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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娜的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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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娜的毕业论文

许孟雄生父孟琇棠,前清举人,是著名书画家,曾任广东英德县县长、海军耆宿陈绍宽的秘书和旧时上海江南造船厂的秘书长。许孟雄的舅父没有孩子,因此许幼时过继给舅父,改姓许。许孟雄1922年毕业于福州格致中学,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为该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赴东北在东北大学任教。他同情革命,在东北期间,与东北抗日联军领导人之一冯仲云有紧密联系,积极掩护抗日斗争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冯先后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和水利部部长,五十年代曾到许的寓所拜访。1931年,日军占领东北,许即南下,到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任教。1938年,抗战爆发后, 他只身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以党外人士身份参加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王炳南具体负责的对外宣传小组工作,与王朝夕相处。在同一小组工作的还有王的妻子王安娜、毕朔望等人。

安娜卡列尼娜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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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友前段时间也弄过这个

首先写论文最忌讳就是写名著了,不是抄袭也像抄袭,我上学时导师一见这样的,光题目都通不过。还是写一些少见的比较好,最好是一些不太出名的人物写的文章,因为最终导师要看的是你的写作水平,而不是原作者的名气。另外,我也建议写一些短篇小说,内容少,自己可以看一看,这样在最后答辩的时候就非常有优势,不至于对小说内容一知半解的,毕竟太长的全英小说也不是那么好读的~以上是我的个人经验之谈,希望可以帮助到你,还有问题可以加我扣扣~

安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名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主人公,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十分丰满动人的美丽女性。她外表美丽高贵,举止得体优雅,内心单纯善良,更为重要的是,她有着扣人心弦的经历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自从安娜这个形象诞生之后,对她的评论莫衷一是,似乎从来没有终止过。事实上,对于安娜的理解见仁见智,但总体来说,不应该脱离她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安娜所处的年代,正是沙俄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古老的封建农奴制和新型的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冲击着旧的体制、旧的秩序、旧的道德观念,人们的思想也处于一个迷茫的十字路口上。安娜被历来的学者分析的淋漓尽致,有人认为她是女性解放的先驱者,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一个不遵守妇道的妖妇。总之是仁者见仁莫衷一是。本人将从安娜的时代背景和她的个性谈起她的形象,并且从女性主义观点来分析,以此来透视人物形象背后的托尔斯泰的女性观上流社会女性的优秀代表她的优秀表现在秀外慧中上。与当时上流社会的尔虞我诈,男盗女娼相比,安娜的优秀首先表现在她的真诚、善良和率真的个性上。安娜仿佛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在上流社会中。她敢于坦诚公开她和沃伦斯基的爱情,与其他贵族男女之间的猎艳相比,她渴望的是沃伦斯基真正的爱情。同时,也是她的坦诚公开使得她成为众矢之的。其次,安娜的优秀表现在她的勇敢和顽强上。她大声疾呼:“我要爱情,我要生活”[1],虽然经历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可是她还是走了出去,这在当时的俄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行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社会的悲剧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安娜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俄国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人们迷茫着但是又都在奉行着古老的规范。安娜的父母早逝,她和哥哥都是由姑妈抚养长大的,她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同时又受到了传统礼法宗教深深的束缚。在她年幼时便由姑妈做主,嫁给了大她二十多岁的卡列宁。虽然当时的社会新的资本主义势力正在迅速崛起,可是旧的封建思想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在上流社会里,贵族阶级之间尔虞我诈,伪善残忍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在那个圈子里没有真诚也没有真正的爱情,有的只是贵妇与情人之间的偷鸡摸狗和打情骂俏,男女之间更多的是追逐猎艳以及征服和虚荣所带来的刺激。典型的代表就是莉迪亚伯爵夫人和贝特西公爵夫人,她们分别代表着伪善和堕落。莉迪亚伯爵夫人口口声声的宣扬着所谓的仁义博爱,拯救,宽容等基督教义,外表看上去她似乎也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却在生活中牢牢的控制着卡列宁,干涉卡列宁与安娜的家庭事物,对卡列宁进行宗教训诫,使他陷入到对宗教的迷狂之中。并且还处处为难安娜,切断了安娜与儿子谢廖莎的联系,挑拨安娜母子之间的关系,在谢廖莎的心中制造母亲已经死亡的阴影,从而使得安娜陷入“抛夫弃子”的境地。这样一个女人,不是博爱仁义的而是冷酷虚假的。再就是贝特西,她起初对安娜和沃伦斯基的感情是赞同的,因为她认为那只是贵族男女之间寻常的寻欢作乐与调情,并不有伤风化,也不会损伤“正派人的体面”。然而当她知道安娜可以抛弃家庭,置丈夫与儿子于不顾的时候,贝特西和她的社交界便认为安娜违反了封建社会的礼法,对安娜关闭了所有的社交界的大门,整个上流社会都在轻视安娜,嘲笑安娜,把安娜看成是堕落的不道德的坏女人,认为她大逆不道。可是贝特西自己呢?则过着有丈夫又有情人的生活,反而在骂安娜是“犯罪的妻子”,甚至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安娜的轻蔑。就这样,安娜便被冷漠的上流社会“放逐”了。安娜的单纯善良使她在这重重的压力下,惨败而归。她失去了名誉,失去了儿子。“理智告诉她要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而感情却召唤她追求有爱的生活。在理智与情感面前她无所适从”[4]。在安娜的内心,自私感与罪恶感始终缠绕着,与沃伦斯基在一起时她已经身败名裂,连她自己都十分清楚,她曾经对沃伦斯基说:“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对于生活在贵族社会中光明磊落的安娜来说,爱就是真正的爱情,这是一个十分神圣而且重要的话题,安娜生活的那个社会禁锢了她自由飞翔的翅膀,她不甘心被这样折断羽翼,即使是头破血流,为了神圣的爱情,也要挣脱,向往着自由的天空。然而她在这个牢笼里呆得太久了,她的翅膀只有鲜艳华丽的羽毛了,却不擅长于飞翔,她也最终变成一只受伤绝望的小鸟,任凭轨道上的火车轧下去。安娜死前的喃喃自语便是对这个束缚她迫害她的牢笼的控诉:“一切都是讨厌的,晚钟响了,那个商人那么虔诚的划着十字!好像唯恐失掉什么似的。这些教堂,这些钟声,这种假惺惺的做作,都是为了什么?无非是为了掩饰我们彼此之间的仇恨,就像那些正在破口大骂的车夫那样……一切全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全是罪恶!”[6]不仅是上流社会的伦理制度和保守的风俗习惯向安娜发起了攻击,就连上流社会的法律也加剧了安娜的悲剧色彩。同当时的社会风气相适应的是虚伪的法律,只是在维护所谓的宗法关系。安娜若想离婚就必须承认,而且让法律宣判她“有罪”,并且离婚后再也没有权利来结婚。而当时的贵族绅士们,却可以和一些女子调情,肆无忌惮。这些都是安娜一步步走向绝望的原因。首先,在安娜的身上,背负了沉重的传统礼教的包袱。她的悲剧寄寓着她自身的精神上的迷茫和困惑,甚至是内心的苦痛挣扎。她生活在一个守旧势力还十分强大的时期,希望的曙光初露端倪但还是驱赶不走旧势力的阴霾。封建宗法思想还有很大的影响力。贵族阶级的传统观念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倡的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交织在安娜的心里。安娜毕竟是受过旧式良好教育的贵族女子,她的所作所为在当时的俄国看来实在是太超前了,如前文中所提到的,上流社会寻欢作乐是司空见惯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敢于承认自己的私情。安娜却勇敢地踏出了这一步,但是却又充满了负罪感。对于安娜来说,拥有儿子和立足于上流社会是人生价值的两大标志,而她对于爱情的追求和对于家庭、丈夫的背叛便是对她这两大支柱的摧残,同时也是公然向上流社会的虚伪的挑战。因此,她总是诚惶诚恐,充满恐惧感和罪恶感。“这种矛盾的痛苦心理,始终在摧残她,折磨她,吞噬着她的生命,同时也制约了她叛逆的程度”[2]。安娜的坦率真诚敢爱敢恨,正是她的可爱之处,可是她的可悲便在于一旦真正跨出叛逆的脚步,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与内疚之中。安娜在与沃伦斯基初次品尝爱情的欢乐之后,她内心十分痛苦,请求上帝的饶恕。她一度讨厌的卡列宁,也是她需要忏悔的对象。在她投身车轮下的那一刻,她仍然在渴望着上帝的原谅。在安娜的身上,始终背负着心理上的沉重负担。这便是当时俄国上流社会和传统宗教信仰在她身上的反映。其次安娜的爱情至上观将她推上了绝路。安娜曾经对沃伦斯基说过:“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以后,在我一切都变了。在我,只有一件东西,一件东西—那便是你的爱……一切都完了,我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请记住这个吧”[5]。为了爱情,她抛弃了名誉、丈夫、儿子,为了爱情,她毅然离开家庭,为了爱情,她甘愿做坏女人。安娜的这一切都是对于当时腐败的社会的叛离,自然遭到了大家的封杀。在安娜的眼中,沃伦斯基是完美的,同时也是安娜唯一的稻草了,正以为如此,安娜便拼命地想尽一切办法来攥紧这根稻草。她要求沃伦斯基也要把她当成生命的唯一,全部。爱情对男人而言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女人而言却是一生的全部。安娜将满腔热情,附带着个人下半辈子的全部命运和未来,都托付给了沃伦斯基,并且为此来限制他,以至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安娜变得敏感、暴躁、乖戾、喜怒无常,使得所有人都感到了沉闷和窒息,更何况是一个多情而浮夸的沃伦斯基。在沃伦斯基的世界里,不能没有上流社会,不能离开贵族的生活,而安娜霸道的要求又常常使他感到沉重。安娜把自己如此沉重的包袱全部丢给了沃伦斯基,却不曾考虑过再强壮的鸟儿也会不堪重负的。爱情至上的她曾不止一次地对沃伦斯基说:“对你我来说,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用不着考虑”[12]。爱情至上带来的偏执,空前的自私和占有欲最终毁灭了安娜。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安娜·卡列尼娜》里的爱情具有激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质。安娜对沃伦斯基的爱情就像一个饥饿的人得到了食物”[13]。这种占有欲一方面源自她过久的压抑和现实对她的封锁,另一方面则可能源于她的个性,也就是性格。她将沃伦斯基这跟稻草牢牢地抓住,她以为这样就能拥有沃伦斯基,完全的拥有。可是谁想到爱情就是她手里的沙子,握的越紧反而拥的越少。她的这种专横使得沃伦斯基无法忍受,安娜也日益的绝望:“我的爱情越来越热烈,越来越自私,而他却越来越减退,这就是我们分离的原因……而这是无法补救的。在我,一切都以他为中心,我要求他越来越完完全全地献身于我,但他却越来越疏远我。我们没有结合以前,倒真是很接近的,但是现在我们却不可挽回的南辕北辙了,这是无法改变的。他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我自己也说我嫉妒得太没有道理,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我不是嫉妒,而是不满足……”[14]安娜的这段独白真实地透露出了她的真切感受,就是一个“不满足”,她的爱情的土壤在遇到沃伦斯基之前是干涸的,没有水分,而当她得到沃伦斯基爱情的滋养候,她的情感的土壤要的太贪婪了,对于水分的过分眷恋使得她义无反顾,导致了自己性格上的霸道,她想要的是沃伦斯基的全部,最终也导致了自身的悲惨结局。 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安娜·卡列尼娜》,它的悲剧蕴含了托尔斯泰为首的当时俄国贵族自身的精神困惑与探索,同时,作为一个敏锐的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也写出了男性社会中被埋没的女性话语,写出了“第二性”的声音。但是作者却让这个声音走向了枯萎和失落。而如果从女性视角来看待这部作品,则作者托尔斯泰又是在展示着女性被压抑后的呐喊和苦苦追寻,展示着她们的灵肉拷问和男性社会强势力量的作者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从存在主义女权理论来审视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安娜的悲剧的原因在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屈从地位和女性他者的角色,而安娜的自杀,既是对于这种地位的控诉又是一种摆脱。因而,“她的自杀毫无疑问地具有悲壮崇高的性质”[15]。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妇女“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我们是唯一的雌性依赖于雄性获取食物的物种,唯一的性别关系等同于经济关系的物种”[16]。而经济上的依赖是妇女在生活及生存的各个方面依附男性的主要原因。正如卡列宁对安娜的怒吼,称她在外面偷情做别人的情妇却仍然在吃着丈夫的面包。确实如此,安娜是凭借自身的外在条件而攀附上卡列宁的。卡列宁维持着她的体面,她的衣食,她的生存。同时“卡列宁夫人”也是她的地位和身份的所在。卡列宁无论安娜再怎么样,只要还是他的妻子,他就必须每月付给安娜一定的生活费。安娜要社交,就需要衣裳、珠宝、车马和其他各种花费,这都是卡列宁的支出。而安娜对于卡列宁来说,也只不过是这样一个需要供养的女人罢了。所以在卡列宁得知了安娜的奸情后,还十分自信的写信给她以示警告,并随信附上零用钱,卡列宁满怀信心地认为这就可以制止安娜疯狂的行为了。由此可见,卡列宁作为男权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主宰者,他始终都是把安娜当做是一个“他者” 来对待,用以证明个人的主体地位。而安娜的不幸正在于此,即使她再优秀再勇敢顽强也无法改变她在男人,不论是卡列宁还是沃伦斯基心中他者的地位和玩偶花瓶的身份,“在父系文化的歧视下,女性被隔绝于社会,所有的个人社会出路几乎都被堵死,只剩下依附一个有权势男人一条‘捷径’了”[17]。安娜在离开丈夫后,在沃伦斯基那里依然是靠着沃伦斯基供养的,所以她交给沃伦斯基的,不仅仅是感情,还有下半生的衣食住行。而这样一种地位与她的反叛之间的冲突是十分巨大的。男性不仅在经济上占有优势,还制造了一整套的宗教伦理价值法则维护自己的地位,并且使得女性将这种观念内化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在男权社会中,对女性来讲,就是主动接受男性中心的观念,把自己视为他者,而这就是自欺”[15]。在安娜的潜意识里,始终也存在着这种男权中心观念,所以她一直处于妻性、母性、情性的矛盾冲突中。她被上流社会所抛弃,也正是因为她不能“恪守妇道”,因为她对丈夫的权威进行了反叛和挣脱。而她投身于沃伦斯基的爱情之后,她仍然维持着“他者”的地位。可见,安娜反叛的只是卡列宁的男权优势地位,而并没有意识到她需要真正改变的是彻底的颠覆自己的他者地位。安娜对沃伦斯基的这种依附关系,再加上情感的要求才会使得安娜变的偏执、暴躁。“我把一切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也越来越要求他完全倾心于我,可是他倒越来越想躲开我”[18]。这种依附关系在安娜和沃伦斯基那里并没有得到改变,这就导致了她的悲剧。安娜并不甘心自己与卡列宁的婚姻状况才选择的反叛,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确实是对男性社会和整套伦理道德制度的挑战,也可以赋予她一个全新的意义,就是对于自己在感情家庭生活中缺失的主体地位的寻找。但是她随即就陷入了四面楚歌之中了,失去对于男性的依附,她根本没有自己的主体地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实在意义。于是她内心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安娜的自杀从这个角度来看既是对于爱情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也是超越女性他者地位局限的表现,那她的自杀就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尽管这个悲剧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可就是这种“人的本质的必然要求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 [19]才让人觉得可悲可叹,才足以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托尔斯泰塑造了一个男人眼中的“天使”被压抑和女性意识和欲望正在苏醒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仍然被泯灭在男性话语之中。这其中,又寄寓着托尔斯泰本人对于女性意识、宗法制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思考和批判。历来很多的评论者都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个典型的男权主义者,同时也是男性作家的代表。否则,就不会把安娜的结局安排的如此凄惨。但是,从安娜身上,我们却可以看到托尔斯泰含着血泪的矛盾心理。他的女性观在安娜身上是十分复杂的,而安娜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这正是现实主义作品尖锐揭露的现实所在。托尔斯泰赞美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女性的形象。安娜是符合这一种要求的形象。托尔斯泰曾借列文之口说出了他对于家庭和婚姻的看法,那就是结婚中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爱情,有了爱情,人总是幸福的,而这样美好的婚姻在卡列宁和安娜身上并不存在。双方并不算是真正的夫妻,反而像是各取所需的交易。这样痛苦的婚姻,根基是不牢固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多丽与奥勃朗斯基的家庭昔日是温馨和睦的,而就是因为多丽发现了丈夫和家庭女教师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变得火药味十足。奥勃朗斯基因为妻子年老色衰人老珠黄而在外偷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托尔斯泰写到的是即将解体,因为多丽认为已经没有感情了,直到奥勃朗斯基说明以后不再与别的女人有任何瓜葛,才得以恢复宁静。于此相反的则是吉蒂与列文,托尔斯泰热情赞美了两人的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两人心心相印,基于爱情而结合,因此,婚后两人一直过着童话般幸福的生活。而安娜与卡列宁无论是结合之前还是结合之后都没有爱情可言,所以托尔斯泰表现出了对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的认同。家庭生活中长期处于压抑的他者地位,安娜的确被压抑的太久了。她的婚姻不是爱情的结果,而是被他人安排的。正所谓“命运可以不幸,但不能被安排”,婚姻也是如此。二人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和起码的温情,这与托翁的家庭宗旨是最相违背的。卡列宁是冷酷的官僚机器,除了追名逐利恐怕也没什么爱好了。他的这种本质与安娜崇尚幸福与精神至上的生活原则是格格不入的。他常常以男性的优越性和高高在上束缚压抑安娜。安娜一方面潜在的意识里有传统的影子,所以在自觉的遵守着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然而内心的“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萌芽在与沃伦斯基邂逅以后就萌发了。她身上的活生生的女人突然苏醒了。她痛恨卡列宁对她的压制,对她的长期忽视。对于这样的情境下的安娜,逃离是唯一的出路,而托翁也对安娜的情境给予了同情并对她的这种行为给予了认同。毕竟他们的婚姻并不符合托翁的家庭理念,安娜这样一个艳丽迷人、雍容优雅、表里如一且生命力旺盛的女人,不应该被压制在卡列宁身边。托翁借安娜说出的“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就是他对于女性意识觉醒的认同。“天使”的安娜由于欲望的苏醒而走上叛离,而正是托尔斯泰亲手制造的这个叛逆的女性,却最终又被托尔斯泰推到了火车轮下。安娜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致使安娜陷入了深深的内疚之中,在女人的母性、妻性的漩涡中徘徊,这种反叛遭到了整个社会对她的封锁、嘲弄和轻蔑,尽管安娜的婚姻里没有爱情,但始终也是一个社会中的合法的家庭,而这样一个家庭要因为安娜的追求而告终时,托翁也是不赞同的。与安娜想对比,托尔斯泰塑造了吉蒂和多丽这样的女性,来寄托自己理想的家庭女性观念。吉蒂也是贵族小姐出身,生性活泼,美丽可爱。她没有安娜那么重的心事,却同安娜一样单纯善良。她与列文心心相印,两人结婚以后她从一个贵族小姐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离开都市的生活,随丈夫到乡下去过温馨甜蜜的日子。处处照顾体贴丈夫的生活和感受。俨然是传说中的贤妻良母,这也是托尔斯泰所极力赞美的理想妻子。在托翁看来,女人不能离开自己母亲的角色,托尔斯泰在吉蒂身上,反映了他本人作为男性话语代表的特性。吉蒂安于家庭生活,幸福美满,正是在履行着社会赋予她职责,那便是相夫教子,一切从夫。多丽也是这样的,虽然她年纪大了而面临被丈夫抛弃的命运,她却依然在为家庭,为孩子付出,她的整个生命都要奉献给孩子、丈夫和家庭。相比这两个人,安娜在上流社会是清新脱俗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与此同时,托翁又给她某种致命的残缺,那就是“抛夫弃子”,丢弃了自己为人母天性和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这在托翁看来是女性最为严重的错误了。于是,安娜当然要受到上流社会的排挤和羞辱。然而,托翁对于安娜身上的女性意识进行了惩罚,并且借此为女性找到了一条理想的出路,就是“爱的教义”。如前面所提到的,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是既赞同又批判的,一方面觉得她在无情无爱的婚姻中,没有平等的地位可言是可悲的,所以她追求爱情是合情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宗教伦理上来说是有“罪”的,合情但不合理。这本书的题词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我”,应该就是托翁所理解的上帝的信仰、教义等等。安娜违背了上帝的教义和信仰,因此必须遭到应有的惩罚。而所谓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安娜便是这样的一个悲剧。在托尔斯泰的内心深处,安娜的女权意识的萌发和扼杀正是与自己内心矛盾的女性观是契合的。托翁认为,如果你是妻子就应该顺从,应该逆来顺受,就像吉蒂一样。如果你是孩子的母亲,你就应该尽全力去做好一个母亲,就像多丽那样。安娜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与俄国的宗法家庭观念是想违背的,因此无论托尔斯泰多么同情安娜,赞同安娜,他始终无法原谅安娜的行为,便让她葬身于车轮下。托翁在书中也对社会的风气和上流社会的落后腐败进行了鞭笞和批判,对于上流社会中男子的轻薄也予以揭露和谴责。托尔斯泰就在这部作品中,通过吉蒂和列文这对理想夫妻的生活而宣扬了自己对于婚姻和家庭的看法,那便是心怀宗教信仰,对家人对妻子充满爱,婚姻中需要爱、平等、真诚,我们可以简单的称之为“爱的教义”。男人不要以男性中心观念来压制自己的妻子,更不应该寻花问柳处处留情,而妻子应该处处体谅丈夫,照顾家庭和孩子。双方都要对对方充满爱和尊重,这样才能和睦相处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的律令所压迫的灵魂的悲剧” 。安娜是一个敢爱敢恨义无反顾的女人。再回想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我们可以发现,安娜是多么的有勇气。简最终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普希金笔下的达吉亚娜也要恪守没有爱情的婚姻。巴尔扎克也在《幽谷百合》中热情的赞颂了传统礼教束缚下的淑女。而托尔斯泰将其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诠释深深地埋藏在了这部书中。安娜“我要生活,我要爱情”的呼声一步步拉开了女性觉醒和解放的序幕。

财经杂志王丽娜

我觉得应该判刑,不管是故意杀人还是过失使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能因为年纪小就成为逃避法律责任的借口。

三年扫黑除恶即将收官,是尾声但并非终结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编辑|鲁伟 2020年11月17日 19:16 本文7965字,约11分钟扫黑除恶将转入机制化、常态化开展,能否从根本上破解“黑恶势力犯罪屡打不绝”这个难题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三年期的尾声。10月19日上午,吉林省榆树市刘立军等23人涉黑案,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长春市中院”)一审宣判,这起案件曾被列为“吉林省十大涉黑案之首”。该案判决后,榆树市前法官于军伟终于摘掉涉黑“保护伞”的帽子。于军伟案发,系因2018年刘立军涉黑案调查中牵出的线索。于军伟曾利用职务便利,为刘立军的一项讼案出谋划策,将原本高息借贷案件拆分为两起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并判决所涉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事后,于军伟收受刘立军4万元。卷入刘立军涉黑案后,于军伟涉嫌的罪名几度变更。从监察委阶段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到起诉意见书中的涉嫌民事枉法裁判罪,再到公诉时涉嫌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最终长春市中院认定,于军伟构成受贿罪,不构成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于军伟跨越的这三个年头,正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的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自2018年1月开始,至2020年底结束,为期三年。三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显著。9月25日公开的数据显示,仅自2019年10月以来,全国共打掉涉黑组织856个,打掉涉黑涉恶犯罪集团2458个,破获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万起。这一时期全国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超过万起,给予党纪政务处分约万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395人。三年转瞬而过,但此次专项斗争收官并不意味终结,推动扫黑除恶机制化、常态化已箭在弦上。扫黑除恶三年素描自2020年8月以来,多位刑事辩护律师遇上涉黑涉恶案审判的“高峰期”,往来奔波于多起涉黑案的庭审现场。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告诉《财经》记者,这几个月,他每月都有一个较大的涉黑案开庭,一般开庭时长都在一个星期以上,还曾经遇到两个涉黑案开庭时间“撞期”。他参与辩护的秦皇岛一起涉黑案,第一次开庭用时4天,庭审从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多,中间不休庭。他最近接到该案的第三次庭审通知,称11月要“开25天庭”。另一位律师近期也在频繁出差,“法院都在抢着开庭”。今年是扫黑除恶三年目标实现之年。4月,全国扫黑办提出,展开扫黑除恶大决战,深入开展“六清”行动,即线索清仓、逃犯清零、案件清结、伞网清除、黑财清底、行业清源。如今大批案件进入审结“高峰期”。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公开的数据,至9月底,还未审结的黑恶犯罪案件数量为671件5879人,较6月底分别下降了、。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次推进会议透露,截至当天,全国打掉涉黑组织2367个、涉恶犯罪团伙29571个,34792名涉黑涉恶违法犯罪人员投案自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因涉黑涉恶犯罪被起诉的人数目前尚未有全面统计数据。7月22日的全国扫黑办新闻发布会曾透露,截至6月底,全国共起诉涉黑涉恶犯罪约万人,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约万件、处理约万人。此次扫黑除恶的力度前所未有。改革开放后,“黑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1983年的“严打”中,此后陆续开展过几次专项打黑行动。2006年至2008年,全国曾连续三年部署打黑除恶专项斗争。2009年9月1日,公安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专项斗争开展三年多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1267起,打掉恶势力万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万余名。”对比上述两次三年期的专项行动,共同点是社会治安状况的好转,严重暴力案件案发率下降。2009年,公安机关曾通报,三年来,全国最能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杀人、伤害、抢劫、绑架、爆炸、放火、强奸等几类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持续下降,2008年比2005年下降了。2019年1月,公安部通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一年来,八类严重暴力案件同比下降。此轮三年期专项行动比此前的不同之处更多。仅从涉案人数看,最近三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是2006年至2008年三年专项行动的2倍还多。更显著的变化是,专项行动名称从“打黑除恶”变为“扫黑除恶”。一字之差的背后,“反映出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能力方面提升和形成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期望。”中国犯罪学学会原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康均心告诉《财经》记者。康均心解释,“打黑除恶”主要是点对点地解决治安层面的重点突出问题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扫黑除恶”则以面为主、点面结合,全面解决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康均心认为,这次扫黑除恶主要将解决几方面问题:一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解决基层政权空心化、软弱化、家族化、被把持等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二是精准打击黑恶犯罪,针对黑恶犯罪披着合法外衣、更隐蔽,呈现公司化、企业化运作的形式,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加有力地给予打击;三是实现社会共建、共治、共享,巩固执政基础,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扫黑除恶将是社会治理中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决策部署。”康均心说。这次扫黑除恶有明确的目标、重点和路径。根据中央部署,2018年属于启动期,明确专项斗争打击的十类重点案件,如威胁政治安全、把持基层政权、利用家族或宗族势力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在征地、租地、建筑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的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及插手民间纠纷的黑恶势力等;2019年为攻坚期,针对尚未攻克的重点案件、重点问题、重点地区集中攻坚。同时,把深挖“保护伞”作为中后期的主攻方向,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2020年是第三阶段,重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不拔高、不凑数“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这是检察机关一再强调的办案原则,既要从严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又要依法规范办案,既不降格处理,也不人为拔高。诸如前述于军伟案这类涉黑涉恶案件,经过司法机关审理后成功“摘帽”。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称“最高法”)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公开表示,截至7月底,各级法院在一审审结以黑起诉的案件中,有未认定涉黑犯罪;在一审审结以恶起诉的案件中,有未认定涉恶犯罪。京衡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余超曾参与“河南九农民恶势力犯罪集团案”的辩护。今年4月,信阳市中级法院在二审中改判,九名农民集体摘去“恶势力”的帽子。余超告诉《财经》记者,该案中九位农民平均年龄63岁,最长者是一名85岁的老汉,“开庭时,这名老汉语无伦次,也听不懂法官讲什么。该案实际上是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被拔高、凑数为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好在最终通过司法途径予以纠正。”刑辩律师朱明勇自重庆“打黑”时代起,就代理过多起涉黑涉恶案,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他代理的一些案件实现“摘帽”。朱明勇告诉《财经》记者,律师在为涉黑案辩护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重点应当审查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因为行为方面的暴力和危害性方面的非法控制,才是涉黑组织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根本特征。“实践当中,有众多合法存在的公司、企业、经济组织,他们都可能具备貌似与涉黑组织类似的所谓‘经济特征’和‘组织特征’,但他们显然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朱明勇说。参与涉黑案件辩护时,朱明勇总结出一套“快速检测标准”:拿到起诉书后,先审阅该组织的所谓违法犯罪活动,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达到了“重伤1起”或者“轻伤3起”以上。“如果未达到,肯定不构成涉黑,可以坚定地做‘去黑’辩护,而如果达到了,也不意味着‘黑’,仍然要做具体分析。”通过办案,朱明勇认为,一些地方“为了所谓的政绩、考核、指标”,出现了拔高、凑数的情况。辽宁海城的叶铁春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朱明勇参与辩护。朱明勇认为,叶铁春等人被指控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没有造成一起轻伤害,还把叶铁春20多年前已经改判无罪的“流氓罪”一事又启动再审且改判有罪,“人为拔高、凑数的痕迹明显。”目前,该案仍在辽宁省海城市法院审理中。康均心也观察到,此次扫黑除恶个别地方存在拔高、凑数的现象;个别地方在量刑上比拼,看谁判决得重;“个别地方还比拼案件‘贴标’,是贴‘黑标’还是‘恶标’,还是两个标签都贴。”另外,个别地方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滥用抗诉权。实践中出现对已经生效的判决,刑罚执行完毕20年以上,没有出现新的事实,又抗诉,撤回生效判决,重新起诉。他认为,涉黑涉恶都是刑法打击和社会治理的对象,但侦办涉黑涉恶案件多、判刑重,并不意味着社会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扫黑除恶必须依法精准打击。最高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打早打小”“打准打实”的实质内涵,在准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围绕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恶势力犯罪集团和恶势力犯罪、普通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和界限,准确判定涉黑涉恶,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判处刑罚,坚持法治原则,既不能“降格”也不能“拔高”。对此,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蔡军对《财经》记者表示,产生黑恶势力的原因十分复杂,往往会经历从小到大、由“乱”生“恶”、由“恶”变“黑”的过程。如果不对有组织犯罪的早期或初级形态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进行及早打击,就可能会滋生出黑恶势力,通过一系列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完善组织结构、发展新的成员、完成资本积累,最终演变为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并且,有组织犯罪发展演变快、犯罪能量大、行为掩饰性强。这一特点决定了犯罪组织一旦坐大,相较于一般共同犯罪和普通犯罪集团,势必会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并且更难以对其进行惩处。“如果等到其坐大成势之后才进行打击,显然为时已晚,既需要耗费更多的司法资源,也已经给社会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蔡军表示。至于如何“打早打小”,蔡军认为,应当坚持预防与惩治相结合,有黑扫黑、无黑除恶、无恶治乱,从源头遏制有组织犯罪的滋生与发展。一方面,要把源头治理作为扫黑除恶的治本之策,加大行业治乱力度。着力解决金融放贷、工程建设、交通运输、市场流通、自然环保、文化旅游、信息网络等行业领域中存在的乱象,深化平安乡村建设,使黑恶势力无处生根;另一方面,前移治理关口,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及早发现、及早出手。“需要强调的是,‘打早打小’绝不意味着对尚处于低级形态的犯罪组织可以‘拔高’为黑恶势力处理。不但要‘打早打小’,更要‘打准打实’。”蔡军指出,一方面要坚决杜绝“下指标、配任务”的不当做法;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应当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恶势力与恶势力犯罪集团进行准确认定,严格区分违法与犯罪、此罪与彼罪、轻罪与重罪,在法治框架内科学合理地处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此外,还应当切实把好案件事实关、证据关与程序关,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破解涉黑资产处置难题“打伞破网”、“打财断血”,是此次扫黑除恶中后期的重点任务之一。9月28日,全国扫黑办举行第5次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111起案件中,已办结39起,尚在侦查阶段3起,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及“保护伞”3869人,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1280亿余元。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雷东生指出,黑恶势力往往以开办企业为掩护,非法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对于此类案件,要精准“打财断血”,在全面清查涉案财产、斩断利益链条,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的同时,严格甄别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依法保护合法财产、合法经营。涉案财产处置是涉黑涉恶案件中的难点之一,这类案件因牵涉人员广泛,情况复杂,财产性质和权属甄别困难。2019年4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提出追缴、没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既要保证充分剥夺犯罪利益,也要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并明确准确处置涉案财产的实体与程序规定。在吉林涉黑第一案刘立军案中,长春市中院一审判决刘立军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等,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刘立军的妻子有期徒刑7年6个月,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刘立军案的一审判决长达344页,其中有23页罗列了该案查封的房产、车库、土地,扣押的车辆等物品及冻结的银行账户,其中仅查封的房产就有100余处。庭审中,刘立军案的辩护律师曾提出,查扣的财物未合理甄别刘立军夫妻与公司的财产,以及刘立军夫妻与未涉案成年子女的合法财产,但这些问题在裁判文书中并未得到回应。对涉案财产处置的程序问题,刘立军案的律师提出了多项意见,比如侦查机关未制作财产清单随案移送,银行账户冻结文书的合格率为,冻结文书未明确冻结数额和期限等。在2020年8月刘立军案的庭审中,一名律师还在法庭上提出,办案机关还到律师事务所追缴律师费,“(律师费)是律师劳动所得,依法不应该追究。”多名法律界人士表示,涉黑涉恶案件还应进一步完善涉案财产处置制度——注意甄别合法财产与违法犯罪财产的界限,个人财产、家庭财产与企业财产的界限,个人财产、个人的合法财产与企业和家庭的合法财产的界限。刘长办理的一起涉黑案,被告人并未涉案的女婿经营的酒店、女儿名下的车辆都被认为属于涉黑资产被查扣,并且在法院审结前,酒店就已被托管并重新更名。在另一起案件中,律师发现查扣的车辆与案件无关,提出异议后,办案部门返还了车辆。知名企业家因涉黑涉恶被查后,对其企业的影响不言而喻。朱明勇辩护的河南南浦集团董事长秦新伟案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秦新伟因为几起与租户之间的房屋租赁纠纷(均已经法院民事判决),一审被认定成恶势力犯罪集团,判处有期徒刑17年,秦新伟在洛阳投资数十亿的化工项目由此中断,其企业一夜之间濒临倒闭。2020年10月27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秦新伟案原审判决,发回重审。精准“打财断血”的同时,依法保护产权,保障民营企业生产经营正在引起重视。9月25日,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透露,自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对打掉的涉黑组织涉及的企业及资产实行依法托管代管。目前已托管代管资产在亿元以上的涉黑组织涉企业887家,资产达632亿余元。扫黑除恶如何常态化此次三年期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尾声在即,但并不意味着终结。9月17日,全国扫黑办会议提出,推动扫黑除恶机制化、常态化,统筹推进《反有组织犯罪法》立法工作。对此,蔡军表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黑恶势力犯罪为代表的有组织犯罪是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积累、交织的结果,是一种长期性、现实性和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专项斗争本质上是一种运动式治理,具有一定的期限,在治理期内虽然能够较好地实现眼前目标,但在运动过后,随着关注重心的转移,可能会不断反复。”因此,必须建立起稳定的长效机制,依靠常态化的综合治理模式,确保扫黑除恶能够转入机制化常态化开展,从根本上破解“黑恶势力犯罪屡打不绝”这个历史性难题。蔡军认为,《反有组织犯罪法》是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法治基础。推动扫黑除恶工作进一步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建立健全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防范打击、遏制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的长效机制,还将为今后治理有组织犯罪提供稳定坚实的法治保障。一方面,制定《反有组织犯罪法》,是中国相关法律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发展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制定专门的《反有组织犯罪法》,也是借鉴国际立法成果、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有效举措。“一直以来,如何有效惩治与预防有组织犯罪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前述会议还透露,抓紧完善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意见稿,建立智能公开的举报机制、“打早打小”的惩处机制、源头治理的防范机制、精准有效的督办机制、持续推进的领导机制、激励约束的考评机制等六大机制。朱明勇强调,扫黑除恶中需要强化《刑事诉讼法》中“保障人权”的理念,让“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两大价值在常态化的执法和司法当中并举、不偏废其一,保障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辩护权。朱明勇观察到,传统的律师会见难、阅卷难问题,在此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又卷土重来,有看守所以涉黑案件的律师会见需要“办案机关同意”、“开具已经备案的证明”等各种名义,阻扰律师会见;有办案机关以案卷需要扫描为由,限制律师阅卷。然而,审查起诉期只有一个月,如果先花15个工作日扫描案卷,等到通知律师阅卷时,数百本案卷往往留给律师查阅的只有10天不到的时间,根本无法保障有效辩护。“还有法院以被告人已经‘认罪认罚’为由,不准律师做无罪辩护,这些现象都值得重视。”蔡军还认为,办案机关在办理有组织犯罪案件时,应当全面调查涉案财产状况,收集证明其来源、性质、用途、权属及价值的有关证据,依法对涉案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等单位的作用,为涉案资产建立统一的专门查询机制,建立涉案账户紧急止付制度,完善集中查询、冻结和定期续冻制度。“应当完善涉案财产保管机构建设、涉案财物先行处置程序与涉案财产移送等制度,建立办案部门与保管部门、办案人员与保管人员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以保证涉案财产处理的有效性、及时性与透明性。” 蔡军表示。【版权声明】本文为腾讯新闻“哈勃计划”稿件,著作权归《财经》独家所有,授权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独家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任何第三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更多相关评论 热门推荐工作人员:居民不用太担心江西抚州东乡区就“组织核酸检测”发布情况说明《财经》专稿裁员收缩后,东南亚最大电商平台Shopee怎么样了?《财经》专稿专访刘经南院士:全球四大卫星导航系统里,中国北斗最好 | 《财经》特稿《财经》专稿长寿时代,怎样“投资养老”最划算?《财经》专稿2023年新能源汽车还能持续火爆吗?《财经》专稿索偿超70亿,民生银行诉泛海控股及卢志强等《财经》专稿中低收入家庭财务调查:现金流赤字,不信任保险《财经》专稿一千多条调控政策后:利率降了,你今年会买房吗?《财经》专稿兔年中国经济:修复中蕴新生《财经》新媒体专稿打开财经APP2022元宇宙年度最具投资价值榜单重磅发布打开财经APP,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下载客户端,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打开快讯【港股午评:恒指涨跌持平 软件股表现突出 商汤涨超12%】港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恒指午间收盘微跌0.打开快讯【韩国将中国公民赴韩短期签

目前不会判刑,对于不满14岁的孩子犯法,国家应该原谅,也没有相关的制裁法律。这种未成年具有一定特殊点,不能一刀切,

呵呵 不解释清楚不给你 更何况你的分儿也不多

安娜卡列尼娜的研究性论文

安娜.卡列妮娜的悲剧根源研究

《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的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论文摘要: 本文在分析安娜悲剧原因的基础上探究造成现代现代婚姻悲剧的三大因素:婚姻悲剧,出身和性格不同,爱情悲剧。

论文关键词: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 悲剧 根源

马克思说:“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悲剧形象具有有恒的艺术魅力。19世纪俄国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列夫·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给读者塑造了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形象——安娜·卡列尼娜。

何谓“悲剧”?悲剧是以剧中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的结局,构成基本内容的作品。它的主人公大都是人们理想、愿望的代表者,如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短暂的一生是悲剧的,那么,安娜的人生都由哪些悲剧构成呢?我认为,她的人生主要经历了三个悲剧。

(一)与丈夫卡列宁的婚姻悲剧

出身和性格不同为了安娜和卡列宁的婚姻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卡列宁从小就是孤儿,可以想象,在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俄国上流社会,他受尽了怎样的白眼和鄙视,从小就缺失亲情的他养成了孤僻固执的性格。当卡列宁当上了省长后,安娜就像一件商品,被她的姑妈强行卖给了他,而他也确实尽到了丈夫的职责,他对妻子的迷恋彻底消除了他同别人亲密交往的需要。

安娜出身贵族,从小就围绕在花团锦簇之中,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她活泼开朗、优雅迷人,而贵族小姐的出身又铸造了她浪漫的气质,内心里有一个感情丰富而又诗意昂然的超凡脱俗的世界。这种出身、生活际遇的不同使她不可能理解身处体制僵化、钩心斗角的官场的丈夫,而被官场的应付扼杀了其所有生活乐趣的丈夫也不可能像安娜幻想的那样经常搞爱情的小把戏。二人性格的不同注定了他们对爱情婚姻生活的不同理解,这些也是他们婚姻不幸的根源。

(二)情人伏伦斯基的爱情悲剧的

这个悲剧由三个原因造成。

1.与伏伦斯基的不同的爱情观

安娜对待爱情的态度是自私的.占有欲极强这使得原本开朗、活泼的她变得偏执、怀疑、忌恨,她认为她爱伏伦斯基就应该完全占有他,丝毫不许他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权利,只有靠他的爱情保证她才能活下去,身为贵族的她不了解“人仅仅有爱情是万万不行的”这一真理。

伏伦斯基对待爱情的态度是“我什么都可以为他她牺牲,就是不能牺牲男子汉的独立性”。而他所谓“男子汉的独立性”无非是财富、社交、军阶、前途。他爱安娜的美貌胜过于安娜的内心世界。爱之初,他为安娜放弃了在皇家卫队的军职,放弃了遗产,而当他们出现经济危机时,他又跑回母亲那里,要求母亲在遗产继承书上签字。他不再像开始时那样只爱安娜一人,现在他还要爱他的母亲、爱金钱、爱社交、爱沙皇……伏伦斯基是俄国上流社会中一个标准的花花公子。

浪漫的富于幻想的气质决定了他们的爱不可能持续太久。尤其是伏伦斯基一旦激情过后,得到的不是爱情而是空虚。“虽然她的美比以前更使他倾倒,却使他感到不愉快”。安娜近乎苛求的爱使伏伦斯基对她渐渐疏远、冷淡。安娜也产生了得不偿失所导致的心理失衡,原本富于幻想、敏感的安娜变得有点神经质了。安娜对爱情的自私与变态使她认为死是促使他恢复对她的爱情、惩罚他、让他心理的恶魔在同他搏斗中取得胜利的唯一手段。这种心理失常使得安娜采取了自杀的方式来挽回伏伦斯基的爱情和对他的报复。她的自我毁灭也确实达到了她的目的,伏伦斯基觉得:“作为一个人,我已是一个废物了。”伏伦斯基又恢复了对安娜的爱情,或者说,他一直都爱着她,不过,现在这种爱更刻骨铭心了。

2.精神世界和独特性格

(1)爱情至上主义。安娜把爱情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把爱情当做生活中的一切,在爱情中迷失了自己,这一点固然同她认真执著的个性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她爱情观念的缺陷。在二人世界中,安娜一切以对方为中心,没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和世界,如果把代伦斯基热情的减退看作人进入婚姻后爱情由激情状态转为温情状态的正常表现,那么安娜为他的冷淡眼光而极度伤心,则是安娜对爱的苛刻要求造成的。

(2)爱的压抑与偏执。安娜与卡列宁结婚八年毫无爱情可言,她内心的活力与生气完全被压抑了,直至遇到伏伦斯基,才唤醒了心中的活力与爱情,并接受他,和他结合,她对爱情生活的追求有放纵情欲的成分。

(3)强烈的欲望无法满足。这欲望包括她对生命的狂热渴望和对爱情的热切追求。她渴望新生活,勇敢地追求和保卫所向往的幸福生活,不愿再克制自己,不愿再像过去那样把自己身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压下去了,甚至于最后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爱情。

(4)卡列宁的虚伪和自私。卡列宁是一个虚伪、僵化、缺少生命力的贵族官僚。他因为有环境的支持便处处摆出绝对正确、居高临下的架势。当安娜向他请求离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才能去掉由她的堕落而溅在他身上的污泥”,从而不使他的前途和地位受影响。也正是出于这种自私的考虑,他决定不离婚,以使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不合法,那么就会招来上流社会对她的谴责和抛弃,这无疑等于置安娜于绝境。

(三)与儿子谢廖沙的母爱悲剧

安娜为了爱情“抛弃”儿子,但她却备受对儿子相思之苦的煎熬,和来自内心的谴责之痛。来自社会的压力也使她悲剧的阴影日益扩大。她要离婚,丈夫不同意;她要爱情,可又舍不得儿子;她要伏伦斯基全部的爱来安慰自己,可伏伦斯基却有所保留。于是,安娜在“抛弃”了原家庭的责任即抛弃了儿子之后,又“抛弃”了即将建立的新家庭及其爱情果实——安娜和伏伦斯基的女儿,走向了卧轨自杀之路,造成了两个孩子的母爱悲剧。

总之,安娜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

通过对安娜人生悲剧的分析,我们得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四点原因。

(一)追求真爱与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之间的冲突是安娜悲剧的社会根源。

(二)传统观念对她精神上形成的桎梏是安娜悲剧的内在根源。

(三)母爱和情爱不能两全所造成的矛盾痛苦是造成安娜悲剧的重要因素。

(四)对伏伦斯基爱情的幻灭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直接原因。

在新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律赋予青年们追求自由爱情的权力,社会给青年们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实现理想的广阔空间,安娜的悲剧绝不应该重演。广大青年应该以安娜的悲剧为借鉴,不断完善自我性格,正确看待爱情在人生中的地位,在相互了解、理解的基础上建立爱情,在爱情中把握好自己独立人格,注意摆脱旧习俗,旧道德的束缚。这样才能拥有真正的爱情,才能争取到幸福的人生。

在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的不幸,表面看来代表了俄国妇女传统的命运,代表了俄国世世代代沿袭的道路,但我们看到的安娜毕竟是19世纪70年代的俄罗斯女性了,她不甘在禁锢中叹息,要追求不受社会虚伪的道德观念所束缚的以爱情为基础的幸福生活,反映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理想和要求,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对虚伪的封建贵族思想的挑战,是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在当时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的。丁玲与她的《沙菲女士日记》则是中国当时社会女性意识觉醒,女性解放的一个转折性的标志。莎菲“是一个时代的苦闷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绝叫者,又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8】。这两部作品诞生在不同的时间与背景,由不同性别的作者创作而成,但都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从两部作品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东西方女性意识的觉醒有着不同的条件,觉醒程度的深浅都不一样。东方女性意识的觉醒或多或少都是受到西方的女权运动、女性文学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西方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发展要比东方的要早和彻底。参考文献:【1】、尼娜·珀利堪·斯特劳斯著,宋庆文等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女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2】、王 宇. 《90年代性别差异性文化想象的尴尬及其原因》[J].文艺评论, 2002年【3】、唐仁君. 《知识妇女寻求解放的冲突与互补—丁玲冰心早期小说比较》[J].中国现代文学丛刊, 1994年【4】、(日本)中岛碧著.《丁铃论》[M].《丁玲研究资料》[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5】、钱谷融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钱谷融编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7】、茅盾著 女作家丁玲[C].丁玲研究资料[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8】、茅盾著. 女作家丁玲[C].丁玲研究资料[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2.阅读文献:【1】、林树明著 《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第一版 P17、【2】、罗婷等著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3】、张永泉著 《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4】、董炳月. 男权与丁玲早期小说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4):23一25.【5】、智量译 列夫·托尔斯泰著 《安娜·卡列尼娜》[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版【6】、曹辉《列夫·托尔斯泰的妇女观—从托尔斯泰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看作者的妇女观》2007年管理论丛与教育研究专刊【7】、郭和英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思———透析安娜悲剧及对现代女性启示》

这里提供一些英语参考文献Literature: 【1】, Strauss Kan尼娜珀利book, translated宋庆文such as: "Dostoevsky and female problem",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2003 【2】, Yu. "90's cultural imagination of gender differenc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 embarrassment" [J]. Art reviews, 2002 【3】, TANG Ren-jun. "Liberation of women to seek knowledge of the conflict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 Ding Ling Bingxin relatively early novel" [J]. Serie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94 【4】, (Japan) in the island of Bristol. "Bell of the small" [M]. "Ding research" [Z].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5】, Qian Gurong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6】, Qian Gurong fo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 【7】, the writer Ding Ling Mao Dun [C]. Ding Ling's research data [Z].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8】, the Mao Dun. Writer Ding Ling [C]. Ding Ling's research data [Z].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Read the literature: 【1】,林树明a "multi-dimensional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in May 2004 the first edition of P17, 【2】, Luo Ting waiting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West and China,"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4 【3】, Zhang Yongquan a "personality and the tragedy - Interpretation of Ding L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5 【4】, Bing-on. Male and Ding Ling's early novels [J].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eries, 1993, (4): 23 a 25. 【5】 Chile volume translation of Tolstoy's "Anna Karenina" [M]. Nanjing: Yilin Press, 1996 edition 【6】, Cao, "Lev Tolstoy's views on women - from Tolstoy's novel to see the image of women in the author's views on women" in 2007 with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Journal 【7】, Guo, and Britain, "the awakening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to reflect on the tragedy --- Anna dialysis and inspiration for modern women"

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论文题目

安娜·卡列尼娜:道德秩序的叛逆者由两个文学形象谈女性解放的两个问题

在世界文坛中堪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并肩而立的作家当首推列夫托尔斯泰。他那三部鸿篇巨著无疑代表了19世纪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水平。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是俄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之一,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受到举世瞩目的认同。《安娜·卡列尼娜》通过女主人公安娜追求爱情而失败的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的哥哥奥布朗斯基公爵已经有五个孩子,仍和英国家庭女教师恋爱,因此和妻子多丽闹翻,安娜从彼得堡乘车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为哥嫂调解,在车站认识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渥伦斯基毕业于贵族军官学校,后涉足于莫斯科社交界,以其翩翩风度得到了多丽的妹妹吉提的垂青,但他只与她调情,并无意与她结婚。而深爱着吉提的康斯坦丁·列文也从乡下来到莫斯科,他打算向吉提求婚。但早倾心于渥伦斯基的吉提却拒绝了他的求婚,她正想象着与渥伦斯基将来的幸福生活。渥伦斯基是一个身体强壮的、黝黑的男子,有着一副和蔼、漂亮而又异常沉静和果断的面孔。他的整个容貌和风采,令许多贵族小姐倾心。在他看到安娜的一刹那,那刻被安娜所俘虏,他在薛杰巴斯大林基公爵家的舞会上,向安娜大献殷勤。而吉提精心打扮想象着渥伦斯基要正式向她求婚,在吉提眼里,安娜·卡列尼娜是那样的出众:“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带着手镯的圆圆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在舞会上……”吉提发现渥伦斯基和安娜异常地亲热,这使她感到很苦闷。安娜不愿看到吉提痛苦,劝慰了兄嫂一番,便回彼得堡去了。随后渥伦斯基也来到彼得堡,开始对安娜的热烈的追求,他参加一切能见到安娜的舞会和宴会,从而引起上流社会的流言蜚语。起初,安娜还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情感,不久渥伦斯基的热情唤醒了安娜沉睡已久的爱情。安娜的丈夫亚历山大·卡列宁其貌不扬,在官场中却是个地位显赫的人物,是一个“完全醉心于功名”的人物。他根本不懂什么是倾心相爱的情感,他认为:他和安娜的结合是神的意志。他责备妻子行为有失检点,要她注意社会性的舆论,明白结婚的宗教意义,以及对儿女的责任。他并不在乎妻子和别人相好,“而是别人注意到才使他不安”。有一天,安娜与丈夫卡列宁一起去看一场盛大的赛马会,比赛中渥伦斯基从马上摔了下来,安娜情不自禁地大声惊叫,卡列宁认为安娜有失检点,迫使她提前退场。安娜无法忍受丈夫的虚伪与自私“我爱他……我憎恶你……”。卡列宁考虑了决斗但又怕死;离婚又损名誉,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能因为一个下贱的女人犯了罪的缘故使自己不幸”,于是他要安娜维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安娜已怀了渥伦斯基的孩子,在她分娩时,由于产褥热而感染重病,拍电报给到边远省份去调查的卡列宁,卡列宁匆匆赶回,但心里希望妻子早点死掉,安娜在昏迷中呼唤卡列宁的名字,请求他与渥伦斯基和好,卡列宁深受感动,原谅了她和渥伦斯基。由于卡列宁的令人吃惊的宽厚,渥伦斯基感到自己是那么的卑劣、渺小。安娜的爱情和自己的前途又是那么的渺茫,绝望、羞耻、负罪感使他举起了手枪自杀,但没有死。死而复生的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更加炽热,渥伦斯基带着安娜离开了彼得堡,他们到国外旅行去了。在奥勃朗斯基家的宴会上,列文与吉提彼此消除了隔阂,互相爱慕。不久他们结婚了,婚后他们回到列文的农庄,吉提亲自掌管家务,列文撰写农业改革的论文,他们生活很幸福美满。旅行了三个月,安娜感到无比的幸福,便她却以名誉和儿子为代价。归国后,她没有回家,而是住在旅馆里,由于思念儿子,在儿子谢辽沙生日那天,偷偷去看他,天真无邪的谢辽沙不放妈妈走,他含着泪说:“再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他们返回彼得堡,遭到冷遇,旧日的亲戚朋友拒绝与安娜往来,使她感到屈辱和痛苦。渥伦斯基被重新踏入社交界的欲望和舆论的压力所压倒,与安娜分居,尽量避免与她单独见面,这使安娜感到很难过,她责问道:“我们还相爱不相爱?别人我们用不着顾虑。”在一次晚会上,安娜受到卡尔塔索夫夫人的公开羞辱,回来后渥伦斯基却抱怨她,不该不听劝告去参加晚会。于是他们搬到渥伦斯基的田地庄上居住。渥伦斯基要安娜和卡列宁正式离婚,但她又担心儿子将来会看不起她。3个月过去了,离婚仍无消息。渥伦斯基对安娜越来越冷淡了,他常常上俱乐部去,把安娜一个人扔在家里,安娜要求渥伦斯基说明:假如他不再爱她,也请他老实说出来,渥伦斯基大为恼火。一次,渥伦斯基到他母亲那儿处理事务,安娜问他的母亲是否要为他说亲,他要安娜不要诽谤他尊敬的母亲,安娜认识到渥伦斯基的虚伪,因为他并不爱他的母亲。大吵之后,渥伦斯基愤然离去,她觉得一切都完了,安娜准备自己坐火车去找他,她想象着渥伦斯基现在正和他母亲及他喜欢的小姐谈心,她回想起这段生活,明白了自己是一个被侮辱、被抛弃的人,她跑到车站,在候车室里接到了渥伦斯基的来信,说他10点钟才能回来,她决心“不让你折磨我了”,她倒在疾驰而过的车轮下。卡列宁参加了安娜的葬礼,并把安娜生的女儿带走了。渥伦斯基受到良心的谴责,他志愿参军去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作战,但愿求得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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