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政策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教育方式，同时也影响相关产业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居民消费总量的变化。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篇一 《人口红利的变化与人口政策研究》 摘 要：本文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历年人口数据来分析阐述我国现阶段的人口结构状况，来推算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总抚养比，同时测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每年出生人口数和社会总抚养等人口状况指标，通过测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状况指标预测出：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基于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和现行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的诸多社会经济问题，本文提出人口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且迫在眉捷。 关键词：人口结构状况 人口红利 人口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06-0116-04 一、引言 30多年的人口生育政策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最近30年来，我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随着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人口中的老少人口关系已经发生了彻底的逆转，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在不久的将来将一去不复返，我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等都将伴随人口结构转变发生剧烈冲击，将会面临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面对的人口“负债”，我国必须及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变化。 二、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1998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在《世界人口现状(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一词，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美国学者大卫·布鲁姆(David E. Bloom)和杰弗里·威廉姆森(Jeffrey )等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礼物或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等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 。 国内学者如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研究中指出了“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的一般特征，即“中间大，两头小”，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都比较低，有利于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社会负担相对较轻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同时，陈友华等学者指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交替出现的，“人口红利”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期 。 “人口红利”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机会窗口”，其实质意义落脚于人口的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即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一般研究中，将50%的人口负担系数作为“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分界线。 。即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负担系数即是社会总抚养比，计算公式如下： 少儿人口指0-1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和劳动人口有两种算法： 一是按我国现在执行的退休制度，15-59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59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0岁及以上人口;二是若退休延至65岁的话，15-64岁为劳动年龄，则劳动人口为15-64岁的人口，老年人口为65岁及以上人口。按劳动年龄的两种算法可以算出两种抚养比，即社会总抚养比(一)和社会总抚养比(二)。 三、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和人口红利分析 1.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 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状况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高速增长期，1949～1970年;快速放缓期，1971～1978年;平稳波动期，1979～1990年;稳步放缓期，1991～2010年。 高速增长期。建国初期，在“人多力量大”、“伟大母亲”和“多生多光荣”等鼓励多生多育 口号 的号召下，我国人口出现高速增长，从1949年的54167万人增至1970年的82992万人，年均增加人口数2620万人，年均增长‰。虽然这个阶段死亡率由于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而迅速下降，但由于超高的出生率带动了我国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 快速放缓期。70年代初，我国人口专家马寅初预测：未来我国人口将暴增，我国将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开始提倡“只生一个好”，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快速下降，从1970年的‰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年均回落个千分点;虽然死亡率这个阶段趋于平稳，但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随之迅速下降，从1970年的‰迅速下降至1978年的‰，年均回落个千分点。 平稳波动期。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后，我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迅速下降，死亡率趋于稳定，但由于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进入生育年龄，所以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平稳波动状态。 稳步放缓期。从1991年起，我国出生率开始呈稳步下降态势;人口死亡率在1991～2003年间继续维持稳定，但从2004年开始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高而逐步回升;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着出生率的稳步回落和死亡率的回升呈逐年稳步下降。 2.建国后我国的人口红利状况 随着实行计划生育前我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1949～1978年间)逐渐进入劳动年龄，我国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随着我国计生政策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育龄妇女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少儿人口数也随之迅速减少，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迅速下降;随着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数随之不断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稳步提高。在劳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和少儿人口数迅速减少的双重作用下，我国的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虽然我国老年抚养比也随着老年人口比重的稳步提高而不断提高，但抵不过我国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故我国社会总抚养比还是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也呈迅速下降趋势。 若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即国际惯用算法，也是我国六普以前的算法)。从表2可以看出：在1953年，我国社会总抚养比高达，其中少儿抚养比高达;到1964年，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提高，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提高，高达;到1982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后少儿抚养比的迅速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迅速回落，为;之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稳步回落，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稳步回落，到1990年已经降为，刚好低于50%的临界值;到2010年六普时，我国社会总抚养已降为，远远低于50%的临界值。以上分析说明：若按退休年龄延至65岁来算，199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期，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若以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2010年六普起新的算法)。劳动年龄按15～59岁来算，从表3可以看出：2000年五普时，我国少儿抚养比为，老年抚养比为，社会总抚养比为，比值刚好等于50%。201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比五普时下降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为，比五普时提高了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比五普时下降个百分点，社会总抚养比为，比50%的临界值低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说明：若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来算，则2000年我国刚进入人口红利期，随着少儿抚养比的迅速下降，社会总抚养比也随之下降，到2010年我国已经处于人口红利的高峰期。 四、未来我国人口红利的预测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让我国现阶段获得巨大的“人口红利”，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红利”的对立面是“负债”，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和不断降低的出生率催生了我国“人口红利”的耗尽，以下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我国建国后历年1%人口抽样数据对我国未来的“人口红利”进行预测。 ～2035年我国人口状况的预测 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测算。从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我国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呈有序波动，波动较为平稳，在2000～2010年10年间，我国人口的出生率从2000年的‰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年均下降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00年的‰逐年下降至2010年的‰，年均下降个千分点。根据2000～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波动情况，我们可以推测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将延续2000～2010年的波动规律，从而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从推算出的2011～2035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情况表(表1)可以看出：到2028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为负数，即我国人口总量开始停止增长(见表1)。 人口总量及每年出生人口的推算。从表1中2011-2035年的自然增长率和出生率及2010年六普时我国人口总量可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的人口总量和每年出生人口数(见表2)。 2. 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推算 0～64岁人口死亡率的预测 从表1可以看出：从1978～2005年27年间，我国死亡率波动较为平稳，基本保持在‰左右波动，但从2005年开始呈逐年上升态势，主要是由于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引起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53年的缓慢提升到1990年的，而后迅速提升至2000年的，到2010年已经高达，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所以可以推断2005～2010年我国人口死亡率逐年上升是由于老年人口的死亡率不断提高引起的，而0～64岁人口的死亡率仍然较为稳定，从而可以假设2011～2035年我国0～64岁人口的死亡率将保持2010年六普的水平。 0～64岁人口数的推算 第一步根据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死亡率可以推算出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推算公式为： 第二步根据表5中的每年出生人口数、2010年六普时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和第一步推算出的0～64岁分年龄的人口存活率来推算2011～2035年我国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 如2011年推算公式为： 3. 2011～2035年我国人口红利的推算及预测 根据以上推算出的2011-2035年的人口总量、0～64岁分年龄的人口数、60岁及以上人口数和65岁及以上人口数来推算出2011-2035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一)和人口年龄构成和抚养比(二)，按我国现有的退休制度，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17年将达到，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即将在2017年消失。随后逐年继续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将高达，其中老年抚养比将高达，到时我国将肩负着沉重的老年抚养负担。 若我国把退休年龄延至65岁的话，则我国社会总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逐年上升，到2032年将达到，社会总抚养比即人口负担系数开始大于50%，这将预示着我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退。随后每年以2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到2035年，社会总抚养比也将高达，老年抚养比将高达，我国的人口红利也将很快耗尽。 五、计生政策调整迫在眉捷 3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计划生育国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严峻的人口暴增形势，也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但随着人口红利的即将消失、超低的生育率和不断加速的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从拥有大家庭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年轻型人口类型逐渐转向老龄化结构，再加上现有的计生政策给我国带来了男女比例失调、贫富差距加大和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社会问题等，我国的计生政策已经到了必须及时调整的时候，必须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1.我国现行的计生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同时《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生育政策：推行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由夫妻双方共同申请，经县级(含县级市、区，下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可按人口计划及间隔期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经市(不含县级市)以上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独生子女患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再婚夫妻，一方生育过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或再婚前双方各生育过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离婚协议确定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婚后五年以上不孕，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夫妻中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夫妻双方均属农业人口，第一个子女是女孩的。 2.计生政策调整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口总量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据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测算：2011～2035年，我国人口总量基本上能控制在14亿内，并将在2028年停止增长，随后将逐年下降。 超低的生育率。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率为，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口学上的人口更替水平生育率为，意味着下一代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也不减少。)。 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为。随后将逐年提高，根据推算：到2035年，我国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将高达，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高达。按照联合国的定义，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即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红利即将消退。以我国现行的劳动制度，即以15～59岁为劳动年龄来算，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7年消失;若把退休年龄延至到65岁的话，则我国人口红利也将在2032年消失。而我国的大部分行业还是处于劳动密集型，距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依靠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消退经验在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验证。据有关数据显示：在1960年代后期，日本总抚养比稳定在45%左右，这种均势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初期，这段时间是日本的辉煌时期。但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年轻劳动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和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开始不断攀升，成为日本经济步入长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有的计生政策已经渐渐不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是男女比例日渐失调：现有的计生政策让我国传统的观念承受巨大考验，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催生了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流产，让我国新生儿的性别比例日渐失调(见表3)，将给今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不安定因素。二是贫富差距加大：现有的计生政策让独生子女拥有较大的财产继承，而农村的二胎特别是越穷越生的子女长大后面临与独生子女较大的经济差距，产生尖锐的社会矛盾。三是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部分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溺爱，以至于长大后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又将肩负沉重的养老负担;随着新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男婚女嫁、传宗接代和姓氏传承等中国传统观念严重困惑着独生子女家庭，也造成了一些社会问题;失独家庭在经历了“老来丧子”的人生大悲之后，已失去了再生育能力，只能独自承担养老压力和精神空虚，带来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有些机构已做了样本统计：目前中国15岁至30岁的独生子女总人数约有亿人，这一年龄段的年死亡率为万分之四，因此每年约产生万个失独家庭，按此统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至少已超百万。 生育需要一个周期。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其规律，从出生人口变成劳动人口至少需要15年，不能等人口红利已经消退了再来调整计生政策。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指出：“生孩子是一个周期，并不像中国缺少粮食就可以从国外进口一样，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国际劳工就能解决的。”我国人口生育政策是时候进行必要的调整了，必须及时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 六、计生政策调整的几点建议 1.首先建议马上放开单独家庭的二胎政策 婚姻不象买卖商品那么简单，无法也不能提前设定条件，所以双独家庭比重相当低，其实更多的是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虽然我国已经放开了双独家庭的二胎政策，杜绝了“四二一”家庭的出现，但我们不能忽视了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婚姻家庭，他们面临的社会问题也不容小视：独生子女方家庭父母的养老问题、中国人传统的姓氏传承和回谁家过年过节等问题严重困扰着单独婚姻家庭。建议马上放开一方为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尽可能缓解现有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 2.其次建议有条件地放开其他家庭的二胎政策 到2017年，放开双方都不是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二胎政策，但要适当加大生育间隔期，以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增长。选择在我国人口红利开始发生转折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又适当地加大生育间隔期，有利于进一步缓解我国即将到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不会带来人口总量的剧增。因为全面的二胎政策基本上接近人口世代更替水平，对人口总量不会太大影响。 3.再次建议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 对现有的计生政策进行微调，采取不分地域、不分户籍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计生政策，既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也有利于提高人口总体素质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从1978年计划生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其实真正全面实行严格一胎化政策的只有城市户籍人口，而我国城市户籍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很小，2010年六普时仅为，而占总人口比重高达的大部分人口实行二胎化甚至更多胎，甚至越穷越生，最后影响孩子的户籍上报和教育，很多失学儿童特别是失学女童大都出于多胎生育家庭。而且当前我国大部分农村除户籍以外其他几乎与城市没什么区别，实施城乡无差别的人口计生政策更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4.最后建议严格执行和落实婚育政策 相关部门应制定严密的措施，确保婚育政策落实到位，不但能有效地把我国的人口总量控制在预期范围内，还能够彰显公平。当前的婚育政策很多基层落实不到位，还存在较严重的早婚早育和多胎生育。据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15-64岁的育龄妇女中：存活子女数达3个及以上的占了，其中存活子女数为3个的占了，存活子女数为4个的占了，存活子女数达5个及以上的占了;在–间一年内有生育的育龄妇女中：按生育孩次算，其中生育第三孩及以上的占了，按育龄妇女年龄分，其中15-19岁的育龄妇女占了。 参考文献 [1]王颖，佟健，蒋正华.人口红利、经济增长与人口政策[J].人口研究，2010，34(5)：28-34. [2]范凯.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健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5). [3]范凯.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增长的关健变量-以中国的人口红利及其兑现为例[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9，(5).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人口与政策相关论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为了适应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的国际市场需求，带来了对产品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劳动力也在相应调整。随着经济体制转换，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随之提高，企业为了适应技术升级，必须优化自身员工队伍结构，淘汰不适应技术发展要求的低素质员工，伴随着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目前我国失业率是急烈上升，城市贫困人口也迅速增加。特别是农村过剩人口与城市过剩人口交叉影响，互相作用，形成了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城镇贫困人口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中国目前的失业，仍然是人口总量过剩型失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情况。当前的失业，只不过是总量过剩型失业显性化，或者是在总量过剩型失业的背景上叠加了一个转轨型失业。转轨型失业是由于经济体制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带来的，它实际上可以分解为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打持久战。失业具有极大的社会负效应，失业人口的存在将会极大地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其一，失业的存在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从宏观角度看，过剩人口是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劳动力不能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直接地堵塞了创造价值的道路，阻碍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其二，失业人口的存在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良好的社会治安和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建立在稳定的和相对公平的利益格局基础之上的。但失业一般发生在相对稳定的一小部分人身上，这些人既没有事做，也没有收入，并承受着来自家庭、社会的巨大压力，因此，容易在心理上严重失衡，往往成为诸多社会治安问题的高危人群，诱发社会危机，产生社会动荡。其三，失业人口的存在加剧了城乡贫困。大力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是深化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也是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当前突出矛盾的当务之急。（二）始版桥社区居民失业原因分析1.教育或技术水平不高影响了再就业在实践中，绝大多数40-60岁的下岗人员由于文化程度低，适应不了社会竞争、岗位竞争的需要而下岗的。与此同时，由于其自身知识、技能、年龄的限制等，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受教育年数，这就意味着下岗职工受教育的年数越多，职称或技术级别越高，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找工作的困难程度就越低。也就是说，下岗人员的个人自身教育、职能技术、健康，最终形成他们的人力资本，导致他们不能尽快找到工作。而40—60岁的这批居民恰巧是当年恢复高考之后、重视学历之前的主要人群，所以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大多仅止于初中，少数达到高中水平。如此对于大专生、本科生遍布的现状而言，他们根本没有竞争的资本。2.年龄因素影响再就业按上述统计数据可看出，该社区的失业人员中，40—60岁之间的居民占了89%，是个很大的比例，这一部分的人员之所以失业，文化水平程度不高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人自身的生理条件限制，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等，患病率都比过去高了许多。3.性别因素影响再就业按上述统计数据可得出，女性职工下岗比例要较高于男性职工，除去上述的文化水平与年龄限制这两个原因，同年龄段的女性比男性的身体机能来得较弱也是事实；其次，在两个同岁且同等学历的男女职工中，男性对待生活、对待工作的自信心强于女性 ，且男性对于照顾家庭方面所分散的精力要远少于女性。4.思想不到位影响再就业社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与下岗人员再就业极少的反差比较明显。如对一些领域的劳动力需求量较大，家政服务、环境卫生、商业服务、市场营销、保险业务、保安、旅游业、第一产业等方面能吸纳大量劳动力，但是下岗人员再就业人数较少。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1）在劳动中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思想障碍。有的下岗人员说：“过去我家请保姆，现在我去当保姆，我才不干。”还有部分下岗人员不愿做一些脏、苦、累的工作，他们当中不少人认为”这些活我能干，并且能比外来工干得还要好，但是宁愿少拿钱也不想干；”（2）存在“眼高手低”的情况。不少下岗人员小钱不愿挣，大钱挣不来，从而失去一些再就业的机会；（3）对再就业认识片面。绝大部分下岗人员认为从事个体经营仍属失业，只有政府重新安排的工作才是就业。5.心理素质不过关，自我效能感低下自我效能感(Perceived self-efficacy or sense of self-efficacy)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信心或信念。1977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自我效能理论后 ，该理论就用来解释职业发展问题，自我效能感也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心理研究的核心，并且经常作为预测再就业的重要心理因素。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就是特殊领域的胜任能力的自我信念，反映个体解决生活特殊事件时的控制和预测的水平。例如，茱莉•安德鲁斯(Julie Andrews)在她最新出版的自传《家》(Home)一书中提到了她在12岁那年到米高梅(MGM)试镜的经历。安德鲁斯这样写道，“当时我看起来如此平凡，他们必须给我化点妆才行。”“最后的结论是，‘她不够上镜。’”而下岗职工想着自己能力不够，降低其自我效能感，原先够格的工作也被磨平了信心，自然无法顺利再就业了。6.服务方法不多影响了再就业绝大多数下岗人员由于自身局限性而面临再就业困难。他们当中或文化偏低、年龄偏大、无专长或专业单一、技术面窄、再就业信息不灵、缺乏再就业资金等各种情况，都需要社会对其给予服务、帮助和支持。当前各种名目的社会培训良莠不齐，下岗人员即使花钱也未必能学到真本领。政府对下岗人员业务技能培训的投入不够，对规范社会办学的力度也不够。同时，再就业中介服务的欠缺也是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障碍。7.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和不完善影响了再就业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是制约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重要因素。下岗人员认为，“将来会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现在即使自己找到工作，或从事个体经营，但没有了原企业的劳动关系和健全的社会保障，总有朝不保夕的感觉，心里不踏实。 三、社区如何转变下岗人员再就业观念（一）深入了解下岗人员的择业观念和就业障碍在解决再就业问题时不仅要考虑“岗”的问题，还要考虑“人”的问题。从根本的思想上转变劳动者的择业、就业观念,使他们由目前的对就业期望值过高、不切实际地希望找到舒适轻松、报酬优厚、相对稳定的工作的思维定势中解脱出来,增强就业、择业的竞争意识。要破除在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旧的就业观念，树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观念。比如，要树立自主就业观念。认识到劳动力流动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内在需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一部分职工临时性地下岗分流是一种正常现象，关键是下岗后要及时调整心态，在困难面前不灰心丧气，不怨天尤人，不等不靠，自强自立，积极主动寻找就业机会；要树立灵活的择业观念。要看到择业的天地很宽，无论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还是在三资企业、个体和私营企业，都可能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要树立竞争就业观念，认识到激烈的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业靠竞争、上岗凭本领，多一门技能，就多一种选择，多一条出路。始版桥社区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为1893人，实际人数更多，其中千余人对社区提供的保安、保洁员等岗位表示不愿意任职。社区之所以为其提供该类职务，是因为劳动保障工作人员深深了解他们本身的技能、特长，而那些人群又正是无特殊技能与特长的，所以造成了如今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二）了解失业将长期存在首先要下岗人员明白中国人口众多造成劳动力剩余的因素将是长期存在的；其次，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步伐加快，部分富裕人员逐渐退出原有企业，转业转岗重新寻找就业的人员会逐步增加；再者，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难免出现因企业破产而失业或因企业转产而下岗，可以说，失业也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 下岗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但随着下岗职工失业持续时间的延长，下岗政策已成为阻碍劳动力市场化的因素，同时也妨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失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三）提高自身素质政府要大力促进就业，劳动者也不能一味抱怨工作难找，而是要积极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学得一技之长，才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掌握相关知识，再就业之路才能走得顺利。 2009年4月，杭州市政府向就业年龄段的市民同意分发“教育券”，这一举措无疑是下岗职工们深化自己，提高自己的一大催化剂，据不完全统计，社区中已有数百名下岗职工前来领取该券，并表示会将此券用于学习电脑操作、养老护理员、多媒体作品制作等操作性强、科技含量高的项目中去。（四）转变就业观念下岗失业人员走出家门时，应转变多年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依赖思想；选择职业时，改变那种贵贱之分、横挑竖拣的陈腐观念；遇到困难时，摒弃“等靠要”的消极情绪。靠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要比等救济光荣得多。 今年2月下旬，望江街道专为社区失业居民举办了一次招聘会，里面的岗位大多不需要高学历、高技术水平，故而得到了社区内失业人员的一致好评。上文提到的A也前去了此次招聘会，始版桥社区劳动保障社工根据她自身的特点为其保留了在水一方社区的保洁员岗位（在水一方是一个工作环境较轻松、离她家也不远的社区），一开始A仍觉得做保洁员太过辛苦，工资也不够，但在社工的耐心劝导下，也逐渐明白了事理，抱着边做边找的心理接受了这份工作。（五）珍惜机会，敬业爱岗今天，我们面临一个大变化，就是从传统的就业模式走向市场就业。那种“一进单位门，终身单位人”的就业方式，一去不复返了。每个人都要珍惜自己的岗位，敬业爱岗，努力工作。如果失业，也要以积极的态度提高自己、适应市场，重新投入到竞争中。 四、解决下岗人员再就业的途径（一） 扩大就业援助渠道实践中，下岗职工由于受文化素质、职业技能及年龄的制约，实现再就业的速度正在逐步放缓，一批就业弱势群体也正在逐渐形成。同时，很多下岗职工他们既需要照顾老人，又需要抚养子女，在未能实现再就业后，有些家庭的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所以，在扩大就业岗位时，应开展大规模的就业援助渠道。杭州市在2006年出台了4050政策，即办出就业援助证且年满40周岁的女性与年满50周岁的男性可以签此协议，每满一年便续签，政府帮助其解决工作并每年可返还签约者1700元左右，前文提到的A便是其中一员，经社区的牵线，A目前已在在水一方老年公寓上班了，老年公寓的工作不仅很稳定，而且还为她交纳了“五金”，让她觉得特别满意。（二） 广开就业门路，积极创造就业岗位千方百计开辟就业门路，做好再就业工作，是保持企业和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保证。当前，一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这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有很多文章可做；二要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吸纳更多的下岗职工；三要积极鼓励自谋职业；四要开辟公益性的就业岗位；五是优势企业通过主辅分离，发展多种经营，尽可能安排更多的富余人员。 坚持在加快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必须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工作重点列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千方百计开辟就业门路。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在流动中创造就业机会；统筹考虑城乡就业问题，结合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岗位。 加快发展和扩大就业是统一的，只要我们真正重视起来，切实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在加快发展中扩大就业。 （三） 改进就业服务，加强再就业培训加强再就业培训工作，提高下岗人员的技术水平，拓宽就业渠道 进行再就业培训是为了把下岗人员灌输市场经济知识，促进他们再就业的本领。世界上很多国家把职业培训作为解决失业的一种积极的就业政策和手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各级再就业服务机构坚持培训再就业的基本方针。目前，部分下岗人员对其基本认可，他们认为培训对找到合适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但同时也反映，在被调查对象中，仅有少数人接受过再就业培训，这表明，政府在进行再就业培训没能真正把下岗人员吸引过来，因此，政府以后开展再就业培训时，应该注意宣传力度，尽量让大多数人知道进行的什么内容的培训。 政府的劳动就业培训部门和就业服务部门必须更新工作思想，积极主动地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劳动择业的要求，健全和完善对下岗人员培训服务，而职业指导是再就业工程的金钥匙实习期间，笔者亲眼见到社区劳动保障社工帮十几位下岗职工联系到了各种岗位，姑且不论他们重获岗位后的工作态度，单看我们社工为其联系的方式，笔者总结出如下几条：从下岗职工的再就业职工的再就业情况之中，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下岗职工，应采用不同的职业指导方法，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第一类是：下岗后能很快适应，感到下岗是一个好机会。他们对再就业要求比较高，希望能得到一份发挥自己能力的工作。这就应该给他们提出高要求，准确发现他们的优势并鼓励他们在新环境中锻炼自己，推荐又创造性的工作而且使其在原企业中无法发挥的新职业。第二类是：下岗后心理不平衡，带着情绪找工作，且时常抱怨，爱发牢骚。应给他们说的机会，实在的对待，引导其正视自己，了解人才劳务市场，帮助其学会考虑问题，推荐一份具体性的工作。 第三类是：家里有一些具体困难的，他们对工作选择不挑剔，只要离家近，不上夜班有休息日，能顾家就行。因此他们不难找工作，如保洁工，值班员，他们都能很快接受并干好。 第四类是：比较有传统观念的女性，他们经历比较坎坷，多数插过队，下过乡，素质较高，下岗后家里生活条件随之下降，他们希望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们的自信已被多年的不顺磨掉了，应从其身上找到闪光点，让他自信起来，推荐独立负责的管理工作等。 以上四类是较常见的，还有许多更具体的问题，需要具体解决。因此必须认真总结新经验，不断探索新路子，使再就业指导工作能对症下药，帮助下岗职工尽快找到新的岗位，维持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为此，笔者总结了如下几点：1、摸清下岗人员的就业和培训意向；2、通过对下岗人员抽样调查和根据劳动部门提供的就业培训信息，了解生源结构，掌握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对市场为提高下岗失业人员乃至社会公民的整体就业能力，做是实实在在的努力，按市场需求调整方向；3、对市场需求进行统计分类，并做出预测和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下岗学员的实际要求，设置符合市场需求，便于下岗人员短时间内熟练掌握技能的培训专业；4、立就业基地。由培训就业机构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用工条件不高的企业，建立就业援助基地，组织劳务输出；5、积极推行职业介绍代理人制度。 培训就业机构做实实在在的努力，可以提高下岗人员乃至社会公民的整体就业能力。 五、结束语总之，笔者以始版桥社区为此次研究的个案，充分认识到当前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事关改革稳定发展的大局，事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好下岗和再就业工作，关乎社会全局，意义重大。我们要全面贯彻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中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切实做到工作责任到位，政策落实到位，资金投入到位，措施保证到位，努力开创下岗人员实现再就业的工作新局面。
21世纪的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论文
关于“人口素质”的内涵，早期人口学者张纯元在其著作《人口理论教程》中表达为“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此后，人口学者穆光宗认为人口素质，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可见，人口素质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和一定社会制度下，人口群体所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客观条件和能力。从其外延方面看，有“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1988年学者陈剑提出“两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三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
一、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国的人口素质已有很大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立足“两要素”说，本文对中国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身体素质较差
1.人口预期寿命不够长。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步增加，男性与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随之逐渐增长（见表1）。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仅高出岁；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岁，高出岁。但是比加拿大的岁，低了岁；比日本的岁，低了岁（见表2）。
表1 部分年份全国分性别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岁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7中国人口》。
表2 1990年、2000年、2004年部分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岁
2.婴儿死亡率较高。1990年后，中国婴儿死亡率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其中1990年为38‰、2000年为33‰、2004年为26‰。与世界平均婴儿死亡率相比，1990年中国低个千分点，2000年低个千分点，2004年低个千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2004年比日本高23‰，比美国高‰，比澳大利亚高‰（见下页表3）。婴儿死亡率高，将会影响到人口的预期寿命，关系到社会整体人口的发展。
表3 1990年、2000年、2004年部分国家婴儿死亡率单位：‰
3.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每年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 500万，出生婴儿缺陷率约为％。推算出中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缺陷儿出生。再加上出生后显现出缺陷的儿童，先天缺陷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4.残疾人比例不低。“中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万～1 800万人，白痴就有100万～200万人。”[1]中国残疾人数量庞大，且其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其中1987年，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残疾人口约5 164万。至2006年残疾人总数达8 296万人，占总人口的％ [2]。
（二）科学文化素质偏低
1.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少。1980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年，2000年达到年（见表4），2007年增长到年以上。而世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美国为年，韩国年，差距明显。
表4 2000年全国及部分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情况单位：年
同时，受教育程度城乡人口差异明显。“2005年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年，比城市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低3年左右，甚至一些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三至四年。”[3]
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2004年中国东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中部地区为年，西部地区年，为最低。粗文盲率西部地区也最低。
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不利于城市化进程，也难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产业化。
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虽然与改革开发初期相比，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了较快增长。2000年“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 422人上升为3 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 039人上升为11 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 344人上升为33 961人，增长了45%。”[4]
但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6年，中国大学入学率达到了23％，接近世界％以上的平均水平，但大多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30％，其中美国达到了80%以上。
3.文盲半文盲率高。与建国初期相比，虽然中国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15～45岁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但是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仍然很高。1990年中国文盲人口18 003万，2000年下降到8 507万。文盲总数虽有下降，但基数庞大，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目前，发达国家文盲率为2％以下，欧洲国家约为％，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仅为％。
二、提高人口素质的对策
目前，中国应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人口政策的核心问题，将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将人口大国逐步转化为人才强国。
1.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出生缺陷干预的关键措施在于预防，必须按照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策略来实施干预。其中，一级预防是防止出生缺陷儿的出生，包括婚前检查、遗传咨询、选择最论文联盟http://佳的生育年龄、孕早期保健，包括合理营养、预防感染等；二级预防是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主要是在孕期通过早发现、早诊断和早采取措施，以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三级预防是指对出生缺陷的治疗。通过实施这些健康行为干预、营养素干预、疫苗干预、药物干预等技术手段，进行出生缺陷干预，达到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的。
2.推进人口早期教育，打好人口素质提高的基础。“婴幼儿时期，既是人的智力开发的`奠基时期，又是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奠基时期。”[5] 早期教育是对婴幼儿进行的以开发大脑潜能为主要环节，以开展游戏活动为主要形式，以致力于提高婴幼儿智能、加强其体能、健全其人格、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的保育与教育有机结合的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组织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等几大范畴的学习活动，使婴幼儿在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度诸方面获得良好的发展。
3.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1）增加教育投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目前中国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小，为此，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以促进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2）优化教育结构，加快各类教育的发展。继续抓好“两基”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力争使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强成人教育，提高就业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突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3）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由于良好的人才环境是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内可以产生凝聚力、鼓舞力和驱动力，对外可以产生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因此，必须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大限度地给人才以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中国约有13亿人，如果环境遭受破坏，那么经济问题就会变多。我们应该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21世纪的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论文
关于“人口素质”的内涵，早期人口学者张纯元在其著作《人口理论教程》中表达为“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此后，人口学者穆光宗认为人口素质，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可见，人口素质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和一定社会制度下，人口群体所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客观条件和能力。从其外延方面看，有“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1988年学者陈剑提出“两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三要素”说认为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三个方面。
一、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国的人口素质已有很大提高，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立足“两要素”说，本文对中国人口素质的现状与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一）身体素质较差
1.人口预期寿命不够长。建国以来，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逐步增加，男性与女性的人均预期寿命随之逐渐增长（见表1）。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的差距。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岁，仅高出岁；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岁，高出岁。但是比加拿大的岁，低了岁；比日本的岁，低了岁（见表2）。
表1 部分年份全国分性别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岁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7中国人口》。
表2 1990年、2000年、2004年部分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单位：岁
2.婴儿死亡率较高。1990年后，中国婴儿死亡率呈逐步下降的趋势，其中1990年为38‰、2000年为33‰、2004年为26‰。与世界平均婴儿死亡率相比，1990年中国低个千分点，2000年低个千分点，2004年低个千分点。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2004年比日本高23‰，比美国高‰，比澳大利亚高‰（见下页表3）。婴儿死亡率高，将会影响到人口的预期寿命，关系到社会整体人口的发展。
表3 1990年、2000年、2004年部分国家婴儿死亡率单位：‰
3.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每年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约1 500万，出生婴儿缺陷率约为％。推算出中国每年约有20万～30万先天缺陷儿出生。再加上出生后显现出缺陷的儿童，先天缺陷儿童总数高达80万～120万，约占每年出生人口总数的4%～6％。
4.残疾人比例不低。“中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中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万～1 800万人，白痴就有100万～200万人。”[1]中国残疾人数量庞大，且其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其中1987年，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残疾人口约5 164万。至2006年残疾人总数达8 296万人，占总人口的％ [2]。
（二）科学文化素质偏低
1.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少。1980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年，2000年达到年（见表4），2007年增长到年以上。而世界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1年，美国为年，韩国年，差距明显。
表4 2000年全国及部分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情况单位：年
同时，受教育程度城乡人口差异明显。“2005年城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而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年，比城市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低3年左右，甚至一些农村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三至四年。”[3]
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2004年中国东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年、中部地区为年，西部地区年，为最低。粗文盲率西部地区也最低。
城乡和区域劳动力整体素质差异大，不利于城市化进程，也难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进农业产业化。
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虽然与改革开发初期相比，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有了较快增长。2000年“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 422人上升为3 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 039人上升为11 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 344人上升为33 961人，增长了45%。”[4]
但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仍然远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2006年，中国大学入学率达到了23％，接近世界％以上的平均水平，但大多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30％，其中美国达到了80%以上。
3.文盲半文盲率高。与建国初期相比，虽然中国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15～45岁间）呈现逐渐下降的态势，但是粗文盲率和青壮年文盲率仍然很高。1990年中国文盲人口18 003万，2000年下降到8 507万。文盲总数虽有下降，但基数庞大，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目前，发达国家文盲率为2％以下，欧洲国家约为％，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仅为％。
二、提高人口素质的对策
目前，中国应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人口政策的核心问题，将人口压力逐步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将人口大国逐步转化为人才强国。
1.实施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出生缺陷干预的关键措施在于预防，必须按照预防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策略来实施干预。其中，一级预防是防止出生缺陷儿的出生，包括婚前检查、遗传咨询、选择最论文联盟http://佳的生育年龄、孕早期保健，包括合理营养、预防感染等；二级预防是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主要是在孕期通过早发现、早诊断和早采取措施，以减少出生缺陷儿的出生；三级预防是指对出生缺陷的治疗。通过实施这些健康行为干预、营养素干预、疫苗干预、药物干预等技术手段，进行出生缺陷干预，达到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目的。
2.推进人口早期教育，打好人口素质提高的基础。“婴幼儿时期，既是人的智力开发的`奠基时期，又是身体素质和思想素质的奠基时期。”[5] 早期教育是对婴幼儿进行的以开发大脑潜能为主要环节，以开展游戏活动为主要形式，以致力于提高婴幼儿智能、加强其体能、健全其人格、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的保育与教育有机结合的家庭教育、幼儿园教育和社会教育。通过组织健康、社会、语言、科学、艺术等几大范畴的学习活动，使婴幼儿在知识、技能、能力、情感态度诸方面获得良好的发展。
3.大力发展教育、科技事业，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1）增加教育投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目前中国教育投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小，为此，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对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的教育投入，以促进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
（2）优化教育结构，加快各类教育的发展。继续抓好“两基”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力争使每个适龄儿童都能接受完整的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加强成人教育，提高就业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突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各种应用型人才；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
（3）积极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由于良好的人才环境是巨大的无形资产，对内可以产生凝聚力、鼓舞力和驱动力，对外可以产生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因此，必须实施人才战略，加快人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大限度地给人才以创新和发展的空间。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把好的人种，挑选出来，国多照顾，给些优惠政策，这样让她他们多生几个，有遗传病，又丑，又矮，又眼睛就是一条小缝，很难找到是睁眼还是闭眼，就别生了。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素质呢？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quot;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陈剑在1988年提出的的"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因此，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人口素质涉及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职业构成、人群健康、国家政策、社会关系、教育水平、人际交往、环境和遗传等诸方面因素。人口的思想素质指人们的社会心理、传统习俗、民族自尊心、献身精神、使命感、自信心、变革社会的欲望等。人口的思想素质可从社会号召力、凝聚力和社会活力中体现出来。人口的身体身体素质可由一组人的人体运动能力、发育状况、疾病状况、死亡率，呆残低能人口比例、出生预期寿命等反映出来。反映人口文化素质的一般指标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文化水平构成，文盲率，科研率，科研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技工的技术等级构成，社会管理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占一定比重，一些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解决好人口老龄 化带来的问题以及出生人口性别的问题，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据不完全统计，严重出生缺陷占，也就是每年将有20万出生缺陷孩子出生。我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其中单基因病占5-7%，多基因病占15-20%，染色体病占。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1800万人，白痴就有100-200万人。我国人群中没有遗传病的人也可能是致病基因携带者，据估计平均每个人携带有5-6个有害基因，并且会按一定的方式向代传递。随着工业的进展，许多化学物品不断投入我们生活环境中，其中有部分可诱发基因突变，通过突变增加了我们的遗传负荷。由于医院技术的进步，使某些遗传病得到治愈，这在某些程度上使致病基因传于后代而增高遗传负荷。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国迫切需要推行优生学知识，以提高人口素质。 值得欣慰的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已有进一步提高。这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的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为％，比1990年普查的％下降了个百分点。同时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入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上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增长了45％；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O1人，下降了4％。90年代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少有的。这一变化趋势反映了10年来我国落实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我国仍然面临着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任务。未来世界竞争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竞争，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首先，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其次，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保护自然资源。此外，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即科教兴国的基础前提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大提高，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力、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高。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必须先投资于民，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 ZG已进入21世纪，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我们国家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目前要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主要应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 控制人口数量。1999年底，中国总人口为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 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每年净增人口仍达到1300万左右。人口过多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因此，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应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完备的调控保障体系，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做好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将人口问题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发挥城市和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均衡 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利于加速资金的积累，加快经济的发展，为提高人口素质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二． 积极提倡优生。提倡优生从根本上讲就是人口的优质遗传基因得到发展，让劣质遗传基因受到抑制。 三． 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的基本途径。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 济发展服务，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人口问题论文篇2 浅析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与应对路径 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负增长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边朝鲜族人口发展呈现出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又有别于中国各民族的特点，即在社会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条件下，人口总量出现自然负增长，并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1]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延边朝鲜族女性生育水平不高，导致出生率低下 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计生委的数据显示，延边州1996年全州朝鲜族总人口有854510人，当年出生人数有4340人，而死亡人数竟然高达5253人，也就是从这年开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逐步走上了负增长的时代。延边朝鲜族出生率较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由于受到朝鲜半岛，尤其是韩国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影响，朝鲜族女性对于经济地位的追求比较高，加之，部分朝鲜族育龄女性受到经济条件的限制，感觉难以承担新生儿出生后的抚养和教育问题，而政府的社会服务保障机制又不完善，得到的政府补助金额又比较少，因而对于生育的欲望并不高。(2)由于近些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朝鲜族青年逐步流入了内地经济发达地区或者韩国日本等国外地区打工，使得适龄的男女青年为追求经济基础的增加，将生儿育女这件事暂时予以搁置。 2、延边朝鲜族人民受饮食习惯因素的影响，导致死亡率较高 有待于改善的饮食文化习惯，对朝鲜族人口死亡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延边朝鲜族人民的饮食习惯深受朝鲜半岛尤其是韩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尤其部分居民喜欢过量食用含糖量和辛辣类的食物，长期实用含糖量较高以及辛辣类食物的话，会造成身体内某些元素的失衡，更甚至会引起糖尿病和痛风等病症，使得患这些病症的人们走向死亡的概率较其他人大大增加。(2)延边朝鲜族人民是热情好客的民族，酒文化在朝鲜族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中，有些朝鲜族人们饮酒量特别的大，饮酒之后还时常不能及时的喝水，更甚至，有的人会有长期酗酒的恶习，尤其是朝鲜族男青年及部分老年男性居多。众所周知，过量饮酒容易引起肝脏疾病以及神经系统疾病，严重影响过量饮酒之人的身体健康，并对其生命安全也构成极大的挑战。 3、延边朝鲜族青年流失过于严重，尤其育龄女性流失的比较多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随着朝鲜族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日趋的强烈，使得越来越多的朝鲜族青壮年背井离乡走上了追逐梦想的道路，这使得朝鲜族人口流失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许多延边乡镇农村地区的青壮年，或者独自一人、或者夫妻共同进入国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内地以及沿海城市打工，并且长期的留在打工的城市，更有甚者，已经在当地买房或者早已产生留在打工城市的观念，只是由于经济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暂时还没有决定。而近些年以来，由于受到人口负增长以及地域环境的影响，延边州经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这使得在吸引人才以及劳动力迁入方面的吸引力十分有限。由此，导致延边州的人口的迁入率和迁出率严重失衡。(2)延边朝鲜族人们的文化环境与朝鲜半岛尤其是与韩国的文化相似。使得在国外打工的朝鲜族人口中绝大多数选择在韩国，极少数在日本，然而，国外打工的朝鲜族人中，这其中诸多朝鲜族未婚女性在国内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国外的韩国日本，难免会产生留在当地生活的强烈愿望，导致朝鲜族女性的对外通婚率比较高，其中，由于同一文化的渊源，朝鲜族未婚女性远嫁韩国男性的居多。 二、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问题引发的系列社会负面效应 1、朝鲜族人口总数不断减少，不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 “延边朝鲜族人口出现自然负增长，即死亡人口多于出生人口，”[2]尤其是处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周边落后的乡镇农村地区，由于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使得这些地区原本就不多的人口变成了零星数十人，甚至出现了农村孤寡老人留守为主，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的情况。而少数民族人口作为维护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础，践行民族区域自治权的决定性力量，其数量的大量减少，对于维护和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显然是不利的。 2、朝鲜族人口数量的不断减少使得劳动力不足，严重制约延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近些年，由于延边朝鲜族人口的负增长问题以及人口外流加剧，使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劳动力相对缺乏，根据1999―2008年吉林省统计年鉴和2008年吉林省和延边州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资料分析，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人均GDP增速长期落后于吉林省人均GDP增速，可见，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严重制约了延边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3、朝鲜族女性人口的减少，导致部分朝鲜族男性婚姻问题突出，影响延边地区社会的稳定 “朝鲜族总人口的减少和大移动，引发了朝鲜族的许多社会问题，并给朝鲜族社会带来了被解体的阴影。”[1]由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延边朝鲜族女性人口不断的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内地以及国外进行打工，以及与国外保持的较高的国际通婚率尤其是韩国，使得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朝鲜族乡村男性在寻找适龄朝鲜族女性通婚的过程中遇到较大阻力，然而，不能成功找到朝鲜族女性并通婚的男性，有些人往往抱着对社会和他人不满的态度，无所事事的走上了社会，并且可能为了发泄不满的情绪，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这对于延边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也是十分不利的。 4、朝鲜族老年人口比重不断提升，养老负担日益加重 从2010年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我国在经济发展还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快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而由于长期的人口负增长，延边朝鲜族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大幅度的高于同期整个延边州以及同期全国的水平。比如“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比例为，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全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延边朝鲜族人口中老年人口占的比例逐渐上升，随着出生率的持续性负增长，青壮年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使得一对年轻的夫妇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逐步增加，有的年轻夫妇需要扶养三到四个老年人，更甚者需要赡养四个以上的老年人，严重加大了朝鲜族年轻人的养老负担。 5、朝鲜族新生儿出生率比例降低，制约民族教育的发展 延边朝鲜族教育规模在逐步萎缩，其中中小学数量逐渐减少，尤其是朝鲜族学龄前 儿童 数量降低严重。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教育委员会提供的数据分析，第四、五次人口普查中延边朝鲜族学龄前儿童(7岁以上儿童)在―这十年期间，平均变化幅度在-50%―-80%之间，使得朝鲜族中小学的运营成为问题，阻碍聚居民族教育体系的保护与发展。新生儿出生率的持续性减少，使得学龄前入学的朝鲜族儿童的比例持续性走低，使得延边周边的部分乡镇农村朝鲜族中小学校开始走合并的道路，使得原本不必要走向寄宿制的学生不得已选择在学校住宿，使得日常的学生费用开支也无形的增加，这无意间增加了朝鲜族家长的教育开支，使得教育负担日益加重，反过来，正是由于教育成本的加大与经济收入的有限之间矛盾的加剧，使得许多朝鲜族女性生育的欲望大大降低，如此又无形间助长了朝鲜族人口负增长，长此以往，在某种形式上，便形成了一种教育负担加重与人口负增长之间的不良性循环。 三、解决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负增长所引发问题的法律路径 1、积极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结合本地区本民族实际充分行使自治权，实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与人口增长有机结合 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的优势，积极制定有利于增加人口及平衡性别的 政策法规 ，选出人口发展问题最严重的2-3个县市，进行率先试点。加快修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尽快将朝鲜族人口发展战略及政策纳入进去，切实提高朝鲜族人们人口发展危机意识。贯彻落实《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58条规定“积极开展人口研究”，尽快建立并完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发展问题研究委员会。制定人口发展的相关单行条例 尽快的制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增长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口性别平衡条例》等。 2、制定“人才强州”战略，积极吸引外来劳动力，为延边经济持续繁荣发展注入活力 延边州自治机关应当根据近年来劳动力日益不足，尤其是高素质人才流失现象，结合本地方实际，充分制定实施“人才强州”战略，一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州内的高素质劳动者的生活以及工作需求，另一方面发挥自治权优势通过单行条例的形式，制定有关措施广泛吸引外来人才入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并且在工资、医疗、住房以及户口等方面给予外来人才更多的福利性政策及物质保障。由此，不断增加延边州的劳动力总量以及数量。利用图们江开发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充分行使自治权以及法律政策的变通规定，加强国际交流，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社会经济，为朝鲜族人口发展问题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 3、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朝鲜族女性数量，大力宣传新的婚育观念 自治州自治机关应当尽快成立人口迁移监督委员会(可以由公安局、民政局及卫计委等部门联合组成)，隶属于延边州人民政府，积极监督朝鲜族女性流失问题，尤其是朝鲜族女性 出国 打工及国际通婚问题。以物质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大力鼓励朝鲜族女性多生育孩子，大力倡导其他民族女性与朝鲜族男性通婚，以解决朝鲜族婚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实现朝鲜族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和谐共处，切实提高延边朝鲜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推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延边地区的有效实施。 4、有效提高养老文化的社会关注度，建立并完善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机制 自治州民政部门，应当采取相关措施并制定有关宣传及提高养老关注度的政策，如多组织一些关注老年人生活的公益性活动，倡议有关成功企业成立延边朝鲜族老年人口关爱协会等民间组织、自治州政府出资，民间融资，广泛建立朝鲜族老年人口服务保障机构。还可以在延边州主流媒体上进行必要的宣传，切实提高社会各界对朝鲜族老年人的关注度和关爱度。与此同时，广泛进行孝道文化的宣传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当然，自治州自治机关也应当加大对社会养老保险机制的支持力度，尤其需要增强对改善城市和农村孤寡老人的财政支持力度。 5、充分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权，切实推动朝鲜族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自治州自治机关应当根据《宪法》及《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的原则和精神，将制定促进鼓励朝鲜族人口增长的相关条例与制定促进支持朝鲜族教育事业的相关规定相结合，使得促进人口增长和教育发展有机结合，所以，应当尽快结合朝鲜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尽快制定《延边朝鲜族民族文化教育促进条例》，加大对朝鲜族教育投入，积极提倡鼓励其他民族学生进入朝鲜族学校学习，妥善保护朝鲜族民俗及语言文字，建立并完善朝鲜族民族教育发展体系，推动延边朝鲜族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 【注 释】 [1] 朴美兰.民族学视野下的延边朝鲜族人口问题[D].中央民族大学，2009. [2] 朴美兰.朝鲜族人口变迁对民族 传统文化 发展的影响――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3] 李承律.东北亚国际合作时代朝鲜族社会文化功能研究――以中国和朝鲜半岛关系中的朝鲜族文化体系为中心[D].中央民族大学，2006. 猜你喜欢： 1. 人口问题论文 2. 浅析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 3. 新时期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应对策略论文 4. 我国人口问题的成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 5. 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口信息管理及应用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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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力资源管理属于管理的范畴，管理有五个职能：选才、用才、培才、留才、展才。这五个职能有哪些特点？ 14、培训与开发的区别和联系。 15、企业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应考虑的因素 16、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方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什么？方式、方法、步骤是什么？
1、XX公司劳资关系问题及改善探析2、基于员工满意度的M公司激励机制探析3、A公司EAP体系实施设计4、基于心理契约的X企业员工满意度探析5、XX中学绩效考核现状及改进对策探析6、员工援助计划(EAP)在A企业中的实施与改进7、CB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外包的探析8、A企业员工满意度现状、原因及对策分析9、X房地产经纪公司员工流失的原因及措施探析10、X幼儿园教师培训体系设计司新员工培训体系研究（以上论文题目皆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目前，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人的因素也越来越成为企业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关键因素， 人力资源管理 已成为 企业管理 工作的核心。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 毕业 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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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是十分重要的,劳动力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劳动力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劳动力会出现转移,劳动力的转移可以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让农民的收入增加,可以增加,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我国的劳动力转移还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劳动力的转移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及时的解决,就会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针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劳动者素质
农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而影响着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任务,如果农村经济没有得到迅速的发展,就会影响经济的平稳运行。目前为止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中已经突出了几大问题,如果不将这些问题及时的解决,就会阻碍小康社会的建设。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生活在农村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较多,但是耕地却是较少的,出现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农村仅仅需要亿的劳动力就可以满足农村生产的需要,这是现在的人口现状决定的。由于人口众多,可利用的耕地较少,从整体上来看,农业生产的效率是不会得到提高的,只会制约农村经济发展,长期发展下去,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生活水平较低,让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得更加艰难。现在的这一阶段,国家对人民越来越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可以提高人民的收入,这三个问题得到解决,就可以减少城乡差距,让农民内部保持稳定。正是基于这种发展水平,农民为了追求利益,就会转移到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劳动力转移的现象是十分的严重,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满为患的现象,以下对这些地区出现的劳动力转移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劳动力的转移是大规模的,主要是受到交通、经济、文化和信息等因素的影响,让农民盲目的到经济发达的地区来发展,但是没有实地的考察和了解,仅仅是在亲友的帮助下,寻找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流动性是非常大的,对农民工的长期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导致了供求关系不容易衔接,有着很大的盲目性。其次,农村的劳动力发生转移,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是非常低的,素质程度的地下,造就了农村人口的`转移是都十分的严重的,这些素质较低的劳动力主要是来自县级或者是县级以下的地区,县级以下地区的人们大多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初中毕业,有些甚至都没有学历,仅仅学习了技术,但是技术的学习并不是建立在学习的基础上,仅仅是向老一辈会技术的人那里学习的,这样没有经过文化熏陶的技术人员是很难找到工作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素质要求是非常大的,素质低下的人们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很难在城市中生存。最后,机会成本的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城镇与乡村在就业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待遇上,城镇是用具职务和职称等来领取工资,在工资和报酬上是标准化的,与农村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因素导致了农村劳动力都涌向城镇,但是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例如道德风险,这些是农村劳动力无法应对的问题。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户口问题,户口问题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农村劳动力没有城镇户口是很难生存的,这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农业是国之根本,人民要想生存是离不开农业的,如果没有将农业经济发展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社会动荡,流离失所,一定要重视农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对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增加就业机会,让农业转型升级,适应劳动力减少的需要,发展规模化经营,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大的发展趋势。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导致了人们对种植业的重视程度在逐渐的降低,人们都退出了责任田的种植,认为外出打工的收入就能够满足生存需要,有些甚至在城镇生活,这样就导致了人们对责任田的需要减少,乡镇的发展就会减弱。这是由于这种现象,农民就行了产业升级,进行了规模化的种植,减少了劳动力的使用,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着促进的作用。在规模化种植的过程中,可以减少劳动力的剩余,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农业经济,对经济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对农民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工作是比较重要的,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技术性人才,加快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增加劳动力的二次创业,让农民也能够发家致富,走这样的道路,以让整个经济的发展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也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创作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农民进城可以开阔眼界,则那几人民的收入,在周围环境的熏陶下,增加农民的阅历,学习新的知识,参与社会活动,为国家下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且一些培训班的出现,也提高了农民的职业素质,让农村劳动力结构在整体上改善。
(三)对农村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劳动力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农村经济的影响,转移的劳动力可以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将城镇的思想与素质带到了农村,让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基本观念。提高了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同时还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生产能力。(四)对社会的影响随着非农转移的加速发展,承包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越来越突出,成为农民在城市工作生活的最后防线。但是由于有偿、合理、灵活、有序的土地流转制度流转机制建设没有及时跟上,迫使大量劳务输出人员城乡两栖兼业,无法解决后顾之忧。在近年来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一些人甚至弃田抛荒。抛荒现象尤其是常年抛荒呈逐年加重之势。
三、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考
(一)强化农民智力投资意识,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
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素质与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比关系,因此,应充分发挥政府和社会各部门的作用,从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等多方面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培训,逐步形以政府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社会多主体参与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为非农产业输送合适的高素质劳动力。
(二)完善与加强农村劳动力合法权益法律保障体系
各级地方政府应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劳务信息服务,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和整理劳务信息,建立就业信息服务网络等,解决农民的信息闭塞问题;提供法律跟踪服务,聘请劳务律师对劳务输出的全过程进行法律咨询服务,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制定劳务输出优惠政策,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等,以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完善与农民工其它权益相关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工会法律制度、户籍法律制度等,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以全方位的法律保护。
(三)积极提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全方位服务
就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来看,与城镇化发展速度缓慢以及中小企业仅占受阻等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此种情况下,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载体受到明显的约束。通常情况下,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以城镇化及中小企业作为可靠的载体支持,从而推进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此种情况下,应当结合地区农村发展实际,积极开拓劳动力市场,并结合当前农村人口问题加以全面分析,在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同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对国际劳动力市场进行优化利用,促进农民问题的妥善解决,促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顺利实现。若地区条件允许,可以对全球性资源进行深入开发和妥善利用,结合农村劳动力现状,有目的且有组织的开发国际劳务输出市场,将组织开发与农民自谋出路进行有机结合,给予农村劳动力政策上的支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优良的途经,为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可靠的基础。
四、结论
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对人力资源缺口的助力是很大的,但是这种劳动力的转移对我国农村经济整体的发展环境也的确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要重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让农业经济快速发展,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张伯平,刘冰,石佳,于艳洁,肖霞.浅析天津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J].天津农林科技.2014(06)
[2]张敏.做好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调查与思考——以临泉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为视点[J].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03)
[3]谢琳.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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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微视频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中的应用研究
62、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投资效益分析
63、基于情境创设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研究
64、基于云计算的教育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65、美国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路径研究
66、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村教学点发展案例研究
67、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求学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68、留守儿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69、中芬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对比研究
70、农民工子女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71、湖北省黄梅县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证研究
72、聋哑学校科任教师参与班级管理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73、盘锦市农村贫困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74、后现代视角下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研究
75、延边州义务教育信息化建设调查研究
76、延吉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现状及对策研究
77、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78、毛泽东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研究
79、黑龙江省教育考试机构发展改革研究
80、武威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
81、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研究
82、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特岗教师教育信念研究
83、财政性教育经费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84、基于政策视角的广州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研究
85、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制度研究
86、游戏教学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87、教育管理视角下的高中生学习倦怠研究
88、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及管理对策研究
89、解构基础教育的性别迷思
90、人际与群际视角下青少年慈善捐助归因的特点及其教育干预
91、中国和新加坡的英汉双语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92、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93、学校教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限性研究
94、台湾新移民子女教育政策评述及启示
95、教育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供给及均等化影响的研究
96、基于信息技术的`义务教育阶段酸和碱教学研究
97、全球化时代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研究
98、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镇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99、农村失学儿童的受教育权保护现状及救助对策
100、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收益与风险研究
101、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102、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青少年逆反心理研究
103、学校教育中劳动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研究
104、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保障问题研究
105、教育不公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106、无锡市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107、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及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108、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流入地义务教育同城待遇研究
109、洛克的自由教育思想及其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影响
110、孔子与耶稣教育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111、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义务教育供给的影响
112、教育虚拟社区伦理失范归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113、教育虚拟社区伦理失范预警模型构建研究
114、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困境研究
115、基于增值评价的教育公平研究
116、呼和浩特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问题研究
117、基于教育技术学语境的先秦儒道技术思想价值阐释
118、初中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分析及策略研究
119、我国青少年的孝道问题与教育对策研究
120、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供需关系研究
121、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研究
122、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影子教育治理的政策研究
123、日本对非洲数学和科学教育援助研究
12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25、S教育培训公司知识型员工激励问题研究
126、民国时期福建省教育视导制度研究
127、基于学校教育视角的家校合作的个案研究
128、大数据背景下网络教育发展的困境和出路
129、论自我认识、自我教育与自我发展
130、课堂教学中的性别教育研究
131、消费文化语境中青少年社会责任感教育研究
132、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进展研究
133、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中学教师计算机焦虑的状况研究
134、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惩戒问题研究
135、社区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研究
136、杜威的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当代启示
137、教育手段的正当性研究
138、同侪互助在提升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中的案例研究
139、基于移动终端的微资源设计与开发
140、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141、江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对策研究
142、适应素质教育的小学建筑更新改造的设计研究
143、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教育观念的变迁
144、家庭教育方式、家园合作共育对幼儿自信心、独立性的影响研究
145、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管理研究
146、基于罗尔斯正义思想的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147、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148、农村人口迁移对城市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
149、新疆沿边经济带教育、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150、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研究
151、沈阳市民办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152、大连金州新区教育综合改革案例研究
153、话语视角下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反思
154、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的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研究
155、精神分析思潮的道德观及其道德教育价值
156、论教师的教育习惯及其更新
157、国家教育考试舞弊防治及其改进研究
158、外来务工者子女自信心的问题及教育策略
159、秦皇岛市高职生心理健康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
160、夏邑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161、中美教育游戏评价指标体系比较研究
162、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163、教育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仿真平台设计与开发
164、中韩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
165、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学校道德教育研究
166、我国农村离异家庭儿童道德教育研究
167、城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168、经验道德认识论及其道德教育启示
169、学校礼仪教育的失落及其可能出路
“农村劳动力转移会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么”这种说法颠倒了因果。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择业范围和地域才更宽广，因而根据经济形势促进转移流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教育培训研究论文【论文关键词】新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需求【论文摘要】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制约，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以及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和收入的丰富性。因此劳动力有效转移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教育培训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加速进程．在农业人口有9亿之众的中国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有耕地人均不足2亩，并且每年还在继续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致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十分狭小．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因此，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同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重视和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市场竞争意识越强，他们能够多渠道收集社会信息，了解职业岗位的需求。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力。而我国农村农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这使得他们转移后无法参与高收入岗位的竞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共同肩负起教育培训的重任，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改善办学条件，实行大规模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一、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研究的阿瑟?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两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投资。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同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理论”。在“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中．也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技术的进步。这同样对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另一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取决于转移者对转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的可能，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以上第一种理论可以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一种“拉力”；二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表现为一种“推力”；三是经济发展使劳动者产生的一种转移的心理动机，即为主观能动性。这当中主观性的显现表现出对个体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客观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因而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盲目地、轻率地强迫转移，则不会实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二、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据相关资料统计，1999年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是在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学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专占1．57％，大专占0．4％。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6年．冈0刚超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职业技能教育方面，德国通过“双元制”教育．农业劳动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过3年的职业培训．而我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很少有机会经过岗前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据国家农调总队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7，8％，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国家不足全国人口10％的农业劳动者中，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超过90％。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更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的提高和就业的稳定性。实践证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水平。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提高城镇化水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大势所趋。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素质的关系新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择业范围和空间越广、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强、社会问题也越少。(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范围越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有较强的自信、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不甘农村生活的寂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则越大，更易于实现转移。不仅如此，转移后，他们会很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原居民能够较好地相处．减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越容易．择业的范围越宽。(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空间越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其转移距离，统计表明，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对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轻易远距离转移．而且他们思想意识保守，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故土难离，更愿意留在故乡，而不是转移到城市。他们的择业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较高收益，相对的，企业也会付给他们高的收入作为报酬。(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问题越少。劳动力转移的事实表明，劳动力素质对社会问题影响不小。素质低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出卖苦力谋生，由此引发城市相关治安问题。甚至这些现象突出．低素质的劳动力会产生厌世心理，做出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为避免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转移前及过程中的教育培训工作。四、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已经得到了重视，在全国范围内诸如“阳光工程”、“春风行动”、“两后双百培训工程”等活动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能满足农村劳动力就业增长的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还存在着以下问题：第一，认识不统一，部门协调不得力。尽管国家至上而下成立了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领导部门和管理机构．但从现行的运行过程来看，教育培训管理分属不同的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突出，政府统筹协调乏力。主要表现在各行业主管部门为了完成自己的务，为了各自的利益着想，开展自己的培训，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使专职培训部门的工作举步为艰。这就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受教育培训的需求远得不到满足，很多教育培训流于形式，学不能致用，打击了学员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为了经济利益，很多地方的教育培训工作没在真正地开展起来。第二，用工法规不落实，用人单位对用工人员素质要求不高。由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用工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不少企业为了应付生产发展，招聘工人“饥不择食”，不求高素质的生产操作人员，有时甚至只要有人想应聘，就能得到一个工作岗位．从而造成了不少企业使用的都是无证上岗人员这就使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第三，基础条件差．教育培训质量不高。由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领导的重视程度以及各地的教育培训情况极不平衡，由于部门所有、条块分割、财力分散，用于培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严重不足。不少地方出现了有牌子、无设施、无经费、无师资、无活动的现象，所谓的培训是以会代训、标语宣传、发“明白纸”．搞形式主义，其培训效果可想而知。五、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对策与建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要解决好教育培训的问题，关键是思想上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政府要肩负起这一重任，在制度保障和资金设施上给予保障。在此基础上实现教育培训观念的创新、教育培训保障体制的创新和教育培训制度的创新。首先是教育培训观念上的创新。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与其它教育有着一定的区别．我们要抛除传统的教育培训观念，以建设学习型社会，树立终身教育的理念．树立学历教育与技能教育并举，以及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为农民脱贫致富服务的观念。通过开展各种教育培训活动，为农村劳动力增长知识、技能，增强创业致富的竞争力。公务员之家:第二是教育培训保障体制的创新劳动力的教育培训是一种高效、实惠的教育，通过教育培训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往往就是这种教育不为人们所重视，教育的经费呈严重短缺状态，当然，农村劳动力教育培训的经费完全依靠政府是不可能的。同时，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完全由劳动者自费，难度也相当大。因而国家要从战略的高度．增加农村公共教育的经费投入，各级政府部门要创新教育投资之路，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投资渠道．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一定的保障体制。第三是教育培训制度的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与基础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应该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培养他们的就业和创造能力为目标，我们应该建立一个符合这种要求的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协调发展的农村教育体系，采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办学方式，有效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同时政府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就职业技能的考核、鉴定、发证等方面进行协调，将培训与就业挂钩．建立起培训、学习、考核、发证、上岗等一系列管理机制，将职业资格证书作为农村劳动力求职谋业的“通行证”，严格执行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持证上岗制度，有效地保证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总之，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不单单是在转移前．更应贯穿于转移的整个过程。国家应认真审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所面临的困难采取措施降低农村居民受教育的成本，使普遍的农民能受到最基本的教育，最终实现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