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论文 环境污染论文：摘要：能源开发利用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我国能源环境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和战略问题。通过分析目前我国能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问题的法律规制的现状，指出其缺陷，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完善措施。关键词：能源 环境问题 法律规制 缺陷 完善 环境污染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一种资源，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大规模工业化进程的开展，中国薄弱的能源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经济进入全新发展时代，能源工业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空前的快速进步，中国已进入了世界能源大国的行列。然而在能源开发和利用的生命周期过程中，从能源资源的开采、加工和运输，到二次能源的生产（发电），以及电力的传输和分配，直至能源的最终消费，各阶段都会对环境造成压力，引起局部的、区域性的、乃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对能源的安全供应非常重视，相对来说忽视了能源发展对环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加快，对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会有更高的要求，能源需求的持续快速增长必将使我国的环境保护面临更加沉重的压力。由能源开发利用导致的能源环境问题既是我国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影响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保障之一。法律作为现代社会最权威、最有效的社会调整方式，在此问题的解决上理应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我国的能源环境问题，并在立法中进行恰当规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保护事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能源开发利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人类利用能源的历史已非常久远，能源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产业革命以前的漫长岁月中，能源消费以薪柴为主，由于消费量不大，一方面植物的自然生长足以补充其作为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环境容量可以“吸收和消化”薪柴利用过程中排放的废弃物，因此，能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基本上不成为问题。当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人口增长导致过度开垦造成的土质退化问题。产业革命促使矿物能源取代薪柴成为能源消费的主体，现代环境问题随之产生。经济、人口高速增长导致能源消费需求急速增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逐步恶化。总体而言，所有能源，包括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都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不利影响。 1、煤炭的开发利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煤炭在开采过程中会造成矿山生态环境的破坏, 威胁生物栖息环境。主要包括对地表的破坏、引起岩层的移动、矿井酸性排水、煤矸石堆积、煤层甲烷排放等。煤炭消费过程中产生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烟尘和汞等污染物,是造成大气污染和酸雨的主要原因。煤炭消费过程也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全球性环境问题。2、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和加工利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油田勘探开采过程中的井喷事故、采油废水、钻井废水、洗井废水、处理人工注水产生的污水的排放；气田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地层水,含有硫、卤素以及锂、钾、溴、铯等元素,其主要危害是使土壤盐渍化；油气田开采过程中的硫化氢排放；炼油废水、废气(含二氧化硫、硫化氢、氮氧化物、烃类、一氧化碳和颗粒物)、废渣（催化剂、吸附剂反应后产物）排放；海上采油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石油因井喷、漏油、海上采油平台倾覆、油轮事故和战争破坏等原因泄入海洋，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严重影响；在交通运输业，机动车尾气等造成大气污染，排放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铅等污染物；等等。3、水电开发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水电是一种相对清洁的能源，但其对生态环境仍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截流造成污染物质扩散能力减弱，水体自净能力受影响；淹没土地、地面设施和古迹，影响自然景观，尤其是风景区；泥沙淤积会使上游河道截面缩小，河床抬高，下游河岸被冲刷，引起河道变化；改变地下水的流量和方向，使下游地下水位升高，造成土壤盐碱化，甚至形成沼泽，导致环境卫生条件恶化而引起疾病流行；建设过程采挖石料和填土，破坏自然环境；泄洪道变流装置的安装造成对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破坏，截流阻断鱼类洄游等；会改变河流水深、水温、流速及库区小气候，对库区水生和陆生生物产生不利影响；可能会诱发地震；小水电站还会向生物圈排放一些温室气体（特别是由于水库中生物质的腐烂而产生的甲烷）；等等。4、核能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核能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两个阶段：核燃料生产和辐射后燃料的处理。由于人类无论何时何地都处于各种来源的天然放射性辐射之中,通常燃料生产过程的放射性污染较轻，一般不构成严重危害。但它毕竟对人体有害,故仍须予以充分注意。目前核能利用的主要形式是裂变能。核燃料的基本原料是铀,铀的生产过程包括：地质勘探、铀矿开采、选矿、水冶加工,最后精制得到浓缩铀,在核燃料生产中,铀矿山和铀水冶厂是主要污染源。从这里排出的废物，虽然致入射性水平低,但排放量大,分布广。铀矿山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有废水、废气、固体废物。铀矿山废水不仅含有氡、铀及其衰变子体,而且有其他共生的有害化学物质。水冶厂的废物性质随矿石成分、水冶流程、使用的化学药剂不同而变化,对环境的影响程序也随之不同。水冶厂的液体废物主要有贫铀溶液，其中放射性物质最危险的是镭。废水中还含有其他化学物质,例如硫酸根、硝酸根、有机溶剂等。酸废水排入河流造成的危害往往比放射性物质更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最常关注的核能对环境的影响实际上是核事故问题。1986年4月26日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核电发展史上一次惨重的灾难，对电站工作人员、事故抢救人员以及周围居民和环境造成严重损害。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在特定堆型和条件下发生的，它采用的压力管式石墨沸化堆，安全性有问题，没有完善的安全壳,从此之后就不再用这种堆型了。因此，不能由此推论其他核电站也会有此安全问题。近年来很多国家都发展了新一代更加安全的核电站。当然，不论怎样，核电站的安全运行都是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5、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对环境影响的不利影响。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整体上较传统化石能源来说，更加清洁安全，但是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仍然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如风能开发中，风机会产生噪声和电磁干扰，并对景观和鸟类产生负面影响等。太阳能开发也会产生不利环境影响，主要是占用土地、影响景观等。此外，制造光伏电池需要高纯度硅，属能源密集产品，本身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含镉光伏电池(CdTe, CIGS)的有毒物质排放虽然在安全范围之内，但公众仍担心对健康的危害。生物质能利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占用大量土地，可能导致土壤养分损失和侵蚀,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用水量增加。用汽车运输生物质会排放污染物。另外，农村居民使用薪柴和秸杆等生物质能作炊事和供热燃料的传统利用方式引起的室内空气污染，对居民健康产生严重危害。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主要是地热水直接排放造成地表水热污染；含有害元素或盐分较高的地热水污染水源和土壤；地热水中的CO2 和H2 S等有害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地热水超采造成地面沉降等。海洋能是洁净的能源，对环境不会产生大的不利影响。但潮汐电站会对海岸线生态环境带来一定影响；波浪能发电装置能起到使海洋平静的消波作用，有利于船舶安全抛锚和减缓海岸受海浪冲刷,但波浪能发电装置给许多水生物提供了栖息场所，促使其繁殖生长,可能会堵塞发电装置；海洋温差发电装置的热交换器采用氨作工质，氨可能会污染海洋环境；建在河口的盐差能发电装置，还要解决河水中的沉淀物和保护海洋生物的问题。二、我国能源环境问题法律规制的现状与缺陷为了有效地控制能源活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解决能源环境问题，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加强对能源活动的管理。相关的立法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电力工业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等。此外，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本地区的环境质量目标，也制定了一些相应的与能源活动有关的地方立法，如陕西省颁布了《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开发环境保护条例》，河北省出台了《河北省陆上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办法》，黑龙江省发布了《黑龙江省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条例》等等。通过分析现有立法可以看出，我国对能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问题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法律规制：其一，对节约能源及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法律规制；其二，对能源生产、加工、运输、消费等过程中的环境问题的法律规制。前者是从宏观上解决能源有效利用及终端能源清洁化的问题。其不单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同时也是实现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措施，学界已经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者则是从微观上解决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具体的环境保护问题，涉及能源法与环境法的衔接与协调，目前还鲜有人进行深入细致的系统研究。本文主要对后者展开具体分析。（一）能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问题的一般法律规制现状及其缺陷能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问题的一般法律规制是指各种能源开发利用活动中的环境保护的一般性法律规范，而非某一类型能源（指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的专门性规范。这些规定主要体现在我国的环境立法及电力立法中。1、法律规制的现状（1）环境立法通过相关环境立法，我国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能源环境的基本法律制度体系。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能源规划及能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确立了规划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该制度同样适用于能源规划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其充分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原则，适用范围广泛，是协调能源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有效手段。能源建设项目“三同时”制度。我国《环境保护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及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三同时”制度，即一切可能对环境有影响的建设项目，其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能源建设项目一般情况下都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因此也应适用“三同时”制度。能源环境标准制度。传统意义上的环境标准主要是指国内环境标准，是国家为了防治环境污染、保证环境质量，在综合考虑国内自然环境特征、社会经济条件和现有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规定环境中污染物的允许含量和污染源排放物的数量、浓度、时间和速率及其他有关的技术规范。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标准则还包括国家认可和推行的国际环境标准，特别是ISO14000系列标准。当前正是能源需求快速增长的时期，应充分利用环境标准来推动能源生产与消费的技术进步，从源头上削减能源的环境污染。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大量能源活动中的环境标准，如《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车用汽油有害物质控制标准》、《海洋石油开发工业含油污水排放标准》、《核电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清洁生产标准—石油炼制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水利水电工程》等等。一些地方环保部门从本地环境质量的要求出发，也制定了一些地方环境标准，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制订了《燃煤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山西省制订了《山西省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排放绩效标准》，北京市制订了《锅炉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低硫优质煤及制品标准》。此外，北京市、上海市还制订了严于国家标准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等。清洁生产制度。清洁生产，按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清洁生产是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它替代了以前传统的末端控制污染的模式，能够更有效的降低污染排放，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能源行业是污染排放大户，实行清洁生产制度，能够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排放，因而该制度能够较好的协调能源利用与环保的关系，是解决能源环境问题的一个基础性的和关键性的制度。环境许可证制度。指法律所确认的，对从事可能造成环境不良影响活动的开发、建设或经营者，必须向有关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才能从事该项活动的一系列管理制度。颁发许可证是一种政府行政管理行为，是环境管理机关进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的重要手段。能源的开发利用一般会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因而在开发利用前，都应取得环境许可证。典型地，如探矿、采矿许可证，排污许可证、海洋倾废许可证，固体废物收集、贮存、处置许可证，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生产、使用、销售许可证等。排污收费制度。是国家环境管理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排放污染者征收一定费用的法律制度。该制度是运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环境的一项法律制度，体现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同时也为治理污染开辟了一条重要的资金渠道，并有利于加强环境监督管理机构的自身建设。目前，对能源行业影响最大的是SO2收费。SO2收费试点从两省九市到“两控区”，取得了显著成效。限期治理制度。指国家法定机关对污染严重的项目、行业和区域作出决定，限定其在一定期限内完成环境治理任务，达到治理目标的法律制度。这是我国特有的一项环境法律制度，具有较强的强制性，是合理解决已造成的污染最有效的途径。环境事故报告制度。指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事件，使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严重污染或破坏，事故或事件的当事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向可能受到环境污染与破坏危害的公众通报，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的法律制度。该制度可以使政府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及时掌握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情况，查明事故原因、确定危害程度，便于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的蔓延和扩大，同时也可使受到环境污染与破坏威胁的公众提前采取防范手段，避免或减少损失，最大限度地降低事故的危害程度。在能源行业，由于其生产技术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因生产事故或意外事件导致的环境污染或破坏，后果往往极其严重，如2003年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2005年松花江环境污染事件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而环境事故报告制度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环境是我们的家，破坏了它，就当于我们破坏了家庭。这种话，你们想象不出来。 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吧！(关于保护环境的故事)开始了:“从前，有一个叫德树的人，他不爱护环境。有一天，德树把垃圾掉在地上，一个爱环境的人把垃圾拿到德树面前问他:‘假如我把垃圾放在你面前，你觉得好看吗？’德树说:‘不好看。’爱环境的人说:‘不好看吧，你把垃圾掉在别人面前礼貌吗？
环境保护法论文－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法的价值问题一向是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所关注和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作为新兴法律学科的环境法，价值问题同样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然而，学者们在论及环境法的价值时，基本上是从公平、正义、安全、秩序、效率等方面着笔，只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侧重而已。环境法固然具有法律价值的共性，但由于其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环境法立法的出发点和归宿②，这决定了其在价值取向上必然具有自身的独特性。然而，传统环境法学理论却忽视了环境法的这一特色，依然是以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惯常思维来定位环境法的价值，这直接导致了环境法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苍白无力。人类的环境立法日渐增多，但环境问题却日趋严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地球是一个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自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物种之间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并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个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人类作为自然系统中的一员，理应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但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不肯屈服于自然的控制，不断地变革、改造自然，在自然系统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类社会系统。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不断的征服自然，人类社会系统日益膨胀，而自然系统渐趋萎缩，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本文从系统论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就此提出环境法价值的新定位。一、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一）传统价值观念和环境法价值定位的缺陷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人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就是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客体由于自身的属性，能够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和意义。“凡是谈论价值，从根本上说都应当是相对人而言的，价值为人而产生，为人而存在，人是一切价值的主体。”[2]由此可以看出，传统的价值观是以人为中心的，把人视作主体，而把人周围的一切事物均视作客体。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以及人类改造自然的利益和权利，而拒不承认自然自身的价值。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类通过掠夺自然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贫穷蔓延、人口爆炸、疾病丛生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导致人类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最终危害了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就法律的价值而言，也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3]依此传统观点，环境法的价值，就是环境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我国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对环境法价值的定位，就是从这一传统观点出发的。如有的学者将环境法的价值归结为正义和利益，认为“正义和利益是法律的两大主要价值，环境法也当然要将其作为价值目标”，“正义和利益是环境法的主体价值需要，其满足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环境法功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4]也有的学者认为环境法具有二元价值-正义和功利，其中正义价值包括人类正义和自然正义，功利价值包括物质功利和精神。[5]从传统法学价值论的观点来看，以上价值定位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这种主客二分的价值模式毕竟是从人类立场出发的，其仅仅把自然系统视做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并把自然界的万物视做人类的资源，而忽视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系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尽管这种立法也是为了保护环境和资源，但其终究难以摆脱人类自身利益的“诱惑”，当人类眼前物质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保护的需要发生冲突时，这种价值观很自然地就会主张，为了前者而放弃后者。这正是人类在大力加强环境资源立法、倡导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同时，环境资源却日趋恶化的根源。因此，这种价值观是不可取的。（二）环境法终极价值的重新定位-从系统论的视角环境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其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而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取向上仅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做人类的资源，保护环境只是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这种环境法本来为保护环境而立，但终因其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最终反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系统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与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基于此，本文将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为生态整体利益。这种定位是要从根本上纠正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定位上主客二分的缺陷，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树立一种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观。当然，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其不可能完全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作为法的最高原则和精神的价值，其不仅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指向”是指法的价值具有目标、导向的含义，“绝对”是指法的价值具有永远的，不断递进的，而又不可彻底到达极致的性质。[6]就此而言，法的价值始终是高于法律本身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成为人类所最求的理想境界。环境法作为一种法律，理所当然也不能摆脱人类利益的影响，但却可以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重新定位，力求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这种价值取向便是环境法的绝对超越指向的体现。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环境法的价值定位应该突破人类中心主义，这表现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上。如有学者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环境法的唯一价值追求，认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灵魂在于人与环境相融、和谐的意识，及在生态法则和道德法则衡平基础上的新的环境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绝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本着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意识，自同于人与环境组成的社会系统，必定能实现可持续发展。”[7]应该说，这种观点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保持和谐共处关系，并力求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来实现这种理想，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但是，据此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首先，可持续发展观仍然是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仍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这可以从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定义中看出来。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给出的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均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力，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人群需求又不损害别的地区和国家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8]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和整体利益，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定式，其不可避免的会走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去。其次，从法律价值的目的性和工具性上看，可持续发展观不宜作为一种目的性价值。“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这一目标的法律规则不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9]这一功利主义法学派的观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其持久的生命力。虽然这是从人类的福利来谈论法的价值，但对环境法的价值来说，也可以类推适用，即环境法的终极目的是生态整体的“福利”最大化。就此而言，可持续发展观只是为了达到福利（利益）价值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其只能作为环境法的工具性价值而非目的性价值。目前，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应在树立以全球生态整体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的基础上，确立“衡平世代间利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保护人类的“环境权”和“生态世界的自然的权利”这两大目标；前者是作为环境立法对整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后者则是作为环境法自身所应当确立的基本任务和予以实现的目标。[10]这种观点已经摆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到了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并提出应尊重自然的权利的思想，以此作为环境立法的终极价值是可取的。应该说，这种观点与本文的观点在总体思想上是一致的，只是二者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而已。综上所述，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相互依存、紧密联系，一旦自然系统遭到破坏，人类社会也必然面临生存的危机。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应该是我们追逐的理想境界。尽管环境法是由人类社会制定的，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在立法上必须坚持从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出发，以生态整体利益为终极价值，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也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二、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内涵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也是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受功利主义法学派的影响，传统法学理论将法律与利益联系起来并把利益作为法律追求的重要价值，认为法律的任务就在于调整、保障各种利益，并以最佳方式对利益实现合理分配。环境法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法律学科，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是因为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某个人或某国所私有或独占，也不能以阶级、意识形态或国界来加以划分，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国家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11]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这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内，全球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依固有的规律不断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人类环境也必然会发生危难。尽管主权国家可以宣称各自的主权范围，在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中可以坚持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但在生态规律面前，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污染的蔓延不受人为的国界限制，生态系统的循环不受意识形态的制约。[12]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任何国家的生态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边界已变得具有渗透性，地区、国家和国际之间传统的分区已变得模糊不清了。过去被认为完全是‘各个国家的事情’，如今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和生存的生态基础产生着影响。”[13]因此，过去那种以国家为单位各自为政采取措施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解决环境问题的需要，而以地球共同体为单位、为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采取联合行动，已经成为目前国际社会的一个基本共识。由此可见，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应该是环境法的重要价值。同时，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环境法又不能仅仅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还必须兼顾自然系统的利益。这是因为，自然系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没有自然系统的存在或者自然系统遭到破环，必然又反过来危及到整个人类的利益。近些年来，尽管许多国家已经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但环境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倾向。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人类仅仅注意到自身的利益，从自身的需要保护环境，而却没有承认自然系统利益的结果。必须看到，自然系统也有其自身的利益，从个体上说，这种利益就是自然界的自然权利，主要包括各种生物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这种权利并不需要人类的认可，早在人类存在之前，这种权利已由“上天”赋予给了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整体上说，这种利益是自然生态整体利益，即维持自然系统的稳定与和谐，这最终将关系到整个地球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正如伦理学家那什在《自然的权利》一书中写到的那样：“人类的利益与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同一的……判断善恶的标准不在乎于个体，而在乎于整个生命共同体……自然具有与人类同样明确且值得敬畏的权利。”[14]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在制定环境法时，必须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兼顾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的整体利益，并把二者很好的统一起来。（二）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整体利益既应该包含代内的生态整体利益，又应该包含代际的生态整体利益，这二者也应该是统一的。对于自然系统而言，由于自身能够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向前演进，如果没有人类社会系统的干预，其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好世代间的利益平衡。因此，代内与代际的整体利益平衡主要是就人类社会系统而言的，这种利益平衡主要涉及到如何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地分配资源和财富的问题。全人类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拥有这个星球的环境，当代人和后代人对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源有相同的选择机会和相同的获取利益机会。由于社会的资源和财富都掌握在当代人手中，当代人就成了未来几代人资源和财富的托管者。因此，当代人必须考虑后代人的机会和可能获取的资源数量，当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和生活质量，而一定程度地牺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潜在的机会，当然，其也不必通过降低当代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来提高年轻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潜在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维护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在论及世代间利益平衡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论调。一种主张是：“现世代什么也不消费，为了未来世代而保护全部资源，以使环境的任何方面都维持在同样水平的质量上”。另一种极端的论调是富裕模式，按照这种理论，是否存在将来的世代现代还没有完全的确证，或者是今天的最大化消费是为将来世代财富最大化的最好方法，因此，现世代今天消费欲望的全部能够产生更多的财富。[15]这两种论调都是应该受到批判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要保持稳定，必须保持系统内部结构的平衡；否则，系统会随着内部要素的作用或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异，使系统出现无序化或不稳定。世界上只有一个地球，并且这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不管是当代人还是后代人，都必须依赖这个唯一的生态系统来生存。因此，对维持生态系统稳定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类，必须从世代间利益衡平出发，兼顾当代与后代的整体利益平衡。三、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法律价值观，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这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首先，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决定了环境法也必然体现着人的价值选择，人类利益自然也成为环境法价值取向的中心。而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坚持生态中心主义，强调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并主张应赋予自然物以权利。这显然与传统思想观念是冲突的。其次，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向来也是以人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以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环境法以生态整体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注定其必然面临以下问题：如何确定生态整体利益？如何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分配这种利益？既然人类与自然都享有权利，这二者之间会不会存在冲突？这些问题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会与传统法学理论相矛盾，如何协调这种矛盾是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实现的又一大障碍。最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得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显得极为重要。然而，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已成为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面临的重大难题。面对诸多障碍，如何探寻新的路径，便是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径：1.观念的转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法律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改变将对环境法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转变这种观念，首先必须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现当代西方哲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中，出现了主客二分向主客相融的转变。在这方面，海德格尔是这种转变的代表。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维的任务》一文中，实现了对人的强调向对自然的强调的转变，提出了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生态思想。他认为人的作用不是为“自然立法”，不是充当自然的主人，而是倾听自然的呼声，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和睦相处。[16]这种由主客二分向主客互融的思维转变将对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其次，应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生态意识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是人们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自身行为自觉地按照生态规律行动的一种意识。在现代社会，只有具有生态意识，我们才能知道必须做什么和怎么去做，并用这种意识指导我们的行为，从而避免生态环境的恶化。在培养生态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这要求人们在心中应逐步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2.法学理论的突破：生态法的兴起传统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必然会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上的传统法学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环境法作为直接反映这一思想的法律学科，受到的影响最为明显，然而，环境法终究是以环境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其不可能逃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学定式；要真正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仍需法学理论上的重大突破，生态法由此应运而生。生态法是近些年来新兴的法律学科，其在概念上仍然存在着许多争议。有学者认为：为了更科学地反映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及生态规律的要求，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调整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应该把自然资源法、环境保护法、国土整治法结合为一体，称为“生态法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17]也有学者认为：生态保护法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范围涉及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国土以及其它法律部门中的生态规范。[18]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学揭示的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规律为基础，应用法律手段来协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19]综观这几种观点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把生态法作为一个部门法来看待的，认为其是对传统法律部门的一种突破。这种定位模式是在尊重传统法学理论基础之上的一种创新，但其仍没摆脱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路，在保护生态平衡上难免显得力不从心。本文赞同郑少华博士的观点，认为生态法是以生态社会理论为前提的，即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人类社会在经历了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的转变之后，逐步过渡到生态社会，这种社会强调生态利益至上，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生态法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第四法域，其规范散见于宪法、环境法、行政法、民商法等部门法中。[20]由此，对应于传统社会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团体社会→生态社会的转变，形成了从私法→公法→社会法→生态法渐进和共生的局面，这四种法域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法学框架和理论体系。从法学理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法主要由生态人理论、生态权利理论、生态契约理论、生态价值理论、生态责任理论等构成。[21]这些理论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场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史无前例地将对自然的保护上升到新的法学高度，并形成一套独有的法学理论体系。这对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仍须承认，生态法的许多理论还不成熟，甚至受到许多学者的非议，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理论体系仍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3.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国际环境法的发展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上，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最终将各个国家纳入环境保护的统一轨道，国际环境法的兴起因此而成为必然。要克服国际环境保护合作中的障碍，必须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就是要构建国际发展新秩序，建立一个各国认可的国际发展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调整经济上不平等的主权国家间的“国际发展法”逐渐产生。从性质上说，国际发展法是一部过渡性法律，其目的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它体现为一套调整国际关系的规则，着眼于促进公平，相互合作以及弥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平等。国际发展法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空前团结起来，共同协商全球生态与发展问题，这对促进国际环境法的形成，改善世界的环境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次，通过国际组织制定一系列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软法”，以避开国家之间在环境合作上的矛盾与冲突，随着条件的成熟，再逐步将其上升为国际环境“硬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通过了许多有关生态与环境保护的宣言和决议，如《人类环境宣言》、《世界公园大会宣言》、《环境与发展宣言》、《地球环境贤人会议东京宣言》、《世界自然宪章》等国际文件都属于此类。这些决议和宣言虽然没有强制拘束力，但他们反映了已有的或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环境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正是在这些宣言和决议的促进下，国际社会达成了大量的国际环境保护条约。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国际环境法的形成与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仍需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注释：①系统理论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科学理论，该理论主张用系统的观点和思维去看待客观存在的事物，并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分析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系统理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从整体、联系的视角看待世界，突破了传统孤立、片面和局部认识事物的缺陷，这对认清和揭示事物的本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②关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环境法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参见李爱年：《环境保护法不能直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另一种观点认为环境法不仅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参见蔡守秋：《环境法学理论的要点和意义》，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本文采纳后一种观点。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6]卓泽渊。法的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5]刘建辉。论环境法的价值[J].河北法学，2003（2）：68。[4][11][12]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8，157。[7]蔡守秋，万劲波，刘澄。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393。[8]曾珍香，顾培亮。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分析与评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3-19.[9][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49。[10][15]汪劲。环境法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12，229。[13]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等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409。[14][美]那什。自然的权利（日文版）[M].TBSburitanika，1993。[16]林娅。未来与选择[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153-154。[17]肖乾刚。自然资源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21。[18]陈茂云，马骧聪。生态法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19]刘文燕，刘滨。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J].现代法学，1998（6）。[20][21]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论文关键词：公民环境权利；环境保护；法律确认论文摘要：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环境保护的目的和手段。公民环境权利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理论关注，而且不少国家的法律做出积极回应。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很不利于我国的环境保护。我国环境保护法律应当确立公民在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并且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应当两条进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公民的环境权利(或称为公民环境权)是指公民拥有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通常包括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和请求权。它区别于: (1)公民、集体或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权;(2)国家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拥有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的权力;(3)私法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所有权、人身权和相邻权;(4)传统人权理论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当今国际社会，公民的环境权利作为一项新兴的基本人权而受到广泛关注。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体制存在倚重行政环境权力而轻视公民环境权利的弊端;为实现我国环境的有效保护，我国法律应当具体确认公民的环境权利;法律确认进路应两路并行: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融合。1环境保护中公民环境权利问题的提出立法出于技术考虑，并不必然在法律规则中既对要素(假定条件、行为模式、法律后果)做出规定又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内容进行宣称。如我国《民法通则》(文中涉及的法律法规均为简称)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该规则就并未对国家、集体和公民享有财产权及其内容进行表述。一般地，这样简洁的表述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困难，因为这样的表述不言自明或者是在另外的法律条文中对所要保护的权利及其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在这些法律规则的背后，存在着一张清晰的权利谱系。然而在权利规定比较模糊的时候，法律规则实现对权利的保护则无疑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国从1978年首次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以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形成了包括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环境资源法、环境保护专项法、环境保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环境标准、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以及刑法、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庞大灼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并从“国家保护环境”出发，衍生出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一系列行政权力和义务。在我国实行的是各级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责，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实施监督管理的环境管理体制。环境保护方式呈现出了以政府管制为主的特征。在政府管制的模式下，政府对于环境保护享有广泛的权力，宏观上包括制定和完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制定环境保护的规划、目标和计划，制定环境保护的标准并监督执行，进行跨行业、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等。微观领域包括环境行政许可权，环境行政处罚权等等。政府通过行使环境权力，对环境违法主体科以相应义务，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此外，国家公权力还通过刑事手段介人环境保护，我国97刑法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罪”的规定就是重要的体现。在政府控制的模式下，相对于国家的环境权力而言，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规定则显得薄弱并且模糊不清。政府权力介人环保领域，并没有明确以保护环境权利为目的。如《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业化建设的发展”(第1条)。这里的“保护环境”和“保护环境权利”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相同，前者从实用主义出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而后者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事实上是环境保护的基础，也是目的和手段。我国从宪法到具体的行政法规，没有专门对环境实体权利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有学者认为我国对于公民环境实体权利的规定是“隐形规定”。对于程序性权利，除了受到环境侵害的诉权以外，我国《环境保护法》还规定有检举控告权，《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水污染防治法》规定在一定条件下享有知情权和建议权④，但都并不完善。此外，尽管有一些权利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并在实践中发挥着保护环境的作用，如所有权、人身权及相邻权等的正面规定，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权利，因为其主旨并不是保护环境法益。传统民事权利制度对于环境保护力不从心，尽管现代民法理论中的财产权、人格权及侵权理论都在发展，但它们离环境保护的要求相去甚远。如北京市某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中因产生大量噪声、震动和粉尘，严重影响了周边四户村民的正常生活，四户村民向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但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以“不属民事审判范围”为由，驳回了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2公民环境权利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环境权利为人类一直自然地享有，并不随着法律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也可称为一项自然权利或基本人权，其正当性是不证自明的。随着工业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人类开发利用环境的财产权与享有良好环境的权利产生冲突，才引起了现代意义上公民环境权利的关注和讨论。即便是在这种冲突中，公民环境权利的正当性也是不容质疑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定这种冲突中各种权利的位阶关系和如何协调冲突。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彼得·S}温茨( PeterS. Wenz) 教授在《环境正义论》一书中写到，“倘若发生冲突，财产权至少在某些时候应该做出让步”，“人权如此重要，不能为了更小的目标而妥协。例如，人们不应该为了他能够拥有更廉价的电力而遭受癌症的痛苦”。就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说，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同时也是目的和手段。政府权力对环境保护的广泛介人，有着深刻的合理性，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⑤和为避免环境的公地悲剧⑥都需要政府权力的介人才能予以克服。在宪政国家，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固然来源于宪法的授权，但最终来源于民众的授权。可以说，权力都是直接或间接源于公民权利。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认为，人类是为了避免“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自然状态才“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转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这个个人或集体就是主权者，即霍布斯所说的“利维坦”。继后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同样认为，“开始组织并实际组成政治社会的，不过是一些能够服从大多数而进行结合并组成这种社会的自由人的同意。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会或才能创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这些思想后来为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所采纳，《独立宣言》宣称“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时至今日，各国宪法基本都确立了“主权在民”，这是各国政府及公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因此，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权利是权力的来源和基础，权力为保护权利而存在。环境保护的行政权力，同样地来源于公民所具有的环境权利，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权力存在的正当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民环境权利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环境保护应以保护公民环境权利为目的。公民环境权利不仅为政府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我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人民群众改善环境的迫切性与环境治理长期性的矛盾突出，环境问题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焦点”问题。这种非制度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公众参与的非常态，由于非常态的公众参与表现为组织的非程序性，动机的多层次性，性质的复杂性，行为的非理性以及后果的消极性，对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发展有诸多的消极影响。公民有了法律上确认的环境权利，就可以依据环境保护的权利实施相关行为，可以要求义务主体为或不为一定的环境行为，在受到侵害时可以获得法律上的救济，同时也明确了公众环境保护行为正当性的边界。因此，公民环境权利的确立对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公民环境权利不仅是主体参与环境保护的合法性基础，而且在实际运行中起着对公权力的制约作用。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政府在提供大多数 (包括清洁环境在内的)共用品和服务方面是低效的，表现为浪费、冗员和低生产率，在行政权力介人市场的时候，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政府低效的原因在于，政府是有自身利益的社会主体。在公共选择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社会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政府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从公共选择理论上讲，权力需要制约。从政治文明的发展来看，权力的制约问题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权力制约权利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阶段和以权利制约权力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公民用自己的法律权利制约政府权力，以防止政府权力的变异和滥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环境保护是利益冲突比较集中的领域，政府可能会为了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也可能会为利益集团的利益而牺牲环境利益，加上政府行为的低效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以权利制约权力就显得尤为重要。3域外公民环境权利考察公民环境权利主要是由各类国际会议和文献倡导的。1970年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在东京发表的《东京宣言》提出，“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是一种有富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人类有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1973年在维也纳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上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中，环境权被认为是新的人权并将其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补充。1986年作为地区性人权文件的《人类与人民权利非洲宪章》第24条规定，所有人民应该享有能够适合他们发展的一般的令人满意的环境权利。1987年2月国际环境法专家组拟订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原则建议》指出: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健康和福利的环境拥有基本的权利。1989年《哥斯达黎加促进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责任宣言》在序言中写到:认识到国际社会确认人类有在保障尊严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基本权利。1991年《关于国际环境法的海牙建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国家应该承认对于确保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生存与精神福利的个体与集体的基本环境人权。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宣称，人类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1995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起草的《环境与发展国际公约草案》第十二条规定:缔约方努力逐渐全部实现任何人对环境的权利以及为了其健康、福利和尊严的足够的发展水平。在全球化的对环境权的呼吁中，部分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了公民的环境权利。如1980年《智利共和国宪法》第3章第19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生活在一个无污染的环境中”。1980年《秘鲁政治宪法》第2章第123条规定:“公民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有生活在一个有利于健康、生态平衡、生命繁衍的环境的权利”。1987年《菲律宾宪法》规定:“国家保障和促进人民根据自然规律及和谐的要求，享有平衡的健康的环境的权利”。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2条规定:“每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的环境和获得关于环境状况的信息的权利，都有要求因生态破坏导致其健康或财产受到损失而要求赔偿的权利”。1993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2条规定:“共和国公民有享受有益于生活和健康的环境的权利”。据统计，全球有四十多个国家即全球五分之一的国家通过的宪法或法律中都规定了环境权。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通过的宪法和宪法修正案都没有忽视这一权利。除了宪法的规定外，部分国家还在环境保护的法律或法规中确立了公民环境权。如1979年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国会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的改善和保护”。1998年《法国环境法典》规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明确规定每位公民均有权拥有一个有益于健康的良好环境，并且由他们确保城市和乡村地区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发展”。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1条第1款规定:“每个公民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保护环境免受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自然的和生产性的紧急状态引起的不良影响的权利，有获得可靠的环境状况信息和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综观国外公民环境权利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1)非官方领域对于公民权利的呼吁或宣称对于公民环境权利在法律上的确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既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态势，也反映出了公众对于环境保护所蕴含着的巨大热情和力量。(2)公民环境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这一过去自然就获得和享有的利益在受到侵害过后，开始寻求法律的保护，在传统的人权内容不能涵盖环境权利内容的情况下，不少国家直接将公民的环境权利明确写人了宪法当中，丰富了基本权利的内容。公民环境权利也主要是被规范在宪法当中，是作为一项基础性权利而存在的。(3)环境权的表述上各个界定并不相同，反映出了内涵的丰富性，但其权利主体上并不包括国家，权利内容并不包括主体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因为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具有的是权力和职责，与环境权利相去甚远，而对环境的开发和利用属于传统财产权规定的范围，环境权利是与环境保护的需要相联系的。4我国公民环境权利的法律确认进路环境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权利在现实地受到威胁和侵害的时候，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我国面临的环境保护的形势是严峻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危害开始显现，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存在隐患。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石漠化、草原退化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制度层面公民环境权利的缺失有关，公民环境权利是环境保护的基础、目的和手段。在相对单一的环境行政管制方式下，公民的环境权利诉求未能充分实现，环境保护组织不发达，司法权力保护环境的成效不明显 (环境公益诉讼难以得到支持)。因此，我国确立公民环境权利，既是正本清源明确环境保护的真谛，也是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公民环境权利的确认是一项系统工程，要达到有效调动社会力量以及司法权力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切实实现公民环境权利的有效保护，我们认为，在宪法确认以公民享有良好环境为内容的公民环境权后，可沿着两条进路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一是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在以权力保护环境的立法中注人公民环境权利的内容。这些权利主要包括:(1)环境知情权。即公民对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关信息获得的权利。(2)环境参与权。即公民拥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过程，组成环保的团体，实施公益性环境保护行为等权利。(3)环境行政请求权。即公民的环境权益受到侵害后可以向环境行政部门请求保护的权利。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细化的另一进路是与传统私权相融合，将公民环境权利在私法上进行规定。这一类公民环境权利主要包括: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清洁产品权、环境审美权、环境文化权、户外休闲权、避免噪声污染权等。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两条进路并不意味着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具有公私两重属性。公民的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即便是在保护公共环境利益的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公民的环境权利具有公权力的性质。在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框架内，公权力不能放弃，也不能通过协议而变更，而私权则可由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人自行处分。公民环境权是法律确认并授予公民对自身的环境利益进行判断和做出处分的权利，因此本质上属于私权。同时由于环境具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公民的环境权又区别于传统个体意义上的私权，具有公益性，因此公民环境权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私权—公益性的私权。正是公民环境权的这一特有属性，使得传统的私法救济和单纯依赖公权力的介人都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法律既需要承认其公益性，也需要承认其私权性质，这正是我们主张法律通过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相结合和与传统私权利相融合这两条进路来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根据所在。法律确认公民环境权利的两条进路对于环境保护分别具有内在的推动机理。第一，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保护的公权力结合的进路，能够通过公民环境权利与环境行政权力的互动实现环境保护。首先，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行政请求权制约了政府环境权力的行使，能够有效地防治个别政府官员在行使环境权力过程中的寻租和暗箱操作，使得政府在环境保护过程中不能背离公民的环境利益。其次，这些权利还能引起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公民的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环境行政请求权在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从而通过司法权实现对环境行政权力的制约。再次，要实现对环境更为有效的保护，权力对权利的制约是必须的。公民环境权利是法律授予公民对自身的环境利益进行判断并做出处分的权利，但由于环境公共物品的属性，公民个人可能会为了个人的利益而滥用权利，从而牺牲公共的环境利益。此时，政府环境权力就能够对公民环境权利进行干预或制约。如此，公民环境权利与政府环境权力的双向制约与互动，推动着环境保护在法制轨道上良性推进，从而实现对于环境的有力保护。第二，公民环境权利与传统私权相融合的进路，能够通过充分发挥公民的主动性实现环境保护。虽然传统私法的财产权、人身权以及相邻权的规定对于环境保护的作用仍不能忽视(特别是在对这些权利的侵害发生现实的损害时，对这些权利的救济能简洁地起到环境保护的作用)，但是，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环境审美权等公民环境权利的明确赋予，是直接针对公民的环境利益而做出的。相对于传统私权而言，这不但大大丰富了公民私权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环境保护的标准，可以有效弥补传统私法对于环境保护的不足。公民在私法上有了明确的环境权利，就能更加关注自身的环境利益和对于环境利益的自觉维护。公民环境权利作为一种私权的发达，进而能促进民间环保组织的繁荣，使社会力量能有序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过程之中，从而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此外，对于那些破坏环境利益的行为，公民或环保组织能有效地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就先，更为充分地调动司法力量进行遏制，这不但能实现对公民环境权利的维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环境保护。
观30年改革开放引发的环境危机
这是环境保护法的内容。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能净化我们的生存环境。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通过的，距今已有16年。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和法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原有的《环境保护法》在大的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理念，也不能应对现在的环境状况。因此，需要对现行《环境保护法》进行全方面的审视和评判，以促成其及时修订。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现行《环境保护法》进行评价，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意见。在宏观上，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主要存在着价值观、法律地位和基本内容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在价值追求上，应该从协调发展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第一条叙述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即“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这就将立法目的的落脚点放在了经济目的上。既然环境保护的目的就在于经济建设，则当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特别是暂时的地方的经济效益相矛盾时，人们在实践中往往出于逐利的本性牺牲环境以求得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已经被实践证明代价高昂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因此，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有失偏颇。该法在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一规定体现的“协调发展观”虽然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在发展上面的主流思想已经是可持续发展。早在1987年联合国就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与接受。中国的执政党也提出了与可持续发展实质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已经不仅仅指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是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也不仅仅是本代人的发展，也考虑后代人的权益和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区分决不仅仅是字面的差异，实质上是不同性质的发展观的体现。协调发展虽然也考虑了环境因素，但基本上是把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工作，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正常进行，而非作为价值性目的，没有认识到环境和生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正因为整个环境法的价值取向上的偏差，才造成了环境保护法在许多具体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实践中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然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致“全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相当多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有的甚至还在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一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应当明确宣示可持续发展原则，修改《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为“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破坏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环境权益，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中都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其次，在基本内容上，现行《环境保护法》基本局限于污染防治，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很少且含糊。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在法律条文上体现为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第三章“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条文数量上看，只有8个条文；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这些规定都比较抽象和笼统，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只泛泛地规定了主体（该章中主要是政府）应当如何行为，却完全没有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没有规定政府不负责的处罚措施。因此，属于不完全的法律规则，从法律实施效果上分析的话，几近形同虚设。忽视自然资源保护的弊病还体现在一些环境制度中。例如，目前的“三同时”制度尚仅限于污染防治，不利于整体环境保护。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有同样的局限性。环境和资源本来就是联系紧密的两个要素。在环境科学中，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统一的。首先，环境与自然资源都是以物质或能量的方式出现并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二者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次，环境是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实物载体和组成部分的，是以自然资源为主体的众多环境要素按照一定自然规则和体系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集合体；而自然资源则相应的是自然环境在自然界的最基本表现形式，是自然环境这一整体中的最重要的局部。从该种意义上来说，“环境是自然资源的来源和存在处所，自然资源是环境要素的物质体现。环境就好比是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工场，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然资源再生产能力的好坏。”因此，将此二种客体融合起来，由同一部基本法进行调整，有利于环境的整体保护。环境保护也决不仅仅是防治污染就能解决的。将二者相统一，还可以从立法层面上防止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在执法过程中的相互分离和矛盾，促进环境保护总目标的实现。最后，在法律地位上，现行《环境保护法》的处境比较尴尬。按照《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时的设想，当时即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据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试行）》的立法文献记载，“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主要是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而一些具体的规定，则将在大气保护法、水质保护法等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中去解决。” 若充当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既需要在内容上加以体现其“基本”，也需要在形式上保证其基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法》需要具有国家基本法的地位。但是，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并不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而只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样，它并不属于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基本法，而是普通法。如此，《环境保护法》与本来应属于同一等级的《刑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相比较，就处于低一等级的处境。而与本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等环境资源保护单行法处于同一效力等级，不具备基本法的形式地位。因此，既无法实现与其他部门法的平等对接，又无法从法律体系上统领环境资源法。将《环境保护法》作为一项基本法，并不是出于环境法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环境保护是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基本的关系和问题，属于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从立法学上看，已经具备了基本法律的性质。并且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从其内容的重要性上也应当使《环境保护法》具备基本法的地位。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立法程序上保证其基本法地位。在微观层面上，现行《环境保护法》在环境保护法基本原则，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环境权确认和保护以及环境保护法律实施和救济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完善之处。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过时。《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从字面上即可以看出，该原则仅适用于污染治理领域。而现实的环保工作已经涵盖了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保护等各个方面。并且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但是，该决定仅仅是一个行政法规的规定，效力等级太低，使得该原则无法作为整个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来指导环境于资源保护工作。第6条略微体现了环境责任原则，但是只是从单位和个人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的检举权角度来暗含的，没有明确规定，并且有以下的局限性：限于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而未包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主体限于生产者，而未及消费者和监管者。因此，应当整合第24条和第6条的规定的精神，并以当今先进的环境法理念为指导，确定环境责任原则，该原则涵盖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消费者最终承担、受益者负担和主管者负责等子原则。《环境保护法》第8条规定：“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这体现了鼓励参与环境保护的原则。但是，该规定对于调动公众积极性是十分不够的。应该规定在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基础上全面而切实的规定公众参与原则，其内容应包括：建立环境重大事项公众意见征求制度；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保障；对于社会团体开展环保工作的法律保护机制等。再如前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应该修正为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基本制度方面，现行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存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适用面过于狭窄等问题。之所以说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因为现行环境法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主要强调命令加控制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尽管政府的行政控制手段在治理污染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环境保护部门经费不足、人力资源缺乏、手段单一、程序不完备甚至寻租等。 随着经济发展，污染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已经日益明显，环境保护工作已经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式、事后制裁型的模式进行，而应该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原有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没有将主体的环保努力与其经济利益联系，既不能遏制污染的扩展，又不能驱动主体减少排放量。现行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有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下面就具体的各个制度逐一分析。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对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实行的是排污即收费制度，而对于其他环境因素的排污是超标才收费。“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现有些法律规定跟不上形势需要的情况，也就是立法工作不到位的问题。如超标排污是否构成违法的问题，我们认为超标排污就是违法，不能以缴费代替。但现在法律规定是超标缴费，并不予以处罚。这就难以禁止超标排放污染物的问题，这就是立法工作跟不上环保工作形势需要”。 而且目前的排污收费仅限于企事业单位，而未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居民家庭征收排污费；收费标准仅有浓度，而无量的标准，不利于环境保护。限期治理制度中，限期治理决定权的归属不合理。环境保护法第29条第2款规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首先，决定权由政府而非环境保护部门行使，会造成政府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而执行不力；再者，污染项目不分大小，均由一级政府决定，会造成政府工作量大，而无力及时处理小规模的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二：首先，该制度适用范围仅限于污染防治领域，应该扩大到生态保护领域；其次，目前的环评执行时间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而在项目立项之后。在实践中，政府部门一旦立项，并开展了相关工作，出于惯性就很难因为环境保护而取消项目，而从经济学角度，先立项再环评，不通过再撤销，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因此，应该在立项之前就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法第26条规定了“三同时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是适用范围过窄；二是未解决分散治理与集中控制的矛盾。应该明确规定项目已执行“三同时”制度，还应参与集资建设集中处理设施。我国现行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只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推出环境权的内容，如现行《环境保护法》第6条和《民法通则》第83条的规定等。 环境权是一种自然权利和法律规定的新型人权，是公众行使参与权的基础，因为公众行使程序上的参与权，必须有实体法上的环境权的支撑。所以，应该修改《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即公民拥有享有良好、舒适环境的权利和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为保证环境权的实现，同时赋予公民和有关社会组织享有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和环境索赔权。环境知情权包括了解、掌握环境公共信息（如环境状况公报、空气质量日报等）和环境个别信息（如某个污染企业的排污数据等，包括国家环保总局要求的污染严重企业公开其环境信息）的权利；环境参与权包括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参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管理和制度的宣传和实施公益性环保活动及对环境管理机关的监督；环境索赔权亦称环境请求权，包括向有权机关请求取消或停止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项目及其运营，并有权向法院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在环境保护法的执行保障上，存在着行政管理权限设置不科学、环境执法强制力不够、政府责任不清晰、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规定过轻且不明确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该条规定实际上对权力的界限的规定十分模糊，也没有规定权力行使的程序，没有部门权力冲突时的解决方案。因此，极易出现有好处的事项各部门争着管辖，反之，则相互推诿的情形的出现，与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政府的理念相冲突。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的我国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可概括为：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即主管；公安、交通等其他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即分管。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容易造成环境监管上的受政府地方保护干扰的情形；且环保部门作为环境统一监管部门与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责权限尚未划清，缺乏协调机制。《环境保护法》第45条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规定得十分模糊。由于未明确规定环境权，因此环境责任制度也不完善。应该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规定环境法律责任的社会性、公益性判断标准。在环境行政监管方面，环境法没有赋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与行政处罚权相应的强制权力。由于没有行政强制手段导致执法不力，不能及时排除污染。例如罚款、责令停止建设、生产或者关闭等的执行必依赖于法院，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既费时又不经济，也难以提高办事效率，并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为了树立环保执法权威，严格环保执法，必须建立环保行政强制手段。《环境保护法》第5章共11条规定了环保法律责任。但是，这些规定都不具体明确。一般表述为“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等，法律后果十分不明确。法律责任的追究应严格依据法律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规定不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实际上会造成对违法行为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后果。该章对法律处罚的规定也过轻。应该修改法律责任这一章，明确规定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在处罚力度上要与行为相符合。综上所述，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不足之处，应当及时科学地加以修改。
科技环保小论文由学术堂提供：街头上飘着一只只“白蝴蝶”一塑料袋 ，随风起舞。这情景你肯定见到过,它带来的危害可不容小觑。白色污染是人们对这些塑料袋污染环境现象的一种称呼。由于随意乱丢乱扔,难于降解处理,以致环境严重污染的现象。塑料购物袋就是“白色污染”的一种,它不仅是日常生活中的易耗品,而且中国每年都要消耗大量的塑料购物袋。塑料购物袋在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同时,由于过量使用及回收处理不到位等原因,也造成了严重的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使用环保袋的好处是寿命比塑料袋长;可以循环利用;价格低廉,易于推广等等。现在人们去超市、商场购物大多都使用环保袋, 从而减少塑料袋的使用，更好的 保护环境。但是现在很多的环保袋都是用纸制品做成的。比如牛皮纸袋、塑料纸袋都是用纸做的。我认为这样也不是很环保,因为纸也是用树木制成的，而现在人类砍伐树木用来做环保袋,所以这样的环保袋也是破坏绿化, 不够环保。我认为使用环保袋,应该选用更加环保的材料,比如无纺布袋,帆布袋, 棉布袋等等。这些材料都是非常环保的。无纺布袋(也叫不织布袋),是很合适的环保袋,因为这种袋子不仅造型美观，很耐用,而且透气性好，可以重复使用。虽然无纺布袋很环保,也被各个商家选用。但是这种袋子也存在着一种问题一价格比塑料贵，这对业主来讲,却增加了经营成本。但最重要的还是人类应该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塑料的污染,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
保护环境——保护人类自己的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使地球不受到污染。环保意识，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从一张小纸屑开始做起。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环保”这两个字写起来十分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十分的困难。如果我们不做到“环保”，那么也许在五年后，也许在十年后，也许就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世界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呢？可能是天灰蒙蒙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垃圾，每隔三两天就会来一次沙尘暴，就会来许许多多人们无发想象的事情…… 最近，人们乱砍乱伐，使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了破坏。沙丘吞噬了万顷良田，洪水冲毁了可爱的家园，大自然的报复让人类尴尬哑然。梅水溪曾经说过，没有自然，便没有人 类，这是世界一大朴素的真理。一味地掠夺自然，征服自然，只会破坏生态系统，咎由自取，使人类濒于困境。最近人们乱捕乱杀，使人类的朋友惨遭涂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就是对捕杀动物后果的最真实的写照。从大学生的伤熊事件到愚人们的疯狂捕猎，人类是否也将要把枪口对准自己？切记，保护动物就等于保护我们自己。顾炎武曾经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保护环境与维护生态平衡的历史重任要落到我们跨世纪一代的肩上。让我们都来关爱自然，热爱地球吧，手挽手、肩并肩、心连心地铸起一道绿色环保的大堤，捍卫资源、捍卫环境、捍卫地球、捍卫我们美好的家园吧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环境是我们人类及自然界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爱护地球、维护生态、保护环境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家的参与和配合，需要你我他的共同努力。因此，我提出倡议： 一、大力宣传普及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广大公众的环保意识，结合与环境有关的纪念日，在社区及公共场所宣传环保，参与社区的环保实践和监督。 二、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提倡绿色生活，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回收资源，绿色消费，支持环保。 三、积极、认真搞好居住社区、公共场所的绿化、美化、净化，清除或有效控制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污染，对环境少一份破坏，多一份关爱，共建绿色家园。 四、全面提高环境与发展意识，树立正确的环境价值观和环境道德风尚。负起环保责任，促进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五、认真贯彻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为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做出实质性的贡献；积极从事和广泛参与改善人类居住环境工作。 地球是茫茫宇宙间已知的唯一一艘载有生命的航船，我们人类是这艘船上的乘客。当船舱漏水的时候，谁能说拯救地球与我无关？面对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现实，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明白：保护环境、拯救地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责任。 新的世纪，我们渴望干净的地球，渴望健康的生命，渴望环保的家园，渴望绿色、健康、卫生的社区遍地开花……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创造。让我们这群新世纪的见证者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各自的使命，共创绿色环保、健康卫生的新社会。我们相信，总有那么一天，绿色环保社区将会在全国的每一个角落闪烁醉人的星光！
森林面积的锐减、大气的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已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加强学生热爱人类家园的观念，保护大自然不受污染，是促进和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奠基性工程。 森林面积的锐减、大气的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已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加强环境保护，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加强学生热爱人类家园的观念，保护大自然不受是促进和推动环森林，是生命的摇篮。 覆盖地球陆地面积曾达三分之二的森林，呵护、哺育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其中就有人类的祖先。 在远古时期；人类祖先栖居森林之中，以森林抵御寒风，树叶为衣，野果饱腹，积木为巢，钻木取火，木棍猎兽，依靠森林发展了人类文明。 而今，全球的森林覆盖率已不足27％，而且森林面积仍然在减少中。人类终因对森林的掠夺性利用尝到了苦果：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全球有12亿多人受到荒漠化的直接威胁，其中亿人在短期内有失去土地的危险；淡水紧缺，到2025年将有50个国家遭遇严重的缺水问题；大气质量恶化，其中二氧化碳的剧增使全球变暖，到2100年，冰川的融化将使全球海平面升高144至217厘米，许多沿海地区遭受灭顶之灾；大量野生动、植物绝灭，全球每小时至少有一种生物灭绝。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能够有效地延缓、阻止以上灾难的发生。森林由于具有高大的形体、复杂的多层次结构、盘结交错的庞大根系，以及分布广、面积大；生产力高和寿命长等特点，使得森林在自身的生长和繁衍过程中对周围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改变着一系列的物理条件和生物条件，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态环境效应和、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防止和减少自然灾害、净化环境、消除噪声等多种生态功能。 森林有“绿色水库”之称。森林由于有对二氧化碳的分解并释
保护地球,从我做起古往今来,地球妈妈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无数代子孙.原来的她被小辈们装饰得楚楚动人.可是,现在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将她折磨得天昏地暗.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而地球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危机.“救救地球”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最强烈的呼声. 我为周围环境的恶化而感到心痛,我想：作为未来接班人的青少年,如果不了解人类环境的构成和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无视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去增强环境保护意识,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的话,我们的生命将毁在自己的手中,老天将对我们作出严厉的惩罚.为此我下定决心要从我做起爱护环境,保护我们这个赖以生存的家园,做一个保护环境的卫士. 在刚过去的一年中,我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植树活动,带领我们初一(6)中队的班干部创立了“绿色天使”植绿护绿小组,鼓励队员们在校园里认养了一棵小树苗,利用课余时间给它梳妆打扮,为它长成参天大树打下了基础.在学校组织的“让地球充满生机”的签字活动中,我郑重地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并写下了自己对环保的决心和期望,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积极参加学校在世界环境日举行的有奖征稿,认真查阅、收集各类资料,进行社会调查,撰写有关环境治理设想方面的文章,我经常去参加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前，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达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
你可以自己写写。要别人给你指点一点重点和思路。如果愿意这样的话就给我留言好了。自己主刀写的对你将来找工作是有好处的。明白破茧成蝶经历的痛苦，但这样的经历才能让蝶的翅膀飞起来！怎么可能完全让人代笔呢？这样来的论文有意思吗？！
是关 诸葛于 文库环 帮你境保护的。要求开头有三百字的概论，文章里有至少五个参考文献。
收稿日期: 2006 - 07 - 01论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危机的客观必然性及其根治途径毕学云,张智婷,郝明亮,李吉利,李瑞平(河北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河北蔚县075700)摘要:在简要介绍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业革命以来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认为西方式社会文化的主导、人口压力、对生态基本规律的认识不足、传统生存方式的缺陷、技术的滥用和自由经济制度的弊端是主要原因,提出根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控制人口增长、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实施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关键词:工业革命;生态环境危机;客观必然性;根治途径中图分类号: X171.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2 - 3356 (2006) 05 - 0048 - 031 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现状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生产水平和物质文明水平都得到了极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工业革命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引发了人类史上空前的生态环境危机,对当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主要表现为水(蓝色)危机、粮食(绿色)危机、人口危机、荒漠化、物种危机、生态死亡、臭氧层危机、大气污染、极地污染、核污染、生化污染、基因炸弹(人种危机) 、全球变暖,等等。联合国发布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指出,过去50a中,由于人口急剧增长,人类过度开发和使用地球资源,一些生态系统所遭受的破坏已经无法得到逆转。报告说,地球自然资源每年提供价值15万亿英镑的物产,如新鲜的水、清洁的空气和鱼等,但是人类活动破坏大约2 /3提供上述资源的生态环境,包括湿地、森林、菜地、河流和海岸等。目前,地球上10% ～30%的珍稀野生动物濒临灭绝; 24个生态系统中的15个正在持续恶化。大约60%的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服务行业,如饮用水供应、渔业、区域性气候调节以及自然灾害和病虫害控制等,无法进行可持续性生产,前景每况愈下。报告认为,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危及人类健康与长久发展。如果目前情况继续恶化下去,生态环境就有可能发生突然变化,将导致水资源质量发生突变,新的疾病蔓延,沿海地球海洋生物死亡,以及地球气候出现异常变化。2 生态环境危机的客观必然性今天当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将人类推到生死存亡关头之时,只有对造成生态环境危机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方能探寻到解决环境危机的出路。关于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据巴里·康门勒(Barry Commoner)教授的归纳,主要有这几种见解: ①“富裕说”,认为富裕社会的废弃物太多,还不如虽贫穷但与环境相和谐的穷人社会。②“进取意识说”,认为问题的原因在于人类的内在进取意识,认为人类是地球上最残忍的物种。③“人口说”,认为环境危机是人口太多的缘故。④“教育说”,认为人类所受的教育使人日益变得非人,变成不懂得为什么要爱自然。⑤“宗教说”,认为原因在于基督教的自然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的信条。⑥“需求说”,认为污染的原因不在工业界而在公众过旺的物质需求。⑦“技术说”,认为原因在于以盈利为唯一目的的、失去控制的技术发展。⑧“利润说”,认为原因在于毁坏环境比保护环境更容易获得利润。⑨“政客说”,认为由于制定和执行环境政策的政府机关被亲工业界的政客所把持,使得那些机关瘫痪无力。⑩“社会制度说”,认为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上述各说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够全面、深刻,不能切中生态环境危机根源的要害。笔者认为,造成生态环境危机主要有如下这些原因:2. 1 西方式社会文化的主导工业革命导致的环境危机、生态冲突这些问题跟西方式的社会文化理念有密切的关联。西方文化有3个显著特征:强调竞争与征服;漠视和谐,不仅仅漠视跟自然的和谐,还漠视跟其它社会、其它文化的和谐;无限制地利用物质,认为资源永远无限。工业文明开采挖掘出地底深处的几百种矿产资源,将其转化为人类可支配使用的财富,支撑了人口新一轮的膨胀。其主要特征是:以毁坏自然的方式征服和利用自然;个人自由与财富消费至上;解除宗教和伦理对人的控制等等,这些要素构成了传·48·第5期 河北林业科技 2006年1 0月统工业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整个二十世纪,人类消耗了1420亿t石油、2650亿t煤、380亿t铁、7. 6亿t铝、4. 8亿t铜。占世界人口15%的工业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56%的石油和60%以上的天然气、50%以上的重要矿产资源,全球各国各民族间出现严重的不平衡。目前,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目前产量,静态保障年限仅40a;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储量为150亿立方米,静态保障年限仅为60a。与此同时,地球环境遭到严重污染,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森林锐减、物种毁灭、气候变暖、荒漠扩大、灾害频发,一场全面的危机摆在人类面前。2. 2 人口压力如前所述,人类赖以生存的生物圈是一个最大的生态系统,它有着自己的负载阈限。而处在生物圈中食物链最高位的人口的迅速增长,使生物圈的负载能力已达到了极限,难以为继。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认为,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 ,而人类所需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 ,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据悉,世界人口在有公元纪元以来的第一个1000a里,只有3亿人。而在第二个1000a里,就猛增至约60亿人。在这第二个1000a里,世界人口有过两次大的增长。第一次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 从1750年到1900年的150a间,世界人口从原来的8亿增至17亿。这期间的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西方工业化国家。1950年以后,世界人口进入第二次高速增长期。从1950年到1981年,世界人口从25亿猛增至50亿。31a里人口就猛增了1倍。在此期间,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更有甚者,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增长与贫困的扩大是同步的。2. 3 对生态基本规律的认识不足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地球的自然环境。然而,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的进程中,只知道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和掠夺,却没有认识到地球承载人类生存的能力,取决于它能提供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人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过程,这个系统的发展既有利于人类的一面,也存在着不利的一面,即过度耗竭自然资源和破坏自然生态系统,最终将导致人类的不可持续发展。人类造成的生态环境退化有三个途径: ①非生物资源的消耗(地球上不可更新资源是有限的,是可耗竭的) 。②向环境的排放(污染和废物排放往往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 。③生物量的损失(可更新资源的使用速度大于更新速度) 。因此,可以说,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总压力超过了地球的环境承载能力的可能性,才造成了环境危机。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早在一百年前的《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就曾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由此可见,正是人类对生态基本规律的认识不足,对生态资源肆无忌惮地无度挥霍,才导致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从而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性灾难。因此,人类只有善待自然,按照生态基本规律办事,运用使发展更少地依赖地球有限的资源,更多地与地球承载能力达到有机协调的方式来发展经济,才有可能躲过大自然对人类新一轮更大范围的惩罚。2. 4 传统生存方式的缺陷我们知道,人类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从自然界索取衣、食、居住等方面的物质和能量的生存方式,使之能够世世代代地生存繁衍下去。但是,人类在和环境进行了长期的抗争和苦斗,极大地发展了自己,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水平之后,又逐步形成了以高投入、高消耗为手段,以高速度、高发展为途径,以高消费、高享受为目的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的后果是对环境的高污染和高破坏,是以牺牲环境来求取发展的。在今天当环境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在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频发不断,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形势下,人类才对这种传统生存方式的缺陷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1989年12月22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决议(联大第44 /228号)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无法长久维持的生产和消费形态,特别是工业国家的生产和消费形态。”当前,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遵循着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特征的生存方式。高物质消费生活方式驱动着高资源消耗的生产,而高资源消耗的生产又导致了地球环境状况的恶化。环境危机的出现无不与这种浪费型、破坏型的传统生存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现在每1年燃烧的矿物燃料就要自然界用100万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对这种传统的高消耗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生活方式,有识之士称其为“发展的失败”。具体地说,即正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等几乎所有方面组成了威胁生态环境的社会惯性力量。因此,仅仅从其中一个方面入手,或是以为更新的技术本身就会解决这样的问题,或是寄希望于一套全新的发展战略,肯定是要失败的。事实上,许多生物学家、生态学家、技术专家,当然还有各方面的社会科学家都明确认识到,如果不对人类迄今所处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对整个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人类断难改弦更张。2. 5 技术的滥用如所周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给人类物质生活·49·第5期 河北林业科技 2006年1 0月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正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才使人类具有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它使人类能更大规模地采矿、办工业,从而向自然界索取更多的物质和能量,并同时向环境排出日益增多的废弃物。尤其是化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合成许多自然界根本没有的化学品,在排入环境后长期在食物链中循环,危害人体健康。可见,由于人类滥用科学技术向大自然贪婪地索取和掠夺,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为害人类的一面,又有造福人类的另一面。人类只有正确使用科学技术,将其运用于环境保护方面,大力发展节能技术、生态农业技术、以及其他一系列技术,实行封闭的工业生态循环,采取清洁生产方式,实现废物的无害化、资源化,把对环境的负荷减少到最低限度,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2. 6 自由经济制度的弊端自由经济制度要求整个社会关系商品化,要求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由买卖、自由竞争、自由贸易、自由经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其保障和鼓励,甚至放纵私人自由地无限制地从事各种创造财富的活动。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是以疯狂掠夺自然资源和严重污染环境为代价来获取其高额利润的。在这种制度下,人人只图急功近利,不顾长远后果。而正是这种对利润的贪婪导致了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无内在目标和固定方向,仅仅服从于供需力量的调节。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某些人类的共有物(即共有资源) ,如空气、水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往往被少数人或集团用做换取个人或集团利益的牺牲品。对此,美国著名学者巴里·康门勒(Barry Commoner)教授曾指出: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资金趋向于流向能在最短时间内产生最大收益的生产项目及其所属的企业。在这种体制下,投资实际上由公司决定。而公司作出选择的依据是收回投资和创造利润的周期的长短。它们当然选择周期短的。不幸的是,有利于环境的,同时从长远看经济效率更高的项目往往需要大量的初始投资,而且资金和利润的回收周期长,因此不可能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为投资者们所喜欢。因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金分配不可能自发地照顾环境质量所代表的社会效益。这就需要政府以“有形之手”加强对自由经济活动的干预、控制和调节,以克服自由经济“无形之手”所无法触及的个人权利的滥用和资源浪费之流弊,防止共有物悲剧的发生。3 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治途径环境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的根源在于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发达国家在发展中,不顾自然生态系统的承受力,消耗了地球上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向环境中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导致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环境问题的全球化。目前,世界上少数地区的消费极高,但大部分人类的基本消费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正是工业化国家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加剧了环境退化和世界一些地区的贫困。作者认为,要从根本上铲除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需从控制人口增长、开发可再生能源、实施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消费等4个方面入手。3. 1 控制人口增长根据世界人口学家估计,目前全球正以每年1 亿人的速度在增长,到2030年,人口将可能达到100亿。地球资源在开发利用的速度上目前已显得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而正是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给生态环境,尤其对土地、水、物种等造成巨大的压力,并造成了森林的锐减,土壤的退化,生态的恶化,资源的浪费,物种的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因此,为了保护地球资源和生态环境,控制人口增长已成为人类迫在眉睫的共同任务。3. 2 开发可再生能源再生能源主要有水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其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自我恢复能力,人们在使用过程中,再生能源可以从自然界中源源不断地得到补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几乎是零污染,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微乎其微。因此,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缓解煤、石油、天然气开采压力,减轻生态环境破坏的一条重要途径。3. 3 可持续生产可持续生产是指满足消费者对产品需求而不危及子孙后代对资源和能源需求的生产。实行可持续生产的主要途径是在工业发展中推行清洁生产。清洁生产是指利用先进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方法,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率,降低物耗、能耗,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排物量生产经营活动。按照联合中巴黎工业与环境活动中心的定义,清洁生产是:“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便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目前,世界上普遍使用的、达到清洁生产的主要途径是: ①调整产品结构,用无污染、少污染的产品代替毒性大、污染重的产品。②调整原料结构,用无污染、少污染的能源和原材料代替毒性大、污染重的能源和原材料。③调整企业技术结构,用消耗少、效益高、无污染、少污染的技术、工艺和设备替代消耗高、效益低、污染产生大、污染重的技术、工艺和设备。④设计物料闭路循环,开展“三废”综合利用,最大限度地利用能源和原材料,实现物料最大限度的厂内循环。⑤强化企业工业生产管理,减少跑、冒、滴、漏和物料流失。⑥对少量的、必须排放的污染物,采用低费用、高效能的净化处理设备,进行最终的处理、处置。⑦建立无废工业区。(下转第54页)·50·第5期 河北林业科技 2006年1 0月小区,开展规范的湿地和鸟类保护工作,试验性建设湿地恢复工程。(4)建立湿地公园。在北戴河湿地等近城市区和南戴河、黄金海岸等旅游区的湿地,规划建设具有保护和开发相协调的示范性特色湿地公园,同时发挥湿地的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5)探讨建立并逐步健全湿地保护社区参与机制。在参照国内外其它地区社区参与湿地保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性建立符合秦皇岛沿海湿地保护实际的社区参与机制,使沿海湿地的保护和湿地所在县、乡、村社区经济利益协调发展,让群众从保护湿地中得到实惠,从而更加积极主动参与保护行动。参考文献[ 1 ]国家林业局《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 湿地公约履约指南[M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1.[ 2 ]国家林业局,等. 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M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0.(上接第50页)3. 4 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模式《21世纪议程》提出,世界所有国家均应全力促进可持续消费模式,发达国家应率先达成可持续消费模式,发展中国家应在其发展过程中谋求可持续消费模式,避免工业化国家的那种过分危害环境、无效率和浪费的消费模式,工业化国家要提供更多的技术和其他援助。政府和商业界对改变消费模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具体手段有:运用经济刺激,改变消费行为;调整价格结构,使价格能够反映出环境的价值;取消对不可持续消费模式的保护性补贴;提高消费者的环境保护的经验和意识等等。80年代以来,世界上出现了以环境标志(绿色标志)制度为核心的绿色消费浪潮,对转变不可持续消费模式产生了推动作用。环境标志(绿色标志)是某一个国家依据环境标准,规定产品从生产到使用全过程必须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对符合或者达到这一要求的产品颁发证书或标志。如果商品上印制了特定的环境标志,就表明该商品的生产、使用及处置全过程都符合环境保护的要求,不危害人体健康,对环境无害或少害,有利于资源再生和回收利用。参考文献[ 1 ] [美]D. 米都斯,等. 增长的极限[M ].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2 ] 王进.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 ].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3 ] 陈鸿清. 发展新思路[M].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0.[4 ] 王样荣. 生态与环境[M ].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0.[ 5 ] [德]狄特富尔特,等. 人与自然[M ]. 三联书店, 1993.[ 6 ] 戴星翼. 走向绿色的发展[M ].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上接第51页)吸入鼻腔才有效, 45日龄时进行第二次新城疫II系疫苗免疫, 15日龄时翼内皮下刺种鸡痘疫苗。在免疫各种疫苗前后3天内饲料中不加抗菌素药物。3. 8 消毒室内和所用设备都要定时进行消毒。3. 8. 1 地面消毒 用1%新洁尔灭或4%来苏儿水进行喷洒消毒,每周进行1次。3. 8. 2 空间消毒 在育雏前20天用熏蒸法进行消毒。每立方米空间用42ml福尔马林溶液倒入盛有21g高锰酸钾的容器中,熏蒸后密闭24～48h,然后通风换气放出甲醛气体。3. 8. 3 设备消毒 我们用的温度计、湿度计、饮水器、食槽等设备,都要用新洁尔灭或生石灰粉等药品冲洗,然后用净水洗净,在阳光下晒干,即达到消毒效果。4 小结通过对褐马鸡雏鸡的研究饲养,除获得了适合雏鸡生长的基本因子的理论数据外,还得出了几点经验,总结如下:4. 1 行为习性雏鸡刚能站稳行走就表现出好动、好斗的习性,特别爱啄抱窝鸡的冠和眼, 3日龄时行走奔跑速度加快,爬坡能力增强,在野外不易抓到。雏鸡从9日龄时开始有沙浴现象,两周后夜间飞到架上休息,每天的上午8: 00 ～10: 00时,下午的5: 00～7: 00时,是其活动和取食最旺盛的时候,中午11: 00～14: 00时不爱动,也不肯取食,但这个时间饮水较多。4. 2 健康标志雏鸡早晨粪便的颜色、形状基本能代表其是否健壮,如果呈圆柱状、条状、棕绿色、表面有白色的尿酸盐沉着,说明鸡健康;如果盐成份增加,呈白色糊状或石灰浆样的稀粪,多感染了痢疾;如果是黄白色、黄绿色并附有粘液、血液等恶臭稀便,说明感染伤寒等急性病。鸡群中的啄羽、啄肛、啄趾及其它异食现象和有无软腿,能帮助判断日粮中营养是否充足和平衡,以便及时调节各种营养元素。4. 3 生长情况从鸡群中选即将进入亚成体的5只鸡分别在6周龄、7周龄、8周龄、9周龄测量其6个相关指标,通过计算、比较得出:雏鸡在即将进入亚成体时,也就是49日龄以后,生长速度最快。·54·第5期 河北林业科技 2006年1 0月
学园部落3000左右得读后感
2005年，一场“环保风暴”在中国内地刮起，30个总投资达1179亿多元的在建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其中包括同属正部级单位的三峡总公司的三个项目。理由是，这些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属于未批先建的违法工程。 环境恶化无路可退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始自今日。早在上世纪90年代，环境污染问题就已非常严重。如淮河流域。在上世纪90年代五类水质就占到了80％，整个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条巨大的污水沟。1995年，由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1875亿元。 据中科院测算，目前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到GDP总值的15％，这意味着一边是9％的经济增长，一边是15％的损失率。环境问题，已不仅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已成为吞噬经济成果的恶魔。 目埃泄幕哪恋匾汛?万多平方公里；全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而且荒漠化还在以每年1万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长。 七大江河水系中，完全没有使用价值的水质已超过40％。全国668座城市，有400多个处于缺水状态。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质污染引起的。如浙江省宁波市，地处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交汇口，却因水质污染，最缺水时需要靠运水车日夜不停地奔跑，将乡村河道里的水运进城里的各个企业。 中国平均1万元的工业增加值，需耗水330立方米，并产生230立方米污水；每创造1亿元GDP就要排放万吨废水。还有大量的生活污水。其中80％以上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进河道，要不了10年，中国就会出现无水可用的局面。 全国1/3的城市人口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有1/3的国土被酸雨侵蚀。经济发达的浙江省，酸雨覆盖率已达到100％。酸雨发生的频率，上海达11％，江苏大概为12％。华中地区以及部分南方城市，如宜宾、怀化、绍兴、遵义、宁波、温州等，酸雨频率超过了90％。 在中国，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1400万吨。而2003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万吨，比2002年增长12％，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到2020年，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2100万吨以上，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 1月27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有人预言，如果再不加以整治，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很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在中国。 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以上。但这是在环境保护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在中国，根据上海的经验，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以上。而在过去20年里，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在90年代上半期是％，最近几年也只有1％多一点。环保是一种“奢侈性消费”，投入大，对GDP贡献小，因此，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也被挪作他用。 目前中国在环境问题上进退两难:再不治理，未来无法保障；真要治理，则需大规模投入，眼前的经济又难以承受。 有人算过，云南滇池周边的企业在过去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但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至少得花几百亿元，这是全云南省一年的财政收入。淮河流域的小造纸厂，20年累计产值不过500亿元。但要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使是干流达到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也需要投入3000亿元。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三类水质，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 违法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就微观角度说，在过去20年里，国内制造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最简单的事，例如水泥生产，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每年排放的废水超过10亿立方米，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元。提高生产成本5％。而绝大多数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因此只能在环保问题上打游击:或是不建任何废水处理设施:或是建立以后就当摆设，白天把污水放到处理池里，晚上没人时就排放到河里，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成本。在市场的无序化竞争中，这5％的成本。往往就决定了企业的盈与亏、生与死。 而中国在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也助长了这种倾向。通常的情况是，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需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则只有区区5万元，包括正在劲刮的所谓“环保风暴”。 一些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违反环境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最后的罚款也不过20万元。区区20万元罚款，对于一个投资超亿元的项目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震慑力？因此《环保法》历来被人称为“豆腐法”。 一场环保风暴将涉及数十万家企业，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大批企业的破产倒闭，大量人员失业，企业成本大幅提高，国内物价指数迅速地突破两位数。因此，无论是宏观成本，还是微观成本，实际上都无法承受。 四个因素阻碍环境治理对环保部门在执法过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总结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一些地方对科学发展观认识不到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一些高能耗、重污染的小冶炼、小铁合金、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项目，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现蔓延的趋势。 其次，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片面强调简化审批，限期办理相关手续。而不管项目是否会存在污染情况，只要来投资就批准，个别地方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中存在“首长意志”、“先上车，后买票”等违法现象。 再次，环评质量亟待提高。有些环评单位不坚持科学评价，不敢以客观的事实和科学的数据说话，评价结论含糊，模棱两可，将项目的环境可行性与否的结论推给审批部门，甚至极个别的环评单位弄虚作假，编造、伪造数据，或者隐瞒事实，严重影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落实，使环境影响评价流于形式，丧失了第三方咨询机构起码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最后，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工作开展不足。我国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政府主导型，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监管数量庞大的建设项目，显然力不从心。 其实，环评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后的经济利益在驱使。 掀起真正的“环保风暴” 中国是一个在环境上回旋余地极小的大国，又是一个在全球资源、市场基本被瓜分完毕后崛起的一个后起国家。中国没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国家那样，等到环境恶劣到极点后再来治理。 但中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别人走过的先发展经济、再治理污染的道路，中国不可避免的也会走一遭。 世界各国的历史已经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之间有一个共同的规律: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会有一个环境污染随国内生产总值同步高速增长的时期，尤其是重化工业时代:但当GDP增长到一定程度，随着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居民环境支付意愿的增强。污染水平在到达转折点后就会随着GDP的增长反而戛然向下，直至污染水平重新回到环境容量之下，此即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当年日本的发展过程就是这一规律。 毫无疑问，中国没有可能跨越这样一个重化工业时代。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国家太大，无法像芬兰那样，在本国制造业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于全球化分工，直接进入高科技时代。 上世纪90年代末，笔者曾回过苏南老家，小时候那种清清河水，坐着船就可到达四乡八镇的情景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令笔者吃惊的是，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在中国，即使不发展工业，由人口增长带来的污染物，也足以使环境恶化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即便是治理这样的污染，也需要大笔投资，需要有经济基础。 中国在治理污染问题上，任重道远，需要依法办事，制止恶性环保事件的发生，延缓环境恶化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