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近代的几件重大事件来回答从两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到八国连军侵华其中夹杂着义和团海有太平天国运动到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到近代资产阶级的救亡图存的运动来评价的说
第一,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帝国主义列强一次次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绝不仅仅是为了通商,而是为了掠夺和扩大殖民地,为了他们自身的殖民扩张利益.每一次战争,都伴随着更大的贪梦目的和更多的利益要求.但每一次侵略都遇到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使他们的狂妄野心无法得逞.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也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完全的殖民地.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中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第二,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直追.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痛定思痛,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历史地理,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提出.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和民族危机的刺激,全民族开始有了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的思想日益高涨.正是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增强了中华民族整体民族利益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并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
太难了给你出题的作文老师纯粹是找虐
可能是有变态的男人把你的内衣丝袜偷走了。
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自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算起），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的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的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制造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并造成千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亡国灭种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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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侵犯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压制了中国近代化企业的发展。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
摘要：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及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害。考虑到中日人民友好关系，中方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宣布放弃中国政府的损害赔偿，但并未声明也放弃受害人民的损害赔偿，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提出损害赔偿是完全正当的要求。日本法院不应剥夺中国受害人民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 关键词：侵华战争；战争赔偿；政府赔偿；民间赔偿；国家赔偿法 1999年9月22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人提起的索赔诉讼首次作出了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尽管日本司法部门对其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理由”作了详尽的阐释，但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其所谓“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本文将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如下： 一、侵华战争的性质和战争损害赔偿的范围 日本法院一方面对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大的损害这一历史事实及原告受到的悲惨遭遇予以承认：另一方面却认为战争导致的个人损害应通过国家间的和平条约及其他外交途径解决，甚至说和平条约缔结后受害人提起诉讼会扰乱和平条约确立的友好关系。为了避免两国回到战争状态，否定个人的诉讼权利是合乎情理的①。以上由东京司法部门作出的判决书中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国际法的角度仔细分析，其理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驳回中国受害人的个人诉讼请求是滥用法律，显失公允的。日本政府发动这场反人道的侵略战争行为的性质早有定论，就连在上述的驳回中国受害人诉讼的判决书中也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人民的这场战争是毫无辩解理由的，只能是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图的侵略行为而己。”② 一国违反国际法对他国进行侵略，违反战争法对他国施行反人道暴行，必须承担国家责任，这早己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所确认。现代国际法规定，实施侵略战争的国家承担国家责任主要形式有惩罚战争罪犯、限制国家主权、赔偿、道歉等。对于战争罪犯除了按国际法予以严惩外，其所属的发动侵略的国家还应当对受害国及受害国民给予战争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对国家主权、军队、国有财产、历史文物等所受损害的赔偿，即政府赔偿；其二是对受害国国民在战争期间因遭到敌军不分皂白地屠杀所受到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赔偿，即民间赔偿。战争赔偿的范围划分为政府赔偿和民间赔偿两个部分，这是国际法确定无疑的准则。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不仅要对受害国政府给予赔偿，还应对受害国国民给予赔偿。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在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政府对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于《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问题的声明曾作过深入的解释和阐述。1992年原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公开表示：民间赔偿和政府赔偿不是一回事，遭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民通过正常渠道，提出他们的索赔要求是完全正当的。1995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再一次明确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中日联合声明》并没有放弃中国人民以个人名义行使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的权利。”③因此，所谓放弃战争赔偿是指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并不包括中国民间受害个人对日本政府侵华暴行造成损害的求偿权。总之，中国政府己明确解释了放弃战争赔偿的范围不包括民间受害个人的损害赔偿部分。 二、解决民间战争赔偿的法律途径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范围包括两部分，即政府的损害赔偿和民间的损害赔偿。《中日联合声明》中，中方承诺的仅仅是“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显然并不包括放弃民间的损害赔偿。作为受害的中国民间个人有向日本政府求偿的权利。然而，民间索偿途径与国家索偿途径是不同的。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向他国求偿，可以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如求偿国可以与被求偿国进行国家间的谈判、协商，可以有第三国的斡旋、调停，可以进行国际调查、调解，也可以通过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如进行国际仲裁或诉讼至国际法院。但是民间个人为求得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赔偿所采用的索偿途径不同于国家，这主要是因为民间个人不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国际法院只受理政府之间的争端，而无权受理一方为政府另一方为个人的诉讼。民间受害人的求偿只能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依照被请求国国内法即国家赔偿法进行处理。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民间受害人向被请求国法院提起诉讼，应适用该国的民事法律规范而不是国家赔偿法。其实，起诉所适用的法律是日本的民事法规还是国家赔偿法，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有明确的具体的被告，且被告的侵权行为不是出自政府授权（即公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只能基于管辖国的民事法规来追究被告的民事赔偿责任。但中国民间个人的起诉对象不是自然人或企业法人，而是日本政府的授权行为，且日本国已经设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原告就应该以日本的国家赔偿法为依据，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解决为妥。 国家的国家赔偿法或行政诉讼法从本质上说没有理由剥替因其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造成外国国民损害所引起的起诉权的。被请求国对外国受害国民根据其国家赔偿法提起的诉讼，按国际惯例，应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处理。----希望能帮助到你 千万别忘记点击采纳答案和顶一下哦-----
你可以先写 甲午战争的起因 还有签了 马关条约 对中国的影响 还有中国当时的社会 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对比 对比可以有很多方面 比如经济 军事 国民 下面是甲午战争的资料 希望对你有帮助：中日甲午战争 1894～1895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甲午战史 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甲午中日战争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段最好的时期。在此期间，国内无大乱，远东的国际环境缓和，中国与西方各国都处于和平状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历经三十年，效果明显。这表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的胜利；冯子材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中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政变遭到失败等。当时中国的国势并不比日本弱。英国权威人士评论说：“亚洲现在是在三大强国的手中——俄国、英国和中国。”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共进行了五次对外战争，中法和约是唯一一个没有割地赔款的和约。当时的环境应当说对中国的自强相当有利。 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基本是俄、英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制约。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完全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财富大量流出，国势颓微。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社会的震动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歼北洋水师，索得巨款，割走国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丧失殆尽。清政府的独立财政至此破产，靠向西方大国举债度日。 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暴发户。战争赔款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舰艇等战利品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而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当时的日本外务大臣高兴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根本没有料到会有好几亿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还是私人都顿觉无比的富裕。”占领朝鲜、台湾后，在战略上对东北、华东构成了直接威胁，成为进攻中国大陆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尝到了侵略的甜头，极大地刺激了其扩张的欲望。锋芒初露 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行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志在向海外扩张。1870年明治维新后，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信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 然而，在条约待批期间，发生了琉球船民遇害事件。1871年12月，琉球船民因风漂流到台湾，其中54人被台湾土著（即“原住民”）杀害，其余由清政府护送回国。当时的琉球是清朝附属国，对此并未提出异议，事件就此平息，日本政府也不知道。第二年日本使者到中国换约，从清政府邸报中看到此事，于是一面向本国报告，一面到总理衙门交涉，试探清政府对琉球、台湾的态度。总理衙门回答说：“二岛（指琉球、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决固在于我。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这本来说得很好了，偏又画蛇添足地说：“杀人者皆属生番，故且置之化外，未便穷治。”这下叫日本抓住个把柄，拿“化外”二字大作文章，说台湾土著的居住地不是中国领土，借口进攻台湾。 1874年2月，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开始了对台湾的进攻。对日本来说，这次行动相当冒险，不仅当时中日国力悬殊，国际舆论也不支持。战争至8月，日军增至3600人，但仍进攻不利，酷暑疫病，士气低落。此时日本看到胜算太小，就派了公使到北京，争取体面地结束战争。 9月日本公使来华后，先是虚声恫吓，后来又表示结束战争的“诚意”，说日本出兵台湾费尽财力，中国也不能让日本军队空手而归，应当支付一些兵费然后日本撤兵，这样双方面子上都过得去。清政府觉得在战争中处于优势，以赔钱来结束战争说不过去，而又不想为“化外生番”费太多精力，也想息事宁人，就表示可以考虑对在台湾“被害之人”酌情“抚恤”，等于承认了赔款的原则。在10月31日签订的《北京专约》中，琉球人遇害写成了“日本国民遇害”，日军进攻台湾写成了“保民义举”，中国以“抚恤”名义，赔偿白银五十万。《北京专约》为日本兼并琉球提供了根据，1879年4月，日本占领琉球，更名冲绳县。 摆弄完台湾后，又开始摆弄朝鲜。当时的朝鲜仍处于封闭自守的封建王朝控制下，生产力落后，国内政局飘摇，靠清王朝的支持苟安一时。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加强发展在朝鲜的势力，并通过外交手段，力争使朝鲜脱离清政府控制，成为“独立国”。由于没有足够的实力作后盾，外交努力并不太成功。1884年，日本趁中国忙于中法战争之际，驻朝公使竹添策动亲日的“开化党”政变，12月4日一夜间推翻了保守派政权。次日，国王下诏革新政治，建立了开化党政府。保守派连忙请求中国军队支援，于是，袁世凯以保护朝鲜政府为名，率兵二千声讨乱党，12月6日攻入王宫。竹添寡不敌众，自焚使馆，连夜潜逃。动乱中开化党首相、大臣及三十多日本人被杀。 日本政府接竹添急报，立即派外务大臣率大批军队入朝，清政府也派了钦差大臣带了陆军和军舰到朝鲜。对峙中日本感到军事准备不足，因此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转而运用外交手段。当时日本不少人主张趁中法战争之机迅速发动对华战争，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一派人，考虑到日本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不足，主张“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积蓄力量。 1885年春，日本派伊藤博文为特派全权大使，到中国谈判朝鲜问题。谈判中伊藤每每以回国相要挟，后来李鸿章大怒道：“朝鲜事，中国并未办错，其错处全在竹添；若因此决裂，我惟预备打仗耳！”尽管这样，纠缠多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日本仍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任命袁世凯总领朝鲜事务，加紧控制朝鲜。而日本则加强经济渗透，并且加紧扩军备战，等待时机。 以后的九年，表面上风浪不兴，但形势正在悄然变化中…… 日本一直注意着中国。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进呈的中国军队调查报告指出，清政府正在改革军制，如果仿效欧洲，则平时可征兵425万，战时可达850万人之多。所以他认为“邻邦之兵备愈强，则本邦之兵备亦更不可懈”。1890年后，日本以国家财政收入的60％来发展海、陆军，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自己的宫廷经费中拨出三十万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补充造船费用。举国上下士气高昂，以赶超中国为奋斗目标，准备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在1890年时，北洋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有七艘，共二万七千多吨；而日本海军二千吨位以上的战舰仅有五艘，共一万七千多吨。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到了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拥有六万三千名常备兵和二十三万预备兵的陆军，和排水量七万二千吨的海军，超过了北洋海军。 而在此期间的清政府，看到经过数十年的洋务运动，在一系列的军事对抗中，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那样，洋人几艘炮舰就应付不了，所以不免有些飘飘然。又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西方人并无意吞并国土，只是想在贸易上占些便宜而已，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虽然说最近几年东邻日本的一些动作，使人隐约感到将来会是个麻烦。 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与日本新添的战舰相比之下，火力弱，行动迟缓。1891以后，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这倒不是因为军火工业实现了国产化——钱被慈禧拿去修颐和园了。慈禧太后说，光绪1875年登极时年幼，我不得不垂帘听政，到1886年改为“训政”，1889年“归政” 。我什么都不过问了，修修花园养老还不行么？与明治天皇相比，对照何其鲜明！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海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海战发生于9月17日 ，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10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12艘。中午开战后，北洋舰队重创日本比睿、赤城、西京丸诸舰。但北洋舰队中致远舰亦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200余人牺牲。下午，北洋舰队10舰中 ，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撤离战场。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玙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玙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佑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澄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马关条约 中国与日本与1895年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马关条约》是1860年中英、中法等《北京条约》以来外国侵略者加给中国的一个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的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附】条约全文第一款、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决。第二款、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对象，永远让与日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以鸭绿江溯该江以抵安平河口，又以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划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及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界。辽东湾南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所属诸岛亦一并在所让界内。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三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三款、前款所载及黏附本国之地图所划疆界，俟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各选派官员二名以上，为公同划定疆界委员，就地踏勘，确定划界。若遇本国所约疆界于地形或地理所关有碍难不便等情，各该委员等当妥为参酌更改。各该委员等当从速办理界务，以期奉委之后限一年竣事，但遇各该委员等有所更定划界，两国政府未经认准以前，应据本约所定划界为正。第四款、中国约将库平银二万万两交与日本，作为赔偿军费。该款分作八次交完。第一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六个月内交清。第二次五千万两，应在本约批准互换后十二个月内交清。馀款平分六次，递年交纳，其法列下：第一次平分递年之款，于两年内交清。第二次于三年内交清，第三次于四年内交清，第四次于五年内交清，第五次于六年内交清，第六次于七年内交清。其年分均以本约批准互换之后起算。又第一次赔款交清后，未经交完之款，应按年加每百抽五之息，但无论何时应赔之款或全数或几分，先期交清，均听中国之便。如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三年之内能全数还清，除将已付息金或两年半或不及两年半于应付本银扣还外，馀仍全数免息。第五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两年之内，日本准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让与地方之外者，任便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酌宜视为日本臣民。又台湾一省应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臣至台湾，限于本约批准后两个月交接清楚。第六款、中日两国所有约章，因此次失和，自属废决。中国约俟本约批准之后速派全权大臣与日本所派全权大臣，会同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两国新订约章，应以中国与泰西交国见行约章为本。又本国批准互换之日起，新订约章未经实行之前，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与中国最为优待之国礼护视，一律无异。中国约将下开让与各款，以两国全权大臣押盖印日起，六个月后方可照办。第一、见今中国已开通商口岸之外，应准添设下开各处，立为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来侨寓，从事商业工艺制作。所有添设口岸，均照向开通商海口或向开内地镇市章程一体办理，应得优例及利益等，亦当一律享受。（一）湖北省荆州府沙市。（二）四川省重庆府。（三）江苏省苏州府。（四）浙江省杭州府。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于前开各口驻扎。第二、日本轮船得驶入下开各口，附搭行客装运货物：（一）从湖北省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省重庆府。（二）从上海驶进吴淞江及运河以至苏州府杭州府。中日两国未经商定行船章程以前，上开各口行船务依外国船只驶入中国内地水路见行章程照行。第三、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购买工货件，若自生之物，或将进口商货运往内地之物，欲暂行存栈，除勿庸输纳税钞派征一切旅费外，得暂租栈房存货。第四、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定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什派，以及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嗣后如有因以上加让之事应增章程规条，即载入本款所称之行船通商条约内。第七款、日本军队见驻中国境内者，应于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三个月内撤回，但须照次款所定办理。第八款、中国为保证认真实行约内所订各款，听允日本军队暂占守山东省威海卫。又于中国将本约所定第一、第二两次赔款交清，通商行船亦经批准互换之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确定周全妥善办法，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剩款并息之抵押，日本可允撤回军队。倘中国不即确定抵押办法则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仍不撤回军队。第九款、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应将是时所有俘虏尽数交还。中国约将由日本遣还俘虏，并不加以虐待若或置于罪戾。中国约将认为军事间谍或被嫌逮系之日本臣民，即行释放，并约此次交仗之所有关涉日本军队之中国臣民，概予宽贷，并饬有司不得擅为逮系。第十款、本约批准互换日起，应按兵息战。第十一款、自本约奉大清国大皇帝陛下及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批准之后，定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在烟台互换。为此两国全权大臣署名盖印，以昭信守。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爵李鸿章（押印）大清帝国钦差全权大臣二品顶戴前出使大臣李经芳（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内阁总理大臣从二位一等伯爵伊藤博文（押印）大日本帝国全权办理大臣外务大臣从二位勋一等子爵陆奥宗光（押印）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订于下之关缮写两分。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马关条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是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 （1）台湾等大片领土的割让，进一步破坏了中国主权的完整，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2）巨额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清政府大借外债，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3）通商口岸的开放，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4）允许在华投资办厂，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关条约》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
《近代中国创业救国之路及 反思 》
摘 要：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一些思想先进的人开展了创业救国。创业救国论者发展了国家的经济，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开放，但它并没有拯救中国，所以中国的创业救国使失败。但我们也不能因此磨灭它的功绩，有前人之鉴，当代的我们才要走上真正的创业兴国之路。
关键词：近代、创业、救国、资本主义
一、近代创业救国的酝酿
鸦片战争战争时期，面对西方的先进武器，林则徐、魏源等人逐步认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第一，他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中国和英国等西方侵略者的实力差距首先表现在军事与科学技术上，表现在武器装备上。林、魏等人意识到，要有效抗击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中国必须首先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第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中国封建保守势力历来不屑和敌视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为了开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风气，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赞扬了西方轮船火车大炮等的神奇高明，并建议对于能够制造合格新式武器的人，给予科举出身。第三，重视商业以及对外贸易。中国封建社会一概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林、魏等人主张对外贸易应遵守的原则是无损中国的主权与权益，与西方世界保持一种平等、互利的贸易。林、魏等人对外贸易思想既极力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又体现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的意识，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价值。他们鼓励和提倡的对外贸易思想，实际上已突破了封建时代简单的“互通有无”、补充国家财政收入的框框。第四，提倡发展民营经济。为从经济上抵御外国侵略势力，林则徐率先提出了允许商民自行开办工厂，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提倡发展民营经济。
林、魏等人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唱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强音，足具启蒙、救国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震惊了昏睡的中国社会，使得长期控制着中国人头脑中愚昧落后的传统观念被撕开了以口子，近代中国冰封的思想界开始解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力中华民族的觉醒。另一方面，它又触及的要抵御外侮必须向西方学习这个近代中国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所倡导的建立新市民族工业、发展对外贸易、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及容许、重视保护民营工商业等进步思想，为以创业和发展近代工业为中心以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为目的的创业救国思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历史前提。
令人遗憾的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林、魏等人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当时并未能引起清朝当局的足够重视，更未能付出实施。但他们在顽固、强大的传统思想长城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后来创业救国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历史契机。
二、创业救国思想的诞生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是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以“自强、求富”为目的而进行的一场自救运动。发起、组织与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是当时执掌中央枢要和地方军政大权的一些官僚，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如果说，英国侵略者发动的第一次鸦片就其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震撼力度而言毕竟有限的话，那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上下所引起的震动，却是巨大而持久的。在这次战争中，英法联军以区区25000多人的兵力，攻陷天津，长驱直入清王朝的首都。由此洋务派官僚及其追随者，反思外强中干的严峻现实，决定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
洋务派的主要活动包括引进“制器之器”，举办近代化的军工企业：兴办近代化的民用企业，使用近代化机器生产，提高社会生产力;振兴商务，与西方列强展开“商战”;在企业经营方式上，广泛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对内废除或改革厘金制度，对外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派遣 留学 生等几个方面。这些活动无一例外都是围绕着兴办近代工商业所展开的。洋务派的时间体现了“创业救国”思想的初步尝试，客观上催生和推进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近代化的征途中迈出了沉重而又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然而他们片面的认为发展工商业就能富国强国。他们在中国创办、培植与发展近代机器化大工业时，却不能引进与新生产力想匹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洋务运动最终以甲午战争的炮声宣告破产。
三、创业救国思想的传播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朝野上下无不意识到振兴实业是救国图存的关键所在，出现了“设厂自救”“振兴工业”的热潮。这一时期，发展实业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思想成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广泛接受的、具有相当范围和规模的一种社会思潮。
在这一时期，民族资本阶级的思想家和实业家们，在 总结 了洋务运动新办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创业救国”的具体途径，进行了大量的、全方位的探索。康有为、梁启超在百日维新前后，为清政府设定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可惜未能成功。但他们提出合理引进和利用外资、开展实业 教育 、培养新型人才、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部门为后来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部分人认识到创业救国所要的必要条件—资本主义社会。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政治局势的巨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罕见的历史良机。南京政府成立之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把发展工商业放在中心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法规、法律。在南京政府的提倡下，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一些工商业企业家无不认识到“振兴实业”是当今第一要务，他们或纷纷组织各种实业团体，或出任要职，为创业救国摇旗呐喊，推波助澜。这样，实业救国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同时，创业救国的理论与方案更加完备和可行，特别是张謇的“棉铁主义”和孙中山规模宏大的《实业计划》，大大丰富了实业救国思想。
然而，历史进程绝非顺利。甫告成立的中华民国只不过是个徒有其表的共和国。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与恢复帝制的黄粱美梦和军阀混战的残酷现实，都使进步的中国人深感“革命尚未成功”，而一战结束后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尤其是日本、美国对华侵略的变本加厉，使得民族资本主义的“短暂春天”成为明日黄花。“创业救国”谈何容易。
四、创业救国的评价反思
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实所要求的新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的新东西。”
近代中华民族创业救国道路漫长而崎岖，虽然它最后没有起到救国的作用，但在发展民族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经济侵略还是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创业救国思潮绝非是学者坐而论道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们关在象牙塔内孤芳自赏的一种原理，它一旦从中国创办近代企业的艰难曲折过程中凝聚、升华出来，就在迅速赢得民族资产阶级广泛赞同和奉行的同时，也一步步地向上对当权者进行渗透、默化，对下向人民大众宣传、鼓动，极大改变了人们的陈旧观念，动员了社会各阶级的人们参与实业活动的热枕，催生和推动的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还有，创业救国与民族革命构成相依相助的关系。创业救国为中国的政治变革与思想革新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促进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虽说，如果没有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无法完成中华民族独立的历史使命，也无法开启中国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同样没有千千万万工商人士、爱国人士等社会精英倡导的创业救国，也难以实现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全面转型。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具有一种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革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实现近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之塔高耸于世界之中。没有稳定的根基，是没有高耸建筑的。近代的创业就是现代经济发展经济的根基。
总之，近代中国创业救国思潮是一种崭新的、具有新质的思想。从根本上看，创业救国开启从传统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嬗变的道路，体现了中国人多国家的拳拳挚爱之心，体现了他们赶上世界潮流的世界眼光与进取、开放、务实的时代精神。
近代中国的创业救国之所以没有直接拯救中国，是因为他们没能认清中国的实际情况，当时的社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外国势力阻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认清国情，才能救国。但认清国情是不容易的，能做的是不断尝试，不断改变，直到找到一条属于本国发展的道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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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涕新等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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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写作思路：以近代史作为框架，选择其中比较知名的事件进行书写，最后总结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正文：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伴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束，中国的屈辱历史也随之开始，这，便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的近代史，既是一部不堪回首的侵略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我们应该做的，不仅仅是面对一堆悲惨的数据愤怒的大声嚷嚷几声就算了，作为祖国的新一代，我们更应该冷静的分析这段历史，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中国近代史可以简单的以1919作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840-1919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强迫清政府同它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割地，赔款，甚至连关税都要同英国商量，曾经的天朝上国此时不得不对船坚炮利的英国言听计从。
即便如此，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仍是贪得无厌，它们又通过南京条约副约，虎门条约攫取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以方便它们更好的在中国进行搜刮和侵略。
美国无耻的将所谓“扩大各国权益”的功劳归功于自己，而法国则用《黄埔条约》将传教士的坟地都搬到了中国，更可悲的是，为他们守墓的，居然还是我们中国人。
和平的日子没过几年，资本主义列强又开始蠢蠢欲动。
英法急欲通过“修约”来扩大他们在华的侵略范围，而不巧的是，他们的无理要求被中国的皇帝拒绝了。
而他们，便以此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绝不仅仅是烧毁了一座圆明园那么简单。
天津条约使的他们的魔爪伸向中国内地，而北京条约则使大批中国人被当作“猪仔”贩卖出国。
与此同时，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久的俄国也趁火打劫，强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每每想到俄国的版图，笔者的心都不禁一颤，那是多么巨大的数字啊！可是，那些数字，本来有很多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的！
在资本主义列强无耻侵略的同时，中国人也开始有所觉醒，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和洋务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对外国侵略者的打击以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促进作用仍不可磨灭！
在中国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同样是“师夷长计”，同样是向要富国强兵。
然而，日本成功的摆脱了被侵略的命运，而我们，却反过来被曾经得到我们诸多恩惠的小小岛国——日本，打的落花流水。
甲午战败，难过的不仅是李鸿章。
甲午战败，低头自省的，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
时至今日，我们仍需以此为鉴，不断革新政治，不断发展科技。
只有这样，才能不至重蹈100多年前的覆辙，也才能真正的，雄立于世界之林！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赞叹前人的勇气，在那样一个灰暗的时代，在那样一个连国家最高统治者都沦为别人附庸的时代，那些英雄还是坚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希望用自己的决心和勇气来拯救他们所深爱的国家和人民。
没错，八国联军侵华了，辛丑条约签订了，义和团失败了，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这个卖国贼给窃取了。
可是，可是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的农民在抗争，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争，中国人的意志并未被消磨，那些英雄，用他们的鲜血告诉我们：中国人，绝不允许“佛狸祠下，神鸦社鼓”的局面出现！
从社会性质来说，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社会矛盾来说，由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变为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和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人民的矛盾；从革命任务来说，由过去的反封建到反侵略反封建；从经济上来说，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逐步融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从政治上来说，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综上就是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了近代化进程。
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6月,史学家们将这一事件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然而我们要如何写有关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谈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摘 要】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它叩开了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同时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对中国落后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运动的兴起和洋务活动的展开，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近代化工厂的建立，农民运动的此起彼伏，对旧社会旧思想的冲击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儒家思想体系和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思想被“夷狄”的坚船利炮击碎，有识之士开始了自我反思的道路。从经世致用思潮到开眼看世界，再到师夷长技以制夷，饱学的进步之士的思想逐渐转变，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化等各方面发起了变革。本文研究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对鸦片战争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分析，了解到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鸦片战争的影响造成的转变及原因，并对此做一个粗浅的探讨。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文化;影响
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清朝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十分繁荣，尤其康熙、乾隆、雍正三朝，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在平和的环境下，社会风气逐渐走向奢侈糜乱，光鲜之下矛盾暗长。清王朝统治者在落后的封建观念统治下，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清王朝陷入了不与外界沟通的封闭状态，国家发展陷入停顿，逐渐由盛转衰。而当清王朝逐渐走入没落之时，欧洲各国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以英国为首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逐渐完成了资本主机原始积累，相继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具备雄厚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时，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它们逐渐把目光瞄准了中国。
一、鸦片战争概述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并额逐年增多。英国资产阶级极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抵御贸易的入超，妄图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大发鸦片财。中国方面白银大量外流，人民饱受鸦片摧残，精神和健康受到严重伤害。道光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林则徐把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集中销毁，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
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出兵，但清政府并未在沿海地区积极备战，导致当英军来袭之时清军变一触即溃。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积极抗英，涌现了三元里抗英斗争等反侵略斗争，充分展现了人民对侵略活动斗争的决心和强烈的爱国情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战败收场，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鸦片战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传统观念的变迁
中国的文明诞生极早，是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在周边国家中，中国的文明发展程度一直是最高的，即使被周边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力和融合性最终也会将之同化化作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华文明也以其强大的影响力辐射了周边国家，形成了深远影响。因此中国自古养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的观念而非国家观，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理念，视周边的民族皆为蛮夷，认为中国就是天下之中心。石介先生的书中曾提到“天出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中者为中国，居天地之偏者为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
我们能看到这时国人已视自己置身所在即为世界的中心。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中国即为中央之国，周围的蛮夷国家都应该向中国称臣纳贡。在“天朝上国”的骄傲自满中中国对所谓的“洋夷”不屑一顾，这种洋洋得意的自满被带到了鸦片战争之中，清政府认为英国还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甚至当时有的官员向皇帝献策称洋人的腿是不会奔跑的，因此对付他们只需要用竹竿将他们击倒。直到经历了鸦片战争清政府的惨败，时人才认识到清朝“天朝上国”不过是自己编制的美梦，被认为野蛮未开化的夷人已经将自己超越。少数的饱学有识之士开始了自强的道路。从“经世致用”到“开眼看世界”，从“变古愈尽，变民愈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天下”的观念向“世界”的观念逐渐转变。所以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中国的以“国家”而不是以“天下”自称的观念才逐渐形成。
(二)现代教育的萌芽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播还是中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条件。其中洋务运动时期的洋务教育是中国现代化教育的萌芽阶段，在中国教育史中它是不能抹去的重要篇章。洋务教育主要有三个方面：洋务学堂为中国培养现代化人才，留学教育把学生送往欧洲接受先进教育，翻译西方的优秀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知识。洋务教育是现代教育的萌芽，它使中国的教育由传统的模式向着现代化模式转变，这是对旧中国已经无法满足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封建式教育的一次彻底否定。中国的近现代教育从此拉开了序幕。
洋务派的洋务学堂无疑应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位。正是洋务学堂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领地，为传统教育在形式上的逐步解体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中国教育正式启动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和中国近代首次教育价值与道路选择，洋务学堂以缩影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国人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初级阶段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处理。它的办学得失对中国近代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乃至对我们今天的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说，洋务学堂改变了传统的教育观念并冲击了陈腐的科举制度，促进传统书院进行改造;洋务学堂是中国近代教育避免了殖民化的前途，代表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方向等。洋务学堂尽管在客观上开启了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在“变器不变道”办学思想的支配下，洋务学堂仅仅是引进了西方的工艺技术，却失掉了作为技术根本的科学精神;试图保持传统的人文教育，但事实上却僵化和削弱了人文教育，这些都引导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走进了狭窄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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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静.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J].历史教学，2012(13)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也改变了社会矛盾的性质。所以自此开始，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原因有四：一是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一个落后封闭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大国，封建制度已经腐朽，在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如果没有外来势力干扰，中国最终也会向西方大国那样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也就不可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战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而战后主要矛盾则包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中华民族与外国殖民侵略者的矛盾，也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复杂化。第四是革命任务发生变化，原先的革命任务是反对本国封建势力，战后则增加了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任务，革命的性质也由传统的农民战争转为旧民族主义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