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嘛，可以说那个时候的人们相对还是比较富足和安顿的，因为大多数人民开始追求精神方面的寄托.......
一、汉赋在内容上的变化。
1、西汉时期的汉赋，普遍采用虚拟人物进行主客问答的方式，引出后面的大段描写，末尾又总是以一方压倒一方而结束。这种写法是古代隐语和战国散文留下的痕迹，在散文赋形成了固定的程式。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
二、汉赋在体制上的变化。
1、手法。
（1）、西汉时期的汉赋，赋的中间用铺陈夸张的手法对事物进行穷形尽相，绘声绘色的描写，极力表现客观对象广阔性、无限性、丰富性，渲染其种类之多，形态之美、变化之繁富，从而形成宏大的结构、令人眼花缭乱的画面和惊心动魄的气势。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开启新风，注重抒情。使用雅致精炼、平易清新的语句。风格开始由叙事大赋转入抒情小赋。
2、词句。
（1）、西汉时期的汉赋，辞藻丰富华丽。作者常常在赋中堆砌大量生僻词汇，又喜欢把很多同一偏旁的字罗列在一起，造成强烈的视觉效果。句式以散体为主，灵活多变，但也有不少四字句和骚体句。句子的节奏感很强，有的地方还押韵，非常便于朗读。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不再追求气势的铺排、辞藻的堆砌，而类似于四六句骈文，开了骈赋的先河。
3、抒情。
（1）、西汉时期的汉赋，结尾往往寄托一点讽谏，但这种讽谏的效果非常微弱，完全被前面的大段铺陈描写所掩盖，很难被欣赏者发现。
（2）、东汉辞赋家张衡的《归田赋》，融情于景，不再讽谏。作品流露出对长期官宦生活的厌倦感情。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感情。最后写企心淡远，纵心物外的情趣。以宁静、适意的生活环境，与黑暗，污浊的现实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扩展资料：
原文：
《归田赋》两汉：张衡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鲨鰡。
于时曜灵俄景，继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释义：
在京都作官时间已长久，没有高明的谋略去辅佐君王。只在河旁称赞鱼肥味美，要等到黄河水清还不知是哪年。想到蔡泽的壮志不能如愿，要找唐举去相面来解决疑题。知道天道是微妙不可捉摸，要跟随渔夫去同乐于山川。丢开那污浊的社会远远离去，与世间的杂务长期分离。
正是美好的仲春时节，气候温和，天气晴朗。高原与低地，树木枝叶茂密，杂草滋长。鱼鹰在水面张翼低飞，黄莺在枝头婉转歌唱。河面鸳鸯交颈，空中群鸟飞翔。鸣声吱喳，美妙动听。逍遥在这原野的春光之中，令我心情欢畅。
于是我就在大湖旁龙鸣般唱，在小丘上虎啸般吟诗。向云间射上箭矢，往河里撒下钓丝；飞鸟被射中毙命，鱼儿因贪吃上钩，天空落下了鸿雁，水中钓起了鱼。
不多时夕阳西下，皓月升空。嬉游已经极乐，虽然夜来还不知疲劳。想到老子的告诫，就该驾车回草庐。弹奏五弦琴指法美妙，读圣贤书滋味无穷。提笔作文，发挥文采，述说那古代圣王的教范。只要我置身于世人之外，哪管它荣耀与耻辱的所在？
赏析：
在中国历史上，张衡是一位有多方面建树的人物，他既是一位有辉煌成就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文学家。他的《归田赋》就是一篇备受后人赞赏的作品，被称为短篇中的神品。这篇短小精粹的小赋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厌恶之情和企心淡远、纵心物外的情趣。
当时正值东汉王朝全面崩溃的前夕，政治极端黑暗，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祸国殃民，愈演愈烈。再加上连年灾害，弄得田园凋蔽，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张衡既无力改变，又深恶痛绝，因而不得不进行人生的反思，寻求自我解脱的道路。这种思想情绪发而为文，便写出了这篇《归田赋》。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归田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鵩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汉代的赋。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体裁，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采■文”以“体物写志”。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时赵人荀况，但汉人常把赋和辞连用，称为辞赋。这是由于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辞赋连用，表示汉赋和《楚辞》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汉代上层统治集团的提倡，赋的创作盛极一时。据班固《两都赋序》记载，在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和东汉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初期的汉赋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其形式同《楚辞》没有什么区别。景帝时枚乘作《七发》，开创了一种进一步散体化、以铺张为能事的新赋体。经过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的发扬光大，新体赋在武帝以后繁荣起来，成为汉赋的主流。新体的汉赋一般又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从内容上看，大赋多是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和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迎合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作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扬雄的《长杨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这些大赋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统一的汉帝国的声威和上升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既穷奢极欲又发扬蹈厉的风貌。但大赋为达到形式上的华美恢宏，往往夸张浮饰又大量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以炫博争奇，兼之后期的大赋多摹拟而少创新，行文板滞，这些都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小赋篇幅较短，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内容比较广泛，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鹦鹉赋》等。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赋的产生和发展 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 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 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 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 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 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 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 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 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 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丈”；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杨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汉赋形成于汉初。贾谊首开汉赋先风，其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真正创立汉赋体制的是汉初辞赋大家枚乘。《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汉武、宣、元、成帝时代，汉赋达到全盛期。这一时期成就了名望最大、在汉赋史上占有“赋圣”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赋29篇，现仅存《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6赋。其中，他的《天子游猎赋》包括《子虚赋》和《上林赋》两篇，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司马相如在两赋中基本规定了汉大赋的模式：先是连篇累牍地堆砌辞藻，极尽夸张美饰之能事，最后以淫乐足以亡国，仁义必然兴邦的讽谏作为结尾，铸成“劝百讽一”的体制。 自西汉末期至东汉中期，汉赋基本定型，后辈汉赋作者无法超越前人，故模拟之风大盛，汉赋进入模拟期。这时的汉赋作者以扬雄、班固为最著名。 从东汉中期至末年，汉赋进入转变期，即朝着接近现实的方向转化。张衡的《归田赋》，抨击社会政治，表现不满倾向，初步奠定小赋基础。蔡邕的《述行赋》使之成为汉赋第二大家。他的赋作内容深刻，用词得当，鞭笞了社会的丑恶，对人民的疾苦表示出同情和关怀。 汉赋至魏晋定型于小赋，至南北朝演化成骈赋，至唐宋转变为律赋与文赋
素材挖掘：【素材清单】《赤壁赋》以文赋的形式，记叙自己夜游赤壁的情景，描写了夜的美好景色和泛舟大江饮酒赋诗的舒畅心情，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透露出自己思想中两个相互矛盾的侧面，探讨了宇宙人生的哲理，表现了作者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所追求理想的执著，及身处逆境却依然豁达开朗的积极的生活态度。《赤壁赋》给人一种别样的享受：清风、明月、饮酒、赋诗、高歌，再加上洞箫相和，使得全文充满了诗情画意，仿佛进入美妙的神话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根本感受不到苏轼被贬后的苦闷不平之情，这正是《赤壁赋》的美之所在；人生在世，要学得豁达，要活得潇洒。个人恩怨，你把它看得很大，它会把你压垮；不如尽情享受“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因为苏子对待得失是这样的：“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别人得了，我不羡慕；我没得到，我不遗憾，对人生得失如此达观，才使得《赤壁赋》带给我们纯美的享受，在文中看不到不平之气，充满眼帘的只是“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写作素材】1、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2、苏轼一生风雨，一生坎坷，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名字都会响彻在那里的人们的心坎上。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尽了千古的真理，让人懂得用开朗、宽容、豁达的心去面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和物；让人知道用感激、豁达的心境去挑战人生。苏轼遭受政治迫害，贬谪到黄州。“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江城的一切风物，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苏轼站在赤壁面前，眺望如画江山，像一个关西大汉，手持铁板，大声高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还在七月十六日一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写下震灼古今的前后赤壁赋。无论是诗，还是赋，都是他历经风雨后的坦然，是他内心最真诚的告白。【素材激活】您，一人一笔，走遍天涯海角；您，壮志难酬，唯有寄托于文字。屡次遭贬，打不倒他的信念；艰难世事，造就了他的豪放诗作。他的杰作，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怀古伤今，只为报效国家；论史谈玄，方显男儿本色。您把苦难研成墨，把贬谪当做笔，挥毫出一首又一首豪放旷达的词章。是您，凝望庐山，道出了“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是你，遥望苍穹，唱出了“西北望，射天狼”的气概；是你，对饮明月，吟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公婵娟”的人间祝福。官场上的险恶风波，并没有消沉您高昂的意志；生活上的清苦并没有销蚀掉他那乐观向上的心。伴着涓涓细泉，聆听习习古风，故园神游中，苍银白发与皎洁月光交相辉映。一樽还酹江月，多么豪迈的举杯，淡逝了多少哀伤及生活磨难。“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给赤壁带来了完美壮烈，这是诗，更是实。您，苏轼，让世人领悟到：面对生活坎坷应乐观，面对人生浮沉应有风度。写作运用【适用话题】可用于“乐观”“豁达”“从容”“心态”“得与失”“完美与残缺”“胸怀”“选择”“直面挫折”“执著”“穷而后工”“个性与人生”“责任”等内容相关的写作话题中。【运用范例】1、赤壁之下，多少英雄往事，多少骚客留情。赤壁的美，赤壁的妙，在大文豪苏轼的笔下，以简极的笔墨跃然生辉，意境悠长，令我陶醉。景中有情苏子的人生哲理，虽有佛老思想的随遇而安、唯我自然相适的消极因素，但也身处逆境而不消极颓废，豁达开朗，超然物外。在当时是难能可贵了！赋中对江山风景的热情赞美，对历史英雄的倾慕向往，对理想的追求，使我们受到感染。不愧为名作！合卷闭目，静心坐思，现代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困难与坎坷虽无穷尽，但是只要有开朗乐观的心态，辽阔旷达的胸襟，何畏之有？
蝴蝶上下飞舞,她目不转睛盯着蝴蝶,终于蝴蝶停在了一朵花上,她躬着背,手中间隔着点空隙,脚尖小心翼翼踮着,汗珠从她的脸上滴落下来,她蹑手蹑脚地走到蝴蝶旁,猛地一弯腰,双手把花朵上的蝴蝶一捧.又小心地把双手露出点缝,把头靠在手缝上看,一不小心让蝴蝶飞出了双手,她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题引纵船飘荡，他自一方东山的月升起了。微弱的曦光照在迷蒙的江面上，弥漫的雾气似要吞没这江上的万物一般的肆虐着，绕着如苇草的小船，吐着不易察觉的光圈。清风夹着秋意徐来，穿过重重阻碍，终是失去了气力，失去了掀起波澜的勇气。举起酒杯，他整个人都在酒冽中欢乐开来。没有了“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执着，也洗净了“西北望，射天狼“的狂傲。世间的铅华伴他走过了大半生，他念，他怨，他恨，他癫，最后，他痴了。儒家思想哺育了他，佛教教义抚慰了他，却是道拯救了他。他是传奇，三曲千调的千古绝唱。笑着，那是属于真正赢家的微笑。不加掩饰的，他仰头将酒一口喝光。“喝，大家都尽兴的喝”他嘱咐着客人。于是不顾小船，开始放纵饮酒。仅仅站在那里，山和月在他背后黯淡灰暗，不息的水冲散了无边的白雾，隐透出斑驳的光亮，炫丽的色彩。他是一方印记，古与今，天与地。纵船飘荡，醉于酒者伫立一方。冯虚御风，他羽化登仙磨平了棱角，唯有水逝者如斯，看穿了尘世，止有月阴晴圆缺。人，本身就逃不开悲欢离
我国宋代大文豪苏轼，才高学博，其诗词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可谓多姿多彩，思想深邃独特。所作各体诗词无所不精，从苏诗词的内容取材极其广泛，有描写山水风景的、有同情民生疾苦的、有抨击时看事体现其政治观点的、还有抒发亲情友情和人生感慨的，无论哪类题材都蕴含了丰富的哲理，体现了诗人对社会、对时代、对人生的理性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轼的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苏轼的哲理诗词的主要特征是形象的写景、抒情，且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优秀的哲理诗词由于反映了作者对宇宙和人生真谛的探索，以及对社会理想的向往，因而赢得了人们的喜爱。哲理诗词，中国古代诗词园地中的奇葩。异彩纷呈，独树一帜，是优秀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光茫四射的明珠。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和思想认识价值。哲理诗词，绒景物、形象、说理于一体，借景抒情，以情感人，喻事明理，以理服人，以其特殊的艺术魅力，揭示哲学领域中的某一命题和真理，从而达到传播知识、启迪智慧、感悟人生的目地。优秀的哲理诗词，总是艺术美和哲理美的完美结合，成为人类精神文明中的精品，洋溢着知识性、趣味性和启示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生动的说服力。苏轼善于从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中发掘其蕴含的深刻哲理。众所周知的《题西林壁》便是最佳佐证，苏轼在庐山横看一道道山岭连绵起伏，纵看一座座山峰高耸入云，于是陷入了对生活的深层思索，道出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一足以引起宋以后文人思考的极富哲理性的诗句。苏轼那“跳出来”的哲学思考，给了我们理智的启迪，它说明认识事物不能陷溺其中，而要超脱其外，从更高的立足点来观其全貌。自然现象感悟到人生哲理，对人生的感受转化为理性的反思，这是苏轼迥异于其他诗人的地方。他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执着地探讨人生，在古人所谓“白驹过隙”、“奄忽若飙尘”、“譬如朝露”的短暂人生中，诗人善于发现人生真碲。诗句以雪泥鸿爪为喻，说明了一个发人深思的人生哲理：由于世途坎坷，沧海桑田，变幻多故，早年的经历、思想、抱负，有如雪泥鸿爪，毕竟会深印脑中，诗中饱含了几多感慨，浓缩了人生几多艰辛，回忆起来令人感慨万千，反映出诗人处在颠沛之中的乐观精神。苏轼善于从大自然中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哲理，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写景状物虽未言理，然而理却弥漫诗中。他在《慈湖峡阻风》中写道：“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乡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诗人坦言人生道路充满了“巉岩”，即使是极普通的社会生活中，也充满着复杂甚至尖锐激烈的矛盾，它告诫人们：只有认识“巉岩”，才能战胜它，而不至于面对它时手足无措，一蹶不振。苏轼的另一首诗“己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在对待自然界的雷霆的态度上，苏轼以超然物外的姿态表现出对生活中的庞然大物的蔑视。它启示我们：所谓雷霆之威，对于一个不以个人生命、浮名为重的人是不起作用的；世界上任何可怕的东西，并不是它真正可怕，只是因为人们怕它，如果不怕它，雷霆之声亦如儿语。在一些完全是写景或抒情诗中，由于其说理深刻而具有情趣，其中的一些诗句成为全诗的警策之语。如《惠崇春江晚景》中“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生动地写出了一个很普通的客观真理。它告诉我们：只有经常和某种事物相接触，才能最敏锐地发现它的任何细微的变化。苏轼的《饮湖山初晴后雨》更是脍炙人口，“淡妆浓抹总相宜”，启迪人们要善于发现美、认识美，更要学会欣赏美，而且要有认识美的自觉性和全面性。苏轼以美景比美人，以议论入诗，说明生活中的美是多元化的，对美的欣赏要全面领略，不要偏颇，诗中还表现了苏轼“浅深虽所得，无入不自适”的洒脱胸襟。
一、汉赋的来源赋之一词在先秦已经出现。《周礼·春官·大师》说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这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手法。即朱熹所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诗集传》卷一）。后来的赋体文学也主要运用这一手法，而发展得更为充分。作为文体的赋，最早是荀子的《赋篇》，它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大体说来，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又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意。”（《汉书·艺文志》）班固把荀子的《赋篇》和屈原的作品都看成赋，并认为是源于《诗》。刘勰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与楚辞也。”（《文心雕龙·诠赋》）对汉赋形成影响最大的还是楚辞，因为楚人入主中原带来了楚辞，其次是《诗经》的表现手法和先秦散文的文体形式和表现手法。总之，汉赋吸收综合了多种文学因素，形成了独特的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二、汉赋的概念汉赋：赋是汉代的一种新兴的独特的文体，是诗歌和散文结合的文学形式，是诗歌的散文化和散文的诗歌化。赋既有诗歌讲求押韵和形式整饬的特点，又有散文句型自由，无严格的格律限制的特点。兼具诗歌与散文的表现功能，是两者的综合性文体。赋源于古诗，奠基于楚辞，形成和兴盛于两汉。汉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总称，它包括骚体赋、汉大赋和小赋（抒情小赋），但典型的汉赋是大赋。骚体赋：骚赋指的是模仿屈原《离骚》等楚辞作品而写成的一种赋。这种赋在内容上侧重于咏物抒情，且多抒发哀怨之情，近于《离骚》的情调。在形式上也与楚辞接近，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汉大赋（新体赋）：大赋是汉赋的典型形式。大赋在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一般由小序、正文、结尾三部分组成，韵文与散文相间，散文的成份较多；在内容上以写物为主，以“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为目的，兼有讽喻劝谏。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辞藻，对事物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枚乘的《七发》标志汉大赋的正式形成。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是最典型的作品。小赋：小赋在形式上篇幅短小，多用韵文，句式多样。有的通篇用四言，有的四、六言兼用。小赋在内容上侧重于抒写个人的心志，或托物言志，或咏物抒情，也有针砭现实之作。在艺术上继承着大赋的铺排手法，但语言较汉大赋朴素得多，手法精巧灵活、风格多样，有的清丽自然，有的感情激切。汉末的抒情小赋还有诗意化的倾向。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都是较有名的作品。三、汉代辞赋的发展演变历程汉代辞赋的发展演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汉开国至武帝初年，是汉赋的形成期。这一时期的辞赋呈现着由楚辞向汉赋过渡的形态，并最终确立了汉大赋这种新体赋的形式。代表作家有贾谊和枚乘。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第二阶段，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是汉赋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以新体赋即汉大赋的创作为主流，并达到了完全成熟和极度兴盛的境地。武帝、宣帝之时是汉赋创作的鼎盛时期，西汉末年以降则出现了创作中的模拟风气。形成了劝百讽一，润色鸿业，“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的内容和艺术上的特点。代表作家有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第三阶段，从东汉中叶至东汉末，是汉赋的转变期。这一时期汉大赋的创作趋向于衰落，带之而起的是抒情小赋创作的蔚起。张衡首开其风，其后的重要作家有赵壹、蔡邕、祢衡等。第二节 贾谊和枚乘一、贾谊1．贾谊是汉初著名的辞赋作家。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赋七篇，今存有《吊屈原赋》、《鵩鸟赋》和《旱云赋》三篇。2．贾谊辞赋的特点：贾谊的赋作继承了屈原楚辞的创作精神，刘熙载《艺概·赋概》说：“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是汉初骚体赋典型代表。贾谊的赋作在内容上继承了《离骚》的讽怨精神，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感情深沉激切。如《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不平之气。《鵩鸟赋》抒发了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也继承了《离骚》的比兴传统，风格也接近楚辞。在形式上也基本保持了楚辞的形式，也常用带有“兮”字的语句，句式整齐而又有变化。贾谊是散文大家，其赋作也有“以文为赋”（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的趋向。但总体上说贾谊还是在继承着楚辞的艺术精神，进行着模仿性的创作。二、枚乘枚乘是汉初重要的辞赋家和散文家。以辞赋的创作最为著名，《汉书·艺文志》记载他有赋九篇，今存有《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前二篇存在争议）、《七发》等三篇。其中以《七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高。它以宏大的结构、繁富的辞藻、铺排的描写手法、主客问答的体式，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写作模式。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就已指出了其赋“腴辞”、“夸丽”的特点。《七发》对后世赋的创作影响颇大，模拟之作频出，形成了赋作中的“七体”。《七发》标志着汉代新体赋的正式形成。[作品讲读]一、贾谊《吊屈原赋》1．《吊屈原赋》是贾谊赴长沙王太傅之职时，路过湘水凭吊屈原，写下的一篇骚体赋。诗人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心中的悲愤，抨击了美丑不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此赋是汉初具有代表性的骚体赋。2．这是一篇文字简洁、篇幅短小的骚体抒情赋。此赋前有小序，赋的结构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赋的正文，描写了屈原所处的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社会环境，揭示出造成屈原悲剧命运的社会原因。第二部分是赋的“讯”辞，即结语，分析了屈原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3．此赋实是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的愤世嫉俗和悲愤郁闷的情怀。这篇赋在写作上主要采用了铺叙与议论并用的手法：正文部分主要以铺排的手法来描写种种被颠倒了的社会现象，并适时地发出感叹和议论；“讯”辞部分主要以议论的手法抱怨屈原不能远离浊世以自保。全赋无论是铺叙，还是议论，都熔铸了作者的激愤情感，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同时此赋继承了楚辞的比兴传统，表现手法多用比喻、象征，形象鲜明而内蕴丰富。此外，也运用了对比的手段法使善恶颠倒的社会现象更加鲜明。此赋的句式，第一部分以四言句为主，第二部分以六言句为主，也用“兮”字。此赋从艺术表现形式到手法乃至风格，都有模拟楚骚的迹象，体现了汉赋早期创作的由楚辞向汉赋的过渡状态。二、贾谊《鵩鸟赋》1．《鵩鸟赋》是贾谊谪居长沙，任长沙王太傅时所作。《鵩鸟赋》主要以道家思想谈论人生的哲理，是一篇哲理赋。他表述了天道人事变化无穷，难以参透，企图以道家生死齐一、纵躯委命的达观态度，来排谴人生的苦闷，以获得精神是的解脱。2．《鵩鸟赋》的艺术特点：（1）《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显然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2）《鵩鸟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3）《鵩鸟赋》的语言因以表达哲理为主，所以显得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三、枚乘《七发》1．《七发》是枚乘的代表作品，也是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七发》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于是以音乐、饮食、车马、游宴、田猎、观涛、论道七事，来启发楚太子。赋的主旨意在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的“要言妙道”，在于劝戒淫奢，启发人们要注重精神的追求。2．《七发》的艺术成就（1）《七发》融会了前代文学的各种因素。《七发》体制宏大，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环环相接来结构全篇。它在体制与描写手法上都受到过楚辞的影响，《离骚》的宏大体制及其中的问答形式、《招魂》帝与巫阳的问对，以及《招魂》和《大招》的铺排描写手法，还有纵横家说辞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七发》完成了汉大赋的奠基任务。（2）《七发》在写作上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描写形容，写景状物，声色情态毕现，描摹精致细腻，形象生动；善于铺陈排比，夸张渲染，气势恢宏，辞藻华丽。刘勰说：“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而且《七发》的人物及其对话都是虚构的，叙事和描写也是想象的，在这方面来说它更具有文学创作的意味。在内容上也由骚体赋的以抒情为主，转变为以叙事写物为主。（3）《七发》的语言形式，一方面它吸收了楚辞的句式和“兮”字，一方面大量地使用散文的句式，同时也有对偶、排比句式的运用。与楚辞相比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增加。是韵文与散文的结合，是诗歌的散文化与散文的诗歌化。《七发》在体制和艺术手法上，都为后来汉大赋创作树立了典范。第三节 司马相如一、司马相如是汉代最负盛名的赋作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他的赋二十九篇，今存六篇。其赋作以《子虚赋》、《上林赋》最著名，是汉代新体赋的典范作品。此外还有《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等。由于他的创作，奠定了新体赋在汉代文学中的稳固地位。《子虚赋》作于汉景帝时期，是为梁孝王宾客时所作。《上林赋》在武帝即位后，被召见时所作。两篇相距十年，但实为同一主题的上下篇。《子虚赋》假托子虚使齐向乌有先生夸说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进行辩驳，批评子虚“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侈靡”。《上林赋》写亡是公又批评二人，盛夸天子上林游猎之盛况及天子反省奢靡，最终落实到政治与道德的讽喻上。体现了汉大赋“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劝百讽一”（《汉书·司马相如传赞》）的内容特点。二、司马相如赋的艺术特色1．司马相如的赋在艺术构思上，采用了虚构的手法。《子虚赋》、《上林赋》不仅“子虚”、“乌有”、“亡是”的人物是虚构，而且一些事物描写中的夸张本身也包含了虚构的成分。整个文章都是在虚构中完成的。文章结构完全采用了虚构的主客问答形式，通过主客互相夸耀诘难展开描写，力求展现巨大的时空。整个赋作显得气象阔大，结构宏伟，想象丰富。这种宏阔的气象与结构，正是汉帝国的盛世气象在文人心理结构上的反映，正如作者所云：“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葛洪《西京杂记》）2．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主要以铺排夸张、描摩渲染的手段来叙事写物。其赋以“体物”为主，集中笔力来描绘物类、物象、物态，并追求辞藻的博富和绚丽。正如刘勰所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诠赋》）夸张的描写，细腻的描摩，层层的渲染，以及色彩绚丽的文辞，大有穷形尽貌之势。可以说是达到“写物图貌，蔚为雕画”（同上）的境地。3．在语言形式上，大量运用排比、对偶，形成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在字型的排列上，也注意形式美。同时句式长短相间，灵活自如。总之，其赋对辞藻美和形式美的刻意追求，都达到了极至的地步。作品描写形象和运用辞采的能力，的确超越了前人。但也有堆砌辞藻、好用奇词僻字之嫌，一味追求“写物图貌”而缺少动人的意境和内在神韵。第四节 东汉的辞赋创作一、班固1．班固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作家。《两都赋》是其大赋的代表作品，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后来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都是同类题材的作品。其它较著名的赋作还有《幽通赋》、《答宾戏》等。2．《两都赋》（1）《两都赋》分为《东都赋》和《西都赋》，实际上是一篇的上下章。作品虚设了西都宾和东都主人，宾主相互夸耀，西都宾盛称西都“长安旧制”，代表的是西土耆老的观点，抒发的是“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东都主人则夸耀东都洛邑制度盛美，体现的班固本人的观点，意在颂美当朝的制度，也体现了重礼乐教化、尚节俭的儒家政治理想。（2）《两都赋》在体制和艺术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如宏大的结构、假设主客问答的方式及铺排、渲染、夸张的描写手法等。《西都赋》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更近司马相如，汪洋恣肆、富丽详赡，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东都赋》的手法则较为平实，语言风格也较趋典雅，是受作者儒家风范的熏染。刘勰曾评论说：“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文心雕龙·诠赋》）概括了《两都赋》的基本特点。（3）《两都赋》较前人有所发展和进步的是：一、在题材上扩大了描写范围，由描写林苑扩大到京都；二、在表现手法上采用虚构、夸张的同时，也融合了征实的表现手法。三、加强了作品的理性因素的透入，较深刻地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念和历史观念，使内容显得比较深厚。二、张衡1．张衡是东汉中期杰出的科学家和著名的文学家。其赋作有《二京赋》、《归田赋》、《思玄赋》、《温泉赋》、《应间赋》等。其中写物大赋以《二京赋》为代表，抒情小赋以《归田赋》最著名。另外，张衡的《同声歌》和《四愁诗》，在文人五、七言诗歌发展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2．《二京赋》（1）张衡的《二京赋》是继班固的《两都赋》后的又一篇以京都为题材的力作。其写作起因和创作目的是讽谏奢侈的世风。《后汉书·张衡传》说：“永元中，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二京赋》分为《西京赋》和《东京赋》两篇，《西京赋》中的凭虚公子先对西京长安的繁荣奢华的景象进行了一番描写，凭虚公子的观点是统治者的享乐奢华是应该的，是繁荣富足的表现。然后《东京赋》中的安处先生否定和批判了他的观点，警告凭虚公子“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又对东都洛阳的盛况进行了一番描绘，意在称颂东京的兴盛而不流于奢侈。（2）《二京赋》在体制结构、谋篇布局、艺术手法都是模拟班固的《两都赋》，然而张衡“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其精心琢磨的程度还是超过了《两都赋》。《二京赋》的体制更宏大、篇幅更长，铺陈描写更细腻，题材的范围也更宽。《二京赋》也有一些新的变化和进展：在题材上于京都生活中加入了市井风情的描写；在艺术上于铺排夸饰外，增加了说理议论的因素和抒情的色彩，有些景物描写还体现了清丽自然的特点，笔法类似于他的抒情小赋《归田赋》；在思想主题上，加强了讽喻和批判的成分。3．此外，东汉后期，随着政治经济的衰落，以铺陈夸饰和颂扬功德为主的大赋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代之而起的是那种以抒情述志为主的、诗意化更浓的抒情小赋。张衡的《归田赋》篇制短小，写得清新明丽，抒情性很强，是标志汉代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的重要作品。继而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祢衡的《鹦鹉赋》等众多作品出现。这些作品或直抒胸臆，或托物言志，或写景咏物，或针砭现实，而走向了个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也更贴近了现实生活。[作品讲读]一、张衡《归田赋》1．《归田赋》作于张衡的晚年，宦海浮尘，世路艰难，壮志难酬，于是产生了归田隐居的念头。《归田赋》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写思想归田的动因。第二部分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了设想的归田之乐。2．《归田赋》是一篇抒情小赋，主要艺术特点是：（1）在写作手法上，一是把自己的心境、情绪融合到环境、景物的描写之中，浑然一体，造成了意与境的结合，形成了诗意化的和谐优美的意境。二是以议论、用典、用事、铺叙等手法来述志和抒情。写景状物主以抒情，叙事议论主以表志。在作者的内在心理上，现实的幽暗与压抑和憧憬的美好与自由形成了鲜明的比照。（2）《归田赋》的语言清新明丽，工致典雅。写景状物细腻形象，铺叙议论意蕴深厚。（3）《归田赋》篇制短小，全用四、六句式，且多用排偶，形式整齐，韵律和谐。此赋在形式上正体现了“骈四俪六”的骈体文特征，可以说是汉代最早出现的比较成熟的骈体赋。同时也是最早以田园生活乐趣为题材的作品。
赋，中国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其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诗与赋往往并举连称，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端倪。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衰于宋元明清。在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至于诗。《史记》中称屈原的作品为赋，《汉书》也称屈原等人的作品为赋。后人因推尊《史》、《汉》，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称为之赋。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其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它是在远承《诗经》赋颂传统，近《楚辞》的基础上，兼收战国纵横之文的铺张恣意之风和先秦诸子作品的相关因素，最后综合而成的一种新文体。它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赋的来源“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不过，他还是倾向于把屈原的作品以“辞”来命名，这是由于屈原的作品富于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称为“赋”。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而后，到西汉末年，文人们就常以“赋”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斆之间的文体。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擒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编辑本段]汉赋的结构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编辑本段]汉赋的类别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编辑本段]赋的产生和发展中国汉代文体。作为文体名称，它渊源于 荀子 的《赋》；作为文学体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辞和战国恣肆之风的极大影响。由于汉帝国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为汉赋的新兴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汉赋遂成为汉代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赋作为一种文体，早在战国时代后期便已经产生了。最早写作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据《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现存《礼》、《知》、《云》、《蚕》、《箴》5篇）,是用通俗“隐语”铺写五种事物。旧传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等，辞藻华美，且有讽谏用意，较之荀赋,似与汉赋更为接近,但或疑为后人伪托，尚无定论。从现存荀赋来看，这时赋体还属萌芽状态。赋体的进一步发展，当受到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新兴文体楚辞的巨大影响。赋体的主要特点，是铺陈写物，“不歌而诵”，接近于散文，但在发展中它吸收了楚辞的某些特点——华丽的辞藻，夸张的手法，因而丰富了自己的体制。正由于赋体的发展与楚辞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汉代往往把辞赋连称，西汉初年的所谓“骚体赋”，确实与楚辞相当接近，颇难加以明显的区分。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汉初的赋家，继承楚辞的余绪,这时流行的主要是所谓“骚体赋”,其后则逐渐演变为有独立特征的所谓散体大赋，这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赋最兴盛的阶段；东汉中叶以后，散体大赋逐渐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赋开始兴起。汉赋的这种发展变化过程，与汉代社会状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时期 自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所谓“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当时诸王纳士，著书立说，文化思想还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仍是继承《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转变。这时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贾谊，此外还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贾谊的《吊屈原赋》是借悼念屈原抒发愤慨，虽吊逝者，实为自喻。此篇的形式与风格,是骚体的继承,但由于作品倾诉的是作者的真情实感，因而和后来那种纯然出于模拟《楚辞》而为文造情的作品明显不同。贾谊的《鵩鸟赋》是一篇寓志遣怀之作，假设与鵩鸟对话而敷衍出一篇文字。这篇赋一方面使用了主客问答体，同时也比较多地倾向于使用铺陈的手法，散文的气味浓厚预示了新的赋体正在孕育形成。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写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唤隐居山林的隐士早日归来。赋中描写山中景物，使用铺叙和夸张的手法，充满丰富的想象，是汉初骚体赋的优异之作。贾谊和淮南小山的赋作都还距骚体不远，仅在某些方面开始有所转变，而标志着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个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发》。枚乘主要生活于汉文帝、景帝时期，死于武帝初年。他的《七发》写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问候，通过主客的问答，批判了统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说明贵族子弟的这种痼疾，根源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思想，一切药石针灸都无能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从思想上治疗。赋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铺陈了音乐的美妙,饮食的甘美,车马的名贵,漫游的欢乐,田猎的盛况和江涛的壮观。《七发》虽未以赋名篇，却已形成了汉大赋的体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且用设问的形式构成章句，结构宏阔，辞藻富丽，刘勰称：“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从汉初的所谓骚体赋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汉大赋，《七发》是一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第二时期 西汉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共约200多年时间,从武帝至宣帝的90年间,是汉赋发展的鼎盛期。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从流传下来的作品看，内容大部分是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苑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时的壮丽场面等等。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时代，即所谓西汉中叶，这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选》所载《子虚》、《上林》两赋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据《史记》、《汉书》本传，考定二赋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猎赋》。这两篇以游猎为题材，对诸侯、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作了极其夸张的描写，而后归结到歌颂大一统汉帝国的权势和汉天子的尊严。在赋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让汉天子享乐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达了作者惩奢劝俭的用意。司马相如的这两篇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以华丽的词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大肆铺陈宫苑的壮丽和帝王生活的豪华,充分表现出汉大赋的典型特点，从而确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和所谓“劝百讽一”的传统。后来一些描写京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都规抚它，但在规模气势上又始终难以超越它。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汉武帝、宣帝年间著名的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汉书•艺文志》著录他们的赋作颇多，但传世颇少。如枚皋，据记载有赋 120篇，现已一篇无存。东方朔流传下来的《七谏》，是一篇因袭楚辞的骚体赋，并无新意。但他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虽未以赋名，却是两篇散体赋，对以后述志赋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王褒是宣帝时重要赋家，今存《洞箫赋》和骚体赋《九怀》。《洞箫赋》是现存描写音乐赋作较早的一篇，对后世的咏物赋和描写音乐题材的作品有过影响。西汉末年至东汉中叶 100多年间，《子虚》、《上林》两赋成为这一时期众多作家创作的共同模式，他们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围,完全失去了新鲜的创造力,只有扬雄和班固,由于他们有多方面的文化修养和才能,他们赋作尚有自己的特点，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扬雄是西汉末年最著名的赋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而在艺术水平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写和铺陈相当精彩，在模拟中有自己的特色。后世常以“扬、马”并称，原因即在于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体赋,写他不愿趋附权贵，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纵横论辩，善为排比,可以看出有东方朔《答客难》的影响。但在思想和艺术上仍有自己的特点，对后世述志赋颇有影响。《逐贫赋》和《酒赋》,或表达自己甘于贫困,鄙视“贫富苟得”的志趣，或对皇帝、贵族有所讽谏，思想和写法也都各具特色。班固是东汉前期的著名赋家。他的代表作《两都赋》，由于萧统编纂《文选》列于卷首，而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两都赋》在体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马相如的，是西汉大赋的继续，但他把描写对象，由贵族帝王的宫苑、游猎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张衡以至左思的所谓“京都大赋”的出现，都明显地受到《两都赋》的影响。第三时期 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这一时期汉赋的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都开始有所转变，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功业,专以铺采摛文为能事的大赋逐渐减少,而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文人们失去了奋发扬厉的精神,失望、悲愤,乃至忧国忧民的情绪成为他们思想的基调，这就促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赋的风格有所转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始于张衡。张衡具有代表性的赋作是《二京赋》和《归田赋》。《二京赋》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创作的，基本上是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和班固的《两都赋》。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指责比较强烈和真切，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二京赋》除了像《两都赋》一样，铺写了帝都的形势、宫室、物产以外,还写了许多当时的民情风俗,容纳了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归田赋》。作者以清新的语言，描写了自然风光，抒发了自己的情志,表现了作者在宦官当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这在汉赋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机。他把专门供帝王贵族阅读欣赏的“体物”大赋，转变为个人言志抒情的小赋，使作品有了作者的个性,风格也由雕琢堆砌趋于平易流畅。在张衡之前,已出现过一些言志述行的赋，如班彪所作《北征赋》，通过记述行旅的见闻，抒发了自己的身世之感，显示了赋风转变的征兆，张衡在前人的基础上，使汉赋的发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与前一阶段那种歌功颂德，夸美逞能的大赋，已经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表现了作者的爱憎感情，语言平实，格调冷峻，颇具感染力。稍后祢衡的《鹦鹉赋》是一篇寓意深刻的咏物赋，作者借写鹦鹉，抒发了自己生于末世屡遭迫害的感慨。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旧的赋颂传统，尽管数量不多，却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写景咏物赋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编辑本段]赋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之前，它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封建时代的词章家非常推崇汉赋，但他们奉为汉赋正宗的却是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及班固、张衡等人的大赋，但也正是这些大赋，在思想和艺术形式上表现了较多的局限性。西晋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批评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所谓“今之赋”就是指汉代兴起的大赋。他认为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对汉赋的社会作用以及艺术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有着如上所述的缺点，在文学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首先，即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的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赋中对封建统治者的劝谕之词，也反映了这些赋作者反对帝王过分华奢淫靡的思想，表现了这些作者并非是对帝王贵族们毫无是非原则的奉承者和阿谀者。尽管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现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应抹杀的。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辞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最后，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中经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汉书•艺文志》中除《诸子略》以外,还专设立了《诗赋略》,除了所谓儒术、经学以外,又出现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晋则出现了“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现存作品包括某些残篇在内，共约二百多篇，分别收录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书中。[编辑本段]汉赋的主要代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长门赋》《美人赋》枚乘：《七发》（楚辞体）《柳赋》《梁王菟园赋》贾谊：《鵩鸟赋》扬雄：《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王褒：《洞箫赋》班婕妤：《自悼赋》刘向：《九叹》刘歆：《遂初赋》班固：《两都赋》班彪：《北征赋》赋是介于诗、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在两者之间，赋又更近于诗体。从汉至唐初这段时期，赋近于诗而远于文，从主题上看，楚辞体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多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体式，象屈原那样书写自己的不幸与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铺张夸饰，对汉大赋的影响不言而喻。赋自诞生之日便 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这就是受楚辞影响极深的原因。骚体赋，多采用楚辞的“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也常继用了楚辞的“引类譬喻” 手法。赋与诗的盘根错节，互相影响从“赋”字的形成就已开始。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更出现了诗、赋合流的现象。但诗与赋必竟是两种文体，一般来说，诗大多为情而造文，而赋却常常为文而造情。诗以抒发情感为重，赋则以叙事状物为主。清人刘熙载说：“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汉赋的体式即骚体赋、四言诗体赋和散体赋（或称大赋）。从赋的结构、语言方面看，散体、七体、设论体、及唐代文体赋又都比较接近于散文，有的完全可归于散文的范畴。赋的似诗似文的特征，与现代文学中的散文诗有些相像。特点：一、语句上以四、六字句为主，并追求骈偶；二、语音上要求声律谐协；三、文辞上讲究藻饰和用典。 排偶和藻饰是汉赋的一大特征。经历长期的演变过程，发展到中唐，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又出现了散文化的趋势，不讲骈偶、音律，句式参差，压韵也比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畅的气势，叫做“文赋”。骈文受赋的影响很大，骈比起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在文章中广泛用赋的骈比形式，是汉代文人的常习。以至于有些以赋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视作骈文。象南朝刘宋的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及谢庄的《月赋》等。诗和赋的区别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关于诗和赋的区别，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陆机是晋代人，他的话说出了晋代以前的诗和赋的主要特点，但不能作机械的理解，诗也要描写事物，赋也有抒发感情的成分，特别是到南北朝时代抒情小赋发达起来，赋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变化。阶段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辞与赋，作为两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战国时代的楚国最先出现的。辞，即楚辞，汉代人用以称呼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创作。①赋，作为文体，初步形成于战国，而大盛于汉代，故有汉赋的专称。而战国时代与赋有关系的两个作家，也是楚国人，一个是荀子，②一个是宋玉。到了汉代，许多作家，兼擅二体，因而出现了“辞赋”并称的情况，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景帝不好辞赋”，《史记》亦有个别情况以赋称辞的，如《屈贾列传》称屈原“乃作《怀沙》之赋”，但总的说来，西汉虽“辞赋”并称，但二者的区分是清楚的，辞是指楚辞，赋是指赋体作品。刘向在编辑《楚辞》时，标准也是分明的，除收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外，宋玉只收《九辨》和《招魂》，而汉代人的作品，收的都是模拟楚辞的，如贾谊，不收《吊屈原赋》、《鹏鸟赋》，而收《惜誓》。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多次以赋称辞，并在《汉书·艺文志》中，把辞与赋混编在一起，统称为赋。他把先秦至西汉的辞赋分成四类，即所谓屈赋之属、陆赋之属、荀赋之属和杂赋。为什么这样分类，班固没有说明，前人对此有过一些推论，如刘师培在《汉书艺文志书后》中提出： 班《志》叙诗赋为五种，赋析四类。区析之故，班无明文，校雠之家，亦鲜讨论。今观“主客赋”十二家，皆为总集，萃众作为一编，故姓氏未标。余均别集。其区为三类者，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词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也，侔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此古赋区类之大略也。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辨诗》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七略》次赋为四家：一日“屈原赋”，二日“陆贾赋”，三日“孙卿赋”，四日“杂赋”。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不可见，其属有朱建、严助、朱买臣诸家，盖纵横之变也。（扬雄赋本拟相如，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 刘、章二氏所论，着重阐述各类赋代表作家的基本风格，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似乎不能包括各类赋的全部，特别是把司马相如、扬雄分属两类，以现存的赋作来看，是不妥当的。章太炎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在所论之末，指出这是班固的一个失误。我以为班固的失误在于把辞与赋这两种不同的文体混为一谈，不从文体的主要特点去把握，而仅就某些表象加以归类，势必造成混乱。从此以后，以赋称辞的有之，以辞称赋的亦有之，辞赋不分，辞赋混称。这种情况，对于研究文学源流、发展是不利的。 从文体上说，楚辞是诗，以抒情为主；赋，虽间有韵语，但就总体来说是散文，其最初当以叙事状物为主。文体的不同，与其各自来源有密切关系。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一种文学体裁，都是在民间孕育、发展，而后在文人作家手中成熟，使其体制、表现手法臻于完善的。早期的诗，与民歌、音乐关系密切，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各篇就是周民族在各种场合配合音乐歌唱的乐章，其间原始的诗、歌、舞浑然一体的形态还有明显的迹痕。楚辞是在楚民族文化中形成的，与楚国人民特有的风习有着密切关系。屈原的《离骚》、《九章》是否可能合乐歌唱，前人已不能指出，但它们的“乱曰”、“少歌曰”、“倡曰”，可以证明它们的原型是具有合乐性质的。屈原的《九歌》则是在民间宗教歌舞基础上创作的祭祀乐章。楚辞来源于楚国民歌，许多楚辞研究者已多有论述，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赋与辞不同，它“不歌而诵”，不是由民歌发展变化而来的。它在民间的原始状态，现在没有直接材料可以证明，但我们可以从荀子的《赋篇》看出一些痕迹来。荀子作为战国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许多研究者都指出，他重视通俗文学的功能，善于吸收民间文艺形式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荀子》一书中的《成相》，就是作者采用当时流行在民间的劳动号子一类讴谣体而写成的。③而《赋篇》所要表现的是礼、知、云、蚕、箴五种事物，是采用当时流行的“隐语”的手法写成的。隐语或称“庾辞”，是古代人对谜语的称呼。从文献材料看，在春秋、战国时期，隐语在诸侯各国宫廷中很流行，不少国君贵族都十分喜欢它，成为宫廷中娱乐的一种方式。隐语还和“歌诗”、“赋诗”一样，也用于外交场合，成为表达政治意图的一种手段。④值得注意的是从《史记》等记载来看，先秦至汉说隐语者，多为宫廷中的倡优，他们的地位很低，如《史记·滑稽列传》所记淳于髡，赘婿出身，其名曰髡，也许是受过刑罚的奴隶。这似乎可以说明隐语从民间流入宫廷的渠道。隐语（即谜语）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它借助于隐喻和暗示的手段表现劳动人民对周围事物特征的认识，作为开发智力、测验智能的方法而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中。它委婉曲折，亦庄亦谐，具有知识性和趣味性，雅俗共赏，对人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它能进入宫廷，这一点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劳动人民在制作隐语时，也将自己的是非观念、爱憎感情融入其中，“寓教于乐”，通过巧妙的寓意和影射，起着一定的讽谕、劝戒和教育作用，这与诗歌、散文那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荀子写《赋篇》正是看到了隐语的这些特点，才采用了这种形式。我们虽然不能由此得出赋来源于隐语的结论，但它们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承接的关系，是可以肯定的。荀子的《赋篇》与后来的赋，在体制上有着许多不同，但正如刘勰所说：“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在这两点上，它奠定了赋的基本形体，为后来赋家所继承，发展。不仅如此，就是汉赋那种于篇末委婉致讽的作法，也是由荀子《赋篇》发展而来的，不过走了极端，以至造成“劝百讽一”、“欲讽反谀”的反效果。隐语以及后来的谜语，主要是描叙性的文字，大多是短小精悍的韵语，不过，这些韵语，只是为了便于记诵而已，与诗歌的为了歌唱不同。荀子的《赋篇》以描述为主，行文亦多韵语，是从隐语中转化而来的，但在《赋篇》的末尾附“佹诗”一首，“小歌”一首，表明它们与前面的文字不同，是诗和歌，可以歌唱，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赋篇》的主体是“不歌而诵”的。 辞与赋在文体上的不同，在宋玉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区分。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论述赋的起源时，在先秦时代，他提及了屈原、荀子和宋玉。以严格的文体要求，我以为屈原有辞无赋，荀子有赋无辞，而宋玉则是二体兼长的作家。据《汉书·艺文志》，宋玉有作品十六篇，其中《九辩》一篇，是楚辞体的作品，而其余传为他的作品，都是赋。⑤《史记·屈贾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从司马迁这一记叙，我们可以知道，尽管宋玉热爱屈原，但他并不是以其楚辞的创作而为当世所称道，而是以赋的创作知名于世的。他的作品与屈原所不同的，在司马迁看来是“莫敢直谏”，即不能如屈原在其创作中那样以强烈的爱憎感情，直率大胆地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以及对昏君佞臣的谴责和抨击。与“直谏”一词相对应的，还有“谲谏”一词，出自《毛诗·关雎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所谓“谲谏”，是指劝谏时，不直言其过失，隐约其词，使之自悟。宋玉的赋，虽然不是如荀子《赋篇》那样采用“隐语”的表现方式，但他在赋中使用各种比喻来描摹事物的特征，其手法与《赋篇》不无相似之处。作者讽谏的用意是有的，但表现得十分委婉含蓄，意在言外，这可以说是荀子《赋篇》进一步的发展，与汉赋已经很接近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联系有关宋玉的其他记载，如《韩诗外传》、《新序》等，可以知道宋玉出身寒微，虽为文士，而在楚国宫廷中的地位实际与倡优相似，常在国君左右，侍从游宴，调笑献媚，以求得国君的恩宠。文士的这种境遇，在西汉前期仍然如此，东方朔的言行，实可入《滑稽列传》；而枚皋有“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的感叹；司马迁也认为“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文士的这种境遇，使我们了解宋玉不可能写出象屈原的《离骚》、《九章》那样有强烈个性的抒情诗篇，而只能采用赋这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隐藏起来，在铺张扬厉的描述中，在似赞如颂的美辞中，极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认识。我们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辞与赋的区别，而且也进一步看到赋与隐语的关系。司马迁所说的“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不仅是对滑稽家的赞扬，也说出了先秦至汉代赋家写赋的苦心。 我们过去着眼于宋玉作为屈原的后继者，把屈宋并称，代表着楚辞的繁荣时代。那么，我们现在着眼于赋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时代，荀子、宋玉及一些不知名的作者，正在尝试用赋这种文体进行写作，并使之逐渐趋于完善，因此我们也可以准于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两次把荀子、宋玉并提的论述，把荀宋并称，从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上与楚辞繁荣相重叠的另一个时代，那就是赋的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荀宋是赋这一文体的开拓者。 汉代是赋的成熟和全面繁荣的时代，赋成为两汉文坛的主要文学形式，故有汉赋的专称。汉赋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着变化和发展，不同的作家，也因为时代、经历和思想的不同，他们的赋作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和色调，一个作家也因为创作动因不同，也创作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汉代赋家中也有的写有楚辞作品，所以汉代辞赋连称，有些作家被称作辞赋家。也正因为这样，在后世的研究者中才产生了辞赋不分，辞赋混称的情况。 作为汉赋的主体是汉大赋，即那些游猎、宫苑、京都赋。这类赋在篇章结构上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抒情成分少，而以夸张的语言着重于铺叙和描写，行文中往往是韵散间出，或夹有楚辞式的语句，但就通篇来说是间有韵文的散文。这类赋是沿着荀宋赋的路线演化变化而来，因适应汉代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得到充分的发展。枚乘的《七发》已初步具备这类赋的体制，而到了司马相如手中达到了完善的境界，从此汉大赋一直以司马相如的赋为模式而持续到东汉末年。这类赋与楚辞作品区分明显，不存在辞赋混称的情况。 辞赋混称主要发生在后来人们对汉初兴起的述志抒情赋与汉代作家所写的楚辞作品的区分上。汉初文坛承楚辞创作的余绪，许多作家辞赋兼作，他们吸取了楚辞的创作精神，以楚辞的语言形式来写赋，用以抒发自己的情志，例如汉初著名作家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武帝以后，汉大赋虽然成为汉赋的主体，但许多赋家在写大赋的同时，也写有述志抒情的赋，如司马相加的《长门赋》、《哀秦二世赋》。这类赋与“写物图貌”的大赋不同，所以有人称之为“骚体赋”，有人也把它们归为楚辞一类。而对这些作家的楚辞作品，如东方朔的《七谏》、庄忌的《哀时命》，也有人称之为“骚体赋”。汉代作家的这两类作品，在精神上、形式上有相通之处，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先从什么是楚辞说起，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王逸认为楚辞除屈原所作外，还包括宋玉及汉人所作，但屈原和汉代作家的作品有所不同，宋黄伯思在《东观余论·翼骚序》中说： 自汉以后，文师词宗，慕其轨躅，摛华竞秀，而识其体要亦寡。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自汉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而亦谓之楚辞，失其旨矣。 据此，所谓楚辞，主要是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的作品，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楚辞的内涵和外延和屈原的作品几乎是相同的。宋玉虽是楚国人，但他的《九辩》，虽有自己志不得申的苦闷在，但正如王逸所说，他是闵惜屈原，以屈原的口吻，来叙说屈原的志向和遭遇。这是楚辞的一个变化，汉代作家所写的楚辞作品，都照宋玉的办法，不仅采用楚辞的形式，也模仿屈原的语气，代屈原去抒发那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怨愤情绪。虽然“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但由于时代、文化的变迁，个人的遭际不同，正如朱熹所说：“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楚辞辨证》）汉代作家的这类作品成就是不高的。而汉代作家写的骚体赋则不同，他们以赋名篇，表明他们认识到自己写作这类文体，与楚辞不同，并在写法上完全摆脱了代屈原立言的模式，而是以诗人自己的身分去抒发个人的感受。以贾谊为例，他的《惜誓》，是模拟屈原的作品，从这里看到汉代作家所作楚辞的特征。而他的《吊屈原赋》则完全以诗人自己的身分表达了对屈原的仰慕和同情，并于其中寄托了个人身世的感慨，感情是深切的。他的《鹏鸟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借物抒情，与楚辞的区别更加明显。武帝以后，骚体赋从未间断，虽然在形制和表现手法上有着不少变化和发展，但究其源流，贾谊的赋，无疑是汉代述志抒情的先声。 ①“楚辞”名称，不见于先秦文献，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 ②荀子，本赵国人，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来楚，任兰陵令，著书终老于楚。 ③俞樾说：“此相字即‘舂不相’之相。《礼记·曲礼篇》：‘邻有丧，舂不相。’郑玄曰‘相谓送杵声’。盖古人于劳役之事，必为歌讴以相劝勉，盖举大木者呼邪许之比，其乐曲即谓之相。”（《诸子平议》） ④《国语．晋语》五：“有秦客庾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韦昭注：庾，隐也。谓以隐伏谲诡之言问于朝也。” ⑤现传为宋玉所作赋，《文选》录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古文苑》录有《讽赋》、《笛赋》、《钓赋》、《大言赋》、《小言赋》。以上各篇的真伪一直有争论，但《文选》所录各篇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至少非汉以后人所伪托。宋玉的楚辞作品，除《九辩》外，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招魂》亦宋玉作，建国以后，大多数学者皆认为是屈原所作。本文暂不涉及。
一、古代汉成研究的分类总绪 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始于汉初，终千清末，历时两千余年，涉及内容很多，资料很丰富。我们将这两千余年的研究成果划分为评论、编集、注释凡兰个方面，分别加以总结。 (一)古代的汉赋评论 中国古代评论汉斌的资料极为分散，论述千差万别，观点各不相同。其中分歧最多、讨论热烈的有以下几点。 1.汉赋渊源论。古人对汉赋渊源问题的探讨，有所谓的诗源说、辞源说、赋出纵横家说.也有综合兰说而持多渊论者，但影响最大、也最为持久的便是诗源说。这一现象颇值得深思。最早将汉赋与《诗经》相比附的，是西汉前期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认为相如赋的主旨与《诗经》一样.都是引导君王戒奢从俭.都有讽谏作用.东汉班固则在(两都赋序)中明确说:“或E7:赋者，古诗之流也。“这说明在班固之前，巳有学者认为汉赋是《诗经》的后裔.班因张大此说，影响甚巨。今天看来，汉斌与《诗经》的0离实在太远，倒与楚辞、战国时的民问韵语有着更为直接的血缘关系。但由于古人一贯将楚辞也视为赋的一种，所以辞源说并宋获得充分的讨论;至于民间韵语，则更因为正统思想的钳制而未能褥到重视。不过.待源说的代代相因是汉赋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现象，它的背后有着探刻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内涵。仅人倡导涛源说，原因在于汉代是一个经学昌盛的时代，《诗经》被尊奉为伦理教科书、修身养性的教材和讽上化下的政治工具;汉人称汉赋源出《诗经》，表面上不过是套用了当时流行的政治话语，其深层目的则是想为赋这种新近兴起且为众多文召人所倾力创作的文学作品争取正统的地位。当然，这一标稗正统的口号也时刻苦醒着当时的赋家.在追求语言艺术美的同时不要忘记了文学的社会作用，不要偏离讽谏说所规定的方向。 降至魏晋，随着文学作品的不断积累、不同文学体式的发展以及文学意识的日益凸显，文学批评家开始从全新的角度来认识诗源说。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称:“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一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皇甫谧也在为《三都赋》作的序中将文体之赋与《诗经》六义之“斌”进行了系联。他们都摆脱了汉儒政治功利的讽谏说，从创作手法的角度来居仑征《诗经)与赋(汉嗽)的关系.这代表若一种全新的文艺观念，其意义在于揭粱赋(汉赋〕这种文体的铺陈特征，引导赋家学习(诗经》的铺陈艺术并加以发展。后来刘招《文心雕龙·途赋》称“赋直(诗》出，分歧异派“，又称“徽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一电”.所论更为缤密。赋(汉赋)的艺术特征，在六朝时期得到了充分肯定和深人研究。 历来赋论家在探讨赋源时，几乎众口一词地征引班固、刘鳃等人的诗源说，或从讽谏功能立论，或从艺术特征着眼。而清人刘熙载在(艺概·斌概》中则藉此深人挖掘了《诗经》和赋(汉赋)之间的关系，尤为可贵。他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既认识到赋(权赋)的表现题材及创作主旨的多样性，也剖析了<诗经》对后代赋的多方面的影响。刘氏在承认斌、比、兴之别的前提下.又说“斌中未尝不兼具比、兴之惫‘。这就纠正了魏晋以来过分强调斌的铺陈特征、而对抒情斌视而不见的缺陷，使得诗源说更为图满。当然，朱朱熹《楚辞后语》、元祝尧《古赋辨体》、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等书.皆对所选汉斌的比兴艺术有所揭示，他们在深人研究汉斌艺术特征的同时，也为诗源说注人了源头活水。 之，汉赋思想价值和社会功能的讨论。汉斌产生之初，人们就对它的思想价值和社会地位进行了肯定。司马迁说相如赋有讽谏功能，班固说汉赋既可以“抒下情而通讽渝”，又可么“宣上德而尽忠孝廿，堪称“雅项之亚，(《两都赋序》)，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着十分熏要的角色。但也就是在汉代，批评汉赋的声音骤然响起.而且是出自大斌家扬雄之口，他说:峪斌可以讽乎?曰:讽乎卫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又说赋“劝而不止幻.像倡优淳于髡、优孟一祥不合法度，甚彭‘辍不复为，((汉书·扬雄传))。扬雄愤激地对他曾经倾力创作的赋进行了全盘否定，这主要是由于他对汉斌的讽谏功能期望像过高，一且发现作用甚微或者起了相反作用，便极其失望。但他的言论却对后代影响很大。如唐太宗曾批评扬、马、班之赋‘文体浮华，无益劝戒”(刘肃《大唐新语》卷外，刘知几说汉赋“无裨劝奖，有长奸诈.((史通·级文》〕，柳冕甚至斥贵屈、宋、马、扬之作为“亡国之音汉谢栓相公论房杜二相书》)，胡直更诅咒其是“祸天下万世之蛊毒”(《衡庐精舍藏稿》)。这些偏激之论加到了汉赋头上，恐怕是扬雄所始料未及的，它反映了古代一郁分文艺理论家重视政教而轻视文学、过分强调文学的经世功能和教化作用，甚至走向取消文学、取消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汉斌的光彩并未被这些言论所掩盖，历代著名作家、学者如李白、韩愈、姚盈、曾国藩等都对汉赋有不间程度的肯定，胡应麟说“汉人赋冠绝古今”(《诗劳·杂编》卷1).王国维说汉赋是“一代之文学.(《宋元戏曲考》).评价皆甚公允。3汉赋艺术成就的讨论。对于汉赋的一虚辞槛说，和“丽靡之辞”，即夸张、虚构、对偶和讲究辞藻声韵的艺水手法，汉代学者司马迁、扬雄、王充等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三国魏曹圣说‘诗赋欲丽”((典论·论文》)，才开始对赋艺术樊有了肯定性的评价。梁刘姐(文心雕龙·淦赋》既肯定了汉赋，写物图貌，蔚似雕画”的文学成就，又批评其“繁华损枝，胶辞害骨”的不良倾向，遇调“丽辞雅义，特采相胜.的完美境界。元明之后的学者一般不再纠嫂汉赋有无艺术价值的问肠.而是对其艺术特点进行较为细致的分析。如明王世贞《艺苑厄省》卷z称“长卿以赋为文，故《难蜀》、《封禅》，绵丽而少骨;贾傅以文为赋，故《吊屈》、《鹏鸟》，率直而少致”。既在比较中彰显出贾谊、司马相如赋的不同风格，也指出了赋与散文之间的文体渗透现象。又如清李调元《赋话·新话》云:“扬、马之赋，语皆单行，班、张则同有俪句。，详细考察赋中黔词俪句的兴起和演变。这种研究显然更有意义。4赋家道德修养的讨论。刘哪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说:“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从此便揭开了道德批评的序幕。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唐李舟《独孤常州集序》等皆琢其武，对斌家评头论足。而宋代学者更变本加厉。对汉代赋家的人格批评已达到漫骂的地步。如对于大赋家司马相如，宋人就罗织了好色(指贪恋文君女色，后来又欲娶娄纳新)、贪财(钓取卓王孙钱财)、诀主(秦承汉武帝助长其淫乐之风)、无才‘不堪将相之器)、困邦(便蜀父老蒙受苦难)、祸害天下(遗书封禅，祸国殃民)等六条即状，其实全是迂腐偏激之论。宋代文人押妓成风，不自检束，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去指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真挚爱情，实在令人惊讶!骂人的队伍里不乏苏轼、郑樵、朱熹、楼防那样的大学者，可见当时的时代风气。明人王守仁也批评相如斌“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鸽人，无耻之大者”(《王文成全书》卷2))。总的看来，明清学者远较宋人宽容。但汉赋作家即使有人格缺点，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以人格批评来千扰文学研究、甚至取代文学研究的做法.本来就是狭滋的.不科学的。汉殡作家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理应成为后代学术研究者的前车之鉴。(二)古代的汉赋编录 1.原创性的编集。西汉赋有幸得到了当代学者的原创性编集。西汉成帝时，刘向负责校理群籍，他将先秦和西汉的典籍划分为六艺、诸子、诗赋、术数、方技凡六大类.其中诗赋一类即包含了大量的汉赋作品.据班固《汉书·艺文志》可知，刘向等人将汉赋划分为四类进行整理，涉及作品多达9)」余篇。尽管这些文献资料皆在王莽之乱中被焚烧，但刘向等入对汉双进行的校勘、整1m、分类，对后代的汉赋编集和研究有着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 a.史书的编录。司马迁在《史记》中载录了贾谊、司马相如二人的6篇赋作.反映出他对文学作品的重视;班固《汉书》张大此举，载录西汉斌作多达，家，18篇;范哗《后汉书》又效而尤之，载录东汉赋作共9家”篇，合在一起.前三史全文载录的汉赋已这15家，29篇(《天子游猎赋》、《两都赋》各计1篇》。兰部书被列为正史而传播百世，它们所载录的湘篇汉赋也因此获得了不朽的地位。 3.早期诗文集的选录。晋代以后的诗文总集，多从斌中精选若干名作。晋攀虞的《文章流别集》早已失传，而南朝梁潇统编纂的《文选》却保存至今。《文选》首列赋体，选汉赌23篇‘若加上散见于七、设论、吊文中的赋，总数应为29篇。唐代以后，由于“文选学”的兴盛和科举试赋的耍求，这29篇汉赋成为后代士人传诵不已的经典。4.类书的摘引。类书始于三国魏文帝时的咤皇览》，该书已佚，不知滴有多少汉赋。但今存较早的类书《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皆大讨摘引汉赋，许多汉赋作品藉此得以保存下来。例如欧阳询编纂的《艺文类聚)，摘录汉赋作品多达179篇，比《汉书)(I8篇)、《文选》(29篇)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这179篇多为相对完整的作品，且按其内容纳人27部之中，客观上对它们进行了分类。类书的分类方法对此后的赋集编等颇有影响。 5.斌集、赋汇的编录。专自性赋集的编篆，很可能始于六朝。《隋书·经塘志》著录南朝宋明帝刘或《赋集》40卷，谢灵运咤赋集》92卷、《七集》10卷，梁武帝萧衍《厉代斌》is卷等，皆佚。各集均应选录了汉斌。店宋时期，此业衰微，降至元明，始有复苏之象。元祝尧《古娥辨体》仅选汉赋15篇，皆为名篇。明周履蜻《赋海补遗》选汉赋33篇，施戴光《赋珍》选26篇.陈山毓《赋略》选44篇，而李鸿《赋苑》则多达176篇〔含建安娥，完篇、残篇俱收)。这标志着汉赋文献的抢救性搜寻和整理已初见成效。漪人陈元龙编纂(历代斌汇》，所收汉赋又增至190篇，盛况空前。历代赋集在编排汉斌时，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比如《赋略》、《赋苑，采用了时序排列法，即按照赋家生活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以赋篇系于作家名下岁而《赋珍》、《赋海补遗》和《历代赋汇》则采用了题材排序法，即打破时代限制，将历代赋按其题材或主题划分为若干类，将同类的赋编排在一起。例如‘赋海补遗》将所得汉赋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品、人事、珍宝、器皿、音乐、树木、果实、飞禽、走兽、昆虫等13类，而《历代赋汇》正、续集共分为32类.更为细密。它们的分类与《文选·赋》大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唐宋类书的影响。 6.大型总集的编录。明人张燮编纂大型总集《七十二家集》，收录汉斌n家，好篇;张溥在此基翻上又有附益，所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收录汉赋达20家，131篇。清代严可均更是砒砺发奋，他倾尽一生心血编纂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汉文》、《全后双文》共辑录汉斌作品75家，258篇。这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汉赋整理工作，不仅在篇数上远远超过了《赋苑》和《历代赋汇》，而且体例严谨，编排科学，所辑佚文资料皆注明出处，然后进行校勘、排序，竣大限度地恢复其本来面貌，此外还为各家撰写小传，以便参考 (三)古代的汉赋注释与评点 1.汉峨的注释。汉斌的注释始子东汉，曹大家的《幽通赋注》是今见最早的a赋注释。据《文选》李善注的征引，曹住包括训释宇涌、串讲句意、征引文献等内容，清楚明晰.颇有示范意义。此后，服虔、应劫、李奇、邓、文颖等也曾为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做过音义。降至六朝，注释学大盛，曾为汉赋作注的有薛综、李轨、茶毋邃、郭琪、韦昭、晋灼等60余家，其中三国张揖的《子虚上林赋注》、薛综的《二京峨注》、晋郭璞的(子虚上林欺注》、张载的《普灵光殿斌注》等流传甚广。他们的注释包括校勘、注音、辨宇、释词、解句，揭示主旨及修辞手法等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唐代是汉斌评论的萧条期，却是汉斌注释的捅盛期。司马贞、张守节对《史记》所载6篇汉赋的注释.颜师古对《汉书》所载[a篇汉赋的注释、李贤对《后汉书》所载is篇汉赋的注释，皆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宜的资料。尤其是李善对《文m》中29篇汉斌的注释，在广泛征引前人注释成果的蒸础上进行辨字、淦音、释义，观点稍湛，识见不凡。而且对斌作的解题和赋家小传言简惫赅，征引的资料丰富详赎而又有条不紊，注还为各家撰写小传，以便参考 (三)古代的汉赋注释与评点 1.汉峨的注释。汉斌的注释始子东汉，曹大家的《幽通赋注》是今见最早的a赋注释。据《文选》李善注的征引，曹住包括训释宇涌、串讲句意、征引文献等内容，清楚明晰.颇有示范意义。此后，服虔、应劫、李奇、邓、文颖等也曾为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做过音义。降至六朝，注释学大盛，曾为汉赋作注的有薛综、李轨、茶毋邃、郭琪、韦昭、晋灼等60余家，其中三国张揖的《子虚上林赋注》、薛综的《二京峨注》、晋郭璞的(子虚上林欺注》、张载的《普灵光殿斌注》等流传甚广。他们的注释包括校勘、注音、辨宇、释词、解句，揭示主旨及修辞手法等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唐代是汉斌评论的萧条期，却是汉斌注释的捅盛期。司马贞、张守节对《史记》所载6篇汉赋的注释.颜师古对《汉书》所载[a篇汉赋的注释、李贤对《后汉书》所载is篇汉赋的注释，皆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宜的资料。尤其是李善对《文m》中29篇汉斌的注释，在广泛征引前人注释成果的蒸础上进行辨字、淦音、释义，观点稍湛，识见不凡。而且对斌作的解题和赋家小传言简惫赅，征引的资料丰富详赎而又有条不紊，注释的体例十分严谨且能一以贯之，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五臣注自诩能纠李善之偏，实际水平却不可同日而语。 至子宋代以后的汉赋注释，仍大多依赖《文选》注释而存在。如明人张凤簇的《文选纂注》、陈与郊的《文选章句》、闽齐华的《文选渝注》.清人顾施侦的《昭明文选六臣汇注疏解》、洪若皋的《昭明文选越裁》等。但这些注释皆未能超越李善的《文选注》。专门的赋注有明俞王言(辞斌标义》、消王修玉《历朝赋楷》、呆光昭《赋汇录要笺略》等，但都过子简单。 2.汉斌语.害文字及名物地理的研究。宋代以后，不少语言学著作对汉赋词句进行征引或研究，这是汉赋研究史上橄容易被忽略的领域。如朱戴侗《六书故》卷5“法伸字条征引司马相如赋“江河为陕“和扬雄赋“以周为周法，的句子，肯定了郭瑛注“因山谷遮禽兽为陆，，的观点;明方以智(通稚》卷，称“林雄，一作琳摊.通为诊摊、流雄，转为流丽、刻往、瓦庚”，引相如、扬雄、陆机赋为证，等等.都在客观上深化了对汉赋音韵、文字*词汇的研究。而清代的“文选学，，若作，则将此项研究推向了顶峰。如胡克家的学术功力和宏阔视野。汉赋的随文评点。汉赋作品的批点始于明代.主要依附于《文选》评点而存在。孙旅、郭正域、邹思明、瞿式招都是当时的评点大家，其中孙绒的评点既能把握住作品的整体风格，又能细致剑析其内在的文理脉络，并且引进了诗学、词学的批评理论，水平较高，此外，俞王言《辞赋标义》、陈山枕《赋略》也批点了所选录的汉赋。 清人对《文选》汉赋的批点更为普遏，也更为精细。如何埠的批点，有校勘，有考证，或诊解字词句段，或揭示内组之旨，或剖析章法结构，或品味语言艺术.内容丰富.观点精湛。如《鹅鸟赋》何批云:‘此特借鹏乌以造端，非从而赋之也。昭明类编入‘鸟普’，何哉?宜与《幽通》、《思玄》同编。”一语道破该赌抒写情志的本质，令人叹服。此外，洪若皋、俞犀月、陆雨侯、邵子湘也对(文选》有所点评.于光华辑有《重定文选集评》，可参。姚燕编纂的《古文辞类纂》，选录汉赋33篇，亦有方望溪、刘海峰、姚茹、梅伯言、张廉卿、昊至父等人的圈点与批评，详见徐树铮辑录的《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这些点评言约义丰，耐人寻味，是一笔值得珍视的学术遗产。二‘古代汉赋节开究的理论思考 不难看出，古代学者在评论、编集、注释汉赋方面做出了不少实绩。可是，同中国古代的其他文学遗产相比，汉赋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汉贼资料皆傲见于经、史、子、集各类杂著之中，很少有专门讨论汉斌的学术论文，更没有一部专门的汉赋研究著作，这与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也是极不公平的。笔者在《汉赋研究史论》一书中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为汉赋研究的发展与兴盛期，将明清及近代视为汉赋研究的总结与深化期，这仅仅是汉赋研究史内部的定位。倘若与《诗经》、《论语》、《楚辞》等其他文学名著的研究相比.汉赋研究一直处于萧条期，从来就没有兴盛过。直到今夭，学术界对汉赋的研究仍然大大落后于《诗经》、《楚辞》，也大大落后于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种现象十分令人深思。下面即尝试分析一下汉赋研突遭受冷落的原因，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思考。 〔一)专门性汉斌总集的缺失 中国古代研究《诗经》、《楚辞》的著作至少有数百种之多，这固然同两部书本身的价值有关，但较早结集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据考证，《诗经》早在春秋中叶就已编纂成书，经过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赋诗言志和《左传》、《论语》、《孟子》等早期著作的征引，《诗经》几乎成了春秋战国时期家喻户晓的经典。作为儒家“六经’之一，《诗经》在被曲解的同时也获得了极为崇高的杜会地位，西汉初年就出现了《毛诗故训传》这样的奠荃性著作，此后的著述代代转聚.浩如烟海<楚辞》最早由西汉时期的刘向编集，东汉逸即为之作注，促进了它的流传。《楚辞》虽然未被列人经书，但后人亦往往称(离骚》为经，事实上已经认可了它的经典地位。自从《隋书·经籍志》以来，历代目录学著作都将楚辞类著述列为集部之首，俨然已成为集部书的奔祖。汉娥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尽管西汉赋得到了刘向的编集与分类，但在刘向等人的心日中，这些当代的文学作品实在与先奈薯述不可同日而语，因而工作做得比较粗糙。对于《诗经》、《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前代典籍，刘向等人皆广搜异本.审定篇目。编排次序。撰为书录，至今仍有若干种书录流传下来。而对于近千篇汉赋，却不知当时的整理情况如何，或许有些当代赋尚未广泛传播，不需搜罗异本进行校勘，故至今未见有相关记载;或许刘向等人未能为每一家赋都撰写书录，我们今天连一篇完整的汉赋叙录都见不到。更重要的是，刘向这次编录汉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清点和保存，而不是传播，所以尽量求全、总数竟达压坷刃余篇。一般人读不到这批深藏于秘府的典籍，即使有人能读到、也很难下手对如此数旦的汉赋文献进行研究。这些赋在王莽之乱中灰飞烟灭，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倘若刘向等效法周代乐官编辑《诗经)的举措，从近千篇汉斌中精选百篇汇为一集，或许更能促进汉赋名篇的保存、研究和传播。1993年从连云港尹湾汉基中出土的《神乌赋》，很可能为刘向所未见，但的确是一篇极为优秀的作品。所以，专门性汉赋总集‘这里指的是精选的汉赋名篇的汇集)的缺失使得大盘优秀的汉赋作品得不到保护而佚失，同时也使得中国古代的汉赋研究因缺少一部权威的研究底本而变得惨淡、箫条。相反，汉代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成就一般的文学作品.却因依附《楚辞)得以流传至今并充分研究，这不是很有力的证据吗?所以，刘向对《楚辞》的贡献远远超过了汉赋. 据《隋书·经籍志》，晋人编辑过《五都斌》，南北朝时刘义宗、刘或、谢灵运、崔浩等皆编过《赋集》，惜皆散佚。幸好有萧统编辑的《文选》流传至今.今存汉娥名篇大都依赖《文选》而保存，后人对汉赋的研究也大都依附于“文选学”而存在。《文选，斌》实际成了一郁战国至南朝的名赋选本.也从某种程度上行使了汉赋文学总集的叭能。这是汉赋的幸运，也是汉赋的不幸。汉斌研究从来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也许就与这段曲折的历史有关。 (二)濡家文艺观的晴形发展 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一直处在儒家思想的笼罩之下，汉贼也不例外。汉代的学者并不使用曲解(诗经》的方法来曲解汉赋，但他们却借用了“诗经学‘的美刺理论，建构了著名的汉赋讽谏说。即:权赋必须像《诗经)那样，承担起劝导君王戒奢从俭或颂扬圣德、移风易俗的政治功能，否则便是没有价值的作品。扬雄正是对汉峨的社会作用有着过高的期望，所以他一且发现自己的斌作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便愤而倒戈，甚至唾弃这种文艺形式。其他学者也以讽谏为准绳，批评汉赋.不能处定是非，排然否之实”，.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论衡·定贤篇》)，是刹才之小者”，不能“匡理国政”(蔡琶《上封事陈政要七事》)，等等。擂家的政教功利的汉赋观，使得一些思想正统的文人对于汉赋的社会价值产生了怀疑。降至宋代，濡家思想又发展到了理学阶段，深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文人不仅否定汉嗽的价值，而且进而抨击汉代赋家的人格，邹浩、显说之、吴子良、郑樵、林亦之、朱熹、李样、黄楼防、魏庆之、黄震、章如愚等皆有过激的言论。千是，政教功利的汉赋观又和道德批评的学术思潮搅和在一起，对汉赋研究形成了巨大冲击，影响所及，一直到清代。如清陆陇其在《松阳讲义》卷s中说:“汉武崇奖一司马相如，唐明皇果奖一李自，不知坏了多少风气沪在这种畸形的儒家文艺观的支配下，许多文人只知道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斌未能起到很好的讽谏作用，而忽视了他们在艺术上的重大突破.自然也看不到他们在文学艺术走向自觉的征途中所曾发挥过的重大作用。汉赋常常被摒弃于研究视野之外，自然会受到长期的冷落。(三)汉斌自身的弱点 汉赋的篇幅往往比《诗经)、《楚辞》、《孟子》、《庄子》中的作品更长，描写事物更为精细，也更为全面，这本来是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进步。但汉赋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缺乏性灵。尽管有贸谊《吊屈原赋》、司马相如《长门赋，、张衡《归田赋》等脍炙人口的篇什，但在今存的火部分汉赋作品中.我们唇不到作家的个性。也看不到优美的意境和动人的悄韵。《天子游猎赋》中的天子，不过是司马相如心目中的理想形象，赋中的子虚、乌有和亡是公，也仅仅是不同政治集团的代表，他们都缺乏生动可感、血肉丰满的个性，因而与读者十分隔膜，难以产生共鸣。《长杨)、《羽猎》、《两都》、《二京》亦大致如此。其次，汉赋的语盲有些雕琢，读来不移顺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传诵。战国和西汉前期赋较好，语言比较贴近生活.甚至还有俗文学的痕迹。但自扬雄以后，则好用古文奇宇，以炫其才博.读者苦其难读，往往废书而叹。祝尧《古赋辨体》卷a云:“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载酒从问焉。故斌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J、九矣广汉赋成为少数人才能创作，少数人才能阅读的精英文学，它的老败自然在情理之中，它在日后被束之高阁、被遗忘冷落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家，无论多么博学多才的文人，在从事文学创作或学术著述时都不能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自命高雅，故作简深，否则便会失去大多数读者而最终被人们遗忘。汉照在两千年间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然，这些块点并不能掩盖汉赋本身固有的价值，双赋毕竟是两汉四百年间众多文人的呕心结撰，毕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风貌，作为一宗包含着丰富文化内涵并且在文学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文学遗产，汉赋仍然值得我们去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研究。摘自《古代汉赋研究的分类总结与理论思考》作者 宗凡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汉魏六朝散文·庾信·春赋》原文鉴赏
宜春苑中春已归1，披香殿里作春衣2。新年鸟声千种啭3，二月杨花满路飞。河阳一县并是花4，金谷从来满园树5。一丛香草足碍人，数尺游丝即横路6。开上林而竞入7，拥河桥而争渡8。出丽华之金屋9，下飞燕之兰宫10。钗朵多而讶重11，髻鬟高而畏风12。眉将柳而争绿13，面共桃而竞红。影来池里，花落衫中。苔始绿而藏鱼14，麦才青而覆雉15。吹萧弄玉之台16，鸣佩凌波之水17。移戚里而家富18，入新丰而酒美19。石榴聊泛，蒲桃酦醅20。芙蓉玉碗，莲子金杯。新芽竹笋，细核杨梅。绿珠捧琴至21，文君送酒来22。
玉管初调23，鸣狒暂抚，《阳春》、《渌水》之曲24，对凤回鸾之舞25。更灸笙簧26，还移筝柱27。月入歌扇，花承节鼓28。协律都尉，射雉中郎29，停车小宛，连骑长杨30。金鞍始被，柘弓新张31。拂尘看马埒，分朋入射堂32。马是天池之龙种33，带乃荆山之玉梁34。艳锦安天鹿35，新绫织凤凰。
三日曲水向河津36，日晚河边多解神37。树下流杯客38，沙头渡水人39。镂薄窄衫袖40，穿珠帖领巾41。百丈山头日欲斜，三晡未醉莫还家42。池中水影悬胜镜，屋里衣香不如花。
【注释】 1宜春苑：又名曲江池，汉武帝时营造，旧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2披香殿：汉宫殿名。3(zuan)：鸟婉转地鸣叫。4河阳：旧县名，故域在今河南孟县西北。5金谷：在此指晋石崇的别墅金谷园，其地在今河南洛阳。6游丝：飘浮的珠丝。7上林：即上林苑。本为秦旧苑，汉武帝时扩建，方圆三百里，并有离宫别馆。8河桥：晋时在杜预指挥下建造的一座桥。9丽华：指东汉光武帝的后妃阴丽华。金屋：极言房室的华丽。10飞燕：即汉成帝后赵飞燕。兰宫：赵飞燕所居住的一宫殿。11钗朵：花朵形的金钗。12髻鬟(jihuan)：发髻。13将：同。争绿：古代妇女以黛画眉，眉呈微绿色。14苔：水苔，青绿色的水生植物。15雉：一种鸟，又名野鸡。16弄玉：据说为秦穆公之女。弄玉的丈夫萧史善吹箫，能作凤鸣之声。穆公为筑凤凰台。萧史吹萧引凤来，后弄玉随凤而去。17凌波：在水上行走。此喻步履轻盈。18戚里：外戚所居之地。19新丰：旧县名，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北。20石榴：指石榴酒，以石榴汁酿成。蒲桃：即葡萄，亦指酒。勣醅(popei)：未滤过的酒。21绿珠：为西晋石崇的歌妓，此人美丽娇好并善长吹笛。22文君：即司马相如之妻卓文君。在私奔相如后，曾在临邛当垆卖酒。23玉管：玉制的管乐器。24《阳春》、《渌水》：并为古代有名并高雅的乐曲。25对凤回鸾：形容舞姿的轻柔婉美。26灸：薰陶。笙：乐器名。簧：为笙中的发音金属片。27筝：一种弦乐器。柱：筝上的枕弦之木。28节鼓：古乐器。中开圆孔，置鼓其中，击之为乐曲伴奏。29协律都尉：掌音乐之官。汉武帝曾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射雉中郎：潘岳有《射雉赋》，又曾兼虎贲中郎将之职。30苑：供帝王贵族打猎的场所。长杨：指汉代的长杨榭，是当时秋冬校猎的地方。31柘(zhe)：树名。此树之枝可制弓。32马埒(lie)：跑马射箭的驰道两侧的矮墙。分朋：犹言分批。33龙种：极言马种之好。34荆山：在今湖北省境内。玉梁：为带名。35天鹿：象征着祥瑞的一种鹿。36三月：即古代三月三日的上已日。古时人们于这一天到水边洗濯，以驱邪祈福。37解神：祈神还愿。38流杯客：传说东汉时的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迷路，见山石中流出一杯，内有胡麻饭糁，接着又遇到两个仙女。当他们半年后返家时，子孙已过七代。39渡水人：东晋永和年间，桓温伐蜀，从山阳出江南，李势派昝坚阴击桓温，昝坚率军从沙头北渡。40镂薄：镂金薄片。41帖：粘附。42三晡：傍晚时分。
【今译】 春天又回到了宜春苑，披香殿中在赶着春游的新衣。鸟儿在新年开始之际婉转鸣叫，二月里的杨花随春风满路飘飞。就好象到了河阳县，四处都是盛开的花朵，又仿佛走进了金谷园，一片绿树葱葱的景象。一丛丛香草妨碍了人们的脚步，飘浮的游丝似乎要拦住目前的道路。美丽的女子们要进入上林苑，争抢着渡过河桥。有的来自阴丽华的金屋，有的来自赵飞燕的兰宫。他们头上戴着朵朵金钗，高高的发髻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黛眉象柳叶一样般翠绿，容颜似桃花那样艳红。她们的身姿倒影在池水中，衣袖上落洒着花朵。鱼儿在水苔下游动，青青的麦苗遮盖野鸡。高台上传来了弄玉的箫声，水面上可听得见凌波仙子佩玉的和鸣。这里既有戚里的富家，又有新丰的美酒，葡萄洒甘醇，石榴酒飘香，荷花般的玉碗，莲子状的金杯，鲜嫩的竹笋，细核的杨梅。弹琴的女子象绿珠，进酒的女子如同卓文君。
玉管调好了音调，琴弦奏出了曲声，弹奏的是《阳春》、《渌水》等名曲。伴随着音乐的是翩翩妙舞。吹笙鼓簧更渲染了气氛，急弦促柱不时变换着节拍。歌扇团团如满月，节鼓声声伴飞花。其中有协律都尉，射雉中郎。在小苑停车，又来至长杨。金鞍被于马背，良弓满张其弦，驰道上尘埃扬起，队队骑手进入射猎场。马是天池产的良种，腰带镶嵌着荆山美玉。锦袍上绣着天鹿，绫袄上织有凤凰。
三月三日上已节，河边到处是游人，傍晚时分他们开始祈神还愿。树下有人持杯而饮，沙头有人渡水。衣袖上装饰着镂金薄片，领巾上点缀着珠宝。太阳已在高高的山头上偏斜，游人们酒兴未尽还未归家。池水照人胜过挂在室内的镜子，衣裳薰染的香气赶不上外面的鲜花。
【集评】 许连《六朝文絜》：“六朝小赋，每以五七言相杂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远俗。初唐四子，颇效此法……秀句如绣，顾盼生姿，不啻桃花靧面，令人肤泽生光……句亦如天鹿锦、凤凰绫，多从组织得来。
【总案】 这篇小赋可谓把春天的气息及其带给人们的欢乐写活了。无论就作品的布局结构，还是从作者的行笔运辞来看，它都达到了一个较为完美的艺术境界。小赋虽主要刻画的是宫苑春色，但由于作者选择了极为恰当的外物场景，如路上的飞花，池中的绿水，及歌舞骑射，曲水流觞等，不仅写出了春天的普遍特征，而且也使读者在赏观作品时得到一种较强的审美感受。至于偶辞用事，则秀句可餐，通篇以五七言相杂而成，即使那些引典用事之句，也显得十分流畅自然。因此它代表了当时小赋创作所达到的较高艺术成就。
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进入了以文人为主、自觉和个性化的时代，诗人之多，诗作之富，诗风之多样，诗歌在表现社会生活与人们内心世界上的开拓与深入，以及诗歌自身形式上的变化和创新，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壮观局面，尽管中国诗歌的成熟鼎盛时代迟到唐代才正式形成，但西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可以说是连接中国诗歌开端与鼎盛之间的津渡，明显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这八百余年诗坛本身也是佳作云涌，名篇如潮，无论其审美价值还是诗歌史、文学史上的影响，都值得后人重视。《魏晋南北朝诗卷》（丁夏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与《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这两个阶段诗歌的两个较有特色的选本。前者选诗始于汉末建安年间的曹氏父子，终于隋末唐初的诸诗人，在突出名家与传名作的同时，注重介绍、分析诗人的创作个性，并通过评析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审美追求与诗坛风尚的嬗变来展示魏晋南北朝的时期诗歌演进的大致轨迹及走向，使读者在贪图这一时期诗坛名作之际，也能从文学史的背景层面体察当时诗歌创作的时代特色。此外，本书力图将诗歌的鉴赏引导和学术研究相融结合，在评价诗人或流派时每每可见选注者阐述已见，其说未必恰切，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后一本书初版于50年代末，70年代末经修订再版，是选注者倾注多年心血而完成的力作，流传也较广泛。此书共计四卷，一卷为“汉诗”，包括汉乐府、《古诗》及文人诗，二卷为“魏诗、晋诗”，包括建安年间、魏与两晋的文人诗及民歌；三卷为“宋诗、齐诗”，兼收南朝民歌如《西洲曲》；四卷为“梁诗、陈诗、北朝诗、隋诗”，北朝民歌如《木兰诗》、《敕功欧》等收在北朝诗中。入选诗歌前后虽相距八百年，但均系披沙拣金之作，且每卷各有重点，一卷是汉乐府中的民歌与《古诗》，二卷是曹植、阮籍、左思和陶渊明的诗，三卷是鲍照、谢眺并举，四卷则突出了庚信与北朝民歌。这些重点对读者了解西汉与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精华所在确有帮助。书中对诗人生活经历、创作特色及成就的介绍从简，但书前的《序言》则详细地论述了这两个阶段诗歌创作的社会背景、发展主线和主要成就，对著名诗人的创作更有较深入的分析，值得一读。（脉望生）--------------------------------------------------------------------------------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浅谈《前赤壁赋》中苏轼的儒释道互补思想一 文章开篇一段情景交融，既如道家仙境，亦与禅宗自然闲适的审美境界相契合。清风微拂、明月徘徊似有情，在轻纱笼罩的江面上，作者携几位好友放歌纵酒，任小舟随风飘荡。无拘无束，何等惬意。此自由境界真令人有飘飘欲仙之感，禅宗有诗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无门关》）此时的苏轼正是在清风明月中暂时摆脱了尘世的喧嚣，陶醉于自然，浑然忘我，飘然欲仙。人本源于自然，佛道两家都向往着自然的真淳。禅宗提倡观照自然、随顺自然、复归自然。“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祖堂集》卷三）在青山绿水中体悟禅悦。“一池荷叶衣无尽，数树松花食有余”(《五灯会元》卷三) “大家颠倒舞春风，惊落杏花飞乱红”（《如净语录》卷上）这是将身心融入于自然、享受自然。道家亦追求返朴归真、天人合一的境界。庄子在《大宗师》中描写理想中的“真人”： “古之真人……翕然而往，翕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苏轼《前赤壁赋》中“纵一苇之所如，……而不知其所止”的笔触与意境同庄子笔下“翕然往来”的境界何其相似！ 文章第一段充满了佛道之气，我们仿佛看到作者衣带飘举、乘风而行、遗世独立、陶醉于自然的形象。 二 然而，此时的苏轼并非退隐山林的世外高人，也未达到后期的 “天地境界、宇宙情怀”。 “乌台诗案”令其几乎丧命，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但 “不得签署公事”， “不得擅去安置所”,实为闲置，并要 “思过而自新”，几近于流放。写此文时，谪居黄州已有四年，此时的郁愤与苦闷之情可想而知。他游于赤壁的自由是有限的，他的超脱也是暂时的，苦中作乐、悲从中来。因此，在自然美景中，心中块垒隐然作痛。诗言志，故在文章第二段中扣舷而歌，一吐心曲：“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 本段中的诗描写了苏轼对往事的回顾及此时的心情。那 “倚歌而和之”的凄凉的箫声，实际上正是苏轼的心声，故能引起他的共鸣。那么，他在哀怨什么？眷恋什么？为何哭泣？又在倾诉什么呢？让我们在苏轼的诗中寻找答案吧。 这首诗显然并非写实，而是言志。 “桂棹兮兰桨”表明自己志洁行芳； “击空明兮溯流光”表明自己绝不随波逐流的品行。早在少年时期，苏轼就确立了儒家立身行事的准则和人生的价值取向。他“奋励有当世志”，在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他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既不“唯荆是师”，也不“唯温是随”。 “砥砺名节，正色立朝，不务雷同以固禄位。”（《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七《叔孙通不能致二生》）因此被新旧两党排挤而屡遭打击，但他始终“不改其度”表现了屈原式的执着与节操，“虽九死其犹未悔。” “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则表明苏轼 “尊主泽民”的儒家济世思想和壮志难酬的惆怅。诗中的 “美人”应是 “言己思念其君”。事实上，苏轼不仅对宋仁宗的选拔、知遇心存感恩，即使对宋神宗也念念不忘报君恩：变法之初，苏轼强烈反对，神宗并未怪罪，反而亲自召见，表示要考虑他的意见；“乌台诗案”中，神宗也驳斥了一些牵强附会的无理诬陷；被贬黄州之后，神宗多次想起用苏轼，但均被阻挠；后来又准其移居常州之请。神宗有恩于苏轼，苏轼亦铭记在心。因此在听悉神宗逝世的消息后他十分悲痛，在《与王定国书》中写道：“……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渎者。已矣，归耕没齿而已。”可见，诗中“望美人兮天一方”表现了苏轼对君王仍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君王能重新任用他，实现自己济世利民的政治抱负，同时也反映了他被贬时郁郁不得志的惆怅。 在苏轼作《前赤壁赋》的第二年所作的一首《卜算子》中亦反映其心境：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那高洁自赏，不与世俗同流的孤鸿形象正是作者本人的写照。历经磨难，他仍是“拣尽寒枝不肯栖”，也仍是感叹心中“有恨无人省”。面对残酷的现实，苏轼心中的愁思正如不绝如缕的箫声，挥之不去，缠绵无尽。这箫声能“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又怎能不引起作者的共鸣，让“苏子愀然”？ 正因儒家济世思想在心中的深厚积淀，当面临严峻事实、壮志难酬时，苏轼也不能完全置之度外，故寄心志于诗中，抒发惆怅失落及企盼之情。 三 全文第三段，是吹箫者的议论、抒怀。龙晦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说： “杨道士对苏东坡发的这段议论纯是道家思想……”我却不敢苟同。我认为，这一段蕴含了儒释道三种思想，下面试将其分为二个层次来逐一分析。 “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 这一层次提及曹操，对于这位叱咤一时的古人，苏轼是赞赏有加的。他曾将曹操与诸葛亮这两位军事家作对比，认为诸葛亮“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广，言战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胜之者，区区一忠信也。”在《前赤壁赋》中，苏轼将曹军所向披靡、浩浩荡荡的气势和曹操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气度写得气势如虹、酣畅淋漓。虽然赤壁一战，曹操是“困于周郎”，但在苏轼的心中，“固一世之雄也!”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苏轼也怀念周瑜，追思他年少有为、雄姿英发。事实上，词中“人道是”三字已点出，苏轼明白“此赤壁”非 “彼赤壁”，在《与范子丰书》中，也对黄州赤壁质疑，但为何在 “水波不兴”与 “惊涛拍岸”的不同环境中，均对两位古人心驰神往？实是借景抒情而已。那么，他抒发的是何种感情？再问，他为何在此时此景中忽然想起曹操？仅仅是《短歌行》中的两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与此景相似而引起联想吗？为何在“水波不兴”的宁静夜晚想起轰轰烈烈的战争场面？这不是破坏如梦如幻的意境吗？让我们看看《短歌行》抒发的是何种思绪吧。“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在赤壁抒发了人生苦短、时光易逝的感叹，充满功业未就的急迫感及求贤若渴的心情。诗中之情与苏轼此时的心情暗合。苏轼也胸怀大志，但壮志难酬；他也感叹时光易逝，但只能“举匏樽以相属”。然而借酒并不能真的消愁，苏轼希望能遇见求贤若渴的贤君，希望能成就功业，这是儒家思想在他心中涌动。因此，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赞赏、倾慕，不禁“故国神游”。然而毕竟人生苦短，难逃造化之手，故苏轼笔锋一转，宕出一句“而今安在哉？”由对千古英雄的追思转为对人生苦短的感叹。庄子认为，人生是一场大梦。禅宗亦言：“古今凡圣，如幻如梦。”（《五灯会元》卷五）看大江东去，英雄肖小均为土灰。英雄尚且如此，何况苏轼此时“早生华发”却功业未就，因此引出下文感慨：“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英雄人物亦随大江东去，何况吾辈只能混迹渔樵、浪迹江湖借酒消磨光阴，了此余生。苏轼《答李端叔书》载：“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这对于了却尘缘的禅师、道士而言，或是个理想境界，但是对于“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的苏轼而言是痛苦的。“寄蜉蝣于天地”一句将朝生暮死的蜉蝣与永恒的天地对比，发出人生苦短的感叹。庄子在《逍遥游》中载“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与永存的天地相比，人生亦如蜉蝣般短暂。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人类悲之。”这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渺沧海之一粟”则化用《庄子·秋水》中那段透彻而生动的论述，说明个人与宇宙相比是何等的渺小：“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垒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人卒九州，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谷之所生、舟车之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于马体乎？”这段话阐明了空间的无限性与具体事物的局限性。亦如《庄子·秋水》中另一句：“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时间永恒而人生如此短暂，空间无限而个人如此渺小，与博大无尽的时空相比，怎能不“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呢？因此，心生幻想，“携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想超越时空、逍遥于宇宙之中，这不正是《庄子·齐物论》中“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生死无变于已，而况利害之端乎”的“至人”形象吗？置世俗于度外，达到物我、天人、主客为一，这是道家思想中的理想境界，也是千百年来许多人孜孜以求而不可实现的梦幻。“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对于人生苦短、壮志难酬、梦幻破灭的现实，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之惆怅、浩叹，苏轼也不例外。在第二层次中，他追古思今，心骛八极、神游万仞、在希冀与现实、理想与挫折的冲撞中，将何去何从？能否释怀？ 四 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以宏博开放的胸襟，对儒释道精神兼收并蓄、灵活运用，以乐观洒脱的情怀，圆满地回答了困扰了人们千百年的问题，得到解脱。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第一句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就包含了丰富的内涵。水、月是中国古代文人常爱提及的事物，是永恒与自然的象征，引发人们对时空及宇宙人生的思索。“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李白《把酒问月》），“江畔何人 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何待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在儒释道思想中，水与月更被赋予深刻的内涵。禅宗里的水和月象征了对宇宙人生的看法。玄觉禅师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以水月形象证明“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的哲理（《永嘉证道歌》）。道家更是以为“水几于道” “上善若水”（《老子》）孔子与孟子也从水中悟出了人生哲理，《论语·子罕》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指出要“不舍昼夜”地随时代前进。故苏轼会问客人：你真的了解水和月亮的道理吗? 接着苏轼运用了庄子关于万物变与不变的哲理来辩证地阐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过程。庄子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气”是构成天地中一切有形之物的原始材料。事物的形体、生死不过是气之聚散变化的方式。所谓“逝者如斯，盈虚者如彼”指的是万物变化的一面。庄子认为“万物皆化”（《庄子·至乐》），“天道运而无所积，故万物成”（《庄子·天道》），在（《庄子·秋水》）中有一段较集中的描写：“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指出宇宙万物处于永恒的变化之中。“未尝往也”与 “卒莫消长也”则指出万物变化的总规律是周而得复始地循环变化的。《庄子·寓言》中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庄子认为，万物由无形之气凝成各种形状的有形物体，而死后又复归为气在天地间运行混合，再形成不同的形状，传承延续，首尾连续如圆环，没有终点，这是自然均平的道理。《庄子·至乐》中甚至有一段文字描述了“几”这种原始的微生物经历了千变万化变成人，而后又返归于“几”的物化历程。这种思想与禅宗的“生死之身，其若循环”一样，是循环论，有其局限性；但“万物齐一”的观点为苏轼接受。苏轼又进一步总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而物与我皆无尽也。”这一句不仅思想承袭、连句式也因袭化用了《庄子·德充符》中的文句：“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既然“万物齐一”，人的生命变化也只是万物变化的一环而已，可谓无穷尽。《庄子·知北游》谈到人的生死时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之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之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庄子还认为，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如同薪与火的关系：“指穷于为薪 ，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大宗师》一文中也提及：“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即：有形骸的变化而无精神的损伤：人的精神可以变易住宅（更换形体）而不灭亡。正可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庄子·齐物论》）。的确，既然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合为一体，形体会变化而精神不灭，能代代相传，那么，又谈什么寿命长短呢？既然“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至此，苏轼解决了人生不能永恒的烦恼，确立了“气”与 “神”可永存于天地之间的坚定信念。 人生永恒而又短暂，怎样对待人生中的挫折及壮志难酬的苦闷？生命的意义何在？生活的方式应是怎样的？苏轼接着指出，应安时处顺、融入自然、物我两忘。 “且乎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庄子·德充符》云：“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灵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这段话指出，人的生死存亡、事业的穷达、德行的高下及种种遭遇都是天命运行的结果，人力不足以左右它的发生。因此不能让这些事扰乱心灵的平和，侵入人的心灵。要使内心世界和谐、宁静、通达而不失愉悦，日夜保持这种状态，不论有何遭遇都保持春和之气，即以平和心待一切。如《庄子·人间世》所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解释道：“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当安之若命。‘安之若命’的 ‘若’字最有意义，不过是假定为命而已。”这样虽然困境并未解脱，但可以消解精神上的苦闷。“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禅宗亦云：“大丈夫磊磊落落，当用处把定，立处皆真，顺风使帆，上下水皆可。”苏轼正得益于此。在外界环境不可改变的情况下，苏轼确是襟怀坦荡、“不以好恶内伤其身”。他在《秋阳赋》中曾写道：“日行于天，南北异宜。赫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温非其慈。且今之温者，昔人炎者也。云何以夏为盾而以冬为衰乎？吾侪小人，轻悦易喜。彼冬夏之畏爱，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无感。居不墐户，出不仰笠，暑不言病，以无忘秋阳之德。”他以秋阳为喻，强调了人要乐天知命、顺其自然。 苏轼忘怀得失，转而寄情山水，他认为在世间万事万物中， “清风明月本无主”， “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无穷无尽的自然宝藏。禅宗云： “一切声皆佛声，一切色皆佛色”， “风为耳之食也，色为目之食也”。孟子亦云：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嗅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那么亦尽情享受自然赋与人类的无尽宝藏吧。苏轼在《与范子丰书》中曾戏将江山风月与人工景物相比：“……问范子丰新第园地，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何等风趣不羁！ 至此，苏轼已豁然解脱。他将人生的意义提高到宇宙本体的高度，与天地万物游而不傲睨现实，树立起通达的人生观。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可谓：“忘年忘义，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庄子·齐物论》）无怪乎，“客喜而笑，……不知东方之既白。” 五 苏轼游赤壁，是以赤壁为依托和激发点反思人生、审视历史、参悟天地。他以人生一瞬为念，以历史无言、贤愚同灰为憾，以放浪江湖、狭促人生为恨而上下求索，但并不同白居易一般哀叹“同是天涯沦落人”，“江州司马青衫湿”。而是上溯物我之同一，率自然之情、合无为之道，尽享天地之藏、造物之化，可见其心胸何等豁达、乐观。在黄州期间苏轼形成了儒释道互补的思想及“君子如水，随物赋形”的行为准则。 一方面，儒家思想根植于苏轼内心， “兼济天下”， “有益于世”，是其一生的终极追求。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即使谪居黄州，亦言“虽废弃未敢忘为国家虑也。”（《与滕达道书》）在逆境中，他在政治上无能为力，便将精力倾注于文学和学术研究上。谪黄五年，他创作诗、词、文近500篇，书信200余封，尤其是编撰成了《易传》与《论语说》两部艺术著作。自云“不觉有益于今，必有觉于后，决不碌碌无为与草木同腐”。何等铿锵有力！ 另一方面，当备受打击，生活、事业均不如意时，佛家与道家思想便成为苏轼调适心理、修身养性的支点。他与高僧道人相交往，理佛学道，并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对道家“道本无为”、 “万物齐一”和佛家 “万法平等”、 “四大皆空”等易于导向消极的思想赋予积极的意义，寻得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脱。他曾洒脱地写道：“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临皋闲题》）1075年，苏轼任密州太守时，面对“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的困境，他“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甚至在生活困苦、“身耕妻蚕”时，还以诙谐的笔调给友人去信讲述了老妻以青蒿治牛疮的趣事，“言此发公千里一笑也。”（《与章子厚》）真是苦中作乐、怡然自得。这不能不说得益于佛道思想的影响。苏轼在谪黄其间的许多作品亦呈现潇洒空灵之气、旷达疏朗。《承天寺夜游》恬淡自然，被誉为“仙笔”。《答言上人》亦自称：“雪斋清境，发于梦想。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见议优劣也。”其心境洒脱飘逸，风致翩翩。作于元丰五年的《定风波》更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开阔胸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 更可贵的是，他学道参禅却不痴迷。他曾笑语好论禅的陈述古： “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他清醒地认识到：“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所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以此自诫诫人。他躬耕东坡的《东坡八首》既无陶渊明的道家气，也无王摩诘的入禅味，而是清新爽朗，别具情趣。 由此可见，苏轼参禅悟道，并非为自度度人，亦非为尊佛佞佛，而是追求实用，借佛家与道家的思维方式，祛除儒家思想中庸俗僵化的一面，对现实人生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思考。因此他欣赏陶潜，却并未消弭自我、归隐山林；他参禅理佛，却并不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他追慕屈原，却不投江自沉、以死抗争。他撷取各家精华，弃其糟粕，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虚佞。如《雪堂记》所言，他不做专嗜佛道的“散人”，也不做囿于传统世俗观念“趑趄于利害之道”的“拘人”，而是 “君子如水，随物赋形”，构建起超越而又执著的自由人格。他那顺不骄、逆而安的人生态度与乐观洒脱、超逸旷达的襟怀为后世所景仰，堪为典范。亦当属“千古风流人物”！
表达他当时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对宇宙、人生的一种感悟以及他豁达淡然的人生态度。
政治上的失意.人生无常,生命的短暂.从苏轼的《前赤壁赋》可看出他豁达淡然的人生态度.本文在语言风格方面,不像韩愈那样拗折奇警,也不像欧阳修那样平易流转,更重视通过捕捉意象,通过音声色彩的组合,来传达自己的主观感受,时常点缀着富于表现力的新颖词汇,句式则是骈散文交杂,长短错落.《前赤壁赋》中“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写出人在浩渺宇宙间茫然不知所之的感受,而“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又以极精炼的文笔,写出冬日秋江上枯寒荒疏的印象.《前赤壁赋》写于苏轼一生最为困难的时期之一――贬谪黄州期间.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被捕入狱.“几经重辟”,惨遭折磨.后经多方营救,于当年十二月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不得签署公事,不得擅去安置所.”这无疑是一种“半犯人”式的管制生活.1082年壬戌,苏轼作《前赤壁赋》.他在黄州作的诗中,曾经痛苦地描写过此时的忧郁苦闷的心情.“我谪黄岗四五年,孤舟出没烟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疑死矣”①.《前赤壁赋》正是作于苏轼政治上失意,行动上不自由,生活困苦,心情极其苦闷的时期.在他的赤壁词中,即有过明显表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现实中的我却只能“早生华发”,“一樽还酹江月”地慨叹“人生如梦”.在这种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东坡内心有着深刻的感发,他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慨世事的纷忧与虚无,但如果仅是“入乎其内”地感叹人类的沧桑,这就不能产生我们今天对他的文采及人品的钦佩.东坡之所以成为“白首忘机”的“东坡老”②,更有他善于“出乎其外”的“自我解脱”的另一面（这一面至关重要）.人的一生中,不可能没有打击,问题是面对打击的态度.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苏东坡既想超脱又不能超脱.他在《书＜前赤壁赋＞后中说：“轼去岁作此赋,未尝轻以示人,见者盖一二人而已.钦之（傅尧偷的字）有使至,求近文,遂亲书以寄.多难畏事,钦之爱我,必深藏之不出也.”这段跋语,对于了解作者当时深受压抑的心境提供了帮助.苏轼不得不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寄托,黄州的山水,勾起了他对古人的怀念,于是触景生情地倾吐了自己对前辈英雄的钦慕,同时也流露了自己治世立业的壮志.总之,苏轼当时的心境极其复杂：消极隐退与积极进取,疾世忿懑与逍遥山水的双重情绪,在与世无争的思想背后,却流露出对世道不平的满腔愤怒,不甘妥协的积极进取精神,鄙弃富贵,傲然独立的旷达情怀.有人曾认为《前赤壁赋》把黄州赤壁当作孙曹交兵之处是苏轼“用事疏舛”,这并不十分准确.苏轼所游之赤壁并非历史上发生大战的真正的赤壁；而苏轼文章之重心也不在周瑜破曹之壮举,他无非是借事写文,抒发他的心怀以求解脱罢了.综观全文,作者的感情经历了三次变化：“乐——悲——乐”,作者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由平静到苦闷,再由苦闷而得到解脱的发展过程.而围绕作者感情的三次变化,全篇的行文也随之巧妙.“文以载道”,作者如果要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为读者所清晰的领悟,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文学表达形式.苏轼这篇文中的哲思也正是通过他对赋的新的利用而传达开来的.《前赤壁赋》是篇辞赋,辞赋时常用主客问答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思想与主张,《前赤壁赋》很显然是运用了这种传统的格式.辞赋讲究排比对偶,《前赤壁赋》中也有不少排比对偶的句子,所以它具有辞赋的基本特征.但苏轼的这篇赋却不像汉魏以来的赋一样词藻华丽,仅止于铺陈事物,而少有哲理的渗入其中.这篇之所以长诵不衰,更有它突破辞赋旧格的新成就,我们今天可以称它为散文诗.诗人运用行云流水般的笔调抒写自己心中的感情波澜,使文辞更富的血肉,感情也更加真挚,情感与文字的密合无间.我们不得不佩服苏轼驾驭文字能力的潇洒不凡.总结而言,这篇赋在文学上有两大贡献：第一,充分显示了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质.这篇赋有诗情、有画意、有哲理.就景而言,有明月,有江水,有秋风；就情而言,有悲伤,有欢乐.时而泛舟秋江,扣舷而歌；时而遗世独立,羽化登仙；时而愀然发问,畅谈哲理.景色的转换,情感的跳跃很频繁,但却不杂乱,而是以作者的主观感受作为线索贯穿始终.苏轼在文章中阐述了变与不变的哲理,这个论点尽管来源于老庄的相对主义哲学观,具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但却同时具备了辩证法的因素,这是作者所要集中表达的思想,是文章的“神”之所在.神聚而形散,随着主观感受的辗转生发,散文的文字起伏跌宕,意趣横生.文章寓情于景,借景明理,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为后世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第二,对“赋”体的巧妙利用与革新.《前赤壁赋》是散文与韵文的巧妙结合,是诗与文的统一.文章是赋体,但却不拘泥于古赋,它的语句有长有短,散骈结合,文辞生动,情韵潇洒,不啻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文中游览的场景不断的更换,诗人的情感也不断地变换,而文气却始终一贯如注,既有骈赋对偶工整之美,又有情景交融的诗境之美,还有挥洒自如的散文之美和生动形象的说理之美.在这样的一篇散文诗中,我们不仅可领略文学之美,还可以体悟哲学之理趣,无疑是文学与哲学的完美的融合.
苏轼一直是我比较喜欢的文学家，他的诗词，他的散文，他的书法。他是一位大家。而我现在要谈的是苏轼的经典散文——《前赤壁赋》。这是篇赋，写的是人生，写的是哲学，写的东西包罗万象。在作赋的这个背景，他正是被贬时期，极其抑郁。东坡的不少散文，并不着意写景，而是以阐明哲理，发表议论为主。借题发挥，借景立论的独特风貌贯串于字里行间。《前赤壁赋》就是这种新型游记的一篇代表作。而正是这种风格，让《前赤壁赋》大放光彩。《前赤壁赋》先写景，后面用对话的方式，阐述人生哲学。：“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这影影绰绰表现出苏轼不为重用的叹息。望美人兮天一方。不正是在叹息不被圣上重用么？所以，苏子愀然，发出了“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这样的感慨。是啊，人生在世，只不过几十年，而天长地久，岂不让人无限无奈？然而，苏子用客的回答来表明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我在想，这是多么阔达的心胸，是啊，原本，我们能立于世间便是一种福气，物与我皆无尽也，有什么值得去欣羡的呢？苏轼仕途不顺，风雨飘零，可是他精通儒佛道，懂得各种理学，便如此寄情活下来。这种胸襟正是我们现在依旧需要的。从这篇赋中，也明白生命又极其的短暂。生老病死是人生的一个过程。我们有幸、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演绎着不同的人生。然而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青春就更加的宝贵了。趁着有限的青春去学无穷的知识，这样才无悔自己。我虽然敬佩屈原的忠心与烈节，却不敢苟同其“自投汨罗”的态度；我虽欣赏太白的豪放与飘逸，却不愿赞美其放纵无度的行乐与狂饮。而东坡居士却做到了两方面的结合，真君子，真人也！懂得生活的人把一天当一生珍惜，虚度光阴的人把一生当一天挥霍。《前赤壁赋》中无不彰显着人生哲学，是我们此生收益的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