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小姑娘的辫子——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文化，是供后人用来朝拜和自慰的玩意，尽管它的实质其实只是前人们一代又一代拉出来的屎的总和，是谓积淀，着实厚重。
主题：爱国主义与近现代中国中国，不管是把日本树立为发泄情绪的箭靶，还是大肆宣扬某些海外华人的爱国案例，小小的风波都能掀起一波爱国的狂潮。爱国主义占据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这让我越来越不认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了。就是这个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经常是鬼子十几个，汉奸两三百，就是这个民族可以在国内饿殍遍地时，免除日本巨额的战争赔款，就是这个民族，精英阶层以手持美国绿卡为能。同样一个民族，却戴着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具，难怪我越看越眼花。偶尔翻看宋史，才发现，在风波亭冤狱的60年内，岳飞在南宋是一个官方禁忌，偶语之者大罪。直到宋孝宗时才平反，以后，随着官方对岳飞将军的评价越来越高，岳飞也从罪人成了爱国主义的图腾。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俯仰皆是。远如岳飞，近如袁崇焕，袁崇焕在被凌迟处死时，北京百姓争食其肉，以泄对‘汉奸‘的义愤，对袁的攻击直到乾隆皇帝为袁平反方休。读史到此处，不禁使人怒火中烧。官方钦定的才是爱国人士，只要权力在手，秦桧可以为岳飞写历史鉴定。以权力判决真理，以钦定强奸历史。原来如此！以此为钥匙，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可以理解大半。在山河飘摇的近代中国，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被现实无限放大。于是，启蒙运动被爱国运动拦腰截断，在其中，国家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爱国主义成为国家操纵民意，转嫁国内矛盾的利器。国家上下其手，袁崇焕可以私通满清，秦宰相可以是抗金栋梁。在信息绝对不对称的情况下，民意从来是被操纵的对象，民意不是被强奸，明明是顺奸。中国从来缺少自由，人权的传统，所以，中国的爱国主义一开始走的就是一条歪路。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明显营养不良。没有自由,人权,博爱的爱国主义是义和团式的暴民,是希特勒手下的党卫军.对一个民族来说,这种爱国主义是一剂麻醉剂,更是一包毒药.爱国主义的本意是爱,在中国它却成了恨.这是我们的悲哀,这更是中国的耻辱.伪爱国主义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启蒙思想者苍白的面孔。让我们回到正路上来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变成'匹夫忧乐,国家有责'.让国家成为责任承担者,让公民成为权利拥有者.国家的存在是以公民的合意为前提的.只有国家成为守夜人,并且仅仅是称职的守夜人时,它才有存在的可能,它的存在才能得到公民的许可和授权.这样的国家是主权在民的国家,这也是唯一合法的国家.国家本来就是为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权而存在的.我们要爱国,首先国家要合法,其次,国家要是称职与可爱的.如果这两点不存在,我们爱它只是纵容它,是在害它,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如果只是接受被控制的教育和媒体的宣传,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而只是吃了兴奋剂的斗鸡.如果,我们仅仅因为受周围人的行动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 只叫盲从、冲动与空虚.如果,我们因为可以毫无风险地出风头,捞好处,就盲目狂热,这不叫爱国,只叫怯懦.虚荣与投机.伪爱国主义不但会害了自己，更会害了中国。爱国不是抵制日货,而是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学习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现,学习是超越的先导.爱国不是夸耀祖宗创造了什么,而是我们能给后代留下些什么.爱国不是在网上叫嚣武力解放台湾,而是努力了解台湾为什么和大陆离心离德,看一看台湾的政治更迭进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爱国是勇敢捍卫自身自由与权利,这样,国家会明白自己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它会变的称职与可爱,爱国是努力工作,创造财富,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 这样,我可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国家.爱国是说真话,办实事.如果国家不让我这样做,我要勇敢地站起来,批评它,改进它,重建它.爱国是国家侵犯我的权益时,一定有人站出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如果这样做,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有了保障,我们的国家变得合法、文明、可爱.这才是最大的爱国
可以进行对比，比如论唐宋几次变法的异同，从内部原因外部意义等方面分析。如果还嫌大，就直接论大清王朝和沙俄政府统治异同，从性质、意义、机构，都进行了哪些统治人民的手段，哪些好处，哪些坏处等等。如果嫌旧，那就可以分析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的变化，特别是三个代表和中国梦的联系
哈哈，我看了一下，这位仁兄应该是历史作业小论文吧。我觉得应该以过去为主题，最好是历史上的一些争议的东西。比如说马谡失街亭谁之过？究竟可不可以成败论英雄等主题。
两面论从历史人物的贡献，功过，缺点出发
你可以写楚汉之争建议：先查询资料，分析历史背景，分析汉是怎样灭楚的；楚是怎样走向灭亡的。不说500字，你写5000字也能写出来
从这个人物的成长环境出发，看成长环境对他性格的影响，从而对他日后的成就的影响从历史环境出发，时势造英雄论
高中历史人物论文我以前替我表姐找过，在那个591论文网上找范文自己拼凑的。那上面各专业范文挺多。还有专业写手在线，你可以去看看。
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7、18世纪全球变局当康乾君主谨慎地牵引中国社会这艘古老的大船，沿着原有的航线进行再一轮冲刺的时候，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西方社会爆发了一系列改天换地的伟大革命，迅速地脱离传统的发展路线而突然加速前进，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 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美国1775年进行了独立战争；法国1789年爆发了大革命。意大利从1859年资产阶级夺取政权、 俄国从1861年废除农奴制、日本从1868年明治维新也都不约而同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这些革命，不论胜利与否，彻底与否，其结果都加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灭亡，推动了民主政体的建立，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17世纪以后，科学革命席卷了欧洲。欧洲科学革命的先驱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阐述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说。伽利略研究了自由落体和钟摆运动，发明了望远镜等科学仪器，大大改进了科学观测手段。特别是在17、18世纪之交，牛顿发现了运动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阐述了经典力学理论。继牛顿之后，大批科学家、技术家、实验家涌现，大批科学成果诞生，大批科学研究机构成立，研究自然科学在欧洲蔚然成风。一个科学、技术、实验三者鼎立、互相牵引、彼此促进的互动新机制形成，为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 从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 在棉纺织业，1733年凯伊发明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效率。1764年织工哈格里夫斯发明了手摇纺织机，即著名的珍妮机。机器的使用，使纺织效率提高了40倍以上。 在动力机器方面，1769年瓦特发明了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又制成了复式蒸汽机。1785年英国的棉纺工厂开始用蒸汽作动力。1769年法国人柯格诺特制成了第一辆蒸汽推动的三轮汽车；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制造了第一艘轮船；1814年英国人斯蒂芬孙发明了蒸汽机车。蒸汽机的普遍应用使工业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使劳动生产率几倍几十倍地提高。 在冶金方面，18世纪30年代发明了用焦煤炼铁的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以木材为燃料进行冶铁的落后工艺。6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熔铁炉，此后又研究出了精炼法。炼铁技术的革新，不仅推动了冶金工业的进步，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煤炭工业的发展。 工业革命使英国经济出现了腾飞。据统计，1776年至1800年棉纺织品出口从670万英镑增加到4143万镑，24年间增长倍。毛织品在1788年生产万匹，1817年则达到49万匹，增长倍。煤的年产量，1700年为500万吨，1795年增至1000万吨，增长1倍。生铁产量，1740年仅为17350吨，1806年则猛增至258000吨，增长倍。工业的发展导致诸如曼彻斯特、伯明翰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出现，人口大量流向城市，18世纪70年代时，城市人口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2。 在经济发展全面加速的18世纪，交易的一切工具都合乎逻辑地使用起来了。在工业发展、商业繁荣的基础上，欧洲国家的市场进入了更高层次，证券交易、信贷已很活跃，证券交易所拓展了他们的活动，伦敦模仿阿姆斯特丹并试图取而代之，阿姆斯特丹此时趋向专业化发展，欲成国际贷款之要地，日内瓦和热那亚参与这些危险的游戏，巴黎摩拳擦掌，开始亦步亦趋，这样一来，钱款与信贷便起来自如地从一处流到另一处。(布尔：《资本主义的动力》第18页)形形色色的信贷证券，大大便利了商品批发和国际支付业务，整个市场被活跃的信贷和贴现所推动。 这时，西方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步伐也骤然加快。他们纷纷走出国门，建造大舰巨舶，组织商船队和贸易公司，进行航海探险，致力海外贸易，到世界各地寻找商业机会，掠夺金钱、土地和人口，进行原始积累。贪婪的西方商人，确信自己的好运在远方，行走于全世界并把商品带到世界各地，追逐丰厚的利润；炮舰和军队用刀和剑在各个殖民地上建立起统治；外交使节和传教士到处奔忙把政令和圣经传播到各个角落，并热衷于搜集情报，了解各地的情况。美国独立条约的墨迹未干，当其还 处于英国的威胁之下时，海商就已游弋七大洋，去寻求贸易。到达中国的第三只船实验号只有84吨，乃至被认为是近海帆船，充分展现了愿意为可能获得的利润冒最大危险的精神。据估算，英国在17571857年的100年中，仅从印度运回本国的货物和货币总值达120亿金卢布；17011810年从西部非洲贩运200万黑奴，进行贸易。 纺织工序的逐步机械化、焦炭炼钢、蒸汽机的应用、工厂制的出现，农业的发展、农村购买力的增加，市场的兴旺、商人的活跃，航海的进展、殖民地的开拓、交通运输的改革等等，许多举措、许多事件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推移演变，推动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跨进了近代社会。一个生产力如地下泉水喷涌迸射的人类新时代全面展开。 一潭死水 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康雍乾三代英明君主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 与西欧国家不遗余力地保护工商业发展的做法相反，清王朝对工商业控制、压抑、打击，把工商视为末业，认为兴商既不合祖宗成法，也对国家无利。雍正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今若欲于器用服玩之物，争尚华巧，必将多用工匠。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田，必群趋而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苟遽然绳之以法，必非其情之所愿，而势所难行。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崇尚朴实，不为华巧。如此日积月累，遂成风俗。虽不必使为工者尽归于农，然可免为农者相率而趋于工矣。(《清世宗实录》，卷五七)有些官吏主张在广东招商开矿，雍正表示坚决反对：今若举开采之事，聚集多人，其中良顽不一，难以稽察约束，恐为闾阎之扰累。况本地有司，现在劝民开垦，彼谋生务本之良民，正可用力于南亩，何必为此徼幸贪得之计，以长喧嚣争竞之风。(《东华录》雍正朝，卷二六，十三年四月)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朝廷对民间手工业在经济上实行高额征税，低价收购，无偿摊派；在政治上或则限制其开设，或则控制其流通，或则严格约束工人，或则指定特许的商人，对工商业的发展千方百计地压抑阻挠。封建官僚滥施淫威，而工商业者没有公开进行对抗的力量，只能匍匐在政权的脚下，任其蹂躏。因之，虽然当时中国六个大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世界最先进的伦敦，但是西方城市以工商业为本位，商人和手工业主在政治上起着重大作用，参与城市管理、审查预算的情况，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国的城市首先是政治和军事中心，大多数城市的繁荣依靠官吏、地主、军队及其附属者的消费，而主要不是依靠工业制造与远程贸易。 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下，终清一朝，弥漫着轻视和蔑视科技之风，把科技知识视为形而下，把发明创造称为奇技淫巧。清初的戴梓发明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然而清统治者抱着骑射乃满州根本，不仅不采用，反而听信馋言，将戴充军关外。1792年，英特使马戛尔尼送给乾隆80寿辰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西瓜大炮、铜炮、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29种，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马戛尔尼曾邀请清军将领福康安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福康安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宫廷中罗致了许多懂科学的耶稣会传教士，聘请了一批数学家研究天文数学。但是西方科学未跨出宫廷一步，只供皇帝个人欣赏。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自然科学均无爱好，加以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彻底阻滞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传入和交流。 闭关锁国、拒绝交流是清廷对外关系的基本政策。康乾时期，是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的时代，是经济国际化趋势日渐明显的时代。中国在对外关系上却采取了逆时代大潮的封闭国策。对外政策的着眼点是怀柔远人，外夷归附，宣扬恩德以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至于航海探险、远洋贸易、对外扩张，这一切既缺少实行的手段、能力，也没有试探的兴趣。它不重视对外贸易的经济利益，只把通商当作怀柔的手段。当英国商人给清朝的文书中要求扩大通商，声称中英通商与天朝有益时，乾隆皇帝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乃该夷来文内，有与天朝有益之语。该督等不但当行文笼统驳饬，并宜明切晓谕，使知来广贸易实为夷众有益起见，天朝并不藉此些微远物也。(《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九)他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一封信中讲：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清王朝的对外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天朝上邦意识和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以及诸如不宝远物，则远人格之类的儒家经典之上的。因而，贸易变成了怀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为，而并非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盲目坚持天朝体制，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在国际关系中，既不考虑交往的平等性，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也不考虑经济利益，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 对外关系的着眼点决定了对外交往的排斥态度。当西方竭力寻找新航线，拓展海外殖民地，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之际，清统治者正在为海岸线的不宁而焦躁不安。对于远道涉洋而来的西方国家，莫不以夷狄视之，把构筑一道坚实而绵密的藩篱，将最危险的西洋人隔绝于国门之外视为基本国策。康熙初年一度开放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康熙初年只有两次。康熙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康熙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100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清朝对对外交流进行严厉限制，首先对出口商品有严格限制。军器、火药、硝碳、铜铁可以制造武器，均在严禁之列，米麦、杂粮、马匹因内地缺少，亦禁出口。书籍则可能泄露中国状况，也不许运往国外。中国本来能制造巨大的帆船，出航远洋。到康乾时期，世界各国的航海业突飞猛进，船只越造越大，而清廷却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七六，康熙二十三年)对于出洋的水手、客商，防范极严，各给腰牌，刻明姓名、年貌、籍贯，庶巡哨官兵易于稽查(《清朝文献通考》，卷三三)。中国人到外国贸易，立定年限回国，如逾期不归，永远不许返回，即使三世居于外国的华侨，也要设法招回治罪并株连其家属。这种以天朝大国自居，采取不与西方通商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堵塞了可能给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渠道。 当欧美国家纷纷走上实行民主政体的道路，消除专制制度的时候，康乾盛世的三位帝王却在一步步收紧权力之网上的纲绳，把封建皇权推上空前集权的巅峰。这种体制避免了历代王朝经 常发生的宰相、外戚、宦官擅权和武将跋扈、文官植党以及士人非政的现象，但更加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加以国际大势剧变，中华民族已濒于西方列强宰割的绝境。 同政治体制相适应，在文化上把儒学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尤其用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廷一方面引导知识分子只钻研儒家经典，科举、考试，要以朱子的注释作为准则，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另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文字狱盛行。知识分子只好潜心古籍、埋头注疏和考据。禁锢思想实际上是禁锢人的创造性。当人类由传统走向现代，最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主导中国未来的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体系，却如一潭死水般的沉寂。在这种沉寂中，中国不可能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长夜无歌 清廷自恃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而拒绝开放、拒斥变革，其结果烈火烹油，夕阳西下，100多年的盛世之后中国社会骤然下跌。极端的闭关，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大大拉开了。 以中国最为自豪的农业为例。到1840年，千年前的耕作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全国人均粮食仅200公斤左右。而在英国，每个农场都有一部蒸汽机；在美国，人均粮食已接近1000公斤。 在工业方面，中国工业人口已相当庞大，如景德镇有工匠10万人，荆州到重庆间有纤夫10多万人，苏杭织工达三四万人，佛山织工近5万人；在云南矿区和一些老林中谋生的人不下百万之多，广州靠在洋船上谋生的也有几十万人之众。但这个数字与全国人口之比仍微乎其微。而且，这些工人，要么是手工业者，要么是纯粹的苦力，近代式的机器工人几难一见。而在欧美，蒸汽动力已普遍应用，如英国，1800年仅321台共5210马力，到1815年就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为止，英国工业革命就基本完成了。在这段时间，中国年产铁约2万吨，不及法国的1／10，不及英国的1／40。中国的第一座炼钢平炉建于1890年，比西方晚了近30年；第一艘汽船造于1865年，比西方晚了60年。在中国，纺纱女日产五六两，高的达到十两，也有连日带夜纺出十二两的。在美国，1825年每个工人看管200个锭子，日产1000绞棉纱。铁路更显示西方发展之快，1825年英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到1840年，全世界的铁路总里程达9000公里，而中国这时还不知铁路为何物。中国的机器工业出现在19世纪末期，比英法美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的时间还要晚几十年。 军事上，明末清初已引进并使用西方大炮。但后来，为了使八旗骑兵弓马的技术特长不致失传，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以致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 科学方面的差距尤为明显。明朝之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国家。迄时世界上重要的发明创造和重大科学成就大约300项，其中中国约175项，占57%以上。总体上说，到明中晚期，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西方社会迅速地 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相形之下中国则在封建主义的迟暮中步履蹒跚。落日虽然辉煌，跟踵而来却是长夜无歌。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反省我们民族的这段历史，最要紧的，是获得一份警醒、一份自觉：对当前以及未来世界历史大变动、大发展、大转折要有清醒的认识，对我们的国情、长短及走向要有充分的把握，要以更博大的胸怀面对世界、走向世界。
好吧！哥们！我们都是一群苦逼！
一、填空题：1、1949年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选举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 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会议通过的《 》起临时宪法的作用。2、1951年5月， 和平解放。至此，全国领土基本得到解放。3、1950年到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其中涌现了 、 等英雄。4、1953年中国共产党公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规定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 ，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三大改造）。5、 年“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6、1954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7、1958年开始的“ ”和“ ”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出现的错误。8、 被称为“铁人”，邓稼先被誉为中国的“ ”， 被称为县委书记的榜样。他们被誉为是“共和国的脊梁”。9、从1956年到1966年的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10、从1966年到1976年爆发的“ ”给整个民族造成严重的灾难。11、 标志着我国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12、 年 后我国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 的成员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3、我国建立了 、 、 、 、 五个经济特区。14、我国经济改革首先从 开始，主要内容是实行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是 。15、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把“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方略写进宪法。16、1954年，周恩来倡导的 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是指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成为国际上处理国与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17、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8、新中国实行 、 的民族政策。 是民族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政治制度。19、1984年中英签署关于香港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 年 月 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7年中葡签署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 年 月 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20、第一位访华的总统是 。 年中美正式建交。在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是 问题。21、1964年我国第一颗 成功爆炸。1967年我国第一颗 成功爆炸。这标志着我国跨入了世界核先进国家的行列。1970 年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 ，从此我国跻身世界航天科技的大国之列。22、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 。23、 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4、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是(1)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3)坚持社会主义道路(4)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5)坚持人民民主专政25、 年，中国重返奥运会。1984年 获得第一枚奥运金牌。 在举重项目打破了世界纪录，这是中国人创造的第一个世界纪录。 二、问答题：1、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它结束了一百多年来内外压迫者对中国的统治和国家混乱局面，实现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3）、中华民族将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 2、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容是什么？有何重要意义？答：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全面纠正了“文革”中的“左倾”错误，作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严肃党纪。意义：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次会议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3、香港、澳门回归的历史意义：答：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结果，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彻底结束了列强对中国领土的占领，洗雪了中华民族的耻辱，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迈出了历史性步伐。6、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你是怎样理解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的？答：习题的说法是正确的。民主和法制不可分。从一个国家来说，民主就是要由人民当家作主。但是，在具体商议一些公共事务时，社会中各人的看法不同，往往很难统一，而且由于人数众多无法人人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人们就建立了一系列大家公认的制度。所有这些制度，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就统称为法律制度，这种制度安排就叫法制。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不要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绝不是社会主义法制；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7、比较： 会议 时间 重大决定 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8年 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揭开序幕。 十二大 1982年 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 十三大 1987年 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确立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十五大 1992年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国有句话：“养儿防老。”你认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这句话还有没有意义？现在实行养老保险制度，与这句话有没有冲突？可以从城乡各种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意见。答：过去，中国没有养老保险制度，老人主要由儿孙奉养，由此有“养老防老” 这样的老话。现在城镇虽然基本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但并不表明儿孙赡养敬孝老人、社会尊敬老人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就失去意义了，就可以丢弃了。养老保险制度只是从经济保证了老人的物质生活，而精神上的安慰与天伦之乐还需要儿孙们提供。广大农村目前基本上还没有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子女奉养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因此可以说，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子孙们的经济负担，并没有替子孙孝敬、奉养老人的义务与责任。
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浅析《活着》中的人生意识徐慧媛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 610064)摘要:《活着》是余华为了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看法嘻嘻哈哈地看着别人的样子笑。我和家珍、凤霞排着队走去还算的而写得书，或者说是余华为了找寻人生意义而专门写的书。书整齐，有些人家老的老小的小，中间有个老太太还扭着小脚，排出中集中体现出来的思想便是人生的宿命意识和苦难意识，如果说来的队伍难看死了，连队长看了都说: ‘你们这一家啊，横看竖看宿命是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那么苦难则是人生悲剧的直接体还是不好看。’”那些在历史长河里面浓墨重彩的事件，对于最底现。通过对二者在小说中具体表现的深入分析，窥探中国人在特层的农民阶层们，意义却微乎其微。历史没有给予这些社会底层殊的历史巨浪中的被动与无常，不难看出，《活着》是生命的寓言的劳动者真正接触的机会，它似乎只需要人民了解它的存在，接故事，福贵的生存困境是人之为人的必然经验。受因为它而带来的变化，对于事件的前因后果，百姓们不需要知道，也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只不过是命运作弄的对象而已。当然，老百姓们是配合的，他们也不想去探究个中的原委，他们只希望在所有的变革中能够有一条活路，因为他们的内心，只能承载得起这么多的重量，其余的是非纠结，是平凡百姓生命中不能承文学与人生的关系密不可分。人的存在方式之一，就是对人受之重。 生作语言意义上的虚构。作家需要借助语言来发泄对于现实的不满，需要借助文字来抵达更为宽广的世界。对于一向提倡“文2苦难意识学创作要追求个人精神世界的真实”的余华来说，其作品无疑投如果说宿命是人生悲剧的根源，那么苦难，则是悲剧的直接射了更多作者对于人生的心理意识和精神意蕴。本文着重想要体现，因为命运直接操纵着苦难。《活着》对于苦难的叙述，首先探究的，便是余华投射在《活着》一书中的人生意识。 表现为对生命存在的追问，是人类生存的荒诞性赋予生活的苦难。生活之于福贵，意义微乎其微。西方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极1宿命意识端的说法，人生等于痛苦加无聊!人是有欲望的，当欲望没有得所谓宿命，是宏观时空或大尺度时空对微观时空的观照进到满足的时候，就会痛苦。欲望得到满足之后，又会感到无聊。而凸显出其短暂、轮回、虚无与无常，人类对于命运的无力感和被所以，人生就永远只能像“钟摆”一样，“一头是痛苦，一头是无动感，其根源就在于，人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结局———死亡，聊”，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而当这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宿命加上动荡不堪的背景时，人生在宿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是人的两种最后的成分”。而更加悲惨的命之上更增加了一份荒谬感。是，福贵的生活只有痛苦和无聊这两个极端的维度，他甚至没有文章通过一个老人对自己一生的回忆展开叙述，作者选取了追求欲望的中间过程。年轻时，他是大少爷，衣来伸手，饭来张中国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农民作为主人公，这就加剧了文章的口，对于生活，他没有企图心。福贵说: “我爹常常唉声叹气，训宿命意味。福贵之于历史，与其说是在经历，不如说是遇到。上斥我没有光耀祖宗。我心想光耀祖宗也不是非我莫属，我对自己街给重病的母亲抓药，碰巧就被国民军抓了壮丁;好不容易回到说，凭什么让我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去想光耀祖宗这些累人家，本来生活可以稳稳当当的过下去，却遇上了像闹剧一样的人的事。”对于这样一个不求上进的人来说，生活想当然地无聊。民公社;然后是稀里糊涂地加入大炼钢;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在极度的空虚之中，他过着荒诞的生活。除了吃喝嫖赌之外，还刚刚从自然灾害中缓过气来，又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这样的措想出了一些荒诞的招数，折磨别人以慰藉自己空虚的心灵。比如手不及中，人们根本来不及思考这样的事件究竟带给自己什么样让妓女做人肉轿子，故意骑着妓女戏弄自己的老丈人。这些荒唐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意义，而更加让人觉得毫无意义的是，在的行为背后，恰恰折射出福贵空虚之下异化的内心。正当福贵沉这么多关乎历史变革的事件中，在这么多左右着这个家庭成员生溺在巨大的空虚和无聊之中时，生活却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命死的事件中，家庭里的所有人，却几乎都没有实实在在的“参与”运甚至没有给福贵喘息的机会，在他自己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其中。福贵没有真正打过一次战，参军的过程就是夜以继日的行就输光了全部家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打击对福贵是有好走和被包围之后闹剧一样的抢夺食物以求生存;轰轰烈烈的人民处的，他至少回到了“人”的状态，然，也开始了痛苦的生活。公社，在福贵的叙述中，不过是从好饭好肉到缺吃饥荒的过程;而就当福贵要改邪归正重新做人的时候，生活却不再给他翻身的机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福贵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旁观会。打击纷至沓来，父亲的逝世，妻子被老丈人带走，上街抓药被者。为了进一步削弱百姓的“参与性”，在描写这些悲剧性事件抓壮丁……生活忙碌而充满恐惧，除了要维持生计而辛勤劳作，的时候，余华特意采用了戏谑的描写方式。且看人民公社的这一还要忙着应付一个又一个的变化和灾难，当脆弱的内心对于上一段描写: “村长也不叫村长了，改叫成队长。队长每天早晨站在次的打击都还没有完全适应时，下一个更加具有毁灭性的事件又村口的榆树下吹口哨……村里人都觉得新鲜，排着队下地干活，不期而至。这是一种没有任何刻起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复仇者”，而他的身体便成了他为了复仇而可以任意处置的工具。“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就可以称为自我实现( Self－actualization)的需要。”所以当赵襄子第一次认出豫让并放了他时，豫让知道赵襄子也是“知”他的，但是对“复仇者”这个身份的认同让豫让不可能放弃复仇或者归附赵襄子。所以他“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于市”，试图摧毁一切可以被人认出的外在身体特征。他的自残，不仅显示出他复仇的决心，更显示了他对“知”的追求。当可被人辨识出身份的外在身体特征去掉以后，唯一可被人辨识出来的，只剩下身体里面的那个自我了。这个自我，也是豫让一直所追求的自我身份。自残报仇未免太过残忍，所以豫让的朋友便劝他以更容易的方式来复仇————事襄子并杀之———时，豫让断然拒绝了。因为豫让选择的不是简单的复仇，也不是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而是选择了一种身份———一个“复仇者”，在他的认知里，身份比行为更重要。如果他利用赵襄子的敬仰与信任而实现复仇的目的的话，他就会背离他决定成为的那种人，他选择的身份就会变成达成目的的手段与工具，这在豫让一直追求的自我身份意识里是不被允许的。豫让对“复仇者”这个身份的认同，使得他选择难而不选择容易的方式，最终，即使不能刺杀赵襄子的身体，也要象征性地“请君之衣而击之”，以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复仇者”的身份，完成“复仇者”的使命。而他对这个身份的坚持，也使得他的“名”随之而来，豫让“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对“复仇者”这个内在身份的认同，使得他采用一系列自残身体的做法，以期完成他的复仇。最后虽然失败了，但他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却得到了完善。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豫让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战国刺客形成的心理动机，对忠诚的信仰、对报恩的渴望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使得他成为一个刺客，成为一个为“知”己者报仇的复仇者，抛弃了外在的容易辨识的肉体，成为一个以内在自我为支撑的刺客。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却完善了自我的身份，也同时得到了“名”。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经常接触到论文吧，论文的类型很多，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还是对论文一筹莫展吗？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历史人生议论文作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很多时候，我会想，人这一辈子究竟活着是为了什么？
从家到学校，要穿过整个小镇；也许小镇真的太小了，即使用最慢的书牍来行走，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而当天蒙蒙亮的时候，骑着车和朋友一起飞奔到学校时，小镇更小；据说这个小镇有好几百年的历史，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于这历史有多悠久，我也无从知晓。
偶尔穿过繁华的大街，看着一闪而过的出租车在大街上奔波的人以及悠闲的提着手提包逛街的女人，就会想到这一切是不是就是有人故意安排导演的闹剧呢？
人的一生就像一场悲喜剧，今日红灯高挂，明日就已物是人非了。同样是人，却有着差异巨大的人生；
我经常会想起从前在我家呆过的那条狗，那只狗是一条不知名的看家狗，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到我家的，只记得那时他长得挺乖巧的，很讨人喜欢，我和家人都很喜欢他；可是是人总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当一种生物对你过分的忠诚与讨好时，你就不会去感激，而是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我和我的家人在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心境下和那条狗相处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不见了，留下他的孩子继续为我们看守家园时，我才发现他老了。这让我很内疚，内疚我曾经对他的残忍和不善。这样的内疚在我和家人心中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便将此事遗忘。他的历史悲剧在他的孩子身上重演，我再次感受到这样的内疚，这次是新的添上旧的，无以复加的伤感蔓延在心里的一个角落，慢慢滋长。这一切就像封建时候的家奴和主人一样，我不知道那些主人会不会有和我一样的心情。
人啊！过日子过日子，想过的是好日子；不满足的心情中，永远都不曾有好日子。人言可谓，自己想过乍样的生活，却要受他人指指点点的告诉你该怎么怎么做，要怎么做才好，偶尔你是否会回答一句，这到底是我的生活还是他人的生活。我过我的，为什么还要听从他人的言语？想归这么想，我们到底还是没办法彻底的不在意他人的眼光。
追忆历史，追忆一个个亘古难变的灵魂；品读人生，品读一首首永不退色的歌曲
——题记
人生似舟，岁月如帆，洞悉历史，会使人生的脚步轻盈而又清香，让心灵的颤动强健而又高亢。在历史的长河中，留给我们的是永恒的思考。
“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
屈原，你高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报国无门，妆志难酬，求索不到治国之道的你只能投身汨罗江水。在当时，或许跳江是你唯一的出路，也许只有放弃生命才是你唯一的精神解脱。你赋情于《离骚》，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片赤诚、纯洁的爱国情怀。不管历史如何蜕变，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从你纵身跳入汨罗江水的那一刻，历史已经沉淀、凝固在人们心中。楚国的天空太小，盛不下你驰骋的思想，然而汨罗江水多情，拥抱了你浪漫的诗魂，吞噬了你报国无门的失魂。相信，汨罗江畔你的情怀将永远盘旋在高空，千古流芳，亘古不变……
“此情无计可清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清照，你吟叹“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不过江东也罢，红肥绿瘦也好，面对着物是人非，面对着断香残酒，你从多情到痴情，错过了轰轰烈烈的青春，然而不幸，丈夫中年逝去，留你一人独守空房。寂寞是一根丝线，牵着线，默默等待另一头的人，即使那人早已逝去。“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读到了你的纯美；“恨非生男儿，不能跃马挥戈，驰骋沙场”，我读到你的野心;“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我读到了你刚毅。走到苍凉沉郁，走到小风萧萧的回归路，却走不出“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丝丝愁绪。你累了醉倒温柔柔乡，在阴两绵绵中轻轻焚唱，淋湿双眸，那每笔纤柔的笔画，将经纶点亮。秋风中翩飞的落叶，道不尽你心中的幽幽情愫；明窗下盛开的秋菊，抚不平你生命中的冷冷清清；天空上点点的余晖，映不出你期盼的点点滴滴。然而你却一直期盼，盼到花开花落，盼到日起日落，直到人老珠黄淹没了所有希望。你用情累积了一生，你用诗诠释了真情。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
李煜，你独吟“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李白会给心灵找一份安慰——“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苏轼能以乐观豁达的情怀面对——“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然而你却只愿“无言独上西楼”。也许上天注定多情的你不该成为皇帝，处理政务不是你的理想。作为南唐最后一个皇帝，曾经经历亡国之恨的你充满了对国破家亡的怨恨“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表达了你的离家之愁，当你一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传到了故国臣子的耳中时，他们纷纷抱头痛哭……历史注定了你不是一位成功的皇帝，然而却注定了你成为世界精灵。
“功业飘零五丈原，如今局促傍谁辕”——
数百年前，孟子说过“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然而数百年后，你用自己的满腔热血和生命唤起了你爱国情怀吗？你无视敌人的威逼利诱，舍家卫国、英勇善战，从你身上我读到的是一种大义凛然的豪迈情怀。文天祥——一个响彻八百年的英雄豪杰，影响着世代的炎黄子孙，激励着无数华夏儿女。你如一尊山岳，用铮铮铁骨奏响一曲荡气回肠的正义之歌。“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然而你的死比泰山还重，你的正义将永远屹立在天地间！
逝去的是历史，不变的是人生，历史如歌，歌唱着民族曾有的辉煌与过往的沧桑；人生似水，不变的是永恒的追忆。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让我们在追忆中汲取精华，在品读中再创华章。历史将永远源远流长……
抿一口香茗，冥思过往，前人足迹依稀在脑海中闪烁，在回忆中品味人生。
记忆的年轮中，最先闪烁的便是报国为民的忠君爱国之士。听，是荆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高歌；看，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的激情澎湃；盼，是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情怀；感，是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凌云壮志；思，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悲歌，壮志，执念萦绕心头，感古先人以爱国为崇高之志，以报国为终身之责，在政局中斡旋，在战场上厮杀。
抛弃世俗纷争，便转而忆起祖国大好河山与景中闲适之人。
是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采菊东篱下”之悠然，是李白仰天大笑“我辈岂是蓬蒿人”之意气，是白居易观“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生机盎然，是王维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恬静优美，是岑参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瑰丽浪漫。
赏尽山河壮美，便又忆离人之愁绪与知音之坚贞。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是岑参思亲之柔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孟子感母之忠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是王维对友人的惜别之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是鲁迅苦觅知音而后之真情大义。
思绪回归，茶凉，深思，品味人生。
人生苦短，却如何使其闪耀？首先应有爱国之心，始终以实现国家繁荣，人民安康为己任。其次，便是淡泊，能将自己置身山水，不慕名，不逐利。最后便是亲与友，在思念中感恩，在困境中互助，快乐与忧伤，振奋与凄凉，豪壮与悲情交织于人生，因人生而升华，此之一生，才算得上“没有赤裸裸地回去罢”。
多了解一些历史，会让人生更加充实和丰富；多一点历史情调，人生就会变得更加开阔与丰润。随口而来的古诗词，心里永记的千古名句，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得大自在”。
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留下了无数唐诗、宋词、元曲和名著，我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并不是很全面，只局限于所学的，而不会主动去求知。别人问我一些文学常识，我常常答不上来，只觉得很不好，所以现在空闲时会去看一些有关历史的书。
住的附近有一家小书店，店里有各种名著、古书，到处都有古风古味的痕迹。我随手拿了一本古诗词集，坐下翻开一读，《岳阳楼记》，细细品味那范仲淹，微斯人，吾谁与归的感情，是多么的孤独。一心为国却没有人与他同道。不知不觉，读完了，只感觉思绪跟随古人在历史长河中徜徉。便又拿了一本《唐诗300首》接着读了下去，去经历大唐兴盛时期，走过大唐边塞，与诗人把酒畅谈......如身临其境一般。
人生是一种态度，多一些历史文化的滋养，平凡人生亦多风味；生活是一种情致，多一点传统文化的情怀，平淡生活亦多声色。时下春事正浓，敢春风畅怀便暗自吟哦“东风荡飏轻云缕”；雨中游园忽见丁香花开，脱口而出“丁香空结雨中愁”；杨花扑面恼人，自解兴叹“春风不解禁杨花”；不远处传来优美的琵琶曲声，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如是，我们在庸常的日子里亦足可逸兴遣怀。我们当然无法回到历史，但心灵可以自由抵达，在任一个历史时段徜徉，让人生多一些历史维度。
人生多一点历史情调，就会变得更加开阔、丰润与精彩；多一些历史情调，怡情、明智与养心，人生变得更加“得意自在”。
人的一生面临众多的选择，在无数的选择中，生命长河也源源不断地流过，每一次选择都像从河岸边拾起一只贝，仔细观察，你会有所感悟。
——题记
我的选择
从小到大，面临太多的选择，从满月时父母拿许多诸如钱币、算盘、书本之类的物品让我选择直到今天坐在考场上心中的选择。在一次次的磨练中，我成长着，也不断成熟着。应该感谢生活给了我许多次机会，伴我成长，助我成功。或许人生路上会有许多绊脚石，但那不能成为前进的阻力，我会选择勇敢地接受，因为那是生活对我的考验；当我选择诚实时，许多送礼开后门等不正之风时有耳闻；当我选择奉献时，许多当教师的却竭力反对孩子报考师范的事不绝于耳……我疑惑了，十六岁的天空飘来一片疑云。但我很快又明朗起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人生应当过得有意义，于是十六岁的天空又明朗起来。
生命的选择
许多人都还记得几年前那场“克拉玛依”大火，至今令人心有余悸。多少生命在大火中化为灰烬？但又有谁知道，许多生命本该存活，但却因为人类自私的选择而断送？有这样一幅情景：一位女干部情急下跑到公厕避火，就在她刚刚关紧房门后，一个小女孩赶到这里，在门外呼救，但门里的女干部却纹丝未动，直到门外的喊声渐弱，停止……生命的大门无情地将一个幼小的生命关在门外，一边是生命的天堂，一边是死亡的地狱，是生命的选择吗？还是人性中真善美与假丑恶的选择？唉……
历史的选择
历史选择了创造它的人类，而人类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选择生活。的确，人类是幸运的，经过艰辛的劳动，他们成为了地球的主宰者。创新也就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人类将怎样把这个美丽的世界长久地延续下去呢？城市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人口的增多，这些都不会阻挡人类建设家园的信心，因为生命创造了历史，历史又选择了人类。心中突然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一种对人生选择的思考，从海边拣起的贝壳有的是美丽的，有的有瑕疵或兼而有之？我不知道，但我心中明白：选择了便是永恒的，亘古不变。因为人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历史的背影，我人生中的桥
撷一朵浪花，点缀他的衣衫；
捧一手黄沙，装点她的长发；
剪一缕阳光，装饰她的面容；
在历史的长河中，架起了一座又一座桥，激励我们，一直至今。
——题记
汨罗江畔
他，站在汨罗江畔，回忆着自己即将逝去的一生……他的长衫，被江面上扑面而来的寒风吹起，飞扬飘逸……他想到了昏庸无比的大王，想到了凄惨的百姓，又想到了被人排挤的自己。泪无声地从他的脸颊上划过，他失去了“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信心……听，这是一曲绝唱，他高呼一声：“大王啊……”便跳入汨罗江中。我愿撷一朵浪花，点缀他的衣衫……
大漠边际
她，站在大漠边际，望着东南方向，望着自己的故乡……她仿佛听到了长安城繁华嘈杂的声音……她的面前，是茫茫大漠，她听到了鬼哭狼嚎般的风声……她没有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惬意，有的只是荒无人烟的寂寞和孤独。泪从她的脸颊上落下，落入黄沙中。风吹着她那飘逸的长发。我愿捧一手黄沙，装点她的长发……
群山之中
她，站在群山之中，望着北方，望着入侵的铁骑……她迫不得已，离开了故乡，加入了南迁的大部队的行列……她渴望报效祖国，她发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呐喊。从早期的豪放，到晚期的婉约，她失去了“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我愿剪一缕阳光，装饰她的面容……
汨罗江畔的，是屈原吧！大漠边际的，低昭君吧！群山之中的，是清照吧！
他们热爱他们的祖国。他们和我们，架起了一座桥，连起了历史与今天……
历史的背影，我人生的那一座桥……
40岁那年，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托马斯·卡莱尔终于完成了自身的第一本书稿，这本书稿穷尽了他前半生的全部心血，他迫不和待地将书稿交给了自身的好友、已颇具盛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穆勒，请他担当书稿的第一读者。
穆勒不敢辜负朋友的重托，他推掉所有的事务，将自身关在雅静的书房，花了整整4天的时间，将全书仔细而完整地阅读了一遍。随着阅读的深入，穆勒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本了不起的著作。当他读完最后一页，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将书稿放在椅子上，走出书房，来到花坛，考虑该如何用自身的影响力，使得这本伟大的著作能尽快引起外界的关注。
然而，灾难就在这一刻发生了。当穆勒离开书房后，一阵风吹来，将椅子上的书稿吹落了一地，前来送甜点的女佣看到散落在地上的书稿，以为是被主人丢弃的废纸，便将它们捡拾干净，并顺手将它们投在了火炉里！
1835年3月15日—穆勒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日子。怀着巨大的痛苦和内疚，穆勒来到卡莱尔家中，将这个难以启齿的坏消息告诉了卡莱尔，卡莱尔一下子惊呆了，许久，两个人都缄默不语。卡莱尔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道：“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穆勒面色惨白，如同一个鬼魂，他的惶恐如此强烈，使我觉得我必需反过来抚慰他。”
最终，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的卡莱尔对愧疚难当的好友说道：“好了，我的朋友，你不必那么痛苦。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起，我将重写这本书。”
穆勒脚步繁重地走了，望着穆勒的背影，卡莱尔对妻子说道：“多么可怜的穆勒。看着他痛苦不堪的神情，我实在是不忍心。我不希望让这件已经发生的事情压垮了他和我，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我现在就开始重写这本书。”
然而，重写谈何容易。对一位作家而言，将一部已经完成的著作靠记忆重写一遍，比另起炉灶新写一篇更为费劲和痛苦。卡莱尔顶住巨大的精神煎熬，以罕见的毅力，终于在数月后将书稿重新完成。
在得知卡莱尔重新完成书稿后，穆勒内心的喜悦超越了任何一个人，他终于可以从痛苦和愧疚中解脱出来了。他向好友发问道：“我完全能够想象这项工作的艰巨性，我想知道的是，你的动力究竟来自哪里？”
“我的朋友”，卡莱尔微笑着回答道,“我们没有能力去阻止已经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却有能力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
“接受已经发生的，改变可以改变的”。正是这种睿智的人生态度，最终成绩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
面对苦难------摘自《面对苦难》 周国平“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面对自然悲剧，我们有什么呢？这里没有舞台，只有空漠无际的苍穹。我们不是英雄，只是朝生暮死的众生。任何人间理想都抚慰不了生老病死的悲哀，在天灾人祸面前谈不上什么正义感。 我们面对的是没有灵魂的对手，因而不能以精神的优越自慰，却越发感到了生命的卑微。没有上帝来拯救我们，因为这灾难正是上帝亲手降下的。我们愤怒，但无处泄愤；我们冤屈，但永无伸冤之日；我们反抗，但我们的反抗孤立无助，注定失败。然而我们未必就因此倒下。也许，没有浪漫气息的悲剧是我们最真实的勇气。在无可告慰的绝望中，我们咬牙挺住。人生中不可挽回的事太多。既然活着，还得往前走。经历过巨大苦难的人有权利证明，创造幸福和承受苦难属于同一种能力，没有被苦难压倒的，这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这是第二次看《活着》。第一次看完后，我已经哭得一塌糊涂，毕竟是经历得太少了，书中福贵的生活足以摧毁我心中所有的光明。但很奇怪，我又不觉得他有多悲惨，甚至有时候还能感到一丝存活的愉悦，那时我觉得，人生可以过得像他那样也无悔了，甚至到现在，我还是这样想的，但是此时，我想到的却是另外的一些东西：命。当我读完《百年孤独》，读完《活着》，我深信宿命。其实也不觉得自己是悲观主义者，只是现实和理念是不同的。世界是被感知，而不是被认知的。什么都已冥冥注定，甚至连我们努力的念头也是，全部已有定数。但是，我们还是活在生活中，尽管有时真实的东西和我们所做的一切背道而驰，但我们还必须努力，因为我们还生活着。假如不遵循生活的道，那么恐怕我们连思考的权利都会失去。看完《活着》，脑海里萦绕不去的是那一条通向城里的小路。忘不了福贵他爹蹲在粪缸上眯着眼睛看的那条路，忘不了福贵他娘扭着小脚一深一浅走过的路，忘不了家珍穿着水红色旗袍走过的路，忘不了凤霞无声扯着福贵衣袖走过的路，有庆提着鞋子跑在那条满铺白雪的路，还有福贵牵着老牛，把影子拖得好长好长的那条路。 路永远是那条路，不同的是，路上走的人不同了。福贵没有选择。在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是一场游戏，总想胜出，但到后来，一波又一波的苦难扑面而来，还没有做好准备，一切已成定数。到后来，才恍然发现，这不是场游戏，永远不会有输赢。我们没有选择，只有一直，一直走下去。所以，福贵在讲述自己的时候，他不会悲伤。那不是苦难，也绝非幸福，仅是我们要面对的生活。只是一条路，一条只能走一次的路。走在路上的人，也许会满心苦痛，停滞不前；也许会灿烂微笑，不断奔跑。尽管通向的都是同一目的地，但我仍然回选择后者。然后到终点的时候，再把所有的泪水倾盘倒出，用另一种平淡的声音讲述活着的故事。生活还在不停的进行着，可我还活着，还有勇气的活着，不知为什么还活着，是为了父母吗，是为了一天三顿饭吗，还是为这行尸走肉一百多斤的躯体而活着，很痛苦，很痛苦自己什么都没有，很痛苦这个圈，这个生活圈，丑陋的嘴脸，丑陋的金钱下的自贱的人格，让我感觉这个世界是百眉横生没有爱的滋味，没有情的交往，只有利益，除了利益还是利益，交往中看谁对谁好，如果不好就百般没有好脸色看，真是无奈的社会，无奈的交际圈！我是爱身边的每一个人的，无论我与他们怎么交往我是不会违背自己的人格和做人原则，不知道是他们不了解我，还是我不了解他们呢，总感觉交往总是那么复杂，那么让人不了解，让我不可思议，让我总是一次又一次的痛苦，我的一颗红心原先像一个红萍果一样，现在却一次次的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划破的伤痕累累，斑迹点点，面目全非，在一点点的滴着紫黑红色的血。没有人能了解我，没有人能明白我，只有我知道自己，只有我能了解我自己。以前也听过一位智者说过一句话：我们不是为别人而活着，那样我们会更累，可能还会累死！经常告诫自己：我自稳坐钓鱼台，任凭风雨多摇戈。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万事何所不容；笑口常开，笑古，笑今，万事付诸一笑！做一个一生不让人嗤笑的人，一生无愿无悔的人，一生有用的人，一个对身边有用的人！有人说：做一个让别人瞧起的人。我感觉这人肯定是个爱慕虚荣的人，我们活着干吗做到非要让别人看得起的人，我们活着也不是为别人而活，活着也不是让别人看的，而是自己让自己更好的活着，但是这个社会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自己活着痛快别忘了分享快乐才是最大的快乐！为 了 活 着 而 活 着 ——读余华《活着》有感曾经写过一篇叫《生命》的文章企图去诠释生命，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总是千百次地询问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活着？但每次只在镜中看到一张茫然而近乎麻木的脸。余华写了一本薄薄的书——《活着》，讲述了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一口气读完它，泪流满面。余华的答案是“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为了活着而活着”，看似简单却极度深刻尖锐的答案。有人说生命其实是一个圆，走来走去也走不出这个圈，只是有的直径长，有的直径短罢了。“为了活着而活着”？过于简单的答案总让人心存不甘，企图找出点别的什么，无论什么都好，只要不是“活着”这两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字。在脑海中疯狂地搜索，在心灵深处枯竭地呐喊，几近崩溃的边缘。最后却依然见到那两个字安详地躺在眼前，折射出柔和的光芒。如果生命真的如此，为了活着而活着，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残酷？亦或是幸福？我确是被《活着》里的故事真真切切地感动了，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生活故事。或者让我流泪的是死亡——生命的终结。福贵一家相继去世，死亡的原因常出人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消亡都给我强烈的震撼。生命坚强而又脆弱。“这是一个死亡的故事，却不乏温情。”福贵全家相互偎依着生活，在贫困饥饿的重压下，相互搀扶着在人生路上艰难地行走。为了活着而活着。承受着苦难，憧憬着未来。这就是——生活。
从格式来说，最常见的也就是三段论，这个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好拿分的。第一段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二段进行论述，最后一段再次对观念总结强调。题目别忘记写了。在论述过程中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论述，（别是经济类的论文就只写经济方面，也要说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又反作用与一定的政治经济。论述是结合自身观点可以适当穿插一些史实，增加说服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别跑题。跑题不要让阅卷一眼看出跑题就行。还有就是字体好看不好很重要，还有就是排版。阅卷时，一般不会看太长时间，印象分主要就是字体和排版。三段论排版是蛮不错。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2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一、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3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19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480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4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5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6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7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10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11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12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15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二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16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16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23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17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18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1657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17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18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19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20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21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22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三借鉴西方学者威廉H·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23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11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11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24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25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6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27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29“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30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31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比如可以写宋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可以对比现在银子价格来说明，论据就是宋代一两银子的价值是如何计算的。
1、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商业兴盛，但此时城市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中心的，商业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2、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大都会。3、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政治安定，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商业也呈现繁荣景象。长安、洛阳商业盛极一时，唐都长安的城市建设表现出极高的水平。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4、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5、明朝时期：城市经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①城市的生产性和商业性更为突出，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大大减弱。②江南一些城市出现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引进玉米和甘薯，清代广泛推广； 6、清朝前期：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城市产生。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