人写诗是为了能唱，能边唱边舞，《诗经》、汉乐府、唐宋诗词及元曲等都曾经可以配乐歌唱。这就要求诗词中的字或者词的音调能与音乐的节拍相谐，要求诗词作者必须讲究字词的推敲，平仄的选用、句子的工整，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词牌曲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外各民族音乐的交流互通，诗与歌逐渐分离，也就是说诗词与音乐逐渐相分离，但诗仍保留了一些音乐的节奏和音调等特征，辛弃疾和苏轼就已适度冲破了格律的严格限制和束缚，写出了不少传诵千古的名篇。在现代社会，除了歌词，诗歌与音乐已彻底分离，平仄格律的运用只不过能使诗读起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但对诗歌本身的内容并无什么特别帮助。再说了，从古代到今天，汉语的发声和音调都发生了重大的流变，古典诗词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两难处境，生存还是灭亡？是每一个古典诗词爱好者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如果一味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古典诗词创作之路必将越走越狭窄。有人不但盲目地崇古，还偏执狂似的贬低现代诗歌。他衡量现代诗的标准是可笑的，就是看是否具有音乐感和是否押韵。好像没有这两条，就不能算是诗歌。我们称赞一首好的现代诗，固然因为它具有自然的，内敛的韵律或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气质、它的内涵、它的意境、它的语言能够深深打动读者，能够给读者带来阅读时的高度享受，能够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反之，一首既押韵又符合格律的诗或词，就能称为好诗好词吗？阿Q即使穿得西装革履，可是他开口闭口“妈妈的”，人家还是认得他是阿Q。诗词中没有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再怎么符合格律也是白搭。事实上即使是现代诗，也面临着进一步改革和开拓的局面。有诗友为了反对创新，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大堆臭哄哄的垃圾诗歌（如果还能算作诗歌的话），说这些就是所谓创新搞出的玩艺儿，并由此对现代诗的创新大加挞伐。我只能说，你是一叶障目或者坐井观天，没有创新，哪来进步？没有语言的创新，恐怕我们还在“之乎在也”的说着远古的词儿，没有服装上的创新，恐怕我们还穿着长袍马褂。有创新当然会有失误，会付出代价，但不能因为一些失误就全盘否定了创新。洗碗的，经常将碗打碎，不洗碗的，却什么事儿没有，老板就恶狠狠扣下洗碗的当月安全奖，却奖给不洗碗的一个大红包，这公平吗？今天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如腐败，如黄赌毒，但我们不能否定改革的主流进步意义。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那一大堆垃圾能代表所有创新的诗歌吗？在创新的探索中，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这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我们对诗歌创新应该保持的原则。其实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本无高低之分和优劣之别，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和钻研方向，但是如果因为自己喜欢古典，就用古典诗词的标准来对现代诗进行任意贬斥，用所谓格律、节奏、音乐性、韵脚等形式上的东西试图束缚和嘲弄现代诗的写作自由，那是不能接受的。只有相互尊重、客观评价，才能共同提高和进步；只要心存真诚和意见中肯，善意的批评是会被双方所接受的。
当人与自然产生冲突并受到惩罚以后，先哲们便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省，以“仁民爱物”的思想情怀对待自然，对待人的`生存世界。这样，“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形成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着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体现。
中国古典诗词是古人思想文化以及历史的沉积,具有警醒现代人的作用,还能陶冶情操,加深文化修养.而且中国古典诗词是任何一国语言都不能完美地翻译的,这就是中国国粹的经典以及特点.另外,从部分古典诗词中可以大致研究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时代背景,对历史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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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大文明是西方文化的摇篮，是世界文化史上两座永恒的丰碑，是西方人所津津乐道的光辉时代。勤劳的古希腊和罗马人民用他们的智慧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杰作，留给我们一个无论是文化史上还是艺术史上的维以超越的高度。其中古希腊文化又是罗马文化的源头，罗马文化在其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创新，创造了许许多多独树一帜的文化，艺术构想和杰作。因此本文主要是讨论了这两个文化的异同，找出“原希腊”的东西，区分罗马的创新，给西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一些粗浅的线索和脉络。经济发展模式希腊是由本土半岛和一些散落在爱琴海和地中海的一些小岛组成的。它三面环海，只有北面与陆地相接，且多丘陵少平原，属于温和的海洋性气候。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条件使得它的农业难以发展，为了生存，希腊人学会了和其它地区进行农产品的交换，并逐渐形成了地中海地区繁荣的贸易往来。罗马的环境和希腊类似，它地处今意大利半岛，是一个多丘陵，多沼泽的地区。因此农业也不十分发达。但罗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并不是像希腊一样通过自由贸易，物物交换。它使用的是一种血腥的方式——侵略和扩张。为了满足罗马帝国日渐庞大的粮食、财富的需求，罗马人选择了不断地侵略。依靠着强大的军队、武器，罗马从昔日台伯河边上一个卑微的小城一跃成为统治着200万平方英里的帝国的中心。同时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膨胀，使得对这些物资的消耗急剧增多，反过来这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继续扩张，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它由始至终都伴随着罗马帝国。相比而言，为了抵御恶劣多变的海上环境，希腊发展起来的却是一种互相合作的良性竞争模式。并且，后者己渗入当代西方人的精神领域。除此之外，希腊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商人进行的海外和地区间的贸易往来和本土的农民耕种。希腊城邦中的奴隶数量比罗马少得多，罗马经年累月的征战，带来财富的同时还有大批大批的奴隶，这些奴隶广泛地分布在大部分的产业，比如采矿，冶金，驾船，铺路和大型建筑的建造。可以这样说，古罗马的伟大和成就很大一部分是由奴隶创造的。总的来说，希腊和罗马的经济发展走的是截然不同的道路，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这些思想的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只要稍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后世西方各国基本上都经由了这两个阶段，比如欧洲新帝国对非洲，美洲的海外扩张，奴隶贸易，俨然是罗马形式的另一版本，而同时期广泛存在于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却又是希腊式的重现。政治与民主一谈到民主，我们就会想到当代西方的“人权”社会，但民主这个字眼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希腊的民主政治，一方面给予几百人或几千人以民主，另一方面又剥夺了数以万计的奴隶与自由民参与政事的权力。当时希腊民主的要义就是：多数人的统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生活自由。虽然此时的民主具有很强的阶级性，只是对于公民的民主，但在几千年前，这种观点己远远超越了它的那个时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的民主，我认为它们的内涵是一致的。虽然当代西方政界口口声声说的是“人人平等，维护人权”，可是这种民主真实存在吗？比如美国，它的政治还是掌握在少数有钱有权的大资本家手中，体现在表象上是一个由其资助的“民主”代言人——美国总统。处于中，下层的公民在很多时候仍是被政治家玩弄于“民主”的假象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民主和古希腊的民主是完全一致的。古罗马早期的政治体制是仿照希腊的，后期从奥古斯都?凯撒起，“民主”便不存在了，转为君主专制，直到它的灭亡。罗马人最大的贡献便是立法。在贵族和贫民之间的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过程中，产生了第一部成文法律《十二铜表法》，虽然此法律依旧维护的是贵族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那个时期却又是文明的一大进步。之后陆续产生的《万民法》，《公民法》，《民权大法》更是奠定了西方法律体系的雏形。尤其是《民权大法》中规定的“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成为后世西方法律中永恒的主题。除此之外，在宗教`文学、雕塑、自然科学等方面，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也为后世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活力。以上只是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给后世影响的一些方面做了简要的探讨，我也只能用我粗鄙的文字去叩响西方古典时期那厚重的大门。但仅仅从这几个方面我们就足以看出，古希腊和古罗马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多么地深远。也许从这种透入骨髓的深刻中我们能学会反思自己的文化，找到其中的精髓，重新合理地给自己定位，从而更有动力地前进。
让皮埃尔·韦尔南指出，在希腊思想史上，城邦的出现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事件。在他看来，城邦在公元前8~7世纪的出现本身，就标志着一个开端，一个真正的壮举；它使地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呈现出新的形态，后来的希腊人将充分体会到这种形态的独特性。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被赋予了完全的公开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只有当一个公共领域出现时，城邦才能出现。而公共建筑就是城邦最重要的体现。
古希腊德尔菲圣地
浅析斯巴达教育古代希腊最强大的的城邦中，雅典第一，斯巴达第二。 斯巴达的教育以培养凶悍的军士著称于世。 斯巴达是公元前8世纪左右建立的古希腊奴隶制最大城邦国之一，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异邦的侵袭，斯巴达把每个城邦变成了一个大军营，每一个斯巴达人都将通过长期严格的军事体育训练而成为士兵。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国家，它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斯巴达位于希腊半岛南部的拉哥尼亚平原。拉哥尼亚三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小平原。“斯巴达”原来的意思就是“可以耕种的平原”。约在公元前11世纪，一批叫做多利亚人的希腊部落，南下侵入拉哥尼亚，他们毁掉原有的城邦，在这里居住下来，这就是多利亚人的斯巴达城——不过它既没有城墙，也没有象样的街道。斯巴达人就是指来到这里的多利亚人。 斯巴达人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的居民变成奴隶，称作希洛人。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又向邻邦美塞尼亚发动长达10年的战争，最后征服了美塞尼亚，将多数美塞尼亚人变成奴隶，并为希洛人。希洛人被固定在土地上，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每年将一半以上的收获缴给奴隶主，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一首诗中写道； 像驴子似地背着无可忍受的负担， 他们受着暴力的压迫； 从勤苦耕作中得来的果实， 一半要送进主人的仓屋。 斯巴达人经常对外发动战争，因此希洛人的军役负担十分沉重。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人一次就征发了3．5万希洛人随军出征。他们被迫去打头阵，用自己的生命去探明敌方的虚实，消耗敌方的兵力。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希洛人忍受不了斯巴达人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暴行，经常举行武装起义。再加上希洛人在数量上比斯巴达人多得多，斯巴达人就用一种叫“克里普提”的方法来迫害和消灭希洛人。克里普提是秘密行动的意思，史诗中记载：“长官们时常派遣大批最谨慎的青年战士下乡，他们只带着短剑和一些必需的给养品。在白天，他们分散隐蔽在偏僻的地方，杀死他们所能捉到的每一个希洛人。有时，他们也来到希洛人正在劳动的田地里，杀死其中最强壮最优秀者”。在斯巴达和雅典的一次战争中，2000希洛人立下战功，斯巴达人答应给他们自由，把他们带到大庙中给神谢恩。但他们被埋伏在大庙中的奴隶主屠杀了。希洛人作为所有斯巴达人的公共财产，个别斯巴达人无权买卖希洛人，但可以任意伤害希洛人。在节日里，斯巴达人常用劣酒灌醉希洛人，把他们拖到公共场所肆意侮辱。希洛人既使没有过错，每年也要被鞭笞一次，目的是要希洛人记住自己的奴隶身份。为了维持对希洛人的压迫与剥削，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斯巴达人需要一只强壮的军队。斯巴达人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整个社会过着军事化的生活，孩子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军事训练。为了防止斯巴达人内部贫富分化，斯巴达人不许从事工商业，不用金银做货币，而用价值低廉的铁币。斯巴达人除了军事外，不得从事其它生计。斯巴达人崇尚武力精神，整个斯巴达社会等于是个管理严格的大军营。在斯巴达，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斯巴达人不从事任何生产活动，而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军事训练以备战争，因而他们的教育宗旨就是锻炼强壮的体魄、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培养合格的军人。围绕这一宗旨，他们实行严酷的人种淘汰：斯巴达的男孩子在婴儿时要由烈酒验洗选拔出来，从小训练他们不怕黑暗、不怕孤独、不爱哭、不急躁的性格。 男孩子七岁前，由双亲抚养。 男孩七岁后即进入国家组织的少年团，接受严格艰苦的训练。他们要求对首领绝对服从，要求增强勇气、体力和残忍性，他们练习跑步、掷铁饼、拳击、击剑和殴斗等。为了训练孩子的服从性和忍耐性，他们每年在节日敬神时都要被皮鞭鞭打一次。他们跪在神殿前，火辣辣的皮鞭如雨点般落下，但不许求饶，不许喊叫为了培养其吃苦精神，训练中让他们光头、赤脚、单衣、洗冷水澡、睡粗苇席；为培养其毅力，实行鞭打制度；为训练其敏捷与机智，让他们去行窃，如果行窃时没有被抓住，就会受到赞扬和奖励，否则会被看成是愚笨而受罚。斯巴达男子在18—20岁时接受正规的武装军事训练，参加实战演习，以培养其适应战争环境的能力。20岁时成为正式军人，一直服役到60岁，在这期间结婚的男子只能偷偷地与妻子相会。他们平时整日在军营生活，丧失了个性的活泼与自由，把一生都献给了军营。常年累月的顽强训练，培养出了他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为国效忠的品质。在军事训练同时，斯巴达人还向儿童灌输斯巴达人高贵、希洛人低贱的观点。教官常在儿童面前任意侮辱和鞭打希洛人，甚至带他们参加“克里普提”活动，直接屠杀希洛人。男孩到12岁，编入少年队。他们的生活更严酷了，光头赤脚，无论冬夏只穿一件外衣，平时食物很少，但鼓励他们到外面偷食物吃。如果被人发现，回来要挨重打，因为他偷窃的本领不高明。传说有一个少年，偷一只狐狸藏在胸前，狐狸在衣服内咬他，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不动声，直至被狐狸咬死。 满20岁后，斯巴达男青年正式成为军人。30岁成亲，但每天还要参加军事训练。60岁时退伍，但仍是预备军人。斯巴达女孩7岁仍留在家里，但她们不是整天织布做家务，而是从事体育锻炼，学习跑步、竞走、掷铁饼、搏斗等。斯巴达人认为只有身体强健的母亲，才能生下刚强的战士。斯巴达妇女很勇敢和坚强，她们不怕看到儿子在战场上负伤或死亡。一个斯巴达母亲送儿子上战场时，不是祝他平安归来，而是给他一个盾牌，说：“要么拿着，要么躺在上面。”意思是说，要么拿着盾牌光荣胜利归来，要么光荣战死被别人用盾牌抬回来。 斯巴达人轻视文化教育。青少年只要求会写命令和便条就可以了。斯巴达人要求他们的子弟语言简明，直截了当，从小养成沉默寡言的习惯。他们的说话就象军事口令一样。有一次，一个国王威胁斯巴达国王，要斯巴达听从他的命令，否则把斯巴达夷为平地，斯巴达国王的回答是：“请！”这种简洁的回答后来被称做斯巴达式的回答。同样，斯巴达人轻视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斯巴达城里，几乎看不到一座宏伟的建筑物，斯巴达人也没有制作出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传到后世。斯巴达人实行“二王制”。两个国王只有在打仗时才拥有无限的权力，一个国王充任统帅，一个国王留守国内。平时，一切重大问题都由30个人组成的“长老会议”决定。有5个执政官协助国王处理政务。一切有关城邦的重大事务，均由长老会议作出决定。然而，名义上还要由公民大会通过，方可有效。斯巴达在长期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加剧对希洛人的压迫和剥削。英勇的希洛人多次举行起义。约公元前640年，希洛人发动长达十几年的武装起义。公元前464年，斯巴达境内的希洛人再次起义。他们英勇顽强，直逼斯巴达城下，坚持了长达10年的斗争。斯巴达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给了起义军自由。斯巴达的统治也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公元前4世纪中叶以后，斯巴达一天天走向衰亡。尽管斯巴达教育有着不足，但是就斯巴达的教育体系，就最切近的目标而言，它是非常成功的。几个世纪里，公民们都是富于服从、节俭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普鲁塔克说，他们象蜜蜂一样，只为公共利益而行动；他们渴望荣誉，行动中带有近乎疯狂的热情，除了他们的国家别无他念。坚定不移的最高价值观念，对痛苦和艰辛无怨无忧地忍受，为整体生存不变的献身精神，这些都是斯巴达人所特有的。在许多希腊城邦丧失独立，以及他们的风俗和观念解体后很久，斯巴达人还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许多年间。斯巴达人始终保持精神观念的统一，即使置身于个人主义泛滥，社会分崩离析的形势下，仍然如此。
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在196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希腊只是一个小国，除了人民的勤劳、海洋和太阳的光辉之外，没有什么出色之处，而出自地中海边这个岩石重叠的海角的文化成就，自亚历山大以后，已经散布得很远、很久了。 他说：“这种向国外的大规模传播势必产生重大影响，希腊文化被那些有时是有时不是希腊的人物加工、改造和复活了。就在那个时期，那些体现为今天奉为欧洲文明的形式的伟大作品被创造出来了。”但是如果“撇开它们的世界性意义和价值不谈”，塞菲里斯表达出一种迟疑：它们的希腊题材都是一种外层的、表面的东西。他说：“欧洲的希腊文化已经建立，那么希腊人的希腊文化是什么呢？” 正是塞菲里斯提出的这个考题，更加深了我们在希腊旅行获得的那种不同一般的经验。希腊人在公元前6至前4世纪建立的城邦里展开的世俗生活如何转化出神圣的光华？希腊人曾经创造的伟大文明既然能如同太阳一般穿透千年在现代世界闪耀，而它的发生地何以并不因此闪耀得光芒刺目？希腊人是怎样与这智性的太阳保持着现实与象征的关系？ 历史学家基托对寻找希腊文化的提示是：没有任何东西比悲剧这种公共戏剧更好地表达了希腊的精神，所以希腊之行可以从雅典卫城南侧的狄奥尼索斯剧场遗址开始。 这座以酒神的名字命名的剧场是希腊最早的剧场，它沿着山势展开，20层的观众席背靠的峭壁之上就是卫城。 最早的悲剧竞赛发生在公元前534年，古希腊伟大的悲剧诗人都曾在这里参加比赛，公元前4世纪，这里曾树立着他们的雕像。 被称为“悲剧之父”的埃斯库罗斯生前在这里获得过13次比赛的大奖，死后还获得过4次。公元前458年，他创作的最后一部三联剧《奥瑞斯忒斯》(《阿伽门农》、《奠酒人》、《复仇女神》)不仅在这个剧场上演，而且似乎与这个城邦的精神理想有关。阿伽门农被他的妻子谋杀后，他的儿子奥瑞斯忒斯在阿波罗的指示下，为父亲报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这个行为虽有阿波罗神的肯定，却为复仇女神所不容。在复仇女神的追杀中，奥瑞斯忒斯逃进了阿波罗神庙。于是，这个行为中所显示的是阿波罗与复仇女神的冲突：阿波罗捍卫的是城邦的秩序，妻子杀害丈夫的罪行如果不得到惩罚，就会威胁和瓦解这个秩序；而复仇女神所守护的是人类本性中最深层的本能，弑母则越出了这种深层人性，践踏了血缘关系的神圣性。奥瑞斯忒斯本身也是在矛盾心情下完成了报仇和犯罪这一双重性质的行为，最后雅典娜决定由雅典公民组成的陪审团来审判奥瑞斯忒斯。这就是雅典城邦最高法庭的第一次集会，也是这个集会的精神来源。最终两边的票数相等，雅典娜出于以雅典为重的仁慈，释放了奥瑞斯忒斯。然而复仇女神所代表的古老使命并不因此被废除，而是得到了公共形式上的提升，从此复仇女神不仅惩罚家庭的暴力，而且惩罚城邦或破坏社会秩序中的暴力。在卫城下的剧场中，复仇女神进入雅典安家。但被阿伽门农祭神的女儿不能复活，妻子为报杀女之仇而杀死的阿伽门农、儿子为报杀父之仇而杀死的母亲都不能复活，而所有的仇恨和复仇的欲望又都有人力所不能抗拒的合理性。 希腊悲剧与后来的莎士比亚悲剧有极大的区别，如同他们上演的剧场和观众之区别。英国历史学家狄金森比较说，莎剧可以将人的生命任意改造，他可以制造出“一报还一报”的愤世，可以制造“哈姆雷特”的失望，也可以制造“暴风雨”的豪爽，它们留下的是各领风骚的风景；而希腊悲剧的角色后面留下的是一幅人类命运的航海图，所以它不是为了表现生活之丰富，而是要给出一个解释——“这是希腊悲剧的普遍性质”。埃斯库罗斯在他最后的这部悲剧里所要解释的是：在城邦中，公共的正义高于私人的复仇，而秩序的主张也要与人性的本能相协调。最为严重的人类道德与社会纠缠的难题得到了解决，解决的手段就是城邦。 这个剧场能容纳上万人，这几乎是当时雅典公民一半的数量。这个建筑的规模在今天的观感中通常以辉煌、壮丽来定音，但在古希腊来这里观看戏剧的不是观众，他们不用买票，而是公民，他们要投票选出上演戏剧的优胜者，标准则是它是否对人类生活有所警示，背靠着他们的卫城，检省他们的城邦生活。城邦对古希腊公民之重要，从这个剧场的规模可以想象。 古希腊人长期独自控制着东地中海地区，他们有充裕的余地做出类似实验室里的实验，验证了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条件，人类的本性能够创造怎样的文明高度。这个时期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4世纪。 在城邦的空间化表达中，希腊人表达了作为统一体而存在的感受，在神的守护下，实现世俗的生活，这是一个生活的空间，也是希腊精神的空间。 如同在埃斯库罗斯的剧作中所显示的，雅典娜作为雅典城邦的守护神，她平衡着城邦中各种情感和欲望的冲突，在统览雅典的卫城上雅典娜神庙似乎也是一种精神的守护。在卫城的南侧，有悲剧诗人们一年一度地解释城邦的生活；更远处是现代第一届奥运会的运动场，它是在2000多年前的泛雅典娜运动场废墟上建起的；卫城的西北侧，以Agora广场为中心展开日常的生活，召开公民大会。 拿一张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复原图，现在还能找到些遗迹。沿着卫城山门向西北走，乱石、树丛掩映着一条崎岖山路，这曾是泛雅典娜大道，想必是当年泛雅典娜节的时候，雅典人从这条路走上卫城去祭神。这条路还连接着与城邦生活本质相关的广场，广场周围曾有法院、监狱、议会、造币厂、工匠作坊聚集区，现在能比较完整地看到的只有广场和赫菲斯托斯神庙。这是希腊境内保存最完好的古希腊遗址，虽然它的内部在拜占庭时期被改造过。赫菲斯托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一，他天生腿跛，却是著名的能工巧匠，是他以二石相击制造了天火。 这里就是雅典城邦生活的中心区，所有的城邦公民都要参与城邦事务，希腊盛世时的执政官伯利克里说，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有人称其为心情平和的人，在雅典则被称为废物。亚里士多德说得更为极端：“城邦之外非神即兽。”因此可以说，不理解城邦对希腊人意味着什么，就不能理解希腊文化。 城邦不是管理机器，是与生活的全部方面相关的事务。雅典人接受了梭伦针对公正和节制的改革，城邦里没有唯一性的最高首领，最高职位是9位联席执政官。梭伦时有400人的元老院，伯利克里时改为500人组成的议会，元老院成员是由抽签抽出来，而不是选出来的，这意味着不用竞选鼓噪，所有公民都可以进元老院。元老院主席是象征性的最高首领，但他由所有成员轮流担任，当值一天。这个城邦制度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权力在全体公民手中，因此城邦的生活是自由公开的，所有的世俗事务都可以被置于公共广场上讨论。每年要召开10次公民大会，此外还有数十次的普通公民会议，原则上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在公民大会上所有的人都可以对城邦事务提出自己的方案，不同的意见在一起比较和争论。城邦的公共空间把希腊推入了一个“意见的世界”，各种冲突的意见相互检验，以节制任何偏激冒失的行动，得出公正的决议。 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关注到广阔的人类生活，他没有忽视，一个人的荣耀给另一些人带来的伤悲，但节制的含义似乎还比较模糊。到赫拉克利特时，他更清晰地表达说：“即使是太阳神，也不会跨越他的界限，否则复仇女神，以及主持正义的神只们，会揭发他。”希腊的悲剧诗人们则年年在宣讲着类似的警示：正义之美好，野心之危险，暴力之愚蠢。 希腊人普遍接受一个假定，即城邦源于对正义的需要，也能形成完整公正的生活。他们对自然的、心智的、情感的各种活动都有好的兴致，对观察人如何行事有无止境的喜好，那种万事皆空的观念，不为希腊人所持有。城邦的民主形式刺激并满足了人类的本能与才具，成为人们道德、理智、审美、技能等多层次生活的焦点。 在这种城邦的空间表达中，能想象古希腊有着活跃的户外生活，政治议题、戏剧、祭神、运动竞赛和重要的城邦事务都在户外进行。在希腊城邦，拥有一个剧场、神庙，一个体育场就像拥有广场一样，它们构成了城邦完整的空间，也塑造着身与心的人格整体。体育赛会是向神展示人的“卓越”的一种形式，是敬神，也是敬英雄，所以赛会是展示人所拥有的整体卓越，是力量、勇气、坚韧，而不是技巧。所以基托说，对现代高尔夫球这类比赛冠军显示出的技巧，希腊人会认为，一个奴隶如果没有别的可用之处，能掌握这种技巧也是值得赞赏的。希腊人认为，一个人能掌握这一类奇技淫巧，就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民过高尚的生活。运动会上的冠军，会被当做英雄，诗人会为他们写颂歌。而当一个人成为金牌专业户的时候，欧里庇得斯会认为他过分沉溺于此，就写了一段尖刻的文字来讽刺他，如同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人应该会吹奏长笛，但不能过于精通。城邦对公民的要求，把关心城邦公共事务、心绪宁静、善于克制作为身心完整的标准。很难想象希腊人是一个狂热分子，虽然他们也有冲动的时候，但明智的平衡是他们的准则。 伯利克里骄傲地评价希腊公民：“我们爱好智慧，但不会就此变得柔弱；我们热爱艺术，但不做过度的炫耀。”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希腊的雕像无论是神或英雄，他们总是面部匀称、身体舒展，无论在吹笛还是在征战中，都没有微笑，表情一样的宁静严肃，这样的形象在那个时代，甚至到后来的希腊化时代都被视为典范。即使是酒神也绝无过度的神色，有一个帕特农神庙三角楣上的酒神雕塑，现藏在大英博物馆，他身体的平衡、宁静，至多显示出一种极为内在的享受感。虽然在斯巴达人的建筑和雕塑上更偏于峻峭，而伊奥尼亚的线条优雅，雅典则获得了一种调和，但他们的区别并没有超出平衡所要求的分寸。希腊的大量雕塑流散在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以及意大利的各美术馆，但只有在古希腊神殿遗址的相应位置上，才能获得完整的理解。在城邦中，刻着雕像的神殿是理性精神的指向，而伯利克里所说的艺术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狭隘的艺术，它包含着雕塑、音乐、手工艺、农艺、医术、射箭、烹调等等所有需要专门技艺的行当。 将万物看做一个整体的直觉，是希腊生活明智的源泉。公元前6世纪，伊奥尼亚米利都城邦的公民泰勒斯为了堵住饶舌汉的嘴，决心要找出唯一智慧的东西，他找到了“水”作为世界的唯一本源，给后世留下了整体地看待世界的第一条线索。他也是第一个用逻辑而不是用神话来表达对理性的坚定信仰的希腊人，虽然他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但最重要的是，他实现了希腊人的一种精神：不顾及事物的外表，而寻找世界的统一的内在根基，简易的真理。对希腊人来说，这显然是一条令人激动的思想道路，赫拉克利特在这条道路上又论证了两种相反的张力之间的和谐。 当希腊城邦显出萎靡的时候，阿里斯托芬把它归结为希腊人聪明过头造成的后果。 雅典的城邦民主生活达到了逻辑的顶点，他们找到了最佳的生活方式，亚里士多德就是这么认为的。 论辩是城邦生活的最重要形式，任何知识、价值、思想都被带到广场来接受论辩和争议，当城邦的公共广场成为“意见的世界”时，各种意见都能得到充分的论证，关于城邦未来的演说，对过去事情的诉讼，对现实成就的礼赞，都会集中到价值判断上。如果要公民大会认同一个判断，修辞术变得重要起来，同时也出现了专事辩论术的先生。有一则关于诡辩术的故事也许夸张了，希腊人可能是以这种夸张的故事来警示公民辩论的过度。故事说的是一个青年向一个智者普罗太哥拉求教辩论术和法律，他们签订了一个合同，学生结业后打赢第一次官司就还学费。但学生学完了却没去做律师，因此也不还钱。普罗太哥拉就状告到法庭上，学生辩护说：“如果我赢，根据胜诉判决，不用给钱；如果输，根据合同，我还没打赢官司，所以也不用给钱。”而普罗太哥拉论辩说：“如果我输，根据合同，弟子赢了官司就必须给钱；如果我赢，根据胜诉判决，弟子也必须给钱。”据说法官无法对付。 面对这样的局面，民主制度的有力支持者、军事家克里翁说这些人正在成为鉴赏家，而不是公民。而一向不满于民主制的苏格拉底抨击说，造个船坞砌个墙之类的小事，人们都会请教专家，而在处理道德和操行这类无比重大的事情时却听凭任何人发表无知的想法。苏格拉底发展了一种辩证法，与辩论术的叙述式滔滔之词不同，辩证法以对话问答的方式推进问题，为了使美德获得一个更牢靠的、无可争议的逻辑基础，而不再是未经检验的观念。苏格拉底确实成功地反驳了许多谬误，但几乎没有推论出一个正面的结论，唯一的结论还是来自阿波罗神庙的神谕：知道了自己一无所知。却又造成了哲学史上无解的“美诺悖论”，美诺问他：“你怎么能研究你一无所知的东西呢？它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怎么寻找它呢？就算你碰上了它，你又怎么知道它是你正在找的那个东西呢？” 这个时期，希腊的喜剧非常活跃，而且主要是政治讽刺剧，所以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常常被当做历史资料来发掘。与悲剧不同的是，喜剧关注的是人与人力量之间的关系，性格的乖戾、趣味的庸俗、情绪的烦恼与紧张，以及由此造成的纠葛困境，但这一切都尚在人类理智的把握中，是智慧使人摆脱困境。 今年2月底在北京演出的阿里斯托芬喜剧《鸟》，讲两个雅典公民，对诉讼不断的城邦生活感到厌倦，他们决定找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安身立业。借助乌鸦和喜鹊，他们找到了传说中的鸟国，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城邦。这部戏公元前415年在雅典上演，当时使希腊损失惨重的雅典之战正在进行，剧中充满了微妙的忧郁之感也许是对城邦的政治决策的揶揄。《鸟》剧里，阿里斯托芬讽刺了当时的一大批人，包括苏格拉底。后来他还写了《云》专门讽刺苏格拉底。有个人嗜好马术成癖，父亲难以接受，为了改变他，父亲把他送到苏格拉底那里去接受思想训练，结果，他学会了辩证法，向他父亲质问：“法律允许父亲打儿子，苏格拉底教给我，法律是人制定的规范，并非真理，那是不是也可以制定一个可以殴父的法律？” 阿里斯托芬倾慕雅典光荣的过去，热爱马拉松时代的民主政治。他抨击苏格拉底教唆青年人不敬神，怪罪苏格拉底式的追问及辩论术的扰乱，动摇了人们对道德基础的信任，所以阿里斯托芬把城邦出现的萎靡气氛归结为希腊人聪明过头造成的后果。也许这是阿里斯托芬的气话，但其中所包含的对适度、平衡概念的坚守，哪怕在人类智性追求上，也反映出当时的希腊有另一种力量侵入。 城邦的生活理想来源于荷马《伊-利亚特》中的一个高贵的概念“Arete”，对公民来说，这个词被当做包容一切美德、活力、智慧的概念。对“Arete”的追求从另一个层次指引着希腊人对生活整体性的尊重，这也是希腊艺术所表现出的力量和质朴的源泉，相伴而行的则是对专门化的厌恶之情，对效率的轻蔑，而来自另一种追求的力量必定要改进、发展，以求得高效、强大，这种力量必定无所不用其极。强烈的欲望、极端的手段、狂热的宗教对节制、平衡和和谐的破坏力也是注定的，在历史学家的分析中，这正是城邦崩溃的悲剧原因。 希腊精神“经受了一切生存之物所经历的变化，从来没有中断过”。塞菲里斯在现代希腊看到：“那些古代的亡人已逃脱了轮回并重新站起，流露出神秘安详的笑意。” 那些伟大光辉的成就在破坏性的力量冲击下早已成废墟，对于已经习惯于快速亢奋变化中的异乡人，在现代的希腊，常常感受到城市中有一种气息缓慢、听天由命的背景，其实兴许这恰恰是希腊人从先人继承而来的智慧。在希腊的一路上，我带着当代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的诗集，多少可以使这样的理解得到旁证。这两代诗人的诗句都一致地将感情置于理性之下，一再地写着光明和太阳，这明显秉承了他们先人的精神。埃利蒂斯在诺贝尔奖的颁奖礼上，直截了当地表示“请允许我为光明和清澈发言”，而塞菲里斯诗歌中温和的喜悦之情在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背景中尤其显现出高贵的感染力。 他们同时找到了各自的诗歌之路，塞菲里斯在成名后，把对“我”的写作改为“我们”的写作，而埃利蒂斯曾在10年里不发表一首诗，最终“得以超越自我的艺术”。虽然在他们的诗句中难以找到古希腊时的伟大名字，甚至无休止地出现在各种语言中的希腊神话人物，在他们的诗句中也不占太多的笔墨，而视世界为一个整体的希腊传统使他们所有的意识在太阳的光明中得到发扬和净化。
两位维吾尔族大叔正在弹奏乐器。（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邓浩/摄）“这里是我爷爷奶奶生活过的地方。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帮我建起了漂亮的房子。”老城居民帕尔哈提在自家内院对记者说。由于喀什老城处在地震多发地带，为保障老城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2010年国家正式批准启动老城改造项目。此项目由国家补助资金20亿元，自治区筹集资金10亿元，加上喀什地、市两级政府配套资金和老百姓自筹资金，项目总投资逾70亿元。项目一开始就把继承和发扬喀什古城文化摆在首要位置，提出“保护性改造古城，建设性打造景区”的工作思路，采取“注重风貌，修旧如旧，一户一设计”的原则，充分尊重民意和激发老百姓智慧，保留了喀什居住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所体现出的新疆巴扎文化的独特元素。在喀什的每一条街巷道几乎都能看到老茶馆。照片中的这座茶馆已有上百年历史。茶馆为忙碌之余喝茶消除疲惫的人们提供了舒适温馨的场所。（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邓浩/摄）帕尔哈提正是喀什老城改造项目的众多直接受益者之一。今年9月1日，他的房子改建成茶馆开始营业，有五名员工。“生意非常好，一天有一百多人来喝茶，能收入一两千。”帕尔哈提说，“老城改造后环境特别漂亮，来自国内外的游客也特别多。”据悉，喀什古城景区总面积平方公里，居住着两万多户、六万多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喀什古城日益受到国内外旅游专家的重视和游客的青睐。喀什古城街道上，两位女店主正在聊天。（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邓浩/摄）现在，古城已逐渐成为了“新疆名牌”、“喀什名片”。既是景区也是维吾尔族居民的生活区，是老城的一大特色。在这里，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居民家庭生活、民族风情、各类传统手工艺制作，还可以品尝到纯正的民族风味餐饮。改造老城，解决了当地居民的住房问题；建设景区，解决了当地居民的就业问题。如今，喀什古城景区在继承和延续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还打造出满足社区居民生活和游客基本需求的手工艺品街、民俗风貌街、特色餐饮街、金玉文化街、巴扎文化街、历史文化街、古董巴扎街等15条特色旅游街巷，商铺数量以及就业人数每年都在增加。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喀什将迎来更加广阔的旅游发展前景。
喀什噶尔古城，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疏勒国都改称“盘橐城”，前身即西汉时疏勒城。据近年来史学界考证，盘橐遗址就是今喀什市东南郊的艾斯克萨古城，位于克孜勒河与吐曼河交界的高埠之上，从地理位置上看，这种推测极有可能，不过尚有待进一步证实， 疏勒国……王治疏勒城…有市列”（《汉书·西域传》），这是2100余年前张骞对喀什古城的最早文字记录。疏勒城（今喀什市）的形成无疑还要提前一二百年。至于此城的方位面积，目前尚无可考。 主要景点 1、莫尔佛塔 位于喀什市东郊20余公里古玛塔格山中段的一座沙丘上，其南面隔恰克玛克河古河道与几公里外的汉诺依古城相忘望。这是我国西域古疏勒国都附近一处著名的佛寺遗址，是唐朝中晚期的建筑物。2001年莫尔佛塔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2、艾提尕尔清真寺 始建于公元1442年，坐落在景区中心的艾提尕尔广场西侧，约合16820平方米，占地面积亩，是中亚最大的清真寺之一，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香妃故园 阿帕霍加墓，座落在喀什市东北郊5公里处的浩罕村，占地面积30亩,始建于公元1640年前后，距今已350年,是一座典型的维吾尔式古陵墓建筑。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盘橐城 艾斯克萨古城，“艾斯克萨”维吾尔语为“破城子”之意。地处喀什市帕依纳甫路东侧，1954年，考古学家武伯纶曾来此考察，从种种迹象看，艾斯克萨古堡是公元74年-91年的17年间，班超曾经驻守过的疏勒国盘橐城。现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喀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孟子〉中的训诂》，《中国语文通讯》1985年第1期。2.《〈释名〉语言学价值新论》，《武汉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1年第5期全文转载。3.《〈释名〉声训的文化内涵》，《中州学刊》1991年第5期。4.《训诂术语补正》，《河北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5.《〈白虎通〉对训诂学的贡献》，《武汉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文汇报》1992年11月3日摘要介绍。《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1期摘要。 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2年第12期全文转载。6.《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及其对语言研究的启示》，《武汉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1994年第7期全文转载。7.《谈谈当前辞书中存在的问题》（与杨合鸣合作），见《训诂与语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8.《黄侃的语源学理论和实践》，《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9.《 ’95黄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10.《〈马氏文通〉“坐动”“散动”说评议》，《武汉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1.《元散曲重叠式形容词浅谈》，载《黄侃学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2.《〈古尊宿语要〉的近指代词》，《武汉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1998年第12期全文转载。13.《〈古尊宿语要〉的旁指代词》，《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3期。14.《〈古尊宿语要〉的三身代词》，《人文论丛》1999卷。15.《〈古尊宿语要〉的语气助词“在”》，《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对外汉语教学论集”。16.《树立民族形象，推进社会文明》（谈《语言文字法》的意义），《湖北教育报》 2000年11月13日。17.《“移位说”献疑》，载《语苑集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8.《〈汉语变调构词研究〉读后》，《中国语文》2001年第3期。19.《湖北黄梅话的人称代词》，《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20.《〈古尊宿语要〉的“如何”》，载《Collected Essays in Ancient Chinese Grammar》，Paris──2001。721.《“这”单独作主语问题补证》，《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4期。22.《“动+得+可能补语”中“得”字的语法性质》，载《汉语史论文集》，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23.《疑问代词“云何”的历史发展》，载《新疆大学语言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24.《湖北黄梅话的指示代词》，《方言》2002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3年第4期全文转载。25.《先秦两汉时期的“云何”》，《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26．“走作”补义，《中国语文》2004年第4期。27．面对三千年前的语法，《光明日报》2004年4月22日C1版头版头条。28．《全元散曲》中的“被”字句，《长江学术》第6辑（2004年5月）29. 黄侃，《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河北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30. “他”字复指词组的历史发展，《庆祝〈中国语文〉创刊50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12月版。31. 禅宗语录词义札记，《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收入《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二辑（第七届全国古代汉语学术研讨会暨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06年版。32. 佛教文献中“何”系疑问代词的兴替演变，《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第31辑（2005年）33. 《黄侃年谱》序，司马朝军《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34. 《孙子兵法语法研究》序，蔡英杰《孙子兵法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版。35. 《故训汇纂》的语义学价值，《〈故训汇纂〉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36. 大力加强禅宗语录句法研究，《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二），商务印书馆2006年12月版。37. 古今字与同源字、假借字、通假字、异体字的关系，《语文知识》（郑州大学）2007年第1期。38. 读《尔雅》及其注疏札记，《长江学术》2007年第2期。39. 无主语“被”字句的历史发展，《汉语新探》，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07年2月版。40．《宋元明清动量词研究》序，金桂桃《宋元明清动量词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41．古汉语判断句中“为”、“是”的连用，《中国语文》2008年第6期。42．魏晋以后疑问代词“云何”的发展与衰亡，《长江学术》2008年第4期。43．汉语にぉける古今命名方法の变迁について（汉语古今命名模式变迁漫议）（全文被译成日文），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一《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知的システムの近代的再编をめぐって》，2008年3月发行。44．动量短语句法功能补议，《古汉语研究》2008年第4期。45．《轻动词理论及汉语相关问题研究》序，刘长庆《轻动词理论及汉语相关问题研究》，武汉出版社2008年版。46．《全元散曲》中的动态助词，《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47．《〈全相平话五种〉语词研究》序，周文《〈全相平话五种〉语词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48. 近代汉语书面文献与现代方言词语的考释，《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49. 从黄梅方言与近代汉语文献互证看辞书相关条目，《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50．从“小学”到“语言学”（『小学』より『语言学』ヘ），《东ァジァ近代における概念と知の再编成》（2008年11月日本京都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 “近代东亚概念和知识系统的再编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 センタ一2010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刊号：issn0915-2822。51. 黄侃学术在武汉大学的传承与发展，《中国语言学》第四辑（北京大学，2010）。52.《近代汉语连词》序，席嘉《近代汉语连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53. 黄梅方言与近代汉语文献互证举隅，《中华字典研究》（第二辑，2009《康熙字典》暨词典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54.《“原来”、“从来”、“连连”三组时间副词研究》序，唐为群《“原来”、“从来”、“连连”三组时间副词研究》（学术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55. 汉译佛经中的“为”字选择问句，《汉文佛典语言学—第三届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56. 禅宗语录中带语气副词的测度问句，《长江学术》2011年第3期。57. 配对型“也好”源流考，《中国语文》2012年第1期。58. 汉魏六朝汉译佛经中带语气副词的测度问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收入《圆融内外 综贯梵唐—第五届汉文佛典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59. 谈谈禅宗语录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2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2年第5期摘要。60.“莫非”源流考，《南开语言学刊》2012年第2期。61. 中国文化中花卉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中国文化研究》（韩国）第21集，2012年。62.“也罢”源流考，《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63. 禅宗语录中选择问句的发展，《东亚文献研究》（韩国）第11辑，2013年6月。64. 汉译佛经透露汉语发展变化信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8日B01版。65.“枉状”“月朵”词义考，《古汉语研究》2013年第4期。66．方以智语言哲学观浅论，《人文论丛》2013年卷。（排名第二）67. 黄梅方言中的“妈妈”和“老板”，《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12月版。68.“何莫不”小考，《正学》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9月版。69.《<景德传灯录>语言探索》序，《<景德传灯录>语言探索》，台湾学生书局2014年8月版。
可以写某个具体的字的字体、读音、字义的演变
古代汉语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古代汉语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古汉语论文，供大家参考。
古代汉语戏剧文学教学【1】
摘要：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积极采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将知识信息更多地汇集到有限的课堂中来。
多媒体技术因其灵活性、直观性、高容量性,成为课堂教学创新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古代汉语;戏剧文学
一、与专业结合，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性质和意义
明确古代汉语在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功能，才能合理安排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学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古代汉语课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工具性，“主要集中体现在运用所学的古汉语知识进行古书的阅读方面,‘阅读’是其工具性最充分的直接体现。
这一点也正是古汉语课的工具性与现代汉语课的工具性在‘工具’使用范围上的不同表现。
现代汉语课的学习也是为了运用，但它不仅仅体现在对现代文的阅读上,它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指导人们更好地说话和写作上。
学习古代汉语则没有说和写的要求。”[1]明确古代汉语的工具性这一特点，教师才可以在教学时突出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置与安排教学内容，加大重点难点的教学力度，保证教学效果;学生才可以明确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作用，并依此确定学习重点，提高学习效率。
基础性和语言性也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性质。
所谓基础性，是指古代汉语是学习古代文学、古代历史等课程的基础，如果不具备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就无法看懂这些课程所涉及的文献内容。
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不理解：为什么古代汉语课也是我们的基础课呢?我们不需要看很多古书，这门课程似乎与本专业没多大联系，学习起来没什么实际意义。
如果教师对课程性质和意义的讲述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学生产生这样的疑问很正常。
笔者在讲授时，往往把学习古代汉语的意义与戏剧影视文学的专业特点结合起来，列举一两部学生熟悉的电视剧、电影中的台词或场景，让他们找出里面出现的常识性错误。
如《走西口》里田青与田耀祖喝酒时，田青说：“我父亲叫田耀祖。”田耀祖说：“认识，原来他就是你的家父啊!”学生一听，马上指出：古代称呼自己的父亲是“家父”，称呼别人的父亲是“令尊”，应该说“原来他就是令尊啊”才对。
《三国演义》中有曹操吃玉米的镜头，学生纷纷指出：玉米是明朝时候从美洲引进中国的，三国时期哪里会有呢?之后，教师再明确：如果平时注意积累古代文化的基础知识，在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就会不犯或少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会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从而产生学习兴趣。
古代汉语的语言性，教师在课程一开始就要对学生明确，因为许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分不清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的差别，听课时不知如何分别对待。
甚至认为古代汉语课讲过的文选，古代文学课不必再讲，古代文学课讲过的篇目，古代汉语也可略去。
笔者第一节课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讲“绪论”时，就通过实例告诉学生，同一部作品，古代文学偏重文学，侧重分析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古代汉语强调的是语言性，侧重对语言现象的分析和把握。
只有对古汉语语言性有明确的认识，对古汉语课的学习内容才能了解得更加具体，从而采取适宜的方法来准确地掌握相关知识，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授课时间只有一个学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学生掌握学习方法、积累与专业相关的知识呢?笔者认为，在授课时，古代汉语理论知识可以有选择地去讲授，不必像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样讲得全面系统;应该重点介绍那些较为实用的、能够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内容。
对学生的基本要求也不必拘泥于能够准确分析文章中的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的来龙去脉，集中体现在能够认识繁体字，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工具书独立阅读浅近的文言文,为今后的工作和学习奠定基础。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很多古代汉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的仍是“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授课方式,教师在讲台上摇头晃脑地讲授知识、满堂灌，大多数学生在课堂上昏昏欲睡，只有少数学生听讲并记笔记，课堂失去了活力和创造性。
为了激发非中文专业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我们要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模式，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笔者根据近些年的教学经验，认为可采用的方法有：
(一)古今结合，突出古代汉语的实用性
古今汉语是“源”与“流”的关系，现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继承发展来的，学好古代汉语，有利于更好地学习和运用现代汉语。
笔者在给戏剧影视文学的学生讲课时，特别注意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古代汉语的现实意义，并鼓励学生运用古代汉语的知识去解决生活、学习中的遇到的语言问题。
这样，学生就会感觉古代汉语很实用，离他们也并不遥远，从而产生学习的兴趣。
现代汉语中很多词语的意义是从古代汉语沿袭或发展来的，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增强对这些词语意义的理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加深印象。
比如“奔”字，现代汉语中是“奔跑”的意思，为什么会有这个意义呢?从简化字的字形上我们已经看不出来了，但是一看金文中的字形，上面是人甩着胳膊走，下面三只脚表示走得很急很快，不就是奔跑吗?再如，每年的1月1日是新年的开始，我们称为“元旦”。
“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的是人最上面的部分即人头，由此引申出“开始”的意义。
“旦”在甲骨文中的字形是，代表太阳刚从地面升起，本义“早晨”，引申出“天”的意义。
“元旦”就是一年开始的第一天。
现代汉语的成语中还往往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特有的语言现象,通过成语和来剖析古代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等现象,不但使古代汉语易懂易学,还可以使学生对这些成语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从而运用得更加准确。
例如，“唯利是图”是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一种常见格式，“唯”是语气词，表示单一性、排他性;“是”是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唯利是图”就是“唯图利”，意即“只追求利益”。
成语中词类活用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不胫而走、星罗棋布、风餐露宿、衣锦还乡、丰衣足食、不耻下问等等。
这些成语典故都是学生耳熟能详的，通过它们来讲古汉语语法知识，能起到化难为易的作用。
(二)与古代文化相结合，增强古代汉语的知识性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代汉语的关系相当密切。
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谈到,“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
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
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2]“古汉语的教学虽然离不开字词解释及语言分析，但绝不应仅从语言到语言，而应将语言教学置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大背景下来进行，因为语言并不是孤立的。
语言中变化最显著、最迅速的是词汇，词汇中很大一部分词语有着很丰富的文化含义。”[3]笔者讲授文选时，在帮助学生扫除字词理解上的障碍之后，还适当地把某些词语与古代礼制、风俗等方面的历史文化知识结合在一起，让学生体会到文中的古代文化内蕴，不断拓展知识视野，增加学习的兴趣。
例如，《触龙说赵太后》一文“一旦山陵崩。
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这句话中，“山陵崩”是用山陵倒塌指“太后死”，因为古人尤其是君主都忌讳“死”字，所以用“山陵崩”作为“死”的委婉说法。
这种说法，除了避讳之外，还有尊君的意思。
讲到这里，可以再继续延伸，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在语言的词汇中会有所反映。
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是不能逾越的.，统治阶级在某些词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出尊卑之分。
《公羊传•隐公3年》中说：“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崩、薨、卒、不禄”是一组表示“死”的同义词，但使用对象不同。
皇帝死称“崩、驾崩、山陵崩”等，诸侯死称“薨”，大夫死称“卒”，士死称“不禄”，普通老百姓“死”才称“死”。
“山陵崩”这种说法更能体现出封建时代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
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中的“青衫”，字面上看是青色的衣衫，其实可以进一步与唐代的官服颜色联系起来讲解。
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绿袍，无鱼袋;文官八品、九品服以青。
因为八九品的官员地位低，后来又借“青衫”指失意的官员。
如此分析，就将古代汉语与古代文化结合到一起。
这种综合、系统的教学内容，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又能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三)采用诵读、启发、归纳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多思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给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代汉语课，要想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关键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古代书面语言中生疏的字词、抽象的语法规律很容易让学生们望而却步、失去兴趣。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可以采用诵读、启发、设疑等多种方法，鼓励学生多思考，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吟诵是形成并强化古汉语语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通过诵读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常用词的意义和各种句式的特点，提高古代汉语的语言感知能力。
笔者在讲授文选时，大多选择故事情节生动、韵律突出、各类语言现象相对集中的经典作品来讲解。
且每讲一篇文章，都要请学生诵读部分段落，并拿朱熹对读书的要求来勉励他们：“学者观书，务须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读一个字，不可少读一个字，不可牵强暗记，只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永远不忘。”诵读时，注重引导启发学生在诵读中领会文意，之后再串讲，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所谓“不悱不愤,不启不发”，教师如果能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来巧妙地设计疑问，启发学生思考，就可以很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如讲解《鞌之战》“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中的“及”字时，可以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在古汉语中“及”有哪些用法?明确是作动词“到”和连词“和”后，让学生进一步讨论：在文中如何解释才合情合理呢?若作动词“到”讲，解张中了几箭?若作连词“和”讲，中了几箭?这样提问并启发，既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归纳法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概括归纳能力。
讲语法部分的“名词用如动词”时，如何从形式上判断一个名词在句中用如动词是教学的难点。
笔者给学生列举出二三十个句子，分成六组，引导学生在观察语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名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自己归纳总结出名词用如动词的六个条件。
讲虚词“而”时，先列举学生熟悉的文献材料，让他们自己体会“而”连接的成分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师再进行评讲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