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讨论我国的受贿罪法律完善对策（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取消刑法对于受贿罪客观要件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使刑法理论上争论不断，也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困难。把这个规定取消，至少有如下优点：1．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犯罪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危害性，这是我国刑法理论界的通说。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实来描述，但并非每个事实都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只有对社会危害性及程度具有决定意义的那些事实才是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质特征，达到形式与内容的统一。[①]受贿罪的危害或受贿罪本质不在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于收受贿赂行为本身。[②]因此，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收受贿赂行为即对廉洁性产生危害，具有了受贿犯罪本质特征，能够构成受贿罪。至于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或行为，是不能够决定或消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仅是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人的受贿行为都侵犯了犯罪客体，从犯罪本质考虑，该行为即构成受贿罪，根本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因此，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符合受贿罪本质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简明扼要。2．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体现了立法目的的要求从受贿罪立法初衷看，对于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该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为受贿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权力的异化，防止职务行为廉洁性受到侵害。而我国现行立法认为仅此还不能认定受贿罪，还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立法这样规定显然不能很好的实现立法目的，不利于立法宗旨的实现。从目前政策来看，这样规定也与“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基本精神不符，与人民群众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这一要件，才能理顺这些关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中无视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众所周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刑罚设置的主要依据，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不仅取决于在客观上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而且还取决于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本文建议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并非在立法中无视“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因素，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为“他人谋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应当获得的利益，无需违背职责即可实现，其侵害的还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为他人谋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国家法律法规，相对人不应获得的利益，相对人若要实现利益，收受贿赂的公职人员必然要违背职责，这样行为人在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同时又破坏了职务行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无论在社会危害程度上还是在主观恶性上都重于前者，对其量刑从重或加重设置是罪责相适应原则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国刑法将贿赂罪分为轻型贿赂罪与重型贿赂罪，其划分标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图”，“枉法意图”与我国的“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图”即为重型贿赂罪，其刑罚设置明显重于无枉法意图的轻型贿赂罪。[③]3．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有利于打击受贿行为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取消这一规定可以使法网更加严密，使那些收受贿赂又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分子无法逃脱制裁。同时，取消这一规定能够减轻司法机关在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财物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间因果关系上的困难，有利于加大打击受贿犯罪的工作力度。有人担心，取消这一要件，会混淆受贿罪与亲友间馈赠的界限，可能会导致扩大打击面。实际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贿赂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职人员的职务权力的制约性基础之上的，是职权的衍生物，因此，亲友间馈赠无论是在缘由上还是在数额上都与受贿罪截然不同。（二）贿赂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笔者建议，在我国刑法对的受贿罪规定中，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财物”一词外延过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阐述。不正当好处，既包括财物等物质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论述，此处不再赘述。建议用“不正当好处”取代“财物”，意义如下：1．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更符合受贿罪本质从贿赂罪的本质来看，非物质性利益同物质利益一样，都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利益一样，都会侵害公职人员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是当前犯罪的新特点，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体表现。如前所述，以《公约》为代表的国际通行做法都将“贿赂”扩展到“一切不正当好处”，我国采用这种做法，不仅是遵守国际义务的要求、顺应了反腐败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贿罪的犯罪本质。受贿罪是以权谋私的犯罪，其本质是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无论收受或索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毫无疑问地构成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侵犯，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在人的需要和欲望多元化的现实生活中，无论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好处，都能满足以权谋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质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们一方面打击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却把贿赂限制在财物或财产性利益上，势必会放纵犯罪。因此，将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本质。正因为收受财物以外的其他财产性利益或其他不正当利益也能够体现受贿罪的本质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们包括在贿赂范围之中是合理的。2．贿赂的内容扩大为“不正当好处”能够使立法更加科学从立法上考虑，将什么样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纳入到刑法规制之中，取决于这种行为的“客观性、惩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谓“客观性”，是指这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必须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现象，或者虽然当前尚不存在，但根据科学预测，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确有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果现实不存在，将来又根本不可能出现，现行法律便没有必要作出规定。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进程的不断推进，贿赂的内容已经不再仅限于财物。公职人员在经济交往中接受公款旅游、色情消费等变相“权利交易”的现象不断出现，产生了一个“权钱交易、权益交易”的特殊阶层，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如果这种现象不受刑律惩处，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④]所谓“必要性”，是指客观存在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到了必须用刑罚规制、否则不足以预防、惩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现行刑法又无法适用的情况，应当在立法中考虑，将其纳入刑法规定中。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时期，法制有待于健全。各个领域，尤其是行政、经济领域暗箱操作等现象比较普遍，这给贪污受贿犯罪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厚实的土壤。尽管我国当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贪污受贿行为屡禁不止。从司法实践看，甚至在同一个地方受查处的领导有“前仆后继”的现象，而且腐败涉嫌金额还不断攀升。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索取或收受“财物”会受到惩处，财物之外的贿赂则被认为名正言顺。人们的需求并不是单项的，物质外利益的一时满足，可能转而促使行为人贪求更多的物质，以便再次或多次满足前次的非物质享乐，物质与非物质性利益在贪污贿赂犯罪中交迭，滚雪球式越滚越滚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现行刑法中不合理规定，将贿赂范围扩大为“不正当好处”，将一切财产性和非财产性利益都囊括进来。所谓“可行性”，是指适用刑罚方法惩治贿赂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作为贿赂的利益都是客观实在的，在司法实践中是可能和能够加以具体认定的。无论贿赂的内涵如何变化，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能够作为贿赂的，不论是物质、物质性利益还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实用性这一特点，它一方面能够满足受贿人的物质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为行贿人换回某种好处，从这两点来认定是否接受了贿赂，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操作性。[⑤]（三）设置受贿罪独立的法定刑，合理确定“数额”在受贿罪刑罚中的地位现行刑法典没有受贿罪的独立法定刑的规定，刑法典第386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及情节，依照贪污罪的法定刑的规定处罚。笔者认为此种立法是不科学的，受贿罪从行为特征到保护法益均不同于贪污罪，应该拥有独立的，能正确反映行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贪污犯罪和受贿犯罪从犯罪本质看是不同的，贪污罪一定侵犯了财产所有权，非法占有财物的数额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计赃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当性。而受贿罪是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损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贿赂的多寡不影响其用权换利的本质特征，所以它的法定刑设置应该和罪质相匹配，将受贿罪的法定刑依照与其直接客体完全不同的贪污犯罪显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立法以具体的数额来划分受贿罪量刑的标准，结合收受贿赂还要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要件，所告知社会成员的是受贿是数额犯，且不为他人谋利的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不是犯罪。受贿罪中的这两个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会根本利益的行为可能不受刑罚处罚。立法通过“情节”、“数额”、“为他人谋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罚适用的范围，造成受贿罪法网不密。当然受贿罪刑罚的一旦趋密，会客观上扩大犯罪的范围，但“密而不厉”的刑罚设计是符合现代刑法要求的，可以从刑罚方式多样化、非刑罚方法以及严格限制重刑上兼顾“密”和“不厉”的双重要求，从而也顺应刑罚轻缓化的世界潮流。现行刑法典对受贿在5000元以上不满10000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反之，在公司、企业人员的受贿中，立法没有规定任何情况下可以减、免刑事责任的从宽情节。这种实际对国家工作人员网开一面的立法规定，与受贿罪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对此类特殊身份犯应该从重处罚的这一普遍原则相背离。有观点认为，现行立法对贪污贿赂罪的起刑数额之规定与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之数额标准严重失调，不能体现刑罚的公平。[⑥]笔者不同意此观点，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4项规定看，即使贪污受贿不满5000元且情节较轻，也被立法认定为犯罪，而且从罪状描述看，受贿罪无数额的规定，反之，对盗窃罪等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数额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观点，是来源于“两院”有关受贿罪立案标准的司法解释。而现行受贿罪立法刑罚量刑幅度过宽，不能够很好的对应刑法第五条，“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笔者认为依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责任，可以紧缩量刑幅度，对几类危害性特别严重的受贿犯罪明确“重罚”外，对普通受贿犯罪可以采用短期监禁刑，并根据受贿罪的职务经济犯罪特点，多采用罚金刑和资格刑，使得罚当其罪。鉴于上述分析笔者建议，根据受贿罪的本质特征为其叙明新的罪状并设立独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数额”、“情节”的具体规定，从而严格限制司法解释对立法的扩张性解释，明确告知社会成员本着从严治吏的精神，国家对受贿行为不论数额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对于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观判断的因素，如“数额”、“情节”和其他影响罪行等级，可以以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四）严格限制受贿罪死刑适用的范围有观点认为，我国对受贿等经济犯罪规定死刑，是一种不符合刑罚的效益观念的选择，成了一种以剥夺价值大的权益为代价保护价值小的权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显的构成成本大于收益、投入大于产出的选择，而且给国民培植了诸如财产与生命可以等价的观念，从而人为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因而对受贿这样犯罪的死刑应予废除。[⑦]笔者认为，如果单从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绝或减少犯罪的发生，也不能因其残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恶”之动机，从来就没有因为严刑峻罚人类就改恶从善，因而不是受贿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笔者认为在短时期内取消受贿罪死刑缺乏背景条件：我国刑法分则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个（不包括选择性罪名），而其中两章职务犯罪中有死刑规定为2个即贪污罪和受贿罪，反观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就有17个，如果只单独取消受贿罪的死刑，对官员的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人民群众很难认同;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危害后果，也有导致严重人身伤亡后果的，而在读职罪中并无极刑之规定，公众感情很难接受我国死刑适用范围较广的情况下，单单对职务犯罪网开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贿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种“补漏”。笔者认为，受贿罪死刑的废除必须与我国总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现阶段不宜单独废除受贿罪之死刑。那么，现行受贿罪死刑适用的立法规定是否合理?依照贪污罪死刑适用的标准，刑法典将受贿罪死刑的范围确定为“受贿在10万元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笔者认为，这一标准无论从刑罚效益还是司法实践看都是弊大于利，且超过了一般预防的限度。将受贿罪适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万元，即使仅从当前的社会生活条件看，也是不合理的。从法律追求看也有悖于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历史趋势，10万元作为受贿罪死刑适用的“准用”条件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不大，造成受贿可能处以极刑的条件—涉案数额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使得该罪死刑缺乏严格的限制条件，立法或司法解释对情节特别严重又无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领域中的死刑风险处于不确定状态，罪行的严重性与法定刑的幅度已无比例关系，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现时存在受贿千万未处极刑，而受贿百万却被判死刑的情况，又造成公众的质疑。如果说受贿涉案金额对死刑无影响，但为何立法明确规定对死刑无影响的数额条件，反而对有实质意义的特别严重的情节不加以规定。参考文献：1．张旭：《国际刑法——现状与展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2．马长生：《国际公约与刑法若干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3．毕志强、肖介清、汪海鹏、张宝华：《受贿罪定罪量刑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1版。494．范春明：《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第1版。5．林谭：《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第1版。6．孟庆华：《受贿罪研究新动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第1版。7．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版。8．高明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9．张明楷：《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10．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境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1．王云海：《美国的贿赂罪——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12．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13．肖扬：《贿赂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版。14．杨兴国：《贪污罪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1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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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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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罪犯个别教育，作为监狱民警与罪犯沟通的一种方式，可以通过言语和非言语的手段。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一
《罪犯教育刍议》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后，监狱普遍实行罪犯计分、以分减刑的改造手段，对一部分限制减刑的罪犯失去意义，对限制减刑部分罪犯的教育改造，就成为监狱管理一个急需解决新问题。为深刻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的方针，落实监狱工作科学化发展，必须要进一步强化罪犯教育改造工作。
【关键词】监狱;罪犯教育
教育是我们人类一种神圣的社会现象，因而教育也是罪犯教育改造的一部分。我国监狱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关，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监狱的是为了更好地去改造罪犯，使其在出狱后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监狱法》第三条就明确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从这条规定我们可以看出，监狱通过“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样的方式来履行好刑罚的执行的功能，完成把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根本性的任务。
一、罪犯教育的概念
罪犯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的三大手段之一，在持续推进监狱全面建设战略、维护监狱长治久安，更好地建设和谐社会的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罪犯教育指的是在监狱执行刑罚过程中，对罪犯所实施的为转变罪犯其思想、行为恶习，通过教授其一定的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的各项活动的总称。“当这种教育力充分显露的时候，一方面使罪犯受到感染和触动，进而在思想和灵魂深处产生斗争和选择，并对原有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构成威胁和瓦解的态势，且这种态势将不断持续和蔓延，随着监狱人民警察教育改造的深入和强化，罪犯才能接受监狱人民警察积极的教育内容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
二、监狱罪犯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罪犯教育思想观念落后，重监管轻教育
由于重视监管，在思想和实际工作中都轻视教育，监狱宗旨是“挽救人、改造人、造就人”罪犯改造要依据罪犯内在变化。罪犯教育必须强调内因，监管重视的是规范行为，是外在，这种表面化仅仅是使得服刑人员在行为上看上去守法了，而现实真正改造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的情况中，监狱包括监狱警察对罪犯在监狱中出现的新问题，如心理变态、心理障碍等问题并没有足够的重视，只是强调监狱监管稳定的重要性，而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去解决这些迫切存在的罪犯内在问题，面对这些实际性的问题，应该关注罪犯的教育，监管的稳定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罪犯存在的实际的内在问题。
(二)罪犯教育缺乏系统性
罪犯教育是一项庞杂而细致的工作，对于罪犯的教育我们需要将其改造成为合格的守法公民。对于整个罪犯教育，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系统性的认识，只是从某些方面或者某几个方面来谈罪犯教育，这就缺乏系统性使得罪犯教育不能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只是单独地强调各环节重要性，反而适得其反。例如，现在普遍采用的监狱管理、劳动改造、教育改造这些改造罪犯的方式，在具体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讲，这三种方式应当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监狱往往是更加关注罪犯的劳动改造，为完成一定经济指标，把劳动指标看做是考核服刑人员最重要的指标，忽视教育这一重要环节。监狱应该是按照系统科学的理论，全面综合去安排监狱各项及各环节工作，使其不是脱节的，这是我们对于罪犯进行改造，最大限度去预防和减少罪犯重新犯罪的重要手段。
(三)罪犯教育缺乏全方位、个性化
监狱教育内容、方式缺乏全方位以及个性化，不同的罪犯具体情况都是不一样的，由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每个罪犯之间本身就存在差异性，无论是知识水平、家庭环境及自身学习能力等等各方面，所以采取不用的教育方式和内容，发挥罪犯自觉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目前实际情况，一般都是简单地将所有服刑人员集合在一起，宣讲统一而单调的内容，收效甚微。另一方面来说，对服刑人员的教育仅仅局限在监狱期间的教育改造，不注重服刑人员回归社会以后的效果到底如何。从思想上认为服刑人员步入了社会，在我们看来罪犯就已经完全脱离了监狱，而实际上罪犯教育的实际效果是需要对服刑人员进行出狱后的回访调查，在现实中缺乏这样的认识，认识罪犯出狱就与监狱不存在关系了，缺乏全面的跟踪调查的思想，所以整个罪犯教育的系统并不完善。
(四)罪犯教育缺乏信息化
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每天的生活离开网络信息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然而在监狱服刑的罪犯却是我们忽略的群体，罪犯的教育本身就缺乏一定的网络信息化教育，罪犯出狱后就与现实社会脱节。尤其在边远不发达地区，监狱自身的信息化设备就缺乏，罪犯的信息化教育就更是难上加难。在现实情况中看，监狱想要建立监狱信息化的网站，现实的工作中缺乏计算机专业方面人员的管理，监狱网站内容陈旧未能及时地更新管理，所以收效甚微。另外一方面，监狱的服刑人员在文化程度上就有很大的差距，有些罪犯甚至都不知道什么是网络，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罪犯的信息化监狱难度较大。
三、关于改善罪犯教育的相关建议
(一)确立正确罪犯教育改造的观念
对于罪犯的教育理念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报应主义只是片面强调对罪犯惩罚作用，忽略对罪犯的教育矫正。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与进步，现代刑罚学认为国家对罪犯不应只是惩罚，还应通过刑罚来教育改造罪犯。教育改造罪犯，使罪犯弃恶从善，真正地回归社会。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监狱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效果不明显。对于监狱和监狱警察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从监狱而言，必须要确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为促进社会的长足稳定发展，将罪犯改造为守法公民必须要树立正确的罪犯教育改造观，充分保障罪犯基本人权，树立人道主义的思想;从监狱警察来讲，作为引导者监狱警察必须要正确发挥其帮助和引导的作用，从罪犯教育改造出发，帮助罪犯真正回归社会，从而达到良好的教育改造的效果。 (二)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
监狱需要构建针对罪犯的全方位、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这需要整合狱内及社会资源，将罪犯的教育改造置于社会大发展的格局中，对于罪犯的改造挽救工作定位于真正回归社会的背景下。完善的罪犯教育包括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效果评价的体系，这才是监狱罪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首先，监狱及监狱警察需要了解和研究罪犯的犯罪具体情况，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对罪犯进行合理、科学的教育改造。根据不同类型的罪犯需要应用不用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同时犯罪在监狱内的不同时间段及出狱后也需转换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通过不同罪犯及不同时间段罪犯教育个性及共性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罪犯教育存在的基本规律。当然对于罪犯的教育改造，需要开放的罪犯教育体系，在吸取西方有益经验基础之上，光光依靠监狱是不够的，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力量，依据服刑人员的主观及客观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一定的帮教活动，建立一种监狱和社会有效结合的教育转化机制。
(三)实现罪犯教育社会化、个性化
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指监狱在刑罚执行过程当中，监狱与社会中的力量结合，依据新的形式及任务需求，通过整合社会资源与采用多种方式，对罪犯的社会化教育采用社会化的教育方法和内容，使得罪犯能够最大限度去适应社会。监狱罪犯教育的社会化是监狱行刑的必然发展趋势，监狱的目标是通过不断提高罪犯改造质量，从而在真正意义上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所以监狱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关注与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目前监狱的罪犯教育社会化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得到各国的关注，罪犯教育社会化需要整合各种有用资源，思想教育、文化技术教育及法律教育都纳入到社会教育的大体系，使监狱教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打破监狱教育工作封闭性，克服监狱教育资源不足，将监内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促进罪犯教育社会化，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监狱的神秘感，让全社会关注和接纳监狱罪犯，使得罪犯教育社会化成为一项全社会、长期性的事业。“所说的罪犯教育个性化，就是在坚持党的监狱工作方针和监狱法规定的工作目标和共性要求的基础上，通过罪犯教育的改革与调整，创设使罪犯有更多的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空间的改造条件，再塑出既适应社会、监狱机关统一要求又具有独特个体素质的新人。”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多数罪犯文化程度较低、文盲半文盲占比例较大，这部分人本身缺乏学习的自觉性，有一定程度抗拒教育的主观倾向，所以监狱的责任在于使这部分罪犯在一定程度强制中接受教育。同时我们应该强调尊重个性，也要尊重罪犯个人权利，我国监狱罪犯教育不足在于自愿性规定较少，在实践中做法也不多，主要还是依靠强制性的灌输教育。罪犯教育的个性化需要监狱及监狱警察在全面透彻分析罪犯个别性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对于每个罪犯都应该制定一个适合其的教育改造方案，包括入监到出监的全过程，做到所谓的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从而提高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
(四)利用监狱信息化建设促进罪犯教育创新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罪犯教育必须落实监狱信息化建设，将信息化融入罪犯教育的工作中，采用一系列的信息化手段来促进监狱罪犯的改造工作。利用监狱管理改造的信息化系统，实现罪犯在监狱执行过程中，从日常考核、生活卫生及狱政管理等方面进行信息化的全程管理和应用。通过网络进行心理咨询、测试及视频会见等，不断改进罪犯教育改造工作。同时培养一批监狱警察，让其成为监狱信息化方面的人才，能够将具体工作落实到实处而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将网络信息化运用到罪犯教育改造的实践中将罪犯的犯罪情况还有监狱内的改造情况通过监狱信息化建设及时准确地反馈给警察，利用在狱内建立的每个罪犯的心理档案，使得监狱警察开展心理疏导及个别教育可以顺利进行。同时开展教育专题和贴近罪犯生活的活动，监狱信息化建设为切实因地、因时、因人施教原则创造必要的条件，实施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同时利用监狱信息平台可以促进罪犯心理咨询矫治，然而监狱信息化建设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需要监狱及监狱民警以及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伴随着监狱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监狱改造罪犯的职能也在进一步得到深化，监狱机关要始终围绕 “改造”的治本功能，以一种求实的态度，对于罪犯教育这一项具体的工作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要有所突破，同时着眼于维护监狱安全和社会稳定，借助社会资源和力量，逐渐实现罪犯教育改造方式、过程及力量的社会化。只有这样才能推进监狱工作的长足发展，继而实现社会秩序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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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贾洛川.论罪犯教育个性化[J].上海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1).
关于罪犯个别教育的论文篇二
《浅析监狱罪犯教育的理想与现实》
摘要：培养身心健康、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是监狱罪犯教育追求的目标：当前我国传统的行刑制度和行刑理念，使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构建科学化、社会化、个别化的罪犯教育体系是提高罪犯教育效能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监狱 罪犯 教育 行刑 罪犯教育理念 罪犯教育目的
一、 理想：提高教育效能，使罪犯复归社会是监狱罪犯教育的应然选择
开放的中国 ，迎来了政治的文明，经济的繁荣，思想和文化的进步。开放也使我国传统的教育改造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教育效能呈下降趋势。纵观世界监狱行刑发展的历史，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对犯罪人的惩罚、教育矫治，不能缺少人道、民主的内涵，必须体现人道、民主的价值，如此，才能建构现代的监狱教育 。
(一)人道、民主是监狱罪犯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
在世界行刑目的的嬗变过程中，教育矫正在监狱行刑制度的发展中越来越受重视。行刑理念的发展受到刑罚制度的影响，人类行刑制度经历了生命刑、肉体刑到 自由刑的变化;相应的行刑理念经历了报应主义到预防主义和折中思想的变化。在行刑史上，报应思想源于愚昧时代、智识未开的原始社会中“以牙还牙，以命还命”的复仇观念和行为准则。而后逐渐演变为宗教因果报应、道义报应和 法律 报应。法律报应盛行期间，西方资产阶级人道、民主、平等的启蒙思想对近代的监狱改良，给罪犯以人道待遇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报应主义片面强调对罪犯的惩罚作用，忽视对罪犯的教育矫正的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对犯罪行为、犯罪人认识的深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l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完成，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 哲学 的影响，刑事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菲利、李斯特等认为国家不应只惩罚犯罪，还应该用刑罚来教育罪犯，教育是刑罚的本质。从此，矫正教育模式开始盛行，以教育和矫正罪犯，进罪犯改恶从善，回归社会为行刑目标。不仅适应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而且极大推动了刑行的人道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现代矫正制度的兴起，罪犯教育以人为本、人道、民主的理念也鲜明地反映在国际机构的相关文件上 1955年联合国《囚犯最低限度标准》第 66条第 1款规定：“应该照顾到犯人社会背景和犯罪经过、身心能力和习性 、个人脾气、刑期长短 、出狱后的展望，而按照每一个囚犯的个人需要，使用一切恰当办法，其中包括教育、 职业指导和训练、社会个案调查、就业指导、体能训练和道德性格的加强，在可能进行宗教照顾的国家也可包括这种照顾。”
(二)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是培养身心健康 ，重新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
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代表人物贝卡利亚指出：“刑罚的目的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也不是要使人已实施的犯罪行为不存在，刑罚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人再使社会遭受危害并制止其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 在当今国际社会，刑罚执行不再是惩治罪犯的一元目的，而是多元目的共存。在我国自西周的“明德慎罚”开始到西汉儒家学说一统天下后，“德主刑辅”、“明刑弼教”等法律思想，均体现了刑罚和教化的相结合。近代受西方法律思想影响，清末法律大臣沈家本提倡监狱改良，主张监狱应以感化人为宗旨。当然由于时代和制度的制约，监狱罪犯教育目的、效果仍难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监狱 工作在毛泽东“人是可以改造的”，“我们的监狱是学校”等理论指导下，于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 l条明确提出“为了惩罚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 自己，成为新人”的监狱改造目的 在 1982年公安部颁发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第96条中进一步规定：“把犯人改造成为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之材。”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 3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再一次结合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明确监狱教育的目的是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具体表现为转化罪犯消极错误的观念和犯罪的恶习，提高文化程度和认知能力，培养相应的职业技能。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监狱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随着人类进入21世纪监狱教育个别化、社会化和技术化发展的趋势，监狱培养目标注重以罪犯为中心，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将成为必然要求。
二、现实：制约监狱罪犯教育质量的原因
监狱罪犯教育作为监狱刑罚执行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转化思想，矫正恶习，增长知识，培养技能和促进罪犯身心健康的任务。然而，不容回避的是，由于监狱生产和经营问题造成的无形压力，对罪犯犯罪思想、刑期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尤其是罪犯教育立法、内容手段和教育者的专业化等方面的不足，因而影响了罪犯教育效果。深入研究制约罪犯教育质量的深层原因，对于探索出我国罪犯教育走出困境的新途径十分必要。
(一)监狱罪犯教育受制于传统的行刑制度和理念
监狱罪犯的教育受制于刑罚制度和刑法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工作往往呈现出与此相适应的思维模式。如受惩罚与报应思想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惩代教现象突出，罪犯教育过程中重视“强制性”，轻视罪犯个体的主动性;受监禁制度影响教育带有很强的孤立、封闭的色彩，监狱同社会的交流较少;受劳动改造观念的影响，罪犯教育中以劳动代替罪犯教育，以劳动评价罪犯改造效果，在白天 8小时的时间以劳动为主，罪犯教育大部分安排在夜间业余时间进行，劳动与教育难以有机结合。此外监狱职能的多元化、民警多重角色的冲突等都影响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
(二)罪犯教育缺乏针对性、适应性、科学性
罪犯教育的内容以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罪犯思想教育内容过于强调思想认识、理想信念的统一性、标准性和唯一性，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等一系列内容脱离罪犯思想实际和当前社会实际，各监狱把上级的通知、指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动力，习惯于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大规模的活动，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针对性，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形式主义，收效甚微;文化教育教材滞后，内容、层次与罪犯年龄、文化程度不相适应;职业技术教育过于关注监狱生产发展的需要，忽视罪犯回归社会谋生就业的需要。
集体教育、个别教育和社会教育是罪犯教育的三大基本手段。在 实践中，罪犯教育手段更多的是依靠 经验进行，集体教育课堂化，一锅煮、流于形式;个别教育浮于表面，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的是针对罪犯个体的劳动定额、生产任务的完成情况方面十分看重，甚至不顾罪犯个体的身体条件和技能情况而妄加批评、训I责;社会教育不能经常化、规范化，教育活动单向进行，很少倾听罪犯的心声;罪犯教育过程中急功近利，不遵循循序渐进、因人施教等教育 规律 ，只求到课率、取证率，忽视罪犯教育的实效。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队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
监狱教育队伍的建设是罪犯教育质量的保证，新中国几十年监狱改造历程中，监狱工作者在艰苦的 环境条件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坚定的政治立场、无私奉献的精神是监狱工作者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现代监狱教育追求人道、民主、效益的价值取向，实现对罪犯的再社会化，使其复归社会的目标。目前监狱教育者仍然是全警皆师，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专业人才，教育者缺乏现代的罪犯教育理念，对罪犯教育的认识不到位， 整天忙于保稳定 ，求效益，客观上已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育工作中去，更难以进行知识的更新。
(四)罪犯教育缺乏立法的支持
目前我国尚无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有关行刑方面的基本立法是 1994年颁布实施的《监狱法》，《监狱法》自实施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监狱法》条文过少，只有 78条，涉及教育改造的条文仅 13条，导致许多教育实践活动缺乏立法的支持。同时由于立法滞后，难以适应新时期监狱罪犯教育工作的需要，全国各省监狱 管理部门从各自情况出发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这些以实用为主的规章制度对教育工作的要求不规范不统一，各省各自为政，甚至有的内容与国家法律法规不符，严重制约了罪犯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三、超越：确立 现代 罪犯 教育 理念，建构监狱罪犯教育新体系
当前，我国监狱罪犯改造 工作正经历由传统、 经验模式到现代、 科学 模式的 历史 转型。刑罚执行、监狱理论研究的视野越来越多地关注监狱罪犯改造的理念、教育目的，通过罪犯教育促进罪犯改恶从善，重新复归 社会，提升罪犯教育改造质量是监狱的应然选择。
(一)确立现代、科学的罪犯教育理念
坚持以培养身心健康，适应社会的守法公民为罪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在罪犯教育过程中树立人道、民主、效益的理念，明确以罪犯教育为中心，尊重罪犯，关心罪犯的身心健康。肯定罪犯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发挥教育者的 组织、引导和帮助作用。调动罪犯接受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达到罪犯教育过程双向良好互动。摒弃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观念，广泛吸收 自然 、社会和 心理等科学研究成果，解放思想，树立现代、科学罪犯教育理念，推进罪犯教育理论、制度、教育方法等的创新。
(二)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个别化和社会化
罪犯教育体系的科学化是指在科学地罪犯教育的理论指导下，罪犯教育的制度、工作模式和工作效果的评价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因此必须深入研究罪犯的犯罪原因，科学的认识罪犯，对罪犯进行合理的分层、分类。积极探索罪犯教育的基本 规律 ，发现罪犯教育本身的内部 联系和运行轨迹。查寻罪犯教育制度、教育方式存在的偏差。运用科学的理论指导罪犯教育改造 实践工作，整合罪犯教育手段，积极吸收和借鉴西方监狱矫正的理念和技术，创新罪犯教育的方式方法，构建科学的罪犯教育评估体系，实现罪犯教育由传统、经验的格局 向现代 、科学的格局转变。
监狱教育工作社会化作为现代刑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我国也不例外，罪犯教育的社会化就是克服监狱工作的封闭性，加大开放力度，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将罪犯的 文化教育、 职业技术教育纳入社会教育大系统中，明确罪犯狱外学习制度，改变单一的教育者队伍结构，改变监狱呆板、单调的教育模式，改变单边输送、扮演道德权威和社会教育者的形象，大力宣传罪犯教育，让全社会关注监狱的罪犯教育。
罪犯教育的个别化即要求教育者从罪犯个体的具体情况出发，针对罪犯个体不同的犯罪原因、生活经历、社会背景、文化程度以及个性特点等采取个别教育。自罪犯人监开始与罪犯共同制定每一个罪犯的个别教育方案，规划刑期，确定切实可行的改造目标。提高民警个别教育的能力，不断探讨个别教育的有效方法。
(三)监狱罪犯教育工作者的专业化、多元化
罪犯教育目的的实现，主要依靠监狱教育者去执行和体现，现代监狱的罪犯教育任务对监狱教育者的要求更高，在当前情况下，必须根据监狱人民警察所从事的工作岗位的专业技术和专业能力为标准实行科学的分类，并对其中的教育改造人员和罪犯心理矫治人员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引进，促使罪犯教育工作队伍的专业化。
罪犯来自于社会，犯罪原因存在于社会，对罪犯实施教育离不开社会帮助，为帮助罪犯重返社会，监狱必须配备一定数量的社会学、精神病学、社会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教师等，参与改造方案的制定、对罪犯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对监狱民警进行业务培训和对罪犯进行文化教育等，实现罪犯教育工作人员的多元化。
(四)完善罪犯教育的立法
完善行刑立法，统一的行刑法制是我国推进监狱罪犯教育的必要保障。要根据现代行刑 发展 的要求，国家尽快制定一部比现行《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完善刑事执行法的内容体系;加快监狱行政法规、规章制定步伐，拓展罪犯教育中罪犯心理矫治的规定、社会教育规定、罪犯狱外学习和工作的规定等内容，明确罪犯的文化教育纳入社会公共教育体系等，以适应现代监狱行刑和提高教育矫正质量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徐景峰.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领域活动与文献纵览[M].北京：法律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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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引用应当实事求是、科学合理，不可以为了凑数随便引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法学论文参考文献外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一) [1]范愉.司法制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 [2]付子堂.法律功能论W].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52. [3]罗斯.社会控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353. [4]王利明.法治的社会需要司法公正[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5. [5]程竹汝.司法改革与政治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5. [6]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和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7]董必武.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院出版社，1982. [8]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9. [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10]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42. [11]孙万胜.司法权的法理之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34. [12]苏力.送法下乡一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0. [13]范偷.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47-555. [14]田有成.乡土社会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 [15]顾培东.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纠纷解决之道[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1.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二) 1.沈跃东：《乡镇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职权的法规范分》，《法治研究》2012年第3期。 2.徐亚文：《口述历史与法律》，《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3.陈瑞华：《从 经验 到理论的法学 方法 》，《法学研究 》2011年第6期。 4.薛以胜：《法学研究方法初探》，《科技信息》2011年第3期。 5.崔二玲：《浅析法律方法》，《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1期。 6.罗旭南：《法学方法多样化在中国法律史教学中的适用》，《海南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7.刘颖：《法学方法与法律方法的耦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李云海：《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浅》，《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31期。 9.谢晖：《论规范分析方法》，《中国法学》2009年第2期。 10.冀海虹：《司法过程中法学方法之解读——以价值分析法为核心》，《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1.王丽霞：《<法学方法论>与法学方法 教育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2.冯 果：《法解释学等传统法学方法——未来中国经济法学的主流研究方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13.刘连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方法在宪法研究中的局限性——以“分离命题”为中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14.张传新：《法律方法的普遍智力品格及其限度——从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称谓争论谈起》,《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 15.魏治勋：《“规范分析”概念的分析》，《法学论坛》2008年第5期。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三) [1]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黎宏:《不作为犯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马生安：《行政行为研究—宪政下的行政行为基本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4]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5]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陈新民：《公法学札记》，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7]陆伟明：《服务行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周叶中：《代议制度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袁裕来：《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Ⅷ》，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 [10]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2]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4]梁津明、郭春明、郭庆珠、魏建新：《行政不作为之行政法律责任探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振宇：《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四) [1]任丁秋.私人银行业与资产管理---瑞士范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邢毓静,巴曙松.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运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3]倪受彬.国有商业银行资本信托运营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4]盛学军.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监管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5]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2012[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 [6]连建辉,孙焕民.走近私人银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7]李春满.私人银行业务[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 [8]曹彤,张秋林.中国私人银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9]李开国,张玉敏.中国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0]徐保满.金融信托与租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11]孟建华.洗钱与银行机构反洗钱[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12]卓泽渊.法律价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3][英]莫德.全球私人银行业务管理[M].刘立达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4]王征宇,于江等编著.美国的个人征信局及其服务[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 [15]丁邦开,何俊坤等.社会信用法律制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法学论文外文参考文献(五) [1]陈卫东主编《模范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 [2]张月满着《刑事证人证言规则》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 [3]《法国刑事诉讼法典》译者：罗结珍，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4]孙孝福《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版 [5]田圣斌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6]宋英辉孙长永刘新魁等着《外国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7]刘根菊等着《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 [8]陈永生：《刑事诉讼的程序性制裁》，《现代法学》2004年第1期 [9]孙晶：《亲属作证特免权研究》，吉林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第二版》群众出版社2004年5月版 [11][德]尧厄尼希着，周翠译，《民事诉讼法：第27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2]程海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作证特免权制度研究》，安徽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13]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着(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4]厦门大学法律系编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律文件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韩延龙、常兆儒编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3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猜你喜欢： 1. 法学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2. 法学论文参考文献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4. 法学论文的参考文献 5. 法律本科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法律论文的撰写需要很多参考文献，你知道有哪些文献可以参考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论文参考文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一：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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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正当防卫论文篇2 试谈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摘要: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权利和手段。本文主要分析了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并对一般正当防卫跟特殊正当防卫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特殊正当防卫 现行《刑法》第20条第1款通过立法解释,明确地表述了正当防卫的概念,即“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地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明确指出正当防卫的概念和责任问题。 一、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构成正当防卫应具备四个条件:1.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并且侵害必须正在进行;2.防卫行为必须是为了使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实施的;3.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4.防卫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 1.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因此,行为人只有在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才能实施正当防卫。如果不存在这一前提条件,行为人致人损害的行为必然不是防卫行为,更不是正当防卫。 2.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公民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行正当防卫。由此可见,行为人必须具有防卫意图是成立正当防卫的重要主观要件,那些只符合正当防卫客观方面的要件而不符合这一主观要件的行为,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3.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不法侵害者包括所有共同实施法侵害的人),而不能对没有实施不法侵害的第三者(尤其包括没有实施不法侵害的不法侵害者的家属、亲朋及其他关系人)造成侵害。面对不法侵害,为了阻止其实施,而对不法侵害者的家属、亲朋或其他亲系人实行“防卫”,来迫使不法侵害者本人停止侵害行为,是防卫行为在对象上的错误。如果对不法侵害者之外的第三人造成损害,又不具备紧急避险的条件,那么应根据其有无故意或过失来确定其是否应负法律责任。 4.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根据《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什么是“必要限度”,我国《刑法》无明文规定,《刑法》中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笔者认为:(1)考察防卫行为正当与否,应当把防卫与侵害双方的性质、手段、强度、缓急、方法和后果等联系起来比较分析,并置于具体的案情中综合对照,而不应隔离开来单独考虑某一方面;(2)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必须相适应。这种必需的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之间的关系,不是你一拳我一脚似的对等式,我们应当考虑到,有时防卫行为可能在强度等方面超过不法侵害,只要不是明显超过为制止不法侵害所需之程度,均不宜简单地认为是防卫过当;(3)同时还要考虑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时所具有的主观心现状态,即防卫所产生的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其所追求的还是出乎其意料之外的。如果防卫后果出乎防卫人意料之外,而这又是因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致,即使发生了不法侵害人伤、亡等严重后果,也不宜认定防卫过当;如果防卫行为非系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就应认定为防卫过当;(4)考虑防卫人当时所处的客观状态。 不法侵害往往是突如其来的,防卫人常毫无思想准备,精神紧张,情况迫急,没有思索及选择的余地,很难立刻判明不法侵害的意图和危险程度,没有充分条件选择适当的方式,也难以预料其行为将会造成的后果的性质和程度,所以如果事后表明,当时的不法侵害并无防卫人所认为的那种程度,防卫强度也实际超过了不法侵害的强度,也不能简单地认定防卫人的行为就超过了必要限度;(5)面对不法侵害行为,防卫人可以躲避而未避开,径直实行防卫的行为,不宜认定防卫过当;(6)防卫人带凶器等或有前科,也不能作为其防卫过当的依据,因为他们同样享有法律赋予的正当防卫权利。应当多加注意的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二、特殊正当防卫: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三、特殊正当防卫与一般防卫的区别: 特殊正当防卫的成立需要具备一般正当防卫的某些条件,两者存在联系,但是,特殊正当防卫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起因条件的特殊性。特殊防卫一般只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不法侵害实施,这就意味着,如果不采取这种特殊的防卫方式,自己的生命、身体、性等权利就会受到极大的侵害。2.保护对象的特殊性。特殊正当防卫的保护对象通常只针对正在进行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人进行。即特殊防卫所保护的权益通常只限于人身权益,而不包括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财产利益等其他非人身安全的权利。3.防卫限度的特殊性。对于一般的正当防卫而言,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在防卫限度上有相当性,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对于特殊防卫而言,则不受限度条件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也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因而,特殊正当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问题。 四、正当防卫的作用于意义: 法律的作用就是理曲断直,分清是非。正当防卫构成条件的正确界定,关键在于能否根据法律的规定,实事求是地做出合法合理的判定。对于正当防卫的界定,有利于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及时消除制止不法侵害,有效地惩治犯罪分子,保卫社会稳定。在当前治安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唤起公民踊跃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的意识,积极鼓励、支持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这就更要求正确界定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努力为公民防卫权利的行使,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M] [2]高铭暄.刑法学(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 [3]姜伟.《新刑法确立的正当防卫制度》.《法学家》.期.P27 [4]高艳军.《论刑法中的特殊防卫》.《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 猜你喜欢： 1. 有关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2.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 3. 刑法研究生论文 4. 刑法论文范文下载 5. 日本正当防卫制度若干问题分析论文 6. 探究犯罪刑法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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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死刑真正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明确规定适用死刑必须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结合的原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刑法论文范文篇1 浅谈死刑存废 死刑是生命刑，是当代中国最为严苛的刑法方式，它的存留问题一直饱受争议，是我国当前刑法改革最具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仍然保留死刑的有中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75个国家。但限制和废除死刑已经成为国际潮流，随着这股潮流，我国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原则上废止老年人犯罪死刑和取消13种经济性、非暴力性犯罪的死刑罪名。但这只是开始，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权关注的升温，我们还有很多要做，以应对步入深水区的中国死刑改革之路。 一、目前中国可否全面着手废除死刑 当前，限制、减少最终废除死刑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特别是刑法界的共识，但该不该从现在开始着手准备废除死刑，则意见不一。 (一)相关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就当前的中国国情而言，全而废除死刑为之尚早。我国当下的刑事犯罪发生率特别是涉及公民生命的刑事犯罪发生率仍处于较高范围，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彻底全而废除死刑无从谈起。而另一种观点则觉得，我国目前就应着手废除死刑。如有人认为，死刑与道德伦理相悖，而且也不能对刑事犯罪行为起到吓阻作用，为保障死刑犯生命权，应立即废除死刑。 (二)基本立场 客观的说，从目前的中国国情来看，各方而社会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到目前为止，我国司法实践上还没有过停止适用死刑，也相应缺乏对公众死刑观念的必要引导，所以很难在短时间内全而废除死刑。因此，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在现阶段，我们只能少杀、慎杀，将死刑的适用控制的更为严格，但不可一下就彻底废除。 二、死刑改革的根据 不管上而任何一种观点，要想对现有的死刑政策进行改革，都必须有根据的制订出一套相应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进行死刑改革到底是该从功利上考虑，还是人道，或是其他?我们现价段应从法理入手，兼顾人道功利，制订出一套符合当下社会基础，人民群众普遍接受的死刑改革方案。 我们制定刑法，规定死刑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分子，维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构建和谐稳定安全的生活环境。假设我们现在仅考虑人道全而废除死刑，而不考虑我国的实际社会基础，则在侧而助长了那些暴躁乖戾的不安定分子为图私利杀人越货的邪恶心思，增加犯罪数据，威胁公民安全，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而只考虑私利，即杀人偿命，一起凶杀案，结果双方都失去生命，笔者觉得这并不是个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只会将损失扩大化，对双方都不利，我们应考虑具体情况比如杀人动机、方式、杀人者个人情况等，再决定是否采取死刑。 所以，我们应该进行死刑改革应从法理入手，兼顾私利和人道。 三、死刑改革措施 就目前而言，司法控制是我国死刑改革的有效可行措施。现行刑法典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但“罪行极其严重”的标准是模糊的，这就为不合理的配置死刑打开了方便之门。“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是死刑适用的一般化标准，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因人而异;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测查主观恶性，是判定死刑立即执行或者缓期执行的个别化依据，不同情况不同对待，需因人而异。立足国情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精神，对“罪行极其严重”标准应予“严加”把控，对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尺度适当“放宽”掌握，通过公正司法达致“罪行极其严重”可判死刑的“犯罪分子”被限制到极少数。 (一)“罪行极其严重”：量定客观危害 就危害后果而言，危害后果的性质及其程度的不同是决定适用死刑与否必须考虑的因素。基于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极刑，因此，对犯罪人适用死刑应以其犯罪行为所导致的危害结果具有相当性为必要，即只有出现致命性结果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结果时，才能考虑适用死刑;特别是在选择死刑立即执行时要尤其慎重。 2011年5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10年度工作报告指出：“将统一死刑适用标准，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均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尽量依法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最大限度化解社会矛盾。”起到了对死刑适用标准解释的指引作用，充分发挥了司法控制对立法不足的弥补作用，彰显了我国死刑的慎杀政策。 (二)“罪行极其严重”：考查主观恶性 为了使死刑真正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刑法应明确规定适用死刑必须坚持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结合的原则。主客观统一是我国刑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适用死刑时强调这一原则尤为重要，并且该原则在刑法中应当明确加以规定。“罪大恶极”一方而指犯罪人主观恶性很深，不堪改造;另一方而指罪行严重，给国家和人们造成重大损害。 司法过程中，充分了解犯罪分子的罪前、罪中、罪后情况，可以得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和人身危险性深浅，从而决定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可否缓期执行。如果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不大，即可判处“死缓”。 刑法论文范文篇2 浅谈经济犯罪死刑的废除 一、经济犯罪中死刑废除的现状 目前全球有117个国家废除死刑制度，只剩下78个国家依然保留死刑制度，我们国家是这78个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之一，死刑存废越来越多地与这个国家的人权发展水平、法制发展状况，以及社会文明程度联系密切，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的人权、法制以及文明程度的重要评判标准。作为刑事法律制度中的重要经济类犯罪，是1982年全国人大会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中首次提出经济犯罪一词，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严重侵犯国家社会管理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在我国经济犯罪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类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另一类是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侵犯财产罪，以及刑法分则规定的侵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的犯罪，如制造贩卖假药罪、贿赂罪，也属于经济犯罪的范畴。 经济犯罪的特征：第一，经济犯罪的贪利性。一些经济犯罪只要能得到钱，就会肆意践踏法律，不把道德和法律放在眼里。第二，经济犯罪主体有较高的智能性。经济犯罪的主体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者一定的专业技能，具有更强的反侦察的能力。第三，经济犯罪的可变性。第四，经济犯罪的复杂性。首先，经济犯罪主体的复杂性。其次，经济犯罪所涉及的法律复杂性。最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犯罪的犯罪的复杂性。 二、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原因 随着废除死刑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试图论述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刑罚的公正性。公正性是刑法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历来立法、司法、执法所追求的原则与精神，而判断一个刑罚是否公正，就是要看到其是否符合罪责相适应的原则。罪责相适应原则要求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罚当其罪。第二，经济类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已经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和谐社会必然是现代法治社会，健全、理性、高效的社会主义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石。作为现代法治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刑事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义、平等、自由、安全、秩序这些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也是现代刑事法治内在的核心价值。第三，经济犯罪适用死刑违背人道主义原则。贝卡利亚在首次提出废除死刑时曾经说过：“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第四，死刑的配置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在我国虽然不断有犯罪分子因贪污、受贿、伪造货币等被判处死刑，但是经济犯罪屡禁不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死刑的适用并不能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这需要从产生经济犯罪的深层社会经济因素来分析。 第五，废除经济犯罪死刑有利于遏制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家社科规划《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外逃的4000多名贪官中，金融体系、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其他部门约占，与贪官外逃相伴生的是资金外逃。中国1988年至2002年，资金外逃额共亿美元，年均亿美元。 第六，经济犯罪的死刑问题是影响我国国际司法协助的重大障碍。西方国家以人权保障为由不向中国引渡或移交外逃经济犯罪的嫌疑人，需要加以研究。虽说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禁止死刑的客观条件，而西方的许多国家都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极少使用死刑。面对大量经济分子一旦被引渡回国就有可能判处死刑的情况，西方国家也会因此而难以与我们合作，这是十分现实的问题。 三、经济犯罪死刑废除的立法完善 第一，及时废除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从立法上及时废除对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规定的死刑以及侵犯财产罪中的死刑复核当前我国刑法立法趋势。第二，在条件成熟时废除贪污贿赂中的死刑。贪污贿赂行为时以权谋私，用国有财产来满足其个人私欲的行为。第三，加强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既然应从立法上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那么就应该对于仅次于死刑的无期徒刑的惩罚力度予以加强。以便更好地打击经济犯罪，遏制此类案件的发生。第四，完善罚金刑的适用。罚金刑作为我国一个刑种，在惩治经济犯罪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应当从刑罚手段上加以完善，即：采取高额罚金刑与易科处罚金刑相结合的手段。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我国宜采取用罚金易科自由刑的制度。 四、结语 冯亚东教授在其著作《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中谈到：“对于个人的邪念，我们防不胜防，但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不一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剥夺人的生命，这是考虑人类生存的根本利益，根本价值作出的明智选择。”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有不合理的地方，应当在立法上废除经济犯罪的死刑。同时，完善经济犯罪立法和刑罚适用，使经济犯罪得到适当的处罚。这样可以使我国刑法更加健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猜你喜欢： 1.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2. 刑法毕业论文 3. 刑法学年论文范文 4. 浅谈刑法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5. 刑法学年论文范文
刑事案件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初探[内容摘要]证据收集完毕后,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过审查判断、分析、研究证据是否具有能力、关联性和证明力和大小,从而确定所收集的证据能否用作定案的根据以及证明价值的大小,证据是确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是确定有罪或无罪,罪责轻重的关键;确定案件质量,做到不枉不纵,打击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公民、财产和人身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都将起到极大作用.本文就证据审查判断、概念、特征、审查判断的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经过控辩双方质证,由法庭认定.全案审查判断证据标准及其意义进行论述. [关键词] 证据审查 判断 特征 标准 引言 收集证据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基础,收集证据在前,审查判断证据在后,收集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紧密相连,没有收集证据就谈不上审查判断证据,反之,不对证据审查判断,就不能作定案依据,就不能查清案件事实。在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显得十分重要,也是一个难题,如何审查判断证据,这涉及到法律有涉及办案人员的素质,保证案件的质量,不枉不纵打击刑事犯罪,保护国家、集体、公民和财产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秩序,有着极其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就证据审查判断的概念、特征、审查判断的标准和意义作一论述。 一、审查判断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审查判断证据,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和判断,以鉴别其真伪,确定其有无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的一种诉讼活动。审查判断证据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既包括国家专门机关，也包括当事人及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我国传统诉讼理论基于从狭义上界定审查判断证据的概念，将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限定为国家专门机关，实际上从广义上来讲，除了专门机关为了确定案件事实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外，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也要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以便向审判人员提出如何认定事实方向的意见，使审判人员能够对案件事实作出正确的认定，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地适用法律作出公正处理。因此，审查判断的主体不仅包括专门机关，也包括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 专门机关审查判断证据与作为诉讼参与人的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都是通过对证据材料进行分析、鉴别以确定其真伪，判断其有无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已经证明力的大小，这是二者共同之处。其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 （1）专门机关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是一种职权行为，即基于侦察权、检查权和审判权而进行的活动，而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等审查判断证据则属于非职权行为； （2）专门机关办案人员审查判断证据，可以运用其在办案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同时有具有法律赋予的必要手段和方法，以及相应的物质条件保障，相对于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更有其优势； （3）专门机关审查判断证据，是为了正确地处理案件，维护国家、社会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而当事人等审查判断证据，主要是为了维护自身或委托人的利益； （4）在审查判断证据的效力方面，专门机关审查判断后认定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即可直接作为处理案件或者作出某种处分的依据，而当事人等对证据的审查判断，通常只是提出证据的前提，该证据能否作为认定案情的根据，还取决于专门机关是否采信该证据。 将当事人及其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主体，既符合诉讼实践，也有利于保障其行使诉讼权利，促使其履行诉讼义务，从而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1] [2] [3] [] []2、审查判断证据的本质是一种思维活动。如果说收集证据是认识过程是第一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的话，那么审查判断证据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理性认识阶段。这一阶段的活动方式，与第一阶段的收集证据相比是不一样的，它是在收集证据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大脑，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思维形式来进行的。当然，审查判断证据与收集证据虽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但两者往往相互结合、交替进行。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必须首先收集证据，这是审查判断证据的前提；对于收集到的证据材料，司法人员、当事人等经过审查判断，如果发现有疑问或遗漏，则必须再去收集证据以便消除疑问或补充证据。把新收集的证据和原有的证据结合起来综合分析、研究，就可以使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断趋于正确。这实际上是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案件事实的认识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 3、审查判断证据的目的是确定证据具有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以及证明力大小。司法人员、当事人等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研究和鉴别，其目的一是为了确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因为证据具有能力和证明力，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为了确定证据与案件事实联系的紧密程度，联系越紧密，其证明力越大，反之，其证明力就越小。 4、审查判断证据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对单一和多个证据的审查判断，二是对全案证据的审查判断。司法人员、当事人等对单个或多个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目的是为了审查核实某一证据或某几个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其目的则是为了判明所有已查证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证据能否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二、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 从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学理来看，审查判断证据可分为对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和对全案这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 个别证据审查判断的标准，即刑事诉讼中对单一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的内容，主要包括：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明的内容是否真实；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等。 1、定案证据必须客观真实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第3款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要求，法庭应当根据案件是具体情况，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1）证据形成的原因；（2）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3）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4）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5）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在审查判断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时，执法人员应注意的是上述法律规定的“属实”是指客观真实。法律法规规定的真实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客观的真实，即符号案件情况的真实，不以当事人和审判人员的意志和认识为转移，因此当事人和审判人员不能反驳它，而只能通过不断的证据活动认识它。二是法律的真实性，法律规定一旦某种情况得到了证明，就假定另一种情况是真实的，如推定。法律的真实允许当事人反驳，一旦当事人提出了成立的反证，法律的真实就不复存在。从判定的需要来看，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经得起各种各样的反驳，而要做到这一点定案证据就必须符合客观的真实。可以说，客观真实是证据的最基本属性之一。 定案证据的客观真实性与执法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并不矛盾。可客观事实性是从唯物论的角度认识定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而主观能动性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认识定案证据所得出的结论。事实材料只有经过当事人是举证和执法人员收集的活动，才能够进入执法程序，才能成为定案的证据；对于执法人员已经调查收集的证据，哪些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使用以及应当如何使用，实际上仍然需要审判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予以甄别、筛选和判断。实际上，定案证据的客观真实和执法人员主观认识是相统一的关系。 2、定案证据必须与本案相关，具有关联性。定案证据必须与本案相关，即具有相关性。所谓相关性是指证据与特定的证明对象有关，是证据对特定的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和价值，据此，对查明案件事实有意义的事实材料既具有相关性；而对案件事实或者其他证据没有任何影响事实材料，与本案无关，没有相关性。在审查判断定案证据的相关性时，执法人员应当将其与证据的真实性区别开来，逐一审查，在认定某一个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之前应当分清该证据对象是什么，如果该证据的证明对象不是本案实体法或者程序法规定的事实，该证据就没有相关性。 [] [] [1] [2] [3] [] []3、定案证据必须具备合法性。定案证据的合法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案证据必须是通过合法的手段调查收集的事实材料，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调查收集的证据是非法证据。二是定案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的事实材料只能是一般的证据材料，而不是定案证据，即使其具有真实性和相关性。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保证诉讼的程序公正，并有效树立司法的权威。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几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 （1）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证据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 （3）是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反情形。
刑法是规定犯罪与刑罚以及刑事责任的一系列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代表国家力量的公权力对私人的一种制裁。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刑法 毕业 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析敲诈勒索罪认定中若干问题
论文摘要敲诈勒索犯罪的本质特点在于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目的，使用胁迫手段对他人施以精神强制，从而获取对方交付的财物。但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无缘无故对他人进行敲诈勒索的情况较为少见，总是基于一定的理由或藉口，即敲诈勒索行为中又伴随着一定的行使权利行为，如何准确把握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明确敲诈勒索罪的保护法益，分辨敲诈勒索主观目的与客观行为之间的组合变化，以及区分正当行使权利行为与借行使权利之名行恐吓勒财之实之间的关系，在司法实践中显的尤为重要。
论文关键词敲诈勒索行使权力正当性可诉性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我省目前的数额较大标准为1500元以上)。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成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要挟、威胁——对方产生恐吓心理——对方基于恐吓心理做出处分财物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物。从刑法条文和罪状本身理解，此罪在认定上似乎没什么疑义，但在司法实践中过程中，却经常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争议，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司法机关往往会作出截然相反的认定，笔者在下文中将结合一些真实的案例进行简要的阐述。
一、存在权益纠纷时对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如何认定
案例1：王氏兄弟和李氏父子在同一建筑工地干活，干活过程中因琐事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与李氏父子发生打架，王氏哥哥在打斗中因一不敌二受了点轻微皮肉伤，在被人劝开后，王氏哥哥认为自己被打吃了亏丢了面子，遂和其弟弟邀来其外甥等帮手，之后王氏兄弟共计五人在工地下班前将李氏父子拦截住，并采用部分言语威胁的手段索要人民币5000元现金作为被打赔偿，最后索得现金人民币3000元，让李氏父子打下欠条2000元，当时也有部分工友和包工老板在场。当晚李氏父子回家后向亲朋好友一诉说，都认为对方是在讹诈这个钱出的冤，遂在第二天报警，警方调查核实后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将王氏兄弟刑拘。
敲诈勒索案件中，当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不存在任何权益纠纷时，一般不存在认定与适用上的困难，但在实际办案中实施敲诈勒索的一方通常都是基于一定的理由实施敲诈行为，即往往与被害人存在一定的债权债务或侵权赔偿纠纷，如案例1中王氏兄弟就是因和被敲诈勒索一方存在的一定人身侵害赔偿关系，之后采用了部分胁迫手段取得财物，而取得的财物通常肯定大于自己的实际损失，但这种索要金额超出实际损失的行为是否就一定能认定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故意存在争议，案例中王氏兄弟中却有人被打伤属实，尽管属一点皮肉伤从治疗费用上说索要5000元赔偿显的有点多，但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因为一个人被打既有肉体上的损伤也有人格上的羞辱，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角度索要5000元也有获得法律支持的可能性，退一步说即使达不到法律支持，但其仍有提出主张的权利，比如王氏兄弟向法院起诉要求李氏父子作出其5千元甚至是5万元的赔偿显然也是被允许的，既然从诉讼程序都能被接受，为什么在私力救济程序中就不能主张，显然在此案中不能简单以王氏兄弟的提出的索赔额过大就因此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笔者认为，在存在权益纠纷的敲诈勒索案件中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可根据以下两点作参考：(1)主张的权利是否具有可诉性;(2)主张的权利具有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所谓权利的可诉性即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可能会受到法律的支持，民间道义上的正当性，是指尽管这种权利主张不会得到法律支持，但在民间普遍存在，具备一定的正当性，比如说赌债、高利贷欠款等。如果主张的权利属真实存在且具备上述两点特性之一，就不能简单的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实在两高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这样的先例，比如对高利放贷者以绑架、非法拘禁的方式讨要高利债，就不能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二、敲诈勒索中手段上的正当性是否影响定罪
案例2：一天小镇上的胡某发现自己的一辆电瓶摩托车被盗，当即邀了两个好友一起去找车，竟然真的在一条马路边发现了自己的被盗车辆，其后该三人躲在车子附近，当小偷周某来拿车时被这三人抓住，小偷央求不要报警，胡某三人便以此为要挟条件向小偷索要5000元人民币，之后小偷周某筹钱无果后自己托家人选择了报警，胡某三人也因此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拘。
在敲诈勒索罪中，进行敲诈勒索的手法通常是暴力威胁(也包含轻微暴力)和要挟两种方式，前一种以暴力威胁的方式实现，就手段本身来说显然就是不合法、不正当的，但要挟的手段有很多种，有揭露隐私、丑闻、举报违法犯罪事实、公布不雅照片视频、向媒体曝光真相等，这其中包括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采取的要挟手段是报警，从手段本身来说是合法正当的，但手段本身的正当性并不影响对胡某等人构成敲诈勒索犯罪的性质认定。因为敲诈勒索罪从本质上一种财产性犯罪，罪恶本质主要体现于非法攫取他人的财产权，一切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当目的不正当时讨论手段本身是否正当已没有多大意义，这时只需讨论手段本身是否对被勒索对象产生了心理上的强制力。当然也不能说手段的正当合法与否对构罪认定完全无影响，笔者认为，当案件中的行为人在非法占有故意上存在疑问，或者说行为人的勒要财物行为在目的上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这时手段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定罪，笔者在后面还会论述到。
三、消费者维权过程中伴有敲诈勒索行为如何认定
案例3：2006年2月，首都经贸大学黄静购买了一台华硕 笔记本 电脑。买回后电脑运行出现问题，黄静将笔记本送回公司检修后仍不能正常使用，随后黄静请朋友帮忙检修电脑时得知其买回的电脑是检测版的 cpu ，按法律规定不受保证也不得销售。得知此事黄静非常气愤并找到周某作为其代理人与华硕公司进行谈判，周某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向黄静作出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如不接受其将就此事向法院起诉该公司并将此事向媒体披露。此要求遭到华硕公司拒绝，当二人第二次来到华硕公司时，北京市某公安分局将二人刑事拘留。2007年11月9日，海淀区检察院向黄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书。2008年6月5日，黄静向海淀区检察院提出刑事赔偿申请。2008年9月22日，检察院做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赔偿黄静元。在该决定书中指出“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的问题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赔偿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与敲诈勒索罪中的‘胁迫’有本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赔偿，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元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案例3是一个在网络上广受评议的真实案件，笔者认为此案也是在敲诈勒索罪认定中一个可供参考的标杆性案件。从网上大众网友评议及专家学者们的论述看，几乎都认为一边倒的支持黄静，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犯罪，但对于其不构罪的法律理由却大都语焉不详或很难让人信服，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和检察院刑事赔偿决定书中的论述理由相近，即认为黄静等人之所以不构罪是因为黄静等人的行为是一种消费者维权行为，采用的要挟手段只是向媒体曝光，属于正当手段。虽然笔者也赞同黄静等人无罪，但确认为上述理由没有点出问题实质。笔者认为消费者维权并不是使犯罪行为得以豁免的法定理由，可以说任何行业任何人的维权行为超出必要的界限照样可以构成犯罪，消费者维权也不例外。从黄静等人索要金额看显然也大大超出其实际损失，主观故意上存在非法占有故意的可能，从要挟手段上说尽管正当，但如本文前文所述，要挟手段合法正当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影响构罪认定，如案例2中胡某等人的行为，所以仅是从敲诈勒索罪的罪状条文本身看，黄静等人的行为从形式上完全符合。
笔者认为黄静等人的行为之所以难以构罪，是出于以下理由：
1.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这种敲诈勒索行为是基于行使一定的正当权利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犯罪，在中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刑法理论上有三种学说：无罪说、胁迫罪说和有罪说。无罪说认为，具有正当权利的人，即使将胁迫作为实现权利的手段，也不宜认定为犯罪，因为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胁迫罪说认为，刑法设立财产犯罪是为了保护私法上的权利关系，既然行为人具有接受对方交付的财物的权利，而且只要是基于交付者的意思而交付的财物，对方就不存在财产上的损害，因而不成立财产犯罪。但是，其行使权利的手段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在国外刑法可构成胁迫罪;有罪说认为，既然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他人基于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那么，就侵害了其对财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一本权的事实上的机能，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害，具有构成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对行使权利行为持有限度的无罪说，即行使权利行为不构罪应符合限度两个条件：(1)所行使的权利具有一定可诉性或正当性，即权利内容可能获得法律的支持或可为民间大众所接受。这点在前文已阐述过，其实本质上说案例1和案例3在案件性质上是相似的，行为人都是一种行使权利行为，且该权利基础具有可诉性和正当性，所以客观上成为认定其非法占有故意的阻却事由，而案例2中却恰恰缺少这一阻却事由;(2)行使权利的手段具有相当性，能为社会大众所容忍，私力救济行为没超过必要限度。即行使权利的手段如果超出必要限度，一方面手段本身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使行使权利行为整体上丧失正当性。比如假设案例1中王氏兄弟等人以暴力、非法拘禁方式索要医药费赔偿，则行为本身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假设案例3中黄静等人仅是以手中持有华硕高层领导的个人艳照、隐私作为谈判筹码索要赔偿，则可能使案件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化，因为这些行使权利的手段已经超出了社会大众的容忍度，影响了对其权利本身正当性的评判。
2.这类维权行为本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认定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基础。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提供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企业也是也越来越大越专业，普通消费者和大企业在交易过程中更加的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不平等的弱势地位。尽管案例3中黄静等人提出了天价赔偿，主观上具有一定恶的成份，但这类维权行为是处于弱势地位下的非对称性抗争，即使行为本身有所出格也能达到社会大众所包容，因为从本质上说这类行为是促进了生产服务者提高产品服务质量、诚信合法经营，惩罚了欺诈者，使更多的消费者免遭同类遭遇，是在促进和维护社会公益，从行为本身看不出一丝的社会危害性。
浅谈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的优化途径
摘要：当前，我过的罚金刑适用范围逐步扩大，罚金刑数额立法逐步改进，但对于罚金刑数额的规定并非尽善尽美。对此，应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和现实可能性进行完善，即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的适用;增强限额罚金制与自由刑的协调性
关键词：罚金刑自由刑数额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 方法 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
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
总之，借鉴国外立法，在我国确立以限额罚金制为主，倍比罚金制和无限额罚金制为补充的罚金刑数额立法模式格局，基本符合当前我国的现实需要。在今后的立法修改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注意吸取美国量刑指南式罚金的精细、俄罗斯收入罚金制的周密、欧洲日额罚金制的平等，逐步改进和创新我国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使我国多样化的罚金刑数额立法体系更趋完善。
这个你要查阅报纸，最好是法律类的，还有就是政府解密文献要去你们省图书馆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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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正当防卫论文篇2 试谈刑法中的正当防卫 摘要:正当防卫是我国刑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一种权利和手段。本文主要分析了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并对一般正当防卫跟特殊正当防卫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正当防卫;构成要件;特殊正当防卫 现行《刑法》第20条第1款通过立法解释,明确地表述了正当防卫的概念,即“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地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一规定,明确指出正当防卫的概念和责任问题。 一、正当防卫的构成要件: 构成正当防卫应具备四个条件:1.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的发生并且侵害必须正在进行;2.防卫行为必须是为了使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而实施的;3.防卫行为必须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4.防卫行为不能超过必要限度。 1.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正当防卫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因此,行为人只有在面临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时才能实施正当防卫。如果不存在这一前提条件,行为人致人损害的行为必然不是防卫行为,更不是正当防卫。 2.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根据我国刑法第20条的规定,公民必须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才能实行正当防卫。由此可见,行为人必须具有防卫意图是成立正当防卫的重要主观要件,那些只符合正当防卫客观方面的要件而不符合这一主观要件的行为,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3.正当防卫的对象条件。正当防卫只能针对不法侵害者本人实施(不法侵害者包括所有共同实施法侵害的人),而不能对没有实施不法侵害的第三者(尤其包括没有实施不法侵害的不法侵害者的家属、亲朋及其他关系人)造成侵害。面对不法侵害,为了阻止其实施,而对不法侵害者的家属、亲朋或其他亲系人实行“防卫”,来迫使不法侵害者本人停止侵害行为,是防卫行为在对象上的错误。如果对不法侵害者之外的第三人造成损害,又不具备紧急避险的条件,那么应根据其有无故意或过失来确定其是否应负法律责任。 4.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根据《刑法》第20条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是防卫过当。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什么是“必要限度”,我国《刑法》无明文规定,《刑法》中所谓的“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笔者认为:(1)考察防卫行为正当与否,应当把防卫与侵害双方的性质、手段、强度、缓急、方法和后果等联系起来比较分析,并置于具体的案情中综合对照,而不应隔离开来单独考虑某一方面;(2)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必须相适应。这种必需的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之间的关系,不是你一拳我一脚似的对等式,我们应当考虑到,有时防卫行为可能在强度等方面超过不法侵害,只要不是明显超过为制止不法侵害所需之程度,均不宜简单地认为是防卫过当;(3)同时还要考虑防卫人实施防卫行为时所具有的主观心现状态,即防卫所产生的损害后果的发生是其所追求的还是出乎其意料之外的。如果防卫后果出乎防卫人意料之外,而这又是因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所致,即使发生了不法侵害人伤、亡等严重后果,也不宜认定防卫过当;如果防卫行为非系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就应认定为防卫过当;(4)考虑防卫人当时所处的客观状态。 不法侵害往往是突如其来的,防卫人常毫无思想准备,精神紧张,情况迫急,没有思索及选择的余地,很难立刻判明不法侵害的意图和危险程度,没有充分条件选择适当的方式,也难以预料其行为将会造成的后果的性质和程度,所以如果事后表明,当时的不法侵害并无防卫人所认为的那种程度,防卫强度也实际超过了不法侵害的强度,也不能简单地认定防卫人的行为就超过了必要限度;(5)面对不法侵害行为,防卫人可以躲避而未避开,径直实行防卫的行为,不宜认定防卫过当;(6)防卫人带凶器等或有前科,也不能作为其防卫过当的依据,因为他们同样享有法律赋予的正当防卫权利。应当多加注意的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实质是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一体两面。“造成重大损害”是“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二、特殊正当防卫: 《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三、特殊正当防卫与一般防卫的区别: 特殊正当防卫的成立需要具备一般正当防卫的某些条件,两者存在联系,但是,特殊正当防卫又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1.起因条件的特殊性。特殊防卫一般只针对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性不法侵害实施,这就意味着,如果不采取这种特殊的防卫方式,自己的生命、身体、性等权利就会受到极大的侵害。2.保护对象的特殊性。特殊正当防卫的保护对象通常只针对正在进行的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侵害行为人进行。即特殊防卫所保护的权益通常只限于人身权益,而不包括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财产利益等其他非人身安全的权利。3.防卫限度的特殊性。对于一般的正当防卫而言,防卫行为与侵害行为在防卫限度上有相当性,不能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但对于特殊防卫而言,则不受限度条件的限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即使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也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因而,特殊正当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问题。 四、正当防卫的作用于意义: 法律的作用就是理曲断直,分清是非。正当防卫构成条件的正确界定,关键在于能否根据法律的规定,实事求是地做出合法合理的判定。对于正当防卫的界定,有利于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及时消除制止不法侵害,有效地惩治犯罪分子,保卫社会稳定。在当前治安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唤起公民踊跃行使正当防卫权利的意识,积极鼓励、支持公民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这就更要求正确界定正当防卫的构成条件,努力为公民防卫权利的行使,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M] [2]高铭暄.刑法学(修订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 [3]姜伟.《新刑法确立的正当防卫制度》.《法学家》.期.P27 [4]高艳军.《论刑法中的特殊防卫》.《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 猜你喜欢： 1. 有关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2.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 3. 刑法研究生论文 4. 刑法论文范文下载 5. 日本正当防卫制度若干问题分析论文 6. 探究犯罪刑法构成
法律思维论文参考文献
最近我在写毕业论文，想得最多的就是参考文献不知道在哪找?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有这样是问题呢?以下是我为您搜集整理的法律思维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
1、期刊论文类
1.鲁丽丽：《形式与非形式逻辑——论法律逻辑之定位》，《现代物业》2013年第5期。
2.成静：《论法律逻辑学与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安康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3.杨娟：《法律思维研究综述——从语言的角度》，《经济管理者》2012年第24期。
4.庾晋鹏：《从法律推理到法律论证——法律逻辑内涵的逐渐丰富》，《经济师》2012年第11期。
5.李瑜青、张建：《法律思维内涵与特征再思考》，《东方法学》2012年第2期。
6.王利明：《论法律思维》，《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2年第2期。
7.孙培福：《法律方法中的逻辑真谛》，《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
8.王新娟、张斌：《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的培养——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宪法案例教学》，《当代教育论坛》(综合研究)2011年第9期。
9.梁开银：《法律思维：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契合点——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互动与改良》，《法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0.郭瑞昌：《论中国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沧桑》2011年第2期。
11.李义松、苏胜利：《环境公益诉讼的环保逻辑与法律逻辑》，《青海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2.项庭庭：《浅议法律思维》，《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3.马玉波：《法律逻辑的思维模式选择——谈谈刑法案例分析的方法》，《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
14.郭新杰、葛宇宁：《试论法律逻辑的品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5.周占生：《法律思维路径之辨——以规范结构为基点》，《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6.王萍：《对法律思维研究的整理与思考》，《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7.印大双：《法律逻辑与大众逻辑之博弈》，《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18.徐楠：《浅议法律逻辑研究的转向》，《沧桑》2009年第1期。
19.聂小明：《关于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内在观察》，《滁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0.杨建军：《逻辑思维在法律中的.作用及其限度》，《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21.孙光宁：《法律思维模式及其选择》，《长白学报》2008年第2期。
22.张瑞峰、巴尔：《论法律思维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作用》，《社会纵横》(新理论版)2008年第1期。
2、学位论文类
1.卞叶：《论法律类型及其类型思维》，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3年。
2.黄笑君：《论法官的法律思维》，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2012年。
3.郎盛科：《论我国司法审判中的法律推理》，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师范大学，2012年。
4.施榕娜：《法律规则与道德评价对法律推理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5.张林波：《法律领域的逻辑应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6.王建荣：《论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
7.胡媛：《试论中国法律逻辑及其发展方向》，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
8.杨冠祥：《法律逻辑研究的新视角》，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
9.付云云：《法律推理之路》，硕士学位论文，西南政法大学，2010年。
10.王萍：《论法律思维的概念》，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0年。
11.胡桂哲：《形式法律推理与实质法律推理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0年。
12.蔡勇：《论法律推理中的实质推导》，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
13.邢杰：《从法官裁判视角看法律推理》，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08年。
14.王亮亮：《法律逻辑的生命源》，硕士学位论文，燕山大学，2008年。
15.范春莹：《法律思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8年。
16.罗冰：《民法教学中法律思维的培养》，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
3、著作类
1.郑永流(译)：《法律思维导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张斌峰著：《法律逻辑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李静著：《法律思维训练与法律文书写作——推理、结构与修辞》，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
4.杨力著：《法律思维与法学经典阅读——以哈特〈法律的概念〉为样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范春莹著：《法律思维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6.缪四平著：《法律逻辑——关于法律逻辑理论与应用分析的思考与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7.关老健著：《法律逻辑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郑智航著：《法律内在逻辑的基调演变》，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9.陈瑞华著：《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10.黄伟力著：《法律逻辑学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葛洪义主编：《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2.穆晓军著：《经理人必备的法律思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焦宝乾著：《法律论证：思维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赵利、黄金华著：《法律逻辑学》，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5.龙卫球著：《法学的日常思维》，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6.张大松主编：《法律逻辑学案例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