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
数字经济时代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农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土地，工业经济的基础要素是机器，而数字经济的基础要素就是大数据。
大数据作为一种基础性和战略性资源，是提升民众生活品质、国家治理能力的“富矿”。国家高度重视的“新基建”战略布局中，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也是希望助力牢固信息化“地基”建设，推动数据要素参与到更多价值的创造和分配，保障高质量的社会发展。
网络零售有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高的运行效率，对一个零售企业来说，库存周转天数和账期是衡量一个企业运行效率的最重要的2个指标，网络零售商在这2个指标上的的表现远远高于线下零售店。网络零售有线下实体店难以比拟的优势，如海量的货柜，不受物理空间的限制等。
数字化品类发展，经历从标准化商品到非标准化产品的发展路径。早期网络零售多数是以标准化商品起步，如图书、酒水，但是非标准化商品、个性化商品有很大的机会，如生鲜电商，标准化很低，流通的损耗很大，同时生鲜是一个高频的消费，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
但目前，我国大数据管理尚无针对公共数据管理规范的诸多现实痛点。
例如：l多个政务部门、行业企业之间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接口错综复杂，导致公共数据共享开放仍未深入展开，涉及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信息的共享，更是难以实现。
l我国大数据信息的社会化共享水平还有待提高，共享开放管理尚未形成闭环，政企、行业和民众之间，信息公开仍有很多壁垒，阻碍了社会服务效率的提升和数据经济的深化发展。
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信息社会化共享，是发展高效便捷的社会生活，把握更多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举措。鉴于上述问题和痛点，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2020年两会上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化共享：
一、成立数据治理委员会，推动大数据共享体系建设
二、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管理平台
三、完善技术和管理规范，保障数据共享的安全可控
四、界定明确的数据共享属性和共享权益，实现数据确权流通
五、建立公共数据社会化共享的通识教育
随着科技革命的高速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从技术探索到产业应用的阶段，数字经济强调培养学员的复合能力，是经济学、数据科学、管理学等学科门类的结合，是一种跨界培养，是“思辨+管理+赋能”相结合的具体实践。
UCA—DDE项目旨在缔造数字科技独角兽，成就数字经济领军者，培养拥有商业资源同时具有影响力的业界翘楚，提高企业的决策能力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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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源头上防范和治理金融风险,法治将是基础保障。当前,数字金融法治建设现状如何?法律法规制度对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是否提供了充足保障?金融机构个人数据处理有哪些风险?数字金融司法裁判实践存在哪些问题和困境?对此,南都专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君。 谈现状 不同规模类型的金融机构 数字化转型能力差别大 南都:随着国家政策密集出台,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开始 探索 数字化转型,如何评价目前行业整体的数字化转型程度?有哪些特点和存在哪些问题? 李爱君: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是长期存在、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广义范围来说 科技 发展与金融业务的结合过程都是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近些年国家政策支持之下的金融机构 探索 ,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出现后,金融机构运用这些技术以提升效率、优化服务、降低成本,推进线上服务以及进行产品创新等。目前行业数字化转型仍在进行中。 目前不同规模类型的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能力差别大,金融机构不同业务环节和不同类型的客户群体之间存在差异,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合作不平衡,数字化转型给现在的分业监管体系带来挑战,亟需适合行业发展和有效发挥监管功能的新体系,而且法律法规制度对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保障相对落后。 未来数字化转型覆盖到金融机构服务和业态的方方面面,金融机构需更加重视维护数据安全、拓展服务领域,行业融合趋势明显,更加注重金融 科技 创新、金融效率与安全的价值平衡,强调数字驱动与数字治理。 谈治理 存在客户个人信息保护等风险 应建立数据安全协同治理体系 南都:由于 科技 发展,在综合经营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之间进行数据共享的情况越来越多,存在哪些风险?如何提高数据安全治理水平? 李爱君:目前主要存在客户个人信息保护、隐私保护、商业秘密泄露、数据泄露等风险。提高数据安全治理水平,需要建立数据安全合规审查机制,建立覆盖数据治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保护机制,建立金融机构内部与外部的数据安全协同治理体系,提高 科技 治理水平。 李爱君:数字金融消费者权益包括信息安全权、受尊重权、受教育权、依法求偿权、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及公平交易权等。相对应地,首先,数字金融经营者应在内部提升数据安全技术,完善数据治理制度,在外部进行数据共享时要注意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第二,应结合特殊数字金融消费者群体的特殊需求,细化数字金融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准则；第三,采取形式生动、最受消费者欢迎且容易接受的宣传教育方式,结合不同类型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金融教育活动,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交易地位的不平等；第四,应完善纠纷解决渠道建设,强化数字金融经营者交易信息留存义务；第五,在监管部门严格准入管理、强化资金监测的同时,数字金融经营者应加强自身经营行为的合规性；第六,数字金融经营者应通过强制阅读的方式,强制数字金融消费者阅读可能对其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第七,监管部门应进行持续性的监测与管控,要求数字金融经营者及时整改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的行为,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便捷、有效的投诉渠道。 谈实践 数字金融案件存在属性界定困境 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 南都:目前数字金融司法裁判主要集中于民商事及刑事领域,如互联网平台借贷合同纠纷、金融犯罪及个人信息犯罪等,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哪些挑战? 李爱君:一是存在数字金融案件属性界定的困境。一方面是管辖法院和地域界限判断不明,另一方面来自于案件涉及主体的复杂性涉及多个主体。二是数字金融司法案件中的数字金融平台定位不明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不同思路,比如《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 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将网络贷款平台、股权众筹平台等数字金融平台的性质界定为金融机构,而《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将以网贷平台为代表的数字金融平台界定为信息中介机构。三是数字金融的司法裁判规则与监管规则适用界限不明,尤其是监管规则能否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问题尚需进一步解决。四是存在“执行难”的问题,比如跨地域的数字金融案件的执行,会因为地域上的差异带来执行上的障碍,另外,由于数字金融的虚拟性,司法裁判机关在立案以及审理的过程中常常采用电子送达和执行等区别于实体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执行的不确定性。 南都:针对金融数据保护、数字货币、金融数据跨境等前沿问题,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立法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和趋势? 李爱君:目前国家和地方关于数字经济的立法活跃。国家层面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法律法规,各地方也纷纷出台针对数字经济的立法。国家政策导向明显,鼓励各部门各地方进行立法和 探索 ,数字金融领域立法成为数字经济立法的一个部分。 从数字金融立法发展趋势来看,重点包括 探索 以基本法形式出台个人数据权益保护或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专项法,确立数据主体的权利；加大对侵害数据主体权益的处罚力度；结合国情设计跨境数据流动的条款；对数据监管职能进行统一规划,发挥各地资源或条件优势,统筹布局,协同发展,彰显特色；设立域外适用条款,扩大法律的地域适用范围,以保障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等。 南都:在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创新驱动和合规发展?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监管要点和趋势是什么? 李爱君:金融发展规律证明了金融监管总是滞后于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加剧了法律的不完备性,而且监管本身就是为解决法律不完备性所创设的。在法律不完备时,金融监管的价值是实现“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目前我国数字金融监管主要致力于与国际 社会 接轨,推动数据立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进行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 探索 的监管要点。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还大力发展金融 科技 ,并强化金融 科技 监管。从趋势来看,未来将坚持监管中性原则,鼓励创新、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相统一,确保普惠、效率和 社会 伦理的平衡,区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分类监管。 在提高监管 科技 水平方面,应提高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强化监管 科技 的应用。以数字化手段为基础,创新监管工具、完善监管规则。提高金融领域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有序推进金融创新,开展监管试点。强化金融监管风险评估机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从趋势来看,未来将坚持监管中性原则,鼓励创新、风险可控和金融安全相统一,确保普惠、效率和 社会 伦理的平衡,区分金融风险、经营风险和技术风险,进行分类监管。——李爱君
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研究论文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以下是我为您搜集整理的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研究论文，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摘要： 现代法治观念的引入和培养。必须以传统法律文化影响下的法制现状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才能使现代法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真正能够操作和实现。因此，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关系，为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模式，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 法制现代化;法律文化;法律传统
一、法制传统与现代法治关系的思路把握
(一)法律传统的内涵
法律传统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存在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它与传统法律既相区别又相联系。法律传统体现了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某种法律精神与法律文化，作为具有深远影响的精神性因素，它经久不衰，成为现代人们法律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传统法律却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建构的法律制度及所形成的法律规范，是过去特定时间限度内客观存在的法律文化，而在现代条件下它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不复存在。
(二)法律传统的深远影响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变化，法律传统逐渐形成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深深地扎根于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观念习惯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社会成员信仰和认同的载体。所以，法律传统不仅构成了新社会法律发展的历史起点，影响着当下社会法律发展的各个领域，而且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进程，有形或无形地左右着该社会法律的未来走向。
(三)对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共通性的探究
从法律的可移植性来看，在法律文明包含着一些一般性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素，从法律文明的共通性来看，法律制度作为人类文化的形式之一，彼此间进行相互交流、融合和移植是可能的。因此，既不应忽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也要关注它们基于人类共性的相通性，并努力在人类文化的差异中寻求各种可能的互补，最终经由理解和化解而达于会通。法制现代化是以现代法治社会为价值取向的过程，反映了现代法治价值不断扩展的趋势。
二、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制的融合
(一)和谐价值取向下的纠纷调解机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在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人的领域和自然界领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古人对自然的总认识便是和谐。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均倾向于调解解决。由于调解机制可以为当事人节约纠纷解决的成本，减轻当事人以及司法部门的讼累，又可以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产生出对商业交易尤为重要的信任感和减少风险的作用，因而成为在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资本”的宝贵部分。当代中国所独创的人民调解制度甚至还在世界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甚至在 1980年9月拟定了《调解规则》草案，中国人独创的人民调解方式已被联合国法律组织接受为综合治理的指导原则之一。
(二)通过加强人权的保障。实现现代法治与传统法律文化的融合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先秦时期文化仍可以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规范。人权包括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和法治精神。人道精神、大同精神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并不缺乏，而且相当丰富，中国缺少的法治精神。有待于从传统法律文化的人道主义、大同精神催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没有法律权利的概念和法治精神，没有形成人权的概念，但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寓含着丰富的道德主义和和谐观念，相信人的理性和判断，尊重人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人人爱我，我爱人人，道教中的“道”为天地入主宰的思想，佛家呼吁“泛爱众”普渡众生，这些不仅对推进人权。
推行守法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能够统一和提升人权思想。传统法律文化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提高人们的人权意识。儒家主张道德教化。尤其是对掌权者的道德教化，“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说明道德教化的对象首先是统治阶级，然后推及普通老百姓，才会形成推己及人、上行下效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仁”、“礼”、“道”等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与新的时代精神结合，良好的思想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结合必将能使人权理念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现代法治中建立切实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择其要者必须体现出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尊重。当前，在刑事立法上，采取了罪刑法定原则、疑罪从无原则，改善监狱环境，提高刑事罪犯的服刑改造条件。在民商事立法上，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诉讼权利，增加可执行性和操作性强的法律条款，加大对不法商家的打击和处罚力度，弱化弱势群体的举证责任。在诉讼程序上，则强调程序的公正性。在刑事证据立法上，立法对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关注，加大律师查阅、介入案件的权利等等。
(三)注重道德教化，强调社会综合治理，重视犯罪预防
在中国传统法制中，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包容的，法律受道德的内在支持，道德几乎成为法律的化身。刑罚实施的目的是实现道德教化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法治主义的轻视和怀疑，也为法律领域中人治主义倾向提供了可能。但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们对诚实与正直、善良与正义、安全与和谐以及社会福祉理想的追求。同时，它作为一种评价人们行为合理性的尺度，借助人们认同的原则和标准，可以在现代社会起到法律规范的补充作用。使道德约束和法律主治彼此协调，相得益彰，共同发挥着社会控制的机能。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现代法治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
4、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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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鹤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6.屈永华《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在考察》载于《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第140页
建设法治化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论文：《试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摘 要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改革已深入我国各个领域，法治建设被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法律法规，创造更加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已经刻不容缓。本文主要论述法治建设在中国的形成历史与发展，以及它的现实意义。 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政治 报告 ，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中央领导人把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此后我国开始走上了法治建设的道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当中，法治建设始终走在最前沿，有了法治的保驾护航才能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文化 建设提供稳定的环境保障。中国近代的法治建设之路可以说是在曲折中逐步走向成熟，它的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法治建设的内涵和意义 法治是一种社会状态，是使个人权利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国家权利能够得到有效制约的一种平衡状态。我们在理解法治的时候要把个人权利的保障和控制国家权力结合起来，而不能一分为二。各国的法治总是由各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建设就是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度。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法治建设它是一种国家制度，是确立一国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制度。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成果。中国的法治建设是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法治建设保障的主体是人民的各项合法权利，通过立法、司法、执法维护人民的利益。 二、法治建设的现实意义 法治建设是历史发展的趋势、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历史车轮的迈进，从封建社会的人治，到如今改革开放的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建设已经日趋完善。法治说到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象征，是保证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它的根本目标就在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公平正义恰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一个进步的社会，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公平正义，就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文明。 法治建设是国家实现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法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保障社会各项事务都能在安定有序的环境下运行，是推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石，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定团结需要法治的维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纵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不难发现轻视法治建设对治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值得我们反省的例子比如苏联的肃反文化，而在我国轻视法治也曾经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是我国忽视法治建设的典型。这两次重大错误的发生，都是背离了社会主义法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 新社会我国的法治建设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报告论述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明确将“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一，并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同时报告还首次提出了“法治思维”。“法治思维”要求我们对工作方式思想思维进行转变，宣扬法律精神，捍卫法律原则，将依法行事贯彻实施。可以说这对司法体制改革和司法机关独立司法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人民的幸福就是最高的法律”，这是培根的 名言 ，相信我们并不陌生。我们要追求公平公正善于运用法治建设国家，运用法律维护社会秩序，在人的能动力作用下将法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同时将法治建设进行到底，用法律进行社会管理，调节社会关系，用法律保障人民生活的幸福安定。回顾我国的法治建设之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但是前途却是光明的。从过去的人治到现如今的法治社会，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坚持以人为本，依法治国，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局面，在中央集体领导人的带领下，相信我国的法治建设将会走上更加辉煌的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论文：《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及其建设》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出发，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初步分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 建设途径 法治作为迄今为止最好的治国理政方式，它不仅是有形的制度，同时也是无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会进步与社会和谐，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为支撑。作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诚信和人权等为主要 思维方式 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的规范性。因此，弘扬法治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环节。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 我国著名法学家龚瑞祥教授指出：“所谓‘法治’，不仅仅是指‘以法治国’，还包含着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须遵循的原则，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也就是说，法律是确定的、公认的理想，而非我们通常所称的‘长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检验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体系是一种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以西 方法 治文化为范式的、以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显型结构层面上表现为：制定良好的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严格的执法和司法程序。在隐型结构层面上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较强的民主意识、正义观念和权利观念;法律的权威至上观念、依法办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种内容结构和谐统一的法治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政治，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本质所在。而围绕这一本质展开的各项条件、 措施 和效果，即以法治为特征的物质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则是这一法治文化体系的具体要求和现实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生成属于一种“后发混合式”的模式。从其生成的动力来讲既有外在动力也有内在动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赖于中国社会的内在力量，这些内在力量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 教育 和社会主体需求的转向等社会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来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这种刺激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其独特性。 1. 民族性。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经世代相传而取得了稳固的地位，形成一种“超稳定形态”，即使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它也会坚守自己的阵地，至今仍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法律观念、法律情感以及行为模式，并已内化为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行为模式的选择。 2. 现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现代性表现在它能与当代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伴相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市场经济呼唤法治文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法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法治文化以市场经济为根据，进行理论创新，以一种新的形式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3. 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开放性表现在它从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类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别表现在对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论的移植和借鉴上。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与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将互相融合并存，整个人类社会都将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时代性。建设法治文化，不仅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防止权力异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切权力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以人民当家作主为逻辑起点，强调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求权力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并使权力始终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轨道上运行。同时，法治文化在为监督与制约国家权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时，也通过合理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度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为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历史时期，仅仅注重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不够的。因此，构建法治文化同时还要保障权力的有效行使。权力具有客观性，只要将权力运用好，就能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但怎样用好权，从而使权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须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引导。法治文化要求国家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权力，不越权、不滥权、不惜权，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职责。同时，法治文化还要求国家机关必须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力。程序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也包括维护程序法的权威。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按程序行使权力，从而不仅实现正义，而且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正义，同时提高权力运行的效率，更有效地为人民谋利益。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 任何社会建设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也离不开必要的文化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之一，可以在多重意义上满足和谐社会的内在需要。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必须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成员充满活力。整个社会成员要充满活力，要求每个成员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护，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都需要法律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过它的这些作用，为社会的和谐提供最生动、最富有生机的力量。和谐社会要谋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规则的基础上，无规则便无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规则是最明确、最具有外在强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上有着它不同于道德、传统、习惯的独特作用。和谐社会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法治在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谐社会要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没有法治文化作为基础是断不可能的。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 党的报告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因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没有人的道德信仰、价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侵蚀得面目全非。只有当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中，有关法治的价值理念占有了稳固之地并渐成一种法治文化，并进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内容的一部分时，我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人文心理基础。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养我国民众的法治理念，建设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国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径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指出：“在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的力量一定与该事业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对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为法治国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会文化意识基础。一个社会能否建立起法治，先决条件之一就是这个社会有无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养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质为前提。社会主体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的灵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义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义和秩序的综合体”，法律必然体现为一种社会正义。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来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义和对人类的关爱精神，社会主体正是基于这种信仰而对法律自觉遵守。二是法律实施的正义性。社会主体对法律的真诚信仰在于因法律实施的正义而对法律的神圣产生高度认同感，在于法治历程中对法律强烈的自觉意识。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普法教育，不仅是普及现代 法律知识 ，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仰，逐步实现全社会整体法律素质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唤起个人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真正树立起现代法治观念和公民意识。另外，还应该通过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等良性法律实践的教育活动，增进公民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既体现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和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与法治存在着密切联系。我们应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纳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在中华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理念融入中华文化的价值内涵，体现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理念，使法治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一旦如此，就能进一步发挥宪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处各阶层的社会成员，能从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中获得切实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并能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新标志。使之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精神的新载体。 3. 以改革创新精神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发展 改革创新是我们时代精神的核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坚持理论创新，推动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创新，科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没的重大理论问题，才能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坚持制度创新，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化政治体制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奠定制度基础。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中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环节之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改变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树立并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有相应的制度依托。坚持实践创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实践素材。法治文化是广大人民的事业，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不竭动力。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丰富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实践基础。 参考文献： [1] 赵学昌.试论法治文化的培育[J].当代教育论坛，2007，(7). [2] 张波.论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生成[J].南京社会科学，2001，(11). [3] 齐艳苓.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J].理论月刊，2007，(6). [4] 孙晓媛.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3，(4). 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论文：《浅谈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摘 要】法治建设是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部分、环节都有一个如何科学发展的问题，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法制系统之中，最基本的组成单元是需要内在元素自身的协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只有具有统一性和整体性，依法各个部分或者环节的发展才是协调的、可持续的，也才具有强大的活力。从法律运行来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必须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法律体系来看，各个法律部门都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以构建和完善;从法律价值来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我国法律的核心价值。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所以，科学发展观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理论指针。 法治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手段。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指国家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面前选择以法律为主的手段进行控制和治理，即“依法治国”;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社会主义法治批判地继承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优秀成果，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内涵十分丰富，其基本含义是依据法律而不是以个人的意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其核心是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为治国权威的标准。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我国的依法治国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30年的法治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4年，这是从人治到法制的转变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开始。但那时法制的主要理念是把法治当作专政的工具，法制对于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国家制度文明进展的制度价值几乎没有。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4年到2004年，是政策之治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政策有一定的程序性、权威性和公开性，并以文件、规范、规章等合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十年里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用政策、文件来治国。政策之治是追求短期效果，缺乏法律本身应有的一些基本特征，而法制要求规范，要求它的规则性具有可预期性以及有相应的司法机构来支持，这些都是政策之治不具备的。 第三个阶段从2004年至今，是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转型。这一阶段的立法，大多数涉及我国改革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最深层的矛盾、最重大的利益冲突。2004年修宪，第一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写进宪法。其后《物权法》、《 劳动合同 法》的制定，《 公司法 》、《证券法》的修改等都是涉及人们利益的法律。 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要性及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方式、程序必须由法律规定并予以保障。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最可能通过法治的方式表现出来，而社会主义法治也必须从民主中获得自己政治的和道德的合法性。没有民主，法治就缺少了其重要的基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治是法律规则的统治，规则的制定是实行法治的前提。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法律制定的民主程序把人民的意志反映在法律当中，因此，法治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治理国家。 三、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途径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依法治国之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勇于创新，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道路。当前，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步伐，应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方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局面。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地推进，才能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二)把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的目标。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立法数量急剧增长，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三)以加强和完善执法、司法为目标，推进行政执法制度和司法制度改革。经过几十年特别是近20年的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司法制度。从总体上讲，行政执法工作和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等各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法律文化，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工作。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以继承、发扬人类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符合人民意愿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为其思想基础与文化资源。我们在普法教育中，要以领导干部的民主法制教育为重点。只有广大干部群众真正懂得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重要意义，才能真正认真地执法、守法、监督法律的实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要在继承历史上和国外合理的进步的法律文化基础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精神，努力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参考文献 [1] 武育香.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民主法制建设[J].理论建设，2006(1)：45-48. [2] 谢鹏程.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J].中国社会科学， 2007(1)：79-80. 猜你喜欢： 1.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2.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心得体会 3. 学习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心得体会 4. 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心得体会 5. 浅析法治社会思修论文 6. 论依法治国的形势与政策论文2000字
数字经济在其他产业领域的应用带来的效率增长和产出增加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近年来，数字经济正在加快向其他产业融合渗透，提升经济发展空间。
“四化”框架带领数字经济高速发展
发展数字经济，构建以数据价值化为基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数字化治理为保障的“四化”协同发展生态，既是重大的理论命题，更是重大的实践课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
四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四者间的关系，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中国数字经济早期发展得益于人口红利的先天优势，网民规模的高速增长为互联网行业的崛起提供了天然的优质土壤。2012年以后，网民增速趋于平缓，移动端时代到来，促使中国数字经济进入成熟发展期。
总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的主要商业模式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演变，从信息传播到电子商务，从网络服务到智能决策，新模式和新企业不断涌现，商业模式重心向用户端倾斜，技术成为行业核心的驱动力，但争夺流量和积累用户规模仍然是商业模式成功的关键要素。
数字经济规模持续上涨 对GDP贡献明显
根据中国信通院于2020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由2005年的万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万亿元。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在GDP重所占的比重逐年提升，由2005年的提升至2019年的。
数字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增长。2014-2019年期间，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在50%以上，其中2019年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均高于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产业数字化是核心
根据中国信通院于2020年7月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我国从2005年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二分天下，到2019年主要以产业数字化为主。2019年数字产业化规模为万亿元，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约为万亿元。
数字产业化以软件为核 产业数字化在服务业爆发
根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我国数字产业化的结构从2012年的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主，到2019年以软件产业为主。2019年我国软件产业占数字产业化的比重上升至55%左右，电信业占数字产业化的比重则下降至28%左右。
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中服务业、工业、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分别为、和。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数字政府建设加速推进政府治理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从粗放到精准、从程序化反馈到快速灵活反应转变，新型智慧城市已经进入以人为本、成效导向、统筹集约、协同创新的新发展阶段。
数字经济的经济带效应明显
2020年12月28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中国区域与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0年)》，报告根据区域的数字创新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核心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应用、数字经济需求和数字政策环境等六大方面进行评估。从省份的角度来看，2019年数字经济竞争力排名前五分别是广东、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
从城市的角度来看，2019年数字经济竞争力指数排名前十五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杭州、天津、成都、重庆、宁波、武汉、福州、西安、厦门、青岛。
从地域分布来看，数字经济竞争力较高的城市仍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有11个东部城市，北京、上海、深圳位列前三位，有1个中部地区城市武汉，有成都、重庆、西安3个西部城市从省市分布来看，广东省、浙江省、福建省均有两个城市上榜。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突出的区域聚集特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核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三地经济基础优势显著，可以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资金等资源保障;另一方面三地扎实的产业基础，也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整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仍未打破“胡焕庸线”。根据赛迪智库于2020年9月发布的《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白皮书》，相较2019年，2020年共有8个省份的数字经济指数排名有所上升，其中陕西、广西、云南、甘肃、内蒙古、新疆6省(区)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西部地区正拥抱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努力在新的赛道实现突破。
数字技术具有跨越地理特征的优势，未来，随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普及，数字经济将会进一步突破地理条件限制，逐渐改变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为缩小东西部差距注入新动能。
十四五近百万亿规模
根据2020年11月初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规划强调了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数字经济无疑成为投资者未来五年甚至十五年挖掘的富矿。2020-2026年，中国数字经济年均增速将保持在15%左右。到2026年，数字经济规模有望突破95万亿元。
消费升级、产业升级、共享经济、供应链整合服务等发展趋势不断催生着新经济业态，传统中大型企业也纷纷尝试自建线上平台，整合供应链上下游资源，加速转型升级速度。当前，无论是在电子商务、网约车、在线旅游等商品和服务领域，还是在社交等内容领域，大量平台经营者以令人称奇的速度聚集起巨量的使用者，将供需双方快速匹配，形成以国境为界乃至跨越国境的“新市场”、“新集市”。但在平台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分账式管理的赋能与助力。 互联网平台经济类企业具体包括电商平台、共享经济平台、020平台、互联网政务平台等多种业态，其特征为参与方多、支付量大、结算管理复杂等。分账式管理的作用主要提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统筹收款 数字化背景下，有的企业为了提高用户粘性，往往需要打通线上线下渠道一体化运营，线上平台引流获客，线下门店经营转化。有的企业单纯只做线上平台。其实无论在哪种形式下，平台企业都要实现统筹收款。而分账式管理能够聚合微信、支付宝、银联等主流的线上支付渠道，也提供线下扫码、POS机刷卡等，轻松实现多渠道收款以及统一管理。 二、规避二清 2017年末，人民银行在一段时间内连续发布几条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无证经营支付业务整治工作的通知》、《关于规范支付创新业务通知》等。据规定，监管部门禁止没有支付牌照和支付资格的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络支付业务，禁止其以自身名义搭建具有金融属性的类电子账户，禁止私设不具有真实交易背景、不受金融机构管控的资金池。 显然，绝大部分平台企业是不具备支付牌照的，那么想要符合监管要求，就必须借助分账式管理搭建起一个良性的结算体系。通过分账式管理，平台企业无法触碰到除平台收益以外的资金，能够保证在途资金全部存管于银行内部户，全程受央行监管，帮助平台企业有效规避二清风险。 三、高效分账 分账式管理为广大平台企业提供自动化分账服务，只需提前配置好与各分账方约定的分账规则，待交易订单生成后，即可自动将资金拆分结算，等用户确认收货，资金会流入各方的电子账户，T+1自动提现。这样一来，为财务人员缓解了大量的工作压力，能够提高分账核算效率，并有效降低人力成本。 根据阿里研究院与德勤研究联合发布的《平台经济协同治理三大议题》，文中预计中国平台经济规模将会在2030年突破100万亿元。平台经济的发展势如破竹，但在这背后，离不开MallBook分账式管理的赋能与助力。
关于数字经济的新科技成果，其立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有不一样的解读，以下就我们所了解中予以介绍，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基础性能的提升，其二是应用技术的融合。关于基础性能的提升，我们看到在过往的发展中，我国社会经济从电子化走入信息化，又从信息化开始过渡向数字化，最终会实现真正的智慧化，其核心底层的变化之一便是数据体量总体不管增大，数据颗粒度不断精细，数据多源异构之间的交互融合要求更加突出。例如在建筑信息化中，客户已经开始不满足于传统的高逼真三维模型，而是更要求模型集成全专业、多格式的完整数据，从而实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不断阶段根据不同要求予以功能的封装。如上，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据体量、颗粒度、融合要求等方面的提升，一来国家行为如东数西算工程的开展，逐渐开始为全国的算力资源打造一个坚实的平台，客户也更加倾向于云计算方式来进行相应系统的搭建封装；二来对于底层PaaS组件，例如三维数据引擎，其更加强调于引擎对于云计算的适配以承载更大的数据体量，另外需要前沿图形图像算法来支持相关数据融合的开发，提供足够的API接口予以封装不同的功能。类似的，从云计算到边缘计算等方面，围绕着算力基础和算力算法为核心的多方向基础性能改善行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展中。另一方面，关于应用技术的融合，我们可以看到功能的应用不再仅限于大屏、Web端电脑，而是要求在手机端、头显设备等多端进行交互，这种交互既有数据的采集目的，也有数据输出的决策参考等多个方面。以常见的手机端为例，应用系统的延伸已经超越了简单将手机作为数据终端PDA查询的简单功能，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数据采集终端予以应用。在某些平台的报告输出过程中，我们看到可以将手机作为签名版予以手写，从而附着签名至报告上以形成更强的背书效力；在通视分析等情景中，不同于以往在工作室、办公室中的电脑模拟浏览，手机让工作者可以在现场，以手机作为AR交互设备，实景参照周边物理世界，对目标区域进行建筑工程等目标物的建造模拟、通视分析等功能；在室内导航的实景路线采集过程中，通过现有手机的MONO等摄像头设备，光学采集周边环境以形成有限空间的扫描，从而支持后期室内导航的动线、目的地等规划，并在实际使用中以光学采集的原理AI识别定位，从而摆脱需要GPS、WIFI等信号定位的限制。除了手机，我们看到不同技术之间也开始呈现加速的融合，例如对于文字识别判断和对三维模型的识别判断，其在三维智能审查平台中便得到充分运用，一方面通过对政府强制性条款规范的自然语义予以AI识别并自动转化为计算机语义版本，从而让计算机有自动审查的参数标准，另一方面也通过平台云计算三维数据引擎对BIM模型予以完整数据的支持，从而实现模型构件与参数标准之间的匹配，快速发现合规性问题，支持设计人员自检、院落团队预审、审图中心终审的整体工作效能提升；另外，传统的独立BIM应用和GIS广域场景也开始融合，例如通过GIS广域场景对于地形的加载，在其上予以暴雨等极端天气的模拟，其对应BIM模型便能够推动Exposure单元中对于标的物损害的评定，从而在CIM（BIM+GIS）平台快速推出预警功能，帮助当局在特定极端天气下对可能发生的情况予以预判，为保险公司等金融单位予以财务受损模型的封装。如上主要从PaaS基础性能和SaaS应用功能等两个方面探讨了数字化经济的一些新发展。
首先，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是新时代中国的历史使命，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经济已是国之重器，关系国家发展大局，中国绝对不会自废武功。这一点必须认识到，也是把握未来机遇的核心。其次，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贯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推动力量。在数字经济中，平台经济的特点是与民生更加密切相关，是稳增长、稳就业的重要载体，这就决定它必须要被置于监管之下，最大限度减少其负面作用。前段时间的整改之所以会引起较大反响，是因为有力监管刚刚启动，但当监管进入常态化之后，短期的不适应将会变少，正反馈将会变多。国家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态度不会变。但是，中概股的市场底或许仍需时日，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但从长远看，只要相信国家对数字经济的支持态度，相信数字经济本身对人类和世界的正向作用，这仍是一片值得关注和投入的星辰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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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生态屏障对西部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摘 要】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西部的经济发展中生态屏障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制约着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只要合理地利用生态屏障、开发生态资源，就能适应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的经济发展形势，减少因经济发展而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 【关键词】生态屏障 经济发展 合理开发 1 前言 区域的自然条件，是区域经济发挥自然物质基础与区域、人力、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自然要素。所以一地的自然条件对一地的区域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西部拥有各种丰富的物质生态资源，这些天然的自然生态资源形成了天然的生态屏障，对西部的发展有着一定的限制作用，从而也在一定的程度上保护了西部的原生态资源。 2 西部生态屏障的现状 西部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生态环境如果被破坏，很难恢复到初始状态 西部虽然是现在中国拥有最多原生态景观，最多矿产资源，且天然气、煤、水能、有色金属、盐矿等资源在全国资源总库中也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我国21世纪发展的重要资源依托区域。由于人们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该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西部地貌主要以山区、高原和荒漠为主，交通不便，公共设施不完善 以铁路为例，截至2001年底，西部12省(市、区)的铁路密度(按营业里程算)为公里/平方公里，公路密度(按里程算)为公里/平方公里，而全国同期的对应数字则分别为和；运输也与铁路运输类似。交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也是尤为重要，而西部由于自身的地形地貌，自身的生态环境形成了自身的生态屏障。 西部自然气候不稳定，多属自然灾害频发地 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频率与强度明显上升，直接危及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而我国西部受特殊的生态环境的束缚，灾害也是非常的频发，这些自然灾难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制约着西部的经济发展。 3 生态屏障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原因 以出让资源的形式来发展地区经济，导致该区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西部很多地区走入了越穷越开发，越开发就越穷的恶性循环。加之治理速度远不及退化速度，生态安全威胁成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威胁，更加剧了地区经济贫困化和农民贫困化，巨额的生态赤字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教育文化赤字。 该区的地形地貌自然阻断与中东部的频繁联系 西部地区由于天然的地形地貌，不少省份存在对外公路通道建设不足或对外通道不顺的问题，尤其是西部地区通往东中部经济发达地区及周边国家之间的公路通道数量较少，等级较低，通行能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发达地区及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形成天然的屏障，影响着西部经济的发展。 由于地处气候多变区，自然阻断了一些外资的流入 西部内陆地区，高原、山地较多，气候干燥，有的年份西南和季风来得晚，或退得早，或是风力太弱，雨水不足，从而决定了原始脆弱的生态环境，易发较为强烈的生态灾难。灾难的频发也会该地区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气候的强烈变化，使得某些产业在此地无法兴起，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地区产业经济的发展。 4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够，治理不足 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保护力度不足，过度的开发，又没有合理的治理。这样只会让生态屏障效应越来越明显。生态的脆弱性经不起污染，很多产业引进不进来，因为他们花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治理由于企业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足 基础设施包括交通、电力、通讯、供水等。在交通上，形式单一，网络覆盖不够广，很多较为落后或偏僻的地方还没有通公路。西部地形多为山区，地势凶险，有些地区电网都还无法覆盖。通讯、电网都无法涉及，通讯就更无法全面地展开。西北有很多地区，目前还处于极度干旱的状况，年降水量很少，而供水管道的埋设也是困难重重。 西部地区人才的缺乏 自身培养人才不足，外来引进人才的机制不健全，导致西部人才匮乏。由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收入上，工作环境条件上，以及用人观念意识上的相对优势，西部地区优秀人才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 西部投资环境不具吸引力，国家支持力度有限 外资投入不足，自身的投入也不足，就算有在良好的资源，也拉动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首先国家预算不足，自筹资金有限，引进的外资也是少之又少，也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 5 建议及解决措施 合理利用生态屏障，建立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屏障的存在一方面阻碍了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也保护了西部地区的某些原生态景观和资源，所以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既能让西部摆脱生态屏障也能合理的保障西部的生态环境。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这是推进西部开发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从一二产业逐步向第三产业调整向优势产业调整，发挥原生态的独特优势，变生态屏障为生态优势，吸引更多的游客、更多的外商。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起点要高，不能搞重复建设；要加强农业基础，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工业调整、改组和改造步伐；大力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 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东部现在是新技术和各领域高端人才的聚集地，而东部的各种资源也是有限的，把东中部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与西部地区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结合起来，实行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建立市场化的地区之间企业协作机制，就可以与西部的资源优势互补，将技术与资金引进西部，形成合作互补共同发展的态势。 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运输，通讯事业，能源等等。这些都是发展西部区域经济的前提与保证。打破原有生态屏障的束缚，加快与中东部的频繁联系，必须从战略眼光出发，下更大的决心，以更大的投入，先行建设，适当超前。要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线建设；加强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坚持把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放在突出位置。要在做好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着力抓好一批重大骨干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经济的增长中有着很大的贡献的作用。 建立良好的人才队伍：一是发展基础教育，普遍提高全民文化技术素质；二是利用有利条件，发展专业教育，提高在校大学生比重；三是制订优惠政策，稳定人才，吸引人才回流；四是从国内外聘请高素质专家，开发新项目。
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论文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总支出 GDP论文论文摘要：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保持我国适度社会保障水平，要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为重点，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
论文数字经济下国际货运代理行业或企业应该如何发展：要坚定不移的走数字化发展的道路，坚持以创新发展为动力，坚定不移的走企业制度，不忘初心，立场坚定。
从字面上看，数字经济就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经济，而数字技术的发展往往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难以分清，所以很多时候数字经济也常被称作互联网经济或网络经济。早在上世纪互联网发展初期，美国商人唐·塔普斯科特就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数字经济》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经济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的人之一。随后数字经济常被理解为因为数据信息可通过网络流动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比如开一家网店，店家和消费者不用实际见面，就能传递商品信息并讨价还价。这样的经济活动显然具有便捷优势。同时，一些关于网络发展的理论被引入数字经济中，比如梅特卡夫法则，它指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所有网络终端数量的平方，换句话说就是用一个网络虚拟平台的人越多，这个虚拟平台对于每个用户的价值就越大。互联网企业家、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数字经济。他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届汉诺威IT展开幕式时说，今年展会的主题为“数字经济”，与其说数字经济，不如说是数据经济。因为数据传输的缘故，各种数字经济活动皆有可能。此外，“数字经济”还包含数字技术与各项实际产业的结合。汉诺威IT展官方网站指出，从农业、工业到医学，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数字技术的改造。
一是完善激励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开发的基础制度。
完善激励数字经济核心技术开发的基础制度，是解决制约数字经济发展核心技术难题的重要抓手。重点是建立健全数字化人才培养的激励制度、加快数字经济统计与核算制度、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基础性制度、建立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相关制度、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标准制度体系。
二是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体系。
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对现行基于工业经济所形成的法律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因此，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法律体系，着力破解“个人数据与企业产权”的矛盾，平衡数据安全与数据利用的冲突。
重点要加快修订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改变不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规定；加快制定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推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与修订向“信息弱者”倾斜，维护其数字消费权益。
三是加大数字风险治理。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安全风险，数字风险已成为世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议题。加大数字风险治理，关键是探索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提升政府管理部门的数字化监管水平，明确平台企业的责任，加大惩处力度；着力构建数字安全新生态，完善数据治理规则，推动形成维护人类共同价值观的数字经济文化。
四是加快弥合数字鸿沟。
虽然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但数字鸿沟依然存在，不同群体、区域、企业之间，在数字素养、数字化应用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造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弥合数字鸿沟，重点应加大对中西部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投入，加大数字化人才培养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客观看，根据数字经济的定义不同，其参与到实体经济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例如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通过手机APP下单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中普遍性的消费习惯，而其背后便是各大互联网等数字化技术应用平台的支持，而如果将数字经济定义为如ERP一类的产业信息化系统，我们可以发现此也在很多大中型的厂商中普遍存在，对其财务、生产、销售、采购等多个部门产生信息提升效率的影响。按照不同定义的对应的经济场景，其中既有数字化的成分，也会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可根据场景的不同来区分具体两者的结合形式。首先，类似上述提及的产业信息化、移动互联网中的TO B、TO C等场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具体的营销方式有所改变，例如从过往线下的卖场促销转变为现在线上的生态会议、直播卖货，但本质的商业机理仍是以实体经济的供应链作为基础的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和技术的助力更多是在渠道方面进行改革，从而最终以更加直接的方式促成订单。基于渠道方式的改革，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流量的巨大提升，不仅仅带来的是各类实体商家的渠道方式转变，还为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技术的支持商带来了巨大的头部效应，典型的便是随着数据量的巨量沉淀，对于数据耦合架构、数据颗粒度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以至于可以明显看到云计算作为新赛道开始参加到各类数字化系统之中。在过往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国产自主等方面要求的提升，以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开发，开始向更加深入的产业应用进军，典型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如何通过数字化系统，在更少人力等资源的投入下产出更多的成果，尤其是在建筑工程等传统范式较强的行业之中。以建筑工程为例，由于其涉及产业链条长、专业逻辑强、参与利益相关方等因素，数字化的软件工程需要结合强业务逻辑澄清相关场景的需求和痛点，从而定向开发出适合客户工作需要的功能和应用。如此的业务开发，除了产品逻辑上的定性，其关键基础在于软硬件架构的支持，硬件方面来源于算力的充足支持，软件方面需要符合松耦合、资源可伸缩的特点，在软硬件的前提架构下，根据客户不同阶段的需求来针对性的开发功能，并保持功能模块之间的可组合性，例如针对正向设计阶段的三维审图平台，施工阶段的项目问题协同平台等，其中的自动语义识别模块、BIM模块、任务处理模块等，都可以作为独立的功能模块，在类似低代码系统进行另外系统的组装。如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界限愈加模糊，最终评判的标准便是数字化是否真正为现实客观世界产生降本增效、开源增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