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相关参考书，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张相的诗词曲语词汇释，多了去了。清朝人对语言文字的研究极为深入，资料还少吗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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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偶大学时是学数学的，汉语言毕业论文确实不知道如何写。但我想，道德即文章，用良知去做文章便好。一个进步的时代总有一种向上的精神，一个发展的社会总有一种积极的主流，如何通过你的手敲击键盘，用文字的力量去唤起向上的精神、引领积极的主流，便是我们习文的责任。唯有民魂最可宝贵，鲁迅先生一生致力于唤醒民魂。相信自己，静下来，用心写好你的毕业论文！加油！
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杂文)不错，或者是现在读者的阅读倾向
月亮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用月亮烘托情思是常用的笔法。一般说来，古诗中的月亮是思乡的代名词。
浅析古诗词鉴赏论文
从古至今，诗词是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下面是我为你带来的浅析古诗词鉴赏论文 ，欢迎阅读。
摘 要：古诗词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代先哲们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我们应多读、多自问、知人论世、缘景明情、以意逆志，才能透彻领悟古诗词，古为今用，继承创新古诗词。
关键词：古诗词 阅读鉴赏
我国古代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古诗词是我国古代文明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我国古代先哲们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必须学会阅读鉴赏古诗词，古为今用，继承创新古诗词。
一、多读
所谓鉴赏，除音乐外，是与“看”的动作紧密相连。鉴赏的“鉴”字，就是“看”的意思。虽同是一个看的动作，却又有种种不同的程度，和“看”相近的字，从来就有“见”、“视”、“观”三字，但它们的程度却同中有异。“见”是“见到，看见”之义，不包含复杂的心理作用。“视”是指“见到，看见，观察”的意思。同一个“看”，包含“见”、“视”、“观”三个阶段。我们看到别人的一幅画或一篇文章是“见”，表明这是某人曾画过这么一幅画或做过这么一篇文章，其中曾画着或写着什么而已。“视”则是辨别这一幅画或这一篇文章的结构，主旨等。而“观”则是深入其境，用整个心思去和阅读理解。“见”只是一种感官，“视”是一种知识思辨，“观”则是包含整个的心理活动。只有到达“观”的境界，才称得上“鉴赏”。但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距离产生美。“鉴赏”有时也称“玩赏”或“玩味”，可以说“玩”就是“鉴赏”。而我们读古诗词大都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结果是诗不能反复地去吟，词不能低回地去诵，这实在是一件可惜可憾之事，只有我们不断地去读着玩，并且在反复玩中随时觉有新的意味发现，这才是真正把玩古诗词中的妙处，才真正称得上阅读鉴赏。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好诗不厌百回读”，都强调了多读的重要性。因此，培养我们古诗词的鉴赏水平，就要力求做到多读。刘勰说得好：“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我们只有通过多读古典诗词，走进古典诗词，走近作者，产生共鸣，并在情感的介入中陶冶自己的情操，培养我们的想象力，以期提高我们的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
二、多自问
诚然，要培养和提高古典诗词的鉴赏水平，单纯地“多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歌德谈话录》）。鉴赏是要走进作品，走近作者，实现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共鸣。在我们阅读古典诗词时，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积累，不断地反复自问，这样就会获得一种“鉴赏”的愉悦。如语法方面，我们就应多自问这首古诗词是否有倒装的现象。王维《山居秋暝》一诗中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通过自问就明白了这是“浣女归而竹喧，渔舟下而莲动”的倒置，前一句让人先闻其声，后见其人，后一句让人先见其动，后睹其物。动静结合，化静为动，写出了一幅生动幽美而又祥和的山村村居图。如抒情方面，古诗词的抒情方法以间接抒情为主，即通过“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等方法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以情景交融为最高境界。例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自问就明了上片描写赤壁古战场的“如画”景色，下片由景及人，想到雄姿英发的儒将周瑜，又由周瑜想到自己被贬谪的处境，从而抒发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无限惆怅。所以我们鉴赏古诗词的时候，一定要多自问：1、这首诗写了什么――什么人（包括作为抒情主人公的作者）？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写了什么“物”、“景”？抒发了什么“志、“情”？2、怎样写――运用了什么手法来写这些“物”、“景”？3、为什么这样写――运用这种手法写这些“物”、“景”，对抒发这种“情”、“志”有什么作用（效果）？
三、知人论世
我们在鉴赏古诗词时也应知人论世，因为一首好诗词，往往与作者的生平经历及思想风格和相关的历史社会背景有关，即“诗如其人”。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我们必须联系这首词写作的背景：李清照与赵明诚夫妇感情笃厚，但是“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刘逸生《宋词小札》），这样就了解词人当时作词的背景，即有情人却不能长相厮守，咫尺天涯，凄凉而无奈地分居两地，并抓住一问一答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领悟到这首词的离愁别绪，感伤情怀，既有爱花惜春的遗憾，又有红颜易老的伤感，更有惜别怀人的烦闷，几股愁思扭结，于“短幅中藏有无数曲折”。所以，阅读鉴赏评价古诗词，要学会知人论世，从整体上把握诗词的基调和主旨，是鉴赏古诗词的关键。
四、想象，置身诗境，缘景明情
作者在古典诗词中所描写的，有些是生活经验，有些是想象所得，而我们的生活经验积累与作者的不同，不能一一从生活经验去领会作品，所靠的大半是想象。对于作者的想象的记录固然要用想象去领略，对于作者的生活经验的记录也只好用想象去领略。古诗词是无形的东西，我们读了所以会感到欢欣愉悦，觉得人物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全是依赖想象的结果。因此，我们鉴赏古诗词时应充分发挥想象，置身诗境，缘景明情。如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作者摒弃简单直观的描写方法，打破传统的咏物言志的思路，以奇特的想象，巧妙的比喻，为我们塑造出一个别具浪漫色彩的新颖形象。通过想象，置身诗境，我们就知道首句以“碧玉”喻树，诗歌开篇即以崭新的形象引人入胜。次句，以丝带喻柳条，写柳树万千柔弱下垂的枝条，恰似女郎身上条条绿色丝带在披拂，突出轻柔披拂的特征，活画出春柳如丝的形象，给人以生机盎然的美感。末两用一“细”一“裁”，把新柳嫩叶的细长柔软、清新可爱加以精心传神的描绘，透露出作者惊喜赞美之情。“二月春风似剪刀”，把春风比喻成碧玉巧手中的剪刀，变虚为实，虚实相生，想象独到奇特。再缘景明情，就知晓了贺知章把柳树比作一个袅娜多姿的女郎，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春天美景，流露出诗人对春天的赞美和喜爱之情。
五、以意逆志，透彻领悟
古诗词鉴赏是富于创造性的复杂的精神活动，易卜生曾说过：“不仅作家在创作，读者也在创作，他们是创作中的伙伴，而且往往读者比诗人更象诗人。”所以，真正的领悟，必须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积累，走近作者，即以己意去探求作者的意思。如：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般人对这首诗的理解，只停留在成功地描画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上，这当然谈不上鉴赏。但如能以意逆志，透过壮丽的画面，开阔的意境，看到这首诗由感性到理性的升华，领悟这首诗所蕴含的耐人寻味的哲理：登高才能望远，成功在于追求，事业永无止境。这说明，如果不以意逆志，没有透彻领悟作品，便不可能有真正的鉴赏。“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晴，一只眼晴看到纸面上的话，另一只眼晴看到纸的背面。”歌德这句话道破了古诗词鉴赏的真谛。
当然，要学会鉴赏古诗词还少不了多批注。唐彪曾说过：“读书而无评注，即偶能窥其微妙，日后终至茫然，故评注不可以已也。”因此，阅读古诗词时，我们应坚持写点眉批、夹批和读书笔记之类，对于提高阅读鉴赏水平是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M].涂光社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唐彪辑著.家塾教学法[M].赵柏英，万恒德选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唐诗中月的意象今人陈植锷在《诗歌意象论》中曾指出，“一首诗歌艺术性的高低，取决于语言意象化的程度如何。”作为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意象之于诗歌无疑是关键的，而作为意象物质外壳的语言形象也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法国著名作家雨果也曾指出，“诗人应该选择‘特征’的东西”，也只有“特征”的东西，才能给读者深刻、鲜明的印象，迅速真切地唤起读者的想象、联想。月作为一种意蕴而想象的视觉、感觉的自然景物，能够为意象的塑造丰富深化某种特定的意念，从而阐释、实现“言外之意”的深层内涵。也正因为月具有这鲜明丰富的语言形象，所以月在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艺术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先秦已有“嫦娥奔月”的传说，先秦故人曾通过“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分别发出了“劳心悄兮，劳心骚兮，劳心惨兮”之叹，“僧敲月下门”的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明月何皎皎》以“明月”演义出一代复一代骚客才子的怨夫思妇之作。而“披月踌躇”、“揽月自赏”、“望月凝思”、“抚月痴想”……这些从古籍古典中衍生演化出来的词语成语，莫不流淌着中国古人一分难释的生命情怀。莫不激发古人情爱思恋的浩歌。“三五明月夜，四五蟾兔缺”（《孟冬寒气至》），月的意象是生命的时间飞逝，是美的烟波，是人生悲欢离合的演绎，是情爱的寄寓和沐浴。月在唐朝中达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峰，据学者统计。李白作诗1059篇其中341篇提到月，也就是说，李白每写三首诗，笔触就要融入月的意象。李白最爱月，李白之死，就是为捉水中之月而死。“李白著宫锦袍，游采石江中，傲然自得，旁若无人，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唐·王定保《摭言》），尽管后人考证此说不可信，但李白为伟大的月光诗仙，却是毋庸置疑的，月里更洁，月里更黑，人生有时，月光无极。李白、杜甫、王昌龄、李商隐、孟浩然……常是一卷在手，餐风饮月，月下窗前，精心细品，或惑之，或寄之，或怀之，或思之，或忆之，沐一身月辉，纳一空月光，旨趣益远，抒胸中浊气、释天地愁绪，法自然天趣，得万物之灵。由此，月与诗人构成了千载佳话，万世景观，同时也造就了唐诗的盖世名声，在唐代，诗的显赫地位实在离不开月的激扬、推动和烘托。首先，月在一定程度上孕育和生成了唐诗。唐诗的题目有一大批沐浴在月光的滤洗和浸润中，如《入朝洛堤步月》、《江亭夜月送别》、《关山月》、《望月怀远》、《古朗月行》、《拜新月》、《把酒问月》、《月下独酌》、《月夜》、《月夜忆舍弟》、《江楼月》、《霜月》、《静夜思》、《江楼感旧》、《枫桥夜泊》、《春江花月夜》、《春色山夜月》、《十五夜望月》、《峨眉山月歌》、《正月十五日夜》、《夜下征虏亭》、《嫦娥》……难以尽数，可以说，是月给了唐诗以丰富意蕴，给诗人以美妙的灵感，创造了唐诗的艺术题材和艺术生命，给唐诗提供了博大阔远的艺术空间和宇宙意识。若无月意象的沾溉，就没有上述诗题，也使诗人们失去了艺术灵感和艺术创造的审美空间，会使诗坛上失去最美丽的仙葩，丧失一大批不朽的诗作。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李白《静夜思》、《把酒问月》、张继《枫桥夜泊》、赵暇《江楼感旧》、杜甫《月夜》等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名作也就无缘产生了。其次，从诗的内容上说，月成为唐诗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月在唐诗意境的追求历程中，实现了“言外之意”的深层内涵。月在唐诗意境的构造上广泛而多样。唐诗中的月意象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月的边塞意象。丹纳说，“自然界供给的比人工创造的更美”（《艺术哲学》）。月在文学作品中构成的富有美感的独特环境，是人工做创造的环境所无法比拟的。马克思指出，“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边塞”、“明月”“关”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性质的制约，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因而边塞诗的创作往往离不开“明月”与“关”的塑造。《乐府诗集·横吹曲辞》里就有《关山月》、《乐府古题要解》说：“《关山月》，伤离别也。”无论征人思家、思妇怀远，，月作为一种寄托是诗人惯用的手法。早在唐代以前古诗人就有“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徐陵《关山月》）、“关山夜月明，秋色照孤城”（王褒《关山月》）和“关山万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卢思道《从军行》）的思愁绵绵，唐诗也不甘落后。唐诗中有“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王维《陇头吟》）的啜泣诉说，有“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杜甫《后出塞五首·其二》）的惨凄寂寥，有“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全期《杂诗三首·其三》）的绵藐深沉，有“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的幽怨悲亢，有“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王昌龄《从军行七首》）的悲凉凄婉。同时，唐诗人又发展了边塞诗，特别是盛唐时期的诗人，赋予边塞诗更博大阔远、浑融、丰腴、完满的意境，给人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出塞》）的雄浑苍茫，有高适“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塞上听吹笛》）的开朗壮阔，有李白“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的浩渺闲雅、有王昌龄“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从军行七首》）的雄心忧患。月作为一种语言形象，把环境点缀成了苍茫悲壮的边塞风情，也把边塞这个特征性的地理上的物理空间转化成了艺术上的心理空间。明月是可以跨越时空的隔绝。戍守边疆的征夫、苦待闺中的思妇，月是他们的一种寄托和幻念，千里相共，愿随孤月，流照亲人。诗人们利用这种情结自由地创造了月和边塞的相行相随相抚相慰的空间美，这方面的代表是沈如筠的《闺怨》：雁尽书难寄，愁多梦不成。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在这里，诗人描绘了思妇的深思遐念和倾诉无人的隐恨，思妇“忧愁不能寝，揽衣起徘徊”（《明月何皎皎》），在“出户独彷徨”（同上）之中，举头唯见一轮孤月悬挂在天上。“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于是很自然地产生出“愿随孤月影，流照伏波营”的念头。诗人对月和边塞相形相随相抚相慰的空间美的伟大感受，已经是十分杰出的了。月是物质的，月是空间的，月还是文化的。从月水的浸润和滋养伸展下，诗人与那巨大深远的宇宙空间感 边塞这独特性风景线不期而遇，一拍即合了！诗人“愿随孤月影”为的是什么？就是那与月光相抚相慰的一空纤尘不染的边塞的空间意识。二、月的时间意象。月升月落，月圆月缺，月光是流逝的，月光的流逝在生命的时间中展开，因而月光还是生命的，是时间的。古人常以月的意象伤感生命的流逝岁月的流逝。李煜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虞美人》），在李煜眼里，往事如梦，只能在“月明中”徒作悲怆的追忆。他曲折命运的悲剧，尽情地展现在“春花秋月”的时间之流中，不仅李煜，杜牧《润州二首（其一）》也说：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吹出塞愁。无论是南朝士人旷达，还是东晋名宿的风流，可是在历史舞台上都不过匆匆过客而已。诗人由月想到古人，由古人折射现实。丰富的想象，把时隔数百载的人事勾连起来，使历史与现实，今人与古人，眼前的景物与心中的情事，在时空上浑然一体。既然月光又是生命的，因而月光通过生命意识又与时间意识相连结。李白从“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醉意中探索着“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生命哲理，从而发出了“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的生命感慨。张若虚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发问中引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感伤。江月无情，流水无情，在“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的无可奈何中，诗人们只好浩然长叹。封建专制的社会在本质上是压制禁锢人才的，自己的壮志豪情聪明才干也无可奈何地消融在历史的月光流逝中：“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冥王宫里人”（李白《苏台览古》），他们的生命与逸志常常也在“月光如水”的流逝中被淹没被虚抛浪掷了。“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旧时月”引起了诗人对历史的浩叹和追思，在这里，月再一次通向把千古亘远，深邃浩淼的宇宙意识。三、月的愁绪意象。在唐诗中，月还是情绪的，在自然界中，月明月阴，月圆月缺与圆满、欠缺等事物异质同构。梁启超论及诗词意境时说，“同一月夜也，琼筵羽觞，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携，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景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因而诗人笔下的月便常常与悲欢离合的情感相联系了。尽管魏人曹丕早有了“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的诗句，南北朝时谢灵运也有了“明月照积雪，北风劲且哀”等哀愁的诗句，但是以月状愁在唐代依然有很大的反战。除了人们熟知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以外，唐诗中还有“风鸣两岸叶，月照一孤舟”（孟浩然《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的凄恻孤寂；王建“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蕴藉深沉；白居易“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的潸潸泪下；钱起“二十五弦弹月夜，不胜清怨却飞来”的郁怀难耐……在唐代诗人中，月作为愁绪的意象，构思巧妙。想象丰富，笔法空灵，抒情婉转，意趣含蕴，获得了不朽的艺术生命和惝恍迷离的艺术氛围。四、月的情爱意象。月是情绪的，“月上柳梢”的缠绕，“晓风残月”的悲凉，“月照高楼”的孤寂，情到深处，月便自然与情爱相连了。尽管“人生无物比多情”、“无物似情浓”，但是，月仍然是一种表达情与爱的最佳寄寓和祝愿：谢庄“隔千里兮共明月”（《月赋》）；孟郊“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古别怨》），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深挚的情与爱，化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凄美祝愿。月 爱的禅意、爱的见证。无论是狂羁洒脱的李太白，情意绵绵的李义山，还是忧患郁抑的少陵野劳，都拒绝不了月光的见证，在月光的温抚下，还原出人的本真。一时骚客的失落，才子的多情，诗圣的千虑，都一一呈示在纤尘不染的月光下……倾听爱情的下落和心音。在爱情的情感世界里，唐人的情怀、渴念，甚为壮阔、更为空灵，情爱也甚是挚热、浓烈。“待月西厢下”的痴心迫切，“落月满屋梁”的空虚落寞，“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未灭梦难成”的痴恋情深。月光皓照下的浩茫天穹，还是相思的成因和巨大空间。分别之后，“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月光引起的情思萦绕着爱的惆怅和迷惘。“阶下清苔与红树，雨中寥落月中愁”（李商隐《端居》）；月明之夜，风雨之夕，情人“各在天一涯”，而且“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时，该又凭添几重愁苦！于是凄迷广浩的月下便成下无尽的相思之时空：“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如钩”（李商隐《代赠二首（其一）》），月所造就的相思意绪，李商隐就是一千次一万次，也道不完，“欲说还休”。当然，时间的月水也许会消磨和冲淡爱情 “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去年”（赵暇《江楼感旧》）。那个相偎相依的月下倩影，哪里再可寻回？即若唤回，恐也不是彼时情怀了。好梦已去，往事如烟，空留丝丝缕缕的旧踪袅袅飘开在爱情失落的天际。若如此，在伊人已逝的情人眼里，只余下“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白居易《长恨歌》）的苍凉萧瑟的景观。爱情在凄迷的月色、催人肠断的铃声的烘托下，更为凄婉欲绝。“伊人何在，烟水茫茫”，“情以何堪”，只好徒作“长恨绵绵无绝期”的黯然神伤。此时此刻，月光温抚下的天际中，所飘荡的只是悲怆千古的爱情挽歌了！
月是美的象征月是美的象征，她皎洁，明净，柔和，可亲，犹如一位温柔美丽而且冰清玉洁的女性，永远那么可人地高悬于夜空之中，风情万种。 远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诗意地发现了月亮之美，并以月光之美映衬人物之美，唱出了“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陈风·月出》）。周祗则形象地描述了月亮的动人之美，并赋予月以高远、润洁、柔和、清幽的审美内涵，高歌“气融洁而照远，质明润而贞虚，弱不废照，清不激污”。 而谢庄则巧妙地将秋月的纯净之美与山水结合，汇成了更加清美的景致：“气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雁流哀于江濑。升秋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月亮朦胧柔和的清辉还能赋予山水景物独特的神韵，具有化景的作用。张先在《木兰花》“中庭月色下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之句中，通过清明月色中飘过的无数淡若无痕的杨花，将自己内心微微荡漾的前尘旧梦，融入这如梦似烟般的清澄和恬淡中，从而给人以朦胧的美感。而作为冲淡派大师的王维，其诗作《竹里馆》中所描写的明月更具优美的意境：“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此诗不仅给人以清幽绝俗的感受，而且使人感到，这一月夜幽林之景是如此空明澄净，在其间弹琴长啸之人是如此安闲自得，外景与内情融为一体。诗人在描写周围景色时，选择了竹林和明月，是取其与所要显示的那一清幽澄净的环境相一致。“明月来相照”在诗中不仅与“人不知”有对照之妙，也起了点破暗夜的作用。 闲、静、淡、远的风格，加之优的美意境，让人顿生“余音绕梁”之感。总之，在诗人的笔下，不管是烟月迷蒙的轻忧淡愁，还是花月披离的典雅艳丽；不管是皓月当空的雄浑高古，还是月光笼佳人的恬淡婉约的宁静，月亮，都是美的象征。
爱美自古以来都是女人的天性，现今的妹子有美颜滤镜化妆品，以及各种衣服、饰品跟包包，而在古代的女人则比较“简单”，主要的打扮都是花在发饰上面。我们经常看古装剧的时候，会发现很多的古代女子戴着许多发钗或头饰，那么历史上的古代女人真的如剧中一样，喜欢戴那么多头饰吗？
首先我们得了解古代女子的头饰文化，据说古时候的女子除了较为注重身材样貌之外，还会特别重视头发上的饰品，如文献《战国策》描述过一句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此话已深度刻画出古代女人爱美之心。
还有这么一些故事，相传汉朝的汉武帝初次会见美女卫子夫的时候，瞬间被她那柔顺乌黑的长发给深深吸引住，于是就情不自禁的把卫子夫纳为妃子收入后宫，可见那时的女人凭借头发能被封成妃。
另外陈朝的皇帝陈叔宝的妃子张丽华也是因为拥有一头美丽的秀发加以饰品点缀后深得了皇上欣赏，从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据说东汉皇帝刘庄的马皇后，当年也是以一头靓绝后宫三千佳丽的秀发使得她一枝独秀，深得刘庄欢喜，而其他妃子都显得自愧不如。看来古代女子都十分注重自己的秀发，甚至以发为美对其呵护有加。
既然古代女子很重视秀发，那么在发型跟发饰搭配上自然会十分在意。比如今天出门上香拜佛、郊游或逛市集，她们都会考虑带什么发饰，这里面的款式又比较多种多样，刚梳理好的发髻一般会用宝钿花钗搭配鲜花来修饰，其中的宝钿花钗又有分为：发钿、华盛、发簪、步摇以及发钗等饰件。
一般百姓家的女子只佩戴荆钗，而结了婚的古代女子所戴发钗被男子称为之“拙荆”这是谦虚的意思。相比普通的古代女子，贵族千金跟皇宫的妃子则显得高档许多，这阶级的女子大多会采用一些珍贵的金银玉钗当发饰，该做法除了可以显得自身高贵，另一面也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炫丽夺眼，且容易吸引男方的眼光。无论是皇妃价格昂贵的金钗银钗，还是农姑头上系的红头绳，这些古代女子们都喜欢在头发上按插发饰。下面我们再仔细讲讲，有关古代发饰的一些具体细节。
步摇发饰：所谓步摇生姿，楚楚动人，此发饰乃古代女人最看重的主要首饰品之一。
其形状是在原来的发簪上增加饰品设计得来，主要制造方式是采用了金银丝线编织成花枝状，再从上面点缀一些珠宝花纹饰品，以五彩珍珠为吊垂主饰品，佩戴时插入发际之间便可。当女子佩戴步摇走路的时候，上面的五彩珍珠就会摇摇晃晃的拽动，使得场面既活泼又具朝气，故而被叫作“步摇”。
发簪轻摇：古代的已婚女人通常会把秀发扎成髻鬟，并插入发簪起到稳固的作用。
发簪的簪字在秦朝跟汉朝时期叫做“笄”，之后才改叫成簪。这种发簪经过各个朝代的衍化发展，变得种类繁多花样各异，其主要的变化在于簪头，一般我们看到的簪有圆顶款，其簪是圆枝形状，簪发则为半球状或球状，部分发簪还会雕刻有纹理，以显得更加美丽。另外还有一种叫“花顶形”，簪身由于是插入秀发当中，所以大部分都采用圆形设计以免损伤发质，而簪头就会雕刻成各种花朵，如兰花、梅花、菊花、莲花等。还有一种发钗叫“耳挖簪”，其主要用玉石或金银铸造，簪体略显扁平，簪端较宽，簪头则形成耳挖状。除此外，还有贵气的龙凤款、麒麟、鸳鸯、燕子、锦鲤款等等，这些发簪都被女主人因喜好而佩戴在秀发之上。
凤冠：说起古代发饰不得不提及凤冠，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古装女子发饰之一。
凤冠时常在古代婚礼中担任主要角色，是新娘子主戴的喜庆冠饰，其冠帽上点缀有凤凰，象征吉祥如意，以及一股尊贵的气质。该冠饰起源于汉朝，自汉代之后一直沿袭，到了宋朝之后被逐渐提升为礼冠，纳入了冠服的制度当中。
发钗顾盼：这种发钗跟发簪均属同一用途，只不过该发钗是分为两股发叉，形成左右顾盼的意思。
其特点更在于钗头雕纹有各样飞禽走兽，蟠龙钗是以龙形龙纹为主，鸾鸟发钗则是以鸾鸟纹理为主，其具有吉祥高尚之意。因此发钗的插发分很多种，有斜插、竖插、后脑插、侧面插等，其即可同时安插数支发钗，左一支右一支，更甚者更是满头插，左右两鬓各安插6支，成形十二金钗，其奢华美丽程度可见一斑，跟现代的女子比似乎还有点过之而不及。所以说，古代的女子也很爱美，会给自己的头部按插各种发饰，以显得自己与众不同。
古代女子佩戴发饰的情况多数在电视剧中出现。特别是近几年来较为热门的清宫剧，里面的娘娘妃子们都佩戴着各种美丽的发钗、发簪，似乎只要一天不戴就会在别的妃子面前输掉了自己的气场。比如咱们较为喜欢的《甄嬛传》，起初甄嬛妹子还是一个刚入宫不久的新人，她头戴的发饰较为简单简朴，然而到了她人生巅峰，翻身做主成为皇帝宠妃之后，其佩戴的发饰也跟着飞越上一个高的层次，特别是甄嬛在后来当上太后之后，她的身份跟发饰又有了一个新的转变。
而每一次宫中有宴会或公众场合，我们就看到众妃子的发饰层次各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是皇宫妃子的头饰还有另一种作用，就是代表着她们的身份，以发饰排尊卑，像皇后的发饰则显得十分炫丽夺目，其次到贵妃的发饰，再到妃子、嫔妃等，各级的发饰华丽程度不同，一般 妃子就算收藏有更亮眼的发饰，也不敢在这种场合佩戴，否则一不小心夺去了贵妃或皇后的颜面，那么日后必定遭殃。另外皇宫的宫女们也喜欢戴发饰，但都比较简约跟低调，她们跟自己主子的发饰是没得比的。为此说古代女子戴发饰属于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她们不得不戴。
在明朝时期，一些男子都会佩戴一些发饰，发展到清朝之后，发钗、发簪等饰品几乎就成为女子的专属。清朝上下众女子皆是每人必备，有条件的女人可以拥有各种簪钗数不胜数，钱多的女人会在簪钗上镶些宝珠玉石，以显贵气。
另外，每一个节日跟场合都会搭配不同款式的发簪，一年之中也因四季而佩戴不同的发饰，诸如夏季秋季就佩戴玉簪钗，冬季春季就戴些金银簪等。特别是清朝皇宫的妃嫔们十分注重头饰文化，她们的头饰冠帽上面镶入的珠宝越多，则表示这个女子的身份地位就越尊贵越是高，如慈禧太后下葬时戴的珍珠凤冠，其奢华程度，足可令任何妃子黯然失色。
终上所述，古代的女人不仅钟爱佩戴各种发钗发簪，其中之一是为了使得自己更加美丽，而且还代表着各个阶层的贵贱身份，其所戴的发饰越昂贵越华丽则表示她们有钱有权，地位尊贵，一般的百姓家女子戴的都比较简约，主要是以搭配自身秀发为主。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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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玄应音义〉卷一二〈生经〉音义札记》，《古汉语研究》，2006年第3期。《〈汉语大词典〉商补》（与柴红梅合作），日本《开篇》24辑，2005年3月。《从疑问句看〈大方便佛报恩经〉的翻译年代》（与高列过合作），《语言研究》，2005年第3期。《20世纪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古汉语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11月。《从中古词汇的特点看汉语史的分期》，《汉语史学报》第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读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与王绍峰合作），《古汉语研究》，2004年2期。《蒋礼鸿先生传略》，《汉语史学报》第3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分别功德论〉翻译年代初探》（与高列过合作），《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以〈大方便佛报恩经〉为例》，《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3期。《“不听”之“不允许”义的产生年代及成因》，《中国语文》，2003年6期。《20世纪的唐代词汇研究》，《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6月。《〈兴起行经〉翻译年代初探》，《中国语言学报》第十一期，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中古汉语词义求证法论略》，《浙江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大方便佛报恩经〉语汇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东汉六朝佛经词语札记》，《语言研究》，2000年第2期。《〈兴起行经〉语词札记》，《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异苑〉词语校释琐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1期。《魏晋南北朝小说语词校释札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近年来国内敦煌语词校释研究专著四种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评〈佛经续释词〉》（与王云路合作），《语言研究》，1999年第2期。《〈抱朴子内篇〉词义琐记》，《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世说新语〉校释札记》，《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读〈世说新语考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2期。《敦煌写本〈生经·佛说舅甥经〉语词琐记》，《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东汉语料与词汇史研究刍议》，《中国语文》，1996年第2期。《〈世说新语〉斠诂》，《文史》，第41辑。《〈建康实录〉释词》，《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读〈世说新语〉杂识》，《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读〈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与王云路合作），《古汉语研究》，1994年第1期。
1．《世说新语》及刘注词语札记，语文研究，200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分册2010年2期全文转载2．《从词汇角度看<列子>成书时代补证》，古汉语研究，2009年第1期3．《“疆场”首见问题讨论（一）》，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4．《河南罗山方言的“给给”》，语文研究，2008年第2期5．《<世说新语>及刘《注》词语释义商榷三则》，语言研究，2008年第3期6．《高僧传》六个词语的训释，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7．《法苑珠林校注》校正，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宗教学》分册2010年第5期全文转载8．《<水经注>词语拾零》，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2期9．《法苑珠林校注》斠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4期10．《<水经注>“尤部唇音字读虞部”二例》，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4期11．《<管子·轻重篇>成书时代考辨》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12．《<法苑珠林校注>校点疑误》，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13．《<高僧传>校点献疑》，江海学刊，2007年第1期14．《法苑珠林校注》拾零，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15．《<高僧传>校点拾零》，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16．《<高僧传>校点商榷》，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17．《<高僧传>校点札记》，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18．《法苑珠林校注》献疑，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19．《<法苑珠林校注>校点商榷》，江海学刊，2008年第2期20．《<水经注>中被动句考察》，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21．《<法苑珠林校注>校点商兑》，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22．《<法苑珠林校注>商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3期23．《法苑珠林校注》校议，江海学刊，2010年第5期24．《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2年第12期全文转载；朱庆之主编《中古汉语研究》（二）商务印书馆2005年3月全文收录25．《<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26．《世说新语》及刘注四音节同义连文词语拾零，长江学术，2010年第3期27．《<水经注>词汇性质浅论》，唐都学刊，2006年第5期28．《河南罗山方言的体助词“的”》，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29．《<水经注>地名反映的词汇现象》，学术探索，2006年第3期30．试论《水经注》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语料价值，燕山大学学报2010年1期31．《论河南罗山方言的副词“搞搞儿”和“搞下儿”》，天中学刊，2010年第3期32．《从词汇角度看<列子>的成书时代再补证》，许昌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33．《八卷本<搜神记>语言的时代》再补证，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34．《南北朝时期南北词语差异研究刍议》，长江学术，2008年第3期35．《河南罗山方言的“把+O+V+它”式处置式》，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36．《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方言词》，中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37．《<高僧传>词语零札》，语文知识，2007年第2期38．《颜师古<汉书注>中“语有轻重”之分析》，天中学刊，2006年第1期39．《<水经注>所见<汉语大词典>迟后书证补》，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2008年4辑40．《河南罗山方言的两个副词》，语文知识，2009年第4期41．《河南罗山方言的“些”》，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7期42.《河南罗山方言“昝”的研究》，洛阳理工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43.《河南罗山朱堂话音系特点探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44.《<水经注>中“高”类同义词浅析》，怀化师院学报2005年第2期45.《<水经注>校点释义商榷》，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2005年第3辑46.《<触龙言说赵太后>教学点滴》，语文知识，2010年第3期47.《“隅”与“角”历时替换小考》，延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48.《<水经注>词语琐记》，汉语史研究集刊，2003年第6辑49.《颜师古<汉书注>中的汉语语音现象》，怀化师院学报，2002年第3期50.《河南罗山县朱堂话的“得”》，殷都学刊，2002年第2期51.《成都广告的文化内涵》，成都行政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52．《<水经注>“飞陆”考辨》，语文研究，2011年第4期
本书汇集论文32篇，有对汉语史研究和训诂学研究的关系的论述，有对当前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的综述和展望，也有对该领域一些研究语料的价值的分析，更主要的是对中古、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中诸多疑难问题的考证及进一步探讨。所做工作涉及汉语俗语词、俗字的考释、口语语法规律的探索、俗语言文献的整理等多个方面，对汉语史研究、古籍整理、辞书编纂以及高校语文教学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后附有“本书重要词语音序索引”。董志翘（1950—）男，浙江嘉兴市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汉语史、训诂学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重点社科项目1项、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3项、省政府社科基金项目1项。出版专著《中古虚词语法例释》、《训诂类稿》、《<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中古文献语言论集》、《<观世音应验记三种>校注》、《20世纪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论纲》等9部、译著l部，参编大型语文辞书4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20余篇。其代表作曾获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项（2002）、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1项（2003）、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1995、2001）、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2002、2006）。序21世纪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随想中古汉语语法研究概述训诂学与汉语史研究汉文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与训诂学汉译佛典的今注今译与中古汉语词语研究——以《贤愚经》《杂宝藏经》译注本为例试论《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语料价值《高僧传》的史料、语料价值及重新校理与研究故训资料的利用与古汉语词汇研究——兼评《故训汇纂》的学术价值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比数”新解扬雄《方言》与中古、近代汉语词语溯源（二例）佛教文献与《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释《世说新语》疑难词语考索中古汉语中的“快”及与其相关的词语汉译佛典中形容词的“同义复叠”修饰中土佛教文献词语零札中华版《高僧传》校点商补梁《高僧传》“疆场”例质疑“儿”后缀的形成及其判定——兼与竺家宁先生商榷《唐律疏议》词语杂考敦煌社会经济文献词语略考汉语词汇研究与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