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人口 老龄化养老保障 制度 论文摘要：为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21世纪是属于老人的世纪，我国在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截至2008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 5989亿人，占总人口的12%。而据2006年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可知，中国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上半叶将不断加深，尤其是未来的十多年间，人口老龄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 37亿，老龄化水平达到30%，将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个比例会持续50年。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一是我国老龄人口的绝对数量大。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是世界之首。目前，中国老龄人口接近1. 6亿，占全球的老龄人口的五分之一，几乎相当于英国、德国、瑞士、卢森堡四国的人口总和。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根据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中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1世纪下半叶，中国也还是仅次于印度的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二是人口高龄化趋势显著。人口年龄结构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人口的高龄化即长寿化，目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增速很快，以年均约4. 7%的速度增长，达到1300万，明显快于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预测2050年将达到1. 5可乙左右，占老年人口的21. 78 % 。这也是人口转型时期老龄化的重要年龄特征。 三是“未富先老”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人均GDP一般都在5000至10000美元以上，而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GDP尚不足1000美元，尽管2008年中国以4. 222万亿美元的GDP位居世界第三，但同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2460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没有为解决人口老龄化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属于未富先老。 二、我国老年人口养老保陈所面临的问题 老年人口养老保障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能否消除老年人的后顾之优，关系到能否巩固离退休制度和计划生育成果，而且还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社会养老保险压力巨大 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扶养比的持续上升，不仅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发放社会基本养老金、支付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等压力将大大加重，而且还意味着将来由于劳动适龄人口数的减少将使缴纳各种社会保险费的人群大大减少，面临着社会保险基金缺口不断增大的问题，可以说，政府、企业、社会都已感到养老保障的压力正显著加大。 第一、基金来源渠道单一。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基金主要来源于保险费的收入及其利息和财政补贴。单一的基金来源致使现行养老体制必须要面对“弹性的缴费与刚性的支出”引发的财务吃紧的矛盾。加之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享受养老基金的人群在不断扩大，在职工人对离退休职工的赡养比在逐渐上升，致使养老保险费用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矛盾成为老龄化危机应该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 第二、地方“养老”欠债严重，“空帐”运行规模巨大。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退休人员每年以6%的速度递增的情况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早在1997年26号文件《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就有指出: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继续按照过去的标准，由企业缴费形成社会统筹部分解决。即企业同时承担着退休职工的养老需要和为在职职工积累养老金的双重责任，造成企业负担过重，致使缴费困难、逃费、欠费现象严重，养老金出现收不抵支的现象。另外，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的增加，除去个人账户部分的“社会统筹”部分根本不足以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再加上统筹部分与个人账户部分资金的“混账管理’，，于是就出现了“挪用”个人账户的基金来补养老金支付空缺的现象，导致个人账户空帐实行、养老金入不敷出、社会公平难以维持的吃紧状况。(二)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还处于建立过程中，尚存在诸如覆盖面窄、统筹层次不高、统筹项目和统筹比例不规范、保险金额较低等许多问题。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老年人仍然是在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覆盖范围之外。调查表明，城市老年人养老金(退休金)保障覆盖率2006年男性为89. 1%，女性为64. 6%，仍有将近22%的城市老年人没有享受退休金。同时，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口仍旧主要依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五保户”等集体经济的养老模式、以及少量的社会救助。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老年人口数量的激增与现阶段较为狭窄的养老保障体制覆盖面之间的冲突己经突显口。 (三)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滞后 受资金投入不足、养老设施陈旧、观念滞后、资源分散以及扶持政策与配套措施落实不到位等因素制约，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化进程缓慢，难以满足老年人剧增的服务需求。 目前，我国所有老年用品生产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尚不足1000亿元，供求相差甚远。一项银发经济调查显示，在普通商店内，青年人服装占70%以上，中老年人服装不足10%，各种养老福利、公益设施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一些护工、老年人公寓、适合老年人的楼房、厕所等少之又少。以养老机构和床位数为例，目前我国共有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3. 8万个，养老床位120. 5万张，平均每千名老人占有床位仅有8. 6张，与发达国家50至70张的水平相差甚远，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三、应对老年人口养老保除的对策 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1、将养老保障事业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以家庭服务保障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供养为补充”，的养老保障模式，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道路，把老年人自身、家庭、社会和国家作用有机的组合起来，使之发挥出最佳效用。 2、健全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要采取各种措施，完善城镇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相对独立的养老金经办机构，负责养老金的征收、给付、营运和管理，保证全额按期予以支付。农村要逐步推行自我储蓄和家庭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并积极推进城乡养老、医疗方面的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逐步建立起城乡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体系。 3.鼓励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国家要根据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围绕老年人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对一些产业进行结构调整，开发生产适用对路的各种老年用品，鼓励和引导老年产品市场的发展。日本的银发经济能发展得红红火火，很大一部分因素便是得益于政府的助力。2000年，日本首次制定了“介(看)护保险法”，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以通过国家补助获得必要的看护服务，大大推动了日本看护产业的发展，日本全国老人每月花在看护业的费用从当年的4亿日元直线攀升到了2005年的148亿日元，而其中80%的费用都是用在轮椅租赁和特别看护用床方面。 4、加快完善老年法律法规体系，保障老年人权益。首先，要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一方面提高全社会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提高老年人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同时要围绕老年人权益问题及时开展立场鲜明的舆论监督，消除对老年人的歧视行为，对侵犯老年人权益的违法行为要予以严惩。其次，有关部门要根据老年人的要求，及时提供法律援助，对老年人因养老、医疗、产权等纠纷提起诉讼应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 解决老年人口的养老保障问题，是国家、社会、家庭的共同责任。为此，我们必须建立起一套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缓解人口老龄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带来的压力，真正实现代际公平，社会和谐。
长寿是很多人的关心事儿。百岁以上长寿老人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 健康 长寿的秘诀。
那么长寿人口比率较高地区的人们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长寿地区为希腊伊卡利亚岛、撒丁岛、日本冲绳、美国洛马林达等。
专家们对150篇有关这些地区人的饮食习惯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长寿的人其实有着几种共同的特点。美国的 健康 杂志【Health】根据此项分析结果介绍了可长寿的饮食习惯。
一天饮食的95%是植物性食物= 住在长寿地区的人所拥有的共同点是，经常吃谷物、豆类以及蔬菜类等植物性食物。他们会充分摄取时令水果和蔬菜，而吃剩下的蔬菜可以用腌制或烘干的方法进行保管，以至可以随时吃。
特别是与长寿有密切相关的植物性食物就是绿色叶子蔬菜。根据有关长寿的几篇论文，每天吃一碗烹饪过的叶子蔬菜的人比一般人在往后四年内的死亡率可降低一半。
肉类的摄取限制为一周两次以下= 长寿的人也不是不摄取肉类。只是会把吃的次数降低到最小化。而且吃肉时也不是大量地吃，而是在主食中会少量添加。
平均每个月会摄取5次肉类，且每次的摄取量为57g左右。肉类的种类有，鸡肉、羊肉以及猪肉等在自己的农场进行养殖的畜类为主。
每天都吃少量海鱼= 长寿的人平均每天吃85g的海鱼。根据对9万6000名美国人所进行的研究，属于最为长寿群体的饮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且每天都会摄取少量的海鱼。
最好的海鱼种类为，鳀鱼或鳕鱼等属于食物链的中间阶段的海鱼。因为此类海鱼受到水银等有害物质污染的程度相对来说较轻，所以可以放心食用。
烹饪时尽量保持原形态= 食物进行过度加工的话，会很难分辨原材料的状态。长寿的人在烹饪时会尽量保持原材料的模样。
吃鸡蛋时也不会专门去掉蛋黄再吃，或榨果汁时也不会过滤掉果肉。他们的饮食习惯就是会把各种食物均衡的使用。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一、引言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亿老年人口和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 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 （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的定义一样，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因时期和地区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人口年龄结构的类型划分如下：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4％以下 4%～7％ 7％以上而后，随着世界人口特别是发达国家人口的进一步老化，国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划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国人口咨询局的划分方法如下：年龄结构类型 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0～14岁人口 40％以上 30%～40％ 30％以下 65岁及以上人口 5％ 以下 5%～10％ 10％以上老少比 15％以下 15%～30％ 30％以上年龄中位数 20岁以下 20～30岁 30岁以上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后，各国又采用了如下的划分方法：年轻型 成年型 老年型60岁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 5％以下 5-10％ 10％以上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 （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 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 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 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甚至于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到2000年的，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岁上升到2050年的岁。事实上，近年来， 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1987年又回升到；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左右，高的高到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岁，女性为岁，男女合计为岁（姚新武，尹华 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岁，其中男性为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 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 1994）。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岁下降到每年提高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岁。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 1993）。
现如今，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中医养生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医养生论文的 范文 ，供大家参考。
浅谈中医养生伦理
【摘要】中医养生思想源远流长，自古有之，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养生 方法 ，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
【关键词】中医;养生;伦理
中医养生思想源远流长，自古有之，是中华 传统 文化 的瑰宝，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医养生思想是在中华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历了传统文化的洗礼和熏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
1中医养生的伦理意蕴
中医养生的内涵所谓“生”，是指生命、生存、生长之意;所谓养，即保养、调养、补养之意。养生一词，源出自《管子》，乃保养生命以达长寿之意。养生就是根据生命的发展规律，讲求天人之和，注重四时之变，保持阴阳平衡，实现培养生机、健康精神、延年益寿的目的，从而将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达到“治未病”的境界。
养生是为了个人的健康和长寿，但健康和长寿从来就不单单是人体本身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每天摄入多少蛋白质这么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养生不能仅仅囿于人体生物模式之下，其与外在客观条件密不可分。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养生理论就认识到了自然环境与健康长寿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如《吕氏春秋》中论述了水质与健康的关系：“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与�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与伛人。”[1]《黄帝内经》则提出了地理环境与健康长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认为优美的环境、适宜的水土有利于人的健康和长寿。
中国先哲还认识到了健康长寿与先天遗传有着密切的关联：“先天强厚者多寿，先天薄弱者多夭。”[2]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养生学作为极具生命活力的古老学科，注重客观因素在健康长寿中的作用并不是它的最大特点。事实上，中国养生学所关注的重点完全是如何在已然的客观条件中去努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节约、慎用生命的能量，以达到祛病延年的养生目的。明代张景岳认为“后天培养者寿者更寿，后天斫削者夭者更夭”，“后天之弱者常知慎，慎则人能胜天矣”。也就是说一方面先天遗传与健康的关系固然重要，另一方面更为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养”。
中医养生的特征
与现代西方医学不同的是，西医强调“与疾病做斗争”，即用化学方法对人体的干预、对疾病的斗争和除恶务尽的态度，其前提是疾病出现器质性病变。而事实上，人体在出现器质性病变之前，在能量层面已经表现出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功能性失调。现代医学对器质性病变之前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中医养生着眼于“知未病”和“治未病”，其特征是它对生命和健康秉承着顺应自然的信念、阴阳调和的态度以及过犹不及的中庸观。
顺应自然的信念
道家认为顺天者寿。违背自然和生命的天性是人健康长寿的第一大敌人。《吕氏春秋・重己》闪耀着顺应自然的思想光辉，大凡生命长久都是顺应它的天性的缘故。使生命不顺的东西是人的欲望，所以圣人一定首先节制欲望，使之适度。房屋大了，阴气就多了;台子高了，阳气就盛了。
阴气多就会得腿脚行走不便的毛病。阳气盛就会得肌肉萎缩活动困难的疾患。这是阴阳不适度带来的疾病。因此，古代帝王不住大房，不筑高台，饮食不求丰盛珍异，衣服不求过厚过暖。衣服过厚过暖脉理就会闭结，脉理闭结气血就会不通畅。饮食丰盛珍异胃就会过满，胃过满胸腹就会闷胀，胸腹闷胀气就会不通畅。可见，实现健康长寿的路径只能是“道法自然”，而不是“我行我素”，这是已经证实了的人类生存之道的千年智慧和唯一正确的道路。
阴阳调和的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阴阳是宇宙中两个最基本的关系。阴阳和谐是万事万物和谐的根本，若根本不和谐，则什么都谈不上和谐了。故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说明万物、人事皆以阴阳和谐为存在的条件。所以说阴阳和谐是根本之道，是客观规律。阴阳和谐论影响了中医对健康的看法，如果人体是阴阳和谐的，那就是健康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4]判断人体健康与否的首要条件，就是看阴阳是否处于一种相对平衡和稳定的状态。阴阳平衡便是阴阳双方在消长和转化的过程中，双方谁都既不太过也不太衰，呈现出的一种和谐的状态。这是生命存在的一种正常状态。在中医看来，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看作阴阳关系出现了不协调，所以对待疾病的态度应该是调和阴阳而非“与疾病做斗争”。
过犹不及的中庸观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和最完美的体现，它的生命观、健康观、治疗观等，都是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具体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文化，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最精彩表述。
中庸观反对“过”和“不及”，认为“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因为物极必反也。司马迁在《史记・田叔列传》中指出物极必反是宇宙之道，“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乃天地之常也。《吕氏春秋・重己》曾论述到：从前，先辈圣王修建庭廊园池，只要能够游目眺望、活动身体就可以了了;兴造宫室台榭，只要能够避免干燥和潮湿就可以了;制做车马衣裘，只要能够安身暖体就可以了;备置饭菜酒浆，只要能够适口充饥就可以了;创作音乐歌舞，只要能够娱情养性就可以了。……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并不是喜好节俭，厌恶奢靡，而是要使身心得到适当的调节。不一味地放纵，无过无不及是养生的一个最高境界，也是养生的基本理念。
2中医养生的伦理定位
贵生养生思想根植于道家的贵生思想，只有贵生，才能养生。养生亦即贵生贱物、重生轻物。也就是说生命本身是最可宝贵的，贵于生命之外的东西，即一个人不可以用生命去博取身外之物，诸如功名、利禄、道义和理想等。因为生命高于一切，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故“死王乐为生鼠”也。一个人如果贵生轻物，那么即使失去了所有的身外之物，得到的却是最宝贵最有价值的东西：健康和长寿。如果一个人贵物轻身，那么即使他得到了所有的身外之物，却可能失去生命。会有谁愿意杀身以易衣，断首以易冠呢? 《吕氏春秋・重己》有云：“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所以，“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5]
隋唐时期伟大的医学家孙思邈撰写了《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起因就是他认为“人命至重，贵比千金”。在贵生的基础上，人们才会去学习养生。养生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生命的量，也就是如何延长寿命。其次就是追求生命的质，也就是身心健康，要活得好，活得精彩。
重养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舒适和方便毋庸赘言，但同时也带来了疾病的施虐。也就是说经济和技术并不必然带来健康和长寿，“夫道者年皆百岁。”意思是懂得养生之道的人才能健康长寿。一个“养”字，既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之道，更是获得健康长寿最基本与最巧妙的关键技术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伦理文化，强调修身养性，甚至把“学道”和“养生”看作“一串事”。
首先，重视养德。在中国，不论儒家、佛家还是道家，自古就非常强调道德修养对人的健康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在《庄子》中有“德全而神不亏”的思想;《黄帝内经》继承了道家的思想，认为人的健康长寿和道德相关。孙思邈更是发扬了这个观点，认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不能延寿” 。
仁者指博爱济众，乐善好施的美好人格形象。“仁人之所以多寿者，外无贪而内宁静，心平和而不失中正”[6]。儒家甚至把“养德”看作“养生之根”。“善养生者，当以德行为主，而以调养为佐”。
其次，重视养心。中医认为，心乃“君主之官”，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中医养生强调“重在养心”，养心的核心，就是让心态平和，清心寡欲，减少各种欲望，让气血按正常的规律运行。如果杂念重生，心神动荡不安，就会消耗大量能量;常保持心理平衡的人五脏调顺，气血匀和，阴平阳秘，所以能健康长寿。心理安宁，身体才能健康，才能长寿。
当今世界，利益至上，当思太白先生的“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的境界，才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7]
参考文献
[1]《吕氏春秋・尽数》。
[2]《景岳全书・先天后天论》。
[3]《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4]《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
[5]《吕氏春秋・贵生》。
[6]《春秋繁露・循天之道》。
[7]《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
试谈中医养生之足部按摩
足部按摩：人的双足并拢恰象端坐的人体，各组织器官在双足都有其对应的解剖部位，即反射区。运用物理方法(如手指、按摩工具)在人体双足部相应的反射区上施以按、压、刮等手法，能调节人体各脏腑器官的生理功能，从而达到诊断疾病、治疗疾病、自我保健的目的。这种方法称为足部按摩法。足部按摩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宝贵的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发展，足部按摩已成为时尚的、流行的养生方式和社交方式。适宜的足部按摩能够促使足部毛细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有毒有害代谢产物的排除，起到安神助眠、解除疲劳、自我减痛、自我救急、增强机体免疫力、延年益寿、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作用。
1足部反射区的分布规律
对称性如果人体的器官成双，则反射区在双足就成对存在，如肾、输尿管、肺、眼、耳等。
整体性人体的两只脚并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全息胚。除了成双的器官外人体还有一些单个器官，靠近人体左侧的器官反射区在左脚上，如心、脾、降结肠、乙状结肠等。靠近人体右侧的器官反射区在右脚上如肝、胆、盲肠、回盲瓣等。
特殊性人体的某些器官如鼻、气管、喉、胃、胰、十二指肠、膀胱等，位于人体中间部位，这些特殊位置的器官在反射区的定位上也呈对称性。在对足部反射区的认知和理解上应有立体感，如两脚并在一起，其形状就是一个端坐的人，并在一起的部位称脚内侧，是人体的正中线脊柱的反射区，也是上述器官反射区的分布区域，两脚外侧是肩、肘、膝等的反射区。
2足部按摩的理论依据
中医经络原理早在《黄帝内经·观趾篇》中就有对足部按摩的记载。中医认为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皮肉筋骨在脚上都有经络相连，在连接人体的十二条经脉中，有六条起止于足部，双脚是足三阴之始，足三阳之终，且分布着六十多个穴位，通过按摩，能够调整阴阳，疏通经络，化瘀止血，扶正驱邪，刺激会通过穴位接收，沿经络传导，对脏腑的生理功能有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生物全息论原理全息论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研究的对象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根据这个理论，每一个具有独立功能的局部器官都包含着人体的全部信息，因此叫全息胚。在足部这个全息胚中，有与人体器官相对应的特点，当人体某器官发生变化时，足部反射区首先会出现反应。相比之下足部按摩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为足部这个全息胚具有发育程度高，最接近整体，足部又是末端的全息胚，神经血管丰富，感觉灵敏，信息传导路径密集，足部的体积和面积比手、耳、鼻等器官都大，便于按摩。
神经反射原理神经反射是人体对外界刺激的一种反应，当人体的组织器官出现异常时，与足部相对应的反射区就会出现气泡状、砂粒状、颗粒状、条锁状、小结节样等改变。按摩这些反射区时就会产生明显的疼痛感。这种痛会沿传入神经向中枢神经传导，再经中枢神经调节并发出新的神经冲动，传导到体内组织器官，从而引起一系列神经体液调节反应，激发人体潜能，调节体内失衡状态。
实践证明由足部反射区传来的触压和痛觉冲动能形成新的兴奋灶。新的兴奋灶叠加，其强度超过有病理的兴奋灶的强度，从而使病理兴奋灶受到抑制，乃至完全消失。
循环学说经测定足部血液流速为12mm/秒，按摩后血流速度可提高两倍，由于心脏有节律的搏动，血液不停地在全身循环流动，成为机体内外物质运输和交换的重要通道。当人体某个器官机能异常或发生病变时，就会产生一些对人体有害的代谢产物沉积在循环通道上。由于足部是处于远离心脏的部位，加之地心引力的影响，这些有害物质就很容易在足部沉积下来，造成局部皮肤组织变异的现象，如皮肤变色、皮下颗粒、索条硬结节等。通过采用足部按摩，可促进局部循环、血流通畅，最终通过肾脏等排泄器官将这些沉积物排出体外，恢复脏腑的功能。
3按摩的手法、和力度及注意事项
按摩的手法拇指按压法、拇指推法、拇指扒法、食指扣拳法、食指钩掌法、食指捏法、双拇指扒法、握足扣指法、双指钳法等。
按摩的力度应有力、均匀、柔和、持久。按摩的手法重则为泻，轻则为补。由足跟向足尖方向为泻，反之为补。顺时针为泻，逆时针为补。一般敏感区按摩时有痛感。指压力度在3-5公斤，而且必须根据个人的忍耐度，在个人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内，取得最好的效果，由轻到重，慢而有规律。
注意事项
饭前30分钟、饭后1小时内不可做足部按摩。
足部按摩前后，施受双方须饮水300-500毫升温开水。有严重心脏病、肾病的人及 儿童 、老人按摩前后饮水不要超过150毫升。
女性在怀孕、月经期间不宜做足部按摩。但对月经不调、痛经者按摩时，力度要轻。
各种传染性疾病患者、足部有新鲜或未愈合的伤口，或足部骨折者、足部皮肤有皮肤病，如皮肤上的脓疮、溃疡者、.有出血性或出血倾向的疾病，如尿血、呕血、便血等或白血病、血小板减少等病者。不宜做足部按摩。
病人在服药治疗期间接受足部按摩不应停药。
老人和儿童按摩时间要适当缩短，对于严重的心脏病、肾病、糖尿病、肝病患者，按摩力度要轻，双足按摩不能超过10分钟。
有资质的按摩师才可以对孕妇和月经期妇女做足部按摩。
足部按摩师操作结束后，须用热水洗手。
4结语
足部按摩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内经》里就有足部经络学说和足部按摩的详细记载。况且几千年来，这种简便、安全的保健方法一直为人们所钟爱。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保持足部的血液循环通畅，对全身的气血正常运行尤为重要，而足部按摩正是一种最佳的畅通足部血液循环的方法。足部按摩具有固养根气、疏通经络和调解神经的作用。通过对足部表面施加压力，还可以启动机体的调节功能，激发各器官细胞潜能，增强免疫力。通过对上述理论的应用，和对实践的 总结 ，足部按摩，是获取健康生活的必要的方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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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文化的定义及其特征论文
摘要：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奈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长安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
在历史上，长安地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互动，使得世界越来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虽厚重却不显于世。其中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他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大多是从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的。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取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作为陆地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长安文化的内在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长安文化的基本定义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据其发生和影响的范围，从基本形态上来划分有地区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种类型。最基本的观察和分析的出发点不外乎“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实质上就是研究和比对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总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为基础，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价值观与追求。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和谐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成正比例关系，而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度也构成了该文化范围文明程度的标志。
长安文化属于地区性文化。其名称有二义:第一，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地区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第二，以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为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概括与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称名“长安”之前的萌发和之后的延伸。从时空概念上分析，具体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长安文化是称名为“长安”时期的文化。称名“长安”的时期，即从汉代到唐代(当然也可以延续到现代，一方面是有“长安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长安文化陆地文明的一些传统特色仍然有遗存。这需要联系现代与古代来研究，特别要调查古代长安文化的现代遗存，所以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有汉长安和隋大兴、唐长安的区别，但从地理范围和文化特质的传承来讲，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长安”虽然是城市的名称，是因为称名“长安”的时期是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长安文化是“长安”地区的文化。这里指的是长安地区，不仅仅是城市地区。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又有两个部分，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台源地带。其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即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的东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长安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礼失求诸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尽管沧海桑田，长安屡经劫难，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这主要缘于长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还应该重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在陕西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少文化遗产深浅不等地打着长安文化的印记，如兵马俑的制造、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乐、老腔、还有民间的丧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说，长安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是“活着的”文化。
第四，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地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长安文化从汉代到唐代为核心时期，也是鼎盛时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积累和之后的延伸。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来讲，长安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然后绵延至现代。其中，长安文化的孕育阶段，是从渭河文明到先秦;长安文化的形成阶段，是从先秦到秦汉;长安文化的鼎盛阶段，是从秦汉到隋唐;长安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从五代到现代。
二、长安文化概念上的重叠与交叉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三、长安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长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复杂的规律，是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长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连绵不断的持续性?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区的客观环境作比较。归纳起来，长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有3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长安文化植根于内陆型农耕文化的土壤中，黄土文化的生存条件是规定长安文化的根本要素。这一地区有非常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位居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国内类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续性的开发时间也有区别。汉代司马迁记载道:“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区还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如终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拓，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网密布，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日用和农业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证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在古代，中国以农业大国闻名，统一与战乱时相交替，保障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质量。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浇灌方便，而且四面环山，有许多台源，为四塞之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地区又名“关中”，自古以来关中四周修建有许多关隘，扼守要冲。东面中条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龙门关，西面六盘山有尧关、旬关、子午关、饶凤关、骆谷关、斜谷关、阳平关，北面黄龙山、子午岭有金锁关、石门关、冉店关、阳峪关，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另外，在交通水运方面，附近河流众多，设有许多渡口。如黄河上的蒲津渡、风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东渭渡、西渭渡、宝鸡渡，南面还有汉水上的汉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着拱卫关中的水路要冲。以上这些关隘和渡口从陆上和水上全面保证了关中的安全，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社会稳定。
第三，地理位置与发达的交通状况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依靠获取不断的信息创新、获取发展的动力，形成不断的生长点，而创新就必须借鉴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问题是制约古代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而关中本身也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关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经常是开放的。
秦和隋的两次大统一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发展。秦、汉的驰道、栈道连通了全国各地。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路线一直延伸到南亚、中亚。隋唐时代，潜渠连接渭河、黄河，自成体系。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憧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唐代交通更为发达，如:“东至宋汁，西至岐，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显然，依靠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地区获取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长安文化形成的主观基础
在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长安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积淀过程。这个过程与齐鲁、荆楚、巴蜀、岭南等地的文化形成过程迥然有别。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100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2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径、溺、沪、橘、沫、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洋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5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传向东方。从西周至唐的约1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频繁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
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人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各自的进步，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人口，这一政治、经济之要地的战略地位，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晋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鲜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斓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激荡、展示，大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赋予了长安文化开放性的品格。
国际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的气魄，形成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胸襟与眼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长安地区最先接受，在这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进程。一方面，长安地区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担任了北传佛教译传中心的重任，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同时说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国文化改造的曲折经历，也说明了长安文化具有刚性的一面。
五、长安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长安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连绵不断，通常表现出先进性。以这种先进性为基础，成为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东方文化基础上的农耕民族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汇合状态下的多元结构，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多种成分并存，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活跃又丰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体性不鲜明。在所谓的中原文化圈里，这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但却带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这与其他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结和升华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在文化上归纳出一个完全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体体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此起彼伏的态势。
第四，文化外形多变。虽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与国家文化相和谐，有时又以民族文化为特点，有时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个性特征，有时又显示出国际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开放、活跃，文化态度宽松、宽容，文化形象大气而粗豪，刚毅而散漫。排他性较少，创新性强，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也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与反馈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长安地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开放的、活跃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特别体现在对异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将新的文化信息向外传播上。向外传播的文化信息增强了适应性和融合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传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六、结语
以上是从理论上对长安文化定义和特征进行了简单梳理，仅一家之言而已，实际上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如长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性与定位，长安文化的体系、功能以及具体表现，长安文化的当代形态及其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都需要进行大量深人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陆地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长安文化内在的普适性价值无疑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且值得继承和发扬。
（1）赐姓：项羽的叔父项伯，因在鸿门宴对刘邦有救助之功，刘邦赐其家族姓刘。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即皇帝位后，接受戍卒娄敬定都关中的建议，决定把国都迁到长安，并因此赐娄敬姓刘。刘邦（2）西汉初年：匈奴族刘姓。当时，匈奴部族强盛，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皇室宗女嫁给匈奴单于冒顿为妻。冒顿姓挛，但按照匈奴贵者皆从母姓的习俗，挛氏子孙皆姓刘。（3）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族的一支为争取中原人民的支持,自称是汉朝公主与匈奴单于的后裔，一直使用母方的姓氏故而姓刘，前赵的建立者刘渊即是匈奴贵族。（4）北魏“勋臣八姓”之一有独孤氏，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494年）自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后，于496年实行汉化改革，将鲜卑族的独孤氏改为刘氏。（5）唐末五代时期，突厥别部沙陀族的一支也冒称是刘邦的后裔。五代十国中的后汉政权和北汉政权就是由沙陀刘氏建立的。[7]从西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内附，南北朝的鲜卑族进入中原，一直到清朝的满洲八旗汉化，这期间有大量外族人改姓刘姓。迁徙分布刘氏早期主要是在北方发展繁衍。公元前300多年前，刘姓开始向河南及江苏传播。战国时有个叫会的晋大夫，他有子孙留居秦国，称刘氏。至战国后期，秦国灭了魏国，刘氏宗族随秦军进入魏国都城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他的十世孙在魏国任职，魏灭后迁至大梁，生子刘清辗转到今江苏等地。[8]汉朝是刘姓的鼎盛和发展时期，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分封同姓于各地，其后支派繁衍，于是彭城、尉氏、临淮、南阳、广平、丹阳等地皆有刘氏。西汉初累计皇子封王30余人，封侯者达400余人。汉王室大封同姓王侯的结果使刘姓贵族遍布于大江南北，他们各据一方，很快成为各地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总之刘姓以皇族为主脉，经历大汉400多年的繁衍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大姓。但刘姓人口仍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地区，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山西太原地区。此外，湖北荆襄地区、湖南长沙地区、江西九江地区也有刘姓望族。汉末三国之际，中原的刘氏为避“董卓之乱”不断向四方迁徙，主要是向东南投奔孙吴和向西南进入四川投奔蜀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北方又一次陷入战乱，中原刘姓与其他姓氏一样，为避战乱，向南方、东南和西南迁移，部分迁往日本和朝鲜半岛。从东晋到唐朝，中原地区向南方和东南地区的移民从未间断，移民越来越大，地域越来越远。
刘姓为中国主要姓氏之一，全国刘姓人口排名第四。在中国历史上，刘姓是登基称帝人数最多的姓氏。在中国古代有“刘天下，李半边”说法，而在中国北方则有“张王李赵遍地刘”的说法。刘姓在韩国亦有分布。另外，根据日本可查档案记载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刘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来源一：出自祁姓陶唐氏，帝尧（伊祁放勋）之后，受封于刘（今河北省唐县），建立祁姓刘国，后裔因以为源于祁姓，传说出自上古尧帝的后裔祁氏被封于刘国(前称定州唐县，今河北唐县)，属于以国名为氏。相传，唐尧是远古祁姓部落陶唐氏的领袖，名放勋，他贤达善良，后成为部落联盟首领，被尊为五帝之一。据传说唐尧出身在顺平县 ( 原完县 ) 的伊祁山，伊祁山就又称作尧山，尧因地名而为祁姓，其第九子源明被封在刘国(今河北唐县)，子孙遂以国名为氏，世代相传为刘氏，史称刘氏正宗。又一说刘姓始于刘累（部分留氏族谱作“留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陶唐既衰，其后有刘 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竹书纪年》云：“孔甲元年，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竹书纪年》云：“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来源二：源于晋国士氏：帝尧裔孙刘累事夏王孔甲，赐氏御龙。后迁鲁县，至商代彭氏而为豕韦氏。商末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杜（今西安市南杜陵），为唐杜氏。周宣王时国君杜伯无罪被杀，其子杜隰叔奔晋，其孙杜蒍在晋国担任士师，其玄孙士会因功封于范（今河南省范县），子孙遂以封邑范为姓，称为范氏。士会嫡子范文子士燮，为国之贤臣；次子士鲂，立彘氏，士鲂便是彘恭子。幼子士囏侍秦，复刘氏，汉高祖刘邦就是他的后代。士会不仅是范氏、随氏得姓始祖，也是刘氏的大显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说）“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王符在《潜夫论》中称赞道：“刘氏自唐以下，汉以上，德著于世，莫若范会（即士会）之最盛也”。郑樵在《通志》二十六卷《氏族二》中说：“尧之后分为六，唐氏、杜氏、范氏、刘氏、 韦氏、祁氏，皆为著姓，岂尧之不泯欤”！来源三：源于姬姓，出自周定王赐给弟弟姬季子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周定王姬瑜八年(公元前599年)前后，周定王将刘邑(今河南偃师)，封给他的弟弟姬季子做领地。至此，姬姓刘子国就正式地在东周王畿之内建立起来了，刘康公也就成了姬姓刘氏的肇姓始祖。姬姓刘氏世代任周朝卿士，主理内政外交长达一百多年。《左传》成公十一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来源四：源于投降汉朝的秦末齐国将领刘到：据史书记载，“平都孝侯刘到，平都。索隐县名，属东海。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五年孝惠四年庚戌（公元前191年）六月乙亥，孝侯刘到元年。索隐故齐将。巳上孝惠时三人也”来源五：赐姓或改姓。1．出自项氏：汉初赐项羽的叔父项伯等人为刘氏。2．出自姒姓娄氏：赐娄敬为刘氏，封关内侯。3．源于汉代礼仪（官职），出自汉代皇室秋祭——貙膢（貙刘），属于以官称为氏。4．出自王氏：东汉舞阳人王常，平王莽立大功，被更始帝刘玄赐姓刘。5．出自龚氏：宋真宗继位后，赐皇后刘娥表兄（一说前夫）龚美姓刘，认其为弟；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大将军都督刘显原姓龚，为报人知遇之恩，改姓刘。6．出自卢氏：安定三水人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自立为帝，据平凉等地，后失败逃奔匈奴。7．出自寇氏：三国蜀将刘封，原姓寇。为刘备义子，改姓刘。8．出自丘氏：西晋义阳(今河南新野)人丘沈冒称汉宗室后裔，改姓刘名尼。被拥立为帝，建年号为神凤。9．出自留氏：留氏改刘氏：后坡刘氏为永春留氏族裔，于宋末元初的动荡中易姓为刘；另《清源留氏族谱》载：第三十九世留天禄，泉州路录事，因军情严重，不仕，复入永春，居留安故地，改留为刘，为本支始祖。10．出自柳氏，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之后，因柳宗元和当时朝政大臣不和，招惹很多皇室亲信，其后人恐遭陷害，逃荒到山西的洪桐县，改姓为刘。11．出自薛氏：北汉皇帝刘继恩，本姓薛，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改姓刘。12．出自何氏：北汉皇帝刘继元，本姓何，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亦改姓刘，13、一说元末陈友谅败亡后其后代有改姓刘的。14． 唐宦官刘贞亮，原名俱文珍，无嗣。15． 明代宦官刘瑾本姓谈（音dan），改姓刘，无嗣。16．出自侯氏：刘亨赙（1872－1926年），又名侯夏饱，字图琼，号纯青，菲律宾名何塞·伊格拉西澳·宝华，福建南安码头人，是菲律宾独立战争中的一位华侨将军。其他近代、现代改姓刘氏者略。得姓始祖刘累，尧之裔孙。早年，刘累曾向豢龙氏董父学豢龙之术。约公元前1879年，夏孔甲帝时，天降龙于今河南省临颖县豢龙城东南角龙荡沟处。孔甲派刘累到此养龙，长达7年之久。因刘累养龙有功，孔甲封他为御龙氏。后因一雌龙死，累把龙肉加工成美食，送给孔甲吃，孔甲享用后，感到味道鲜美，又向刘累求食，刘累怕死龙事发，孔甲追究问罪，便于约公元前1873年，迁徙到河南省鲁山县隐居，隐匿了原来的名字，改称“丘”，人称“丘公”，称隐居的地方为“邱公城”。孔甲知道后，不再追究，丘公改为刘累，刘累族人遂复姓为刘氏，中华刘姓遂繁衍生息。迁徙分布刘姓，以邑为氏，据专家考证，世界上刘姓人口有7000多万，称得上是“遍地流（刘）”。刘氏建立东、西汉两朝，统治天下，于是其子孙分布于天水、中山、南阳、彭城、东平等十四处之多。
长安①我国古都之首。西安的旧称，古代中国鼎盛时期（强汉、盛唐）的都城，意为“长治久安”。长安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七年，定都于此。此后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西汉末绿林、赤眉，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建都于此。汉唐时代，又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西汉时城内有专为外人而设的居住区，唐侨居的外人，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大食，多时数以万计。故城有二：汉城筑于惠帝时，在今西安市西北，周围二十五公里；隋城筑于文帝时，号大兴城，包有今西安城和城东、南、西一带，周围三十六公里。唐末天佑（从示字旁）元年（公元904年）迁都洛阳后，因城中民房大半被拆毁，就旧城北部改筑新城，即今西安城。解放后，对汉隋二城遗址，都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为唐长安复原图）②西汉、隋、唐皆建都于长安，故唐以后常通称国都为长安。并不一定指真正的长安。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晋朝南渡后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可是李白还是用“长安”来指代建康。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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