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城乡经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这也导致了在分析我国居民的消费时必须划分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我国的农村人口比重较大，但是消费水平却不能与人口比重呈正比。 2003 年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但农村居民消费只占全国居民消费的 ，城乡消费与人口比重的差距为 。虽然相比前些年有所下降，但是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均衡仍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从相对数水平上来说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程度基本相同，但比较基数及绝对数便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惊人的差距。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从 1978 年的 138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351 元，增加了 倍。同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 405 元增加到 9393 元，增加了 倍，年均增长比农村居民高出 个百分。农村居民消费的起点本就比城镇居民低，再加之增长速度又慢于城镇居民，那么消费水平差距的扩大就是必然的。总体来看，城乡居民消费水平自改革开放以来都有很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种种原因城镇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村，使得城乡消费差距拉大。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不仅体现在消费占有率上，同时也存在消费结构的差异。 1 可以看到，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与农村相比少 10 个百分点，于是城镇居民就能在文教娱乐、保险保健等方面投入更多，获得更高的生活保障，提高生活品质。中国官方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不断扩大，如果将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差距将成为世界之最。消费活动是经济活动的终点，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但另一方面，消费活动又是经济活动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本文通过比较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旨在找出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出现城乡差异的原因，并分析这种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据此提出关于居民消费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建议。
毕业论文的选题总是让人如此的头疼，为此我将为你推荐统计硕士论文选题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
1、区域社会保障水平统计评价
2、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3、辅助信息对分层抽样成本与精度改善效果分析
4、二重抽样对提高辅助信息质量分析
5、企业统计质量控制方法应用
6、因子分析法在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综合业绩评价中的应用
7、我国价格波动传导机制的研究
8、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统计分析
9、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福建省城乡统筹发展评价
10、福建省区域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评价与分析
11、福建省(厦门市，漳州市)果蔬/光电/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12、福建省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算
13、我国(福建省)茶叶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征及趋势分析
14、住宅价格波动与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实证分析
15、城乡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波动相关性的差异分析
16、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实证研究
17、商业银行信用风险识别的模型构建与政策建议
18、福建省(漳州市)旅游产业集群模式与发展研究
19、旅游产业集群与经济发展研究——以漳州旅游产业为例
20、福建省产业结构的评价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1. 福建省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实证分析
2.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FDI的影响分析
3. 福建省经济增长中高新技术产业贡献的计量分析
4. 中国城市化水平时间序列模型分析
5. 对统计调查质量特征的探讨
6. 利率变动对我国经济主体的行为影响与政策选择
7. **区域金融结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8. 关于我国统计指标消除季节因素影响方法的探讨
9.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函数模型解析——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
10. 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实证检验
11. 漳州市经济增长效率的随机前沿分析
12. 基于面板数据的福建省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
13. 福建省市域经济区位差异分析
14. 福建省各区市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政府消费的产出弹性分析
15. 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测算与评价
16. 我国住房价格数据统计失真的原因探析
17. 福建省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8. 福建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19. 福建省经济波动分析——基于ARCH类模型的实证
20. 福建省城乡协调发展差异的实证分析
1. 某省各地市城市竞争力的聚类分析
2. 我国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3. 某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证研究
4. 县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的实证研究
5. 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状况分析及其预测
6. 中部六省对外贸易发展比较研究
7. 闽浙苏农民收入增长及差异分析
8. 某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9. 我国能源供求问题的研究
10. 某省市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现状及其解决对策
11. 中小企业群集及其启示
12. 福建省与广东江苏经济发展能力比较研究
13. 我国消费信贷的现状及发展分析
14. 企业质量管理应用统计技术分析
15. 漳州消费需求增长规律分析
16. 贸易统计方法制度改革探析
17. 金融危机下漳州经济发展新思维
一、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获得延续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大力促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二、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丰盛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当前10年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高峰期，每年新供劳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个以上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每况愈下。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亿的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三、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性障碍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明显处于第(2)种情况。现期我国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略有回升，但与潜在增长率仍有距离，通货紧缩趋势是低度的，且有减缓迹象。在此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取向，以继续实施适度从松的政策为宜。我以为，现在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其扩张性实质而言）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其松动的一面或防止通货紧缩的一面而言），实际上是一种“适度从松”的政策，因此，这两个政策目前还没有改弦更张的必要。今后一段时间还是要继续实施，但其内容需要适应形势变动加以调整。 检举 提问人的追问 2009-06-03 23:59 请问你这是从哪找来的?是09年的经济形势么? 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3 23:59 国际经济环境更趋严峻对我国形成较大的周期性调整压力，我国企业还面临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节能减排等政策性导向所形成的结构性调整压力，2009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中不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增多。1.次贷危机的恶化使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次贷危机继续向纵深发展，正在严重破坏国际金融体系的运行秩序。这场金融危机到底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和什么时候充满不确定性。次贷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继续扩散，由于发达国家金融领域普遍出现信用和信心危机，企业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缩水，商业银行普遍的惜贷行为使工商业实体经济活动失去金融支持。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黯淡，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世界各国经济周期同步性将放大次贷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的拖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大调整严重打击经济信心，使世界经济的复苏可能进一步推迟。世界经济复苏缺乏新的增长点，2009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和贸易增长率将低于2008年。2008年8月份以来，全球经济降温使国际油价跌幅超过30%，带动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同程度下降，近期各国通货膨胀率纷纷呈现见顶回落迹象，预计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进一步降温，通货膨胀压力较2008年减弱。2.国际经济低迷将进一步收缩我国外部需求2008年，美国经济陷入次贷危机后的低迷状态，美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1~8月份仅增长％。但由于人民币对欧元汇率相对稳定，1~8月份对欧盟出口仍然增长。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已经从美国向欧洲、日本和新兴国家传导，欧盟和日本第二季度经济负增长；同时，8月份以后美元汇率反弹使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升值加快，2009年我国对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出口可能全面放缓，外贸顺差规模进一步缩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下拉影响可能比2008年更加严重，使我国2009年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3 23:59 3.房地产开发投资降温，带动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减速2008年1~8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但房地产成交量大幅萎缩，房价调整迹象明显，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紧张，市场可能由“量跌价滞”进一步发展为“量价齐跌”。初步预计，在2008年高基数的台阶上，2009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将下滑到10%以下，房地产投资增量从6800亿元减少为3200亿元，这将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由于房地产是产业链较长的支柱产业，也是这一轮经济扩张的龙头产业，它的周期性调整将拖累一连串行业景气度下降，钢铁、建材等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可能随之减速。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主要来自土地出让金收入，2008年以来各地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幅明显下降将影响2009年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4.城乡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保持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难度加大2008年支撑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柱是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但农民进一步增收面临许多制约因素，股市和房市调整使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缩水，扣除物价因素后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幅比前几年下降。“奥运景气”消失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可能逐步放缓。汽车、住房两大消费热点开始降温。1~7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增幅下降个百分点。上半年汽车销量增幅回落个百分点，8月份全国汽车销售环比下降，同比下降。房地产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退潮后在短期内很难由其他消费热点替代，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名义增长和实际增长都可能低于2008年。5.成本上升与产能过剩“两碰头”，企业效益不容乐观2008年不得已对成品油、电力、公用事业等价格实行行政管制的负面作用越来越大，经济运行正常秩序受到较大影响。８月份火力发电仅增长％，从供给方面约束了工业生产正常增长，如不及时解决这一突出矛盾，工业急剧减速将会威胁到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2009年我国能源资源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将面临成本上升而销售价格难以提高的重压，企业效益将大幅滑坡，财政收入形势严峻。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1.以“保增长、促转型”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当前，价格上涨压力尚未根本缓解，但从国内农产品价格走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流动性变化趋势和美元汇率走势等因素看，我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有了更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控制物价的政策效果2009年将进一步显现。与此同时，次贷危机对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破坏作用不断加剧，国内一些地区和行业增长速度回落过快，经济过快下滑的风险在逐步增大。建议2009年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作为宏观调控首要政策目标。之所以要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是因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同样突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不仅需要总量政策的适度放松，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才能重构中国经济增长新活力，重获中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将“保增长”和“促转型”并列为首要政策目标有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应对复杂形势的思想和行动，将各级政府和企业的发展积极性更好地引导到落实科学发展观上来，防止为保增长重走粗放型发展老路。2.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多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建议200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同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次不仅要扩大政府建设投资，由政府配置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更要强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通过减税费降低企业成本和居民负担，增强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加大对结构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全国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以促进企业设备装备更新；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加大对公益性科研机构和公益性行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支持国内重大装备制造业振兴和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开展企业创新风险投资试点，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建议2009年中央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扩大到2000亿元，重点用于灾后重建、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和结构升级等产业发展项目，以及支持“三农”项目，采用银行配套贷款、吸收民间资金入股等办法，扩大国债投资的带动作用。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3.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货币流动性局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既可能因为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使国内金融机构对国内经济形势和企业盈利前景预期转坏，普遍出现惜贷现象，同时国际热钱大量撤出，造成我国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交易量大幅萎缩，突然由流动性过剩转变为流动性不足，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严重短缺；也可能因为中国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其他国家从而国际热钱继续大量流入我国，延续我国这几年一直存在的货币被动投放局面，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面对不确定性，实行紧缩或扩张的货币政策都不适宜，因此建议2009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当局要根据货币流动性变化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控制在16%~17%，取消信贷额度管理，重点加强信贷结构引导，在重视中小企业贷款的同时，引导资金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和国债项目配套倾斜，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转型中的独特作用。4.加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前几年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超出了城镇居民的承受能力，出现调整实属必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要以改善供给结构和满足自住需求为导向，既要促进房价的理性回归，也要防范多重不利因素叠加导致市场过度调整。改善供给结构，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普通住宅的土地供应，加大保障性住房和普通住宅供给，大中型城市要扩大政府对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完善住房保障体系。金融机构应对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保证对普通住宅和经济适用房等房地产项目的正常贷款，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保证在施房地产投资项目正常施工和竣工，防止因资金链断裂而出现大面积“烂尾楼”现象。要允许房地产上市公司和其他优质房地产公司通过企业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鼓励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前期出台的住宅交易环节税反而增加了购房人负担，应当及时取消。适当降低居民首套自住房贷款利率，取消对“第二套住房”特别贷款限制政策，吸引居民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时踊跃入市。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5.完善消费政策，进一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要深化全党对扩大消费重要性的认识，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必然在13亿人民的消费需求上，经济结构转型最重要的方面是需求结构从主要依靠外需转向主要依靠城乡居民消费升级。要从宏观收入分配环节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建议把居民储蓄存款利息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为零，提高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到3000元，增加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实行积极就业政策，扩大城乡就业，落实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相关政策，根据物价水平变动提高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对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文化服务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完善消费税制度，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大力发展旅游、文化、体育等服务性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6.完善外贸政策，帮助外向型企业渡过难关建议稳定人民币汇率，减弱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除次贷危机对我国出口的汇率传导机制，避免汇率成为美国转嫁危机的政策工具。次贷危机恶化后，发达国家未来的贸易壁垒会更多，贸易保护措施会更加频繁使用，中外贸易摩擦也会进一步增加。为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有预见性地做好应对措施，务实、有效化解中外贸易可能出现的纠纷。如有必要，还可联合其他相关国家，在WTO框架下联合抵制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通过贸易保护向国际社会转嫁危机的做法。可细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不同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含量，对纺织轻工行业的鼓励类产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重点支持自主品牌产品与高技术附加值产品出口，加快建立和完善自主性国际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要对中小型外贸企业在资金、技术上予以一定支持，帮助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渡过难关。继续严格控制粮食、化肥、钢材、煤炭和焦炭等“两高一资”产品出口。努力扩大重要资源、先进技术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0 7.抓住有利时机，理顺资源能源价格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逐步减轻，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全面回落，为我国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改革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提供了有利时机。要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下决心适时推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加快电价改革步伐，促进合理电价机制的形成。主要采用经济手段解决当前电煤、成品油、供热等由价格引发的供需矛盾，做好电力、煤炭、成品油、供热等供给保障工作，从供给面保障生产生活正常秩序。要进一步强化电力需求侧管理，抑制不合理需求。改革资源税费制度，完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要想对2009年中国经济运行情况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和预测确实非常困难，因为2009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和不确定性丝毫不亚于2008年。但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应对得当，作为一个经济基本面仍比较好的“大国经济体”，中国经济可以在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下，获得9%左右的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涨也可以维持在3%以下。从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看，2009年可以说是近1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有许多分析家认为“滞胀”可能是2009年全球经济的基调。可笔者认为“滞胀”作为今后2～3年的一个趋势是很有可能的，但对于2009年来说却不一定。关于经济增长，“滞”已成定局。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现在尚存争论的是“滞”的程度，即是温和衰退？还是严重衰退？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争论的是增长速度的降幅会有多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最新预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会把世界经济拖入一个低增长的阶段。2009年世界经济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3%左右，只有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速度的2／3。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的经济增长率都会在衰退的边缘挣扎，零增长的可能性极大，增长速度最多不会超过1%。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将有较大幅度的放缓。但通货膨胀的“胀”在2009年则不会加重，而且很有可能的结果是会比2008年下降。因为，伴随着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原油等大宗能源、原材料产品的需求会下降，加上前两年美元贬值过大，人们对美元的预期出现变化，美元开始反弹或至少已经趋于平稳，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市场价格水平也会下降。我们预测，国际市场上的原油价格，2009年可能会在90美元左右。因此，总体上看通货膨胀的压力在2009年可能会得到暂时的舒缓。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除了金融部门直接持有国外机构不良资产，会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外，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世界经济减速，会使出口需求下降；二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出现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使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谨慎，使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更加小心。如果说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还十分有限，那么2009年的影响将会变得更实在、影响程度也会更大。因此，当我们将国际经济环境作为中国经济的决策背景进行考虑时，宁可将国际环境想得严重一些。以便一旦出现问题，我们将能够更加从容地加以应对。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作为大国经济体，作为一个对外开放，特别是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相对有限的大国经济体，以及我国较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和国际收支状况，可以说我们有较好的条件和较大的回旋空间，去应对和减轻国际经济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毫无疑问，我们需要采取一定措施，如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帮助企业尽可能使出口需求下降的冲击变得小些。但也要看到，只要外贸顺差下降的幅度不太大，这种冲击对中国解决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就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于外部冲击带来的心理影响，只要我们能够将中国的优势讲清楚，将政府的信心和将要采取的措施讲清楚，获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我们可以使这种影响程度降到相对比较小的水平。从国内环境看，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仍是宏观调控应平衡的首要关系。“保增长、防通胀”是宏观调控的正确选择，只是应该由2008年的防通胀为主，转为保增长为主。这种选择的主要依据是：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涨幅已经大幅回落到较低的水平。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科学发展的要求，也容不得我们简单地扩张去保增长。而且，由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尚好，国际收支状况也较好，高储蓄率、劳动力相对宽裕等经济发展基本动力仍在，大国经济体应对国际冲击的能力较大，不需要对经济增长的适度减缓而过度反应。目前已经陆续采取的一系列财政和货币政策是正确的，但也应注意矫枉过正。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关于通货膨胀，如果仅仅用CPI来衡量，可以控制在3%以内。其原因，一是2008年农业继续获得大丰收；二是中国消费品的产能仍处在过剩状态；三是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回落；四是前几年，特别是2008年宏观调控的滞后影响。按目前的水平测算，2008年CPI上涨对2009年形成的翘尾因素几乎为零。但我们切不可因此实行过于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因为9%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了。无论在哪个国家，经济都无法长期处于超过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区间运行。泡沫总是要破的。与其大起大落，破坏性地调整，还不如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况且，从我国通货膨胀潜在的压力看，也需要我们继续对防止通货膨胀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2008年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等上游产品的价格指数的上涨幅度均较高，在10%～16%之间，经过一定的时滞，会在2009年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等下游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细则的实施，劳动力成本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提高。房地产等资产类的价格仍处在高位。因贸易顺差、资本流入等引发的被动性货币发行仍会继续，且前几年过剩的流动性还没有完全消化。检举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04 00:01 关于经济增长。从供给的角度看，生产能力不是问题，主要看生产成本的上升程度和信贷资金的松紧。由于政府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生产成本上升的叠加因素正在从政策层面给予削减；信贷政策也已经开始向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倾斜。因此，经济增长的关键是产品的销路，即需求是否足够强劲。2009年，外需会继续减弱，贸易顺差可保持在2000亿美元左右，比2008年下降10%。主要原因是，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量中仍有40%左右是加工贸易；在经济萧条时期，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可进一步发挥效用。因此，贸易顺差不会下降过大。消费需求的增长幅度也会有小幅回落。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居民个人的收入增长幅度2008年低于2007年，股市、房市等疲软导致居民的资产收入缩水；另一方面，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般不会有大的起伏，且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居民改善生活的需求仍比较强烈。上述分析表明，要使经济增长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从大的方面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分为三大块：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受产能相对过剩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难以有大的突破，重点应放在技术创新、标准创新、产品创新等结构调整方面。房地产投资因为受前几年房地产价格水平上涨过快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需要有一个休整和泡沫释放的过程，也很难再像前几年那样，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对此，应通过恰当的政策调控和心理疏导，使其在房地产价格水平适度回落的基础上，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因为，现阶段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需求，仍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而且，房地产投资仍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具体的建议是，鼓励正常居住需求、抑制投机需求、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居住需求。特别是各级政府应加大财政资金对廉租房建设的投入，以起到维持房地产投资增长和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条件、扩大消费的目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应该也能够有所作为的领域，因为交通通信等许多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组织引导进行投资。另外，在经济增长乏力时，政府应该采取一定刺激措施。再者，这些年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财政平衡状况良好，能够有所作为。综上所述，从需求角度看，2009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需要认真应对才能较好地化解危机
论文题目多参考下别人发表的过的文章，多看看资料吧（世界经济探索）还行吧
从改革开放至今34年间，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的持续高速增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往年低，但还是处在世界领先位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深化过程之中，工业增长仍有较大空间，但传统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市场需求日益接近“天花板”，增长速度会逐步放慢；消费需求向下企稳，投资增速下滑，出口形势不容乐观；流动性不足，但通货膨胀压力仍然存在；房地产市场低迷，企业信心不足；同时，财政收入增长也将趋缓。总体上看，我国经济整体增长潜力下降，经济增长速度将放慢；净出口将长期处于稳中趋降的态势，未来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降低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有助于内需扩大，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关键词:经济增长;工业化深化;投资;消费需求;净出口;内需;流动性不足;通货膨胀压力;房地产市场;财政收入Abstract:In the 34 year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realized on average 10 percent high yearly growth rate, after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economy recession, although China’s economy growth speed has been lower than previous years, the economic growth speed is still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China is staying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ial growth still has big space, however, the demand of traditional heavy industry and chemical industry is more and more closing to the“ceiling”and their growth rate will gradually slow. The consumption demand is falling but stable, the speed of investment declines, export situation is not optimistic, the liquidity is not sufficient, but the pressure of inflation still exists.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slowing, entrepreneurs are short of confidence, meanwhile, the increasing rate of financial revenue will become slowing. On the whole, the overall growth potential of China’s economy declines, economic growth speed will slow, net export will be long-term stable and decline, future economic growth will mainly depend on domestic demand, and the decrease of the ratio of national fiscal revenue to GDP is conducive to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to boosting stable economic words:economic growth;industrialization deepening;investment;consumption demand;net export;domestic demand;liquidity insufficiency;inflation pressure;real estate market;financial revenue.
学术堂整理十五个好写的经济学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 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研究--一种社会学视角的解读2. 农村留守老人的经济状况分析3. 能力视角下影响家庭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主要因素剖析4. 麻烦经济:女性商品需求制造的逻辑--以两款减肥产品的电视广告为例5. 大数据背景下的统计发展6. 经济统计数据质量检测的探讨7. 血缘关系对农耕经济发展的影响初探--以小说《金翼》为例8. 经济新常态下对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分析9. 夯实统计基础服务经济发展10. 对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工作规范化建设的几点思考11. “空心村”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分析--以昆明市团结镇乐居村为例12.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公共关系新变局13. 中国消费者偏好的地区差异研究14. 日本:另类“银发经济”15. “粉丝经济”中的青年偶像崇拜与“审美劳动”
建议两个题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研究、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问题研究。这些题目不涉及我国市场体系问题，因为要涉及民进国退，必然涉及体制问题，资料难掌握，表述不容易。也不涉及财税金融等具体内容，不能深入其中而没有新意，专业表达也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研究应该是热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资料题材多，容易入手；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问题是个伪命题，其实，良性发展的中小企业并不存在融资问题，风险显现的企业不可能有畅通的融资渠道，属于影子银行的服务范畴。
我去帮你找找~
了觖一下民工的生活状态，再想想高级洗浴中心那些人的丑恶嘴脸，这是城市里最强烈的反差，山区的孩子上不了学，富家的孩子天天打电脑游戏，这就是差距。
导论，一、收入差距的现状；二、收入差距的原因；三、收入差距解决的办法；四、总论。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行稳以致远，欲速则不达。因此，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也应当基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及中央宏观调控的新动向。
(一)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特点
1.经济增速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发生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我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1979-2013年的35年间，经济增长率超出10%(含10%)的年份就有16个，年均增长率达到。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开始进入新的下行区间，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区间转入中高速增长区间。与此同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上升，消费结构总体上趋于合理，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正逐步向合理化转变;投资贡献率显著下降，但投资结构呈现积极变化，质量在提高;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并且质量上升。
2.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收入分配结构有所改善
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处于持续上升态势。2014年前三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96125亿元，增长，高于同期GDP增速个百分点。从三次产业内部结构来看，农业的内部结构在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在工业增长中的带动作用凸显，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逐步趋于优化。在收入与分配方面，前三季度居民收入名义增速高于财政收入增速和企业利润增速，这说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从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指标看，2014年前三季度中国居民城乡收入比为，比上年同期降低个百分点，比2010年底降低个百分点。这说明城乡收入比正在回落，城乡差距正在逐步走向缩小。
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创新驱动不断增强
当前，中西部地区后劲十足，无论从工业和投资增长情况、进出口总额来看，还是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居民收入情况来看，前三季度西部地区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接近或快于东部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我国加快科技改革与发展，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目前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国家资金投入达到亿元，累计带动地方资金、社会资本亿元，实现1∶的杠杆放大效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一季度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增速达，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增速，利润同比增长，成为股市表现最为亮丽的板块。而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截至2014年10月，企业获得授权的国内外有效发明专利888752件，占全国有效发明专利的。从总体来看，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第三位，国际科技论文的被引用次数居世界第七位，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大国。
4.累积性阶段性风险开始凸显
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的累积性、阶段性风险开始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产能过剩的风险。据统计，2014年三季度，我国产能利用率为，同比下降个百分点，处于近4年来的较低水平。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根据审计署2013年底公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债务余额万亿元，同比增长。三是房地产领域的风险。2014年1—10月，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亿元，同比增长，比上年同期回落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为亿元，同比下降，比上年同期剧增，全年增长形成明显反差。
(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
1.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格局不会变
尽管2010年以来我国的增长率有所下降，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格局不会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内需的拉动作用有所上升，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趋于协调，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得到加强。二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基调发生调整。自2013年开始，国家开始调整宏观调控方向。面对经济下滑局面，中央明确表态不会采取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2014年宏观调控最大的亮点就是“精准的定向调控”，通过扩投资、稳外贸、定向降准、减税等举措精准调控经济薄弱环节，与此同时也兼顾调结构的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因此定向调控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主要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基调，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通过远近结合的调控，有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外部环境的影响机遇大于挑战
近几年我国开放型经济实际上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外部挑战，受欧债危机不断升级、美国经济复苏脚步迟缓、新兴经济体受到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起伏、世界贸易形势不振等国际贸易环境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缓慢。与此相对比，未来几年，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望趋于稳定，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望进一步好转，世界经济整体将处于平稳之中，国际市场需求将出现回升态势。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 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015年回升至。尽管国际经济环境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总体外部发展趋势是有利于我们的。
3.重点领域改革将激发内生增长动力
随着中央改革决策的确立，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心。经济的增长动力将通过多领域的制度建设加以激发：一是推进土地及户籍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基础;二是推进行政及 财税 改革，通过简政放权、调整各级财政关系、结构性减税等，将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发展民营银行，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平台;四是中央正在推进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经济路(带)的建设，这些国家战略必将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
4.民生经济将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在闭幕会见记者时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保障和改善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条件，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着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福利水平，提高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意味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形成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不竭动力。
2017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对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2017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未来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着重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同时要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
可分为两大类。一、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基本评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 经济 发展 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计算 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从此角度看，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 科技 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 社会 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 问题 ，如体制内平均主义分配倾向仍较严重，同时，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分配不公，通过捞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地区、行业、 企业 、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 影响 ，应尽快加以解决。 （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 性 1、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另据《 中国 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和. 2、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顺应了市场化作用的方向 根据我们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体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线”，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计算得出，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2357元至4315元）占，中等偏下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4316元至6273元）占，中等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6274元至8231元）占，中等偏上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8232元至10190元）占，高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10191元及以上）占. 这里顺便指出，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对当前一些学者得出的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说法不能苟同。 3、从总体上看，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一是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偏向于平均；到1999年上升为，比较适中。 另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来看，1994年仅为，过于平均，说明绝大多数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为，有所扩大，但依然偏向于平均。当然，必须指出，这里的结论与人们实际感觉上的差距会有不同，与事实上的基尼系数也会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统计年鉴中可能存在该统计而未统计的数据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难调查统计出来，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数之中。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就会增大一些，据估算，大体在以内。即使如此，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我国仍处于二元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从全国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简单照搬警戒线的 理论 。 二是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时期，有一个大的调整，分配开始向 科学 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最为典型的如采掘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变为倒数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最为典型的如 金融 保险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到1999年变为第一。其他如科学 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 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5、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增长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1999年与1990年相比，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了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间，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6、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强 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分别为96亿元、257亿元、478亿元人民币。2001年预计财政支持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而1998年我国全部城镇和 农村 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合计仅有万人。1990年离退休费（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医疗卫生费）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国家社会福利救济支出1996年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转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元增长到1999年的元，年平均增长，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 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见表1）。 （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 1、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前述所 分析 的那样，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看也有了好转，但是，“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三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工资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于统计年鉴中对于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真实全面显示，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关于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和基尼系数的计算分析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单独考察，而不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结论混为一起，这里我们还不妨称之为“非统计收入差距过大”，以示区别）。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我们仅以住房分配为例，来说明存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根据对某市居民每户人均面积统计数据分析，1998年，反映该市住房面积差异的基尼系数为，在较为适度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把级差地租等因素考虑在内，则按房产价格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为，差距很悬殊（见表2）。 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倍至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倍至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3）。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无论是分配过于平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都是一种分配不公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劳动价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 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影响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摘 要] 通货膨胀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常见现象，通常是指社会购买力持续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导致物价普遍上涨。本文通过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观察分析，阐述了目前我国所面临的通胀压力。并且运用预算约束、斯勒茨基替代效应、普通收入效应和禀赋收入效应，分析了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说明了政府采取措施加以监督调控的必要性。[关键词] 通货膨胀；收入；消费通货膨胀(Inflation)是指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也即现实购买力大于社会产出,导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的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简单地说，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水平的持续上升，它是一个长期概念，因此，一次性的价格水平上升不属于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在我国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下，通货膨胀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有着重要影响。 一、当前我国通货膨胀 对于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程度，官方和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官方认为目前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游资炒作，是结构性通货膨胀；学术界则认为中国正进入通货膨胀时代。 目前，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有生产者物价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GDP平减指数等等。本文论述的是通货膨胀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所以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它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的变动的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所以，在本文中，我们用CPI指数来衡量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CPI体系是有较大缺陷的，这一体系已经多次被学者质疑过。目前，中国的CPI构成如下表所示： 表1 我国目前CPI的构成 项 目 比重 项 目 比重食品 34% 医疗保健、个人用品 10%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4% 衣着 9%居住 13% 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 6%交通通讯 10% 烟酒及其他用品 4% 中国CPI构成权重体系的首要问题是食品占34%，在目前的统计指标中，食品是所有八大类商品中权重最大的分类项，这使得食品价格的波动对CPI的拉动作用特别明显；CPI的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则是居住权重较小的问题，美国CPI体系中居住类是％，中国仅为13％左右，而且我国目前CPI指数体系中的所谓“居住”仅仅是指房屋装修等附加消费，而不包括作为固定资产的房屋的价值——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08年城市居民居住类年消费总额仅为699元、733元、808元、904元、982元和1145元，看上去这个数字每年增长幅度都不小（年均增长超过了5％）。但实际上，由于基数太低，居住类消费不管如何增长都十分有限，这与近年来中国城市房价的“上不封顶”式疯狂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当前房价飞涨，而CPI水平还能维持在10%以下。 虽然看起来中国CPI体系中食品和居住类所占比重一个偏高一个偏低，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抵消，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居民的居住类支出要远远高于食品支出。所以，现行CPI指数是被低估的。 尽管目前CPI指数存在很多缺陷，但因其构成体系的相对固定性，所以通过纵向对比仍然能在较大程度上反映通货膨胀水平。因此本文中仍然选取CPI作为通货膨胀水平的衡量指标。 1996-2004年间，中国经历了罕见的通货紧缩。2004-2005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材料价格开始猛涨，中国的物价水平和CPI逐渐攀升。2007年全年我国CPI上涨％，2008年全上涨，创1996年以来新高。不过，随后的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的通胀趋势，2009年我国全年CPI比上年下降。 但是，金融危机的震荡只是暂时降低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减轻了中国的通胀程度。2009年，全球局势刚一稳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就继续上涨，中国的通货膨胀再度加速——如下图所示，我国今年（2010年）前10个月的CPI指数变化趋势。 图 1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10年我国CPI指数除3月份和6月份略有下降外，其他各月份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9月CPI同比增，创23个月新高，而10月份到达了，为25个月以来的最高值。从数据上来看，我国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考虑到当前CPI指数体系的缺陷，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是比较可观的。二、通货膨胀对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轻微通货膨胀是正常的，并且有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当通货膨胀率持续走高时，其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通货膨胀的危害，凯恩斯曾指出，再没有什么比通过摧毁一国的货币来摧毁一个社会的基础更容易的事情了，通货膨胀破坏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所有隐藏法则，它不仅会导致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而且也会引发一国货币的严重贬值，并由此破坏整个市场的运作法则。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对经济有着致命影响的货币现象，如不及时制止会摧毁整个社会。 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末端，民众则处在直面通货膨胀的最前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最直接。通过微观经济学若干理论和分析工具的运用，可以清楚地发现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 民众购买力（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当消费者购买商品时，要受到商品价格和收入水平两方面的影响，当商品价格一定时，消费者收入越高，可购买的商品越多，所以获得的效用越大、福利越好。消费者购买商品所需费用正好等于收入水平的一系列消费束被称为预算线，在预算线上，这些消费束正好可以把消费者的收入用完，即 p1*x1+p2*x2=m1如图2中m1所代表的斜线所示： 图2 位于预算线下方的所有消费束的集合被称为预算集，它表示收入和价格既定时消费者能够负担的起的所有消费束。显然，当面临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所能购买的商品1和商品2的最大数量都会减少，预算线必然内移。 根据微观经济学的观点，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束位于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预算线的内移必然意味着最优消费束的内移，所以消费者的总体福利必然会减少。价格上涨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导致福利减少 上文中分析的是通货膨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下降，那么仅从商品价格上涨的角度考虑，其对消费者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通货膨胀意味着商品价格的快速上升，所以我们要研究的是，消费者在决定商品的消费数量时，如何对商品的价格变动做出反应。运用斯勒茨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可以轻松发现通货膨胀（即价格上涨）时，消费者商品购买量的变化。 图3 假设通货膨胀条件下，消费者购买x1和x2两种“综合”商品，前者代表价格上涨的商品，后者代表价格未上涨或上涨幅度比较有限的商品（虽然通货膨胀时，商品价格普遍上涨，但总有一些例外）。运用微观经济学中斯勒茨基的方法，商品价格变化（本文中即商品x1的价格上涨）对消费者的影响可以分为“转动——移动”的过程，如图所示： 第一阶段即“转动”的过程，是预算线的斜率发生变化而购买力保持不变的一种变动——初始预算线围绕初始最优选择转动至某一水平，转动后的预算线与最终的预算线具有相同的斜率，因而也具有相同的相对价格，但是，由于纵截距不同，所以这两条预算线代表不同的货币收入。必须注意的是，A点所代表的最初的消费束仍然处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所以这个消费束正好也能支付得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消费者的购买力在预算线转动前后保持不变。然而，虽然A点仍然是支付得起的，但它并非转动后的预算线上的最佳购买量。如图所示，在转动后的预算线上，与无差异曲线相切的B点表示最优消费量。消费束B就代表商品1价格上升时，调整货币收入以使原先的消费束能够支付得起的最优消费束。在图示的横轴上，从A到B的移动（a-----b）就被称为替代效应，它指的是当价格变动但购买力保持不变时，消费者如何用一种商品“替代”其他商品的情况。 第二阶段即“移动”的过程，预算线的斜率保持不变而购买力发生变化，也就是商品相对价格保持不变而收入变动时发生的移动。与转动后的预算线相比，消费者的最优选择由B变为C。在图示的横轴上，从B到C的移动（b-----c）被称为收入效应。 那么，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消费者的需求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一变动的符号是什么样的？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正常商品和低档商品的概念。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增加的商品被称为正常商品，需求量随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减少的商品称为低档商品。在通常情况下，消费者消费的商品的数量会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加，所以，我们在此处假设消费者所消费的全都是正常商品。 显然，由上面的定义可知，当收入减少时，消费者对正常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通货膨胀环境下，消费者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商品价格的上升导致收入相对减少，从而产生负的收入效应。 根据显示偏好原理和最优选择假设，替代效应总是与价格的变动方向相反。所以，当商品价格上升时，由替代效应引起的需求变动总方向为负。 综上可知，在消费者消费正常商品的前提下，如果商品价格上涨，则无论收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均与价格负向变动，也就是说，价格上涨时，只要消费者收入不变或涨幅小于商品价格涨幅，则其消费的商品数量一定会减少，正如图中所展现的消费者的消费组合从A变成C。 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 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是指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物价上涨而造成的收入再分配。收入分配效应，归根到底是因为消费者的初始禀赋不同，也就是消费者进入市场前所拥有的商品或资产的数量不同。 正如前文的分析显示，在不考虑禀赋的前提下，尽管所有消费者都会受到通货膨胀的消极影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消费者实际收入水平下降，商品价格上涨所导致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均为负值），然而当消费者具有禀赋之后，通货膨胀对其影响就应该具体分析了。有些消费者因为自身拥有的禀赋而从通货膨胀中受益，当其受益幅度超过受损程度时，便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 图4是图3的修正，在这个图上，增加了初始禀赋——W点，由于初始禀赋总是能够支付得起的，所以W点位于初始预算线上。A点代表消费者的初始消费，显然，在A点消费者对商品1的消费量小于其初始禀赋，也就是说，此时消费者实际上是商品1的净供给者，是商品2的净购买者。当商品1的价格上涨时，在横轴上，从A到B的移动（a-----b）就被称为替代效应，从B到C的移动（b-----c）被称为普通收入效应，这两者与图2中的分析是一致的。 图4 但是，由于消费者拥有初始禀赋，而初始禀赋无论是在通货膨胀之前还是之后都是能够支付得起的，所以，消费者的最终预算线必然要穿过W这一初始禀赋点——由于在价格变动时，消费者所拥有的禀赋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动，所以又出现了一个额外的收入效应：禀赋收入效应——也即横轴上C到D的移动（c-----d）。 此时，从图上显然可以看出，通货膨胀前后消费者的消费集为A和D，消费者对价格上涨的商品1的消费量不降反升，而正常商品在价格上涨时需求量应该是下降的，对这个现象可能的解释只有一个——由于初始禀赋的存在，通货膨胀时消费者的收入增加。对这个消费者而言，价格上涨给其带来的福利增加额超过了福利减少额，所以他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 相比之下，对于拥有很少初始禀赋或者没有初始禀赋的消费者来说，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福利增加额小于福利减少额，总体福利下降，所以他是通货膨胀的受损者。 以上只是通过一个简单模型来表现通货膨胀对拥有不同禀赋消费者的影响。假设只考虑正常的生理需求，则不同消费者对两种商品的总需求（即消费者对商品的实际最终消费的数量）区别不大——毫无疑问，消费者拥有的禀赋越多，那么他越能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得好处。 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效应。通货膨胀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不同社会群体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不同，他们在通货膨胀中遭受的福利损失不同。甚至可以形象地说，通货膨胀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效应（正如图4中所示，拥有不同禀赋的人在通货膨胀时所得到的损害和福利是不同的）：不同收入层次的居民在消费与投资比例、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投资倾向以及消费结构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差别很大。对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的消费者）而言，消费在全部收人中所占比重不大，边际消费倾向较小而边际投资倾向较大，再加上收人和财富为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较小。此外，高收入者还可以通过资产的增值来弥补消费支出方面的损失并实现财富扩大。比如，在近期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飙升过程中，高收入者完全可以通过购买股票和房地产来抵消通货膨胀的负面影响。对低收入者而言，由于购买力不足，消费在收人中占据较大比重，边际消费倾向较大，消费品以必需品为主(这部分消费品往往缺乏价格弹性)。此外，低收入者往往不能像高收入者那样通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来抵御通货膨胀。所以，通货膨胀往往意味着低收入群体财富的迅速流失。 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还可以从消费者收入种类的角度上进行分析，消费者自身拥有禀赋，当他选择向市场上提供禀赋时，便能获得收入，不同种类的收入在面对通货膨胀时会受到不同的影响：以工资或薪金为主要收入者——在现实中，实际通货膨胀的发生和民众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存在，以及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增加工资的时间上，总是存在一定的间隔，所以工资的增长常常落后于物价的上涨，工资增长滞后的时间越长，则受通货膨胀影响的损失越大。总的说来，只要有通货膨胀的存在，以工资、薪金为主要收入者，总会受到损害；以利息和地租及其他租金为主要收入者——通货膨胀后，由于利息、租金的调整也存在时延问题，使得以利息和租金为生的人，在通货膨胀期间遭受损害；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通货膨胀中，利润因货币工资调整时延长短而受影响，货币工资调整的时间间隔越大，利润增长得越多，反之，则利润增长趋缓，当货币工资率与通货膨胀率一致时，利润不变。如果企业采用按成本利润的定价方式.则利润可以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以利润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至少可以不受影响，如果因企业工资调整的滞后、举债、产品销售提价等因素，则可以大获其利。 总之，通货膨胀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具体表现为：低收入者（拥有较少禀赋者）福利受损，高收入者（拥有较多禀赋者）却可以获益；以工资和租金、利息为收入者，在通货膨胀中会遭受损害；而以利润为主要收入者，却可能获利。结论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通货膨胀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也给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利益受损，而高收入群体却能在通胀中获益。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势必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所以，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监督调控作用的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维护广大民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切身利益。[参考文献][1]哈尔﹒R.范里安.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三联书店，2009.[2]杨天宇.启动我国消费需求的几点思考[J].消费经济，2004（5）.[3]厉以宁.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4]路 兴.我国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研究[J].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4).[5]张金丹.论通货膨胀对无地农民的影响[J].现代经济，2009（3）.[6]李治国.关于通货膨胀隐性危害的若干理论问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9).[7]唐珏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次通货膨胀成因的比较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 学报,2009(3).[8]苏楗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研究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2).[9]张余文.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2010(8).[10]谭 伟.中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研究——基于洛伦茨曲线的分析[J].科学研究,2007(1).[11]张根龙.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对策[J].特区经济，2008（7）.[12]黄燕芬，杨欣波.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J].河北经济，2008（1）.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有什么问题再追问
一、对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现状的基本评价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总体上适应了市场 经济 发展 的需要，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呈现出“中、底部大，上头小”形状，基本反映出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的作用；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分配体制被打破，根据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计算 得出的描述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比较适中，从此角度看，大多数人的收入分配基本合理；分配正在向 科技 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经济 社会 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确实还存在着诸多不良现象和 问题 ，如体制内平均主义分配倾向仍较严重，同时，不少单位工资外收入失控，少数行业存在着垄断分配不公，通过捞取非法收入暴富的情况时有发生，部分地区、行业、 企业 、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等。这些现象和问题虽然是局部性的，但在全社会产生了很坏的 影响 ，应尽快加以解决。 （一）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反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 规律 性 1、我国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九五”期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另据《 中国 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0年至1999年九年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平均增长，职工工资年平均增长，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年平均增长.扣除物价因素，三者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分别为、和. 2、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顺应了市场化作用的方向 根据我们首次推出的描述不同收入群体概率分布的“徐振斌分布曲线”，按收入差距五等分，可以计算得出，1999年，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2357元至4315元）占，中等偏下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4316元至6273元）占，中等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6274元至8231元）占，中等偏上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8232元至10190元）占，高收入户（每户年人均收入为10191元及以上）占. 这里顺便指出，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对当前一些学者得出的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呈“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形”说法不能苟同。 3、从总体上看，平均主义分配逐步在打破，“脑体倒挂”正在走向“脑体正挂” 一是收入差距总体上正在合理拉开。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1994年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仅为，偏向于平均；到1999年上升为，比较适中。 另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基尼系数来看，1994年仅为，过于平均，说明绝大多数人的吃、穿、住、用、行都是清一色的模式；1999年为，有所扩大，但依然偏向于平均。当然，必须指出，这里的结论与人们实际感觉上的差距会有不同，与事实上的基尼系数也会有出入，主要原因是统计年鉴中可能存在该统计而未统计的数据所致，如非法收入，就很难调查统计出来，其造成的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可能包括在上述的基尼系数之中。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就会增大一些，据估算，大体在以内。即使如此，考虑到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我国仍处于二元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从全国看，我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高一些是也正常的，不能简单照搬警戒线的 理论 。 二是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分配在“八五”和“九五”时期，有一个大的调整，分配开始向 科学 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向新兴产业倾斜。传统的体力劳动、资本含量少、劳动密集、竞争充分的行业的收入在相对降低，最为典型的如采掘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第一，到1999年变为倒数第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新兴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在显著增长，最为典型的如 金融 保险业，由1990年其职工工资水平在各行业中排名倒数第四，到1999年变为第一。其他如科学 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房地产业、卫生 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普通高校、商业经纪与代理业等行业、部门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都排名在前列。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提高。 4、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 1990年至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5、国有单位职工的收入增长势头较强 “八五”和“九五”时期，我国国有单位、城镇集体单位、其他单位的工资增长基本上都呈现正比例线性增长势头。其中，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1999年与1990年相比，国有单位的平均工资增长了倍，尤其是1996年至1999年间，国有单位的工资增长最快。另从工资的绝对增长水平上看，其他单位工资水平一直最高，国有单位次之，城镇集体单位最低。 6、转移支付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有所增强 党中央、国务院对两个确保工作高度重视，加大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重点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1998年至2000年三年间，中央对社会保障基金的财政补贴分别为96亿元、257亿元、478亿元人民币。2001年预计财政支持力度还将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社会保险的资金支持力度都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而1998年我国全部城镇和 农村 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合计仅有万人。1990年离退休费（不包括离退休职工的医疗卫生费）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国家社会福利救济支出1996年为亿元，1999年为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比同期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出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转移性收入由1990年的元增长到1999年的元，年平均增长，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高个百分点。 7、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与宏观经济发展保持了协调一致 1990年至1999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第二、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部年可支配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三项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同步的，城镇居民收入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见表1）。 （二）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依然存在突出问题和矛盾 1、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中，体制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和体制外的“收入差距过大”两种极端现象同时并存 改革开放以来，正如前述所 分析 的那样，虽然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平均分配状况从总体上看也有了好转，但是，“平均主义”并没有彻底根除，主要表现在工资收入（不包括工资外收入）分配上，多数国有企业以及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工资收入分配差距偏小。据调查，许多企业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仅为三倍左右；机关单位最高工资仅是最低工资的倍（不含工龄工资）；事业单位基本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相比只有倍（不含工龄工资）。按行政职务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小，按技术职务（技术要素）的收入分配差距则更小。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是工资外收入失控的重要诱因之一。 在工资外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收入差距过大”现象（由于统计年鉴中对于这种收入差距过大难以真实全面显示，这些差距又基本上不被包括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关于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和基尼系数的计算分析之中，所以，我们对这种收入差距过大进行单独考察，而不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的各方面分析和结论混为一起，这里我们还不妨称之为“非统计收入差距过大”，以示区别）。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根源。从有统计数据的收入分配差距来看，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的收入差距，每年正在以的增长速度扩大；最高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与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性支出，每年正以的增长速度扩大；依据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财富正在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向少数富人集中。 我们仅以住房分配为例，来说明存在“收入差距过大”问题。根据对某市居民每户人均面积统计数据分析，1998年，反映该市住房面积差异的基尼系数为，在较为适度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把级差地租等因素考虑在内，则按房产价格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为，差距很悬殊（见表2）。 收入分配不规范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过大，是不合理甚至于不合法的，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给社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应采取措施重点加以解决。当然，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和不可避免的客观因素：一是高级管理人才、掌握高新技术人才和资本均为稀缺要素，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下，人力资本、技术要素、资本的拥有者，靠自己的劳动和投资率先富起来。二是在工资外收入分配中，由于制度内收入的过于平均，应当说，制度外差距大一些有其合理的成份（即制度外有一部分劳动报酬，属于应纳入制度内而未纳入的合理收入部分；制度外的其他收入，又分为合理的要素收入与不合理或不合法收入两部分，其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又可分为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等）。三是由于我国城镇普通劳动力的过剩，又压制了低收入群体收入的提高。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也会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对于产生“收入差距过大”中的合理成份，应通过纳入制度内等办法加以解决；对于其他不合理、不合法收入，则应采取限制、取消，甚至于打击的办法加以解决。 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问题依然突出。由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1999年，按十六个大行业分，职工工资水平最高的是最低的倍；按分细行业分类，最高收入行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是最低收入行业职工的倍。1994年，垄断行业职工平均工资与全社会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关系是倍至倍之间；到1999年，上升到倍至倍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见表3）。这里，还不包括制度外收入部分，如加上制度外收入，差距会更大一些。 中部以及部分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和职工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在全国排名长期“双低”的现象，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中，“双低”现象突出的省份是河南、山西、河北，令人堪忧。西部大开发，为西部经济和城镇居民（也包括乡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但中部地区也不能忽视，否则，将会拖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无论是分配过于平均还是收入差距过大，都是一种分配不公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和劳动价值的扭曲。 2、收入分配行为不规范 一是工资支付不规范；二是工资提取不规范，在实行工效挂钩企业，计划外、基数外提取工资现象较普遍；三是部分企业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超过工资总额4%的标准进成本，变相提高收入；四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职位消费随意性强，缺乏合理有度的约束；五是事业单位创收活动没有规范的制度规定，分配行为不规范，透明度低。 3、整体收入分配结构仍不合理 一是工资收入结构不合理，制度内工资低，制度外劳动报酬高，项目繁多，未纳入工资内；二是按多种要素分配的收入比重不大，与中央关于"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的要求尚有差距。1990年至199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工资收入占人均全部年收入的比重，不仅没有相对下降，反而从上升了个百分点，这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近年来福利工资化起到了抵制工资比重相对下降的作用，但是，也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居民按多种要素分配还远没有真正调整到位，其它要素参与分配还需要进一步增加比重（这里，我们没有把统计数据以外的制度外收入、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考虑在内，这将作为另一类问题加以解决）。 4、不同收入群体分布形态不够理想，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很大 在各不同收入群体的分布上，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相对较小，合计只占总人数的；由于收入水平提高较快的少数最高收入者将其他收入群体相对性的向下排挤，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相对过大，合计占总人数的.这一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容易造成人们对收入差距拉大心理失衡（由于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不大的中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居多，中等和中等偏上收入者偏少，所以，低收入者往往把目光定位在最高收入者那里。从心理上讲，这些低收入者一抬头仰视比较，就看见了最高收入者，而忽视了介于他们与最高收入者之间的规模不太显眼的过渡性收入群体，造成很大的心理反差）。不同收入群体的不合理分布是我们当前收入分配 问题 中要解决的首要矛盾
近年来， 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 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 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 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接近，2000年达到.（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 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扩大到1988年的，2003年已扩大至，有的地区已经达到.（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还有学者认为，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左右；中估计为左右；高估计为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 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1；1997年为∶1；1998年为∶1；1999年∶1；2000年为∶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002年更是上升到∶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超过了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 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提升为％，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 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为高度平均，—表示比较平均，—表示相对合理，—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 国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 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 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 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 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 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 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 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 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 国的国情，修正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 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实际工作中按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 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 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 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 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 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 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 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 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 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 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 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 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 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 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税收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范畴，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税收，是支撑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支柱。按时交税，是每个公民必不可少的义务。纳税光荣，逃税可耻。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计划经济年代还是市场经济年代，税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成为文教、卫生、国防、科技领域资金的重要来源。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共和国前进的基石，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保障。尽管税收如此重要，可还是有些人要逃税，死活不肯交。这是对祖国不负责任的表现！祖国养育了你，而你却不肯尽自己应尽的义务。这种人，是被大家所唾弃的。“税收促进发展，发展改善民生。”纳税光荣，逃税可耻，有了税收的支持，社会才会稳定进步，而发展又是为了让人民的生活更好，民生又是税收的来源。你瞧！税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依法纳税，何乐不为？
一、 研究的目的要求 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基本因素,也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有多种多样，如税收、发行货币、发行国债、收费、罚没等等，而税收则由政府征收，取自于民、用之于民。经济是税收的源泉，经济决定税收，而税收又反作用于经济，这是税收与经济的一般原理。这几年来，中国税收收入的快速增长甚至“超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科学地对税收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和预测分析非常重要，对研究我国税收增长规律，制定经济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1978-2008年的3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亿元增长到314045亿元，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1978年为亿元，到2008年已增长到亿元，31年间平均每年增长。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了研究影响中国税收增长的主要原因，分析中央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增长规律，以及预测中国税收未来的增长趋势，我们需要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影响税收收入的因素有很多，但据分析主要的因素可能有：①从宏观经济看，经济整体增长是税收增长的基本源泉，而国内生产总值是反映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②公共财政的需求，税收收入是财政收入的主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都对公共财政提出要求，因此对预算支出所表现的公共财政的需求对当年的税收收入可能会有一定影响。③物价水平。我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以现行价格计算的GDP等指标和经营者的收入水平都与物价水平有关。④税收政策因素。我国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两次大的税制改革，一次是1984~1985年的国有企业利改税，另一次是1994年的全国范围内的新税制改革。税制改革对税收增长速度的影响不是非常大。因此，可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各种因素对中国税收增长的具体影响。 为了全面反映中国税收增长的全貌，我们选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各项税收”（即税收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税收的增长；选择“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作为经济整体增长水平的代表；选择“财政支出”作为公共财政需求的代表；选择“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水平的代表。另外，由于财税体制的改革难以量化，而且从数据上看，1985年以后财税体制改革对税收增长影响不是很大，在此暂不考虑税制改革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摘之文库，你可以去看下。
这个，主要有三层关系： 一是税收收入规模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即税收多少，取决于经济总量，还取决于经济质量。经济增长能促进税收增加。但由于行业税负不均衡，加上地方产业结构不同，即便GDP总量相同，税收规模也不会一致。比如，农业是弱质产业，税收贡献度较低，如果一个地方的农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较高，则其税收收入总量将受到一定影响。所以，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对税收收入变动影响较大，相比粗放型与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式经济增长与内外均衡协调增长将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 二是合理税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关系。实施合理性税收政策，从即期效果看，应有助于扩大企业投资意愿，提高居民现实消费能力；长期看，要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此外，税收是国民经济的“寒暑表”，能够真实反映出国民经济增长状况。 三是关注税收和经济增长关系，不仅要从税收筹集资源的角度分析，还要从税收使用层面来分析，即优化财税支出结构。只有支出结构合理了，才能发挥好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助力经济增长。
经济学财政税收税收理论 - 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选择和优化据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的2005年度的“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指出 ，从2000年开始进入福布斯的统计以来，中国的宏观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位居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我们无法客观评价该指数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合理确定政府税收收入规模，即确定一个合理的宏观税收负担水平。在这一水平下，既能满足政府对税收收入的需要，又在整个的承受能力之内，不会对社会产生负面。因此，理性地界定宏观税收负担的合理水平并实现其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界定：影响因素与国际经验（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总体税负水平，一般通过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税收总量占同期GDP的比重来反映。准确把握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需要全面、充分、地考察和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因素，从中找出性的认识，正确处理宏观税负与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一定时期的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决定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水平、政府职能范围和政府非税收入规模。1.经济增长水平因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水平正相关。经济增长水平愈高，社会产品愈丰富，人均GDP的水平就愈高，这样税基就比较宽广，整个社会税收的承受能力就强。因此，经济增长水平较高的经济发达国家，其宏观税负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从上讲，宏观税负水平增长应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协调同步。据有关专家测定，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通常大于1，而这一弹性系数在我国保持在左右是比较合适的。2.政府职能范围因素。一定时期宏观税负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政府职能范围宽、事权多，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就多，宏观税负水平就应高一些，反之则低。社会中政府的规模和作用范围日益扩大。政府职能范围拓展，必将使政府支出的规模不断膨胀，要求有较大规模的税收来支持，这样必然要求宏观税负水平不断提高。在税收收入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一定时期财政支出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来反映税收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支持程度。根据灰色模型的测定量，税收规模对政府履行其职能提供稳定的支持，一般应满足：<政府职能税收支持的发展系数<+.从非税收入规模因素。税收并不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的惟一方式和渠道。在衡量宏观税负水平时，需要考察政府通过非税方式取得的收入规模的大小。因为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创造的可供分配使用的GDP是一个定量，政府的各种收入都来源于当期社会所创造的GDP，在满足政府一定支出需要的情况下，通过非税形式取得的收入规模大，通过税收取得的收入规模必然减少。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以上缴利润代替税收，从而导致税制结构简单，税收数量减少，财政收入中企业利润的份额大，而税收的份额则相应少，宏观税负水平也随之较低。但是合理的税负，则要求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相结合，统筹安排。从各国财政收入构成看，都有或多或少的非税收入。如日本、美国、法国、荷兰、 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中央政府的非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都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约为15%～25%.所以，税收负担并不是纳税人的全部负担，政府取得财政收入也不仅仅只有税收一种形式。要保证宏观税负水平合理化，首先应保证政府收入形式规范化。按照灰色模型的测定量，在政府收入形式较为规范的条件下，实际税收状态与税收基本能力的发展系数的差距应小于.（二）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国际经验早在1983年，原世界银行部顾问基思？马斯顿采用实证分析，选择21个国家，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宏观税负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基本关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低税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增长幅度、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社会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均大于高税国家。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量关系是：税收占GDP的比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下降.高税收负担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这几乎成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而对低收入国家来说，提高宏观税负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明显。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各国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时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各种类型国家宏观税负水平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水平是逐步上升的，目前的平均水平为30%以上；发展中国家税负平均水平一般在16%~20%之间。按照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从发展中国家税负水平的一般情况看，15%～25％这个区间的宏观税负水平较为适宜，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平均利润水平。二、我国宏观税收负担水平的分析（一）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的比较一般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增加，宏观税负水平也不断提高。我国人均GDP水平自1991年以来一直保持着6%以上的年增长率，是宏观税负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是由表2可见，从1994年以后，税收占GDP比重的增长要高于人均GDP水平的增长速度。我国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在1996年以前是小于1的，即税收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速度。从1996年开始，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超过1，在2005年达.从税收收入增长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的变化，可以明显地看出近几年我国宏观税负在多年下降滞后转向升高趋势，具有一定的恢复性质。但是，这一上升的过程恰好发生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时期，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相背离。（二） 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政府执行职能需要的比较我国尚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尚不完全清晰，政府职能的界定还存在不规范之处，这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但应看到，虽然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增长，仍不能完全保证政府职能部门运转及公共支出的基本需要。不少基层政府仍是“吃饭财政”。我国财政在增加农业、、等重点支出方面虽然尽了很大努力，但仍然难以满足各方面发展的需要。以教育为例，我国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1994年为，到2005年为，仍然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发展的需要看，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地增加，公共支出占GDP比重的不断扩大已是被许多国家发展实践证明了的一个规律。目前我国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要素流动、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等各方面都对公共支出水平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我国财政除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压力以外，还存在着相当大的潜在的财政支出负担。多年的国债已经积累到相当规模，每年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已经占了财政收入一个不小的比例。虽然1997年以后国债规模的扩大与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有关，并不完全是因为财政困难所致，但是财政每年要承担相当数量的国债还本付息任务。以2005年为例，国债还息支出达730亿元，占财政支出的；国债还本支出为亿元，占当年债务收入的.在新的社会保障制度运行和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中，为支付改革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的社会保障开支和承担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负担，也形成财政潜在负债。冲销部分国有银行呆账和地方政府偿还债务也将是财政不可回避的一个负担。从这些方面看，我国目前税收占GDP比重水平与政府职能履行所要求的财力水平是不够适应的。（三）宏观税收负担水平与企业负担的比较宏观税负水平与企业税负有关，但两者又是不同的。企业税负水平主要取决于其适用税种的实际税率的高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税负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宏观税负水平高低的基础性因素。宏观税负水平除了受税种和税率的影响之外，还受到税基和税源范围的影响，即使税种和税率不变，甚至有所减少和下降时，如果税基和税源扩大，也有可能导致宏观税负水平上升。如欧盟各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采取降低税率的措施，但其宏观税负仍不断上升，欧盟经济货币联盟区域2005年税收占GDP比率高达45%，使宏观税负达到新高，比美国和日本高出14%.其原因就是欧盟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采取了扩大税基和加强征管的措施。因此企业的税负轻重并不能简单地看这个国家的税收／GDP比率，而且要看这个国家基本税种的税率。我国近几年宏观税率上升，但企业基本税种的名义税率并没有变化，工商税收各税种的法定税率仍然保持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的水平上。企业的实际税率则是有升有降，一方面由于财税部门加强税收征管，纠正地方政府随意减免税收等措施而使实际税率上升；另一方面，1994年以来政府也出台了一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如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对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提高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等，则起到了降低企业实际税率的作用。当然，在不同产业、不同类型企业之间，实际税率的这种升降分布是有所不同的。因此，比较客观地看，近年宏观税负上升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增加了企业的税负。通过上述分析，作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我国政府制度内的收入（指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的总和）占GDP的比重与国际上相近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接近，尚在正常范围内。但是还存在相当大的制度外政府收入，加大了政府实际集中资源的比例。（2）我国宏观税负上升的过程中，企业的法定税率并未提高，总体上讲是属于恢复性和发展性的上升。但是企业确实存在基本税率较高与制度外非规范负担过重的。（3）虽然宏观税负上升，税收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政府为执行基本职能和满足基本公共需要的财力仍然存在不足现象。（4）我国近年税收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提高较多，与经济低速增长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化并不单纯是税率水平调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