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搜集有关孙中山的生平素材，可以在纪念辛亥革命的网站或者图书馆查找。还可以从黄兴、宋教仁、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相关资料中找一找。2、提炼并确立主题，如三民主义的形成过程、三大政策的历史意义。3、列好提纲，并拟出分论点。4、按照各分论点分步写作。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 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 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一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 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 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 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 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 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 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 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 二 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 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 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 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 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 [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 [2] 《总理遗教》。 [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 [4] 《总理遣教》。 [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 [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 [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
孙中山民权主义与中国政治现代化早期模式的建构无论是哪一种现代化模式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在政 治方面，这是由于：一方面，在这个时期，现代化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于经济方面，而 是来自于政治方面，即传统的政治权力中心对现代化的抗拒。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权力 由传统势力向现代势力的转移就成为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 即使完成了这种转移也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可以迅速、顺利地实现。实践表明，在一些 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国家，上述任务的完成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国 家政治还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从而严重地影响到现代化的发展。所 以，作为现代化的倡导者，他们在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尝试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就 是如何选择、制定正确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模式，以保证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在充分借鉴西方民主、平等思想和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精神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特点，对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从而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一现代政治制度的最基本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在孙中山民权主义思想体系中，以及他对 中国未来政治的发展模式的设计上，其核心目标和全部出发点就是在推翻封建专制制度 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先，孙中山对民主共和政治的提倡，是由于他对清王朝封建专制制度反动性和腐朽 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封建专制制度对中国 进行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近代民族危机的根源。因此， 要挽救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就必须以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正如他所说的：“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 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1](P325)。所以必须进行政治革命，而“讲 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1](P325)。其次，孙中山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 是实现国家进步的基本要求。孙中山指出，现在世界发展的主流已经到了民权时代，民 主共和政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无法抗拒。应该说，孙中山的上述认识，反映了他对中 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对中国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逐步趋于 解体，中国的发展开始显露出新的契机，即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落后的封建 生产关系，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以民权主义思想 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民主共和的中国政治发展目标及模式，这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还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到 了理论支持。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不仅必须要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而且他还认为 中国已经具备了实行民主共和的客观条件：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某些固有的属性如中国 的行省制度及国民在断讼、教育、公共事业管理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治能力。这就是 孙中山所说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共和政体的雏形”的客观依据。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上，孙中山得出了“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1](P173) 的结论。二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与传统政权最大区别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 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 这种阻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制度来扩大 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另一方面，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因而，也是现代化坚 定的支持者，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 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在其所提出的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模式中，着重强调了全民 政治的观念。首先，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独裁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 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政治制度，建立一个 “主权在民”，而非“主权在君”的新型国家政权。为了真正做到还政于民，孙中山详 细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他发现，即使西方先进的国家，人民得到的民主权利仍 然很少，如在代议制政体下，人民虽然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其他方面的权利算 不上充分、发达。同时，由于西方近代宪法对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设定了财产、受教育 程度等的限制，使民权制度往往成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基于这种 认识，他提出了“直接民权”的思想，以作为“全民政治”的基础。其次，为了追求“直接民权”理想，孙中山主张全体社会成员平等的、最大范围的参 与政治过程。按照他的设想，大多数人参与政治的途径应当是直接行使选举、罢免、创 制和复决四大民权。他说：“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显现民权；能够实行这四 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从前没有充分民权的时候，人民选举了官吏、议员之后 便不能够再问，这种民权，是间接民权。间接民权就是代议政体，用代议士去管理政府 ，人民不能直接去管理政府。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 。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2](P350)由于孙中山在中国未来政治 发展模式上坚持了全民政治的方向，又由于这个方向体现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总 的趋势，因此，辛亥革命后民众对新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而 稳定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和相当大的程度上获得 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府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的贯彻、推行自 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当然，此后不久中国社会便由 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辛亥革 命以后，由于民众参与政治范围的扩大，进一步削弱了传统政治势力重新占据国家权力 中心的可能，而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也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 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 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三孙中山在选择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过程中，十分注意新政权的质量问题即新政权 必须具有政治职能上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以保证新政权在对国家实行管理的过程中充分 显现工作效率。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孙中山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以美国的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提 出了政权与治权分离的设想。政权即人民拥有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 复决权。治权即政府拥有的权力，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督权。人 民掌握了政权，就可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而政府拥有了充分的职能，就使政府能够以 较高的效率管理全国事务。政权就是人民大众行使权力参与政治的过程，政府权运行时 ，人民又可以运用罢免权和复决权进行制约，也是一个参与过程。总之，在政权与治权 的各自运行过程中，都包含了人民大众参与政治的内容。具体来说，孙中山上述思想的贯彻，主要是通过五权分立的方法来加以实现的。五权 ，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纠察权。孙中山在对未来国家创制问题上进行 长期、深入的思考后，认识到政府的质量是资产阶级政权能否得到巩固、政府职能能否 有效行使的关键。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和行政的高效率，一方面，孙中山充分借鉴了 体现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三权分立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挖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长 期推行的考试制和纠察制，提出了他的五权分立政治构想。孙中山认为，虽然三权分立 的原则对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对限制和监督行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行政机关 常常对立法机关采取忽视的态度，因而，在国家行政实践上，很难真正做到行政与立法 、司法的分离和相互监督，从而造成行政弊端。因此，在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 再加上考试权和纠察权，其目的就是通过考试，使大小官吏“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 的流弊”[1](P330)。通过纠察，以避免西方立宪国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而常常导 致议院专制的弊病。与上述构想相适应，国家机构由“五院”组成，即中央政府由在权 力上完全平行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孙中山的用意在于通 过划清政府和人民的权力，各自在权力许可的范围内充分活动以维持两者之间的适当平 衡。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发挥民权的制衡作用，同时也可以使政府职能得到最充分的发 挥。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 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 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 反映了社会的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 与过去相比都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 的国家或社会应当具有较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调节功能，以保证现 代化的顺利实现。孙中山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在政治发展模式和目标的确立上， 十分注重社会调节功能的完善，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在政府与政府之间和政府与民众之间 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以实现上述目的。应该说，孙中山上述政治模式的 提出，极具创见性，这不仅为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更重要的是，它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也具有很大的借鉴意 义。四政党政治是孙中山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另一个追求目标。我们都知道，政党既是 近代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同时也是近代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的出现及其在社 会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成分。因此，孙中山十分重视政党在中 国革命斗争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孙中山的政党政治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作 用和地位以及在现代政治中如何加强和完善党的自身建设；二是在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前 提下，如何发挥政党的作用以推动政治的发展。首先，孙中山始终强调，政党的建立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正如 他所说的，政党是“集一般优秀人物组织而成，各持一定之政见，活动国内，其影响及 于国家政治，至远至大”[3](P1)。因此，从他参加革命活动时起，就将建立一个坚强 的政党以及将政党作为其领导中国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同时，孙中山认为，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依赖 于政党政治。他说：“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 [3](P5)，而“共和立宪国之政治，……未有不以政党为其中心势力”[4](P397—398) ，即一方面，党必然是民主共和政治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只有以政党作为国家政治 发展的推动力量，民主共和政治才能存在和发展。孙中山还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 即党纲、党德的建设及党员自身觉悟的提高。他首先强调党的政治路线的确定，应当以 国家的发展前途为进退，这既是政党存在的基础，也是政党能够取得事业成功的前提。 孙中山说：“政党欲保持其尊严之地位，达福国利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当应时势 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3](P1)。同时他还指出提高党员自身觉悟对政党的重要 性：“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 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 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3](P2)其次，在对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孙中山在考察了英、美、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 以后，主张中国应在共和制的基础上，实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制度。他说：“要知文 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欲免此弊，政党之必有两 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4](P408)孙中山认为，虽然政 党政治是现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政党在国家政治中占有中心地位，但由于政党 也只是代表着一定的政见而活动于国内，如果某一政党不以国家为重，而专行私见，必 与国家无益，因此，在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模式的选择上，应实行两党或多党制，既有执 政党，又有在野党。这样，如“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 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 焉。”[3](P63)在现代政治制度条件下，随着某些社会或经济集团在政治上的唤醒，政党及政党体系 就成为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政党的高质量及政党体系的完善无疑 是政治发展最重要的内容。孙中山在其长期革命实践中充分认识到，政党是中国政治走 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政党的地位与作 用、两党或多党制以及政党建设的设想。由于这些设想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时，这种政治上的设想 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建立一个支持现代化的具有较高权威的和制 度化的新型国家政权，又是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因此，要成功地推行现代化，社会 系统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政治模式，以此来推动社会和经济变革。面对这一历史任务， 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都曾提出过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 的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思想，也为中国人民探索国家出 路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比较而言，由孙中山所提出的，以民权主义 为核心的政治现代化理论是在充分总结前人的学说及辛亥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逐渐补充、完善而最后定型的，因此，它是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所提出的各种政治现代化方案中最系统、最深刻的.总之，孙中山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主要倡导者，他所提出的民权思想在较为完整的 意义上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及其模式，这些目标和模式的提出不仅为中国 政治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依据，而且也确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早期基 本框架。可以说，孙中山民权思想对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具有伟大的奠基意义。收稿日期：2001-12-12【参考文献】[1]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2]孙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3]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4]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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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精神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有时甚至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相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外国特别是西方节日在中国的流行，青年人热衷过情人节、圣诞节，淡化中国传统节日中必须有的一些习俗，比如春节回家、清明扫墓、端午吃粽、中秋赏月吃月饼等。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公布对国家法定节假日进行调整，明确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目为法定假日，笔者认为，此举无疑是及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等关系的约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还与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相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它实质上是与人类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始人钻木取火、刀耕火种，崇拜自然、图腾、祖先与神灵；宗法制社会形态下，人们讲究长幼尊卑、人伦血亲、礼教德治。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祭祖、拜月、踏青、登高、折柳驱邪……人类的行为、观念随着人类的起源、进化、发展日益丰富，文化的内涵也随之渐趋深厚。假如某些行为、观念变成大多数人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则成为一种习俗，有些习俗以节日或民风民俗的形式存在下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全国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传统节日达 200多种，而其中最主要的有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 6种。笔者下面以这 6种主要传统节日为例，阐述其中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传统节目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决定了早期的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人们发明了农具，培育出新的农作物，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制度，形成了一些农事习俗，创作了农事诗、各式图形等，这些都是农耕文化的体现。中国传统节日根源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据史籍记载，春节在唐虞时叫 “载”，夏代叫 “岁”，周代才叫“年”。“载”、“岁”、“年”都是指谷物生长周期，谷子一年一熟，所以春节一年一次，含有庆丰收的寓意。关于春节的另一种说法是：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腊祭”，当时每逢腊尽春来，先民便杀猪宰羊，祭祀神鬼与祖灵，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免去灾祸。清明节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草木萌茂，农业上开始忙于春耕春种。江南有农谚这样形容清明：“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关于中秋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秋报的遗俗，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人们便在这个季节饮酒舞蹈，喜气洋洋地庆祝丰收。重阳节在陕北是正式收割的季节……从传统节日的起源看，大多出于农耕目的，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些节日淡化了农耕印象，但传统节日体现或根植于古代农耕文化这一点是确定的。 1．2 中国传统节 日体现了原始观念文化 对大自然的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这里的大自然主要指太阳、月亮、大地及除此之外的自然物。《风土记》中记载：“仲夏端午，烹骛角黍 (粽女)”，端午节采棕叶、包棕子体现了人们对植物的崇拜。在中秋时节，古代贵族和文人学士会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无论是祭月还是赏月都体现了对月亮的崇拜。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是对祖先的崇拜。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原始先民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就出现了，这正体现了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说：“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祭祀之日便是端午，在水域中竞划刻着龙饰的舟船是‘龙祭 ’的重要内容。” 1．3 中国传统节日反映出古代宗法文化的特征 中国长期处在宗法制社会形态下，在宗法制度下，人们重血亲人伦，讲究礼教德治、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宗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一系列要求在传统节日中找到了很好的依托。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把人置于血亲人伦中，体现出一种 “人道亲亲”。《礼记 ·大传》中这样解释 “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通过这种方式整个家族就以血亲人伦为纽带联系在一起了。无论是祭祖、扫墓，还是拜月、登高，都有严格的仪式，崔提《四民月令》是这样形容春节祭祖的：“正月之朔，是为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通过一系列固定仪式，实现了“尊尊”—— 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并且这种等级差别也与血亲人伦有关。通过传统节日中的血亲人伦纽带，尊尊与亲亲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实现了从“家天下”到“国天下”的过渡，形成了家国同构格局。 2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就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体现在民族蓬勃向上精神的思想和观念。中国传统节日体现出精忠爱国、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人合一、贵和尚美等文化精神，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文化精神的存在，使得中国传统节日及节日中的一些习俗经过几千年的历程仍被保存、遵守着，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2．1 精忠爱国 精忠爱国思想在清明与端午两大节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并且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已经自发地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明扫墓的习俗来自于寒食节，而寒食节相传与春秋时期介子推有关，介子推 “割股”给处于困境中的公子重耳充饥，这里体现了“忠”与“义”两种文化精神。当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欲封赏介子推时介子推背着老母进了深山，这里体现了“孝”。在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二为一，“忠”“义” 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士大夫精神的渊源，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而以血亲为纽带将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孝”，从小处说，使一个家族具有凝聚力；从大处说，使一个民族、国家更具有凝聚力。端午节赛龙舟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屈原代表着真、善、美，是爱国和忧民的化身，对屈原的纪念体现出一种赤诚爱国的文化精神。 2．2 天人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基本的涵义是充分肯定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 自然界的协调问题。春节迎新、清明踏青、端午赛船、中秋赏月、七夕观星、重阳登高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天人合一思想除了人与自然协调外，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 “天人合德”——天有高尚的德，人应该效法天德，向自然学习，与天合德，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正如《易传 ·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认识影响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这与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现实中失意时，就转向自然，或归隐山林，或躬耕田园，在其间找到乐趣，发现真义。传统节日中的一些习俗在社会发展中被淡化或消失了，唯独亲近自然的行为得以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 2-3 贵和尚美 “和 ”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春节虽然是指农历一年的第一天，但人们习惯上的过年活动在头一年进入腊月 (夏历十二月) 就已开始 ，一直到元宵节才结束。在腊月里，人们要扫尘、祭灶神；除夕要全家团圆，大家围坐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面的 “和”与 “合”谐音，饺子的 “饺”与 “交”谐音，“合”与 “交”是团圆、相聚之意；至元宵节全家又要围在一起吃汤圆，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七夕乞巧，表达出人们希望婚姻美满的愿望。至于中秋吃月饼，更兼有生活团圆、婚姻美满之意。九九重阳，则有珍爱生命，健康长寿之意。此外，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菖蒲，重阳遍插茱萸，这种驱恶避邪的习俗也显露出贵和尚美的思想3 中国传统节日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之一，在社会发展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般而言，消极的习俗总是流传不久，经过几千年社会历程流传至今的传统节日习俗总体而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3．1 中国传统节 日体现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 春节回家、清明扫墓、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传统习俗流露出敬祖意识、亲情情结、精忠爱国等思想，这些观念最容易唤起人们对亲人、家庭、故乡、祖国的情感，唤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人们同宗同源的民族情及对文化同根性的认同。中国有许多俗语，如：“一人有难，众人帮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这些都是传统节日具有强大文化凝聚力的表现；海外华侨回国祭祀祖先及在异国、异地的游子叶落归根等行为则是传统节日中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维系国家统一，有利于加深世界各地中华儿女的亲情，也有利于激励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前进、发展、强大。 3．2 中国传统节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 中国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机会，在踏青、观星、赏月、登高玩秋等活动中，人们放松心情，找回童真，发现乐趣。在亲近自然的活动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体现出骨肉情深或天伦之乐，形成一种与人为善、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 当今世界，科技与工业日益发达，但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由于人类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再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冷漠、势利等。现在当我们重新对照中国传统节日中人与自然、人际问的和谐关系时，应该受到启迪。所幸的是，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变化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特意将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提上日程，这是对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 3-3 中国传统节日唤起人们对美的向往 中国传统节日中无论是亲近自然 (如踏青、观星、赏月、登高等)还是渴望团圆 (如吃饺子、月饼等)的习俗，都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宗白华先生在 《美学散步》里论述了各种形态的美，书中特别有一篇文章—— 《美从何处来》，在这篇文章里，宗自华先生指出美来自于心灵。笔者认为传统节日中的美主要指生命与生活之美，在亲近自然，家人团圆，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习俗中，人们体会到了生活之美，也益加珍爱生命。并且传统节日中的行为、愿望都发自于内心，充满了感情，因此，即使有时希望不能实现，结局未必圆满，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因为这些行为、愿望来自于心灵，它们也是美的。 4 结语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表现为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在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原农耕文化曾与北方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实现过交融互补，也与外国文化进行过几次大的交汇。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具有包融性，而传统节日作为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更应具有包融性。 中国传统节日有几千年的历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文化交汇、互撞，消极的东西逐渐消亡，美好的东西日益突显，这正是传统节日具有强大文化生命力与凝聚力的表现。笔者相信，在与日前社会上流行的外国特别是西方节日的交汇、互撞中，中国传统节日定能发挥中国文化惯有的价值整合功能，到达一个新的层面。 参考文献： 【1】李汉秋．让传统佳节湿润民族精神[J]．红旗文稿，2008，(8)：34—35． 【2】严考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2007，(1)：126—128 【3】张贷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陈松林．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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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红色革命精神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精神，是我们民族永远保持旺盛斗志和进取精神的强大动力，是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竭动力。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山精神、洗柏坡精神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神七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一脉相承，相互辉映，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光明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科学内涵、美学价值、当代价值一、中国红色革命精神的意义革命精神给革命总路线的制订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 每一次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政治文化往往是政治现实革故鼎新的重要前提。红色革命精神的产生与弘扬，在当时不但有力地抨击了旧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救国图存”的爱国情怀；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民宣传了共产党先进的政治理念，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为我们党开展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富于感召力与凝聚力的黏合剂高尚的道德能吸引人，伟大的精神能鼓舞人，科学的思想能指导人。红色革命精神的先进因子使得它发挥了其他政治思想难以比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红色革命精神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力量源泉我们党自“三湾改编”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后，红色革命精神的先进因子就深深地注入了人民军队的血液，浇铸了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铁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二、红色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红色革命精神继承了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属于先进的社会意识范畴，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传承价值。红色革命精神包含的精神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献身的高尚品德、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争先创优的进取精神、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刻苦钻研文化的毅力，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创造新的业绩，做出新的贡献的决心体现为1．马克思主义是红色革命精神生存、发展的指导思想，构筑了红色革命精神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2．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维系人民团结和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构成红色革命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基石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革命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革命群众的内在品质、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其人生追求4．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革命道德，是党和人民群众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三、红色精神的美学价值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史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红色精神就是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红色精神是实现民族复兴多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具有恢弘深邃的精神文化意义。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需要对红色精神的美学性质进行研究和理论建设，彰显其美学价值红色精神属于社会美类型，美不是艺术的专利，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都是美得存在形式。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追求崇高的道德，“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即是社会的道德楷模。红色精神之美是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内容。红色精神具有崇高的审美范畴。崇高美集中体现了美与真，美与善的内在联系，更是体现了人的尊严和道德感，使命感，而这正是崇高美的特征红色精神特殊的审美价值，这种精神则不只是以情感人，它可以唤起人的道德理性，促使人对自身进行道德审视和理性思考，从而有利于人的道德的培养与重建。而道德精神的塑造，不仅需要道德理性，更需要美的熏陶启迪。红色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源和政治资源，也是一种美学资源。四、红色革命精神的当代价 红色资源中的“人、物、事”，作为红色革命精神的物态载体，是我们保留红色记忆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不断获取力量的不朽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道德诉求，与时俱进地开发、传播红色革命精神有助于我们了解红色岁月，保留红色记忆，不仅能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动的历史教材，而且能够在社会上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从而激发人民热爱党、热爱民族与国家，最终增强党的战斗力、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竞争力。其次，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日益成熟的重要表现党员干部通过红色革命精神的学习，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保持自身思想上的先进性。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开发红色资源，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不仅能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的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还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忧患意识、节俭意识、公仆意识，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侈浪费，坚决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只有这样，党才能始终有效地主导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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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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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源培.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建设[J].河北学刊,2013(1):128-132.
[2]李达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探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24-25.
[3]徐海鑫,廖浩君.试析新媒体如何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有效发挥作用[J].学术论坛,2011(7):193-198.德育研究
[4]宁丽新,樊东霞.网络时代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困境及对策[J].北方文学：下,2012(10):151-152.
[5]刘明.加强高校远程教育教学过程管理[J].成功(教育版),2012,(11):168.
[6]徐树坚.高校无纸化网络考试系统的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2013(38):272-273.
[7]任莉莉.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质量水平评价体系的思考[J].科技资讯，2014,1(01):130+132
[8]徐礼丰.浅议高等职业院校构建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学评价体系基本框架[J].科技论坛，2015,(6):143-146
[9]鲍洁.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
[10]石志勇.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院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9.
[11]王虹.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教学体系与国外的差异分析[J].
[12]华章，2012(33)：119.莫亚之，韦厚锺.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主要问题与推进措施[J].高教论坛，2014(12):26.
[13]张彤.多媒体技术在高职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J].科技资讯,2012,(18):196.
[1] 王 枬 王彦教育叙事：在实践中体悟生命[J]，《教育研究》(北京)
[2] 王 彦 王 枬，教育叙事—从文学世界到教育世界[J] 《全球教育展望》2005第4期
[3] 张晓乐 框架理论视野下的.道德叙事[J]，《全球教育展望》2005第4期
[4] 黎加厚 信息时代的教育叙事与教师主体意识的觉醒[J],《中国电化教育》2004 年第10 期
[5] 丁钢 教育与日常实践[J]，《教育研究》(北京)，2004 年第2期
[6] 丁钢 我们如何做教育叙事?——写给教师们[N],《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7] 丁钢 教育叙事：接近日常教育‘真相'[N],《中国教育报》(北京)，2004 年2月19 日
[8] 丁钢 日常教育实践的意义[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5辑，北京，2004
[9] 田静 曹芳 与项目一同成长：一位村中心完小校长的个案 [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5辑，北京，2004
[10] 丁钢 我们如何做教育叙事?——写给教师们[N],《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11] 丁钢 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教育研究》(北京)，2003年第2期
[12] 刘云杉 帝国权冲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辑
[13] 黄向阳 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教师的笔记[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辑，北京，2002年
[14] 丁钢 教育叙述何以可能?[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辑
[15] 耿涓涓 教育理念：一位初中女教师的叙事探究[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辑，北京，2002年
[16] 许美德 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 [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辑
关于班主任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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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牛海彬.赏识教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周弘.赏识你的孩子[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
[3]王柳珍.赏识教育是开启学生心灵的钥匙[J].[EB/OL].2006
[4].苏霍姆林斯基着.杜殿坤编辑.给教师的建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5]金晓华.浅谈赏识教育[J].邵阳师专学报.2003,
[6]贺乐凡主编.中小学教育管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P194—195.
[7]黄艳.赏识教育与“后进生”教育问题的探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201
[8]卢彬彬.赏识教育对小学生发展的有效性实证研究.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0501.
[9]程婷.近几年关于赏识教育的研究综述[J].沈阳.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
[10]韩丽萍.赏识教育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J].教育新论.2009,
[11]李海英.赏识教育之我见[J].教育教学论坛.2011,
[12]周弘.赏识你的孩子[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
[13]邹惠芬.小学生赏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J].基础学科.2013,
[14]李小燕.小学赏识教育初探[J].新课程.2012,
[15]兰利.赏识教育的功能及实施方法[J].西华大学学报.2006,—65
[16]张永彬.浅谈赏识教育[J].教育实践与研究.2005,—57
[17]严俊辉.浅谈赏识教育[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24
[18]崔学鸿.赏识教育出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19]周泓.赏识你的孩子[M].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4,
[20]李睿鹏.简析赏识教育的心理学依据[J].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
[21]赖永健.“赏识教育”的认识与实践[J].西部教育研究.2010,12第10卷第4期.P88
[22]贺乐凡主编.中小学教育管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P194—195.
[23]骆舒洪、周卫红.中小学班级管理现状的调查研究[J].教学与管理.2001年第11期.P8—9.
[24]贺乐凡主编.中小学教育管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P31
[25]丁志强主编.教育管理心理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P45
[26]白铭欣主编.班级管理论[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0年.P29—30
[1]现代心理学流派[M].出版.—61
[2]陈孝彬.教育管理学[M].—54
[3]燕国材.素质教育论[M].—85
[4]叶澜主编.“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文集[J].1999
[5]叶澜著.“新基础教育”——关于当代中国学校变革的探究与认识[M].2006
[6]叶澜、卜玉华.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M].—102
[7]邰江波.班级岗位轮换制——走向民主与公正的起点[J].中国教师.—45
[8].学生自我发展之心理学探究[M].—142
[9]李伟胜.班级管理新探索[M].—95
[10].学校管理实话[M].华东师范入学出版社.—152
[1]王枬,王彦,教育叙事:在实践中体悟生命[J],《教育研究》北京,
[2]王彦,王枬,教育叙事—从文学世界到教育世界[J]《全球教育展望》2005第4期
[3]张晓乐,框架理论视野下的道德叙事[J],《全球教育展望》2005第4期
[4]黎加厚,信息时代的教育叙事与教师主体意识的觉醒[J],《中国电化教育》2004年第10期
[5]丁钢教育与日常实践[J],《教育研究》北京,2004年第2期
[6]丁钢我们如何做教育叙事？——写给教师们[N],《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7]丁钢教育叙事:接近日常教育‘真相'[N],《中国教育报》北京,2004年2月19日
[8]丁钢日常教育实践的意义[C]《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5辑,北京,2004
[9]田静曹芳与项目一同成长:一位村中心完小校长的个案[C],《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5辑,北京,2004
[10]丁钢我们如何做教育叙事？——写给教师们[N],《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11]丁钢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教育研究》北京,2003年第2期
[12]刘云杉帝国权冲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C],《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辑
[13]黄向阳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教师的笔记[C]《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辑,北京,2002年
[14]丁钢教育叙述何以可能？[C],《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辑
[15]耿涓涓教育理念:一位初中女教师的叙事探究[C]《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辑,北京,2002年
[16]许美德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C],《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辑
[17]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18]鞠玉翠走进教师的生活世界——教师个人实践理论的叙事探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3
[19]肖正德山村小学青年教师需要的叙事研究[D],浙江师范大学2003
[20]余丽反思性学习在教师专业发展中作用的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2003
[21]康永久,施铁如,刘良华等整理教育叙事:来自广州的视角[J],《教育导刊》2003年12月
[22]李明汉,教师校本科研与教育叙事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12月12期
[23]韦桂美,教育叙事研究:教育科研回归生活的方式[J],《教书育人》
[1][苏].苏霍姆林斯基着,杜殿坤译.给教师的建议[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2][苏].苏霍姆林斯基着,赵玮译.帕夫雷什中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
[3]叶澜.教育学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4]萧宗六.学校管理学(第四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5][法]卢梭着；李平沤译.爱弥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6][美]马斯洛着；成明编译.马斯洛人本哲学[M].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2003
[7]郭毅.班级管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8]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编.普通心理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9]耿玉明.学校实施量化管理模式的利弊分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5
[10]徐生娥.中学班级管理中的教育公平问题及对策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7
[11]王志君.普通高中班级管理柔性化改革策略研究[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
[12]庄惠玲.走向学生自主管理[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13]刘军宁.高一班级管理实效性的调查研究[D].烟台:鲁东大学,2012
[14]范海强.科学—人文管理与民办中学的师资队伍建设[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9
[15]常虹.大职业教育视野下的校园文化建设[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1
[16]何志燕.苏霍姆林斯基校园文化思想及其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6
[17]谢玥.量化管理理论基础探源[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2(3)
[18]谭明进.对高中班级实行量化管理的思考[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12)
[19]刘彩凤,常桂英.班级量化管理初探[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1999(2)
[20]王俊江.量化管理与自我教育——班级管理中的经验和体会[J].教学与管理,2001(10)
[21]王随仁.怎样开展班级量化管理[J].河南教育,2000(4)
[22]崔为民.小议班级量化管理[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2(3)
[23]范玉敏,李锋.关于中专学校班级量化管理的质疑及对策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10(8)
[24]庞云凤.班级量化管理中谨防"过度理由效应"[J].河南教育,2000(7)
[25]李丽华,孙小芹.班级量化管理刍议[J].中国校外教育,2013(6)
[26]霍永丽.班级量化管理的补充——班级软管理[J].班主任,2005(1)
[27]段炼,朱育婷.班级量化管理应注意的问题[J].教学与管理,2008(12)
[28]孙华.量化管理应体现人本管理思想[J].教育导刊,1998(11)
[29]曾祖斌.浅议中小学班级量化管理的利弊[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12)
[30]宁学功.学校班级量化管理刍议[J].教学与管理,2002(23)
[31]高琪,张锐.班级量化管理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J].班主任之友,2004(4)
[32]莫熙朝.班级量化管理的'背后[J].广东教育,2007(5)
[33]范学谦,吴国萍.奖惩预警机制在班级量化管理中的应用[J].班主任,2007(2)
[34]张明芹.我们的态度"评优"不是班级管理的目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17)
[35]任语静.学校管理者要提高自身素质加强人格修养[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7(3)
[36]臧美莹.浅析硬件设施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性[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23)
[37]张春来.如何制定和执行班级规则[J].教师之友,2001(11)
[38]陈学梅.人治为主、法治为辅、刚柔并济——班级公约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0(1)
[39]曹红英.生本教育理念下初中班级管理策略研究[J].新教育,2014(24)
[40]刘明伟.论学校教育中量化管理的弊端[J].新课程学习(综合),2010(7)
[41]王豫.对学校管理工作中量化管理扩大化的质疑[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12)
[42]陆梅芳.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高校学生管理新模式[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43]张铤.论高校"量化—柔性"学生管理新模式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2)
[44]徐鉴民.浅谈"以人为本"的班级管理理念[J].甘肃农业,2006(7)
[45]柳士彬,谭业云.环境潜教育:潜教育的实施型态[J].山东教育(中学版),2000(10)
[46]荣炳新.构建和完善中职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策略[J].时代教育,2014(2)
[47]黄正平.培养自我管理能力要处理好三个关系[J].班主任,2011(9)
[48]贺桂平.以"法"治班初体验[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0(6)
[49]劳凯声.重新界定学校的功能[J].教育研究,2000(8)
[50]陈志利.帕夫雷什中学的成功奥秘:一种文化视角的解读[J].基础教育,2011(4)
[51]陈志利,张新平.自下而上:苏霍姆林斯基校长学的思维及贡献[J].基础教育,2012(4)
[52]刘建设.对我国教育量化研究的若干思考[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53]龚舟.我国中小学班级管理伦理缺失的问题分析与对策[J].大理学院学报,2011(1)
[54]贾永儒.以学生为本,让班级管理人性化、民主化[J].才智,2012(2)
[55]刘永芳.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J].现代教育科学,2010(5)
[56]黄崴.20世纪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及其模式的发展[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
[57]韩秀元.量化积分在班级管理中的实践与反思[J].中小学教育,2011(8)
[58]杜永芳.班级量化管理的好处[J].青海教育,2007(5)
[59]龙永钊.谨防班级量化管理异化育人行为[J].班主任,2006(1)
[60]刘艳萍.浅谈班级管理的目标定位[J].新课程研究(下旬刊),2011(1)
[61]叶澜.世纪初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断想[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1)
[62]王效美,杨红艳.小学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的创新与途径[J].素质教育,2013(7)
[63]李可.数字量化:发展还是桎梏？[N].光明日报,2010,10(8):11
[64]杨柳.河北衡水中学的真实一面:半军事化管理,带橘子进教室要受警告[N].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7(18):12
[65]林祺,匡怡蒙."超级高考工厂"争议中前行[N].重庆晨报,2014,4(23):6
[1]袁佩奇.班主任工作细节之：感恩教育[J].时代报告：学术版，2012(10).
[2]周传刚.弘扬传统美德 实施感恩教育[J].小作家选刊：教学交流，2012(11).
[3]周容.寸草报春晖：浅谈小学班主任工作中的感恩教育[J].课外阅读，2010(7).
[4]刘昌起.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感恩教育[J].科技视界，2012(26).
[1]王荣德.现代教师人格塑造[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51.
[2]韩传信.德育原理教程[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3]蔡汀.苏霍姆林斯基选集:第二卷[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114.
精神医学毕业论文
你还在愁精神医学毕业论文吗？那么，精神医学毕业论文怎么写，你知道怎么写吗？如果不知道，就一起看看我整理的内容吧!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浆D-二聚体（D-dimer, DD）含量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方法 运用乳胶颗粒法对31例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进行检测，并与25名无精神疾病和脑血管病史的女性正常人（对照组）比较。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对照组［（±）mg/L］，P<。以阳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以阴性症状为主的患者［（±）mg/L］，P<；且治疗后血浆DD含量［（±）mg/L］较治疗前降低（P<）。结论 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浆DD含量高于女性正常人，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 D-二聚体
已有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与高粘滞综合征（HVS）关系密切［1］。D-二聚体（D-dimer， DD）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2］，是交联纤维蛋白D区降解的肽片断，主要由D区的D（α）、D（β）及D（γ）- D（γ）链组成，可影响红细胞的聚集功能及调节纤维蛋白原在肝脏的生物合成［3］。为了探讨两者的关系，我们对我院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40岁以上的31例女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进行检测并与正常人比较，现将结果报道于下。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1.精神分裂症组：共31例，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和诊断标准第2版修订本的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4］，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38分。为排除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31例均为≥40岁的女性。患者年龄40～76岁，平均（57±9）岁；病程3个月至17年；头颅CT或MRI未见脑血管病征象。31例中首次采血前未服用任何精神药物者12例，另19例均停用精神药物>7天；将31例再分为以阳性症状为主［以下简称阳性，阳性症状量表（SAPS）≥28分，阴性症状量表（SANS）≤12分］和以阴性症状为主（以下简称阴性，SANS≥30分，SAPS≤10分）的两组，分别为11例和20例。
2.对照组：共25名，均系我院女职工，无精神疾病和脑血管病史，年龄42～78岁，平均（58±12）岁。采血前1个月内未服用过任何精神药物。
二、方法
所有对象均于早晨9时前空腹采血，枸橼酸钠抗凝，采用乳胶颗粒法、进口胶体金标准法试剂盒（南京弘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检测血浆DD含量，正常参考值为< mg/L。阳性组患者在精神症状消失后复查1次血浆DD含量。统计学处理采用t检验。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对照组［（±）mg/L］，t=，P<。阳性组血浆DD含量［（±）mg/L］高于阴性组［（±）mg/L］，t=，P<；且前者治疗后血浆DD含量［（±）mg/L］较治疗前降低（t=，P<）。
讨论
DD是纤溶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XIII（FXIIIa）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降解产物。DD水平的增高反映继发性纤溶活性的增强，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的分子标志物之一［2，5］。近年来对DD的大量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结果显示，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血浆DD含量增高，并随病情的好转而改善，检测血浆DD含量有助于血栓性疾病的诊断、疗效观察和预后的判断［5，6］。我们目前尚未见国内外有精神疾病与血浆DD含量之间关系的报道。本研究的精神分裂症组血浆DD含量高于对照组（P<）的结果提示，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内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支持精神分裂症患者伴有高粘滞综合征的观点［1］，也符合我国传统医学认为的精神分裂症是由“内结血瘀”所致的观点［7，8］。
本结果还显示，阳性组患者血浆DD含量高于阴性组患者（P<），且随病情的好转较治疗前降低（P<），并趋于正常。关于精神分裂症与DD之间内在的生物学机制目前尚未明了。我们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机体存在着凝血-抗凝两大系统，正常时两系统保持动态平衡，发病时机体反馈性地使纤溶酶原激活因子的产生和释放增加；（2）发病时患者蛋白C系统活性增强而加速上述过程，导致自发性血栓溶解和继发性纤溶活性增高，表现为血浆DD水平增高。
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迄今未明，血浆DD含量是否有可能作为判定精神分裂症复发、判断预后、观察病情演变和治疗效果的检测指标之一，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1，黄诚，邵胜利，柳振清.血液流变学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上的应用动态.四川精神卫生,1996,9：139-140.
2，Fisher M, Francis R. Altered coagulation in cerebral ischimia. Arch Neurol, 1990,47:1075-1081.
3，王建，李建章.DD与缺血性脑血管病.国外医学脑血管疾病分册，1996，4：74-77.
4，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南京医科大学脑科医院.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和诊断标准（CCMD-2-R）.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5，黄慰国，王鸿利，张颖琪，等.血浆DD检测及其临床应用.中华医学检验杂志,1995,18：71-74.
6，张景，郭英华，赵慧元.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血浆DD和GMP-140含量的变化及临床意义.临床神经病学杂志,1996,9：202-205.
7，王松菊.精神分裂症血液流变初探.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7,7：103.
8，朱运斋.活血化瘀在神经精神科的应用体会.实用中医内科杂志, 1996,10：17-18.
主意就是以爱祖国，爱人命为前提，爱国主义首先是爱祖国，然后是爱人民嗯，在当前的抗议斗争中，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践行了爱国主义的主题，奋战在嗯，抗议的第一线，不怕牺牲，为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安危而付出
下面主要是从爱国精神和大学生的爱国例子进行讨论，具体如下：
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风险挑战和矛盾困难，最根本的是民族精神的引领。同时，每次风雨过后，又使我们更加强大，并赋予民族精神以新的内涵。在这场全国总动员、全民总动员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们每个人都无法置之度外，都是不同战位的战斗员，必须万众一心、风雨同舟，唯有如此才能战胜疫魔。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危急时刻，无数青年大学生或发挥专业所长，或参与志愿服务，或深潜基层社区，或联系校友支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投身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再次体现了当代青年大学生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
扩展资料：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和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团结战斗的显著优势。表示将始终坚定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坚定“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聚焦全县脱贫攻坚、经济社会发展等重点工作履职尽责，汇聚共克时艰的正能量，切实将抗疫精神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强大动力。
作为一名中国人，要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要力所能及的奉献光和热，用实际行动践行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论点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论据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果。围绕相关制度，给出对应在疫情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果来证明这个制度的优势。
议论文写作要体现出论点、论据和论证，而且论点要鲜明、准确，论点最好放在文章的开头，用一句话，而且是判断句式，把中心论点都摆出来，同时文章内容结构要严谨，逻辑性也要强，议论文的语言必须是准确、生动、符合逻辑。
下面是一则范例：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非凡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也考验着各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一、抗疫斗争充分展现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我们党正是依靠人民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次抗疫斗争，再一次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体现为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病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参考。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
我们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
我们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并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
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无疑是危急关头最重要的决策。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作出这一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个政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的表现，最能检验其领导力。我们党在抗疫大战中所发挥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展现了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
二、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凝聚起同心同德、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要经受住这场历史大考，必须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迅速组织动员起各方面的力量。各行各业都自觉扛起责任，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勇挑重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各类民营企业、民办医院、慈善机构、养老院、福利院等积极出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拼搏，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180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依靠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社会群体团结凝聚起来，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
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中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各方面关系都要协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不少方面一度按下“暂停键”，但群众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社会秩序总体正常。我们党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立足全局、着眼大局，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推动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全面展开，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
三、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不仅采取了正确的防控措施，更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相接，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很多人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踏上征程。人民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军宗旨，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16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
我们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担责。依靠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我们不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也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四、不断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斗争深刻启示我们，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坚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做到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努力提高面向未来的“答卷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考验，不断化危为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要展现青年人的担当，勇往直前，不畏辛苦，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将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为国家，为人民作出贡献，望楼主采纳。
摘要：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智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形成了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古籍作为传承中华文明智慧的重要载体，构成了它的核心，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其高尚的精神和神奇的魅力铸成了中华文化的灵魂经典。不仅，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而且传承着中华民族的道德思想、民族精神。 关键词：中华传统美德，爱国主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 一、中华民族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我们常用的词。充满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感，翻开历史的画卷，给人以许多无限的遐想。但是，这一词的概念的提出，只有仅仅一百年来年的历史。 “中华民族”一词是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中的“华”，肇始于中国历史上五帝时代之最后一帝舜的名字“华”。“五帝”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晚期部落联盟时代。五帝时代的“帝”即部落联盟首领。“华”是舜的名字。“舜”是谥号，即死后所进的尊号。“中华”一词是在唐代法律中正式出现。由长孙无忌领衔撰文的《律疏》（后称《唐律疏议》）。“中华”一词释文如下：“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和近代西方传入的“民族”一词相结合而成的。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但如前所述，中华民族实体则是远在“中华民族”这个族称出现以前数千年就形成了。梁启超是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先驱。 二、中华民族留下了什么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高尚美德，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是蕴涵于整个民族中的一种深厚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的漫长历史上，它始终是凝聚和鼓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劫难而奋发图强，展现出强大的活力和生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当前，继承优秀传统，弘扬民族精神，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核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其支撑点是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集中表现为：对自己祖国的领土与主权的无比热爱和维护其完整的巨大责任感；对自己祖国的语言文字、乡土人情、优良文化传统的深深眷恋与热爱，以及由此培养起来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高尚的民族自豪感；为自己祖国的独立、发展、富强而英勇奋斗以至流血牺牲。 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正是凭借着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不同历史时期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诗篇。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多次分裂，但与统一相比，其时间毕竟相对短暂。由于统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绵延不断，国家的尊严和独立得以维护，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不断发展。 在古代，我国各族人民坚持反对民族和国家领土的分裂，缔造和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坚持维护祖国的主权和独立，反对民族压迫，抗击外敌入侵；坚持不畏艰险、世代相承地开发祖国的自然资源，改造祖国的山山水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去年我们经历了西独分子的挑衅，在我们各族人民坚持反对民族和国家领土分裂的战斗胜利中，表现出我们团结一心，也让那些恶势力的到了自食自食其果的下场。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一切阻碍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反动社会势力和腐朽制度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中，推动了祖国，朝着繁荣富强的方向前进。 在近代，我国各族人民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如火如荼、艰苦卓绝的斗争。从鸦片战争，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运动，创造了光照千秋的爱国主义业绩。 历史发展到现在，我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万众一心，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为统一祖国而努力奋斗。 三、中华民族的现在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史。爱国主义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它本身也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表现为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始终是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中华民族精神多种多样。中华民族素有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的美德。历史上曾有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的佳话；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美谈。这些都表现了我们古人艰苦奋斗的美德。 艰苦奋斗是党和革命队伍的优良传统。老一代革命家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学习。大家都熟悉方志敏烈士的革命事迹。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和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和狗巢似的住所！不希罕闲逸，宁愿做16点钟工的劳苦！不希罕富裕，宁愿穷困！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屈辱、痛苦，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练我的意志！”革命先辈这种吃大苦、耐大劳、勇于献身的艰苦奋斗精神，来源于为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伟大的革命理想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就不可能具有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而没有先辈们坚忍不拔的艰苦奋斗，也就不会有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与命运的顽强搏斗和抗争，培育出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早在先秦，就有了治国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比喻。这种精神，又被古人概括为“居安思危”。《易传》上有一句名言：“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就是要求统治者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陶醉于胜利的欢乐，应具有忧患意识。孔子也有忧思。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他看来，道德教化不能普及天下，正是他的忧思所在。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的《离骚》，更是忧患情怀的杰作。宋代政治家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这样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民间有着深厚的根基。长期的历史熏陶，让我们养成了以勤俭为荣的风尚。历史上世代流传的家训格言，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成为中华民族陶冶性情、磨砺人格的重要环节，而且逐步扩展，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艰苦奋斗被看作立身、立家、立国的根本。 离开了艰苦奋斗，我们将寸步难行。艰苦奋斗是架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桥梁，只有艰苦奋斗，中华腾飞才能实现。 朴素节俭历来是劳动人民的美德。朴素是艰苦奋斗的保证，要艰苦奋斗，就必须保持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许多优秀人物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朱德同志不论在井冈山，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总是穿着草鞋和粗布衣裳，同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朴素得就象一位忠厚、纯朴的老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也是一个十分朴素的人。他一年到头不知要接待多少外宾，但是，就连衬衣也不肯多添两件。他的一件衬衣，已经换了领子和袖口，补得深浅不一，洗的时候稍一用力就会搓破，他也不肯换新的。春秋冬三季他总是穿着一双黑皮鞋，这双鞋已经穿了20多年了，修补过多次。我们的周总理就是过着这样朴素的生活。 四、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要怎样做 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的美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需要我们继承下去、流传下去的。中华传统美德既有强烈的历史遗传性，又有鲜活的现实变异性。让中华传统美德一代又一代地发扬光大.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区别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西方文化提倡“竞争精神”，而中国文化提倡“奉献精神”、“贵德精神”。中国古圣先贤把“为公”称之为“大道之行”。他们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旺，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这些都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中华文明史上哺育和造就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志士仁人，使他们为民族、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从小立志、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等我们有能力为国家做出有意义的事时，才能贡献祖国、为国争光。 总之，爱国主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三个方面，是中华民族精神最主要的内容。结合时代的特点，我们要在学校的教育中学习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使中华美德一代一代的发扬光大！ 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让每一个中国人继承和发扬中华美德，振奋民族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参考文献：长孙无忌的《律疏》、屈原的《离骚》、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教育类论文参考文献
教育类的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教育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让我们的知识更加的渊博。下面是我分享的教育类的论文参考文献，欢迎阅读!
[1]余源培.新媒体与意识形态建设[J].河北学刊,2013(1):128-132.
[2]李达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探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24-25.
[3]徐海鑫,廖浩君.试析新媒体如何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有效发挥作用[J].学术论坛,2011(7):193-198.德育研究
[4]宁丽新,樊东霞.网络时代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困境及对策[J].北方文学：下,2012(10):151-152.
[5]刘明.加强高校远程教育教学过程管理[J].成功(教育版),2012,(11):168.
[6]徐树坚.高校无纸化网络考试系统的探讨[J].教育教学论坛,2013(38):272-273.
[7]任莉莉.高等职业院校教学质量水平评价体系的思考[J].科技资讯，2014,1(01):130+132
[8]徐礼丰.浅议高等职业院校构建教学质量监控和教学评价体系基本框架[J].科技论坛，2015,(6):143-146
[9]鲍洁.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
[10]石志勇.现代教育技术在高职院校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09.
[11]王虹.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教学体系与国外的差异分析[J].
[12]华章，2012(33)：119.莫亚之，韦厚锺.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的主要问题与推进措施[J].高教论坛，2014(12):26.
[13]张彤.多媒体技术在高职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J].科技资讯,2012,(18):196.
[1] 王 枬 王彦教育叙事：在实践中体悟生命[J]，《教育研究》(北京)
[2] 王 彦 王 枬，教育叙事—从文学世界到教育世界[J] 《全球教育展望》2005第4期
[3] 张晓乐 框架理论视野下的.道德叙事[J]，《全球教育展望》2005第4期
[4] 黎加厚 信息时代的教育叙事与教师主体意识的觉醒[J],《中国电化教育》2004 年第10 期
[5] 丁钢 教育与日常实践[J]，《教育研究》(北京)，2004 年第2期
[6] 丁钢 我们如何做教育叙事?——写给教师们[N],《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7] 丁钢 教育叙事：接近日常教育‘真相'[N],《中国教育报》(北京)，2004 年2月19 日
[8] 丁钢 日常教育实践的意义[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5辑，北京，2004
[9] 田静 曹芳 与项目一同成长：一位村中心完小校长的个案 [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5辑，北京，2004
[10] 丁钢 我们如何做教育叙事?——写给教师们[N],《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11] 丁钢 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教育研究》(北京)，2003年第2期
[12] 刘云杉 帝国权冲实践下的教师生命形态：一个私塾教师的生活史研究[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辑
[13] 黄向阳 学校春秋：一位小学教师的笔记[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辑，北京，2002年
[14] 丁钢 教育叙述何以可能?[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3辑
[15] 耿涓涓 教育理念：一位初中女教师的叙事探究[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辑，北京，2002年
[16] 许美德 现代中国精神：知名教育家的生活故事 [C], 《中国教育：研究与评论》2002教育科学出版社第1辑
从“品德”到“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 向 摘要：文章认为，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使“品德”到“道德”有了可能。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 1902 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89.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213.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357.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88. 251.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451.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21. 8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