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的观念,渊源于中国儒学伦理,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企业成为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 中日企业理念的比较 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灵性主义是在强调价值观、经营信念的确立和驱动下,灵活地、随情顺势地完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从而面对复杂的、多变的企业状况及出现的问题,得以选择正确的认识角度和最佳的处理方法。日本企业不是以目标管理法、成本利润分析法等理性工具作为管理基础,而是将企业的价值观念及其信念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石,再由此推导出具体的经营管理规则、目标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表现出其经营哲学的“灵性主义”特色。 中国企业的关系主义中国企业管理的哲学基础,直接渊源于传统文化。从管理观念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为教化至善的理念,确立了以“重生”为特征的人本位。人与人之间强调“伦理人”与“社会人”,“伦理”为“天道”,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关系,即共存共荣、同舟共济。管理管的是理,是“灵性”,是通过管“理”服人,以己推人。所以,中国人强调管理中的教化功能,即“晓之以理,明之以道”。从管理目标来看,中国人强调致中和、求稳定和求发展,在必然中求自由,提倡君子固而不比、致公无私、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知仁达义。其表现是:仕居其位,人尽其才,无尽其力,安居乐业,顺理理通,和谐安定。所以,中国企业多强调以群体大目标融入个人小目标、人心的稳定和生产的常规化运转,然后才是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从管理对象来看,中国注重对人的管理,强调人事共有一理、情理相融、同舟共济、礼仪为先,从而达到合理、合情、合法。所以,与西方的规格化、标准化、独立化管理特征相比,中国企业更常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启发人的内心道德自觉,以发挥组织的群体影响。与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相比,中国企业并不完全表现为那种随情顺势的灵性态度,而是强调以理通情,理在情中,反对缺乏灵魂式的变动不居。变的灵活态度应以理为髓,以理为导,强调的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方式。 中日企业价值观的比较 日本企业具有团队意识1975年,日本丰田公司收到员工创造发明设想的建议达万件,采用率为83%,为此支付奖金亿日元,而当年仅制造部门的收益就达160亿日元。松下电器公司2 100名员工一年内提出创造发明设想28万项。这些数据表明了日本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表明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团队主义意识和作风。团队主义的基本特点既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效能,又要保持“团队”内部的“和”以及维护和发展整个团队的利益。日本人的“团队意识”是个人在加入特定的集团为存在前提的;个人与集团(团体)的关系几乎维系终身;集团(团队)成员之间没有硬性的“契约”,义务和责任具有弹性。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常称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家里的公司”,在公司供职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 中国企业具有集体主义意识我国企业,从价值观要素来分析,无疑表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其特征为:(1)集体价值认同具有多重性,即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是多重的。小到非正式团体、班组和车间,大至分厂、总厂,乃至国家、社会,是同时作用于个人的价值认同的,这就使得人们既体会到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又使得归属、跟定意向很难聚焦和集中;(2)集体意识的形成是双向的,即企业员工一方面具体地归属于某一特定团体中,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想化、更高层次集体目标的牵引。现实归属与理想追求是并生运作的;(3)员工对集团的向心力具有不完全性。由于集团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集体对个人的绝对优越化,我国企业职工对集体的向心力,一方面随着指向多重目标的过程中散射和弱化了;另一方面,一部分向心力又返归个人自身,形成了集团向心力的不完全性。与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相比,两者的不同点为:第一,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拟家族关系、日本式的以“诚”“忠”为核心的义理等。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其民族文化背景则不尽一致,传统文化中的“孝”、“礼”多表现为一种外在伦理规范,同时又强调一种“独立人格”,“忠”也是有条件的,“忠”的对象具有嬗变性。所以,日本的团队意识具有较彻底的内心认同与行为指向的一致性;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心理与行为的非完全重合。第二,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是以普遍化的大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团队精神具有相当的心理环境优势。例如,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团体大都与工作目标同归趋,工作和生活领域的集团认同有机整合在一起。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血缘连带的特点,在企业中,一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集体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非工作关系的群体组合,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有与工作目标趋同的,表现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很强的“自我利益团体”,从而滋生了我国企业内一些诸如“关系网”、“内耗”等不良现象。第三,日本企业以“非专业化的成功道路”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价值取向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企业由于人事制度的“结构性症结”尚未完全解构,集体价值取向几乎覆盖了自我发展需求,个性发展凭籍“机会获取”、“位置优势”等非正式途径来实现。 中日企业的经营观念比较 日本企业的“经营即教育”日本企业经营是以“人性”为导向的。日本企业的经营者认为,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开发、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最终利润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质量,以精神潜能的发掘为前提。所以“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的教育训练投资投入产出系数最大,是最核算的投资”,“职工能力的提高与企业利润呈几何级数关系”。“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家们的共识。“经营即教育”的企业思想包含着如下内容:(1)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应是社会对企业的委托,实现这一重任,需要企业全员的共同努力(2)企业经营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任务。(3)必须依靠教育在企业员工中根深蒂固地植入“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的思想基于上述理念,日本企业都几乎以“教育为本”。例如,松下公司每年的教育投入占总数成本的10%。松下幸之助提出“造物之前必须先造人”。整个丰田公司的口号是,“既要造东西,又要造人”,推崇“以造就人为根本”。 中国企业的经营特征从经营目的来看我国企业,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在创利润的同时尽社会责任。这是由我国企业性质决定的,企业不仅仅是赢利单位,同时兼具多重任务。例如,承办几乎全部的社会公共事业项目和生活设施,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名目繁多,包括企业自愿不自愿的“赞助”等等;(2)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由于多重身份、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在经营中,对事业的追求远大于对利益的追求。由于企业家的经济利益不是出于企业利润,而是出自企业成本,企业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理人与管理者,多把经营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追求,赢利的动机并非很强或唯一。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企业家自身多具有一种“利润至上”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理想追求受多种因素、多重身份制约而受阻的话,便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等非正常现象;(3)我国企业的“育人”功能也是很强的。社会主义企业肩负着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职责。从企业模式来看,终身用工制以及重视社会范围的国家所有制、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企业教育提供了独特优势。与日本企业“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同,我国企业更注重职工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保证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日企业管理特征比较 日本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日本企业从管理形态来讲,表现为一种全员参与。这种全员参与表现在:(1) U型(先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决策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决策定夺之前的疏通,广泛地征询意见,有关人员反复协商,目的即集中众智、全员参与;(2)日本企业员工的责任区划是全面性的,并不是界定在特定范围内。日本公司雇员的责任是全面化的,不同于西方企业具有特定的任务与责任区域,这也决定了在管理过程中自然是全员参与;(3)日本企业也非常注重引导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发挥的管理效能,日本企业中存在着许多非正式团体,如同窗会、同乡会等,企业一般鼓励支持这些团体存在,并引导其自愿组织质量管理小组、攻关小组、合理化建议小组等,广泛地吸收其参加各级各类管理活动,让他们发挥其管理的功能,这是全员参与管理的突出表现。日本企业全员参与管理的风气,归根到底是为终身雇用制的确立,形成了所谓“劳资利益”或“运”共同体,客观上促成了全体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发展、繁荣的关心。 中国企业的管理特征我国企业由于文化、制度模式的强制约,管理征具有独特性。(1)管理目标的多元化。经济目并非我国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包括伦理目标、政目标、人事管理、行政目标等等,都是企业追求的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在特定时期,甚至超过了经目标的追求强度;(2)企业管理活动的政治化色彩浓。这表现在:企业一方面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一级行政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的一条主线;企业既有相对独立权限,又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企业领导体制包党委思想政治系统,管理手段不仅有经济性的,也政治性的(如政治动员、行政命令、思想政治等);(从管理的组织模式来讲,偏重于“人事管理”。这体表现在:人事部门在企业部门体系中居于突出位、重要的地位;企业员工既关心生产、经营,更关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培养、上下级信任的保持、自身严得到社会承认、友谊与信任的发展、威信的提等,企业中“人际网络效应”较强;人际因素往往覆了其它管理因素(如客观化、制度化、科学化因素)3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引发的几点启示 重视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理念的培育企业理念包含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即一个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本企业生经营的行为、员工工作行为以及企业公众形象的理等问题的总的看法。企业理念是长期形成的、全面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理定势和文化积淀。其次,企业理念还包括企业神,即企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信念不懈追求。它是一个特定的企业基于自身的性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长期培养形成它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外化。第三,企业理念还括企业道德,即企业行为的一种伦理意识和道德价,同时也包括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研究表明,只有将企业理念作为整个企业运的灵魂,企业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有机的协调,形鲜明的个性,并为达成目标而将员工紧密凝聚在起,使他们自然地融于这种文化中,体会和体现这种文化,并为其不断完善而进取。由此,企业理念成为加强企业凝聚力的一块磁石。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理念教育,教育员工“一切以顾客为中心”,勇于创新,注重品格修养,为企业、社会做贡献。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创建学习型企业,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员工素质的竞争,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能有高素质的企业。而员工的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的实质是学习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惟一的优势来自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能力。IBM每年为内部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投入多达20亿美元以上,不仅创建了各类培训学院,还建立了网上大学;西门子公司把培训看作是竞争的要素之一,它在国内外共拥有600家各种培训中心,每年参加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员工多达15万人。在日本,新员工首先被送入培训机构学习和受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班,这成为日本一些企业的一项制度。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说,重视员工的学习培训,关注员工的全面发展,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浓厚的团队学习氛围,并激励员工把学习能力转化为创造能力,从而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正是企业文化所要求的,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培养团队精神,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意识“松下人”提出了这样的信条:惟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进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我们应借鉴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长处,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企业要为员工尽心尽力,员工要为企业尽职尽责,同事间要真诚合作,劳资双方要进行思想沟通,共同克服困难。同时,重视培养职工忠于企业的观念,树立团队精神,鼓励员工入股,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当”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在注重员工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形成共同体意识。 ,政治工作从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不难发现,日本企业文设的许多东西,都是日本人从我们这里拿去的。深知,我国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决定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涵上的丰富性、独特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学文化向来人的思想品德、观念、情操培养和修身养性:在人的关系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处理个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比如,诚实、忠厚、善良、守信、求实、节俭、仁爱。因此,我们应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加强做人的品德教育和做事的职业道德教育。
日语论文题目
学日语的朋友你们是否还在为选择论文得题目而烦恼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日语论文题目，欢迎大家阅读!
一、认知视域下的汉日场所惯用语对比研究
二、日语翻译实践中的误用表达分析
三、日语听力理解中跨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
四、重命名翻译的必要性——以语用等效观看日语电影片名翻译
五、日语陈述副词“とても”考察——以“とても”与日语可能表达的共现为视点
六、民族地区高校二外日语教学改革初探——以吉首大学为例
七、日语助言行为中句末出现的“配虑表现”
八、现代日本人の集団意识の変化について
九、浅谈日语中的模糊〈暧昧〉表达
十、高校日语专业期末测试项目分析的基础研究
十一、日语学习中的日语汉字分析
十二、关于汉日同形词“意外”的对比研究
十三、独立学院“高级日语”课程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十四、体验式日语教学模式研究
十五、日语词汇对汉语的影响探究
十六、从四字熟语谈中日文化差异
十七、跨文化视域下中日敬语原则及翻译、表达策略
十八、中日对译过程中的“体”表现
十九、论日语教学的文化导入
二十、《源氏物语》中和歌汉译的比较研究
二十一、基于标准商务日语考试的商务日语教学评价与探索
二十二、中国日语学习者中日同形异义语的误用研究
二十三、中日同形词的习得与语言迁移
二十四、浅析标点符号的作用及翻译策略——以《且听风吟》的林少华译本为例
二十五、认知过程中提高日语词汇习得效果的方法探究
二十六、三语习得理论视角下英语专业二外日语教学研究
二十七、中日互动词“遗传”考辨
二十八、跨学科日汉翻译的实践探索
二十九、试论汉语直译成日语产生的损害面子行为
三十、科技日语资料的翻译特点
三十一、网络时代双向文化导入的日语教学
三十二、日语借词对汉语的渗透和影响
三十三、关于二外日语教学引入“微课”的探析
三十四、翻译教学中母语负迁移的规避对策
三十五、在节奏旋律中呈现语言的音乐美
三十六、日语自动词被动句和汉语领主属宾句对比研究
三十七、浅谈中国日语学习者对“态”的误用
三十八、高职院校日语专业校企合作双向参与的育人模式探索
三十九、高校日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策略研究
四十、社会语言学视角下的'日本近代时期自称词复数形式研究
四十一、日语翻译语言的范化及特化现象研究
四十二、日语“新语”与“流行语”的比较研究
四十三、先行词为语段的“その”的功能研究
四十四、日语被动句在会话中的使用情况及功能分析
四十五、“理”与“理窟”——中日古代文论中的“理”范畴关联考论
四十六、也谈文体与翻译——兼与林璋商榷
四十七、论日语动词意志性特征
四十八、日语中命令句与请求句的对比研究──以「シロ」与「~てください」为例
四十九、日汉定中关系“V-N”型复合词比较──以日语“和语动词”和汉语“单音节动词”为例
五十、从中古汉语入声字看日语汉字词中的促音
五十一、日汉口译研究的扩展性观察与对比性思考
五十二、高结合度“形容词する”的语义功能新探
五十三、基于关联性理论的元话语推理制约性分析
五十四、论日语分裂句的定义
五十五、新建本科院校转型下日语专业发展的理论思考
五十六、中日商务洽谈中常见语用偏误研究
五十七、“全人教育”理念模式下日语翻译教学方法探讨
五十八、小组合作学习日语教学模式探析——以日本凹型文化的集团意识为视点
五十九、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六十、日语推量表达「そうだ」「ようだ」的教科书分析——以《现代日本语》《综合日语》《新编日语》为例
六十一、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中日语言差异产生冲突的问题因素
六十二、日语的民族表达及文化心理研究
六十三、恩惠意识下中日授受表现对比研究
六十四、浅析日本语言政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六十五、日伪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
六十六、彝族撒尼民间叙事长诗《阿诗玛》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
六十七、基于社会需求调查的JSP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分析为中心
六十八、浅析汉字“前”在汉日语中的空间认知语义差异
六十九、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启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七十、认知风格对日语学习者听力理解的影响
七十一、“左、右”空间隐喻概念的汉日对比研究
七十二、中日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分析及对策
七十三、中日“虫”的语言意义认知与文化模式比较
七十四、日语相互动词研究
七十五、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典范——论日本盐田力藏译注《陶雅新注》的价值
七十六、从话题出发看汉日语指示词照应功能之对比
七十七、日语写作中的误用现象及对策
七十八、“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以“善于交际、好接触的人”为中心
七十九、中日谚语比较视域下日本人的自然观
八十、刍议晚清日语译才应势而起之契机
八十一、翻转课堂融入大学公共日语教学的探索
八十二、日本语言推广教材的开发及其特点
八十三、商务日语口译特点及策略
八十四、论高校日语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
八十五、日语流行语「草食男子」的语义扩展与认知
八十六、日语语言文体研究中的计量方法
八十七、日语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八十八、作为高校日语教育参照标准的JF Can-do及其整合策略
八十九、《JF日语教育Standard 2010》对基础日语课程教学的启示
九十、从动词语义看日语“知る”和汉语“知道”的对译
九十一、日本传播渠道与寒山诗误读的产生
九十二、现代日本女性终助词使用变化趋势
九十三、日语动物谚语中“马”的含义
九十四、大连地区日语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九十五、源自唇内入声[-p]的日语汉字的ツ音变探究
九十六、《新版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教材分析与改进对策
九十七、汉日外来语音系调整的优选论
九十八、认知语言学理论在日语专业基础教学中的应用
九十九、中日数字文化观比较分析
一百、农业科技日语术语汉译适应化现象分析
一百〇一、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商务日语专业课程体系建设途径探析
一百〇二、日语专业四级考试文字试题部分的内容效度分析
一百〇三、对汉源日语量词认知研究的思考
一百〇四、网络环境下大学生日语自主学习模式探索
一百〇五、从“胳膊拧不过大腿”和「长いものに巻かれろ」看中日“时务观”
一百〇六、浅议日语借词对汉语及日语教学的影响
一百〇七、高职院校日语选修课教学改革浅析
一百〇八、中日汉字词的研究以及教学策略
一百〇九、浅议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多样性
一百一十、多媒体信息技术应用之高校日语“微课”教学方法探索
1、日语相互动词研究
2、中国陶瓷典籍深度翻译的典范——论日本盐田力藏译注《陶雅新注》的价值
3、“性向词汇”的汉日对比研究——以“善亍交际、好接触的人”为中心
5、意识形态操控下梁吭超对《佳人奇遇》的改写
6、翻转课埻融入大学公共日语教学的探索
7、基亍社会需求调查的JSP课程教学设计研究——以商务日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分析为中心
8、商务日语口译特点及策略
9、日伪时期的语言政策研究
10、中日“婚嫁”忌讳语对比研究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比较文学老师就是研究日本文化的，我们听了好多的中日文化比较，这是研究生的论文范围，请恕本人的寡学，了解日本才能在这些方面谈，对比建立的了解基础 之上，
在百度网上找企业然后在打上中日就可以找到了采纳我的答案哦
知道南京大屠杀吗，呵呵，哪说明你历史学的好，等着我会举行广岛大屠杀，知道哪个国家送你们2颗原子弹吗，呵呵，等到时候送我们中国送你们4个
2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的观念,渊源于中国儒学伦理,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企业成为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 中日企业理念的比较 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灵性主义是在强调价值观、经营信念的确立和驱动下,灵活地、随情顺势地完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从而面对复杂的、多变的企业状况及出现的问题,得以选择正确的认识角度和最佳的处理方法。日本企业不是以目标管理法、成本利润分析法等理性工具作为管理基础,而是将企业的价值观念及其信念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石,再由此推导出具体的经营管理规则、目标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表现出其经营哲学的“灵性主义”特色。 中国企业的关系主义中国企业管理的哲学基础,直接渊源于传统文化。从管理观念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为教化至善的理念,确立了以“重生”为特征的人本位。人与人之间强调“伦理人”与“社会人”,“伦理”为“天道”,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关系,即共存共荣、同舟共济。管理管的是理,是“灵性”,是通过管“理”服人,以己推人。所以,中国人强调管理中的教化功能,即“晓之以理,明之以道”。从管理目标来看,中国人强调致中和、求稳定和求发展,在必然中求自由,提倡君子固而不比、致公无私、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知仁达义。其表现是:仕居其位,人尽其才,无尽其力,安居乐业,顺理理通,和谐安定。所以,中国企业多强调以群体大目标融入个人小目标、人心的稳定和生产的常规化运转,然后才是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从管理对象来看,中国注重对人的管理,强调人事共有一理、情理相融、同舟共济、礼仪为先,从而达到合理、合情、合法。所以,与西方的规格化、标准化、独立化管理特征相比,中国企业更常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启发人的内心道德自觉,以发挥组织的群体影响。与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相比,中国企业并不完全表现为那种随情顺势的灵性态度,而是强调以理通情,理在情中,反对缺乏灵魂式的变动不居。变的灵活态度应以理为髓,以理为导,强调的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方式。 中日企业价值观的比较 日本企业具有团队意识1975年,日本丰田公司收到员工创造发明设想的建议达万件,采用率为83%,为此支付奖金亿日元,而当年仅制造部门的收益就达160亿日元。松下电器公司2 100名员工一年内提出创造发明设想28万项。这些数据表明了日本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表明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团队主义意识和作风。团队主义的基本特点既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效能,又要保持“团队”内部的“和”以及维护和发展整个团队的利益。日本人的“团队意识”是个人在加入特定的集团为存在前提的;个人与集团(团体)的关系几乎维系终身;集团(团队)成员之间没有硬性的“契约”,义务和责任具有弹性。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常称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家里的公司”,在公司供职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 中国企业具有集体主义意识我国企业,从价值观要素来分析,无疑表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其特征为:(1)集体价值认同具有多重性,即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是多重的。小到非正式团体、班组和车间,大至分厂、总厂,乃至国家、社会,是同时作用于个人的价值认同的,这就使得人们既体会到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又使得归属、跟定意向很难聚焦和集中;(2)集体意识的形成是双向的,即企业员工一方面具体地归属于某一特定团体中,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想化、更高层次集体目标的牵引。现实归属与理想追求是并生运作的;(3)员工对集团的向心力具有不完全性。由于集团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集体对个人的绝对优越化,我国企业职工对集体的向心力,一方面随着指向多重目标的过程中散射和弱化了;另一方面,一部分向心力又返归个人自身,形成了集团向心力的不完全性。与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相比,两者的不同点为:第一,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拟家族关系、日本式的以“诚”“忠”为核心的义理等。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其民族文化背景则不尽一致,传统文化中的“孝”、“礼”多表现为一种外在伦理规范,同时又强调一种“独立人格”,“忠”也是有条件的,“忠”的对象具有嬗变性。所以,日本的团队意识具有较彻底的内心认同与行为指向的一致性;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心理与行为的非完全重合。第二,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是以普遍化的大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团队精神具有相当的心理环境优势。例如,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团体大都与工作目标同归趋,工作和生活领域的集团认同有机整合在一起。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血缘连带的特点,在企业中,一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集体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非工作关系的群体组合,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有与工作目标趋同的,表现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很强的“自我利益团体”,从而滋生了我国企业内一些诸如“关系网”、“内耗”等不良现象。第三,日本企业以“非专业化的成功道路”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价值取向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企业由于人事制度的“结构性症结”尚未完全解构,集体价值取向几乎覆盖了自我发展需求,个性发展凭籍“机会获取”、“位置优势”等非正式途径来实现。 中日企业的经营观念比较 日本企业的“经营即教育”日本企业经营是以“人性”为导向的。日本企业的经营者认为,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开发、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最终利润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质量,以精神潜能的发掘为前提。所以“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的教育训练投资投入产出系数最大,是最核算的投资”,“职工能力的提高与企业利润呈几何级数关系”。“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家们的共识。“经营即教育”的企业思想包含着如下内容:(1)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应是社会对企业的委托,实现这一重任,需要企业全员的共同努力(2)企业经营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任务。(3)必须依靠教育在企业员工中根深蒂固地植入“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的思想基于上述理念,日本企业都几乎以“教育为本”。例如,松下公司每年的教育投入占总数成本的10%。松下幸之助提出“造物之前必须先造人”。整个丰田公司的口号是,“既要造东西,又要造人”,推崇“以造就人为根本”。 中国企业的经营特征从经营目的来看我国企业,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在创利润的同时尽社会责任。这是由我国企业性质决定的,企业不仅仅是赢利单位,同时兼具多重任务。例如,承办几乎全部的社会公共事业项目和生活设施,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名目繁多,包括企业自愿不自愿的“赞助”等等;(2)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由于多重身份、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在经营中,对事业的追求远大于对利益的追求。由于企业家的经济利益不是出于企业利润,而是出自企业成本,企业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理人与管理者,多把经营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追求,赢利的动机并非很强或唯一。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企业家自身多具有一种“利润至上”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理想追求受多种因素、多重身份制约而受阻的话,便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等非正常现象;(3)我国企业的“育人”功能也是很强的。社会主义企业肩负着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职责。从企业模式来看,终身用工制以及重视社会范围的国家所有制、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企业教育提供了独特优势。与日本企业“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同,我国企业更注重职工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保证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日企业管理特征比较 日本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日本企业从管理形态来讲,表现为一种全员参与。这种全员参与表现在:(1) U型(先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决策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决策定夺之前的疏通,广泛地征询意见,有关人员反复协商,目的即集中众智、全员参与;(2)日本企业员工的责任区划是全面性的,并不是界定在特定范围内。日本公司雇员的责任是全面化的,不同于西方企业具有特定的任务与责任区域,这也决定了在管理过程中自然是全员参与;(3)日本企业也非常注重引导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发挥的管理效能,日本企业中存在着许多非正式团体,如同窗会、同乡会等,企业一般鼓励支持这些团体存在,并引导其自愿组织质量管理小组、攻关小组、合理化建议小组等,广泛地吸收其参加各级各类管理活动,让他们发挥其管理的功能,这是全员参与管理的突出表现。日本企业全员参与管理的风气,归根到底是为终身雇用制的确立,形成了所谓“劳资利益”或“运”共同体,客观上促成了全体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发展、繁荣的关心。 中国企业的管理特征我国企业由于文化、制度模式的强制约,管理征具有独特性。(1)管理目标的多元化。经济目并非我国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包括伦理目标、政目标、人事管理、行政目标等等,都是企业追求的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在特定时期,甚至超过了经目标的追求强度;(2)企业管理活动的政治化色彩浓。这表现在:企业一方面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一级行政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的一条主线;企业既有相对独立权限,又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企业领导体制包党委思想政治系统,管理手段不仅有经济性的,也政治性的(如政治动员、行政命令、思想政治等);(从管理的组织模式来讲,偏重于“人事管理”。这体表现在:人事部门在企业部门体系中居于突出位、重要的地位;企业员工既关心生产、经营,更关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培养、上下级信任的保持、自身严得到社会承认、友谊与信任的发展、威信的提等,企业中“人际网络效应”较强;人际因素往往覆了其它管理因素(如客观化、制度化、科学化因素)3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引发的几点启示 重视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理念的培育企业理念包含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即一个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本企业生经营的行为、员工工作行为以及企业公众形象的理等问题的总的看法。企业理念是长期形成的、全面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理定势和文化积淀。其次,企业理念还包括企业神,即企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信念不懈追求。它是一个特定的企业基于自身的性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长期培养形成它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外化。第三,企业理念还括企业道德,即企业行为的一种伦理意识和道德价,同时也包括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研究表明,只有将企业理念作为整个企业运的灵魂,企业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有机的协调,形鲜明的个性,并为达成目标而将员工紧密凝聚在起,使他们自然地融于这种文化中,体会和体现这种文化,并为其不断完善而进取。由此,企业理念成为加强企业凝聚力的一块磁石。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理念教育,教育员工“一切以顾客为中心”,勇于创新,注重品格修养,为企业、社会做贡献。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创建学习型企业,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员工素质的竞争,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能有高素质的企业。而员工的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的实质是学习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惟一的优势来自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能力。IBM每年为内部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投入多达20亿美元以上,不仅创建了各类培训学院,还建立了网上大学;西门子公司把培训看作是竞争的要素之一,它在国内外共拥有600家各种培训中心,每年参加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员工多达15万人。在日本,新员工首先被送入培训机构学习和受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班,这成为日本一些企业的一项制度。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说,重视员工的学习培训,关注员工的全面发展,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浓厚的团队学习氛围,并激励员工把学习能力转化为创造能力,从而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正是企业文化所要求的,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培养团队精神,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意识“松下人”提出了这样的信条:惟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进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我们应借鉴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长处,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企业要为员工尽心尽力,员工要为企业尽职尽责,同事间要真诚合作,劳资双方要进行思想沟通,共同克服困难。同时,重视培养职工忠于企业的观念,树立团队精神,鼓励员工入股,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当”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在注重员工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形成共同体意识。 ,政治工作从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不难发现,日本企业文设的许多东西,都是日本人从我们这里拿去的。深知,我国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决定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涵上的丰富性、独特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学文化向来人的思想品德、观念、情操培养和修身养性:在人的关系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处理个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比如,诚实、忠厚、善良、守信、求实、节俭、仁爱。因此,我们应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加强做人的品德教育和做事的职业道德教育。
1、什么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准则、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的总和。企业文化是企业中形成的文化观念、历史传统、共同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等企业的意识形态，企业领导者把文化的变化人的功能应用于企业，以解决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就有了企业文化。企业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都追求效益。但前者为追求效益而把人当作客体，后者为追求效益把文化概念自觉应用于企业，把具有丰富创造性的人作为管理理论的中心。这种指导思想反映到企业管理中去，就有了人们称之为企业文化的种种观念。2、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一词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改革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所要建设的企业文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正是根据这种逻辑，我们出版的许多企业文化专著，都冠以"社会主义企业"的名称。3、应该怎样认识、理解企业文化？首先，要有哲学的方法，从中国企业文化的现实出发，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握企业文化各种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依据实践经验，从感认认识到理性认识，进行科学的概括、总结。其次，要通过实践把所认知的企业文化的本质及一般的特征去伪存真，从而确定企业文化的本质。第三，要认识到企业文化不是单一的因素构成的，找出企业文化最基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及其与诸因素的关系。第四，要看到企业文化这个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在发展中形成，并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丰富和变化。4、对企业文化涵义的片面认识常有哪些？企业文化这个名词，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而人们对企业文化的理解也是见仁见智，有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内搞的各种文体活动，如打球、唱歌、跳舞等；有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形象设计，也就是CIS战略；也有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自己办厂刊厂报，为职工提供一个文化园地，还有人认为，企业文化就是搞思想教育……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些说法都不够全面。上述种种只是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企业文化的载体，并不能等同于企业文化。应该明确的是：企业文化不是企业加文化，也不是企业与文化嫁接，更不是企业家与文化人的联谊会。5、企业文化的涵义是什么？企业文化的内涵具体包括如下一些因素：价值观、行为准则、企业经营管理哲学、经营理念、企业精神等构成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为生产经营管理而形成的观念的总和。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管理理论，它强调管理中的软要素，其核心涵义是企业价值观。6、什么是企业文化的结构？企业文化结构是指企业文化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时空顺序，主次地位与结合方式，企业文化结构就是企业文化的构成、形式、层次、内容、类型等的比例关系和位置关系。它表明各个要素如何链接，形成企业文化的整体模式。即企业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形态。7、企业文化与企业精神的异同之处是什么？相同处是它们都属于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范畴。不同处是企业文化除理念文化那部分内容外，还有其他的内容，如组织制度化，物质文化等。意即企业文化的内涵要大于企业精神。8、构成企业文化的要素有哪些？构成企业文化的要素有5个方面：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典礼仪式、文化网络。9、企业文化的三大结构要素是什么？其三大结构要素，即企业物质文化要素、企业制度文化要素、企业精神文化要素。
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礼貌原则对比研究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那么，怎么去写论文呢？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礼貌原则对比研究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文摘要：礼貌原则是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中西方文化价值、自我观以及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礼貌原则差异的存在，从而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论文关键词：礼貌原则 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一条原则——礼貌原则。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人们交际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工具和手段，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成功交际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有不同的礼貌表达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礼貌原则的差异及其渊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双方增进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概述美国语言学家
Grice(1967)提出了著名的言语交际中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mtivenciple)。他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都有一种默契和合作，使整个谈话过程所说的话符合交谈的目标和方向。其内容体现为合作原则的四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英国语言学家IJeech于l983年在Gce的“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另一条语用原则——礼貌原则。“礼貌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减弱到最低限度。具体包括六条准则：得体准则(1．actMa)【im)、慷慨准则(GeneIosh蜘m)、赞扬准则(AppmhtionMa)【im)、谦虚准则(哆Ma】【ill1)、一致准则(A脒IntMa】【irI1)和同情准则(lhyMaD【ilTI)。尽管IJ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的各准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各种文化，但是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文化对各个准则的选取侧重会有所不同。顾日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在Leech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于l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英汉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若将Leech的礼貌原则与顾日国的产生在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礼貌准则相比较，我们便会发现二者的共性即是各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礼貌原则的指导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社会人际交往中都努力变得更加礼貌起来，都渴求自己能够被别人接受。我们在承认礼貌普遍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其相对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实现礼貌的方法以及在礼貌的判断标准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是在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等多种因素的长期影响下逐步形成的。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礼貌原则的运用和侧重有所不同。
1．贬己尊人准则与谦虚准则
谦虚准则相当于汉语中贬己尊人准则的一部分，即以贬己来抬别人，指以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为准则。然而汉英礼貌原则由于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所以在跨文化语用研究中，对于同样的礼貌现象会存在不同的解释和反应。在汉语言文化中，贬己尊人准则是核心。在谈到自己或和自己有关的事的时候要“贬”要“谦”，而谈到听者或者和听者有关的事的时候就要“抬”要“尊”。“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但是中国人的“谦虚”与Leech提到的谦虚准则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汉语中经常听到“一点薄礼，略表心意，不成敬意”、“粗茶淡饭请海涵”、“鄙人拙见”、“不敢当”等类似的客套话，真正把对自身的贬损夸大到最大程度，以此来表示礼貌。西方社会的人们馈赠礼物时，会直接表达自己精心挑选的礼物得到对方喜欢、欣赏的希望，如“IthinkitUbeuset0y0u．”或“Ih0peyou’ulikeit．”出于礼貌，接受者会当场打开礼物表达自己的喜爱之心和感激之情。另外，中国人和西方人受到赞扬后的回应也存在很大差异。当受到称赞时，西方人会欣然接受，说“anky0u”，避免损害对方的积极面子，符合礼貌准则。中国人受到别人赞扬时，往往是否定对方的赞美之词，贬低自己，以示自谦。如“哪里，哪里”、“不敢当”、“我做的还不够好”等。而这种答辞在英美文化中却被看作是虚伪、缺乏自信的表现，使西方人感到自己的话被直言否决而认为对方不讲礼貌。因此如果按汉语思维习惯与西方人交流，则必定会造成交际失败。
2．称呼上的差异
中国人“上下有异，长幼有序”的观念在称呼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使用称呼语时应考虑听话人的职业职务、年龄、性别、谈话场合以及同谈话人的关系等因素。如“王主任”、“刘老师”、“张经理”、“李医生等。并且人们非常重视用自称和他称来体现礼貌。如他称：贵姓、高见、大作等；自称：鄙人、卑职、拙见等。而英美文化中的称谓模式主要是称谓词Mr．／Mrs．／Miss．／．+姓，如BiUG砒es，姓为Gates，名为BiU应称其为Mr．Gates。汉语文化中所讲究的“长幼尊卑贵贱”之分在家庭内部也有充分体现。在家庭成员中有叔、伯、姨、姑、兄、弟、姐、妹等表示辈分的称呼语。若直呼姓名则认为是不礼貌的甚至是冒犯的。在崇尚平等的西方文化中无论地位和职位高低，人们更愿意相互直呼其名，同辈的兄弟姐妹也不例外，这体现了朋友式的亲密关系。另外，汉语的称呼中经常出现“老”字，因为“老”是经验和知识的象征。“老司树’、“老爷爷”、“赵老”等称呼体现了对年长者的尊重。这在西方是无礼的，人们无法容忍。西方人害怕“老”，因为这意味着“孤独、痛苦、成为负担”。他们不愿意用“老”这个词，尤其是女性，最不愿意被问到的就是“H0woldarey0u?”
三、中西礼貌差异的渊源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礼貌用语系统，由于文化障碍所导致的信息误解，使得交际中经常出现礼貌用语的语用失误。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礼貌原则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价值差异
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我国素有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之称，长期以来提倡“礼”的精神思想。“礼”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个重要组成部分。“谦虚”是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的“谦虚”主要体现在“卑己尊人”上，这是在中国特定的文化环境下“礼”在交际中的具体体现，意味着贬低自己，抬高别人。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中国人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更重要的是维系人际关系，形成和谐社会。而西方人注重的是利用语言来表现个体的存在和价值。
2．自我观差异
西方社会崇尚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他们认为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独立是礼貌的，反之，则是不适合的，甚至被认为是粗鲁的。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汉文化人非常重视以及参与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因此，不断给宴请的客人夹菜以表示热情，叮嘱生病的朋友添加衣物、按时吃药以表示关心等等在汉语言文化中是礼貌的表现，但在英语文化中却被看作是侵犯个人自主的行为。
3．语言间接程度差异
在交际中人们并非总是在句法或词汇上直截了当地表明说话者的意图，而是让听话者去意会其深层的寓义即“言外之意”(i呷licatlⅡ℃)。语言使用中的这种“拐弯抹角”的现象就是语言的间接现象(indirecⅡess)，它普遍存在于语言中，具有共性，但每一种语言又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一般说来，礼貌程度与话语的间接程度成正比，话语越间接，语气就越委婉，给听话人留的余地就越大。正如【eech所说，我们可以保持同一命题的内容，而只须增加这个命题言语行为的间接性，便可以使该命题越来越礼貌。但是我们不能一概以话语表达的间接程度来确定话语的礼貌程度，因为中西方在直率的概念上有一定的.差异。英语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人们通常会直接、明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因此交际双方不论在批评、邀请、馈赠或拒绝时，一般都直截了当。他们的语言直接、直率、肯定。汉语言文化是高语境文化，人们往往使用间接的、隐含的语言来沟通。只有明确说话时的情景并借助肢体语言、空间语言以及上下文联系后，接受者才能弄清对方所要传达的信息、观点或意见。当中国人想说“不”而不表示“不”时，或受到赞誉却不直接接受时，西方人迷惑不解。正是这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增加了中西方人际交往的困难。
四、结语
礼貌是社会现象，具有普遍性，也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跨文化交际中不可回避的现实。礼貌又具有文化特征，不同文化对礼貌言语行为会采用不同的准则和策略，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由于中西方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西方礼貌原则及策略的差异，对跨文化交际产生了一定影响。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当重视并尊重这些差异，正确使用礼貌原则，掌握礼貌用语，避免语用失误，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以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
一、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生活在两种不同文化中的人, 都会感到不同文化的人说话方式会有很大差别, 其中人文历史论文，语用方面的差别就很大。语用差别的制约因素也很多, 但何自然曾经指出:“英汉两种语言在语用方面所受到的制约有诸多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 文化的差异, 可以直接体现在语言的运用和理解上。
作为人类文明的标志, 礼貌是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条重要准绳, “是对交际行为的规范,是一种为进行得体交际的策略”。中西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礼貌的理解有所不同, 所遵循的礼貌准则也不一样。从语用角度讲，礼貌现象是语言运用的普遍现象, 礼貌研究是语用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这里主要指跨语言、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中英文化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 是由讲中英两种语言的人的民族心理、思辨和推理模式的不同而导致的。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语言障碍常常会造成误解或冲突, 主要原因是交际双方受各自文化背景的影响而缺少一个共有的语用前提。例如, 我们汉语中的谦词, 是一些并无实际意义的客套话。当发言结束时,人们常说：“不妥之处, 请大家指正 ”,“欢迎在座诸位批评指正 ”,“抛砖引玉 ”等等。而讲英语的本族人在同样的场合不说这样的话, 也许他们会说一声 “I hope you all enjoy my talk”, 但最常用的结束语还是 “Thank you”。再如人文历史论文，在英国文化中, 男性在公众面前赞誉女性的美貌和服饰被认为是一种礼貌, 被恭维者会欣然接受，但在中国这种恭维被认为是轻佻无理。类似以上的中西文化差异会给讲中英不同语言的人传达错误的信息人文历史论文，影响到他们之间的交流。故要做到交际双方的正确、合理的交流, 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知识是至关重要的。
三、中英礼貌原则对比
Leech根据英语文化和语言的特点列举了六条礼貌原则:
1. 策略准则, 又称得体准则 (Tact maxim)“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对他人的益处。”
2. 慷慨准则, 又称宽宏准则 (Generosity maxim)“尽量减少对自己的益处, 尽量增大自己付出的代价。”
3. 赞扬准则 (Approbation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批评, 尽量增强对他人的赞扬。”
4. 谦虚准则 (Modesty 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标榜, 尽量夸大对自己的批评。”
5. 赞同准则, 又称一致准则 (Agreement maxim)“尽量缩小与他人的不同意见, 尽量夸大与他人的相同意见。”
6. 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厌恶, 尽量扩大对他人的同情。”
顾曰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 在 Leech 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研究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总结了汉语言文化有关的礼貌准则, 于1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
1. 贬己尊人准则: 指谓自己或与自己相关的事物时要“贬”、要“谦”, 指谓听者或与听者相关联的事物时要“抬”、要“尊”。
2. 称呼准则: 指人们出自礼貌, 在互相称呼时仍按“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的传统来体现人际交往中的社会关系。称呼语的改变意味着人际关系的改变; 而出自礼貌, 人们不同的语言行为和所处的不同环境又会影响称呼语的改变。
3. 文雅准则: 出言高雅、文质彬彬往往被人认为是懂礼貌、有教养, 文雅准则的重要内容仍然是“先用雅语、禁用秽语; 多用委婉语, 少用直言”。
4. 求同准则: 这与“脸”、“面子”有关, 所谓求同, 就是注意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要保持相称, 说话双方力求和谐一致。
5. 德、言、行准则: 指在行为动机上尽量减少他人付出的代价, 尽量增大他人的益处; 在言辞上尽量夸大别人给自己的好处, 尽量说小自己付出的代价。
四、礼貌原则所体现的文化差异
1. 称呼语之不同
受社会结构、传统伦理及血缘、宗教社会因素的影响, 汉语的称呼系统远比英语国家复杂得多。在中国, 小孩一般不能直呼父母和长辈的名字, 学生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字,下属不能直呼上司的名字, 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礼貌。中国人不仅喜欢用表示血缘关系的名字去称呼家人和亲属, 还喜欢用这种称谓来称呼非家人和亲属朋友。比如, 称与自己祖辈年龄相仿的男性为爷爷、女性为奶奶; 称与自己父母年龄相仿的男性为叔叔或伯伯、女性为阿姨。这在英语国家是非常少见的。中国人的称呼语体现出尊老的传统习惯。人们一般称呼年老的人为 “老某”, 像 “老王”、“老李”等, 表示对对方的尊敬; 称呼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 “某老”或 “某老先生”, 像称周树人为周老先生等。这里的 “老”, 没有丝毫贬义, 只有尊敬或推崇。但如果将此称呼用在英语国家则极不得体, 有冒犯之意。由此看来, 汉语称呼语可以用 “上下长幼尊卑”来概括。在英语国家, 由于其社会格局、文化取向、人际关系与中国截然不同, 所以对称呼语的使用和对其意义的解释也相差甚远, 具体表现在称呼时到底是直呼其名还是使用“头衔 + 姓”的方式。一般来说, 英国人同自己的上司说话也许需要用比较尊敬的语言, 但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称呼, 不论对方年龄多大, 地位多高, 人们更愿意直呼其名, 这充分表示出平等的文化取向。
2. 贬己尊人与平等交往
“贬己尊人”是顾曰国效法Leech所提出的汉语言文化的一条礼貌准则。中国人喜欢贬低自己而抬高对方的身份。这从表面看和Leech的赞誉准则相似, 但在中国文化中, 这条准则对人们的影响却更加深远。在日常生活中, 如果受到别人的夸奖, 我们中国人总会谦虚的说“哪里, 哪里, 您过奖了”。精心为别人挑选好了礼品, 在赠送时还不忘说“没来得急挑选,随便买了一份。”而在西方国家, 人们追求交往中的平等, 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将自己的情感、优点外露, 而不喜欢过分的谦虚, 对别人的夸奖也欣然接受, 并视这种赞誉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在西方人的眼中, 中国式的自谦将被认为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此我们进行涉外交往时要清醒的认识到这种礼貌用语的差异，在西方人面前要大方地接受他们的赞赏, 善于充分的表现自己, 并学会展现自己的才华和优秀的一面, 而不要随意的贬低自己和过分自谦。
3. 热情关心与个人隐私
汉英民族对隐私的理解存在着差异。中国人在日常交往中不太注意维护自己的隐私, 也不注意尊重他人的隐私。在中国文化中, 关心他人, 对别人热情一直被视为是对对方重视和显示诚心的一种表现。例如, 我们在宴请客人时, 要不断给客人加菜以显示热情;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就会热情询问对方年龄、收入、婚姻状况; 朋友见了面更是问长问短, 把家里和工作的事情都询问、关心一遍; 在西方, 人们的隐私意识较强。英语民族对 privacy 这个词的含义理解较广, 诸如家庭、财产、婚姻、朋友、经历、收入、年龄、住址、身体状况、独处或单独生活等等。当在英语民族面前谈到有关隐私问题时, 会被人认为你让他人丢面子, 你不懂礼貌。
总之, 礼貌原则是每个群体或社会所广泛使用的文明的手段, 但必须承认, 不同文化对礼貌行为有不同的要求, 不同文化赋予礼貌不同的内涵。若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相互交往时,很容易因此而产生误会。总之, 人们只有充分认识了礼貌原则在以上诸多方面的差异, 才能尽量减少跨文化交际中可能出现的语用失误, 以达到更自然和谐的交际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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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探源分析，通过对比研究，剖析其不同的自然观、世界观，寻求不同意识形态的表征语言。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文化对比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禁忌文化对比研究
摘 要：禁忌是世界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是跨文化交际中的一大障碍，本文通过对中西文化禁忌的对比研究，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避免交际冲突和失败，以此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关键词：禁忌;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能力
禁忌(taboo) 源于太平洋汤加群岛的Togan(汤加语)，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指通过禁止人们实施某种行为或者回避某些话语表达对神灵的敬畏或达到消灾避祸目的的规范。由于文化不同，各国间的禁忌习俗也不尽相同。
禁忌是世界各国共有的文化现象，只是禁忌的内容和形式有所不同。禁忌几乎无处不在，按照禁忌的范畴来分，可分为宗教禁忌和生活禁忌，其中生活禁忌包含其中生活禁忌包含饮食禁忌、服饰禁忌、婚姻禁忌、丧葬禁忌等方面，本文主要从宗教和生活禁忌两个方面探讨各国文化的异同。
一、宗教禁忌
世界各国人民都有不同的信仰，英语国家的人主要信仰基督教，另外还有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中国的宗教的有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宗教不同，禁忌也有很大差异。
1.基督教禁忌
基督教忌讳拜除上帝以外的偶像，进入教堂要严肃，保持安静，以表达对神的敬意。忌食带血的食物，忌衣冠不整和在聚会或礼拜中吸烟等。同时， 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人们都记得耶稣被叛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因此在耶稣受难日的当天，绝对不能从事与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有象征性联系的事情，如：理发、钉马蹄，钉钉子等。
2.天主教禁忌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教派之一，除基督教的某些禁忌外，天主教还有自身独特的禁忌。如：天主教的主教、修女和神父是不能结婚的，因此他们的相关隐私如子女问题是不能问及的。参加丧礼忌穿色泽艳丽的衣服，忌说笑;丧礼后两三星期死者亲属忌见客人，一年内忌参加大型宴会或舞会等。
3.佛教禁忌
佛教禁忌包含身体行为方面的禁忌如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语言方面的禁忌如不妄语，不恶口;意识方面的禁忌如不贪欲等。因此，信奉佛教的人忌吃荤食、不结婚、不蓄财。僧侣和教徒非常注重头部，忌讳别人提着物品从头部经过，忌随便抚摸小孩子的头部。忌当着僧侣的面杀生，喝酒，吃肉。女士面对僧侣忌穿着暴露;对于女信徒，在生理期间不得进入寺院朝拜，以免亵渎神像。
4.伊斯兰教禁忌
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奉者遍布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饮食方面，信仰者忌吃自死和非正常死亡的动物，忌饮酒。妇女忌外出工作，忌与男子相互观看，妇女在陌生人面前要带面纱。(《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①他们认为妇女除双手、双足和面部外，其余身体部位，不能显露给丈夫以外的男子观看。在卫生方面，禁止用右手处理污秽事物，如大小便均需用左，忌讳用左手给人传递物品尤其是事物。
二、生活禁忌
生活中禁忌很多，比如在英国，避免问他人私事，不能插队，忌购物时讨价还价等。下面着重谈一下饮食和饮酒方面的禁忌。
1.饮食禁忌
饮食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禁忌包含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两个方面。中国人的饮食禁忌主要表现在饮食规矩而不是饮食内容上。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包括动物的头脚和内脏。英语国家的人忌吃肥肉、粘骨，忌食动物的头脚或内脏制成的食品。忌食狗肉、蛇肉等特殊动物制成的食品。忌食大蒜等有酸辣味道的食品。在饮食规矩方面他们也有一些禁忌，如喝汤时忌出声，进餐时忌狼吞虎咽，用刀叉进菜时忌叮当作响。餐毕，刀叉忌乱放。忌当众挑牙，口中有食物时讲话。
2.饮酒禁忌
中国和英语国家在饮酒禁忌方面有较大差异。西方酒类繁多，讲究不同场合，不同饭菜配不同的酒。比如，饭前喝开胃酒，饭中喝佐餐酒，饭后喝鸡尾酒或威士忌酒等。隆重的宴会上，他们会一道菜换一种酒，有时会把几种酒参在一起混饮。而中国人主张隆重场合喝一种酒，混饮现象更是少见。西方人喝酒忌畅饮，一醉方休，而中国人忌牛饮或急饮。主人给客人斟酒宜勤，但忌浅、忌溢。
三、社交禁忌
在英语国家里，拜访某人需提前预约，否则会打乱别人的安排，造成不便。突然造访被视为粗鲁无礼的表现。以前中国人除了大事没有预约访客的习惯，但随着社会节奏的较快，预约访客逐渐开始实行，但没有那么严格。在预约到达时间上，中西方也存在差异。在西方晚到十分钟被视为正常现象，美国人习惯晚到3-5分钟，因为一般情况下女主人忙于饭菜，饭前5分钟才有时间换衣服，早到会使主人感到尴尬。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提前4-5分钟到达以示尊敬。
在西方国家，隐私是最大的禁忌。与西方人交谈时切忌谈论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如年龄、收入、婚姻等。而在中国上述问题则被作为关注的话题加以讨论。中国人也有忌谈的东西如涉及个人尊严、缺点、短处等方面的事情。
在英语国家，有一火不点三支烟的忌讳。也就是说点一次火只能连续给两个人点烟，如果给第三个人点烟时需重新点火，否则会给其中一个人带来不便。
英语国家的人们在传统的节日互送小礼品是常有的事儿，但忌送重礼，重礼被认为是一种行贿行为。在美国，忌讳在公共场合或者业务交往过程中送礼，忌讳送有公司标志的东西(好像是在为公司做广告)。在英语国家，毫无缘由的送礼会使受礼者感到莫名其妙，这和中国相似。
四、其他禁忌
关于颜色的忌讳。在欧美国家，尽量少用黑色，比利时人忌讳蓝色，巴西人忌讳黄色。在中国，忌用红笔写自己的名字和写信。
关于数字的忌讳。西方人把“十三”视为不吉利的数字，公共场合尽量避免使用这个数字。“星期五”在西方被视为黑色星期五。据说耶稣是在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亚当夏娃是在这一天偷吃禁果的，大洪水也是在这一天爆发的。
中国人忌讳使用“四”和“三”(散的谐音)，在喜庆场合避免使用这些数字。
由此可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禁忌，不了解对方国家的禁忌就会导致友谊破裂，交际失败，种族冲突等严重问题。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要想达到交际成功，避免文化冲突，必须了解对方的文化禁忌。通过深入的对比研究，提高文化意识，减少文化冲突，促进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 杨宗、聂嘉恩、郭全胜，《中国实用禁忌大全》，1991，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2] 胡文中、杜学增，《中英文化习俗比较》，1998，北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李建军、李贵苍，《跨文化交际》，2011，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对比
摘 要：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了解西方的餐桌礼仪文化对于了解西方文化至关重要。本文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方面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差异，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我们的了解。
关键词：禁忌;餐桌;礼仪;中西方
一、引言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自然也不可小觑。中西方餐桌礼仪文化主要由入席离席、餐具使用与摆放、上菜顺序及品酒四个方面组成。本文旨在介绍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禁忌的差异，主要从餐具摆放及使用这一方面来比较中西文方餐桌礼仪禁忌的差异，并剖析这些差异背景，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
二、问卷的数据分析
通过对问卷进行发放，采访被调查者，我们了解到大家对中西方餐桌礼仪禁忌的认识很局限，并且极少数人对其后的文化背景进行过探析，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下面是我们分析问卷的详细情况，通过分析问卷，我们可以得出被调查者中大二的较多，占有效百分比为;大一占，大三占，而大四的最少，占有效百分比为。被调查者中英语类所占比例为，非英语类占，英语类和非英语类所占比例几乎相当。通过这些问卷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中西餐桌礼仪文化的禁忌了解程度一般，而相当一部分人对此不了解。
具体分析问卷得出，大家对于极少数禁忌了解比较深，但是却很少有几个人了解到其中的文化渊源，对于其它中西文化餐桌礼仪禁忌的了解有限，有待加强。因此，我们将主要从中西文化餐桌的餐具使用及摆放这方面的对比和背景进行分析，系统的分析中西文化餐桌礼仪并究其根源。
三、正 文
餐桌礼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也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餐具的摆放及使用
(1)筷子的摆放、使用及禁忌(忌讳、讲究)
通常就餐之前，在中国筷子的摆放应该放在饭碗的右侧，并且一定要两端对齐的整齐地摆放。如果是就餐期间使用筷子夹完菜之后，但是并没有连续进食，筷子则应整齐地竖向饭碗的正中间。
在中国餐桌上会看到一些这样的场景，客人拿起筷子夹菜时会举棋不定，不知道夹什么好，这种现象被称为“疑筷”，在正式的场合中疑这是较为忌讳的，在非正式的场合中则不是很严格。在夹菜时一些客人用筷子在菜盘里来来回回扒拉到底要夹什么菜，这种现象被称为“脏筷”。脏筷从浅层意义上来讲是不礼貌的。有时候大家会在中国的餐桌上看到两个人同时夹同一道菜时，不小心筷子撞在一起的情形，这一现象被称之为“抢筷”。为避免尴尬，人们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会巧妙地半开玩笑地说一句：“让我来帮你夹怎么样?”或者一方表示谦让地让对方来先夹。一般在连续就进餐时，筷子上仍然留着吃上一道菜留下的残迹就去夹菜的情况被称之为“粘筷”，这是忌讳的，所以在打算夹菜时要轻轻小嘬筷子，来避免夹别的菜时筷子上还粘着东西。
在吃放间隙聊天的时候，筷子的一大禁忌就是“指筷”，及用筷子指人。在用餐之时，最为忌讳的是“供筷”，就是将筷子插在饭菜上或者自己的饭碗中央。在中国的传统当中，一般在祭奠去世的人会上香叩拜，如果将筷子插在饭菜中央就与这一情形及其相似，因此，供筷不论在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中国餐桌上都是最大的禁忌之一。
除了以上描述的之外，中餐当中使用筷子的禁忌还有忌“刺筷”，即在夹不起菜的时候将筷子当叉子用，扎着夹;忌“别筷”，就是拿筷子当刀使用，用筷子撕扯肉类菜;忌“泪筷”，即在夹菜的时候使菜上有的汤汁淋了一桌;忌“敲筷子”。在等待就餐时，不能坐在桌边一手拿一根筷子随意敲打或用筷子敲打碗盏或茶杯。忌“叉筷”。 筷子不能一横一竖交叉摆放，不能一根大头，一根小头。用餐完毕，筷子应整齐地搁在靠碗右边的桌上。
(2)西方餐具的摆放、使用以及禁忌
相对于中餐，西餐的餐具则更为复杂。狭义上的西餐餐具有：刀、叉、匙三大件。刀子分为食用刀、鱼刀、肉刀(刀口有锯齿，用以切牛排、猪排等)、黄油刀和水果刀。叉子分为食用叉、鱼叉、肉叉和虾叉。匙子则有汤匙、甜食匙、茶匙。公用刀、叉、匙的规格明显大于餐用刀叉。而广义上的西餐餐具则包含：刀、叉、匙、盘、杯、餐巾等。其中盘又有菜盘、布丁盘、奶盘、白脱盘等。
在餐具摆放中，各个西方国家摆放西餐餐具遵循的共同规则是：“垫盘居中，左叉右刀，刀尖向上，刀口向内”。具体的规则有：“盘前横匙，主食靠左，餐具靠右”，其余用具酌情摆放;酒杯的数量与酒的种类相等，摆法是从左到右，依次摆烈性酒杯，葡萄酒杯，香槟酒杯，啤酒杯;西餐中餐巾放在盘子里，如果在宾客尚未落坐前需要往盘子里放某些物品，餐巾就放在盘子旁边。
西餐用餐餐具摆放为八字形，如果在用餐中途暂时休息片刻，可将刀叉分话盘中，刀头与叉尖相对成”一”字形或”八”字形，刀叉朝向自己，表示还是继续吃。用餐结束的摆置方式有两种：用餐结束后中，可将叉子的下面向上，刀子的刀刃侧向内与叉子并拢，平行放置于餐盘上。在宴会中，每吃一道菜用一副刀叉，对摆在面前的刀叉，是从外侧依次向内取用，因为刀叉摆放的顺序正是每道菜上桌的顺序。刀叉用完了，上菜也结束了。刀与叉除了将料理切开送入口中之外，还有另一项非常重要的功用：刀叉的摆置方式传达出“用餐中”或是“结束用餐”之讯息，而服务生是利用这种方式判断客人的用餐情形，刀叉柄朝向自己并列放在盘子里，则表示这一道菜已经用好，服务员就会把盘子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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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语论文相对来说难找一些，我也是找了好久才找到了这些，发给你参考一下吧，也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如果有用要加分哦，嘻嘻！~~【1】[泰语毕业论文]泰语语言等级使用的分析研究（27890字符数，24页）【2】中泰亲属称谓语之比较[泰语毕业论文]中泰亲属称谓语之比较[泰语毕业论文]13页，2052字，21013字符数摘 要本文选取了汉语和泰语中主要的亲属称谓语来进行对比，通过汉泰亲属称谓语系统、汉泰亲属称谓语的使用以及汉泰亲属称谓语泛称的对比，发现汉语和泰... 【3】中泰人称代词发展史比较研究(泰语毕业论文)中泰人称代词发展史比较研究(泰语毕业论文)摘 要研究目的：研究在不同时代汉泰人称代词有怎样的变化，为了能总结出汉泰语言人称代词上的异同点，从而加深中泰两国在文化上的理解，也为了能对学习汉泰语言的人有所帮助... 【4】[泰语毕业论文]分析壮族与泰族土地庙对比研究[泰语毕业论文]分析壮族与泰族土地庙对比研究字数1774，字符数：35036，共11页关于研究 “分析壮族与泰族土地庙”的课题，研究者是根据以下的思路进行研究的：1.研究目的：旨于对壮族和泰族的土地庙在信仰、祭祀仪式...
1、《试论南诏多源与多元的文化格局》，《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2、《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的社会功能》，《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3、《西南民族聚落的背景分析和功能探究》，《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4、《关于民族社会生活史方法论的探讨》，《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5、《稻作农耕技术的演进——以云南稻作为例》，《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6、《民族的环境取向与地方性的生态认知》，《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7、《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社会功能》，《四川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8、《论隋炀帝对边疆地区的开拓与经略》，《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9、《中国古代狩猎岩画的民族学解读》，载《民族学报》（第八辑），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10、《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9期。11、《论〈徐霞客游记〉的民族地理学研究价值》，《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12、《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多维属性》，《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7年第3期转载）。13、《礼仪圈中的西南民族服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14、《唐初西洱河蛮的原始习惯规范》，《民俗研究》，1991年第1期。15、《头饰与人生礼俗》，《民俗研究》，1995年第1期。16、《略论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贵州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5年第9期转载）。17、《西南民族聚落的形态、结构与分布规律》，《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18、《影响西南民族聚落的各种社会历史与文化因素》，《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19、《西南交通古道考》，《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20、《稻作农耕祭祀中所反映出来的各种神灵观念》，《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21、《谷魂信仰：稻作民最普遍的信仰形式》，《贵州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22、《简论隋文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措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23、《唐朝的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24、《南诏社会生活史管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25、《中国少数民族头饰文化的多维属性》，《中南民院学报》，1995年第3期。26、《民族头饰发生的思维基础与社会基础》，《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27、《西南民族饮食的社会层次与饮食观念》，《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5期。28、《西南民族聚落的基本特性探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7年第12期全文转载）。29、《西南民族的住宅类型与建筑结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30、《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31、《少数民族头饰中的图腾遗迹》，《云南民院学报》，1995年第3期。32、《关于民族地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中相关概念的辨析》，《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地理》2010年第6期全文转载）。33、《试论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推行的羁縻府州制度》，《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34、《试论苗族头面服饰及其文化意义》，《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35、《中国少数民族发髻说略》，《广西民族研究》，1995年第2期。36、《略论瑶族头饰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2年第6期转载）。37、《民俗学与民族社会生活史》，《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2期。38、《关于民族地理学的概念及其实用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年第2期。39、《唐朝与边疆民族政治联系的两种主要途径：册封与和亲》，《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40、《南诏商业交换关系简论》，《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41、《民族学与地理学的历史亲缘关系》，《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民族研究》1995年第6期转载）。42、《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内容》，《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6年第9期转载）。43、《试论南诏的军事制度》，《思想战线》，1992年第2期。44、《民族聚落分类散论》，《思想战线》，2001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3期转摘）。45、《佛教禅宗兴盛于大理的复合因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46、《南诏文化积淀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拟唐试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47、《明清大理僧人类型及其心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1期转载）。48、《南诏经济文化类型探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49、《徐霞客对西南民族聚落地理的考察》，《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50、《地名与民族的地理分布》，《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51、《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民族头饰艺术的美学特色》，《宁夏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52、《民族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53、《民族社会生活史基本理论要论》，《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54、《中国各民族首饰物概说》，《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55、《中国民族地理分布及其特点》，《民族论坛》，1996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地理》1997年第1期转载）。56、《美洲民族构成及地域分布》，《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57、《禄村农民的消费心理和忧惧心理》，《楚州今古》，1989年第2期。58、《南诏饮食文化简论》，《云南学术探索》，1992年第3期。59、《南诏对爨地的征服及其别都拓东的设置》，《昆明社科》，1991年第2期。60、《简述唐对边疆民族事务的管理》，《昆明社科》，2006年第4期。61、《梁启超的民权思想》，《晋阳学刊》，1992年第4期。62、《试论南诏官制》，《中国民族史论文集》（3），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年。63、《民族头饰与舞蹈艺术》，《民族艺术研究》，1996年第4期。64、《中国少数民族头饰艺术美论》，《民族艺术研究》，1997年第6期。65、《“巢居”与“穴居”：西南民族住宅形成与演进的两种途径》，《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66、《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南方民族地区的宗教渗透与侵入》，《临沧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67、《中日稻作文化比较研究——以照叶树林文化为分析框架》，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开发研究科，2003年4月。68、《试论东北朝鲜族的稻作》，载樱井龙彦编《东北アジア朝鲜民族の多角的研究》，ユニテ出版社，2005年。69、《隋唐以前的云南稻作》，载罗贤佑等编《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70、《失地农民上访:问题、成因与对策——以长春、吉林、延吉三市为例》（与张时飞、段启增、闫雷合作完成），《河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71、《中国拔河的起源及其流变》（中、日、韩文），收入韩国灵山大拔河保存委员会编：《灵山纲的足迹》，韩国，2007年3月。72、《中国古代的水崇拜及其文化内涵》，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亚细亚江文化的保存与发展》，韩国，2006年7月。73、《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祈雨仪式及其水神信仰》，韩国江原道民俗学会编《亚细亚江文化的多样性与口碑文学》，韩国，2007年7月。74、《中国山地民族的狩猎祭祀习俗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神灵观念》，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编《亚细亚山间民俗与狩猎文化》，韩国，2007年2月。75、《历史民族地理学视域下的舆地图研究——以两宋时期传世地图为考察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1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
2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的观念,渊源于中国儒学伦理,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企业成为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 中日企业理念的比较 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灵性主义是在强调价值观、经营信念的确立和驱动下,灵活地、随情顺势地完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从而面对复杂的、多变的企业状况及出现的问题,得以选择正确的认识角度和最佳的处理方法。日本企业不是以目标管理法、成本利润分析法等理性工具作为管理基础,而是将企业的价值观念及其信念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石,再由此推导出具体的经营管理规则、目标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表现出其经营哲学的“灵性主义”特色。 中国企业的关系主义中国企业管理的哲学基础,直接渊源于传统文化。从管理观念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为教化至善的理念,确立了以“重生”为特征的人本位。人与人之间强调“伦理人”与“社会人”,“伦理”为“天道”,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关系,即共存共荣、同舟共济。管理管的是理,是“灵性”,是通过管“理”服人,以己推人。所以,中国人强调管理中的教化功能,即“晓之以理,明之以道”。从管理目标来看,中国人强调致中和、求稳定和求发展,在必然中求自由,提倡君子固而不比、致公无私、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知仁达义。其表现是:仕居其位,人尽其才,无尽其力,安居乐业,顺理理通,和谐安定。所以,中国企业多强调以群体大目标融入个人小目标、人心的稳定和生产的常规化运转,然后才是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从管理对象来看,中国注重对人的管理,强调人事共有一理、情理相融、同舟共济、礼仪为先,从而达到合理、合情、合法。所以,与西方的规格化、标准化、独立化管理特征相比,中国企业更常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启发人的内心道德自觉,以发挥组织的群体影响。与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相比,中国企业并不完全表现为那种随情顺势的灵性态度,而是强调以理通情,理在情中,反对缺乏灵魂式的变动不居。变的灵活态度应以理为髓,以理为导,强调的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方式。 中日企业价值观的比较 日本企业具有团队意识1975年,日本丰田公司收到员工创造发明设想的建议达万件,采用率为83%,为此支付奖金亿日元,而当年仅制造部门的收益就达160亿日元。松下电器公司2 100名员工一年内提出创造发明设想28万项。这些数据表明了日本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表明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团队主义意识和作风。团队主义的基本特点既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效能,又要保持“团队”内部的“和”以及维护和发展整个团队的利益。日本人的“团队意识”是个人在加入特定的集团为存在前提的;个人与集团(团体)的关系几乎维系终身;集团(团队)成员之间没有硬性的“契约”,义务和责任具有弹性。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常称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家里的公司”,在公司供职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 中国企业具有集体主义意识我国企业,从价值观要素来分析,无疑表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其特征为:(1)集体价值认同具有多重性,即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是多重的。小到非正式团体、班组和车间,大至分厂、总厂,乃至国家、社会,是同时作用于个人的价值认同的,这就使得人们既体会到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又使得归属、跟定意向很难聚焦和集中;(2)集体意识的形成是双向的,即企业员工一方面具体地归属于某一特定团体中,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想化、更高层次集体目标的牵引。现实归属与理想追求是并生运作的;(3)员工对集团的向心力具有不完全性。由于集团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集体对个人的绝对优越化,我国企业职工对集体的向心力,一方面随着指向多重目标的过程中散射和弱化了;另一方面,一部分向心力又返归个人自身,形成了集团向心力的不完全性。与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相比,两者的不同点为:第一,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拟家族关系、日本式的以“诚”“忠”为核心的义理等。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其民族文化背景则不尽一致,传统文化中的“孝”、“礼”多表现为一种外在伦理规范,同时又强调一种“独立人格”,“忠”也是有条件的,“忠”的对象具有嬗变性。所以,日本的团队意识具有较彻底的内心认同与行为指向的一致性;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心理与行为的非完全重合。第二,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是以普遍化的大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团队精神具有相当的心理环境优势。例如,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团体大都与工作目标同归趋,工作和生活领域的集团认同有机整合在一起。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血缘连带的特点,在企业中,一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集体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非工作关系的群体组合,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有与工作目标趋同的,表现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很强的“自我利益团体”,从而滋生了我国企业内一些诸如“关系网”、“内耗”等不良现象。第三,日本企业以“非专业化的成功道路”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价值取向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企业由于人事制度的“结构性症结”尚未完全解构,集体价值取向几乎覆盖了自我发展需求,个性发展凭籍“机会获取”、“位置优势”等非正式途径来实现。 中日企业的经营观念比较 日本企业的“经营即教育”日本企业经营是以“人性”为导向的。日本企业的经营者认为,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开发、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最终利润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质量,以精神潜能的发掘为前提。所以“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的教育训练投资投入产出系数最大,是最核算的投资”,“职工能力的提高与企业利润呈几何级数关系”。“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家们的共识。“经营即教育”的企业思想包含着如下内容:(1)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应是社会对企业的委托,实现这一重任,需要企业全员的共同努力(2)企业经营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任务。(3)必须依靠教育在企业员工中根深蒂固地植入“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的思想基于上述理念,日本企业都几乎以“教育为本”。例如,松下公司每年的教育投入占总数成本的10%。松下幸之助提出“造物之前必须先造人”。整个丰田公司的口号是,“既要造东西,又要造人”,推崇“以造就人为根本”。 中国企业的经营特征从经营目的来看我国企业,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在创利润的同时尽社会责任。这是由我国企业性质决定的,企业不仅仅是赢利单位,同时兼具多重任务。例如,承办几乎全部的社会公共事业项目和生活设施,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名目繁多,包括企业自愿不自愿的“赞助”等等;(2)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由于多重身份、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在经营中,对事业的追求远大于对利益的追求。由于企业家的经济利益不是出于企业利润,而是出自企业成本,企业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理人与管理者,多把经营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追求,赢利的动机并非很强或唯一。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企业家自身多具有一种“利润至上”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理想追求受多种因素、多重身份制约而受阻的话,便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等非正常现象;(3)我国企业的“育人”功能也是很强的。社会主义企业肩负着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职责。从企业模式来看,终身用工制以及重视社会范围的国家所有制、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企业教育提供了独特优势。与日本企业“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同,我国企业更注重职工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保证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日企业管理特征比较 日本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日本企业从管理形态来讲,表现为一种全员参与。这种全员参与表现在:(1) U型(先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决策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决策定夺之前的疏通,广泛地征询意见,有关人员反复协商,目的即集中众智、全员参与;(2)日本企业员工的责任区划是全面性的,并不是界定在特定范围内。日本公司雇员的责任是全面化的,不同于西方企业具有特定的任务与责任区域,这也决定了在管理过程中自然是全员参与;(3)日本企业也非常注重引导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发挥的管理效能,日本企业中存在着许多非正式团体,如同窗会、同乡会等,企业一般鼓励支持这些团体存在,并引导其自愿组织质量管理小组、攻关小组、合理化建议小组等,广泛地吸收其参加各级各类管理活动,让他们发挥其管理的功能,这是全员参与管理的突出表现。日本企业全员参与管理的风气,归根到底是为终身雇用制的确立,形成了所谓“劳资利益”或“运”共同体,客观上促成了全体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发展、繁荣的关心。 中国企业的管理特征我国企业由于文化、制度模式的强制约,管理征具有独特性。(1)管理目标的多元化。经济目并非我国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包括伦理目标、政目标、人事管理、行政目标等等,都是企业追求的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在特定时期,甚至超过了经目标的追求强度;(2)企业管理活动的政治化色彩浓。这表现在:企业一方面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一级行政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的一条主线;企业既有相对独立权限,又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企业领导体制包党委思想政治系统,管理手段不仅有经济性的,也政治性的(如政治动员、行政命令、思想政治等);(从管理的组织模式来讲,偏重于“人事管理”。这体表现在:人事部门在企业部门体系中居于突出位、重要的地位;企业员工既关心生产、经营,更关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培养、上下级信任的保持、自身严得到社会承认、友谊与信任的发展、威信的提等,企业中“人际网络效应”较强;人际因素往往覆了其它管理因素(如客观化、制度化、科学化因素)3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引发的几点启示 重视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理念的培育企业理念包含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即一个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本企业生经营的行为、员工工作行为以及企业公众形象的理等问题的总的看法。企业理念是长期形成的、全面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理定势和文化积淀。其次,企业理念还包括企业神,即企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信念不懈追求。它是一个特定的企业基于自身的性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长期培养形成它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外化。第三,企业理念还括企业道德,即企业行为的一种伦理意识和道德价,同时也包括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研究表明,只有将企业理念作为整个企业运的灵魂,企业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有机的协调,形鲜明的个性,并为达成目标而将员工紧密凝聚在起,使他们自然地融于这种文化中,体会和体现这种文化,并为其不断完善而进取。由此,企业理念成为加强企业凝聚力的一块磁石。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理念教育,教育员工“一切以顾客为中心”,勇于创新,注重品格修养,为企业、社会做贡献。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创建学习型企业,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员工素质的竞争,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能有高素质的企业。而员工的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的实质是学习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惟一的优势来自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能力。IBM每年为内部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投入多达20亿美元以上,不仅创建了各类培训学院,还建立了网上大学;西门子公司把培训看作是竞争的要素之一,它在国内外共拥有600家各种培训中心,每年参加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员工多达15万人。在日本,新员工首先被送入培训机构学习和受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班,这成为日本一些企业的一项制度。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说,重视员工的学习培训,关注员工的全面发展,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浓厚的团队学习氛围,并激励员工把学习能力转化为创造能力,从而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正是企业文化所要求的,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培养团队精神,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意识“松下人”提出了这样的信条:惟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进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我们应借鉴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长处,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企业要为员工尽心尽力,员工要为企业尽职尽责,同事间要真诚合作,劳资双方要进行思想沟通,共同克服困难。同时,重视培养职工忠于企业的观念,树立团队精神,鼓励员工入股,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当”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在注重员工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形成共同体意识。 ,政治工作从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不难发现,日本企业文设的许多东西,都是日本人从我们这里拿去的。深知,我国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决定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涵上的丰富性、独特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学文化向来人的思想品德、观念、情操培养和修身养性:在人的关系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处理个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比如,诚实、忠厚、善良、守信、求实、节俭、仁爱。因此,我们应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加强做人的品德教育和做事的职业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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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0UAR1(gb Rh,kb(_ 对神灵的信奉 *7&6E1v zN 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它们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 K FPmU% (1)涉成园 O&OEa < 非常著名,因其就处在JR京都站附近,不行10分钟足矣.往往是游客到达京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日本平安时代的诗人/贵族 源融(げんゆう)的墓地.在传说中,源融是因为"生灵作祟"而狂性大发吞食宫女.其实这和世界上第一篇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里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 Ki; E3 (2)仁王堂/清凉寺 (1gi?^@ . 以寺内出售的年糕饼(あぶり饼)闻名,相传是菩萨的灵验(ご利益); ,]cI-]& (3)源光庵 [#v@?O 以战国时代石田三成率众自杀,鲜血飞溅的地板作成的血天井闻名的源光庵,庵内更有2扇有名的窗"徘徊之窗"(迷いの窓)和"明镜之窗"(悟りの窓),传为上苍每天考验庵内尼姑是否厌倦尘世的东西; bKh&rhm (4)曼殊院门 wcJIQKCvQ 以寺内的"幽灵女"而出名.据说是妖怪中的"大和抚子"; :P9=| (5)化野念佛寺 ) 以寺外的水母地藏王石佛为名.水母地藏王为神话中掌管妇女生产的神.传闻因不伦之恋而堕胎的女子会在这里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tk8!Ix1 (6)贵船神社 "/Bp9z< 京都著名神社,以祈福牌(绘马)闻名.神社内另有700年树龄衫树一棵,被视为神灵在人间的明眼. o coCkq\4 以上列了几个京都的名胜,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之处. EUD. 2 中日企业文化的比较分析日本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的观念,渊源于中国儒学伦理,其内涵是指爱人、仁慈、和谐、互助、团结、合作、忍让,它是日本企业成为高效能团队的精神主导和联系纽带。 中日企业理念的比较 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灵性主义是在强调价值观、经营信念的确立和驱动下,灵活地、随情顺势地完成企业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从而面对复杂的、多变的企业状况及出现的问题,得以选择正确的认识角度和最佳的处理方法。日本企业不是以目标管理法、成本利润分析法等理性工具作为管理基础,而是将企业的价值观念及其信念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石,再由此推导出具体的经营管理规则、目标和方法,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从而表现出其经营哲学的“灵性主义”特色。 中国企业的关系主义中国企业管理的哲学基础,直接渊源于传统文化。从管理观念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是为教化至善的理念,确立了以“重生”为特征的人本位。人与人之间强调“伦理人”与“社会人”,“伦理”为“天道”,人与人之间的和合关系,即共存共荣、同舟共济。管理管的是理,是“灵性”,是通过管“理”服人,以己推人。所以,中国人强调管理中的教化功能,即“晓之以理,明之以道”。从管理目标来看,中国人强调致中和、求稳定和求发展,在必然中求自由,提倡君子固而不比、致公无私、和而不流、中立不倚、知仁达义。其表现是:仕居其位,人尽其才,无尽其力,安居乐业,顺理理通,和谐安定。所以,中国企业多强调以群体大目标融入个人小目标、人心的稳定和生产的常规化运转,然后才是企业的发展,个人的自我实现。从管理对象来看,中国注重对人的管理,强调人事共有一理、情理相融、同舟共济、礼仪为先,从而达到合理、合情、合法。所以,与西方的规格化、标准化、独立化管理特征相比,中国企业更常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来启发人的内心道德自觉,以发挥组织的群体影响。与日本企业的灵性主义相比,中国企业并不完全表现为那种随情顺势的灵性态度,而是强调以理通情,理在情中,反对缺乏灵魂式的变动不居。变的灵活态度应以理为髓,以理为导,强调的是万变不离其宗、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方式。 中日企业价值观的比较 日本企业具有团队意识1975年,日本丰田公司收到员工创造发明设想的建议达万件,采用率为83%,为此支付奖金亿日元,而当年仅制造部门的收益就达160亿日元。松下电器公司2 100名员工一年内提出创造发明设想28万项。这些数据表明了日本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表明了企业员工强烈的团队主义意识和作风。团队主义的基本特点既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充分发挥“团队”的整体效能,又要保持“团队”内部的“和”以及维护和发展整个团队的利益。日本人的“团队意识”是个人在加入特定的集团为存在前提的;个人与集团(团体)的关系几乎维系终身;集团(团队)成员之间没有硬性的“契约”,义务和责任具有弹性。所以,日本企业员工常称自己所在的工作单位是“家里的公司”,在公司供职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强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 中国企业具有集体主义意识我国企业,从价值观要素来分析,无疑表现为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其特征为:(1)集体价值认同具有多重性,即个人对集体的认同是多重的。小到非正式团体、班组和车间,大至分厂、总厂,乃至国家、社会,是同时作用于个人的价值认同的,这就使得人们既体会到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又使得归属、跟定意向很难聚焦和集中;(2)集体意识的形成是双向的,即企业员工一方面具体地归属于某一特定团体中,另一方面又受到理想化、更高层次集体目标的牵引。现实归属与理想追求是并生运作的;(3)员工对集团的向心力具有不完全性。由于集团认同的多重性以及集体对个人的绝对优越化,我国企业职工对集体的向心力,一方面随着指向多重目标的过程中散射和弱化了;另一方面,一部分向心力又返归个人自身,形成了集团向心力的不完全性。与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相比,两者的不同点为:第一,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背景,这就是民族生存的危机感、拟家族关系、日本式的以“诚”“忠”为核心的义理等。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其民族文化背景则不尽一致,传统文化中的“孝”、“礼”多表现为一种外在伦理规范,同时又强调一种“独立人格”,“忠”也是有条件的,“忠”的对象具有嬗变性。所以,日本的团队意识具有较彻底的内心认同与行为指向的一致性;中国的集体主义则表现为心理与行为的非完全重合。第二,日本企业的集团意识是以普遍化的大家族关系为纽带的,团队精神具有相当的心理环境优势。例如,日本企业的非正式团体大都与工作目标同归趋,工作和生活领域的集团认同有机整合在一起。中国企业的集体主义具有一定程度的血缘连带的特点,在企业中,一方面表现为对普遍的集体价值观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一定程度的非工作关系的群体组合,这些“非正式组织”既有与工作目标趋同的,表现为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团结、友爱、互助精神,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刚性很强的“自我利益团体”,从而滋生了我国企业内一些诸如“关系网”、“内耗”等不良现象。第三,日本企业以“非专业化的成功道路”等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集体价值取向与个性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企业由于人事制度的“结构性症结”尚未完全解构,集体价值取向几乎覆盖了自我发展需求,个性发展凭籍“机会获取”、“位置优势”等非正式途径来实现。 中日企业的经营观念比较 日本企业的“经营即教育”日本企业经营是以“人性”为导向的。日本企业的经营者认为,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开发、质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包括最终利润的实现,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质量,以精神潜能的发掘为前提。所以“人才开发的利益大得无穷”,“企业的教育训练投资投入产出系数最大,是最核算的投资”,“职工能力的提高与企业利润呈几何级数关系”。“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家们的共识。“经营即教育”的企业思想包含着如下内容:(1)企业和社会有一种无言的契约,应是社会对企业的委托,实现这一重任,需要企业全员的共同努力(2)企业经营是企业全体员工的共同任务。(3)必须依靠教育在企业员工中根深蒂固地植入“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的思想基于上述理念,日本企业都几乎以“教育为本”。例如,松下公司每年的教育投入占总数成本的10%。松下幸之助提出“造物之前必须先造人”。整个丰田公司的口号是,“既要造东西,又要造人”,推崇“以造就人为根本”。 中国企业的经营特征从经营目的来看我国企业,具有以下特点:(1)注重在创利润的同时尽社会责任。这是由我国企业性质决定的,企业不仅仅是赢利单位,同时兼具多重任务。例如,承办几乎全部的社会公共事业项目和生活设施,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的特征,名目繁多,包括企业自愿不自愿的“赞助”等等;(2)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由于多重身份、多种因素的制约,他们在经营中,对事业的追求远大于对利益的追求。由于企业家的经济利益不是出于企业利润,而是出自企业成本,企业家作为国家所有权的代理人与管理者,多把经营活动作为个人事业的追求,赢利的动机并非很强或唯一。这就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企业家自身多具有一种“利润至上”的崇高追求;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理想追求受多种因素、多重身份制约而受阻的话,便造成“企业短期行为”等非正常现象;(3)我国企业的“育人”功能也是很强的。社会主义企业肩负着培养“四有”职工队伍的职责。从企业模式来看,终身用工制以及重视社会范围的国家所有制、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企业教育提供了独特优势。与日本企业“经营即教育”的思想不同,我国企业更注重职工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保证企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日企业管理特征比较 日本企业的全员参与管理日本企业从管理形态来讲,表现为一种全员参与。这种全员参与表现在:(1) U型(先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决策实质上是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决策定夺之前的疏通,广泛地征询意见,有关人员反复协商,目的即集中众智、全员参与;(2)日本企业员工的责任区划是全面性的,并不是界定在特定范围内。日本公司雇员的责任是全面化的,不同于西方企业具有特定的任务与责任区域,这也决定了在管理过程中自然是全员参与;(3)日本企业也非常注重引导企业中非正式组织发挥的管理效能,日本企业中存在着许多非正式团体,如同窗会、同乡会等,企业一般鼓励支持这些团体存在,并引导其自愿组织质量管理小组、攻关小组、合理化建议小组等,广泛地吸收其参加各级各类管理活动,让他们发挥其管理的功能,这是全员参与管理的突出表现。日本企业全员参与管理的风气,归根到底是为终身雇用制的确立,形成了所谓“劳资利益”或“运”共同体,客观上促成了全体员工对企业经营、理、发展、繁荣的关心。 中国企业的管理特征我国企业由于文化、制度模式的强制约,管理征具有独特性。(1)管理目标的多元化。经济目并非我国企业管理的唯一追求,包括伦理目标、政目标、人事管理、行政目标等等,都是企业追求的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且在特定时期,甚至超过了经目标的追求强度;(2)企业管理活动的政治化色彩浓。这表现在:企业一方面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另一方面又是国家一级行政组织;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管理的一条主线;企业既有相对独立权限,又受国家有关部门的控制和影响;企业领导体制包党委思想政治系统,管理手段不仅有经济性的,也政治性的(如政治动员、行政命令、思想政治等);(从管理的组织模式来讲,偏重于“人事管理”。这体表现在:人事部门在企业部门体系中居于突出位、重要的地位;企业员工既关心生产、经营,更关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培养、上下级信任的保持、自身严得到社会承认、友谊与信任的发展、威信的提等,企业中“人际网络效应”较强;人际因素往往覆了其它管理因素(如客观化、制度化、科学化因素)3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引发的几点启示 重视企业文化,加强企业理念的培育企业理念包含了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即一个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所形成的对本企业生经营的行为、员工工作行为以及企业公众形象的理等问题的总的看法。企业理念是长期形成的、全面的价值观念体系。它表现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理定势和文化积淀。其次,企业理念还包括企业神,即企业群体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形成的信念不懈追求。它是一个特定的企业基于自身的性任务、宗旨、时代要求和发展方向长期培养形成它是企业价值观体系的外化。第三,企业理念还括企业道德,即企业行为的一种伦理意识和道德价,同时也包括企业员工的职业道德。研究表明,只有将企业理念作为整个企业运的灵魂,企业才会有明确的目标、有机的协调,形鲜明的个性,并为达成目标而将员工紧密凝聚在起,使他们自然地融于这种文化中,体会和体现这种文化,并为其不断完善而进取。由此,企业理念成为加强企业凝聚力的一块磁石。因此,必须加强企业理念教育,教育员工“一切以顾客为中心”,勇于创新,注重品格修养,为企业、社会做贡献。 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创建学习型企业,营造浓厚的企业文化氛围“经营即教育”成为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员工素质的竞争,只有具备高素质的人,才能有高素质的企业。而员工的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学习能力。从这一意义上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竞争的实质是学习能力的竞争,企业竞争惟一的优势来自比竞争对手更高的能力。IBM每年为内部员工在培训方面的投入多达20亿美元以上,不仅创建了各类培训学院,还建立了网上大学;西门子公司把培训看作是竞争的要素之一,它在国内外共拥有600家各种培训中心,每年参加各种定期和不定期培训的员工多达15万人。在日本,新员工首先被送入培训机构学习和受训,考试合格后才能上班,这成为日本一些企业的一项制度。我国的海尔、联想、宝钢等知名企业也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学习型组织。可以说,重视员工的学习培训,关注员工的全面发展,积极创建学习型企业,在企业内形成一种浓厚的团队学习氛围,并激励员工把学习能力转化为创造能力,从而实现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目标,这正是企业文化所要求的,也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培养团队精神,建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体意识“松下人”提出了这样的信条:惟有公司每一位成员亲和协力,至诚团结,才能促进进步与发展,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这一信条,努力使本公司不断进步。我们应借鉴日本企业文化建设中的长处,强调企业是一个大家庭,企业要为员工尽心尽力,员工要为企业尽职尽责,同事间要真诚合作,劳资双方要进行思想沟通,共同克服困难。同时,重视培养职工忠于企业的观念,树立团队精神,鼓励员工入股,参与企业民主管理,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同当”的命运共同体思想,把员工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结合起来,在注重员工全面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员工关心企业的发展,形成共同体意识。 ,政治工作从中日企业文化比较中不难发现,日本企业文设的许多东西,都是日本人从我们这里拿去的。深知,我国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具富性和多样性,因此,决定了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涵上的丰富性、独特性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传统文化深受儒学文化的影响。儒学文化向来人的思想品德、观念、情操培养和修身养性:在人的关系上,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处理个社会的关系中,提倡庄重自制,重视教育感化,技能,提倡社会责任感、勤奋工作,很少强调私比如,诚实、忠厚、善良、守信、求实、节俭、仁爱。因此,我们应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加强做人的品德教育和做事的职业道德教育。 (一)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0UAR1(gb Rh,kb(_ 对神灵的信奉 *7&6E1v zN 大和民族是一个信奉自然的民族,自然为神.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将龙喻为民族魂一样.他们信奉这样的"神",还有"灵",他们认为它们他们的这种信仰很虔诚.全国各地的神社,寺庙不计其数.尤以京都地区为甚.很多游客把京都作为日本的寺庙/神社的胜地来进行游览.以下小做汇集: K FPmU% (1)涉成园 O&OEa < 非常著名,因其就处在JR京都站附近,不行10分钟足矣.往往是游客到达京都后的第一站.在这里有日本平安时代的诗人/贵族 源融(げんゆう)的墓地.在传说中,源融是因为"生灵作祟"而狂性大发吞食宫女.其实这和世界上第一篇长篇小说<源氏物语>里的描述是完全一样的. Ki; E3 (2)仁王堂/清凉寺 (1gi?^@ . 以寺内出售的年糕饼(あぶり饼)闻名,相传是菩萨的灵验(ご利益); ,]cI-]& (3)源光庵 [#v@?O 以战国时代石田三成率众自杀,鲜血飞溅的地板作成的血天井闻名的源光庵,庵内更有2扇有名的窗"徘徊之窗"(迷いの窓)和"明镜之窗"(悟りの窓),传为上苍每天考验庵内尼姑是否厌倦尘世的东西; bKh&rhm (4)曼殊院门 wcJIQKCvQ 以寺内的"幽灵女"而出名.据说是妖怪中的"大和抚子"; :P9=| (5)化野念佛寺 ) 以寺外的水母地藏王石佛为名.水母地藏王为神话中掌管妇女生产的神.传闻因不伦之恋而堕胎的女子会在这里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tk8!Ix1 (6)贵船神社 "/Bp9z< 京都著名神社,以祈福牌(绘马)闻名.神社内另有700年树龄衫树一棵,被视为神灵在人间的明眼. o coCkq\4 以上列了几个京都的名胜,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日本人对神灵的虔诚之处. EUD. 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错看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双方的互相误读，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至今仍没有多大起色。一中国人看日本，往往是从大处和表面著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我们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定式，随之衍生出的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古代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我们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根据中方史料，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魏志/倭人传》）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因此，虽然日本名义上被纳入了中国的册封体制（彼时日本仍处于分裂状态），但双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可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之巢窠。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贞平在《汉唐中日关系史》中指出，中国历代朝廷“从未区别对待五世纪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实现了政治统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访华，却未像过去一样向隋帝要求封号，“此举是一个重要的外交信号：中日间的君臣关系已经动摇，日本已不再视自己为中国的属国。”这标志著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过，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唐廷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书》或《新唐书》，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来使因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尽管关于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可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不难想像，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唐朝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依照史料分析，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都正如石晓军《中日两国相互认识的变迁》书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对日本的漠视。”唐朝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779年，孙进兴出使）。虽然我们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唐朝使臣没有识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国梦想是肯定的。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可又有风险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如王贞平所说的裴世清在见到天皇时“按日本习俗行礼似乎很不得当”，但不过是“灵活应变”；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如孙进兴访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称天皇，虽受到广泛反对，但天皇还是降座接受国书。日方的“华夷论”者为之慨叹：“然遂降御座，呜呼痛哉！”（关于唐使团访日的记述，参见王贞平《汉唐中日关系史》）王贞平还在书中细致分析了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与唐国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书中以日文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735年，唐著名宰相张九龄起草的给日本的国书开头称“敕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敕”是对臣属的用语，“主明乐美御德”则明显是把它当作了“日本国王”的名字。同样的语言，用两种读法表达，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贞平认为，归根结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处理中日关系的隋唐官员“对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误信传闻，以为中日同种同文”。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已被忽视歪曲。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实在是过分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894年，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内忧外患，随后的五代十国更是天下大乱，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直到宋代，两国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间贸易和僧侣交流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与旨在传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蒙古帝国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亦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这里要指出的是，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守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至少应注意到登陆地和作战日期的选择。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元朝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官方往来断绝，民间商贸继增，特别是随著航海技术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些专以海上贸易牟利的商团，在两国都有利益，俨然成了“中日合资跨国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胁或阻碍，商团就可能蜕变成武装势力，这就是所谓“倭寇”的起源。二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有人认为朱元璋的处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明太祖实录》）诏书表明，贫苦农民出身的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谨备”为主，重点放在北方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倭寇已经祸乱沿海，日本又并不规矩，他的对策也仅仅是强调“专以防海为务”。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这位因动画片《聪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国人熟悉的将军，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明朝对于日本的了解，从永乐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见一斑。该文云：“日本有国钜海东……语言文字皆顺从，善俗殊异羯与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成祖封义满为日本国王的举动更显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体，对天皇与将军的区别缺乏基本掌握。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唐朝，几乎是莫名其妙的无原则的宽疏纵容，乃至迹近怯懦。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勿“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明史/日本传》）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耍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明经世文编》）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明神宗实录》）。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经济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传统农业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朝鲜宣祖实录》）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明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挑战中国主导的华夷秩序。万历四十年（1612年），浙江总兵杨崇业上报，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执中山王，迁其宗器”。（《明神宗实录》）琉球与朝鲜一样，同是中国华夷秩序下的藩属，日本的侵略朝鲜、琉球显然是欲去中国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应也仅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备”的口头表达层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层尽管看到了日本对华夷秩序的现实威胁，但未曾认清日本的真正战略理想，而仅仅把它当作了华夷秩序中一个不时犯混、不太听话的边缘性角色或“不完全成员”，对它的处理仍要以防备为主，以羁縻为辅。如果大张旗鼓地讨伐之，一来跨海远征浪费人力财力，未必能得到什么现实收获，一旦失败还颜面扫地；二来违背中国“修文德以服人”的对外政策传统指导准则，显得“堂堂天朝”黩武狭隘。那么，仍旧是东亚最庞大的帝国的明，在对日关系中为何表现得如此难以理解的保守甚至变态呢？首先，我们要从所谓的朝贡体制寻找原因。虽然关于该体系的起点，学者们意见并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朝贡体制的理论与实践自有其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国国内与周边形势的变化密切相关。由于朱元璋“比以往的任何朝代，更彻底地推行朝贡体制和贡舶贸易”（曹永和《明洪武朝的中琉关系》），因此在明朝前中期，朝贡体制达到了理论上高度完备，同时实践上也高度僵化的阶段，这种状态到晚明出现了巨大裂痕，进入满清则再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贡体制的本质，与其说是外交政策或贸易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信念。如费正清所说，皇帝奉天承运统治天下，“如果四周远人不承认他的统治，他又怎能令中国百姓臣服呢？在中国，权威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治工具，而朝贡能产生权威。”（《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也就是说，万邦来贺、四夷宾服的盛况，是对皇帝统治权之合法性的有力证明，绝非仅用虚荣心膨胀所能解释。明朝在对外交往上最积极进取的永乐帝，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异域众国的纷纷来朝有助于营造“天命所归”的印象，缓解对他武力篡位的质疑。既然朝贡的真正意义在于“藩属”究竟来还是不来，则其来朝的动机、目的、表现都是次要问题。只要日本肯来“朝贡”，明廷不惜听任日本使团为所欲为、嚣张放肆，也甘愿在经济上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让步（称之为“恩惠”）。同时，明廷对对方的真实情况也缺乏了解的意欲，即便明知其居心不良也不愿深入追究。所以，这种一切为了渲染“德被远人”表象的做法，不仅是中国畸形“面子”文化的充分暴露，更有政治和文化理念上的深层背景。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看来，册封与朝贡的体制足以印证着历史的光荣，并昭示中国曾长久占据古代东方政治格局里当仁不让的支配地位，这是对概念与现实有意无意的混淆。现实中，中国的册封与朝贡体制在大多数时间内只是一种主观愿望，尤其是面对北方强大游牧民族的威胁之时，和亲、岁币乃至称臣的选择都并不稀奇。仅仅指责明朝在中日关系上的自欺欺人是不公平的，正如余英时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所指出：“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距离长安超过5000公里的粟特“从未对汉朝的权威表示过应有的尊敬”，却坚持参加贡纳体制，“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贸易”。这种贸易的特点是中方往往在实利上亏本，但帝国的政治理论和荣誉感又不容轻抛，于是便如毛轸119年所奏“西域络绎遣使，求索无厌。与之则费难供，不与则失其心。”最可悲的是，即便是亏本生意，也从未换来边境的和平，那些“番邦”一有机会就会以武力赤裸裸地掠夺侵扰。而每当此时，“闭玉门”的论调就会被提出，这与明代的“绝约闭关”异曲同工。对于朝贡体制这个“政治神话”（苏联学者和在《霸权的华夏帝国》中称之为“政治怪物”）本质的尖锐剖析，在当代中国仍做得远远不够，特别是在近现代屈辱史的对照下，古代的“辉煌”更易被人工修饰放大填补自卑感，这也成为阻碍中国人理解并适应现代国际关系的不利因素。回到古代中日关系的问题，从两国交往之始，中国就单方面地把日本纳入了自我为中心的册封与朝贡体系，必须注意，这种立场是“单方面的”；与朝鲜、琉球等国家不同，基本统一后的日本并未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定位于这个体系，相反，它吸收中国的“夷夏”观念后，反而试图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为了避免和强盛期的中国发生直接冲突，在那些时段，日本一般会采取虚与委蛇的两面策略，政治上满足中方的“面子”，捞取现实的经济、文化利益。如前所述，甚至连日语的音读、训读两种发音也在遮蔽其真实意图的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总之，有明一朝，羽翼渐丰的日本实质上已经初现在东亚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积极意向和作为，丰臣秀吉在《答朝鲜国王书》中更提出要“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只是明帝国出于种种原因，对此保持了一贯的懵然和无视，其对日政策大体可以概括为：“是彼有资于我，而我无资于彼。忠顺则礼之，悖逆则拒之，不易之道也。”（李言恭、郝杰《日本考》）这只是一部分。希望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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