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人物的：论秦始皇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王朝的开国皇帝，杰出的政治家。嬴姓，赵氏，名政，秦庄王之子。秦始皇是一个功大于过的皇帝。秦始皇吞并六国，开创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秦始皇设郡县制，奠定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修驰道，为庞大帝国的政令通达奠定了技术基础。但秦始皇修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的规模极为庞大，滥用民力；焚书坑儒，抑制思想，摧残文化；法令严苛，赋税重，增大了人民的负担。我们不能仅仅把秦始皇修长城想作是滥用民力，统治残暴的体现。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事实上也是如此。文献斥责在工程进行时造成不少人命死伤，另一方面却使各地的交通进一步发展，有助日后交通、经贸、以及各民族之融合。秦始皇只是急功近利，不计较手段，不考虑人民的生活。毛泽东曾这样评价，“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这种想法有道理，但并非说儒家不好。后世用“外儒内法”，是一种“外柔而内刚”的政策。以伦理道德束缚人们，更容易治理天下，也正是吸取了秦一味用法家最终被推翻的教训。所以说，我们要辩证的看待秦始皇。关于社会方面的：珍惜水资源“水是生命之源，我们要保护每一滴水。”如果没有了水，地球就会干裂；如果没有了水，我们人类就可能渴死；如果没有了水，就没有了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我们要爱惜每一滴水，爱惜地球母亲每一滴眼泪。只有节约用水，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好。水是生命之源，生命之本，人类的健康是先从水来的。人可以几天不进食，但不可以几天不喝水。而现在，全球有20亿人口正处于严重缺水状况！也就是说水是20亿人生命之所系。而全世界每年因喝了不干净的水而死亡的儿童就有5000万人！这数字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水的危机，已经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是现在的重中之重！水对于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如果人人都注意节约用水，不知会有多少人从中受益；反之，如果每个人都不在意地浪费水资源，那么就可能有很多人遭受饮水困难！现在，由于许多方面都在污染水资源，且污染得越来越严重，人类可以饮用的水就越来越少。然而没有水，人类就无法生活。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要积极行动起来，节约、保护水资源。侧耳倾听，淮河在呐喊，黄河在哭泣，长江在叹息……水污染像一种持久的顽疾折磨着大大小小的河流、湖泊、水库……水环境的恶化直接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水资源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水资源吧。（额，这算是《历史与社会》学科中“社会”那部分的吧）关于车的发展史的：车的发展史随着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不断推展和翻新、物质生活逐渐丰富，人类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起初只靠双腿行走的慢节奏、短距离的交通方式再也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于是，便诞生了——车。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0年，一个名叫奚仲的人发明了世界上的第一辆车。这种车由两个车轮架起的车轴，带辕的车架，车架附有的用来盛放货物的车箱构成。最初的车，由人力来推动，即人力车。后来人们开始用牛、马拉车，即畜力车。传说，畜力车是商汤的先祖相土和王亥共同发明的。1839年，英国人麦克米伦发明了蹬踏式脚蹬驱动自行车。自行车灵巧方便，经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不断改进，因其独特的、不可被替代的优势，依然被人们沿用至今。第一次工业革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人类进入了“蒸汽机时代”。许多发明家也纷纷把瓦特的发明应用到“自走式车辆”的设计中。第二次工业革命，卡尔本次等人发明了内燃机，告别了适用笨重的蒸汽机的历史，并将其用在了汽车上。从此，汽车变为现实。现在，汽车已经遍布各个城市，“有车”也成为了衡量一个家庭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科学家也从未停止对汽车进行改进，以节约能源、减少污染。这些都是我自己写的，不同时期老师留的题目不同，所以类别有点乱。
初一历史论文范文
导语：人类的历史是一条浩瀚的长河。几千年来，人类泛着时代的轻舟，在历史长河上留下了一道道长痕。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初一历史论文范文，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前 言
忧患意识作为我国文化中特有文化现象，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时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与心理活动，其对于人的日常行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初中生受到知识水平以及生活阅历的影响，其虽然能够在生活与学习过程中，与时俱进的接受各类新的知识与技能，但是由于其对于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使其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1]。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实现初中生忧患意识的有效培养，需要将历史教学与忧患意识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提升初中学生的忧患意识，促进其健康发展，满足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对于人才培养工作以及历史教学的客观要求。
1、初中历史教育中忧患意识教育的现状
对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中忧患意识教育现状的全面分析，能够帮助教育部门与老师进一步明晰忧患意识教育在初中历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以及忧患意识教育的核心要求与重点环节，进而为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初中历史教学目标与忧患意识教育偏离
在新课改的教育背景下，我国初中历史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模式等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与优化，实现了初中阶段历史教学的科学性。但是从忧患意识教育的角度来看，其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其在进行情感教学目标设置的过程中，虽然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内容，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必要的解读与传授，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认知，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历史感与责任感[2]。同时通过对欧美以及亚非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知识的讲解，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观念，能够以一个更为良好、更为开放的心态，进行相关学习活动。无论是爱国主义教育、历史责任感教育以及国家意志的培养，初中历史教学都没有将忧患意识教育进行突出，这种教学目标的偏离以及界限划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忧患意识教育在初中历史课堂开展的质量与水平。
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缺乏有效连接
初中历史教育的开展以历史教材以及相关知识框架为主要依据，在相关教材内容以及知识框架内，开展相关教学活动，才能够保证学生历史知识学习的质量与水平，才能够全面实现学生历史思维与价值观的科学培养。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很难找到相关切入点，进行忧患意识教学工作。例如，在进行抗日战争相关知识讲授的过程中，教师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讲起，帮助学生理清1945年全面抗战，以及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英雄任务以及著名战役，通过相关视频以及资料，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其自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责任感，但是却很难进行忧患意识的讲解，即便是教师进行了一定的引导，但是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使得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工作无法进行连接[3]。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得现阶段我国初中阶段历史教学工作中，忧患意识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不高，难以满足实际的教育需求。
2、初中历史教学开展忧患意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初中历史教学开展忧患意识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需要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教师明确现阶段忧患意识教育存在的不足，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手段，不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提升忧患教育的质量。
历史课堂实践与忧患意识教育的结合
针对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目标与忧患意识教育偏离的情况，在进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要明确忧患意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采取应对策略，将其作为课堂知识传授以及考察的重要内容，将其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得其逐步形成忧患意识，进而实现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目标。例如在对我国古代史中奴隶制以及封建制度形成与发展相关知识讲解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遗迹以及文物的说明，使得学生培养起优越感以及自豪感，同时通过对一些暴政以及明清时期历史知识的介绍，并与学生进行必要的课堂讨论，让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进而居安思危，形成必要的忧患意识[4]。
历史课外延伸与忧患意识教育的结合
为了实现初中历史教学与忧患意识教育有机结合，需要以课外延伸为突破口，通过开展知识竞赛、主体展览、班报设计以及专家讲座等形式，使得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将历史知识的学习与忧患意识教育结合起来，促进忧患意识教育工作的质量与水平。结语忧患意识教育与初中历史教学的结合，对于推动学生的健康快速发展以及实现社会主义人才的高效培养工作的有序开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确保忧患意识教育开展的质量与水平，文章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学中忧患意识教育的现状入手，明确其存在的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有序开展，为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缪世娟.历史课堂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忧患意识-以一堂初中历史抗战课程的教学为例[J].才智,2016(19):78-79.
[2]宋宇梅.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能否渗透忧患意识教育[J].神州旬刊,2015(12):41-43.
[3]周莉.初中历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11X):23-24.
[4]张宝林.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J].学周刊,2015(28):46-17.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历史的长空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改变我历史观的话：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言委卸于古人。这句话是我学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成为我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古代史的繁盛与近代史衰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一度那段历史里的人和事迸发强烈的愤慨。但是这句话改变我历史观的话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在学习那段历史时偏激的态度。它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历史，应以一种正确平和的态度学习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这样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这种态度不是不爱国，而是要让这些惨痛屈辱的历史从绊脚石蜕变为我们今后路上的垫脚石。偏激的仇恨态度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只会产生阻碍作用，太多的主观因素干扰，会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用平和的心态看历史对它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对它的评价才会更加客观。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历史，而应该以平视乃至仰视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在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北外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梅任毅曾说：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大国心态”对待历史我们也不应有“大国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这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易中天说历史人物皆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而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会读到各种版本的作品。如：正史、野史、各种各样的文献让历史真相更为难以探求。所以在学习历史时，我们的思想更不能单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品历史、悟历史。例如：李鸿章，他被公认为是卖国贼。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就不免会对那一系列条约签订的前因后果产生自己的主观看法。如果站在他自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为他的无奈发出感叹。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哪些做法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如何做更为妥当。这不仅是学习、回顾历史，也是预习、讲述人生。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会得到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还会得到我们自己感悟出的人生启示。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生活中的困惑，往往可以通过读史来解答。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以让你深入透彻的理解历史，可以让你感悟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思想，它会成为你学习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会成为学习历史的一块基石。树立你自己的历史观，以历史观影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让你受益无穷。对历史，我们应有来自自我的主观看法，也要有对它客观的评价，让我们站在山脚下，平静地仰望那历史的天空。
赵匡胤统一的脚步越来越紧，974年，他两次遣使让李煜来东京开封面圣，两次被拒绝。赵匡胤以出兵相要挟，李煜表现出了少有的顽强，他慷慨地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即使战败，也要“聚室而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赵匡胤听了他这些豪言壮语，不怒反笑：“此措大儿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后来赵匡胤的话果然应验。李煜在军事上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北宋大将曹彬在长江上搭起了浮桥，大军陆续过江时，坐在宫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对大臣张说：“我也以为曹彬此举近于儿戏，江上架桥，亘古未闻，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兵临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宫中与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赏画作词，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一天，他登上城墙去巡视，才发现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帜，京师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脚，他连忙让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节委屈地解释：南唐对太宗一向够奴颜婢膝的了，只是因为有病才拒诏，不能到开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锋相向。赵匡胤则充满霸气地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言他人酣睡！”开宝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来堆好了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随着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国破。 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带到了开封，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将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追思这样一个帝王，后世人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词独步古今、天下无双，后期的经历尤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独特境界，写出了“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表现却极其幼稚、低能。北方从北周柴荣起就屡有吞并南唐之心，赵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虎视鹰扬，而后主却一心只想虚与委蛇，称臣、倾国力上贡、收买北宋大臣，幻想与虎谋皮，苟且偷生；内政不修，佞佛成性，宴乐无度，亲小人、远贤臣；外交上一无是处，更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汉时，坐视不管；军事上战事未开，先自毁长城，杀了为北宋忌惮的名将，在北宋大军猛攻长江防线时却又无所作为，任其浮桥搭就，天堑变通途；金陵城被围困，犹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如此帝王，称其为昏君，也毫不为过。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却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积而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没有亡国之痛，就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佳作，这就是所谓 “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没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训，南唐国灭149年后，同一幕惨剧再次上演，这一次，主角却换成了灭国无算的赵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场了……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在世的时候，中主李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历史人物、在网上找啊、迩们初一、还搞到写这。
班婕妤相貌秀美，文才颇高，尤其熟悉史事，常常引经据典、出口成章，她经常开导汉成帝；班婕妤还擅长音律，既写词又谱曲，她的词曲有感而发，使汉成帝在丝竹声中受益匪浅。对汉成帝而言，班婕妤不只是她的侍妾，也是他的良师益友。[9] 班婕妤的贤德在后宫中也是有口皆碑。因她不干预朝政，谨守礼教，深受时人敬慕，有“古有樊姬，今有婕妤”之称。[1] 班婕妤班婕妤算得上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女，但宫廷女子的作用本来就是讨皇帝的欢心，是否有才倒不重要。会做诗的班婕妤，终是敌不过会飞舞的赵飞燕。班婕妤堪称古代妇德的楷模，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又未尝不是为此所害。[12] 班婕妤的一生可以看作是古代后宫嫔妃生命历程的一个标本。她的人生从繁华到萧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代帝王后宫嫔妃们的普遍人生境遇。她们或许凭借才华美貌，能赢得帝王的一时喜爱或宠信，但终会因人老色衰或其它种种原因而被无情地抛在一边，渐渐被忘却。更言之，班婕妤的生命历程，也是男权社会中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13] 钟嵘《诗品》将班婕妤列入上品诗人十八位之列。西晋博玄诗赞她：“斌斌婕妤，履正修文。进辞同辇，以礼臣君。纳侍显得，谠对解份。退身避害，云邈浮云。”[1] 来源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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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作为我国文化中特有文化现象，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时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与心理活动，其对于人的日常行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初中生受到知识水平以及生活阅历的影响，其虽然能够在生活与学习过程中，与时俱进的接受各类新的知识与技能，但是由于其对于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使其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1]。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实现初中生忧患意识的有效培养，需要将历史教学与忧患意识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提升初中学生的忧患意识，促进其健康发展，满足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对于人才培养工作以及历史教学的客观要求。
1、初中历史教育中忧患意识教育的现状
对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中忧患意识教育现状的全面分析，能够帮助教育部门与老师进一步明晰忧患意识教育在初中历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以及忧患意识教育的核心要求与重点环节，进而为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初中历史教学目标与忧患意识教育偏离
在新课改的教育背景下，我国初中历史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模式等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与优化，实现了初中阶段历史教学的科学性。但是从忧患意识教育的角度来看，其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其在进行情感教学目标设置的过程中，虽然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内容，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必要的解读与传授，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认知，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历史感与责任感[2]。同时通过对欧美以及亚非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知识的讲解，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观念，能够以一个更为良好、更为开放的心态，进行相关学习活动。无论是爱国主义教育、历史责任感教育以及国家意志的培养，初中历史教学都没有将忧患意识教育进行突出，这种教学目标的偏离以及界限划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忧患意识教育在初中历史课堂开展的质量与水平。
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缺乏有效连接
初中历史教育的开展以历史教材以及相关知识框架为主要依据，在相关教材内容以及知识框架内，开展相关教学活动，才能够保证学生历史知识学习的质量与水平，才能够全面实现学生历史思维与价值观的科学培养。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很难找到相关切入点，进行忧患意识教学工作。例如，在进行抗日战争相关知识讲授的过程中，教师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讲起，帮助学生理清1945年全面抗战，以及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英雄任务以及著名战役，通过相关视频以及资料，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其自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责任感，但是却很难进行忧患意识的讲解，即便是教师进行了一定的引导，但是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使得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工作无法进行连接[3]。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得现阶段我国初中阶段历史教学工作中，忧患意识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不高，难以满足实际的教育需求。
2、初中历史教学开展忧患意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初中历史教学开展忧患意识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需要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教师明确现阶段忧患意识教育存在的不足，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手段，不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提升忧患教育的质量。
历史课堂实践与忧患意识教育的结合
针对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目标与忧患意识教育偏离的情况，在进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要明确忧患意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采取应对策略，将其作为课堂知识传授以及考察的重要内容，将其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得其逐步形成忧患意识，进而实现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目标。例如在对我国古代史中奴隶制以及封建制度形成与发展相关知识讲解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遗迹以及文物的说明，使得学生培养起优越感以及自豪感，同时通过对一些暴政以及明清时期历史知识的介绍，并与学生进行必要的课堂讨论，让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进而居安思危，形成必要的忧患意识[4]。
历史课外延伸与忧患意识教育的结合
为了实现初中历史教学与忧患意识教育有机结合，需要以课外延伸为突破口，通过开展知识竞赛、主体展览、班报设计以及专家讲座等形式，使得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将历史知识的学习与忧患意识教育结合起来，促进忧患意识教育工作的质量与水平。结语忧患意识教育与初中历史教学的结合，对于推动学生的健康快速发展以及实现社会主义人才的高效培养工作的有序开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确保忧患意识教育开展的质量与水平，文章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学中忧患意识教育的现状入手，明确其存在的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有序开展，为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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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宇梅.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能否渗透忧患意识教育[J].神州旬刊,2015(12):41-43.
[3]周莉.初中历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11X):23-24.
[4]张宝林.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J].学周刊,2015(28):46-17.
曹操在乱世中积极追求个人抱负的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以最终获得完全的“优越感”。由此，曹操一生以“安民定天下”为己任，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追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对于自我的掩饰，曹操由于对自我有着许许多多的自卑和不安全感，所以信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使得他变得极为残忍，且经常猜疑别人，行为复杂多变，令人难以捉摸。换言之，人格状态不协调是曹操的悲剧。无悬赏分，出了这么多字，呵呵
论文——秦朝的速亡与法家思想 秦国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完成了“初税亩”改革，秦国于186年后才开始“初租禾” 改革。也就是说，作为当时国家根本经济制度的耕地管理及使用体制，秦国落后其他先进国家近200年。限于国家实力，在外交上秦国从未主持过任何盟会，所谓“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名不符实。 公元前359年，商鞅入秦，秦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版图开始向中原膨胀，20年内由第三世界跳入超级大国行列。从秦孝公起，历代国君均以“法”治国，迷信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此后几乎每一代君主都取得了辉煌武功，这也似乎一次次印证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绝对性和必要性。当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看着秦国版图不断扩张时，他们看不到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他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法家治国理念是一把难以控制的双刃剑，自己在挥舞它走向大一统之路时也砍伤了自己。 到了秦朝始皇帝时期，始皇帝只看到了前代君主以“法”治国的辉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巨大矛盾和隐患，坚信自己对法家思想的理解和掌握。始皇帝把法家思想的功利目地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也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到秦二世时期，百十号手持木棍和竹竿的流亡劳工就轻易点燃了这个巨大的火药桶，秦朝速亡。 秦朝不是亡于二世，也不单纯是亡于秦始皇，秦孝公和商鞅决定变法时，不仅在商鞅日后的棺材上钉下了第一根钉子，也在日后秦帝国的棺材上钉下了第一根钉子。此后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在把法家思想的先进性和局限性都奉为圭臬加以运用时，都不断地在为秦朝的速亡积累条件。 一，商鞅变法带来的光明和隐患并存 公元前356年，秦国改革开始。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以功定爵，建立郡县，实行什伍制度。对生产力最大的划时代促进是以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实行土地私有，废井田、开阡陌，鼓励生产，统一度量衡。（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页）16年后，击败当时如日中天的魏国，夺得西河之地。能染指三晋，标志着秦国一跃而为超级大国。秦国于20年内由“国家内忧，未逞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而羽化为“天子致伯，诸侯毕贺”。这类似于今天一个非洲小国经过天翻地覆的改革，凭急遽上升的综合国力在20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也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此后的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当然不会对法家思想加以正确的扬弃，恰恰相反，他们代代把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变本加厉，代代培养法家思想的后天缺陷，代代沉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有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 （一）绝对君主权极端恶性膨胀 相对关东各国，秦国君主权原本缺乏道义及制度上的制约。商鞅改革没有进一步把君主权神圣化，而是以制度和具体刑罚行为进一步把君主权绝对化。秦孝公颁法，太子犯（其实也就是非议），商鞅刑罚太子，作为替罪羊，把太子一个老师脸上刺了字，此后又割了一个老师的鼻子（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页）。表面上这体现了秦孝公改革的决心，但这也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太子未叛未逆仅犯国君之法亦处刑罚（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太子的老师作为贵族，享有刑不上大夫的当然特权，亦处肉刑。"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3291页），在绝对化君主权面前，一切都在可处任何刑罚之列。此后，法家思想及法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韩非.《韩非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86页）；"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 韩非.《韩非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89页）对此秦国历代君主欣然受教。虽然此后在秦国仍存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但秦昭王时期已基本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到秦始皇时期绝对君主权已恶性膨胀到顶点。 （二），愚民政策制度化、绝对化，导致愚民自愚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商君书.弱民》岳麓书社.1990年版）。为什么弱民？因为“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也” （ 商鞅.《商君书.画策》岳麓书社.1990年版）。这一施政目标首先就在政策制度及道义上把君推到民的对立面，这已预言日后秦帝国的万劫不复。如何弱民？就是强迫民众去“淫”返“朴”，强使民众愚蠢麻木，剥夺民众智商情商指数，清除民众独立思考能力。具体手段是把礼、乐、《诗》、《书》直接列为有亡国之俗危害的禁书（ 商鞅.《商君书.靳令》岳麓书社.1990年版），禁止求学讲学及文化娱乐活动，禁止其他流派思想，全国上下只能听到法家思想的声音。学识渊博表达能力强的知识分子“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 （ 商鞅.《商君书.约刑》岳麓书社.1990年版）在法家和秦君看来，愚民政策是万能灵药，只要愚民，就会掀起大生产运动，“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 只要愚民，军队就会提生战斗力，涌现无数战斗英雄，“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 商鞅.《商君书.农战》岳麓书社.1990年版）。不同的是，与时俱进的法家只会把愚民政策当一时之灵药，而从结果上看，历代秦君和当国重臣均把愚民政策当万世之灵药，虽然也有例外，如吕不韦和他的《吕氏春秋》。 我们知道，民智是任何社会制度所遏止不住的，愚民政策到最后只能是导致愚人自愚。当自以为已达愚人目地时，秦国君主和当国重臣已患了自闭症；当发现未达到愚人目地，而愚民政策又是以重刑酷刑为依托时，就会有焚书坑儒这类丧心病狂的自灭行为。此时愚民不仅导致自愚，也必然导致自毁。 （三）重刑酷刑成为秦国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 商鞅在改革伊始就为秦国今后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了根本基调，那就是以法施政。法基本专指刑法，轻罪重刑，重罪酷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商鞅.《商君书》岳麓书社.1990年版）最典型最残暴流毒最远的是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若未及时举报，一人犯“奸”其他同一什伍的九家街坊全腰斩。一人“流”则九家同“流”， 一人“囚”则九家同“囚”。此后这一连坐法经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不断加工，愈织愈密，愈织愈苛，终于在百年后把大一统秦王朝加工成一个全国性的集中营。 商鞅改革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制度改革成功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重刑酷刑作为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来实现改革，只能用于此时而非彼时，只能用于一时而非累世。“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商君书.更法》岳麓书社.1990年版.），但秦国此后法重刑酷刑之古百年。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急功近利且守株待兔，根本看不到法家思想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拒绝考虑法家思想“法者，所以爱民也”的深刻内涵。把商鞅改革的暴烈手段看作万世之法，一代谬于一代地传导下去。“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323页）在秦国历代君主手中修正为刑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 把商鞅以刑去刑的偏激彻底走到极端，“弃灰于道者弃世”——把生活垃圾扔到交通公路上就公开处死，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血腥的环保成文法（《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79页）。“明德慎罚”（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359页）在孝公手中就彻底抛弃，此后刑愈来愈重愈来愈酷，“续六世之余烈”，终于在始皇帝时期秦王朝的疆域遍地刑场。 二，秦始皇版的法家思想成为埋葬秦王朝的铁锹 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经百年积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有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 （一）绝对君主权恶性膨胀到登峰造极 秦始皇的方法论在表面上看，似乎过于直线思维。他虽然教育程度高，但对所谓“五帝用德化”（恒谭.《新论.王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6页）根本不屑一故。对于以“大人世及以为礼”（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3页）的固权之法连提都不提， “事皆决于法”。（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3页）这里的“法”是什么？“法”是君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4页）法即是君，君却不仅仅是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韩非子.扬权》.岳麓书社.1990年版），韩非虽死于秦狱，但他的极端君权思想永远活在秦始皇心中。秦始皇亲政后建立独裁的第一步骤简单残酷而有效——族灭仲父吕不韦（司马迁.《史记.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89页）。这倒不是因为吕不韦政治理念和施政手段与秦始皇格格不入，而是“仲父”的智慧太高、功绩、影响太大、施赢政的恩也太大——赢政在他面前，非但不是“法”，不是“圣人”，连独裁都做不完全。这一信号告知所有人一个血淋淋原则：妨碍“圣人执要”只有一个下场，哪怕是秦始皇的同母弟弟或恩人“仲父”。 李斯为相后，秦始皇绝对独裁模式出现过一丝微弱的不合偕音符，但被秦始皇迅即扑灭。由于李斯的法家思想和秦始皇丝丝入扣，其才华能力极为秦始皇欣赏倚重。加之其在秦王朝大一统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贡献，相权在不自觉中滋长起来，也在秦始皇心中不自觉地滋长成心病。秦始皇在宫中高台偶见李斯宰相出行，从者千人，声势煊赫，面有不悦。李斯得知后即于次日出行时减少仪仗队和警卫队规模，秦始皇在宫中高台再见后大怒，认为是前一日自己左右的随侍中有人告密，尽杀随侍几十人。这对秦始皇和李斯而言，都是很可怕的一件大事。对秦始皇而言：自己一言未发而微妙信息就传给了位极人臣的宰相，如今宰相的权力和影响力不问可知。对李斯而言：这是一个严重警告，若不收敛相权，结果不问可知。从此，这位企羡官仓之鼠的法家思想实行家其命运已昭然若揭。
儒家的主要思想是以礼、仁、教为主，所以在应用儒家思想时应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发家的主要思想与儒家相反，即应该以惩罚为主，教育为辅
赵匡胤统一的脚步越来越紧，974年，他两次遣使让李煜来东京开封面圣，两次被拒绝。赵匡胤以出兵相要挟，李煜表现出了少有的顽强，他慷慨地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即使战败，也要“聚室而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赵匡胤听了他这些豪言壮语，不怒反笑：“此措大儿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后来赵匡胤的话果然应验。李煜在军事上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北宋大将曹彬在长江上搭起了浮桥，大军陆续过江时，坐在宫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对大臣张说：“我也以为曹彬此举近于儿戏，江上架桥，亘古未闻，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兵临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宫中与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赏画作词，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一天，他登上城墙去巡视，才发现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帜，京师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脚，他连忙让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节委屈地解释：南唐对太宗一向够奴颜婢膝的了，只是因为有病才拒诏，不能到开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锋相向。赵匡胤则充满霸气地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言他人酣睡！”开宝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来堆好了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随着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国破。 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带到了开封，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将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追思这样一个帝王，后世人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词独步古今、天下无双，后期的经历尤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独特境界，写出了“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表现却极其幼稚、低能。北方从北周柴荣起就屡有吞并南唐之心，赵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虎视鹰扬，而后主却一心只想虚与委蛇，称臣、倾国力上贡、收买北宋大臣，幻想与虎谋皮，苟且偷生；内政不修，佞佛成性，宴乐无度，亲小人、远贤臣；外交上一无是处，更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汉时，坐视不管；军事上战事未开，先自毁长城，杀了为北宋忌惮的名将，在北宋大军猛攻长江防线时却又无所作为，任其浮桥搭就，天堑变通途；金陵城被围困，犹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如此帝王，称其为昏君，也毫不为过。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却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积而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没有亡国之痛，就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佳作，这就是所谓 “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没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训，南唐国灭149年后，同一幕惨剧再次上演，这一次，主角却换成了灭国无算的赵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场了……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在世的时候，中主李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 农 工 商 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之后到汉朝、三国、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 商业一直在攀升。现在，商业几乎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 人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认可已经很高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国与其他国打仗，不分上下，最后打了个平手。按古代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就会交换两国皇帝的儿子做人质。一来二去呢，秦国就选上了后来的秦庄襄王。那个国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想帮助那位不速之客，便去给他钱让他回国。但是秦王的儿子却看不起他，不愿接受帮助还一看见他就生气就“破口大骂”。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不就是商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吗？
哟西哟西哟西！非常好
千古悠悠，长河汤汤，年华无法挽留历史匆匆前行的脚步。华夏大地上，有元谋人、蓝田人、山顶洞人的足迹，有夏商西周青铜文化的盛行；有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辉煌，有东临碣石、西进取经的遗迹。我们古老而富有活力的华夏文明，历经时间的洗濯越发熠熠生辉。朝代更迭，却不能磨灭我们延续五千年的文化。在博大文化的滋养下，我们中华儿女腹有诗书气自华，身怀傲骨应铮铮！历史有万邦来朝的繁华，亦有黑暗受辱的暗淡。我们有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战败，有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侵华的耻辱；但我们也有虎门销烟的豪情，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儿女是最伟大的！我们要以史为鉴，不忘根本，在新时期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扬我国威，振兴中华！
赵匡胤统一的脚步越来越紧，974年，他两次遣使让李煜来东京开封面圣，两次被拒绝。赵匡胤以出兵相要挟，李煜表现出了少有的顽强，他慷慨地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即使战败，也要“聚室而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赵匡胤听了他这些豪言壮语，不怒反笑：“此措大儿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后来赵匡胤的话果然应验。李煜在军事上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北宋大将曹彬在长江上搭起了浮桥，大军陆续过江时，坐在宫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对大臣张说：“我也以为曹彬此举近于儿戏，江上架桥，亘古未闻，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兵临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宫中与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赏画作词，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一天，他登上城墙去巡视，才发现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帜，京师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脚，他连忙让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节委屈地解释：南唐对太宗一向够奴颜婢膝的了，只是因为有病才拒诏，不能到开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锋相向。赵匡胤则充满霸气地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言他人酣睡！”开宝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来堆好了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随着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国破。 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带到了开封，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将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追思这样一个帝王，后世人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词独步古今、天下无双，后期的经历尤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独特境界，写出了“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表现却极其幼稚、低能。北方从北周柴荣起就屡有吞并南唐之心，赵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虎视鹰扬，而后主却一心只想虚与委蛇，称臣、倾国力上贡、收买北宋大臣，幻想与虎谋皮，苟且偷生；内政不修，佞佛成性，宴乐无度，亲小人、远贤臣；外交上一无是处，更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汉时，坐视不管；军事上战事未开，先自毁长城，杀了为北宋忌惮的名将，在北宋大军猛攻长江防线时却又无所作为，任其浮桥搭就，天堑变通途；金陵城被围困，犹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如此帝王，称其为昏君，也毫不为过。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却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积而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没有亡国之痛，就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佳作，这就是所谓 “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没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训，南唐国灭149年后，同一幕惨剧再次上演，这一次，主角却换成了灭国无算的赵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场了……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在世的时候，中主李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初一历史论文范文
导语：人类的历史是一条浩瀚的长河。几千年来，人类泛着时代的轻舟，在历史长河上留下了一道道长痕。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初一历史论文范文，欢迎大家阅读与借鉴！
前 言
忧患意识作为我国文化中特有文化现象，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同时忧患意识作为一种情感体验与心理活动，其对于人的日常行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初中生受到知识水平以及生活阅历的影响，其虽然能够在生活与学习过程中，与时俱进的接受各类新的知识与技能，但是由于其对于我国历史发展进程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使其缺乏必要的忧患意识[1]。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实现初中生忧患意识的有效培养，需要将历史教学与忧患意识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提升初中学生的忧患意识，促进其健康发展，满足时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对于人才培养工作以及历史教学的客观要求。
1、初中历史教育中忧患意识教育的现状
对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中忧患意识教育现状的全面分析，能够帮助教育部门与老师进一步明晰忧患意识教育在初中历史教育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以及忧患意识教育的核心要求与重点环节，进而为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必要的参考。
初中历史教学目标与忧患意识教育偏离
在新课改的教育背景下，我国初中历史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模式等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与优化，实现了初中阶段历史教学的科学性。但是从忧患意识教育的角度来看，其仍旧存在一些不足与缺陷。其在进行情感教学目标设置的过程中，虽然涉及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相关内容，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必要的解读与传授，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认知，逐步培养起学生的历史感与责任感[2]。同时通过对欧美以及亚非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知识的讲解，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观念，能够以一个更为良好、更为开放的心态，进行相关学习活动。无论是爱国主义教育、历史责任感教育以及国家意志的培养，初中历史教学都没有将忧患意识教育进行突出，这种教学目标的偏离以及界限划定的模糊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忧患意识教育在初中历史课堂开展的质量与水平。
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缺乏有效连接
初中历史教育的开展以历史教材以及相关知识框架为主要依据，在相关教材内容以及知识框架内，开展相关教学活动，才能够保证学生历史知识学习的质量与水平，才能够全面实现学生历史思维与价值观的科学培养。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很难找到相关切入点，进行忧患意识教学工作。例如，在进行抗日战争相关知识讲授的过程中，教师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讲起，帮助学生理清1945年全面抗战，以及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英雄任务以及著名战役，通过相关视频以及资料，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其自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历史责任感，但是却很难进行忧患意识的讲解，即便是教师进行了一定的引导，但是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使得忧患意识教育与历史教学工作无法进行连接[3]。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才使得现阶段我国初中阶段历史教学工作中，忧患意识教育的质量与水平不高，难以满足实际的教育需求。
2、初中历史教学开展忧患意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初中历史教学开展忧患意识教育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需要相关教育主管部门以及教师明确现阶段忧患意识教育存在的不足，采取针对性的.教育手段，不断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提升忧患教育的质量。
历史课堂实践与忧患意识教育的结合
针对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育目标与忧患意识教育偏离的情况，在进行初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教师要明确忧患意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采取应对策略，将其作为课堂知识传授以及考察的重要内容，将其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不断对学生进行启发，使得其逐步形成忧患意识，进而实现忧患意识教育的教学目标。例如在对我国古代史中奴隶制以及封建制度形成与发展相关知识讲解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遗迹以及文物的说明，使得学生培养起优越感以及自豪感，同时通过对一些暴政以及明清时期历史知识的介绍，并与学生进行必要的课堂讨论，让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进而居安思危，形成必要的忧患意识[4]。
历史课外延伸与忧患意识教育的结合
为了实现初中历史教学与忧患意识教育有机结合，需要以课外延伸为突破口，通过开展知识竞赛、主体展览、班报设计以及专家讲座等形式，使得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将历史知识的学习与忧患意识教育结合起来，促进忧患意识教育工作的质量与水平。结语忧患意识教育与初中历史教学的结合，对于推动学生的健康快速发展以及实现社会主义人才的高效培养工作的有序开展，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确保忧患意识教育开展的质量与水平，文章从现阶段初中历史教学中忧患意识教育的现状入手，明确其存在的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推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忧患意识教育的有序开展，为后续教育工作的开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参考文献：
[1]缪世娟.历史课堂的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忧患意识-以一堂初中历史抗战课程的教学为例[J].才智,2016(19):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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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莉.初中历史教学如何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5(11X):23-24.
[4]张宝林.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忧患意识[J].学周刊,2015(28):46-17.
论文——秦朝的速亡与法家思想 秦国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完成了“初税亩”改革，秦国于186年后才开始“初租禾” 改革。也就是说，作为当时国家根本经济制度的耕地管理及使用体制，秦国落后其他先进国家近200年。限于国家实力，在外交上秦国从未主持过任何盟会，所谓“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名不符实。 公元前359年，商鞅入秦，秦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版图开始向中原膨胀，20年内由第三世界跳入超级大国行列。从秦孝公起，历代国君均以“法”治国，迷信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此后几乎每一代君主都取得了辉煌武功，这也似乎一次次印证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绝对性和必要性。当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看着秦国版图不断扩张时，他们看不到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他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法家治国理念是一把难以控制的双刃剑，自己在挥舞它走向大一统之路时也砍伤了自己。 到了秦朝始皇帝时期，始皇帝只看到了前代君主以“法”治国的辉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巨大矛盾和隐患，坚信自己对法家思想的理解和掌握。始皇帝把法家思想的功利目地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也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到秦二世时期，百十号手持木棍和竹竿的流亡劳工就轻易点燃了这个巨大的火药桶，秦朝速亡。 秦朝不是亡于二世，也不单纯是亡于秦始皇，秦孝公和商鞅决定变法时，不仅在商鞅日后的棺材上钉下了第一根钉子，也在日后秦帝国的棺材上钉下了第一根钉子。此后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在把法家思想的先进性和局限性都奉为圭臬加以运用时，都不断地在为秦朝的速亡积累条件。 一，商鞅变法带来的光明和隐患并存 公元前356年，秦国改革开始。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以功定爵，建立郡县，实行什伍制度。对生产力最大的划时代促进是以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实行土地私有，废井田、开阡陌，鼓励生产，统一度量衡。（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页）16年后，击败当时如日中天的魏国，夺得西河之地。能染指三晋，标志着秦国一跃而为超级大国。秦国于20年内由“国家内忧，未逞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而羽化为“天子致伯，诸侯毕贺”。这类似于今天一个非洲小国经过天翻地覆的改革，凭急遽上升的综合国力在20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也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此后的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当然不会对法家思想加以正确的扬弃，恰恰相反，他们代代把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变本加厉，代代培养法家思想的后天缺陷，代代沉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有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 （一）绝对君主权极端恶性膨胀 相对关东各国，秦国君主权原本缺乏道义及制度上的制约。商鞅改革没有进一步把君主权神圣化，而是以制度和具体刑罚行为进一步把君主权绝对化。秦孝公颁法，太子犯（其实也就是非议），商鞅刑罚太子，作为替罪羊，把太子一个老师脸上刺了字，此后又割了一个老师的鼻子（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页）。表面上这体现了秦孝公改革的决心，但这也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太子未叛未逆仅犯国君之法亦处刑罚（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太子的老师作为贵族，享有刑不上大夫的当然特权，亦处肉刑。"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3291页），在绝对化君主权面前，一切都在可处任何刑罚之列。此后，法家思想及法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韩非.《韩非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86页）；"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 韩非.《韩非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89页）对此秦国历代君主欣然受教。虽然此后在秦国仍存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但秦昭王时期已基本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到秦始皇时期绝对君主权已恶性膨胀到顶点。 （二），愚民政策制度化、绝对化，导致愚民自愚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商君书.弱民》岳麓书社.1990年版）。为什么弱民？因为“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也” （ 商鞅.《商君书.画策》岳麓书社.1990年版）。这一施政目标首先就在政策制度及道义上把君推到民的对立面，这已预言日后秦帝国的万劫不复。如何弱民？就是强迫民众去“淫”返“朴”，强使民众愚蠢麻木，剥夺民众智商情商指数，清除民众独立思考能力。具体手段是把礼、乐、《诗》、《书》直接列为有亡国之俗危害的禁书（ 商鞅.《商君书.靳令》岳麓书社.1990年版），禁止求学讲学及文化娱乐活动，禁止其他流派思想，全国上下只能听到法家思想的声音。学识渊博表达能力强的知识分子“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 （ 商鞅.《商君书.约刑》岳麓书社.1990年版）在法家和秦君看来，愚民政策是万能灵药，只要愚民，就会掀起大生产运动，“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 只要愚民，军队就会提生战斗力，涌现无数战斗英雄，“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 商鞅.《商君书.农战》岳麓书社.1990年版）。不同的是，与时俱进的法家只会把愚民政策当一时之灵药，而从结果上看，历代秦君和当国重臣均把愚民政策当万世之灵药，虽然也有例外，如吕不韦和他的《吕氏春秋》。 我们知道，民智是任何社会制度所遏止不住的，愚民政策到最后只能是导致愚人自愚。当自以为已达愚人目地时，秦国君主和当国重臣已患了自闭症；当发现未达到愚人目地，而愚民政策又是以重刑酷刑为依托时，就会有焚书坑儒这类丧心病狂的自灭行为。此时愚民不仅导致自愚，也必然导致自毁。 （三）重刑酷刑成为秦国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 商鞅在改革伊始就为秦国今后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了根本基调，那就是以法施政。法基本专指刑法，轻罪重刑，重罪酷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商鞅.《商君书》岳麓书社.1990年版）最典型最残暴流毒最远的是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若未及时举报，一人犯“奸”其他同一什伍的九家街坊全腰斩。一人“流”则九家同“流”， 一人“囚”则九家同“囚”。此后这一连坐法经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不断加工，愈织愈密，愈织愈苛，终于在百年后把大一统秦王朝加工成一个全国性的集中营。 商鞅改革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制度改革成功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重刑酷刑作为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来实现改革，只能用于此时而非彼时，只能用于一时而非累世。“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商君书.更法》岳麓书社.1990年版.），但秦国此后法重刑酷刑之古百年。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急功近利且守株待兔，根本看不到法家思想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拒绝考虑法家思想“法者，所以爱民也”的深刻内涵。把商鞅改革的暴烈手段看作万世之法，一代谬于一代地传导下去。“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323页）在秦国历代君主手中修正为刑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 把商鞅以刑去刑的偏激彻底走到极端，“弃灰于道者弃世”——把生活垃圾扔到交通公路上就公开处死，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血腥的环保成文法（《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79页）。“明德慎罚”（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359页）在孝公手中就彻底抛弃，此后刑愈来愈重愈来愈酷，“续六世之余烈”，终于在始皇帝时期秦王朝的疆域遍地刑场。 二，秦始皇版的法家思想成为埋葬秦王朝的铁锹 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经百年积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有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 （一）绝对君主权恶性膨胀到登峰造极 秦始皇的方法论在表面上看，似乎过于直线思维。他虽然教育程度高，但对所谓“五帝用德化”（恒谭.《新论.王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6页）根本不屑一故。对于以“大人世及以为礼”（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3页）的固权之法连提都不提， “事皆决于法”。（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3页）这里的“法”是什么？“法”是君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4页）法即是君，君却不仅仅是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韩非子.扬权》.岳麓书社.1990年版），韩非虽死于秦狱，但他的极端君权思想永远活在秦始皇心中。秦始皇亲政后建立独裁的第一步骤简单残酷而有效——族灭仲父吕不韦（司马迁.《史记.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89页）。这倒不是因为吕不韦政治理念和施政手段与秦始皇格格不入，而是“仲父”的智慧太高、功绩、影响太大、施赢政的恩也太大——赢政在他面前，非但不是“法”，不是“圣人”，连独裁都做不完全。这一信号告知所有人一个血淋淋原则：妨碍“圣人执要”只有一个下场，哪怕是秦始皇的同母弟弟或恩人“仲父”。 李斯为相后，秦始皇绝对独裁模式出现过一丝微弱的不合偕音符，但被秦始皇迅即扑灭。由于李斯的法家思想和秦始皇丝丝入扣，其才华能力极为秦始皇欣赏倚重。加之其在秦王朝大一统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贡献，相权在不自觉中滋长起来，也在秦始皇心中不自觉地滋长成心病。秦始皇在宫中高台偶见李斯宰相出行，从者千人，声势煊赫，面有不悦。李斯得知后即于次日出行时减少仪仗队和警卫队规模，秦始皇在宫中高台再见后大怒，认为是前一日自己左右的随侍中有人告密，尽杀随侍几十人。这对秦始皇和李斯而言，都是很可怕的一件大事。对秦始皇而言：自己一言未发而微妙信息就传给了位极人臣的宰相，如今宰相的权力和影响力不问可知。对李斯而言：这是一个严重警告，若不收敛相权，结果不问可知。从此，这位企羡官仓之鼠的法家思想实行家其命运已昭然若揭。
我初中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都忘了初一讲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