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形贵州省地形图贵州地貌属于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平均海拔在1100米左右。贵州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全省地貌可概括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种基本类型，其中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境内山脉众多，重峦叠嶂，绵延纵横，山高谷深。北部有大娄山，自西向东北斜贯北境，川黔要隘娄山关高1444米；中南部苗岭横亘，主峰雷公山高2178米；东北境有武陵山，由湘蜿蜒入黔，主峰梵净山高2572米；西部高耸乌蒙山，属此山脉的赫章县珠市乡韭菜坪海拔米，为贵州境内最高点。而黔东南州的黎平县地坪乡水口河出省界处，海拔为米，为境内最低点。贵州岩溶地貌发育非常典型。喀斯特地貌面积109084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境内岩溶分布范围广泛，形态类型齐全，地域分布明显，构成一种特殊的岩溶生态系统。[5] 气候贵州兴义万峰林贵州的气候温暖湿润，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温变化小，冬暖夏凉，气候宜人。2002年，省会贵阳市年平均气温为℃，比上年提高℃。从全省看，通常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多在3℃～6℃，比同纬度其他地区高；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一般是22℃～25℃，为典型夏凉地区。降水较多，雨季明显，阴天多，日照少。2002年，9个市州地所在城市中，降水量最多是兴义市，为1480毫米；最少的是毕节市，为毫米。受季风影响降水多集中于夏季。境内各地阴天日数一般超过150天，常年相对湿度在70%以上。受大气环流及地形等影响，贵州气候呈多样性，“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另外，气候不稳定，灾害性天气种类较多，干旱、秋风、凌冻、冰雹等频度大，对农业生产危害严重。[5] 水文河谷 (16张)贵州河流处在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上游交错地带，有69个县属长江防护林保护区范围，是长江、珠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全省水系顺地势由西部、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分流。苗岭是长江和珠江两流域的分水岭，以北属长江流域，流域面积115747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主要河流有乌江、赤水河、清水江、洪州河、舞阳河、锦江、松桃河、松坎河、牛栏江、横江等。苗岭以南属珠江流域，流域面积60420平方千米，占全省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主要河流有南盘江、北盘江、红水河、都柳江、打狗河等。[6] 自然资源编辑矿产贵州喀斯特地貌 (11张)贵州矿产资源丰富，是著名的矿产资源大省。截至2002年底，贵州省已发现矿产110多种，其中有76种探明了储量，有多种保有储量排在全国前列，排在第一位的有汞、重晶石、化肥用砂岩、冶金用砂岩、饰面用辉绿岩、砖瓦用砂岩等，排在第二位的有磷、铝土矿、稀土等；排在第三位的有镁、锰、镓等；此外，煤、锑、金、硫铁矿等在国内占有重要地位。煤炭储量大，煤种齐全、煤质优良，素有“江南煤海”之称，2002年末保有储量为亿吨；铝土矿保有储量为亿吨；磷矿储量亿吨，占全国总量的40%以上；重晶石储量为全国的三分之一；金矿储量居全国第十二位，是中国新崛起的黄金生产基地。[6] 贵州以“西南煤海”著称，煤炭资源储量达亿吨，居全中国第五位，超过南方12省（区、市）煤炭资源储量的总和。煤炭不仅储量大，且煤种齐全、煤质优良，为发展火电，实施“西电东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为煤化工、实施“煤变油”工程提供了资源条件。能源兴义万峰湖贵州河流数量较多，长度在10千米以上的河流有984条。2002年贵州省河川径流量达到亿立方米。贵州河流的山区性特征明显，大多数的河流上游，河谷开阔，水流平缓，水量小；中游河谷束放相间，水流湍急；下游河谷深切狭窄，水量大，水力资源丰富。水能资源蕴藏量为万千瓦，居全中国第六位，其中可开发量达万千瓦，占中国总量的，水位落差集中的河段多，开发条件优越。土地贵州省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原较少。山地面积为108740平方千米，占贵州省土地总面积的，丘陵面积为54197平方千米，占贵州省土地总面积的；山间平坝区面积为13230平方千米，仅占贵州省土地总面积的。可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资源不多，由于人口增多，非农业用地增多，耕地面积不断缩小。2002年底，贵州省实有耕地面积万公顷，比2001年减少万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不到公顷，远低于全中国平均水平。土层厚、肥力高、水利条件好的耕地所占比重低。生物贵州省有野生动物资源1000余种，其中黔金丝猴、黑叶猴、华南虎、云豹、豹、白颧、黑鹤、黑颈鹤、中华秋沙鸭、金雕、白肩雕、白尾海雕、白头鹤、蟒等14种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占全国同类动物总数的13%；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69种，主要有：穿山甲、黑熊、水獭、大灵猫、小灵猫、林麝、红腹雨雉、白冠长尾雉、红腹锦鸡等，占全国同类动物总数的。黔金丝猴贵州省森林覆盖率达50%，活立木总蓄积量达亿立方米；有70种珍稀植物列入国家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银杉、珙桐、秃杉、桫椤等4种属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50%；二级保护植物27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三级保护植物39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全省有野生植物资源3800余种，其中药用植物资源有3700余种，占全国中草药品种的80%，是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品质优良的珍稀名贵植物有珠子参、三尖杉、扇蕨、冬虫夏草、鸡枞、艾纳香（天然冰片）等6种。此外，天麻、石斛、杜仲、厚朴、吴萸、黄柏、党参、何首乌、胆草、天冬、银花、桔梗、五倍子、半夏、雷丸、南沙参、冰球子、黄精、灵芝、艾粉等有地道药材之美称。野生经济植物资源中，工业用植物约600余种，以纤维、鞣料、芳香油、油脂植物资源为主；食用植物约500余种，以维生素、蛋白质、淀粉、油脂植物为主；可供绿化、美化环境及有观赏价值的园林植物约200余种；具有抗污能力的环保植物40余种。贵州农作物植物品种丰富，栽培的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纤维植物和其他经济作物近600个品种。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薯类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油菜籽为主要品种。经济林木主要有油桐、油茶、乌桕、漆树、核桃等，“大方生漆”、“六马桐油”为贵州名优土特产品。全省饲养的主要畜品种有30多种，优良牧草资源2500余种，发展畜牧业具有良好条件。[5] 2014年，全省共有林业系统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13个，其中国家级7个，省级6个。
论文关键词： 结核病;化学治疗;药物
抗结核药物是结核病化学治疗(简称化疗)的基础，而结核病的化学治疗是人类控制结核病的主要手段。结核病化疗的出现使结核病的控制有了划时代的改变，全球结核病疫情由此得以迅速下降。最早出现的有效抗结核药物当数链霉素(SM)。它发现于20世纪40年代，当时单用SM治疗肺结核2～3个月后就可使临床症状和X线影像得以改善，并可暂获痰菌阴转。对氨水杨酸(PAS)被应用于临床后发现，SM加PAS的治疗效果优于单一用药，而且可以防止结核分支杆菌产生耐药性[1]。发明异烟 肼 (INH)后，有人单用INH和联用INH PAS或SM进行对比治疗试验，再一次证明了联合用药的优势[2]。于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著名的结核病“标准”化疗方案，即SM INH PAS，疗程18个月～2年，并可根据药源和患者的耐受性将PAS替换为乙胺丁醇(EMB)或氨硫 脲 (TB1)，俗称“老三化”[3]。70年代随着利福平(RFP)在临床上的应用以及对吡 嗪 酰胺(PZA)的重新认识，在经过大量的实验后，短程化疗成为结核病治疗的最大热点，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4，5]。当人类迈入2000年的今天，抗结核药物的研究已经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主要是利福霉素和氟 喹 诺酮这两大类药物，尤以后者更为突出。
一、利福霉素类
在结核病的化疗史上，利福霉素类药物的研究一直十分活跃。随着RFP的发现，世界各国出现了研制本类新衍生物的浪潮，相继产生了数个具有抗结核活性的利福霉素衍生物，但杀菌效果都不如RFP，RFP仍是利福霉素类药物中最经典的抗结核药物。
1.利福布丁(rifabutin，RFB，RBU)：RBU对RFP敏感菌的最低抑菌浓度(MIC)是低的(< μg/ml)，而对RFP耐药菌株的MIC明显增高(～ μg/ml)。此结果显示RFP与RBU存在交叉耐药;这么宽的MIC范围，又提示RFP耐药菌株对RBU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敏感比例高达31%。在MIC< μg/ml的结核分支杆菌株，或许可把RBU考虑为中度敏感[6]。RBU的亲脂性、透过细胞壁和干扰DNA生物合成的能力高于RFP，使之能够集中分布在巨噬细胞内而具有较强的活性。
RBU也有其不足之处。如RBU的早期杀菌作用不如RFP[7]，可能与其血浆浓度低有关。有研究结果表明，RBU口服剂量300 mg 4 h后的峰值浓度仅为 μg/ml，比同剂量RFP的峰值约低10倍。究其原因，可能与RBU的口服生物利用度和血清蛋白结合率均低有关，前者只有12%～20%，后者仅为RFP的25%。
临床上已将RBU试用于不同类型的结核病人。香港胸腔协会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治疗同时耐INH、SM和RFP的结核病患者中，RBU和RFP的效果几乎相等[8]。但已有研究表明，RBU对鸟分支杆菌复合群有明显的作用。
2.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1648(KRM-1648)：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1648属于3-羟-5-4-烷基 哌 嗪 ，为苯并恶 嗪 利福霉素5种衍化物之一。本品比RFP的MIC强16～32倍。小鼠实验结核病治疗结果显示：单剂KRM-1648 3 mg/kg的疗效明显优于RFP 10 mg/kg，与HE联用亦比RFP HE疗效佳。KRM-1648和其它利福霉素类的交叉耐药也必然是一问题，但纲谷良一[9]认为：由于KRM-1648比RFP有更强的杀菌作用，即使结核分支杆菌对RFP具耐药性，本药也能发挥一定的杀菌作用。
最近芝加哥的一份动物实验研究结果表明，KRM-1648、RBU和RFP这三种相类似的药物均对耐多药结核病(MDR-TB)无效[10]。
3. 利福喷丁(rifapentine， DL473， RPE， RPT)：RPT又名环戊基 哌 嗪 利福霉素，于1976年由意大利Leptit公司首先报道，我国紧跟其后于1977年就已着手研制，并在1984年应用于临床。该药为RFP的环戊衍生物，据Arioli等[11]报告，其试管中的抗菌活力比RFP高2～10倍。本品口服后，胃肠道吸收良好，并迅速分布到全身组织中，以肝脏为最高，其次为肾、脾、肺及心脏，在脑组织中也有分布。人口服后4 h即达血浓度高峰。RPT的蛋白结合率可达98%～99%，因此组织停留时间长，消除半衰期时间亦较RFP延长4～5倍，是一种高效、长效抗结核药物。
我国使用该药替代RFP对初、复治肺结核进行了对比研究，每周顿服或每周2次服用RPT 500～600 mg，疗程结束时痰菌阴转率、病变有效率和空洞关闭率与每日服用RFP组相比，疗效一致，未见有严重的药物毒副反应。本药不仅有满意的近期效果，而且有可靠的远期疗效[12]。由于RPT可以每周只给药1～2次，全疗程总药量减少，便于督导，也易为病家所接受。
二、氟 喹 诺酮类(FQ)
第三代氟 喹 诺酮类药物中有不少具有较强的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对非结核分支杆菌(鸟胞分支杆菌复合群除外)亦有作用，为临床治疗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由于结核分支杆菌对氟 喹 诺酮产生自发突变率很低，为1/106～107，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无交叉耐药性，目前这类药物已成为耐药结核病的主要选用对象。
氟 喹 诺酮类药物的主要优点是胃肠道易吸收，消除半衰期较长，组织穿透性好，分布容积大，毒副作用相对较小，适合于长程给药。这类化合物抗菌机制独特，通过抑制结核分支杆菌旋转酶而使其DNA复制受阻，导致DNA降解及细菌死亡。氟 喹 诺酮在肺组织、呼吸道粘膜组织中有蓄积性，浓度均超过结核分支杆菌的MIC。感染部位的组织浓度对血药浓度的比值较正常组织中高，在痰、支气管粘膜、肺等组织的药浓度/血清浓度为2或更高，显示了对肺结核的强大治疗作用。
1.氧氟沙星(ofloxacin， OFLX)：OFLX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2 μg/ml，最低杀菌浓度(MBC)为1～2 μg/ml，在下呼吸道的组织浓度远高于血清浓度。OFLX有在巨噬细胞内聚积的趋势，在巨噬细胞中具有与细胞外十分相近的MIC，与PZA在巨噬细胞中产生协同作用。OFLX与其他抗结核药之间既无协同作用也无 拮 抗作用，可能为相加作用[13]。
OFLX的临床应用已有若干报道，尽管人体耐受量仅有中等程度抗结核作用，但不论对鼠实验结核或人结核病治疗均有肯定疗效。现在香港将OFLX与其它可供使用的配伍药一起，常规用于少数耐多药的慢性肺结核病人[8]。
我院采用含有OFLX的化疗方案治疗耐多药肺结核，获得了痰菌培养2个月阴转率50%、3个月62%以及6个月75%的可观效果。厂家推荐的用于治疗严重呼吸道感染的剂量为400 mg 2次/日。有人对22例单用OFLX 300 mg/d或800 mg/d治疗，持续9个月到1年，所有病人耐受良好，并显示较大的剂量效果较好[6]。多次用药后，血清或各种体液中无临床上明显的蓄积作用，有利于肺结核的长程治疗。人体对OFLX的最大耐受量为800 mg/d，我院选择的经验剂量为300 mg 2次/日。
2.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PLX， CIP)：CIP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和MBC与OFLX相似，具有很好的抗菌活性，但由于有人认为该药在试管内和RFP一起应用有 拮 抗作用，所以临床应用的报道也还不多。CIP因胃肠吸收差，生物利用度只有50%～70%，体内抗结核活性弱于OFLX。基于上述因素，OFLX被更多地用于耐药结核病。
3.左氟沙星(levofloxacin， DR-3355， S-OFLX， LVFX)：1986年开发的LVFX为OFLX的光学活性L型异构体，抗菌活性要比D型异构体大8～128倍。在7H11培养基中，LVFX抗结核分支杆菌的MIC50、MIC90均为 μg/ml。在7H12培养基中对敏感菌及耐药菌的MIC为～1 μg/ml(MBC1 μg/ml，)，比OFLX强1倍。与OFLX一样，LVFX亦好聚集于巨噬细胞内，其MIC为 μg/ml(MBC是2 μg/ml)，抗结核分支杆菌的活性也是OFLX的2倍。两者之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异，可能与它们抗DNA旋转酶的活性不同有关[14]。
LVFX口服吸收迅速，服药后1 h血药浓度达 μg/ml，达峰时间(±) h。服用LVFX 4 h后痰中药物浓度平均 μg/ml，高于同期平均血液药物浓度 μg/ml，证明本品在体内吸收后渗透入支气管-肺屏障的浓度极高。而且，该药的副反应发生率只有。LVFX良好的抗菌活性、优良的药物动力学和较高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抗结核药间的协同作用[15]，使LVFX正逐步替代OFLX而成为MDR-TB的主要治疗药物。
4.司氟沙星 (sparfloxacin， AT-4140， SPFX) 与洛美沙星(lomefloxacin， LMLX)：SPFX是现行氟 喹 诺酮类中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较高的品种。SPFX的MIC为 μg/ml，MBC μg/ml，较OFLX和CIP强2～4倍，亦优于LVFX。采用SPFX 50 mg/kg(仅相当于OFLX的1/6)就完全能够控制鼠结核病，临床上为达到最佳治疗结核的效果，宜采用400 mg/d。但SPFX对脑脊液的渗透有限，单次口服200 mg后脑脊液中的药物浓度分别低于或 mg/L。
LMLX对结核分支杆菌亦具有活性，但弱于对其它革兰阴性菌和阳性菌的活性。用于抗结核的剂量为400 mg 2次/日，如治疗超过一个月的患者可改为400 mg 1次/日。Primak等对43例初治肺结核用本药或RFP联用其它抗结核药进行疗效对比，3个月的痰菌阴转率不逊于RFP组。
SPFX与LMLX和氟罗沙星(fleroxacin)一样，因光毒性，使其在临床上的应用受到一定限制。
5. 莫西沙星(moxifloxacin， MXFX， Bay12-8039)：MXFX因附加的甲基侧链可增加抗菌活性，属第三代 喹 诺酮药物。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为 mg/L，虽体外活性大致与SPFX和克林沙星(clinafloxacin)相当;体内如在鼠实验结核中，克林沙星无活性，而MXFX的杀菌力较SPFX更高[16]。MXFX对治疗结核具有一定的开发潜力。
尽管上述氟 喹 诺酮类药物具有较好的抗结核作用，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和RFP相提并论[17]。由于氟 喹 诺酮类药物影响年幼动物的软骨发育，对儿童和孕妇的安全性至今尚无定论，原则上暂不考虑用于这二类人群。
三、吡 嗪 酰胺
PZA是一种传统的抗结核药物，后来对它的杀菌作用又有了新的认识。根据Mitchison[18]的新推论，虽治疗开始时病灶内大多数细菌存在于细胞外，但当其中某些菌引起炎症反应使pH下降，部分细菌生长受抑制，此时PZA较INH更具杀菌作用。所以在短程化疗开始的2个月中加用PZA是必需的，可以达到很高、几乎无复发的治愈率。目前国外正在研制新的吡 嗪 酸类衍化物[20]。
四、氨基糖苷类
1.阿米卡星(amikacin，AMK)：卡那霉素由于它的毒性不适合于长期抗结核治疗，已逐渐被AMK所替代。AMK在试管中对结核分支杆菌是一种高效杀菌药，对大多数结核分支杆菌的MIC约为4～8 μg/ml。肌注 mg/kg(相当于 g/50 kg)，1 h后平均血的峰浓度(Cmax)为21 μg/ml。美国胸科学会(ATS)介绍的肌注和静脉滴注的剂量均为15 mg/kg[6] ，并将AMK列入治疗MDR-TB的主要药物中。
尽管AMK的耳毒性低于卡那霉素，但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监测该药的血浓度以确保剂量足够但不过高。具体做法可考虑每月测定一次高峰血液药物浓度，推荐峰浓度(静脉注射30 min后，肌肉注射60 min后)为35～45 μg/ml，可据此进行剂量调节。如果患者年龄在60岁或以上时，需慎用，因为AMK对年老患者的肾脏和第八对听神经的毒性较大。
2.巴龙霉素(paromomycin)：巴龙霉素是从链霉菌(streptomyces rimosus)的培养液中获得的一种氨基糖苷类药物，有研究认为它具有抗结核作用[19]。Bates[20]则将其作为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并用于MDR-TB。
五、多肽类，结核放线菌素-N(tuberactinomycin-N，TUM-N;enviomycin，EVM)
结核放线菌素-N的'抗结核作用相当于卡那霉素的1/2，它的优点是对肾脏和听力损害比紫霉素和卡那霉素低。鉴于此药对耐SM或KM菌株有效，可用于复治方案。常用剂量为1 g/d，肌肉注射，疗程不超过3个月。上海市肺科医院临床应用的结果表明，密切观察下肌肉注射结核放线菌素-N 1 g/d 14个月，未观察到明显的药物副反应。
六、氨硫 脲 衍生物
较引人注目的是2-乙酰 喹 啉 N4吡咯烷氨硫 脲 ，MIC为 μg/ml，优于TB1。国内单菊生等报告的15种氨硫 脲 衍生物有4种具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MIC范围在～ μg/ml之间，其中以乙 烯 基甲基甲酮缩TB1对小鼠实验性结核病的疗效为著。
七、吩 嗪 类
这是一类用于麻风病的药物，近年来也开始试用于耐药结核病，其中对氯法齐明(氯苯吩 嗪 ， clofazimine， CFM， B663)的研究最多[21]。CFM是一种吩 嗪 染料，通过与分支杆菌的DNA结合抑制转录而产生抑制分支杆菌生长的效果，对结核分支杆菌和牛分支杆菌的MIC为～ μg/ml。一般起始剂量为200～300 mg/d，当组织饱和(皮肤染色)时减为100 mg/d。它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与β干扰素合用，可以恢复由结核分支杆菌25片段引起的细胞吞噬和杀菌活性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吞噬细胞的激发剂，属于免疫治疗的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单纯化疗的范畴[22]。CFM可引起严重威胁生命的腹痛和器官损害，应予以高度重视[23]。
有人报道，在11个吩 嗪 类似物中有5个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等于或优于CFM(MIC90≤ μg/ml)，其中以B4157最强(MIC90为 μg/ml)，但仍在进一步研究之中[21]。
八、β内酰胺酶抗生素和β内酰胺酶抑制剂
结核分支杆菌也产生β内酰胺酶，但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克拉维酸、舒巴坦在单用时并不能抑制结核分支杆菌的生长，而是通过抑制β内酰胺，使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免遭破坏[24]。当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不耐酶的广谱半合成青霉素联合使用时，能大大增强这类青霉素的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其中的最佳联用当数氨 苄 西林或阿莫西林与克拉维酸的等摩尔复合剂[25]。一项27株结核分支杆菌的试管实验结果显示，阿莫西林单用时的MIC>32 mg/L，而与克拉维酸联用时MIC下降至4～11 mg/L，效果增加了2～7倍。这类代表性的复合剂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奥格孟汀，augmentin)，氨 苄 西林-克拉维酸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特美汀，timentin)[26]。值得注意的是，氨 苄 西林加丙磺舒远远高于氨 苄 西林与克拉维酸联用时对结核分支杆菌的MIC90。如单用氨 苄 西林口服 g后的血清峰值为18～22 mg/L，加用1 g丙磺舒后可上升至25～35 mg/L。
由于β内酰胺酶类抗生素很难穿透 哺 乳动物的细胞膜而进入细胞内，有可能限制这类药物抗结核治疗的效果[27]。目前，这类药物的抗结核研究还限于实验阶段。
九、新大环内酯类
本类抗结核分支杆菌作用最强的是罗红霉素(roxithromycin， RXM， RU-28965)，与INH或RFP合用时有协同作用。其它还有甲红霉素(克拉霉素，clarithromycin， CAM， A-56268)和阿齐霉素(azithromycin， AZM， CP-62933)，主要用于非结核分支杆菌病的治疗[28]。
十、硝基咪 唑 类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5-硝基咪 唑 衍生物作为新的抗结核药物具有相当好的开发前景。此类药物中的CGI-17341最具代表性，体外抗结核分支杆菌活性优于SM，可与INH和RFP相比拟，对结核分支杆菌的敏感菌株的MIC为～ μg/ml。实验动物中该药对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小鼠的半数有效量(ED50)为 mg/kg，而INH和RFP的半数有效量分别为(～)和(～) mg/kg。其疗效与剂量显著相关，20、40、80 mg/kg的生存时间分别为(±) d、(±) d和(±) d。但是，5-硝基咪 唑 衍生物的抗结核研究尚未应用于临床。
十一、吩噻 嗪 类
吩噻 嗪 类中的氯丙 嗪 在早期的文献中报告能改善临床结核病，其浓度为～ μg/ml时能抑制巨噬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并增强SM、INH、PZA、RFP和RBU对抗细胞内结核分支杆菌的作用，该类药物中的 哌 嗪 衍生物三氟拉 嗪 (triluoperazine)，也有与之相类似的效果。
十二、复合制剂
抗结核药物复合制剂的研制主要是为了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和增加药物的杀菌效果。复合制剂有杀菌剂与抑菌剂、杀菌剂与增效剂等多种形式，一般是两药复合，也有三药复合的情况。部分复合制剂的药效仅仅是单药累加效应，目的是提高病人的依从性;另一部分则不仅提高了依从性，也起到了增进药物疗效的作用。
在众多复合剂中，力排肺疾(Dipasic)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品种，它以特殊方法将INH与PAS分子化学结合。动物实验结果显示，力排肺疾较同剂量INH的效果高5倍，亦明显高于以物理方式混合的INH加PAS，而且毒性低、耐受性良好、容易服用、耐药发生率低。近年来，国内已开始自行生产这类制剂，如结核清、百生 肼 、力康结核片和力克肺疾等。
力排肺疾的临床应用有两大趋势，一是用于耐药结核病，二是用于轻型儿童结核病。用于耐药结核病的理论依据是：自从短程化疗问世以来，临床上已很少使用PAS，可望结核分支杆菌对PAS有较好的敏感性;再就是二药分子化学结合而产生的增效结果。力排肺疾服用方便，毒副反应少，更适合于儿童结核病患者。
其它复合剂型还有卫肺特(Rifater，HRZ)和卫肺宁(Rifinah，HR)，这些复合剂只是物理性混合药物，本质上和组合药型类似。
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复合剂的头8周痰菌阴转率为87%，高于单剂联合的78%;副作用前者为，低于后者的，但也有副作用以前者为高的报道;使用上复合剂较单剂联合更方便，有助于提高病人的可接受性[29]。
以上虽罗列了数大类药物在抗结核研究方面的进展，但应该认识到这些只不过是抗结核药物研究重新开始的序幕。因开发一种新的抗结核药物既需要财力和时间，还要评估其在试管和临床试用的效果，并非易事。从前一段时间看，由于发达国家的结核病疫情已经下降，而且认为已经有了有效的抗结核药物，而发展中国家无能力购置昂贵的药物，这些都是为什么尚无治疗结核病新药问世的一些理由。由于目前伴有HIV感染的结核病发病率增加和耐多药结核分支杆菌的出现，以及预料今后耐RFP菌株的发生率将会增高，所以导致急需迅速开发新的抗结核药物。抗结核新药的研究，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实验室，已经从过去10年基本静止状态发展到一个活力相当大的时期。虽然Hansen疾病研究实验室筛选了可能用于抗结核的近5 000种化合物，但还没有发现高质量的化合物，而且该项目的因素评估工作还需要数年之久。何况即使在实验室初步证实有效的药物，用于人体是否有效和足够安全，尚待揭示，可谓任重道远。抗结核药物研究除直接开发新药外，还要认识到随着靶向释药系统的发展，利用脂质体或单克隆抗体作载体，使药物选择作用于靶位，增加药物在病变局部或细胞内的浓度，以改进疗效。文献早已报道了脂质体包埋的INH和RFP对鼠实验结核病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有人以携有吞噬刺激素(tuftsin)的RFP脂质体治疗实验鼠结核病，每周2次，共2周，使小鼠肺脏活菌数下降的效果比游离RFP至少强2 000倍，其疗效非同一般。目前脂质体虽尚无制剂上市供临床应用，但为今后提高难治性结核病的疗效、降低副反应，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前景。由此来看，未来结核病化疗的研究重点将仍在于寻找更为高效的杀菌剂或(和)灭菌剂，进而减少服药数量和服药次数、缩短化疗疗程、提高病人的依从性。
实验目的:测量邵武降雨的PH值实验人员:研究性学习小组全体成员实验器材:PH值试纸、PH值对照卡片、试管、收集的雨水实验步骤：1、将收集的雨水倒入试管；2、将PH值试纸一端浸入试管中的雨水中；3、取出PH值试纸并与对照卡片进行对比；4、读取数据并作好记录。实验结果：PH值约为。实验结果分析：黎平酸雨有所缓解，原因如下：1、 今年冬天降水时间长、雨量大，有稀释作用，2、 今年由于雨雪影响，煤碳供应紧张，造成火电厂等生产不足，排污量也有所减少。人们一般把PH小于的雨水称为酸雨，它产生于雨、雾、雪、雹等降水过程中。选这个值的原因是：常温下，二氧化碳气体溶于水达到饱和时的PH为，而二氧化硫溶于水形成的亚硫酸酸性略强于碳酸。我们在预习时，根据教材要求想自己完成“实践活动”，动手测酸雨的PH。一、采样器的制作取一空纯净水塑料瓶沿瓶身的3/4处剪开，边缘用砂纸打磨光滑，把上半部分套入下半部分，蒙上纱布，做成简易的雨水收集器，我们一共做了4个。二、采样我们选择了2个采样点：科学馆的天台上、学校食堂边。刚好星期天预报会有降雨，我们取洗净的采样器编号分别置于两个采样点，下雨开始时各取回一个采有一定水样的采样器(上午9：40)，下雨结束后再取回另一个采样器(上午11：05)。三、测定样品取回后，我们迅速把样品带入化学实验室，测定PH值。测定PH值主要采取两种方法：PH计、精密PH试纸。用精密PH试纸时，我们用玻璃棒把待测样品滴在PH试纸中间，把试纸显示的颜色跟标准相比，得到PH值。在用PH 计测时，我们先测电导率，再测PH值。因为甘汞电极插入样品后，饱和KCl溶液扩散到样品中，会改变降水样品的电导率。两种方法前者较容易，但结果不太精确。我们采用两种方法互相结合的手段，得到下表：测量时间 科学馆的天台上 学校食堂边刚开始雨样 结束时雨样 刚开始雨样 结束时雨样上午9：45 上午11：10 中午12：00 下午2：00 下午4：00 附：随后我们用酸雨水和正常雨水(用酸雨水与纯净水混合后得到) 模拟酸雨腐蚀岩石(实验室的大理石)的实验。四、结果分析1．学校食堂边采集的雨水PH小于科学馆的天台上采集的雨水PH，因为我们学校用的是烧煤的锅炉，且烟囱高度约为15米，向周边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硫，所以雨水显较强的酸性；2．结束时收集的雨水PH略小于刚开始时收集的雨水PH，是因为开始时会溶解较多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硫与水反应产生的亚硫酸浓度较大，电离出的氢离子浓度也相应较大；
是数学家波恩哈德·黎曼提出的一种假设，素数是不会被其他正整数整除的。质数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背后有非常深的奥秘。
张益唐被曝已证明黎曼猜想相关问题，黎曼猜想就是素数的分布。
黎曼猜想，顾名思义，是一位叫黎曼的数学家提出的猜想，黎曼1826年生于德国，那时是汉诺威王国的布列斯伦茨。
黎曼在1859年当选为柏林科学院通讯委员会委员，为了报答这一光荣，他将一份《论小于给定数值的素数个数》的论文交给了柏林科学院。这篇短短的八页纸上，就是黎曼猜想的“诞生地”。
黎曼的这篇文章，是关于素数分布的，这是数学家们一直关注的课题。
素数是像 2、3、5、19、137 那样除了 1 和自身以外不能被其它正整数整除的数，在数论方面，这些数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一个大于1的整数，都可以用其乘积来表达。
在某些方面，他们在数论中的位置就像是构成物质的原子。素数的定义很简单，在中学里甚至小学里都有，但它的分布非常复杂，数学家们花了很长时间，也没能完全理解。
黎曼的那篇文章，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素数分布的秘密，它决定了素数的分布。
黎曼指出，素数的频率紧密相关于一个精心构造的所谓黎曼zeta函数ζ(s)的性态。黎曼假设断言，方程ζ(s)=0的所有有意义的解都在一条直线上，现在已经验证了最初的1,500,000,000个解，猜想都是正确的。
有趣的是，黎曼的论文虽然有很大的成就，但却非常简洁，甚至可以说是简明得要命，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证明从略”。
更要命的是，后来的科学家在“证明从略”这一章上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将“证明从略”补全，但有些甚至到现在都是一片空白。
黎曼猜想（或称黎曼假设）是关于黎曼ζ函数ζ(s)的零点分布的猜想，由数学家波恩哈德·黎曼于1859年提出。
出品：科学大院
作者：黄逸文（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监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中国科普博览
上周五，我们在《黎曼猜想（一）：通往质数的征途》一文中介绍到，黎曼针对非平凡零点提出了三个命题，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三个命题以及此后引发的一系列故事。
黎曼的三个命题
短短八页的论文里，黎曼给后人留下了卓绝非凡的智慧和思想，也为后世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谜团。文章里的证明因为篇幅限制而多被省略，吝惜笔墨的黎曼却让身后数百年的数学大家费尽心思、相形见绌。这篇格局宏大、视野开阔的论文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其高瞻远瞩的目光和魄力直到今日仍然指引着主流数学界的方向。
在第一个命题的某一步证明里，黎曼用轻松的语气写道：这是不言而喻的普适性的结果。但就是这样一个似乎不值一提的结果，却花费了后人40年的时间苦苦探索。芬兰数学家梅林因为在这一小步上的贡献而名垂青史。此后，在黎曼眼中一笔带过的第一命题最终才由德国数学家蒙戈尔特（Mangoldt）在46年后给出完整的证明。
针对第二命题，黎曼用了相当肯定的语气指出其正确性。遗憾的是，他没有给出任何证明的线索，只是在与朋友的一封通信里提及：命题的证明还没有简化到可以发表的程度。然而黎曼毕竟高估了读者的能力，第二个命题犹如一座巍峨的大山压在了后世数学家的心中，直到今天也踹不过气来。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人们还在为寻找第二命题的证明而陷入深思，似乎丝毫找不到破解它的希望。
更让人们绝望的是，黎曼在论及第三命题时，破天荒地没有使用肯定的语气，而是谨慎地说道：这很有可能是正确的结论。作为复变函数功彪千古的大师，黎曼此时也失去了信心，只能借助试探的口吻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正是这个让黎曼犹豫而止步的命题，终成了数学史上最为壮美险峻的奇峰。
有人曾经质疑黎曼是否真的证明了第一和第二命题，他随意写下的结论仅仅是重复法国数学家费马（Fermat）曾经的覆辙：把错误的想法当成了真理。
1637年，爱好数学的大法官费马在一本书的页边写下了他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他发现了一个简洁的证明，但是由于纸张太小无法写下来。这就是被后世称为费马猜想的问题，其完整的证明直到358年后的1995年才由英国数学家怀尔斯借助最艰深的现代工具所完成。
但是，人们很快打消了疑虑。从黎曼遗留下来的部分草稿来看，他的数学思想和功力已经远远超越同时代的数学家。即使是几十年后被陆续发现的手稿中体现出来的能力水平，也让当时的数学家难以望其项背。因此，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伟大数学家的自信和坦然。
尽管黎曼猜想成立与否不得而知，数学家们还是倾向于它的正确性。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在假设黎曼猜想成立的情况下，以它作为基石，已经建立了一千多条定理，并且打造了无比辉煌的数论大厦。然而一旦黎曼猜想找到反例被证伪，这些精美的大楼就会如空中楼阁一样昙花一现，最终崩塌，给数论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质数分布规律
质数作为一类特殊的整数，任性而古怪，它们悄悄地隐藏在浩浩荡荡的自然数列里，以自己独有的奔放奏出魅力四射的音符。这曲神秘的质数音律，不知让多少追寻真理呼唤的人为之陶醉，为之倾注毕生精力，只为找到质数起舞的脚步和节拍。
遗憾的是，骄傲的质数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在数千年的时光里静静地等待着能读懂它的真命天子。从欧拉（Euler）开始，人们终于得以在无边无际的整数世界里一瞥质数的浮光掠影。
黎曼（Riemann）一举揭示了质数最深处的秘密，优雅地给出了质数分布的精确表达式。人们第一次能够近距离窥视质数们在自然界跳舞的规律，是那样的豪放与不羁，平静时如温柔的月光洒在无波的大海，奔腾时又如滔天巨浪倾泻在一叶孤舟，让人爱恨交织、目驰神移。
然而，质数并不是完全随性而为，它的表现始终臣服在黎曼Zeta函数零点的分布规律上。因此，破译黎曼猜想就等于完全确定了质数跳舞的规律和秩序，无疑将开启数论中最激动人心的篇章。也因此，黎曼猜想成了无数人心目中梦想征服的珠穆朗玛峰。登上这座高峰的勇士，也将和历史上最伟大的名字连接在一起，成为后人敬仰和追随的英雄。
在黎曼的时代，质数定理虽然经由高斯（Gauss）和勒让德（Legendre）提出，但却是未经证实的猜想。它让最捉摸不定的质数在阳光下现出了踪迹。当时最杰出的数学大师也为此倾心，试图证明质数定理。
解决质数定理
在黎曼提出的第一个命题里，数学家很容易证明Zeta函数的零点位于实部不小于0，不大于1的带状区域上，但是无法排除实部等于0和1的两条直线。令人惊喜的是，人们很快发现如果能证明黎曼眼中显而易见的第一命题中的某一关键结论，则可以直接证明质数定理。
在黎曼提交论文的36年后，数学家哈达玛（Hadamard）等人不负众望，终于证明了该结论，也顺带解决了质数定理，从而完成了自高斯以来众多数学大师的心愿。
然而黎曼在第一命题里所轻松描述的全部结论，直到46年后的1905年才由蒙戈尔特（Mangoldt）完成。
黎曼猜想的一个小小命题里就蕴含着如此巨大的能量，自此以后，数学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黎曼猜想的攻坚上来。
于是，1900年的巴黎，希尔伯特（Hilbert）代表数学界提出了23个影响深远的问题，黎曼猜想作为第8个问题的一部分而被世人所知。百年轮回，时至今日，23个问题中已经有19个确定解决，还有3个部分解决。黎曼猜想依然如巍峨的奇山，矗立在人类的智力巅峰之上。
鉴于黎曼猜想的巨大难度，人们无法一步征服如此雄伟的山峰，只能在山脚和山腰寻找攀登的线索。一批数学家另辟蹊径，不再驻足于寻求黎曼猜想的证明上，而是去计算黎曼猜想的零点。如果一旦发现某一个零点并不位于实部是的直线上，这就等价于找到一个反例，从而证实黎曼猜想并不成立。
1903年，丹麦数学家第一次算出了前15个非平凡零点的具体数值。在黎曼猜想公布44年后，人们终于看到了零点的模样。毫无意外的是，这些零点的实部全部都是。
1925年，李特尔伍德（Littlewood）和哈代（Hardy）改进了计算方法，算出前138个零点，这基本达到了人类计算能力的极限。
过于庞大的计算量，让后人放弃了继续寻找零点的努力。而为了选择更多的非平凡零点，人们还在黑暗中苦苦摸索。没想到，这一次，曙光来自于黎曼的遗稿。
黎族是海南最早的居民，也是海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现有人口132多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黎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而独特的民族文化。黎锦技艺是黎族妇女利用棉、麻等天然纤维制作衣物和其它生活用品所使用的传统手工技艺，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中国棉纺织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2009年10月1日，“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黎锦技艺作为珍贵的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已成为享誉全球优秀的海南特色和黎族文化的重要标识。随着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黎族掌握黎锦技艺的妇女逐渐减少。20世纪50年代，掌握该技艺的黎族妇女约有5万人，到20世纪70年代数量减少了一大半。至今掌握该技艺的黎族妇女已不足1000人，且多为年过七旬的老人。其中掌握絣染技艺的不足200人，掌握双面绣技艺的屈指可数，而龙被制作技艺则已无人能够完整地掌握，黎锦技艺生存已临濒危。黎锦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中央和海南省财政资金投入较多，市县财政配套投入相对过少；传习活动没有形成系统规模，黎锦技艺培训基地建设和正规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对于传承人的保护，有待制定积极的保护措施；受代表性传承人数量和能力所限，规模化、常规化传习活动还很有限；宣传力度不够，组织机构和专业队伍薄弱。 为了全面履行申报承诺，落实相关保护措施，更好地保护、传承、发展和弘扬黎锦技艺，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增添更加灿烂绚丽的文化魅力，我们建议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利用黎锦技艺的关系：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海南地区，有选择地建立黎族文化遗产保护生态区，在传统特色鲜明、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社区、乡村，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的活动。通过采取积极而适当的措施，对选定的地区或选定的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较为完整的、动态的和持续性的保护。二、建立技艺传习馆，保护和培养该技艺的传承人。在海南省白沙、东方、五指山、乐东、保亭等市县各建一处功能健全的黎锦技艺传习馆，开设传统纺纱、染色、织布、刺绣等课程，由国家级和省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收徒授艺，对有兴趣学习该项技艺的进行常规和系统的辅导培训，使其掌握较全面的技能，成为在推广和传习该技艺的骨干。同时多渠道筹资改善代表性传承人生活状况，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给予其必要的工作经费和生活资助，以保障传承活动正常进行。三、建立技艺传承村，促进黎族村寨及其人民的保护自觉。2013年前，建立5个黎锦技艺传承村，即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南开双面绣传承村、东方市东河镇西方絣染传承村、五指山市冲山镇番茅服饰传承村、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红内麻纺传承村、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道棉纺传承村，使黎锦技艺得以在传统文化背景下全面恢复。四、建立技艺所需原材料生产基地，保护自然环境。在相关黎族市县建立一批棉花、麻、蓝靛等植物生产基地，为黎族传承纺染织绣技艺提供基本原材料。种植棉花300亩，麻200亩，蓝靛植物200亩，其他染料植物2000株。五、设立研究机构和展览场所，加强该技艺的宣传和研究工作。在黎族市县应积极举办黎锦技艺知识普及活动，在中小学开设该技艺课程，使少年儿童得到相关知识的学习。建立黎锦技艺研究机构和黎锦技艺保护官方网站，出版相关学术著作，召开由联合国专家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宣传和发扬黎锦技艺。六、全面整理黎锦技艺的档案资料，建立专项数据库。通过普查和专题调查，用文字、录音、照相、摄像等多种手段，全面记录该技艺及其传承人的相关信息，同时抢救和收集一批承载黎族传统纺染技艺信息的实物，分类整理，立档管理，建立多媒体数据库。
黎族是“南方海中洲”和“古越之地”上最古老的民族,据考察属于“百越”遗民的后代,海南岛上的先住民.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地区中南部的琼中、白沙、昌江、东方、乐东、陵水、保亭、通什、三亚市等七县二市之内,地势多以山地为主；散居主要在万宁、屯昌、琼海、澄迈、儋县,定安等地区,以平原地形为主.居住的地理环境特殊,黎族人内部根据各自的语言、服饰、文身等生活习俗的不同,分为哈、杞、润、赛、美孚五种方言,各个方言支系根据他们对黎族文化的认知,衍生出具有其方言支系特色的黎锦图案纹样.常见的题材分为自然类纹样、人物类纹样、动物类纹样、爬行昆虫类纹样、植物类纹样和日常用具纹样.黎锦是黎族人心理和个性的写照,不但能反映黎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和风格的差异,也能反映黎族各支系之间存在内部差异的文化特征.一、黎锦最早的史籍和技艺传承有关黎锦的史籍记载最早要追随到西汉时期.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武帝来,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将黎锦作为贡品献给当时的权贵,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往后,宋人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也说到：海南黎族制作的“黎单”是“青红问道”,“木棉布也”.而关于黎锦工艺方面要见于南宋人方勺《泊宅编》：“海南蛮人织为巾,上作细字,杂花卉,尤工巧.”黎族同大多数少数民族一样,只存在语言,而没有书写的文字,因此在工艺传承方面没有文字记载,技术的传承由年长者讲述给年幼者,母女间心口相传.黎锦纹样的形成,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提炼,形成单纯简练而又变化有序的纹样造型,黎族妇女作为工艺技巧和织绣纹案主要传承者,在对动植物进行采集的过程,也形成了对采集活动中遇到的各类植物产生了认知和理解,并通过织绣方式抽象地在黎锦上表达这些植物.二、猜想划分的理由有关黎锦图案纹样划分方法,笔者根据图案纹样个体属性的不同,总结为两大类划分方式：一类由所居住区域地理划分,另外一类是由各大方言支系进行划分：1.区域地理划分图案纹样.由现存的海南黎锦中得出的结论,海南岛中南部地势多以山地地形为主,对比同时期平原地形黎族妇女聚居地在黎锦中的织绣纹案呈现截然不同,图案纹样的形成多由生活环境、地理条件等自然景象加工变形制作而成.山地地形的妇女多喜欢以林中的水鹿（海南鹿）、鸟和其他野兽,以及花丛间的彩蝶、蜜蜂,地下的小爬虫,田边的木棉花、泥嫩花、龙骨花等作为图案蓝本；平原地形的妇女则喜欢以河中的游鱼、溪边的虾、池畔中的青蛙和田间的鹭鸶等动物作为织绣图案的素材.所居住的地域不同,产生的黎族织绣图案风格也发生了变异,呈现出一种混杂的艺术风格.同时也是对一个民族生产力的还原,同一民族不同支系的生产力水平不同极大影响其艺术文化的积淀,故而形成的民族文化和黎锦图案纹样就成了差异性.2.各大方言支系划分图案纹样.黎族的语言由哈方言、润方言、赛方言、杞方言、美孚方言、各方言（除开五大方言所存在的方言）,笔者在观察同一类纹样在各个方言区中,在黎锦图案纹样表现形式大不相同
黎锦图案的纹样与色彩研究-建筑论文黎锦图案的纹样与色彩研究 裴靖(海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海南海口571158)【摘要】在对黎锦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黎锦图案精美,色彩古朴艳丽,它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形态,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试图通过对黎族历史的梳理,多角度、全方位了解黎族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深入研究黎锦图案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并与其他民族图案进行系统比较,凸显其学术特色。据此,从美学和传统文化的角度,对黎锦图案的形式美和色彩美展开探讨和挖掘,体现美学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关键词 黎锦图案;纹样;色彩海南黎族织锦在我国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黎锦造型形象、夸张,图案色彩精美纷呈,极富装饰感与想象力,但是由于海岛地理位置和经济原因,人们对传统海南黎锦艺术了解甚少,使得这一优秀的民族民间传统艺术的瑰宝面临灭绝的危险。时至今日,以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为契机,黎锦这一濒临失传的民族民间艺术将迎来自己盼望已久的历史机遇与希望。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许多有识之士,纷纷加入了拯救黎锦的保护工作,成立了相关的保护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继承和弘扬黎锦这一优秀的民族的文化艺术,同时也更加激发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热情,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一探究竟,虽然有相关黎锦方面的理论研究、专著、学术论文陆续相继问世,但其中所涉及和针对有关研究海南黎锦图案与色彩方面的专题学术论文和主题研究却可谓是凤毛麟角,少之甚少,这不符合艺术史全面发展的实际情况。所以我们应该从海南本土出发,从美学这一独特的学术角度来研究和探寻海南黎锦的图案美学价值,使它的美学价值大放光彩。海南黎族织锦艺术,是我国文化艺术中不可获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东巴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代表着中国民族文化群体的宇宙观、美学观、审美喜好、内心情感和民族精神,通过对黎锦图案的研究和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黎族的文化艺术发展史,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哲学体系、艺术体系、造型体系和色彩体系。黎族织锦从图案上来分析大体又可分为人形纹、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以及反映人们日常生活的生产用具、自然界现象和汉字符号等纹样。其中人形纹、动物纹和植物纹是最常用的织锦图案。通过对这些纹样和色彩的分析与研究发现,图案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传统哲学价值观,另外,从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海南黎锦图案,在图案的构成中,点、线、面是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它们各自的大小、长短、形态等的变化以及相互之间的位置、方向、构成创作丰富的造型,在黎族织锦中点的应用较少,线的应用较为广泛,相互交织穿插成大小不同的面,形成了不同的图案,使得黎族织锦充满调和之美。从造型的功能上分析,线条是最有活力的,表达了人们丰富的思想感情具有韵律之美。具体有归纳法、夸张法、重复法、近似法、对比法等。黎族织锦的色彩配置朴质夸张、浪漫艳丽,它与人的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有内在和外在之美,有统一于对立之美,生理与心理之美,色彩的形式之美对黎族织锦的构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自古就有“黎锦光辉艳如云”的美誉。黎族织锦艺术是我们今日在众多领域中应当传承与借鉴的宝贵财富和文化艺术资源,我们应该知其所长,发扬光大,挖掘和探索出其中最深层的精妙内涵,从而为我们在日后的研究
黎族人在节日、婚娶、入新屋、生育、社交等活动，都要摆席设宴饮酒。平时迎宾会客也以饮酒为情礼，敬酒对歌常通宵达旦。所有，黎族同胞大多嗜酒，所饮之酒大多是家酿的低度米酒、番薯酒和木薯酒等。用山兰米酿造的酒是远近闻名的佳酿，常作为贵重的礼品。黎家人常用这种酒款待贵宾。有的地方习惯以小竹管吸酒敬客。
黎族传统美食有"竹筒饭"、"雷公根"、"祥"，而且"祥"只有在节庆或贵客登门时才能吃到，有"鱼茶"和"肉茶"两种。黎家人还喜爱吃鼠肉，无论是山鼠、田鼠、家鼠、松鼠均可捕食，家家都有竹制捕鼠器，一次安装几十付，第二天便可捕到几十只鼠。
黎族服饰风格也很独特，没有季节之分。黎族男子一般上身穿无领对胸无纽扣麻衣，腰间前后各挂一块麻织长条布，头上缠红布或黑布，形状有角状和盘状。妇女的装饰一般穿对襟或偏襟，直领或圆领上衣，上衣边沿绣花，并缀以贝壳、铜钱、穿珠等饰品。黎族女性习惯头带花巾，下身穿筒裙，再加上头发扎成球形，黎族妇女以前有纹身的传统习惯，现已不多见。再加上插上个银簪或者骨簪。每年三月三，黎族人民都会穿上他们独特的服饰为大家展示他们独特的魅力的。
扩展资料：
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省的陵水、保亭、三亚、乐东、东方、昌江、白沙、琼中、五指山等县市，其余散居在海南省境内的万宁、儋州、屯昌、琼海等县市以及贵州等省。
关于黎族的族源，过去有多种不同见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大量的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资料和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代越族发展而来，特别是和“百越”的一支——“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黎族
这本书是写秦岭的，原定名就是《秦岭》，后因嫌与曾经的《秦腔》混淆，变成《秦岭志》。再后来又改了，一是觉得还是两个字的名字适合于我，二是起名以张口音最好，而“志”字一念出来牙齿就咬紧了，于是就有了《山本》。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哈，“本”字出口，上下嘴唇一碰就打开了，如同婴儿才会说话就叫爸爸妈妈一样（即便是爷爷奶奶，舅呀姨呀的，血缘关系稍远些的，都是收口音），这是生命的初声啊。 关于秦岭，我在题记中写过，一道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着黄河长江，统领了北方南方，它是中国最伟大的一座山，当然它更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话说：生在哪儿，就决定了你。所以，我的模样便这样，我的脾性便这样，今生也必然要写《山本》这样的书了。 以前的作品，我总是在写商洛。其实商洛仅仅是秦岭的一个点，因为秦岭实在是太大了，大得如神，你可以感受与之相会，却无法清晰和把握。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吧。在数年里，陆续去过起脉的昆仑山，相传那里是诸神在地上的都府，我首先得要祭拜的；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这山名特别有意思；去过太白山；去过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山之间的七十二道峪；自然也多次去过商洛境内的天竺山和商山。已经是不少的地方了，却只为秦岭的九牛一毛，我深深体会到一只鸟飞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里是什么状况。关于整理秦岭的草木记、动物记，终因能力和体力未能完成，没料在这期间收集到秦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许许多多传奇。去种麦子，麦子没结穗，割回来了一大堆麦草，这使我改变了初衷，从此倒感兴趣了那个年代的传说，于是对那方面的资料、涉及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地，像筷子一样啥都要尝，像尘一样到处乱钻，大有饥饿感，做梦都是一条吃桑叶的蚕。 那年月是战乱着，如果中国是瓷器，是一地瓷的碎片年代。大的战争在秦岭之北之南错综复杂地爆发，各种硝烟都吹进了秦岭，秦岭里就有了那么多的飞禽奔兽，那么多的魍魉魑魅，尽着中国人的世事，完全着中国文化的表演。当这一切成为历史，灿烂早已萧瑟，躁动归于沉寂，回头看去，真是倪云林所说：生死穷达之境，利衰毁誉之场，自其拘者观之，盖有不胜悲者；自其达者观之，殆不值一笑也。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 《山本》是在2015年开始了构思，那是极其纠结的一年，面对着庞杂混乱的素材，我不知怎样处理。首先是它的内容和我在课本里学的、在影视上见的是那样不同，这里就有了太多的疑惑和忌讳。再就是，这些素材如何进入小说，历史又怎样成为文学？我想我那时就像一头狮子在追捕兔子，兔子钻进偌大的荆棘藤蔓里，狮子没了办法，又不忍离开，就趴在那里，气喘吁吁，鼻脸上尽落些苍蝇。 我还是试图着先写吧，意识形态有意识形态的规范和要求，写作有写作的责任和智慧，至于写得好写得不好，是建了一座庙还是盖个农家院，那是下一步的事，鸡有蛋了就要下，不下那也憋得慌么。初稿完成到2016年底，修改已是2017年。2017年是西安百年间最热的夏天啊，见到的狗都伸着长舌，长舌鲜红，像在生火，但我不怕热，凡是不开会（会是那么多呀！）就在屋里写作。写作会发现身体上许多秘密，比如总是失眠，而胃口大开；比如握笔手上用劲了，脚指头却疼；比如写那么几个小时了，去洗手间，往镜子上一看，头发竟如茅草一样凌乱，明明我写作前洗了脸梳过头的，几小时内并没有风，也不曾走动，怎么头发像风怀其中？ 漫长的写作从来都是一种修行和觉悟的过程，在这前后三年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写作的背景和来源，也就是说，追问是从哪里来的，要往哪里去。如果背景和来源是大海，就可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而背景和来源狭窄，只能是小河、小溪或一潭死水。在我磕磕绊绊这几十年写作途中，是曾承接过中国的古典，承接过苏俄的现实主义，承接过欧美的现代源和后现代源，承接过新中国成立十七年的革命现实主义，好的是我并不单一，土豆烧牛肉，面条同蒸馍，咖啡和大蒜，什么都吃过，但我还是中国种。就像一头牛，长出了龙角，长出了狮尾，长出了豹纹，这四不像的是中国的兽，称之为麒麟。最初我在写我所熟悉的生活，写出的是一个贾平凹，写到一定程度，重新审视我熟悉的生活，有了新的发现和思考，在谋图写作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时代的意义。这样一来就不是我在生活中寻找题材，而似乎是题材在寻找我，我不再是我的贾平凹，好像成了这个社会的、时代的，是一个集体的意识。再往后，我要做的就是在社会的、时代的集体意识里又还原一个贾平凹，这个贾平凹就是贾平凹，不是李平凹或张平凹。站在此岸，泅入河中，达到彼岸，这该是古人讲的入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内，出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也该是古人还讲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吧。 说实话，几十年了，我常翻老子和庄子的书，疑惑过老庄本是一脉的，为何《道德经》和《逍遥游》是那样的不同，但并没有究竟过它们的原因。一日远眺了秦岭，秦岭上空是一条长带似的浓云，想着云都是带水的，云也该是水，那一长带的云从秦岭西往秦岭东快速而去，岂不是秦岭上正过一条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下流过是自然的河，河在千山万山之上流过是我感觉的河，这两条河是怎样的意义呢？突然醒开了老子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是哲学，庄子是天我合一的，天我合一是文学。这就对了，我面对的是秦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堆历史，那一堆历史不也是面对了我吗？我与历史神遇而迹化，《山本》该从那一堆历史中翻出另一个历史来啊！ 过去了的历史，有的如纸被糨糊死死贴在墙上，无法扒下，扒下就连墙皮一块儿全碎了；有的如古墓前的石碑，上边爬满了虫子和苔藓，搞不清哪是碑上的文字哪是虫子和苔藓。这一切还留给了我们什么，是中国人的强悍还是懦弱？是善良还是凶残？是智慧还是奸诈？无论那时曾是多么认真和肃然、虔诚和庄严，却都是佛经上所说的，有了挂碍，有了恐怖，有了颠倒梦想。秦岭的山川沟壑大起大落，以我的能力来写那个年代只着眼于林中一花、河中一沙，何况大的战争从来只有记载没有故事，小的争斗却往往细节丰富、人物生动、趣味横生。读到了李尔纳的话：一个认识上帝的人，看上帝在那木头里，而非十字架上。《山本》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 在构思和写作的日子里，我仍是一有空就进秦岭的，除了保持手和笔的亲切感外，我必须和秦岭维系一种新鲜感。在秦岭深处的一座高山顶上，我见到了一个老人，他讲的是他父亲传给他的话，说是那时候，山中军行不得鼓角，鼓角则疾风雨至。这或许就是《山本》要弥漫的气息。 一次去了一个寨子，那里久旱，男人们竟然还去龙王庙祈雨，先是祭猪头、烧高香，再是用刀自伤，后来干脆就把龙王像抬出庙，在烈日下用鞭子抽打。而女人们在家里也竟然还能把门前屋后的石崖、松柏、泉水，封为XX神、XX公、XX君，一一磕过头了，嘴里念叨着祈雨歌：天爷爷，地大大，不为大人为娃娃，下些下些下大些，风调雨顺长庄稼。一次去太白山顶看老爷池，池里没有水族，却常放五色光、万字光、珠光、油光。池边有一种鸟，如画眉，比画眉小，毛色花纹可爱，声音嘹亮，池中但凡有片叶寸荑，它必衔去，人称之为净池鸟。这些这些，或许就是《山本》人物的德行。 在秦岭里，可以把那些峰认作是挺拔英伟之气所结，可以把那些潭认作是阴凉润泽之气所聚，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现的一片片的树林子，最能让我成晌地注视着。每棵树都是一个建筑，各种枝股的形态那是为了平衡，树与树的交错节奏，以及它们与周遭环境的呼应，使我知道了这个地方的生命气理，更使我懂得了时间的表情。这或许又是《山本》的布局。 随便进入秦岭走走，或深或浅，永远会惊喜从未见过的云、草木和动物，仍然能看到像《山海经》里一样，一些兽长着似乎是人的某一部位，而不同于《山海经》的是，也能看到一些人还长着似乎是兽的某一部位。这些我都写进了《山本》。另一种让我好奇的是房子，不论是耳房或是草屋，绝对都有天窗，不在房屋顶，装在门上端，问过那里的老少，全在说平日通风走烟，人死时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山本》里，我是一腾出手来就想开这样的天窗。 作为历史的后人，我承认我的身上有着历史的荣光也有着历史的龌龊，这如同我的孩子的毛病都是我做父亲的毛病，我对于他人他事的认可或失望，也都是对自己的认可和失望。《山本》里没有包装，也没有面具，一只手表的背面故意暴露着那些转动的齿轮，我写的是非功过，只是我知道，我骨子里的胆怯、慌张、恐惧、无奈和一颗脆弱的心。我需要书中那个铜镜，需要那个瞎了眼的郎中陈先生，需要那个庙里的地藏菩萨。 未能一日寡过，恨不十年读书，越是不敢懈怠，越是觉得力不从心。写作的日子里为了让自己耐烦，总是要写些条幅挂在室中，《山本》时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我觉得我在进文门，门上贴着两个门神，一个是红脸，一个是黑脸。 终于改写完了《山本》，我得去告慰秦岭。去时经过一个峪口前的梁上，那里有一个小庙，门外蹲着一些石狮，全是砂岩质的，风化严重，有的已成碎石残沙，而还有的，眉目差不多难分，但仍是石狮。 《山本》故事梗概 《山本》讲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里一个叫涡镇的地方，在军阀混战、“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乱世里，其顽强自保却最终毁灭的命运。小说从女主人公陆菊人和她家一块被“赶龙脉”的风水先生相为“能出官人”的风水宝地写起，陆菊人带着这三分地做嫁妆嫁到涡镇，指望它带给自己好运，但阴差阳错这块地却被公公送给了家庭遭遇横祸的井宗秀用作安葬父亲的坟地。陆菊人绝望之余发现井宗秀竟是个既知恩图报又聪慧俊逸的青年，便把初始的美好期望都寄托在了井宗秀身上。井宗秀竟也不负所望真的成了涡镇保护神一样的统领，涡镇一时繁荣昌盛令八方羡慕。然而涡镇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外面有土匪山贼，有闹红的秦岭游击队，有政府的军队和保安队。乱世里处处以暴制暴，人如草芥，涡镇看似固若金汤，而终于不保……
历时一个月，终于读完了贾平凹先生的《山本》这本书，在一个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的午后。 我对秦岭，有点儿陌生，以前去商洛的时候经过过，但没有深入了解。《山本》这本书让我对秦岭的草木、禽兽有了更多的了解，有很多叫不出名字，有很多奇形怪状，自然界竟如此奇妙。麻县长生不逢时，如果他生在我们的和平年代，那么他一定是一个优秀的植物学家。 对于《山本》中的人物，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主人公陆菊人了。她善良、端庄、聪明、审时度势，她有着传统女性的思想，但她也有着敢作敢为、聪明豁达的不同。 生在平凡人家，但我看到了她的坚强与自信。嫁给腿脚不好又生性顽劣的杨钟，她没有自卑自悯，反而竭力地维护好这个家庭、教导杨钟努力做人做事。 陆菊人有着我们所期待的女主光环，就是善良。她劝井宗秀不要将特务埋在城墙下，劝井宗秀不要将三猫扒皮制鼓，劝井宗秀不要杀掉阮氏家族的男女老少。涡镇里的人、井宗秀有一些疑难事，都会找她解决，这就是不知不觉中树立起来的威信。 光有善良还是不够的，陆菊人还聪明。她虽是一位农妇，但是井宗秀让她担任茶行大总领之后，她却让茶行盈利翻番，而且可以驾驭那么多人，让每个人都能服气地喊一声“夫人”。她教导花生如何收拾打扮自己，如何赢得井宗秀的喜欢，真的是一位聪明而又自律的女人。她懂得许多做饭的技巧，她了解很多天气变化，她知道很多风俗讲究，她熟悉人们的性格脾气…… 女人，拥有了善良和聪明，真的是荣幸。 井宗秀，本书中的男主人公，从一名画匠成为涡镇的英雄领袖，我看到了他的才能、英俊、细腻，但我也看到了他的狠毒、任性、粗暴。人，果然是会变的。当拥有了人、财、物，收获了赞誉之后，人是会膨胀的。井宗秀，那个白面书生一样的画匠，最后怎么就成了赖筐子口中的“吸血鬼”了呢，怎么就变成了黑脸、胡子拉碴、随便挂马鞭的男人了呢？井宗秀的死，十分突然，读到此处，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活生生的主人公，洗完脚刚起身，却就这样倒下，到这里，生命嘎然而止……我痛恨背后的枪手，我原以为井宗秀会从涡镇走出去成为更大的英雄，可贾平凹先生就是如此的安排，留给读者无限的悲叹。 我想，井宗秀和陆菊人之间还是有爱的吧。虽然书中，井宗秀更像是把陆菊人当作姐姐，当作知己。但以女人的直觉，我觉得陆菊人是爱着井宗秀的。《山本》中很少涉及到爱情，陆菊人和杨钟还算是恩爱的夫妻，而井宗秀和花生就是一个悲剧…… 《山本》对死亡的描写太多了，而且都太惨了，但是在贾先生的笔下，却是轻描淡写一般。尤其是最后炮轰涡镇的情节，尸体遍地、腿脚横飞，我读的时候很想跳过，生命，太微不足道了； 《山本》对细节的描写也很到位，不同性格的人物描写、涡镇变化多端的天气描写、商铺道路树木等街道描写，让我想起了商洛，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城市； 《山本》描绘了人的恶和丑，给我印象深刻的反面角色就是阮天保，对他真是恨之入骨，他竟然背叛井宗秀而自立门户，他竟然不顾涡镇的生死而攻打涡镇，他竟然残忍杀害井宗丞却栽赃为自杀……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是这样个悲剧。也许，很多人都有恶的一面。 《山本》中充满了很多神秘色彩，这也是比较吸引我的部分，很有灵性的猫、能听懂动物语言的周一山，还有陆菊人心里有事时诉诸植物、天气等的神秘，这大概都是民间的传说，被写在书中了。民间文化中，真的有很多神秘色彩。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幸福、平和地生活是多么的不易。我们生活在最好的时代，感恩，感恩。 虽不是陕西人，但我对陕西，对秦岭却有着奇妙的感觉。也想着多一些的了解…… 秦岭，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这就是秦岭，中国最伟大的山，也是最中国的一座山……
在70年代末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中，贾平凹是从未中断过文学创作与艺术追求的唯一一个。其斐然坚实的文学劳绩与勤奋执著的进取精神让文坛同样瞩目。这位以独特姿态默守于西北一隅的“独行侠”，虽然从不扯旗拉派、追风赶潮，也从未参与喧喧攘攘的文化论争，却在批评界引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时毁时誉，或贬或褒，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值得学界深思。另外，贾平凹的创作及研究贯穿至今，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时代大潮冲洗下的历史印痕、文化印痕。因而，从新的历史高度去回顾、反思贾平凹小说研究20年来的曲折历程，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贾平凹既坚守自己的艺术信念又不断追求创新、整整穿越了三个年代的小说创作，使其研究也相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据此，我们可以界划出三个历史时期，以方便在历时性的考察分析中，对贾平凹小说研究进行共时性的概括与归纳。这三个研究时期一是1978-1984年，二是1985-1989年，三是90年代以来至今。 一 纵观第一时期的贾平凹小说研究，从肯定到否定、再到肯定，基本上呈“之”字状发展。这一时期大略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1.草创、发端期（1978-1981年）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2.徘徊、蕴积期（1982-1984年）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二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三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一、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四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1]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一、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目前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目前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目前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二、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三、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1]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一、“神韵”与禅 唐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山水诗派的创作及其艺术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诗歌的特质。 清代著名诗论家王士祯（渔洋）论诗“独以神韵为宗”（《清史稿》卷266），标举“神韵”，作为其诗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无论是否明确地使用这个概念，渔洋处处是以“神韵天然”作为评诗的价值尺度的。以他的“神韵”说来衡量诗史，最为符合渔洋审美理想的就是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的创作风格。在渔洋诗论中，对王维、孟浩然、常建等人创作，是非常推崇的。 同时，我们不难发现，王士祯的“神韵”说与禅学有十分深刻的联系。从渔洋的诗论中可以看出，渔洋以禅论诗，并非是在一般的比喻层次上，而是将禅的特征内化到“神韵说”的美学内涵中去。在这点上，王渔洋比严沧浪的“以禅喻诗”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士祯在论及山水诗派诸家创作时，常常以“入禅”的独特情境来形容诗的妙谛。如他说：“唐人五言绝句，往往入禅，有得意忘言之妙，与净名默然，达磨得髓，同一关捩。观王（维）裴（迪）《辋川集》及祖咏《终南残雪》诗，虽钝根初机，亦能顿悟。”（《香祖笔记》）这里侧重指出王维、裴迪等人的五言绝句与禅悟相关的“得意忘言之妙”。又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蚕尾续文》）论旨与前语相近，都是推崇一种超越语言局限的浑化境界。渔洋还论山水诗派诸人差别说：“会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语。”（《居易录》）都以佛事喻之，而论其他诗人“杜甫圣语，陈子昂真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偓儿女语”等等，都不涉佛教。实际上是透露出王孟一派诗人与佛禅的内在渊源。 王士祯以“入禅”论王孟一派诗人，并且以之为“神韵”在创作上的典范，并非主观虚拟，并非凭空比附，而是从这派诗人的身世与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也就是说，以王孟为代表的唐代山水诗派，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艺术风貌上，都与佛禅有客观的渊源关系。揭示其间的内在因缘，对我们了解这派诗人的艺术传统，确实是有一定裨益的。 二、山水诗派诸人与禅的瓜葛 我们所说的山水诗派，包括盛唐时期到中唐时期以山水为审美对象来表现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些诗人，不仅是王维、孟浩然、裴迪、常建、储光羲等主要活动于盛唐的诗人，而且也包括如刘长卿、韦应物、柳宗元等主要活动于中唐的诗人。在时间上，这些诗人往往都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沧桑变故，很难做机械的划分；在艺术上，他们的题材大致相近，手法、风格又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与禅学、禅僧有密切关系，思想观念上深受禅风的熏陶。 王维之笃于佛，染于禅，已是治文学史的学者们的常识，勿庸赘述。清人徐增曾将王维与李、杜相比较，指出其诗与佛禅的关系：“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指释迦牟尼）之学，字字皆合圣教。”（《而庵说唐诗》）说王维诗“字字皆合圣教”，虽然渲染过甚，但却道出其诗深于佛禅的特点。 关于孟浩然，论者们极少提及他与佛禅的关系，可资考证的文字材料也很少。但是最有力的论据莫过于他本人的诗作。从孟诗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孟浩然与禅僧往来颇为密切。与他经常唱酬的禅僧就有“湛法师”、“空上人”、“皎上人”等。诗人还常栖宿于禅寺僧房，与禅师们讲论禅理。题写于禅寺的诗作有《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游明禅师西山兰若》、《题大禹寺义公禅房》、《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登龙兴寺阁》、《登总持寺浮图》等二十余首。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孟浩然是深受禅风熏染的。 在这派诗人中，裴迪、常建、刘眘虚、綦毋潜等，都与禅僧多有往还，诗风也深受禅的影响。裴迪是王维的挚友，也是他的“法侣”。所谓“法侣”，也就是禅门中的同道。裴迪现存诗二十九首，《辋川集》二十首是与王维唱和之作，其中颇多禅韵。而其余九首中，与禅寺禅僧们有直接关系的就有《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西塔寺陆羽茶泉》等四首。在诗中多次表达了对于禅门的向往，如“浮名竟何益，从此愿栖禅。”（《游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灵境信为绝，法堂出尘氛。自然成高致，向下看浮云。”（《青龙寺昙壁上人院集》）“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等等。都可以说明裴迪与禅有较深的关系。常建的诗也以富有禅意而为人知。其中最有名的是《题破山寺后禅院》，明显地表现出诗人对禅学的涵养工夫。綦毋潜在这派诗人中不太惹人注意，但是他的诗作却颇能体现出山水诗派的艺术特色。綦毋潜存诗只有26首，但与禅有直接关系、并在诗题上明确标示的，就在10首以上。如《题招隐寺绚公房》、《题灵隐寺山顶禅院》、《过融上人兰若》等。《唐才子传》评其诗：“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历代未有。”“方外之情，正是栖心释梵、远离尘俗的情味。刘眘虚，也是山水诗派的诗人。他于开元十一年(723)进士及第后曾任洛阳尉、夏县令等职，”性高古，脱略势利，啸傲风尘。”“交游多山僧道侣。”（《唐才子传》）一方面是与禅僧多有往来，另一方面也就使其诗“善为方外之言。”（同上）诗中如“心照有无界，业悬前后生。”（《登庐山峰顶寺》）等句，流露出他的禅学修养。储光羲是山水诗派中较为重要的诗人，其诗中与禅僧、佛寺直接有关的有十余首，如《题辨觉精舍》、《题慎言法师故房》、《苑外至龙兴院作》、《题虬上人房》等。号称“五言长城”的著名诗人刘长卿，人们很少把他和王孟一派诗人联在一起，实际上，就艺术上看，刘长卿正是这派诗人中的劲旅。他的诗作，更多地表现出由盛唐而入中唐的士大夫的心态。长卿诗中那种清冷幽邃的山水画面，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惊悸之后的士大夫心灵的外化。刘长卿的诗，有更深更泛的禅迹。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篇什有近三十首之多。从中也可看出，他与禅门关系之深。禅的幽趣，完全渗透于山水清晖的描写之中。如《和灵一上人新泉》、《送灵澈上人》、《游林禅师双峰寺》都是如此。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一直被视为王孟一派的有力后进。“王、孟、韦、柳”并称，说明中唐时期韦应物和柳宗元对从陶、谢发端的山水诗艺术精神的继承与发展。韦诗中与禅寺禅僧有直接关系的也有近三十首之多。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禅学意识是自觉的，也是很浓厚的。如诗中说“心神自安宅，烦虑顿可捐”（《赠李儋》）分明是“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的禅学观念在人生观中的推衍。“缘情生众累，晚悟依道流”（《答崔主簿问兼简温上人》）是佛教十二缘起说的回响。柳宗元对佛教的信奉，更为人们所熟知。尤其是被贬永州之后，对于佛教有了更深的领悟。他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柳诗中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禅堂》等作，都是借禅宗的观念来使自己达于“忘机”的境地。 综上所说，唐代山水诗派的诗人们，大多数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浸染于禅悦之风中，他们同禅僧有或多或少的交游。由此使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禅的观念，禅的思想方法，对于这派诗人的艺术风貌，是否有着较为内在、深刻的影响呢？易言之，唐代山水诗派的艺术特征中是否有着禅的基因呢？答案是肯定的。 三、空明诗境与淡远风格 从质实到空明，这里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上的一个跃迁，这个跃迁的实现，主要是在盛唐时期，而主要是体现在以王孟为代表的山水诗人中。这方面王维的诗作是最为典型的。如有名的《终南山》一诗：“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入处宿，隔水问樵夫。”这首诗描写终南山的雄浑气势。“白云”两句，把山中的云霭，写得闪烁不定，飘渺幽约，诗的意境阔大雄浑，但又有一种空明变幻的样态。《泛前陂》一诗也是如此：“秋空自明回，况复远人间，畅以沙际鹤，兼之云外山。澄波澹将夕，清月浩万闲。此夜任孤棹，夷犹殊未还。”也创造出十分空明灵动的境界。这类诗作在王维集中比比皆是。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高城眺落日，极浦映苍山。”（《登河北城楼作》）“寥廓凉天净，晶明白日秋。圆光含万象，醉影入闲流。”（《赋得秋日悬清光》）都有着空明摇曳而又雄奇阔大的境界！ 不仅是摩诘诗，山水诗派其他诗人的创作也多有这种诗境。如孟浩然的《宿建德江》：“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立公房》：“何如石岩趣，自入户庭间。苔间春泉满，萝轩夜月闲。”《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夕阳度西岭，群壑倏已暝。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常建的《题破山寺后禅院》：“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宿王昌龄旧居》：“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渔浦》：“碧水月自阔，岁流净而平。”储光羲的《钓鱼湾》：“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等等，这类空明澄澹的诗境，在山水诗派中的作品是俯拾即是的。 与唐诗相比，魏晋南北朝诗尽管在形式美感的追求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还较为质实，缺乏空明灵动的神韵。而盛唐诗之所以被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其有了这样的诗境。严沧浪谓：“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花，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诗辩》）主要指这样一种诗境。 由质实到空明，决不止是一个诗歌的风格问题，也不止是个意境问题，而是诗歌艺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着它对于人类的价值。人们不再以客观摹写自然山水为目的，而是使山水物象成为心灵的投影。正如黑格尔所说：“在艺术里，这些感性的形式和声音之所以呈现出来，并不只是为着他们本身或是他们直接现于感官的那种模样、形状而是为着要用那种模样去满足更高的心灵的旨趣，因为它们有力量从心灵深处唤起反应和回响。这样，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显现出来了。”（《美学》）第一卷中译本49页）对于空明诗境，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它们的价值的。 那么要问，禅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回答是佛教禅宗的“空观”对诗人艺术思维的渗透。“空”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五蕴皆空”，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但要把实实在在的事物说成是虚无的，无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于是便“以幻说空”。大乘般若采用“中观”的思想方法，有无双遣，把一切事物都说成是既非真有，又非虚无的一种幻想。正如僧肇在《不真空论》所说：“诸法假号不真。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僧肇以“幻化人”为喻，说一切都非有非无，而是一种“幻化”。在哲学上，这当然是地道的唯心主义。但它对文学创造所形成的影响，便是复杂的了，难于用“唯物”和“唯心”来划界。 王维信奉佛教，主要是禅宗，而禅宗主要是发展了大乘般若学。对于这种有无双遣的理论，王维深谙其妙，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中，他写道：“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皆幼也。离亦幻也。至人者不舍幻，而过于有无之际。故目可尘也，而心未始同，心不世也，而身未尝物，物方酌我于无垠之域，亦过殆矣。”王维是以这种“幻化”的眼光来看人生，看世界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非有非无，亦有亦无，一切都在有无色空之际。这种思想方法，渗透在诗歌艺术思维中，便产生了空明摇曳、似有若无的审美境界。 山水诗派诗歌艺术风格，总的说来，以淡远最为突出，诗人以恬淡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词气闲淡。前代诗论家不约而同地谈到这派诗人的淡远风格。胡震亨引《震泽长语》中说：“摩诘以淳古澹泊之音，写山林闲适之趣，如辋川诸诗，真一片水墨不着色画。”无非是言其“淡”。胡应麟把王孟与高岑相比较：“王孟闲淡自得，高岑悲壮为宗。”（《诗薮》）胡震亨又引徐献忠评孟浩然语：“襄阳气象清远，心悰孤寂，故其出语洒落，洗脱凡近，读之浑然省近，真彩自复内映。虽藻思不及李翰林，秀调不及王右丞，而闲澹疏豁，悠悠自得之趣，亦有独长。”（《唐音癸签》）“淡远”，是这派诗人的共同风格特征。 举几个具体作品为例。王维的《归嵩山作》：“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荒城临古渡，落日满秋山。迢递嵩高下，归来且闭关。”《山中寄诸弟妹》：“山中多法侣，禅悦自为群，城郭遥相望，唯应见白云。”的确可以称之为“水墨不着色画”，“淡”是最突出的特征。这种“淡”，不仅是语言色泽上的“淡”，更多的是创作主体心境的“淡”。 关于孟浩然的诗作，更是以“淡”著称。明人胡应麟以“简淡”概括浩然风格，评孟诗云：“孟诗淡而不幽，时杂流丽，闲而匪远，颇觉轻扬。可取者，一味自然。”（《诗薮·内编》）如《北涧泛舟》：“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寻菊花潭主人不遇》：“行至菊花潭，村西日已斜。主人登高去，鸡犬不在家。”都是冲淡的。孟的一些名作如《秋登兰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宿建德江》等篇，都以“淡”见称。闻一多先生形容得好：“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地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地分散在全篇中，甚至淡到令人疑心到底有诗没有。”（《唐诗杂论·孟浩然》） 王孟一派诗人基本上都有“淡”的诗风，那么，这与禅存在着什么联系吗？ 禅所达到的，并非事物本身，而是禅本体，但它不略脱事相，而是即物超越。禅宗有“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要旨，所谓“无相”，并非完全剥离“相”，而是“于相而离相”，也就是寄寓于“相”而超越之。正因为如此，禅宗主张任运自在，随处领悟，反对拘执束缚，更反对雕琢藻绘，一切都在本然之中，一切都是淡然无为，而不应是牵强著力的。禅家公案强调这种淡然忘机、不系于心的精神。“僧问：如何是僧人用心处？师曰：用心即错！”（《五灯会元》卷11）禅在自然而然中，不可以用心著力。又如：“问：如何是学人著力处？师曰：春来草自清，月上已天明。”（同上）意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如春日青草、月上天明一样自然。 “平淡”或“冲淡”的风格，来源于一切不系于心的主体心态，任运自在，不执着，不刻挚，如天空中的游云一般。山水派诗人，多有如此心态。摩诘所谓“万事不关心”是正面的表白。“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是禅家“不住心”、“无常心”的象征。柳宗元《渔翁》诗中：“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也正是“不于境上生心”的禅学观念的形象显现。“淡远”“平淡”的风格，实际上是与无所挂碍、无所系缚、任运自如的主体心态有密切关系的。 四、幽独情怀与静寂氛围 唐代山水诗派主要以山水景物作为审美对象，作为创作题材，但实际上是在山水中“安置”诗人的幽独的心灵。这派诗人的篇什咏读既多，你就会发现在山水物象的描绘中，诗人那绋独孤寂的身影，似乎无所不在。最为突出的便是刘长卿的作品，常常出现的是自来自去，幽独自处的身影。有时不是写诗人自己，是写别人的形象，但细读之，就会发现那不过是诗人心灵的投影。如《送灵澈上人》：“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荷笠带夕阳，青山独归远。”这似乎是写灵澈禅师，实际上却是诗人幽独情怀的外射。再如《江中对月》：“空洲夕烟敛，望月秋江里。历历沙上人，月中孤渡水。”在一片澄明而迷蒙的月光中、秋江里，“沙上人”静消消地独自渡江，诗人偏爱这类意象，不能不说是由创作主体的幽独心态决定的。在长卿诗中，即使是仅从字面上看，就可以随处看到“孤”“独”这类诗句。如“独行风袅袅，相去水茫茫”，“悠悠白云里，独往青山客”、“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江海无行迹，孤舟何处寻”，“人语空山答，猿声独戊闻”。“芳时万里客，乡路独归人”。实际没有办法多举，到处都是，诗人的幽独情怀是一望即知的。 岂止是刘长卿，这派诗人多在山水描写中寄寓幽独心境。孟浩然《涧南即事贻皎上人》：“约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书取幽栖事，将寻静者论。”《岁除夜有怀》：“乱山残雪夜，孤烛异乡人。”王维《答张五弟》：“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日无心长自闲。”《秋夜独坐》：“独坐悲双鬓，空空欲二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韦应物《寺居独夜寄崔主簿》：“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更深，流莺度高阁。坐使青灯晚，达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群更萧索。”《善福寺阁》：“残霞照高阁，青山出远林。晴明一登望，潇洒此幽襟。”韦的名作“《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似写“幽草”，实则是“幽独人自伤怀抱。”柳宗元《禅堂》：“发地结青茅，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杳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不仅写出了自己被贬之后的幽独处境，而且道出了禅观对这种心境的影响。 这么多表现幽独情怀的诗篇出现决非偶然，几乎成为这派诗人的共同心态。回过头来又可以使我们意识到他们更多地以山水为题材写诗，并非为了摹写山水形貌，而是为了在一方山水物象中，寄寓幽独的情怀。他们渲染山水的宁静与远离尘世喧闹，正是为了寄托一颗幽寂的诗魂！ 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唐代山水诗人创作中那种共同的特点，静谧的氛围。诗人们在写山水物象时不约而同地烘托山水之静，而没有谁在写它的喧嚷。实际上写山水也正是为了写这种遗弃尘世的静谧。同时写风声、水声、虫声、林声……，却是为了更加反衬其静。王维《过香积寺》、“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泉声，更显得深山古刹的静谧。《秋夜独坐》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这些诗中的果落、虫鸣、鸟声，恰恰是为了反衬山林的极度静谧。诗人是孤独的，似乎这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用心谛听着大自然的心律。孟浩然、常建、刘长卿等人的诗作，也都以十分静谧的氛围来写山水。如孟诗《寻香山湛上人》：“松泉多逸响，苔壁饶古意，谷口闻钟声，林端识香气。”《宿业师山房期丁大不至》：“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听。樵人归欲尽，烟鸟栖初定。”常建《白湖寺后溪宿云门》：“洲渚晚色静，又观花与蒲。入溪复登岭，草浅寒流速。圆月明高峰，青山因独宿。松阴澄初夜，曙色分远月。”刘长卿《秋日登吴公台上寺》：“野寺来人少，云峰水隔深。夕阳依旧垒，寒磬满空林。”《寻南溪常山道人隐居》：“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履痕。白云依静渚，春草闭闲门。”这类例子甚多，是没有办法尽数列举的。静谧的氛围，是山水诗人的一个突出特点。 这与禅有什么关系？有的。禅宗之“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禅那”的修习方式，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废弃坐禅，但有一点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对“心”的修养——不过修养方式不同罢了。禅宗不再限于静坐凝心，专注观境的形式，进一步摆脱了心对物的依附关系，把心视为万能之物。 禅毕竟是避世的，它尽管可以混迹于尘俗之中，但要取得一份心灵的自在，“参禅学道，须得一切处不生心。”（《黄蘖宛陵录》）“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坛经》），对一切事物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实际上还是一种“鸵鸟政策”。禅又是一种对于自己内心世界的返照，于外间世界的风云变幻不取不舍，而以本心为独立自足的世界。这种对内心世界的返照和体认，必然带来的体验的独特性。参禅者的内心是孤寂的、幽独的。唐代山水诗派诗人们的幽独情怀，是与“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巨大变革有极大关系的。唐王朝从鼎盛的峰巅跌入了一个幽深的峡谷，亲身经历了这场大变乱的诗人们，热情凝结了，心态幽冷了，由外向投射转入主观内省。其社会原因是主要的。但是，诗人们在与禅的接近中，与禅的反照内心一拍即合，于是在幽独情境的描写抒发中，就参入了相当多的禅的底蕴，像柳宗元的《禅堂》、《晨诣超师院读禅经》、王维的《鹿柴》、《过香积寺》、《终南别业》等，都是相当显豁的例子。 禅家尽管一再宣称“行住坐卧，无非是道”，而实际上，还主要是在静谧山林中建立寺院，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中“妙悟”禅机的。禅僧乐于与大自然打交道，倾心于禅的士大夫也乐于栖息于山林，至少是暂时获得一份心灵的宁静。王孟一派诗人，把山写得如此空明静谧，实非偶然，这与他们的禅学习染有直接关系。 其实，山水中的静谧氛围，并非全然是客观描写，主要是一种心境的建构。“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坛经》）禅是以心为万物之本体的，所谓“静”，只是一种心灵之静。大乘佛学以“心静”为“静土”，“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境，则佛土净”（《维摩诘经·佛国品》），把“净”易为“静”，道理全然是一样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公的《饮酒》，说明此意最为恰当，又安知其中没有大乘的影迹？ 禅与唐代山水诗派的关系很深，也难一一说明；而山水诗派的艺术精神，其形成因素也决非一端，禅的影响也只是一个侧面，然而，从这个视角所进行的透视，会有补于对唐代山水诗的深一层理解。 山水诗: 《鹿柴》王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春晓》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鸟鸣涧》王维 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 时鸣春涧中。 《竹里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宿建德江》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山中》王维 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 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 《山居秋瞑》王维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过故人庄》孟浩然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饮酒》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李白的诗酒文化，是他人生体验的最好记录。他一生用酒当墨，用心作笔，写下了许多令人心惊和令人心驰神往的文字，在诗坛上成为一件又一件亮丽的瑰宝。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但为国立功的理想和不满黑暗现实的秉性，又构成了他特有的“诗酒”人生。
李白嗜酒，人称“醉圣”“酒仙”史书上记载他“每醉为文章，为少差错，与醉之人相谈议事，皆不出其所见.”客居任城时，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张叔明、裴政、陶沔在徂徕山，日日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虚”。
杜甫《饮中八仙歌》赞之：“李白斗酒诗百篇”又有人称其诗：“《乐府》之外，……，言酒者固多。”保留下来的1500多首诗中，写到饮酒的达700多首，其他的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点的酒味。其中的《独酌》、《将进酒》、《襄阳歌》等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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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其他名人
1、杜康。
《尚书 酒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唐孔颖达疏引汉应劭云：“杜康造酒。”杜康因为造酒，还曾被当作酒的代名词。有历史上跑得最快的人曹操（“说曹操，曹操到”）的诗句为证：“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河南陕西一带还有以“杜康”命名的酒。
2、纣王。
作为商朝的末代皇帝，他是臭名昭著的人物。他发明了利用酒进行宫廷娱乐的方法：“……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场面之壮观，可以跟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相媲美。
3、孔子。
孔子虽然贵为圣人，被称作万世师表，而实际上，他也有不少凡夫俗子的小嗜好，比如饮酒。孔子是主张饮酒的。《论语》中“酒”字一共出现过五次，其中四次出自孔子之口，可以证明他老先生平时是喜欢饮酒的。
《唐诗三百首》应该有要找到的东西
求人不如求己，你要多看看书，多借鉴好的书籍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