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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文物指与戏曲相关的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对它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呈现出繁荣局面。后一时期以研究专著的出现、研究队伍的形成、研究方法的拓展、研究成果的丰富为显著标志。今天，戏曲文物研究已经成为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领域。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打破了曲学界以文献为唯一资料来源的单一研究方法。大批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戏曲研究的许多空白。它们不但印证了某些文献记载，而且补充了文献资料之不足，纠正并完善了戏曲研究中某些既定看法。戏曲文物研究还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戏曲观念的丰富与更新，彻底改变了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单一研究局面。就戏曲文物研究状况而言，区域性、断代性研究较多，整体性研究较少。介绍性、微观性研究居多，理论性、宏观性论述偏少。就事论事者居多，由文物的发现而引发的对戏曲史的重新思考比较欠缺。戏曲文物的发现对戏曲研究的贡献还未得到认真总结。所以，对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总结，并从宏观上重新认识中国戏曲史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系统全面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也尚未进行。本课题的研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开始。戏曲文物是按属性分类法从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文据形态分类法，将其分为戏台、雕塑、碑刻、戏画、抄（刻）本、舞台题记、其它，共七类。文物条目以单种（或组）器物为单位，共得1500余条，列表介绍，作为附录部分，字数约30万。内容包括“名称”、“时间”、“内容简介”、“发现地”、“公布情况”、“研究状况”六项。曲学有狭义广义之分，本文取其前者，主要指宋元明清戏曲研究。考虑到学位论文以论为主、要有创新的要求，本文既注重学术史的总结，又力争从材料中得出新的观点。第一章介绍戏曲文物发现与研究概况。戏曲文物之真正发现，戏曲文物研究的自觉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介绍为主。主要发表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月刊》、《国剧画报》等刊物上。抗战开始后的十余年间,戏曲文物的发现处于停滞状态.从五十年代开始，文物考古工作全面展开，戏曲文物的发现有了长足的进步。种类除了戏台、戏曲碑刻、戏曲绘画外又增加了戏曲雕塑、出土戏曲剧本两类。八十年代以来，戏曲文物的发现进入了全面丰收的新时期。地下宝藏频频面世，地上文物被广泛调查介绍。文物种类又增加了“舞台题记”一项。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编纂《中国戏曲志》，各省分卷编撰人员随即展开了首次全国范围的戏曲文物调查。戏曲文物研究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三、四十年代为发轫期，研究以文物介绍为主。五十至七十年代为发展期，研究范围扩大，专业研究人员出现，研究力度加深。本期共发表带有戏曲文物的报告29篇，戏曲文物研究论文16篇。兼收戏曲内容的碑刻集1部。戏曲版画集1部。八十年代以来为繁荣期。文物考古刊物大量增加为戏曲文物的公布创造了条件。以戏曲文物研究为主的集刊《中华戏曲》问世。本期共发表有关戏曲的文物考古报告260余篇，研究论文280余篇。研究专著的出现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本期出版的专著有：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杨健明《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周华斌《京都古戏楼》、陈历明《〈金钗记〉及其研究》黄竹三、王福才《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戏剧图史》。论文集：《河东戏曲文物研究》、黄竹三《戏曲文物散论》。研究队伍的出现与壮大是一个学科形成发展的首要条件。上一期的研究者中已有不少专家，但多数对文物仅是偶尔关注一下，所以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形成“研究队伍”。本期情况则大为改观，有戏曲文物研究专著者7人，发表论文者140余人，其中论文数量在5篇以上者23人（包括有专著者5人）。一支数量可观的、稳定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由戏曲文物的发现而引出的剧场史研究，开拓了曲学研究领域。王国维、青木正儿的戏曲史研究均不涉及剧场史。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也颇为简略。真正比较完备的剧场史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以后，其成就主要得益于戏曲文物的发现。本文第三、四章描述古代“庙台广场”式剧场的发展演变轨迹。宋金元时期，祠庙里开始建筑“舞亭”“乐厅”等固定表演场所，庙台广场形制开始创建。明代祠庙戏台从面积到布局都有发展，过路戏台与二层看楼出现。清代，戏台建设全面繁荣，数量增多、建筑宏丽、形制完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存古戏台绝大多数在祠庙（会馆亦供奉神灵，亦为祠庙之一种）内，勾栏剧场与其它演出场所（如堂会等）仅见于文献记载，相关研究也比较充分，所以本文着重以已发现的古戏台为对象描述祠庙剧场之发展史，兼及戏园与宫廷戏台。最后一节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庙台广场是中国古代剧场的基本形制。然后探讨庙台广场式剧场形制对戏曲特征形成的作用。庙台广场功能驳杂，具有开放性、嘈杂性、简陋性等特点。这些特征对古代戏曲戏无定本、程式化、脸谱化以及高亢嘹亮的音乐、唱白等特征的形成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演出史本应成为戏曲史中心之一，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它一直被置于戏曲史的边缘。戏曲文物，尤其是大量乡村赛社演剧文物的发现，显示出古代戏曲演出的繁盛。演出的繁荣不但产生于有大量剧作传世的地区，而且出现于那些创作并不繁荣的地方。后者在以戏曲文学为主的“戏曲史”中往往是一片空白。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本文第五、六章主要勾勒赛社演剧的历史轮廓。 宋金元时期，赛社演剧制度基本确立。明代，赛社演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规范。赛社演剧的普及与繁荣，则是入清以后的现象。第六章最后一节，探讨赛社献艺与戏曲生存发展的关系。原始性宗教祭祀，尤其是民间宗教祭祀，在古代中国历史悠久、绵延不断。作为“古代宗教”祭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迎神赛社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它以民间活动为主，官方与民间相互渗透、融合。而赛社献艺是这一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而存在，是它能够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所以，赛社献艺是中国古代戏曲生成与生存的基本方式。古代宗教，主要是民间宗教在宋代的兴盛是戏曲形成于宋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以前有关戏曲形成问题的研究中是不被重视的。第七章简略追述戏曲观念史。大致而言，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仅承认戏曲的讽谏作用。元代戏曲家正式提出戏曲的教化功用。专门性戏曲碑刻的出现标志着戏台在祠庙中单独新建的开始。入明之后，主流社会对戏曲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戏曲被纳入“一代之文学”的行列，并被称为“正音”。教化说被进一步强化。祠庙碑刻中多从悠久的祭祀、礼乐传统中寻找赛社献戏的合法性，戏台多被命名为“乐楼”。戏曲的起源被追述到先王所制之古乐。入清以后，一些文人将戏曲提高到与经史并肩的地位。戏曲的历史借鉴作用的阐述臻于完备，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也被发挥殆尽。同时，戏曲的娱乐作用也得到了有限的承认。戏曲被认为是沟通神人的最有效媒介。赛社演剧变成了祭祀神灵、祈福禳灾的充分必要条件。戏曲的起源由古乐被进一步追述到天道，从而获得了本体论式的解释。至此，戏曲存在尤其是赛社演剧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完全确立。受王国维与吴梅的影响，二十世纪曲学研究形成了以文学与音律为中心的特点。五十年代以来，各大学中文系将古代戏曲纳入古典文学领域进行教学与研究。这一制度客观上巩固并加深了上述倾向。戏曲文学研究遂成为戏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戏曲作家作品研究又成为戏曲文学研究的重心。戏曲史被描述为戏曲作品创作史加音律声腔演变史。戏曲文物的发现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领域的拓展。文物考察、田野调查之风日盛，由此导致更多珍贵文物资料的出世。除剧场史、演出史研究的深化外，近年来，各种地方戏、幸存的古老剧种、宗教祭祀剧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活动与成果彻底打破了戏曲研究中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传统，使之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繁荣局面。由此，重建中国戏曲史的呼声日益响亮。以舞台艺术、演出形态为中心的戏曲史观受到了广泛的赞同。戏曲演出活动的历史应该成为戏曲史的核心。
1、中国戏曲的孕育与形成 中国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汉代，在民间出现了具表演成份的“角抵戏”，尤以《东海黄公》为著。到了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歌舞与表演相结合的“歌舞戏”，具有了更为浓郁的表演成份，如《拔头》、《代面》、《踏摇娘》等。唐代，出现了由先秦时期的优伶表演发展来的以滑稽表演为特点的“参军戏”；民间的歌舞戏进入宫廷，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民间又出现了“俗讲”和“变文”等通俗说唱形式。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出现很多市民娱乐场所──“瓦舍”和“勾栏”；民间歌舞、说唱、滑稽戏有了综合的趋势，出现了“宋杂剧”。金代，在宋杂剧基础上，北方出现了“金院本”，南方出现了“南戏”。元代，北方形成“北杂剧”，南方南戏进一步发展成熟，戏曲形成。2、中国戏曲最早的成熟形式──宋元南戏南戏，是中国戏曲最早的表现形式，它形成于南北宋之交的浙江温州（古称永嘉）一带的民间，时称捻兰卧泳鐢。它是在宋杂剧的基础上，融和南方民间小曲、说唱等艺术因素形成的。以体制庞大、曲词通俗质朴为其特点，已粗具戏曲的基本艺术特征。剧目多表现民间故事。3、中国戏曲的第一个繁盛期──元杂剧元代，是中国戏曲史的一种重要时期，它以其元曲闻名于世，而元曲中影响最著者，唯北杂剧（亦称元杂剧）。北杂剧之文学，以质朴自然胜，后世戏曲文学无有出其右者；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杂剧作家，使北杂剧成为一代之文学。北杂剧之表演则显示出戏曲在形成之初的朴实和浓郁的民间气息。4、中国戏曲的第二个繁盛期──明清传奇传奇，源于宋元南戏，是它成熟化与规范化的结果。明中叶以后，传奇代替杂剧成为戏曲舞台上的主角。挚?鏀二字，取自其撑奁娌淮??薮?黄鏀之特色。其剧本文学曲词典雅，体制庞大，名篇佳作不胜枚举，为戏曲文学绝盛之时。表演上则日趋成熟，多用昆曲演唱。5、明代四大声腔所谓明代四大声腔是对中国明代南曲系统的浙江海盐腔、浙江余姚腔、江西弋阳腔和江苏昆山腔的合称。明代戏曲，在音乐上出现明显的地方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地方声腔的崛起。对后世戏曲影响最大的是后两种，即弋阳腔和昆山腔，前者发展为全国影响广泛的高腔系统；后者发展成典雅细腻的昆曲。6、中国戏曲的转型期──清代地方戏的兴起自清代前期起，戏曲舞台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戏曲的民间化和通俗化。先是昆曲、高腔折子戏的盛行，后是地方戏的兴起。从此，戏曲舞台不再是传奇戏的天下，昆曲与高腔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者。戏曲的表演场所也由厅堂氍毹变为了茶肆歌台。 7、徽班进京乾隆五十五年，即公元1790年，为庆祝乾隆的八十寿辰，撊?鞌徽班进京献艺，带来了与昆曲皆然不同的一种地方曲调枣徽调，给京城观众以耳目一新之感。而后，撍南胧、挚禾〝、摵痛簲等徽班相继进京。徽调以其通俗质朴之气赢得了京城观众的欢迎，从此在京城扎下了根。8、中国戏曲史上的大事──京剧形成继徽班进京之后，湖北汉调艺人也于道光年间（1828年前后）进京与徽班艺人同台献艺，他们同徽调艺人一样唱皮黄腔，只是更具湖北风格。徽、汉皮黄在京城和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终于在1840年前后，形成一种独具北方特色的皮黄腔枣京剧。9、京剧的第一个鼎盛期──清代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形成后不久，即迎来了它的第一个繁盛期，时间在清同治、光绪年间。当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京剧演员并在此时引起了宫廷官方的喜爱。宫内优厚的物质条件促进了它艺术上的成熟。10、京剧的第二个鼎盛期──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20世纪初撔挛幕?硕瘮所带来的新思潮极大地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京剧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繁盛期。这一时期京剧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优秀京剧演员的层出不穷上。而且，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流派产生最多的时期，旦行的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撍拇竺???；生行的余（叔岩）派、马（连良）派、麒（麟童）派；净行的金（少山）派、郝（寿辰）派、侯（喜瑞）派、丑行的萧（长华）派等。每个流派的创始者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剧目，所以这个时期也是京剧文学的繁荣期。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11、京剧的第三个鼎盛期──20世纪50年代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处处呈现出万象更新之貌。京剧也因此迎来它艺术上的春天。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1959年前后，它的艺术生命又到了第三个顶峰。这个时期的繁荣是以演员阵容的强大，梯队的完整为标志的。《白蛇传》、《将相和》、《穆桂英挂帅》、《野猪林》等优秀剧目的出台，也将京剧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峰。12、新兴地方戏的产生──越剧、评剧、黄梅戏等20世纪初，一批新兴地方戏开始在各地戏曲舞台上出现，包括越剧、评剧、黄梅戏等。它们均由民间小戏发展而来，具有极为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进入城市后，它们吸收京剧、梆子等老剧种的艺术营养，表演上得以成熟。13、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毛泽东为其题词摪倩ㄆ敕牛?瞥鲁鲂聪，以后便成为戏曲发展的指导性方针。即要求戏曲艺术既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又要求各个剧种在自由竞赛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14、京剧现代戏汇演举行1964年，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共推出35个剧目，其中著名的有《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黛诺》、《六号门》、《红嫂》等。这是京剧编演现代戏的一次成果展示。15、戏剧梅花奖设立为表彰戏剧优秀演员而设立的奖项，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1983年设立，每年评选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全国性戏剧演员评奖活动。16、第一届中国京剧节在天津举行1995年11月在天津举行了第一届中国京剧节，设立金、银、铜三类奖项，推出一批优秀京剧剧目。其中获奖的剧目有《曹操与杨修》、《狸猫换太子》、《岳云》、《西施归越》等。 17、第二届中国京剧节在北京举行1998年12月第二届中国京剧节在北京举行。此次京剧节也推出一批优秀的京剧新创剧目，如《骆驼祥子》、《贞观盛世》、《风雨同仁堂》、《大脚皇后》、《千古一人》等。其中的《骆驼祥子》改编自老舍的同名小说，是众多剧目中的佼佼者。18、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优秀剧目献礼演出1999年8月15日至10月15日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优秀剧目献礼演出在北京举行。此次活动旨在推出一系列优秀的新创剧目（话剧、戏曲、舞剧、音乐剧等），以此繁荣全国的戏剧创作。此次活动涌现出来的戏曲优秀剧目有黄梅戏《徽州女人》、川剧《金子》、京剧《宝莲灯》、《贞观盛世》、淮剧《金龙与蜉蝣》、《西梦霸王》等。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万人。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南宋情况则不同。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再看学校。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万余所。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其实情况并非如此。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学校已为虚设[9]。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可是明清两代的情况就大不同了。顾炎武曾估计：明末“合天下之生员(秀才)，县以三百计，不下五十万人”[13]。清朝秀才，据近人研究，太平天国前任何一个时期大体为52万余人[14]。比秀才数量多若干倍的士人，还有参加童试然未考中的童生。清朝太平天国起义前童生之数，据近人研究，一个县在1000至1500人，全国总数“可能达到近二百万”[15]。清末童生，康有为估计为300万人，“足以当荷兰、瑞典、丹麦、瑞士之民数矣”[16]。梁启超也估计：“邑聚千数百童生……二十行省童生数百万”[17]。早于清朝的明末童生，总数无考，但从其秀才数与清朝秀才数大略相等推测，童生数纵使略少，也不会相距甚远[18]。这样，明清两代任何一个时期的秀才加童生，亦即一般士人的总数，按保守估计，也有二三百万[19]。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我们知道，宋金元地方上科举考试，实际上只有一级，相当于明清的乡试，录取后即为举人，所以其应试者总数，本应与明清应乡试的秀才，以及为取得秀才资格而应童试的童生二者总数大体相当，或后者略高一些[20]。可是，如上所考，元代士人总数当远低于80万，而现在明清秀才加童生的总数竟有二三百万，后者增加了三四倍或五六倍。原因何在？我以为主要当从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中去探寻。众所周知，明清科举制度和宋金元相比，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地方上乡试前，增加了童试，以选拔进入府州县官学读书的秀才；而和乡试、会试一起，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则是另一大特点。这两个特点，共同构成八股文取士之制，影响巨大：第一，自宋以来，府州县官学一般多非考试入学[21]，直到明初，秀才依然“听于民间选补”[22]，实际上由官员决定，选补的多是官僚、绅士子弟，平民子弟对之不抱多大希望。大体从明英宗起，渐行“考选”之制[23]，后又发展为童试，通过考八股文，实行平等竞争。这一基本制度在与以下措施结合之后，就对平民子弟也企盼读书应试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首先就是录取名额大增。宋金元的第一级考试，如前所述，是选拔举人。全国每次录取总数，最多的如南宋，也只有8000人；而明清第一级考试——童试，全国每次录取秀才总数，一般达到2万多人[24]。而且宋金元按制度这一考试是三年一次，而明清童试则是三年两次，曰岁试、科试[25]。这样，作为一个同样是参加第一级考试的士人，在明清，录取的可能性显然增加了好几倍。当然，秀才资格不如举人，特别是不能直接参加会试，但是仍享有若干特权：一是秀才需入府州县官学读书三年，由学官教授经史和八股文体。一般来说，只有秀才方能参加高一级的、选拔举人的乡试。换言之，凡获得会试资格，有可能中进士，飞黄腾达的举人，一般必须从秀才中选拔。这样必然提高秀才的社会地位。二是对秀才生活，国家给予补贴。明代“……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有所增加，“廪馔月米一石”[26]。而且“生员之家……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27]。清代对秀才“免其丁粮，厚以廪膳。……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28]。秀才还享有免笞杖，见县官不下跪等特权。用顾炎武的话说就是：一为秀才“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29]。所有这些，也就必然有利于秀才发展成为地方绅士[30]。这样，一方面和过去的第一级考试相比，如参加明清童试，录取的可能性激增了数倍；另一方面如考中秀才，又可享有若干民间十分羡慕的特权，甚至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绅士。平民子弟中稍有条件的一部分人，对读书应试怎能不动心呢？第二，以上只是就“硬件”而言，如果没有良好的“软件”配合，这一制度仍然不能发挥作用。所谓“软件”，是比喻考试内容。如果新制度仅具备上述诱惑力，但考试内容，特别是童试内容很难，平民望而生畏，则还是无法促成他们真正投身于读书应试的潮流之中。然而在明清，事实上是这一“软件”出现了，这就是内容改用八股文，从而形成八股文取士之制。这一变化对平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考试难度下降，不是高不可攀的了。下面略作阐释。八股文考试，其答题要求包括三方面：经义、代圣贤立言、八股对仗[31]。三者之中，经义是实质内容，代圣贤立言是阐述经义的角度，八股对仗是阐述经义的文体。故其核心仍是宋以来科举所考的经义。但是明清又有不小的发展，这就是除《五经》外，沿元制加考《四书》；而且经过摸索，逐渐演变成以《四书》为考试主要内容，所谓“专取‘四子’书”[32]。《四库全书总目》卷三六《经部四书类二·四书大全》提要便说：明成祖时编《四书大全》，“尊为取士之制，……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清朝康熙时依然以“《四书》艺为重”[33]。乾隆时“士子所诵习，主司所鉴别，不过《四书》文而已”[34]。特别是童试，在乾隆中叶以前很长一个时期明定“正试《四书》文二，复试《四书》文、《小学》论各一”，竟不考《五经》[35]。乾隆自己也说：“国家设科取士，首重者在《四书》。”[36]和上述措施紧密相配合的是，明清全都明定：阐述《四书》义，必须根据朱熹的《四书集注》，否则不予录取[37]。所有这些同样是考经义而发生的重大变化，从明清统治集团的指导思想看，主要在于以此进一步宣扬程朱理学，培养合格的统治人才，更好地维护新形势下的王朝利益[38]。可是对于一般平民，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这就是考试难度的显著降低。过去主要考《五经》，内容艰深，文字晦涩，加上汉唐诸儒烦重的训诂注释[39]，平民子弟基础薄弱，不能不对之望而却步，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换为重在《四书》，分量减少，内容比较浅显[40]；特别是朱熹《四书集注》，摈弃旧的注释，注意“略释文义名物，而使(即引导)学者自求之”[41]，被评为“很讲究文理”，和其他宋儒解经一样，“求文理通顺”[42]。由此平民子弟就不难读懂其内容，领会大义了。再加上阐述经义的角度要求代圣贤立言，不许涉及后代史事[43]，客观上减轻了平民子弟应童试的负担[44]。至于文体八股对仗，虽麻烦一些，但毕竟只是形式问题，一般经过一定时期的揣摩、练习，便可驾驭[45]。这样，总体上说，考八股文便为平民子弟读书应试，首先是童试，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不但心羡秀才，而且敢于参加童试，为一领青衿而拼搏了。故清初杨宁曰：“入仕之途易，则侥幸之人多，而读书又美名，此天下所以多生员也。”[46]一方面，如果只行童试，而所考内容艰深，不是八股文，则平民子弟不敢应试，也不会关心读经书，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但另一方面，八股文虽比较浅显，如不以之取士，平民子弟同样也不大可能有读经书、以提高文化素质的积极性。清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即八股文)者。上问张文和(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47]而只有将二者结合，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平民子弟才真正会为摆脱文盲、半文盲境地而行动起来。试举二例：吴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回：明代山东汶上县薛家集百十来户“务农”人家，其所以要“做个学堂”，请老童生周进来教“像蠢牛一般”的孩子读书，不就是因为他过去教过的顾小舍人“中了学”(考中秀才)，希望自己子弟也能“进学”吗？而“进学”，在他们心目中，其预兆竟会是正月初一“梦见一个大红日头”落在头上，可见分量是何等之重[48]。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清代“彭雪琴（玉麟）侍郎，先世务农，贫无田，佃人之田。其先德鹤皋赠公，幼读书，年逾弱冠，府县试屡居前列，而未得入学[49]。其伯叔父及诸昆弟啧有烦言，曰：‘吾家人少，每农忙时，必佣一人助作。此子以读废耕，徒费膏火资，又不获青其衿为宗族光宠，甚无谓也。’”这事再次证明，务农之家不惜全家劳动，勉强供一人读书，目的就是要他“青其衿”，即考中秀才，“为宗族光宠”。八股文取士制在推动平民子弟读书应试，提高其文化素质，使之转化成士人上的巨大作用，是再明显不过了。当然，无可否认，明清两代确有不少尖锐抨击八股文取士制的言论，甚至认为它是明代灭亡、清代官员愚昧无能的罪魁祸首[50]（近人对此制持全盘否定论者，也不乏引此作为佐证），但那是因为他们全都从造就、选拔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角度，以比较高的标准来衡量全体童生、秀才、举人、进士、翰林，来要求、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再加上涉及情况复杂，看法很容易出现片面、极端[51]。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留诸他日。本文立论角度则不同。如前所考，主要由于实行八股文取士之制，明清社会增加了数倍士人，涌现了几百万童生，几十万秀才。如完全按或基本按合乎规格的统治人才——官员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绝大多数的确难以达标[52]。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从明清社会的实际出发，将他们去和未行八股文取士制以前，原来的亿万文盲、半文盲相比，成绩便十分明显，因为他们毕竟都是不同程度上读过《四书》、《五经》，至少能撰写八股文，文化素质大为提高的知识分子。梁启超便赞誉数百万童生“皆民之秀也”[53]。他们的存在，构成由宋金元最多80万士人，到现代“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54]这一梯链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这些童生、秀才，除一小部分后来成为官员外，绝大多数以其参差不齐的知识，默默地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着亿万文盲、半文盲所发挥不了的作用[55]，从而使整个明清社会的文明程度得到相当大的提高，推动着历史的进步。追根溯源，八股文取士制的这一功绩，是明明白白的，是不应被抹杀的。最后再补充一点，这就是据先辈学者研究，八股文逻辑性强。钱基博先生便说：“就耳目所睹记，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还认为近代“纵横跌宕”、“文理密察”的文章，多源于八股文的基础。他说：“章炳麟与人论文，以为严复气体比于制举[56]；而胡适论梁启超之文，亦称蜕自八股。斯不愧知言之士已!”[57]如果这一见解不偏颇，则八股文取士制在促成明清士人注意逻辑思维上还有一功[58]。正确理解顾炎武八股文取士“败坏人才”说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综上四证，可以肯定，顾炎武所谓“败坏人才”云云，仅针对明代后期的科场流弊而言，并无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制之意。如果这一看法不错，则人们常引用顾氏的另一些抨击八股，时文之语，也就不难正确理解：1.《日知录集释》卷十六“经义论策”条：“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这段话是接着上文及原注宋代“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或“窃袭人之语，不求心通者相半”(相当于明代“节抄剽盗”坊刻时文或名士所撰之文)，导致不读经史而言的。自与明代前、中期士人能“读书千卷”，所写八股文“无一字无来处”之制无干。故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八引胡燮斋解释顾炎武其所以“痛诋时文”的心理曰：“彼盖疾夫藉圣贤之言为梯荣钓宠之术，转相摹仿，愈趋愈下，遂发此过激之论耳。”2.同上条：“赵鼎言：(王)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这里指的是另一种流弊，即一些科场八股文虽非“节抄剽盗”，但因未读经史，学无根柢，其代圣贤所立之言[13]，只能是随意捏造，信口开河，而无经史之依据，此即所谓“杜撰无根之语”。但这种流弊同样有时间限制，因为紧接上文顾氏便出一“原注”说：“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据此，这种“杜撰无根之语”非指明代前、中期的时文或八股文，是很清楚的。3. 《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十八房”条：“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廿一史》废”。这里的“八股”，切不可误会为泛指明代八股文取士制之八股文。据上下文可知，它仅主要指明代后期万历年间开始，由考官十八房(如《诗》五房、《易》四房等，分阅《五经》试卷)所选定、刻录的八股范文，即程文。这些程文，有的是“主司(考官)所作”，有的是“(中式)士子所作”[14]。它们和前述坊刻时文一起流行，目的原想以此范文指导士人学习，使之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来[15]。但结果相反，由于“天下之人惟知此物(程文)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而他书一切不观。……举天下而惟十八房(程文)之读”，导致经史之学，“文武之道，弃如弁髦”[16]。正是针对这一弊病，顾氏发出前举两句感慨。其“八股”与“十八房”，涵义是互补的。意谓十八房所刻“八股(程文)”兴盛，导致人们惟此之读，治国安邦的经史之学反而无人过问了。很显然，这一感慨或抨击，也有着时间限制，而不可能是指向明代前、中期之制的。总之，如何评价明代八股文取士之制，对它究竟应不应该全盘否定，这可以讨论；但举顾炎武“败坏人才”说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根据以上小考证，则似应认为是不符合顾氏原意的。
毕业论文常见的参考文献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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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是大专院校学生毕业之前写作的体现学习成果的论说文。从整个写作过程来说，要抓好三件事：一是选题要得当，二是材料收集要充分，三是论证要严密。一个环节失误，都会严重影响论文质量。在此仅就写法上的问题谈几点应注意事项：
一、题目最好小一点，角度新一点 。
由于完成论文的时间大体上只有三五个月，论文字数也有一定限制，因此选的题目不能过大。否则，为时间、精力、资料等条件所限，将难以写好。题目小一点，写得实在一点，把问题讲得透彻一点，对于初学写论文的同学来说，是一个较好的锻炼。确定题目之后，还要考虑从哪个角度写比较好。譬如论一部作品，究竟是论它的思想性、艺术技巧还是人物形象等，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所掌握的资料来确定，最好是从前人所没有论述过的地方或前人虽有论述但自己有新见解的地方着手。当然，也不是题目越小越好，越冷僻越好。钻牛角尖也容易走上歧途。
二、依理定形，顺理成章。
论文和文学作品不同，它要求用简明的语言讲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因此，论文的结构只能以理为中心，结构形式必须服从事理发展逻辑。所以，在写作之前要细致地分析所有的材料，理清思路。在写作时，要紧紧抓住自己所要阐述的问题组织和使用材料，用严密的论证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三、中心突出，层次清楚。
要使文章中心突出，首先要确定论证重点，然后在材料的安排上下功夫，即先找出材料安排的顺序，看看什么材料该先用，什么该后用，放在什么地方最为合适。如材料安排是平行关系，即列举式的，材料之间并无内在的逻辑联系，谁先谁后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是递进关系，不论是递增式还是递减式，就象阶梯一样，有一定先后次序，它们之间就不能随意颠倒顺序，否则，就会造成气不通、理不顺。此外，还有接续关系和对立关系等。总之，在使用材料时，要把握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用得恰到好处，这样，文章就可以做到中心突出、层次清楚。层次清楚还要求：段落之间的衔接要紧凑，文势的曲折变化要自然。段落之间的过渡不论采用什么形式，如用联接词，用插叙或说明等，都要有连贯性，不要给人突如其来的感觉。为了使文章曲折变化、引人入胜，有时要退一步讲，有时要抓住关键性的字眼反复挖掘深意，有时需要间接证明，有时需要用顿笔造成奇峰突起等。但无论怎样曲折变化，都不能离开文章的中心，横生枝节，而要显得自然、合理。
动笔写作之前，最好先列一个提纲，确定文章的架子，看看要讲哪几层道理，用什么材料，怎么论证，如何开头、结尾等。这样，一方面可以检查自己材料是否够用，另外，写作时也不致因时间较长而使思路中断。当然，写作过程中，随着认识的加深或新材料的发现，部分修改甚至提纲的事也是有的，但有提纲总比没有要好。初稿写毕，要在听取指导老师和同学的意见之后反复修改，最后再定稿。
毕业设计说明书与毕业论文撰写的规范化要求
一篇完整的毕业设计说明书或毕业论文要有题目、摘要及关键词、目录、引言（前言）、正文、结论、谢辞、参考文献、附录等几部分构成，毕业论文规范。理工科专业的毕业设计说明书（毕业论文）要求不少于2500字，文科专业不少于3000字，具体实施细则如下：
一、毕业设计说明书撰写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1．题目
毕业设计课题名称，要求简洁、确切、鲜明。
2．中外文摘要及关键词
应扼要叙述本设计的主要内容、特点，文字要简练。中文摘要求约100字左右。关键词3-5个。
3．目录
主要内容的目录。
4．前言
应说明本设计的目的、意义、范围及应达到的技术要求；简述本课题在国内（外）的研究概况及尚可开拓空间；本设计的指导思想；阐述本设计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5．正文
（1）设计方案论证：应说明设计原理并进行方案选择。应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案（包括各种方案的分析、比较）；应阐述所采用方案的特点（如采用了何种新技术、新措施、提高了什么性能等）。
（2）设计及计算部分：设计及计算部分是设计说明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详细写明设计结果及计算结果。
（3）样机或试件的各种实验及测试情况：包括实验方法、线路及数据处理等，开题报告《毕业论文规范》。
（4）方案的.校验：说明所设计的系统是否满足各项性能指标的要求，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校验的方法可以是理论分析（即反推算），包括系统分析，也可以是实验测试及计算机的上机运算等。
6．结论
概括说明本设计的情况和价值，分析其优点、特色，有何创新，性能达到何水平，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改进方向。
7．谢辞
简述自己通过本设计的体会，并对指导老师和协助完成设计的有关人员表示谢意。
8．参考文献
应列出主要参考文献。
9．附录
将各种篇幅较大的图纸、数据表格、计算机程序等作为附录附于说明书之后。
二、毕业论文撰写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
1．题目
题目应该简短、明确，要有概括性，让人看后能大致了解文章的确切内容、专业的特点和学科的范畴。题目的字数要适当。
2．中外文摘要及关键词
摘要，即内容提要，应当以浓缩的形式概括研究课题的主要内容、方法和观点，以及取得的主要成果和结论，应反映整个论文的精华。中文摘要约100字左右为宜，关键词3-5个。摘要应写得扼要、准确，一般在毕业论文全文完成后再写摘要。在写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用精练、概括的语言表达，每项内容均不宜展开论证。
（2）要客观陈述，不宜加主观评价。
（3）成果和结论性意见是摘要的重点内容，在文字上应着重陈述，以加深读者的印象。
（4）要独立成文，选词用语要避免与全文尤其是前言和结论雷同。
（5）既要写得简短扼要，又要行文活泼，在词语润色、表达方法和章法结构上要尽可能写得有文采，以唤起读者对全文的阅读的兴趣。
3．目录（必要时）
论文编写完成后，为了醒目和便于读者阅读，可为论文编写一个目录。目录可分章节，每一章节之后应编写明页码。
4．前言
前言是全篇论文的开场白，它包括：
（1）选题的缘由。
（2）对本课题已有研究情况的评述。
（3）说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采用的手段、方法。
（4）概括成果及意义。
作为摘要和前言，虽然所定的内容大体相同，但仍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摘要一般要写得高度概括、简略，前言则可以稍微具体些；摘要的某些内容，如结论意见，可以作为笼统的表达，而前言中所有的内容则必须明确表达；摘要不写选题的缘由，前言则明确反映；在文字量上前言一般多于摘要。
一、专书:《李贽》(与他人合作)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6年。《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空一等)。明清广东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与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广东航运史(古代编)》 (主编与撰稿人)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清代全史 (第五卷)》(与韦庆远合同主编并任撰稿人)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主编兼撰稿人) 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珠江三角洲历史、地理、经济情况及南洋华侨发展史 》（与王赓武、许学强合著，霍英东写前言，作为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指定参考书） 香港：第二次世界华商大会印行，1993年11月。《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 台北：稻禾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近代化》 （主编兼撰稿人）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二、论文：2002. 《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徽州文化研究》序 黄山市徽州文化研究院编，黄山书社出版。2001.《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传》序 黄山市政协文委办编辑出版。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学研究院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主编：《徽学》2000年创刊号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 刊于《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八集，页23--71台北：中研院出版。2000 . 《徽州学概论》序 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对学术执着追求、一丝不苟的儒雅学者梁方仲 张世林《学林往事》下册，页1295----1312，北京：朝阳出版社，2000年3月版。历史的主流：改革、开放 (应广州日报专约) 《广州日报》2000年5月28日我与区域社会史研究 接受上海：《历史教学问题》特约记者邓京力博士访谈，于该刊2000年第6 期（12月15日）页14—17。1999. 雍正是否夺嫡纂位？ 香港：《文学与传记》1999年第 7 期,—36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张世林编：《学林春秋》三编下册，，北京：朝华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粤商与广东的航运业近代化：1842---1910 （与林 录合作） 香港：张伟保、黎华标主编：《近代中国经济史研讨会1999论文集》页193--215,新亚研究所1999年9月出版。《古代商人》序，，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9月出版。海瑞唯求合法，不恤流俗的精神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著名经济史家梁方仲传 香港：韩文甫主编:《文学与传记》第一期82--89页1999年4月15日出版。1998.明代后期广州市场的转型与珠江三角洲社会变迁（与林 禄合作）台北：《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 , 1998年出版。人口与现代化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又山东时代文化发展中心编：《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文汇》；成都市时代经济研究中心编：《新世纪的思索--中国当代改革发展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人口学与计划生育》C5 1998年4期；语丝：为学与为人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封2。从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现状谈及21世纪历史学的命运 桂林:《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4期,。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增补稿）广州《羊城晚报》1998年3月2日、3月9日、3月16日、3月23日连载；《光明日报》社编的《文摘报》1998年3月29日摘要转载。华侨华人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 《华侨华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开放时代》增刊）, 1998年3月出版。明清珠江三角洲沙田开发与宗族制（与林 禄合作）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儒学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 《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又《98 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21--46。珠江三角洲风情纵横谈-----与南方日报记者王进江的对话 《南方日报》1998年1月6日第15版。1997. 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30周年纪念专号）1997年第6期,；又武汉大学《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口问题的由来与出路 《岭南文化时报》1997年116期。从族谱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伦理与宗族制的特点广州：《学术研究》1997年12期。明末珠江三角洲社会的忠实记录 ---介绍崇祯年间的档案汇编《盟水斋存自牍》一书 广州:《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1996. 徽州与珠江三角洲宗族制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合肥: 周绍泉、赵华富：《95国际徽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邀游于学海，与东西方汉学家对话__评介《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评述》一书，广州：《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也谈电脑 广州:《华夏》1996年6期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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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档案，在明末清初之际，大部分在战乱烽火之中化为灰烬了。遗存的廖廖可数的明档，是清康熙以后修《明史》时为补文献之不足而下诏征集起来的，《明史》修成后，将这部分档案随明史馆档案一起，交内阁保存，成为清内阁大库档案中的一部分。这部分档案，包括有明内阁、兵部、礼部等机构所形成的档案。因其数量不多，作为一个全宗来保管，称之为“朝朝档案全宗”。在现存明朝档案中，有自洪武四年至崇祯十七年的一些档案，其中包括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朝。绝大部分是明朝兵部的档案。从文种看，有皇帝颁发的敕谕、诰命；官员们上呈皇帝的题本、奏本；各机关在公务活动中所形成的题行稿、揭帖、呈文、禀文、启本、手本、塘报、咨文、札付；还有舆图、契约、税票、户口单、状纸，以及各种簿册。其中以题行稿和科抄题本、奏本为最多，约占明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明档的数量虽然有限，内容却比较庞杂，其中有一些比较珍贵的史料。如洪武时期的户口单和卖田契约；永乐八年颁给西藏失家摄聂敕嘛的敕谕等等；另有成化五年和成化二十三年颁给功臣的免死铁券二件、明万历重修的武职选簿等。这些都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具有历史文物性质的档案文件。此外，数量最多、史料价值较大的是天启、崇祯时期的题本、奏本和题行稿。在这些档案中，反映和记载了明末社会经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情况。具体有关于漕运、垦田、租佃等方面的文件；有反映地方灾情、“遍地皆贼，村烟已断，道路不通”等情形的文件。如陕西巡按谢秉谦的一件题本中述及：“各属皆荒歉，兼钱法变乱、粜卖稀疏。此时人情真有折骸而炊、易子而食者！”但明王朝统治者根本不顾人民死活，尽管水旱灾荒连年，人民无以为生，但统治者仍横征暴敛不已，辽饷、剿饷、练饷接踵而至，造成了“奴寇尚未有妇荡之期，小民早已化磷火之场。”官府、将领任意杀戮百姓，甚至敲诈勒索，草菅人命，杀良冒功，官逼民反种种情形，在这些档案中都有生动的记载。尤其是在这部分档案中，有反映和记载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起义斗争情况的文件，其中有反映农民军所到之处，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一呼而数万”、“望风而归顺”，以及农民起义军在陕西、河南、山西、安徽、湖北、四川、湖南、江西、甘肃、河北等地活动的情形等等。这些文件记载了农民军攻克襄阳等重镇，并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内，杀藩王、建立地方政权的具体史实。这些材料都是关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最直接的历史凭证，是十分珍贵的史料。明代档案中，也有不少是属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所建立的满族地方政权，与明王朝中央政权在东北地区打仗的文件，充满了所谓镇防“奴”、“虏”、“达子”的记载，朱明政权为此而调兵遣将、筹办军火、军饷、修筑边防工程，以及明王朝官员密陈与清军的作战机宜、方略情形等等，都跃然于纸上。明档中还有关于郑芝龙在海上活动的文件，这对民族英雄郑成功家世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明王朝对水西土司用兵的档案，也是明史研究中可贵的史料。如此等告示能一一列举。明代的武职选簿，是记载明代京内、外各卫所职官袭替补选情况的登记簿。因为许多卫所设在边疆地区，因此这些档案对我国领土疆城管辖权的历史凭证作用就自不待言，非常重要。也还有一些其他簿册，如：新官袭职选簿、优给优养簿、替职官舍簿以及题稿抄存档、锦衣卫题本档、敕稿底簿等。在明档中，还有一些舆图。如：九州山镇川泽图、九边图、海防图、天球图、西沙地理图、大明混一图等。都是这要历史档案中的稀有珍品。此外，还有《明会要》稿、《明会典》残本、《明史纳目》稿、《明通鉴纲目》稿本、《大明律集解》残本等资料。虽然外间大都已有刻本，但作为稿本保存至今仍是有其一定价值的。需要说明的是，除故宫明清档案部外，据我们了解，国内还有一些单位和个人，保存有不少明代历史档案，对这些仍处于分散状态中的珍贵历史文件如何集中统一保管，以便更好地提供使用，这个问题应当尽早研究解决。至于被蒋介石运到台湾的明代档案，待台湾归回，终会重归人民之手。
具体有以下几种类型：M——专著C——论文集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D——学位论文R——报告，采用字母“Z”标识。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1、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姓，名字的首字母。2、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
一个企业进行多元化经营能否取得成功，要受到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外部因素主要有市场的有效性与目标行业的选择，内部因素则包括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是否拥有能够发挥协同作用的共同资源、企业原有模式的适应性以及多元化的时机和途径等.一、供求矛盾与竞争程度供求矛盾与市场竞争程度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企业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的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些具有超前意识的企业开始尝试多元化，把经营范围延伸到诸多领域，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取得了成功，涌现出了一批明星企业。殊不知，当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成功是因为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当时是短缺经济时代，市场空间很大；其次，企业的生产经营以扩大规模，提高产能为核心，市场竞争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绝大多数行业竞争疲软，行业壁垒尚未形成，这些都为新成员或新产品的进入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这种特定的外部环境下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对于今天的企业而言，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短缺经济在绝大多数领域基本结束，部分行业生产相对过剩。在此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处于微利、无利，甚至亏损经营。企业如果无视环境的变化，一味追求多元化，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更大风险。近些年，多元化经营导致企业失败率大幅度提高，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早期的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初，多元化经营的理念甚为流行。但这些企业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市场化的资本运作缺乏经验。同时，由于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在投资决策方面往往缺乏应有的谨慎和制约，造成许多企业盲目投资扩张，其结果是战线拉得过长，主业模糊，各项业务间的协调不够，最终导致企业失败。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9）说“某种制度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可能运行得非常有效，但在另一阶段则可能变得有问题了”。这对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失败无疑是一种注释。二、行业生命周期从行业生命周期看，通常在行业导入期及成长期，企业应采用专业化战略；在成熟期时，企业可采用多元化战略，也可采用专业化战略；在衰退期，应在行业衰退之前立即筹划多元化经营，如果等到行业衰退已经来临，则企业有可能失去战略转移的机会。行业衰退的原因有三个：（1）自然资源逐渐枯竭，如煤炭、石油、采掘业等；（2）比较优势变迁，导致行业衰退。如传统工业行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如纺织、钢铁等；（3）社会因素导致行业衰退，如烟草、白酒等。企业是多元化还是专业化与行业性质密切相关。一般来讲，如果行业的技术结构呈收敛型（指其产品是由众多的、不同种类的技术组成），该行业的企业就不太适合多元化而较适合专业化。比如飞机、汽车、电脑业等。尤其是当主导技术变化快、产品更新周期短的行业更是如此。如果行业的技术结构呈发散型（指其产品技术可用于较多领域），该行业的企业就适合多元化经营。比如电器、化工等行业。三、政府反垄断措施的影响为了维护竞争的公平性，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反垄断法规，包括了反托拉斯兼并、拆散大企业等内容。其目标之一就是防止过高的产业集中率出现。当企业扩大某一产品市场份额的行为超出了反垄断法规限制的时候，其扩张成长的行为就会受到限制。为此，企业常常改变扩张发展的方向，谋求向不受法规限制的产业领域扩张发展。四、新进入行业与主业的相关性相关性可分有形关联和无形关联。有形关联是建立在共同的市场、渠道、生产、技术、采购、信息、人才等方面，相关业务之间的价值活动能够共享。无形关联则指建立在管理、品牌、商誉等方面的共享。企业有形关联其多元化的成功机会较大些，因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可以扩展到新领域，实现资源转移和共享，在新行业容易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因此，企业决策要以自身优势为基础，多元化经营也应以新的行业或产品能否使自己充分发挥并增强优势为标准，判断自身现有优势能否延伸到目标行业或产品中。企业领导者的个性由于企业高层领导对发展战略的选择有决策权，通常敢于开拓、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采用多元化经营战略的可能性较大，而稳健慎重的企业家采用集中化经营战略的可能性较大。
企业多元化经营成败因素分析----------------------------------------------------------------英能网摘自 2001年9月18日多元化经营，也称为多样化经营或多角化经营，指的是企业在多个相关或不相关的产业领域同时经营多项不同业务的战略。近年来，企业多元化经营一直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课题。从目前看，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多元化经营，可以规避风险，实现资源共享，产生1+1>2的效果，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种认为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会造成人、财、物等资源分散，管理难度增加，效率下降。其实，多元化作为经营战略和方式而言，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企业运用这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所处外部环境及所具备的内部条件是否符合多元化经营的要求。两者相符，就能成功，否则，就会失败。那么，影响多元化经营成败的因素有哪些呢？ 一、供求矛盾及市场竞争程度 供求矛盾与市场竞争程度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企业制度和实施经营战略的基础。由于企业分处于不同的行业，其外部环境千差万别。 改革开放之初，部分具有超前意识的企业家推行多元化战略，把经营范围逐步扩展到其它领域，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取得了成功。殊不知，当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成功是因为具备了多元化经营的良好外部环境。首先，当时是短缺经济时代，市场空间很大。其次，企业的生产经营以扩大规模、提高能力为核心，市场竞争体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绝大多数行业竞争疲软，行业壁垒尚未形成，这些都为新成员或新产品的进入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这特定的外部环境下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成功自然顺理成章。 对于今天的企业而言，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短缺经济在绝大多数领域基本结束，部分行业生产相对过剩。在此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处于微利经营甚至无利、亏损经营。企业如果无视环境的变化，一味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更大风险。近些年，多元化经营企业失败率的大幅提高，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早期的上市公司，其上市时，多元化经营的理念甚为流行，产生了一大批综合类企业。但这些企业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市场化的资本运作缺乏经验，同时由于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在投资决策方面往往缺乏应有的谨慎及制约，造成许多企业盲目投资扩张，其结果是战线拉得过长，主业模糊，各项业务协调能力差，最终导致企业的失败。综合类企业在T族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很大程度与此有关。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某种制度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可能运行得非常有效，但在另一阶段则可能变得有问题了。”这对企业多元化经营无疑是一句格言。 二、行业或产品所处生命周期中的位置 按发展经济学观点，任何产品都要经历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在行业或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经营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企业所采取的战略也要有所选择。企业开拓新领域要力争进入到处于投入期或成长期的行业或产品中去，避免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行业或产品中，这是由竞争能力、发展潜力和行业壁垒所决定的。因此，对新的行业和新产品的准确预测和判断至关重要，这是进入新领域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如果企业盲目进入处于生命周期后期的行业和产品中，不但不能降低风险，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三、新进入行业与主业的相关性对多元化经营的成败起关键作用 相关性可分为有形关联和无形关联，有形关联是建立在共同的市场、营销渠道、生产、技术、采购、信用、人才等方面，相关业务之间的价值活动能够共享。无形关联则指建立在管理、品牌、商誉等方面的共享。当企业将多元化经营建立在有形关联而不是无形关联上时，其多元化成功的机会较大些。有形关联之所以能容易成功，主要原因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可以扩展到新领域，实现资源转移和共享，在新行业容易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因此，多元化经营战略的理性方式是：在核心专长与核心产业支撑下的有限相关多元化经营战略。很多企业多元化经营之所以失败，就是企业选择多元化的方式和途径不合理。企业决策要以自身优势为基础，多元化经营也应以新的行业或产品能否使自己充分发挥并增强优势为标准，判断自身现有优势能否延伸到目标行业或产品中。近几年，西方国家兼并浪潮又起，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相关行业为主，尽可能追求业务的相关性。 有人提出，多元化经营相关性强不利于分散经营风险，因为同类行业或产品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要辨证地分析。商界有一条很重要的法则，那就是“不熟不做”，只有最熟悉的事情做起来风险最小。 近年，我国多元化经营失败的例证很多，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反省其失败的四大失误之一，就是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巨人公司涉足的电脑业、房地产业、保健品业等行业跨度太大，新进入的领域并非优势所在，却急于铺摊子，有限资金被牢牢套死，巨人大厦导致财务危机，几乎拖跨了整个公司。 太阳神企业战略一直是“以纵向发展为主，以横向发展为辅”，即保健品发展为主，多元化发展为辅。但从93年开始，太阳神吹响了多元化的进军号角，多元化改变企业原有的一贯战略为“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齐头并进”，一年内上马了包括石油、房地产、化妆品、电脑、酒店等在内的20个项目，在新疆、云南、广东和山东相继组建成立了“经济发展总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收购和投资。据了解，太阳神转移到这20个项目的资金达亿元。然而这些项目竟没有一个成为新的“太阳神”，非常不幸的是这亿元全部血本无归。在完成早期积累步入持续发展的时候，以为什么领域利润高就能进入什么领域，这最终使太阳神落入了陷阱。到1997年，太阳神已经全年亏损亿元。它在香港的股价由前一年的每股元惨跌到9分港币。 四、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根本依托——核心竞争力 谈企业的多元化经营，一定要提到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企业能保持业绩稳定增长的发展势头，而有些企业则是昙花一现呢？关键就是看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 国外优秀的企业，大多数只投资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逐步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此为基础再逐步考虑多元化经营。 不管企业实施何种形式的多元化，培养和壮大核心竞争能力都至关重要。稳定而具有相当竞争优势的主营业务，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和企业生存的基础。企业应该通过保持和扩大企业自己所熟悉与擅长的主营业务，尽力扩展市场占有率以求规模经济效益最大化，要把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作为第一目标，并视作为企业的生命。在此基础上兼顾多元化。优秀的企业，在经营领域的选择上，都首先确定自己的核心主营业务，并积极培养核心竞争力，并以此为基础，考虑多元化经营（相关多元化经营→不相关多元化经营）。 成功的海尔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脉络是：首先坚持七年的冰箱专业化经营，在管理、品牌、销售服务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能力，在行业占领领头羊位置。92年开始，根据相关程度逐步从高度相关行业开始进入，然后向中度相关、无关行业展开。首先进入核心技术（制冷技术）同一、市场销售渠道同一、用户类型同一的冰柜和空调行业，逐步向家电与知识产业进军。 海尔集团的多元化经营成功的经验可以归纳为： 1、多元化经营的重点放在自己熟悉的业务领域，辅以少量的大跨度多元化经营。 2、主要是运用无形资产（品牌、管理方法）及兼容的边际成本很低的营销渠道来盘活存量资产，以此方法实现多元化经营，从而达到低成本多元化的目的。 3、除最高主管外，在被兼并的企业中大量使用熟悉本行业的原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 现实中，有些企业集团主张实行科、工、贸多元混合发展，这种观点不很妥当。因为企业的战线拉得越长，力量就越分散，控制能力就越弱。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部分大企业相继破产倒闭，多元化经营过度是重要原因。近几年，西方国家兴起一个向主业集中，回归主业的潮流，昭示着企业对过度多元化的反省。 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科学的思路是在突出核心能力的基础上，重点发展2—3个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当实力的项目，形成对主业的强大支持，这对一个企业而言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企业多元化战略成败因素分析 1+1是否能大于2业多元化经营一直是理论界和企业界研究的课题。从目前看，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利用现有资源，开展多元化经营，可以规避风险，实现资源共享，产生1+1>2的效果，是现代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会造成人、财、物等资源分散，管理难度增加，效率下降。其实，多元化作为经营战略，其本身无优劣之分。企业运用这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及所具备的内部条件是否符合多元化经营的要求。两者相符，就能成功；否则，必然失败。那么，影响多元化经营成败的因素有哪些呢？ 1、供求矛盾及市场竞争的程度 供求矛盾与市场竞争程度是企业外部环境的重要方面，也是企业制定和实施经营战略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部分具有超前意识的企业家推行多元化战略，把经营范围逐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取得了成功。殊不知，当时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成功是因为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首先，当时是短缺经济时代市场空间很大；其次，企业的生产经营以扩大规模，提高产能为核心，市场竞争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绝大多数行业竞争疲软，行业壁垒尚未形成，这些都为新成员或新产品的进入提供了契机。因此，在这特定的外部环境下企业的多元化经营的成功也就顺理成章。 对于今天的企业而言，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短缺经济在绝大多数领域基本结束，部分行业生产相对过剩。在此情况下，绝大多数企业处于微利甚至无利、亏损经营。企业如果无视环境的变化，一味追求多元化，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更大风险。近些年，多元化经营所导致企业失败率的大幅度提高，就证明了这个道理。早期的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初，多元化经营的理念甚为流行。但这些企业由于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市场化的资本运作缺乏经验。同时，由于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在投资决策方面往往缺乏应有的谨慎和制约，造成许多企业盲目投资扩张，其结果是战线拉得过长，主业模糊，各项业务间的协调不够，最终导致企业的失败。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9)说“某种制度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可能运行的非常有效，但在另一阶段则可能变得有问题了”。这对于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失败无疑是一种注释。 2、行业或产品所处生命周期中的位置 按照市场营销学的观点，任何产品都要经历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在行业或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企业经营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企业所采取策略也要有所区别。企业开拓新领域要力争进入到处于投入期或成长期的行业或产品中去，避免进入成熟期或衰退期行业或产品中，这是由于竞争能力、发展潜力和行业壁垒所决定的。因此，公司进入新的行业和新产品中，有时不但不能降低风险，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3、新进入行业与主业的相关性对多元化经营的成败起关键作用 相关性可分有形关联和无形关联。有形关联是建立在共同的市场、渠道、生产、技术、采购、信息、人才等方面，相关业务之间的价值活动能够共享。无形关联则指建立在管理、品牌、商誉等方面的共享。当企业将多元化经营建立有形关联而不是无形关联时，其多元化的成功机会较大些。有形关联之所以成功，主要同是企业的竞争优势可以扩展到新领域，实现资源转移和共享，在新行业容易站稳脚跟，发展壮大。因此，企业决策要以自身优势为基础，多元化经营也应以新的行业或产品能否使自己充分发挥并增强优势为标准，判断自身现有优势能否延伸到目标行业或产品中。近几年，西方国家兼并浪潮又起，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相关行业为主，尽可能追求业务的相关性。 有人提出，多元化经营相关性强不利于分散经营风险，因为同类行业或产品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要辩证分析。商界有一条很重要的法则，那就是“不熟不做”，只有最熟悉的事情做起来风险最小。 近年来，我国多元化经营失败的例证很多，巨人集团总裁史玉柱反省其失败的四大失误之一，就是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巨人大厦的建设导致财务危机，几乎拖垮了整个公司。广州太阳神公司的战略一直是“以纵向发展为主，以横向发展为辅”，即以保健品发展为主，多元化发展为辅。但1993年开始，太阳神改企业原有的战略为“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齐头并进”，一年内上当了包括石油、房地产、化妆品、电脑、酒店等在内的20个项目，在新疆、云南、广东和山东相继组建了“经济发展总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收购。据了解，太阳神转移到这20个项目的资金就达亿元。然而，这些项目竞没有一个成为新的“太阳神”，亿元全部血本无归。在完成早期积累步入持续发展的时候，认为什么领域利润高就盲目进入什么领域，最终使太阳神落入了陷阱。到1997年，太阳神全年亏损亿元，最终香港的股价由前一年的每股元港币惨跌到9分港币。 4、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根本依托核心竞争力 企业的多元化经营，必须涉及到企业核心竞争力问题。为什么我们有些企业能够保持业绩稳定增长的发展势头，而有些企业是昙花一现呢？关键就是看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 国外成功的企业，大多数只投资一个行业，在这行业里逐步培步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再以此为基础逐步考虑多元化经营。 不管企业实施何种形式的多元化，培养和壮大核心竞争力都至关重要。稳定而具有相当竞争优势的主营业务，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源泉和生存基础。企业应该通过保持和扩大自己熟悉与擅长的主营业务，尽力扩展市场占有率以求规模经济效益，把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作为第一目标，在此基础上兼顾多元化。成功的企业在经营领域的选择上，都是首先确定自己的主营业务，积极培养核心竞争力，再以此为基础，考虑多元化经营。 海尔公司的多元化经营战略的脉络是：首先坚持七年的冰箱专业经营，在管理、品牌、销售服务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行业占据领头羊位置。1992年开始，根据相关程度逐步从高度相关行业开始进入，然后向中度相关、无关行业展开。首先进入核心技术(制冷技术)同一、市场销售渠道同一、用户类型同一的冰柜和空调行业，逐步向黑色家电与知识产业拓展。 现实中，部分企业盲目追求多元化经营，搞过度的多元化，这种做法不妥。因为，企业的战线拉得越长，力量就越分散，控制力就越弱。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部分大企业破产倒闭，过度多元化经营是重要原因。近几年，西方国家兴起主业集中，回归主业的潮流，昭示着企业对过渡多元化的反省。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科学的思路是在突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上，重点发展2-3个具有一定规模和相当实力的项目，形成对主业的强大支持，主业与多元化经营协调发展才是正确的发展思路。
本文是一篇财务管理论文，本文主要在依据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公司治理结构的三个微观角度分别考察并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绩效、多元化与财务绩效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在多元化与财务绩效的调节效应的假设，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和 2011-2016 年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并提出改善建议。第 1 章 引言 研究背景和意义 研究背（1）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是寻求转型升级的重要路径自“十二五”以来，受到宏观经济的影响，我国煤炭价格持续下跌，甚至很多煤矿都面临着停产破产的风险，煤炭市场低迷。并且受到产能过剩、环保政策压力以及进出口煤炭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煤炭上市公司出现了大面积额的亏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掀起了我国煤炭上市公司转型发展的浪潮，多元化战略是其中最重要的转型路径之一。我国大部分煤企大力发展多样化、多元化的经营转型模式，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向电力、风力、化工、物流、金融等产业领域迈进，并建立创新研发机制，为多元化转型发展路径提供源源不断地技术支持，并逐渐实现了“煤炭开采、煤化工”两大主业和物流、电力、金融融资服务、机械制造等多元化的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煤炭上市公司实现转型升级的目标。例如郑煤集团旗下分公司河南锦源建设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传统煤企集团扎实的技术人才团队、科学完善的激励管理制度以及自身的资源禀赋等优势，积极主动并大胆地向不同的产业领域迈进，其中水利建设领域在其自身不断的探索与实践下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达到了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成功转型升级的根本目标。但也不乏有在转型发展多元化经营之后，财务绩效非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下滑，因此本文的实证模型分析就更具有实践意义。（2） 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的多元化战略转型方式是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这最根本的出发点也就在于能够真正提升企业财务绩效，规避企业单一经营的风险。完全依赖煤炭开采模式已很难满足当前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发展困境，所以说我国煤企迫切需要通过创新型的多元化战略来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实现转型升级发展，达到分散企业经营风险的基本目的。......................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研究内容本文试图探讨在我国煤炭上市公司中，公司治理结构、多元化战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在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之间的调节效应。主要内容如下：（1）归纳公司治理结构与多元化战略的相关理论基础，梳理并总结国内外相关的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得出本文的研究重点与研究假设；（2）在假设与文献综述的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根据文献资料和理论基础提出研究假设、根据煤炭行业的具体特点选取合适的变量指标，并进行解释说明以及构建实证研究数理模型。（3）实证研究及分析部分。在实证分析的过程中首先研究了公司治理、多元化战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然后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在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来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4）通过分析回归实证的结果，根据煤炭行业及能源行业的特点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煤炭上市公司实现转型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理论基础 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前，大多西方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于公司所有者手中，这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代理成本问题。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企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大规模地扩张企业规模，这就导致公司所有者无更多的精力去管理所有的经营事务，故其逐渐将经营管理权转移给更加专业的职业经理人，公司治理问题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经过八十多年的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发展相对完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委托代理理论、两权分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1）两权分离理论法学家 Berle 和经济学家 Means 最早提出了两权分离的相关概念，他们在《现代公司与私有产权》一书中选取美国二百多家规模较大的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随着经济地快速发展，企业规模迅速扩大，企业内部结构中逐渐发生了变化，原先的所有者逐渐退出企业的经营管理，股权结构也逐渐趋于分散，构建成为了一种崭新的经营发展战略模式。随着生产经营活动的复杂性和专业化程度不断地增加，企业所有者没有更多的精力完全投身于企业所有的经营管理事务，所以在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的所有者将公司的重要经营决策委托给专业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所有者仅仅是参加在重大经营决策投票时来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所有者主要是对高管层的重大经营决策行为进行监督，对高管层的行为进行约束，使其经营的目标与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所相一致，督促其能够积极为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绩效最优化的目标所服务。而经营者即承担了相当于代理者的角色，负责对公司重大经营事务进行决策与执行，并对执行效果进行总结反馈与改进。......................... 文献回顾 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研究现状目前国内外关于两者之间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维度划分，从公司治理结构不同的角度出发通过多元回归等实证方法来详细地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1）股权结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a、国外在国外关于股权结构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从股权集中度与内部股东持股比例两方面来开展的。1976 年， Jensen 和 Meckin（1976）1最先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他们将企业中的全部股东分为了内部股东和外部股东两大类，分别从这两个角度去探究股权结构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关系，发现公司的提升主要取决于内部股东所占有的比例，并呈现出正相关的作用，即内部股东比例对公司财务绩效的提升作用。Shleifer and Vishny（1986）、Thomsen and Pedeson(2000) 和 Rossi（2008）也得出了类似结论。但是有部分学者认为股权集中度与财务绩效并不是呈现出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 Morck（1988），shleife（1994）等。 Servaes(1996)7通过对 1976 年和 1986 年的非金融类样本公司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托宾 Q 值与公司内部股东持股份额之间具有显著的曲线关系。但 Demsetz(1985) 却认为，股权结构中的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线性回归关系。随后 Holderness and Sheehan（1988）9则分别在股权集中和分散的情况下分析两者的关系后得出了相同的结论。b、国内股权结构方面，我国大部分学者在探索股权结构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时同国外学者一样，也是从股权集中度与流通股比例两方面来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的。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方面，国内学者陈小悦（2001）、胡芳肖（2004）、刘志彪（2004）、白重恩（2005）、潘颖（2009）、王凤洲（2010）、高帅和张红（2015）等 通过回归分析等实证方法分析得出：股权集中度越高，公司就会更加加强对经营管理的监督，从而更加加强了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并且也会降低第一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总结来说就是他们的观点是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绩效正相关，同向变动。但姜国华和岳衡（2005）、刘文文（2015）却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 CR1 与 FP 是斜率为负的线性关系 ，也就是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不利于企业财务绩效的增长与提升；孙永祥、黄祖辉(1999)、王晓巍，陈逢博(2014)20 发现股权集中度与企业财务处绩效之间的关系是倒 U 型的曲线关系。.......................第 3 章 实证研究设计 研究假设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第 4 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公司治理结构（1）股权结构通过表 4-1 容易看出，在 2011-2016 这六年来，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 CR1 指数均大于 50%，说明当前煤炭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很高，总体呈现一股独大的现象。同时还可以发现在 2011-2016 六年间其股权集中度在平稳中略有提高，但是基本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代表着近几年我国国企股权改革使得其股权集中度不再持续提高。 从表 4-1 中也可以看出，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流通股比例逐年上升，这说明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股权治理结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多元化战略........................第 5 章 实证研究结果及对策建议 实证研究结果 股权结构负向调节我国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的关系通过回归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能够对煤企多元化战略与公司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即第一大股东持有股份比例越高，多元化的折价效应越明显。通过前文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目前股权集中度高，总体呈现出一股独大的现象，多元化战略等重大经营决策的一般都是由董事会通过投票决定的，那么控股股东自然就位于主导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打压其他中小股东参与决策事务的积极性，侵害其既得利益，进而就会增加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所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权集中度越高，控股股东相对控制力就越强，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机会更多，因此大股东存在较强的动机利用自身的控制权侵占企业资源，在企业经营中控股股东就很可能做出有损于财务绩效的多元化转型发展战略，使公司的财务绩效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如第三章假设所陈述，煤炭上市公司股权集中程度越高，多元化折价现象越明显。 董事会结构正向调节煤炭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独立董事制度不仅有助于预防职业经理人侵犯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有效监督高管层和控股股东，维护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既得利益，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知识和实践经验或者在某些领域具备专长的独立董事同时还能够为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出谋划策，给予一些专业性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过程，进而提升公司财务绩效水平。所以对于现阶段我国煤炭上市公司的发展，独立董事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参考文献（略）展开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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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吧！那道唐代题他回答错误！可别抄啊！哈哈！
“清初四王”的作品有什么特点?各自有什么成就?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说到清初四王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也知道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这四个人还是非常的厉害的，那么有的人也问了，这个清初四王厉害是厉害，但是总只是听说啊，有没有比较实质性的资料出来，所以下面给大家带来的是清初四王分别是谁这个问题了，还有他们都分别是什么特点吧，感兴趣的网友别错过了!
清初四王其实就是指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这四个人，又称江左四王。其实他们的风格比较接近，按传统审美模式的心理定式，形成“四王”画派，当时以正统地位雄踞于画坛。“四王”属于正统画派，同时也属文人画家，他们倡导南宗的绘画风格，创造出了另一种新风格。将中国画的笔墨水平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画家简介
王时敏
王时敏(1592年-1680年)，江苏太仓(今属江苏)人。字逊之，号烟客，晚号西庐老人。王锡爵孙。出身明代官宦之家，崇桢初年曾任太常寺卿，所以也被称为“王奉常”。工诗文书画，尤擅画山水，少时学董其昌，并临摹家藏宋、元名迹，以黄公望为宗;笔墨苍润松秀，而丘壑少变化，多模拟之作。王翚、吴历出其门下，孙王原祁得其指授。后人把他与王鉴、王翚、王原祁合称“四王”，加上吴历、恽寿平，亦称“清六家”。开创了山水画的“娄东派”，居清初画家“四王”之首。兼工隶书，能诗文。作品有《西田集》、《西庐画跋》、《浮岚暖翚图》等。
王鉴
王鉴(1598年一1677年)，中国明末清初画家。字元照、圆照，号湘碧、染香庵主。江苏太仓人。王世贞孙，家富收藏，曾任廉州知府，人称王廉州。擅山水，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王蒙，又常与王时敏相互切磋，加以发展、变化而自成一格。其画善用中锋尖笔，披麻间解索皴画山石，皴法细密，墨色浓润清逸。亦能画青绿山水，烘染得法，研丽融洽，意趣简淡。王鉴的山水画在清代影响很大，与王时敏、王翚、王原祁、恽寿平、吴历齐名，并称四王吴恽或清初六家，成为画坛正宗。有《梦境图》、《秋林山色图》、《秋山图》等传世。著《染香庵集》、《染香庵画跋》。
王翚[huī]
王翚(1632年一1717年)，清代画家。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剑门樵客、乌目山人、清晖老人等，江苏常熟人。祖上五世均善画，父王云客专画山水，画风秀雅。王翚自幼受家庭影响，喜爱绘画，先拜同里张珂为师，专摹元代黄公望的山水画。后受王鉴赏识，被其收为弟子，教他读书和学习书法。又从师王时敏。后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合称为四王，再加吴历、恽寿平又称清初六家。其山水画虽以临古入手，但并非专摹一家，王维的雪景、李成的寒林、董源的平峦远渚、巨然的秋山萧寺、王诜的渔村小雪、米氏父子的云山烟雨以及元代黄公望、吴镇、王蒙、倪瓒的作品，都是他摹绘的对象。他不但于传统技法有很深的功底，而且他能融会贯通，合众长于一手。但又不完全为成法所束缚，比较注重写生。他贯通诸家，以南宋笔墨，运北宋丘壑，创造出秀润多姿的风格和面貌。
王原祁
王原祁(1642年-1715年)，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被称为清初“四王”之一，是名画家王时敏的孙子。从小摹习宋元名家真迹，一生拜倒在古人脚下，是当时公认的摹古高手。峰峦布局，山石树木用笔，无不出于黄公望，内容空泛，缺少生意。但笔墨纯熟，有一种潇洒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