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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学家格局差异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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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学家格局差异论文

艾伯特·爱因斯坦于1879年3月14日在德国小城乌尔姆出生,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位平静、温顺的好心人,爱好文学和数学。他的母亲个性较强,喜爱音乐,并影响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从六岁起学小提琴,从此小提琴成为他的终生伴侣。爱因斯坦的父母对他有着良好的影响和家庭教育,家中弥漫着自由的精神和祥和的气氛。

玛丽娅·斯可罗多夫斯卡娅,即著名的居里夫人,被誉为“镭的母亲”。她1867年11月7日诞生于俄国沙皇侵略者统治下的波兰首都华沙。父亲是华沙高等学校的物理学教授,使她从小就对科学实验发生了兴趣。 1891年,她到巴黎继续深造,获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学业完成后,她本打算返回祖国为受奴役的波兰人民服务,但是,与法国年轻物理学家皮埃尔·居里的相识,改变了她的计划。1895年,她与皮埃尔结婚,1897年生了一个女儿,一个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居里夫人注意到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的研究工作。自从伦琴发现X射线之后,贝克勒尔在检查一种稀有矿物质“铀盐”时,又发现了一种“铀射线”,朋友们都叫它贝克勒尔射线。 贝克勒尔发现的射线,引起了居里夫人极大兴趣,射线放射出来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居里夫人看到当时欧洲所有的实验室还没有人对铀射线进行过深刻研究,于是决心闯进这个领域。 理化学校校长经过皮埃尔多次请求,才允许居里夫人使用一间潮湿的小屋作理化实验。在摄氏6度的室温里,她完全投入到铀盐的研究中去了。 居里夫人受过严格的高等化学教育,她在研究铀盐矿石时想到,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铀是惟一能发射射线的化学元素。她根据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排列的元素,逐一进行测定,结果很快发现另外一种钍元素的化合物,也能自动发出射线,与铀射线相似,强度也相像。居里夫人认识到,这种现象绝不只是铀的特性,必须给它起一个新名称。居里夫人提议叫它“放射性”,铀、钍等有这种特殊“放射”功能的物质,叫作“放射性元素”。 一天,居里夫人想到,矿物是否有放射性?在皮埃尔的帮助下,她连续几天测定能够收集到的所有矿物。她发现一种沥青铀矿的放射性强度比预计的强度大得多。 经过仔细的研究,居里夫人不得不承认,用这些沥青铀矿中铀和钍的含量,绝不能解释她观察到的放射性的强度。 这种反常的而且过强的放射性是哪里来的?只能有一种解释:这些沥青矿物中含有一种少量的比铀和钍的放射性作用强得多的新元素。居里夫人在以前所做的试验中,已经检查过当时所有已知的元素了。居里夫人断定,这是一种人类还不知道的新元素,她要找到它! 居里夫人的发现吸引了皮埃尔的注意,居里夫妇一起向未知元素进军。在潮湿的工作室里,经过居里夫妇的合力攻关,1898年7月,他们宣布发现了这种新元素,它比纯铀放射性要强400倍。为了纪念居里夫人的祖国——波兰,新元素被命名为钋(波兰的意思)。 1898年12月,居里夫妇又根据实验事实宣布,他们又发现了第二种放射性元素,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比钋还强。他们把这种新元素命名为“镭”。可是,当时谁也不能确认他们的发现,因为按化学界的传统,一个科学家在宣布他发现新元素的时候,必须拿到实物,并精确地测定出它的原子量。而居里夫人的报告中却没有针和镭的原子量,手头也没有镭的样品。 居里夫妇决定拿出实物来证明。当时,藏有钋和镭的沥青铀矿,是一种很昂贵的矿物,主要产在波希米亚的圣约阿希母斯塔尔矿,人们炼制这种矿物,从中提取制造彩色玻璃用的铀盐。对于生活十分清贫的居里夫妇来说,哪有钱来支付这件工作所必需的费用呢?他们的智慧补足了财力,他们预料,提出铀之后,矿物里所含的新放射性元素一定还存在,那么一定能从提炼铀盐后的矿物残渣中找到它们。经过无数次的周折,奥地利政府决定馈赠一吨废矿渣给居里夫妇,并答应若他们将来还需要大量的矿渣,可以在最优惠的条件下供应。 居里夫妇的实验室条件极差,夏天,因为顶棚是玻璃的,里面被太阳晒得像一个烤箱;冬天,又冷得人都快冻僵了。居里夫妇克服了人们难以想像的困难,为了提炼镭,他们辛勤地奋斗着。居里夫人立即投入提取实验,她每次把20多公斤的废矿渣放入冶炼锅熔化,连续几小时不停地用一根粗大的铁棍搅动沸腾的材料,而后从中提取仅含百万分之一的微量物质。 他们从1898年一直工作到1902年,经过几万次的提炼,处理了几十吨矿石残渣,终于得到克的镭盐,测定出了它的原子量是225。 镭宣告诞生了! 居里夫妇证实了镭元素的存在,使全世界都开始关注放射性现象。镭的发现在科学界爆发了一次真正的革命。 居里夫人以(放射性物质的研究)为题,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1903年,居里夫人获得巴黎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共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继镭的发现之后,另一些新的放射性元素如锕等也相继被发现。探讨放射性现象的规律以及放射性的本质成为科学界的首要研究课题。

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 文化 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文化的定义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 、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中国文化定义 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 传统文化 ,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西方文化定义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中国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西方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 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 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 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 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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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遐龄.中国政治思想史[M].高等 教育 出版社,2003.

[3]辜正坤.中西方文化比较.博览群书,

[4]冯承柏,王中田,俞久洪.西方文化精义[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 出国 留学 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 人际交往 ,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 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 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 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 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 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 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 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 保险 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 清明 、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 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 谚语 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 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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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进行论述: 一、物质文化差异 中西方文化在物质文化上的差异主要是指...由于中国与西方生产生活习性的不同,中国人吃饭用的餐具是"筷子",西方人则用"刀子和叉子",且中西方饮食中的主食构成不...

马克斯·韦伯: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转载) 摘要: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现代西方科学无疑是这场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科学是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知识,在前现代就已经存在。而现代西方科学则是现代西方式理性化的科学。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其建设指向是两种不同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道路。在现代化困境重重的今天,韦伯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思考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公认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韦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或者说最能体现现代化的指标是理性化。其实韦伯基本上把现代化等同于一种西方方式的理性化。16世纪以来日益向全球推进的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西方式的社会理性化运动。韦伯认为这场理性化运动不是全球都可能走的道路,而是一条独特的西方道路,与西方独有的理性主义思潮有内在关联。理性主义具有多面性和相对性,不同的理性主义有不同的建设指向。中西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差异就与不同的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建设指向有深切的相互制约和连锁的关系。西方理性主义或者说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入世而不属世”[1]为救赎特征的,因此它与现实世界保持着一种高度紧张的对抗和征服型的关系,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的征服”。而儒教理性主义是“入世而属世”的,以实现现实世界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它对现实世界是一种“理性地适应”。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导向中西方不同的科学和社会发展道路。一、理性主义的文化规制韦伯认为“理性主义”此一名词是有许多不同意涵的,一种从其他生活领域的观点看来特别非理性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理性”,正如经济、技术、科学、教育、战争、法律和行政的“理性化”一样。所有的领域均可按照完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事实上,我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2]也就是说,理性化是有不同的选择坐标的,不同的理性主义坐标完全可能导致不同的理性化路向。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譬如说新教的“宰制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禁欲理性主义”,儒教的“适应型理性主义”或“入世的人文理性主义”,道教的“巫术理性主义”,犹太教的“律法理性主义”和佛教的“出世理性主义”等。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经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个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3]韦伯强调说:“这一简单的论点常常被人们所遗忘,现在我们应该把它放在每一篇试图讨论理性主义的论文的开头。”[4]理性是人类的一种自觉性和自主的创造性,“理性主义是一个历史的概念”[5]。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发展路向。韦伯惊奇地发现,我们愈往上溯,愈能发现中国人及中国文化与西方的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逸者、最古老的诗歌《诗经》、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战国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所有这些被认为具有特色的,都比儒教中国的各种特质,要来得贴近西方的现象。因此,我们该考虑一下,许多原先被认为是中国基本的特质,有多大的可能性或者纯粹只是历史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6]二、西方现代科学的特殊性及其起源科学的进步是理性化过程的一部分,当然也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这一过程我们已经历了数千年之久,而如今对这一过程一般都会给予十分消极的评判。韦伯认为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这种由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是否意味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条件比印第安红人或霍屯督人有更多的了解呢?这很难说。理智化和理性化的增进,并不意味着人对生存条件的一般知识也随之增加。但这里含有另一层意义,即这样的知识或信念: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人们不必再像相信这种神秘力量存在的野蛮人那样,为了控制或祈求神灵而求助于魔法。技术和计算在发挥着这样的功效,而这比任何其他事情更明确地意味着理性化。[7]对于刚踏入近代门槛的人来说,科学意味着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也是真正地通向艺术之路,还不仅如此,韦伯认为在严密的自然科学发展的那个年代,人们对科学有更高的期望,那就是找到一条通向上帝的可靠之路。但今天的人们还有谁相信科学能够教给我们一些有关世界意义的知识呢?即使有这样的意义,我们如何才能找到这种意义的线索?今天的天真的乐观主义者将科学——即在科学的基础上支配生活的技术——欢呼为通向幸福之路,但谁又会相信这样的幸福?自然科学是非宗教的,现在谁也不会从内心深处对此表示怀疑,无论他是否乐意承认这一点。[8]自从理性主义给世界除魅以来,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科学只是认为在它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至于科学所描绘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生存?它有某种“意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科学也从来不提出这样的问题。[9]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的沉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我们忠于自己,我们便不可能摆脱这一事实。[10]至于作为可计算和可实验的理性科学,只有在西方,才发展至我们今日视为可靠的程度。只有基督教——在大希腊化思想的影响下——才圆熟地发展出来一套系统的神学,至于回教和某些印度的宗派则仅有些许迹象。其他的文明,特别是印度、中国、巴比伦与埃及,也有经验的知识、对世界及生命问题的反思、极深奥的哲学和神学智能,以及极端精微的学说和观察,但是却没有独具西方特色的理性主义思维、理性化的方法以及理性主义的路标和指向。韦伯从天文学、数学、医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艺术、建筑、文学、教育、国家观等方面对东西方科学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以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为坐标的比较,比较的目的仍然是凸显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殊性,而不是一般性。第一,巴比伦的天文学,就像其他文明的一样,缺少了希腊人首次发展起来的数学基础:质实言之,此一事实更突显出巴比伦天文学的特殊发展。第二,印度的几何学则没有理性验算的概念——这也是希腊人天才的另一产物,同样的天才也创造出力学和物理学。印度的自然科学,就经验观察的角度而言,确有高度发展,然而并没有理性实验的观念,而此一观念虽已出现在西洋的古代世界,基本上仍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同样地,近代的实验室并不存在于印度,其结果则为印度的医学——虽然在经验与技术层面有高度发展——缺乏生物学、尤其是生化学的基础。除了西方外,没有理性的化学。第三,中国的历史学,尽管复杂精微,却缺乏修昔底德(Thucydides)式就事论事的研究方法。第四,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确有其印度的先行者,但从亚洲的政治思想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类似亚里斯多德的分类法和一般的理性概念。第五,理性的法律体系所必备的、严谨的思想论证及形式,为罗马法的特色(西方法律亦源于此),确不见于他处,尽管印度的弥漫差(Mimamsa)学派、范围极广的法典编撰——特别是近东,无数印度以及其他地区的法律文书——稍有迹象可寻。教会法(Canon Law)的结构,亦仅见之于西方。第六,在历史上,其他民族对音乐的敏感似乎比我们有更高度的发展,至少是不比我们差。但某些特色则仅见之于西方音乐:合理的合声乐,包括对位法律及合音;基于三和音(以及第三阶音)的音符组织法;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的半音阶或更短的音符的和谐演出,是以理性的形式取代了空间式的休止符。我们的管弦乐团也是西方所特有的,以弦乐四重奏为其核心以及管乐器的整体组织;我们的连续音;有了我们的记谱法后,近代音乐的创作、演出以及其持续的存在,才成为可能;我们的奏鸣曲、交响乐或歌剧;以及最后,所有演奏这些的必要工具,我们的基本的乐器——管风琴、钢琴及小提琴。我们也见不到此种所有艺术“古典式”合理化的现象,例如绘画所用的直线及空间透视法——这是我们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第七,作为装饰之用的尖形拱门亦见之于西方古代世界与亚洲各地;亦有人认为尖形拱门及十字型拱形圆顶的结构曾出现于东方。但在其他地区我们找不到理性运用哥特式拱形圆顶以分散张力,并利用弓形跨越空间——不管其采用形式为何。哥特式拱形圆顶成为宏伟纪念建筑物的结构原则,并延伸成为某种雕刻与绘画风格的基础,如我们中世纪所流行者。同样地,虽然此一技术基础来自东方,然而除了西方外,我们从其他地区找不到用以解决半球形圆顶方法之遗迹。第八,印刷术的成品曾见之于中国,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只设计为印刷而发表——也只有通过它才有可能——的文学体裁,直截而言,即“刊物”与报纸。第九,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包括与我们大学或学院表面上极类似者,皆曾见于中国与回教世界。但只有在西方,才发展出一种理性的、有系统的专业化知识,以及一群受过训练的专业人才,他们在今日文明中已踞有一重要的几近支配的地位。毕竟只有在西方,我们才能发现到专业性的官员——近代西方国家及经济的基石。尽管此一群体在其他地方亦曾萌芽,但从未构成社会秩序中如此必要的部分——如他们在西方所扮演的。许多文明区的确早有“官吏”——甚至具有专门职务的官吏——存在;可是没有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他们的整个生存——生活中政治、技术及经济的基础——如近代西方一样,以如此绝对而无可避免的方式纳入受过训练的专家所构成的官僚组织的罗网之下:社会生活上最重要的日常运作,以同样方式掌握在受过技术、商业、尤其是法律训练的政府官吏手中。这在其他地区是找不到的。第十,根据身份团体而构成政治及社会组合,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只有在西方,才出现基于身份的——“王与王国”——独特形态的国家。同样地,由定期选举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国会、群众领导者以及由政党领袖担任“部会首长”向国会负责的统治形态,也是西方特有的制度,虽然为了获取或影响政治权利而形成政治,此一意义下的“党派”亦曾见之于世界其他地区。一般而言,“国家”——也就是基本上具有合理制定的“宪法”、合理制定的法律,以及由根据合理制定的法规或原则办事的专门官吏所负责的行政等特征的政治形式——仅知之于西方,尽管他处已有萌芽。[11]现代西方科学是一种极具工具理性的科学。近代西方特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显然是技术能力的进展。如今其合理性的基本条件是由于一些技术上具决定性因素的可计算性,这些技术上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又构成精确计算的基础。换言之,它乃是有赖于西方科学的独特性,尤其是基于数学以及精确而又合理的实验的自然科学。而反过来,这些科学及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做经济性的应用时,其发展则又受到资本主义机会的巨大刺激。当然,西方科学的起源是不能归功于这种利得机会的。代数与进位法的计算,曾为印度人所用,他们是进位法的发明者,然而只有在西方,这种计算才首次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印度却没能导出任何现代计算和簿记的制度。同样地,数学和机械学亦非源自资本主义的营利心。当然,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此点对我们西方大众的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确实是受到经济因素鼓励,西方的经济因素特别有利于科学知识之应用。然而,此种鼓励是来自西方社会秩序的特殊性格。[12]韦伯认为西方现代科学的起源与以下四大因素密切相关:第一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理性的思维形式是古代希腊哲学的沃土上生长出来的,但与经过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关系更大,“入世而不属世”从而得以“理性地宰制世界”是新教理性主义的根本特征。第二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形成的技术上的“实验”精神。技术上的“实验”——一切自然主义的规律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现代质素——则是在文艺复兴的沃土上成长茁壮起来的,重要的是,起初并不是从科学的领域而是从艺术的领域中发展出来。作为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的“实验”精神是两种要素独特结合下的产儿:西方艺术家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经验性技巧,以及他们在历史的与社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理性主义的雄心。他们把艺术提升到“科学”的层面,以求取得艺术的永恒意义,以及自己的社会声誉。这点是西方所特有的。第三是西方文化现代化时期出现的强烈的“回归”到古代的动机。这种“回归”实质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批判,是社会抗议精神的体现。因而这种“回归”不是复古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淘洗古典文化精粹的一种创造,是新的社会转型下的创造性回归。第四是西方经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支持。将艺术活动推向高度竞技状态的特殊社会条件,就像古代那样,蓬勃跃动着。北欧经济在经济上与技术上的关注,尤其是矿业的需求,则助长了将实验转化为自然科学的知识力量。[13]三、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韦伯认为从理性主义的不同发展路向来看,中国的科学没有发展出,也不会发展出类似今天西方这样的发展道路来。韦伯从现代西方科学的视野对中国传统的正统意识形态儒教及其异端的道教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儒教与道教的理性主义都不可能产生出“西方式”的现代科学。 首先,从儒教理性主义及其社会学基础来看:(1)在家产官僚体制的约制下,支配阶层的竞技完全只限于受俸者和士人猎取功名禄位的竞争,其他所有的追求都被窒息了。中国的考试,目的在于考察学生是否完全具备经典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适合于一个有教养的人的思考方式。教育的性质一方面是纯世俗性的,另一方面则受到正统解释的经典作者的固定规范的约束,因而是极度封闭且墨守经文的教育。[14](2)相对而言发展相当有限的产业资本主义,也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报偿,而这种经济报偿对于将经验性技术转化为理性技术却是必须的。(3)儒教虽然发展出了一套宇宙创成的理论,但本身却极无形而上学的理论兴趣。韦伯认为正统儒教除了纯粹的古物研究或者纯粹的实用项目以外,其他概无[兴趣。[15]中国的思维还是一直停滞于相当具体形象(直观)的状态。逻辑、定义与推理的力量,尚未为中国人所接受。[16]儒教的本质,只不过是一种伦理,即道。儒家纯粹是俗世内部的一种俗人道德。儒教所要求的是对俗世及其秩序与习俗的适应,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为受过教育的世人确立政治准则与社会礼仪的一部大法典。世界的宇宙秩序是固定和牢不可破的,社会的秩序不过是世界宇宙秩序的一种特例罢了。伟大神灵的宇宙秩序显然只希望世界的尤其是人的幸福。社会秩序亦如此。只有融入内在和谐的宇宙之中,才能实现帝国“幸福的”安宁和心灵的平衡。[17]儒教怀疑巫术的真实性,也认为巫术在面对德行时是无计可施的,儒教也完全排斥冥想,“儒教所关注的是此世的事物”。[18]从“礼”的中心概念出发,我们在中国发现的是警觉的自制、内省与谨慎,尤其是对任何形式的热情(包括欣喜在内)的抑制,因为热情会扰乱心灵的平静与和谐,而后者正是一切善的根源。当然,儒教伦理中完全没有拯救的观念。儒教徒并不渴望得到“拯救”,不管是从灵魂的转世还是从彼世的惩罚中得到拯救。这两个观念都是为儒教所不知的。儒教徒并不希望通过弃绝生命而获得拯救,因为生命是被肯定的;也无意于摆脱社会现实的救赎,因为社会现实是既有的。儒教徒只想通过自制,机智地掌握此世的种种机遇。他没有从恶或原罪(对此一无所知)中被拯救出来的渴望。他唯一希望的是能够摆脱社会上的无礼貌的现象和有失尊严的野蛮行为。只有对作为社会基本义务的孝的侵害,才是儒教徒的“罪孽”。[19]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20],缺乏对现实世界的紧张性和斗争性,没有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宰制”和“征服”的冲动,从而对改造世界没有产生兴趣。而新教理性主义是以“动力”横决天下的。因此,这个学派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微小。[21]自然科学整体而言乃停留在纯粹经验性的层次。[22]在最高超洗练的中国艺术里,全都缺乏这种促成(西方文艺复兴意味下)理性主义野心的诱因。因此,一切都停留在精纯的经验层次上。结果实践的理性主义——官僚体系对于生活的最根本态度——摆脱了所有的竞争,而得以完全的伸展。没有理性的科学、没有理性的艺术活动、没有理性的神学、法律学、医药学、自然科学、或者工艺学;没有任何神圣的或者人类的权威能够和官僚体系相抗衡。[23]在道教的巫术乐园里,具有近代西方特色的那种理性的经济与工技,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自然科学的付之阙如,是由于以下这些根本的力量(部分是因,部分是果)所造成的:(1)占日师、地理师、水占师、与占候师的势力;(2)对于世界的一种粗略的、深奥的天人合一观;(3)道教所关心的是官职制度的俸禄化——巫术传统的支柱——下的所得机会;(4)不过,这个巫术乐园之得以维持住,是因为儒教伦理本就有与其亲和的倾向;(5)于是,另有内政上的因素添加进来,用以防止动摇儒教的势力。[24]四、科学建设的不同指向韦伯认为,说中国科学没有得到发展,这是从西方的科学路向上来说话的,中国科学的发展路向并不是“理性地征服世界”,而是“理性地适应世界”,循此轨而行,中国的科学必不会走西方同样的发展道路。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韦伯认为问题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独见的、特殊形态的“理性主义”的本质。[25]因此首要任务是去认识(一般的)西方理性主义的特质,以及(特殊的)近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并解释其起源。[26]进一步认识儒教理性主义与清教理性主义的之间的重要差异。韦伯认为儒教理性主义与清教理性主义的基本差异是:儒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Anpassung)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Beherrschung)。清教徒与儒教徒都是“清醒的”。但是清教徒的“清醒”(Nüchternheit)乃建立在一种强力的激情(Pathos)上,这是儒教所完全没有的;同样的激情也曾鼓舞着西方的修道士。西方的禁欲精神对于世界的拒斥,难以理喻地连接到另一面,亦即,对支配世界的渴望。在一个超俗世之神的名下,禁欲的律令被颁布给修道士,并且以变化和缓和的形式颁布给俗世。再没有比儒教的高贵理想(Vornehmheitsideal)更与“职业”(Beruf)的理念相冲突的了。“君侯似的”人(Der fürstliche Mann)是一个审美上的价值,因此,也就不是个上帝的“工具”。但是,真正的基督徒,出世而又入世的禁欲者,希望自己什么也不是,而只是上帝的一件工具;在其中,他寻得了他的尊严。既然这是他所期望的,那么,他就成为理性地转化与支配这个世界的有用工具。[27]

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造成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差异。中国文化传统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即人与客体对象的融合,从而达到无我无对象的水平;西方文化传统是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分析,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为我所用。要达到中国文化所尊崇的至高境界,其负载形式通常都是比较柔和的“琴棋书画”等“高雅”技术。而排斥经世致用的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2、 思想文化所带来的差异。中国一直受儒家思想所左右,它对于中国从古到今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儒家宣传“万般皆下品思想,唯有读书高”,但它所宣扬的书是四书五经,那些爱搞发明创造的人被称做是奇技淫巧,并被归类到地位低下的工匠行列中去。中国有许多古话,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等,所以有聪明才学的人都不以科技方面有所长为荣,那些不钻研做官技术而钻研科技技术的人永远不会得到荣誉,也进入不了上流社会。那些有文化的人无不沉迷于士大夫阶层所讲求的风流文雅,把时间花在风花雪月,吹拉弹唱,弹琴下棋,饮酒赋诗上。他们追求的是儒家所谓自己高尚的精神境界,才不会想到如何用自己的学问去帮助泥腿子们生产劳动。政府也对技术改进和发明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不在这些方面有所鼓励。在西方却不太一样,基督教讲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谁能创造财富,并施舍帮助穷人,谁就能进入天堂。基督徒是“一批指甲上沾着污垢的知识分子”,这种劳动与知识的结合、以及没有权威、人人平等的精神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从汉武帝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就再也没出过什么大思想家,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现在先秦时代,到了明清就更无足取,以后的中国学者,最擅长的是就前人的经典做文章,从书本到书本。这就说明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到了何种地步,而需要创新精神、挑战精神的科学就更加被深深地扼死了。3、 宗教文化所带来的差异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宗教独尊独统太深,反抗的力量就大,许多有识之士要研究科学以破除神学的迷信。比如培根,他就尖锐地抨击经院哲学蔑视自然、扼杀自然科学真理的情形,所以他提出的新理论是主张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他后来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积极思考,为了给科学争取一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提出了“二重真理说”,也就是科学与宗教互不干扰的学说。他提出了科学的复兴的论点,指出科学发展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还有笛卡尔,他主张提出理性主义反对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提介以具体的科学研究反对经院哲学和形式主义,为了对经院哲学进行批判和清算,他主张人们在认识之前,要用“理性”对过去接受的思想进行审查,这种精神垫定了西方科学精神的基石。希腊的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而西方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宗教统治也合乎这样的观点,许多文艺复兴时的科学家一开始都是神学家,他们甚至是为了在天空中找寻上帝而去研究星空的,但最后他们通过自已的研究却证明了上帝的不存在,于是反抗的力量就更大的。而中国的学者没有这种要破除迷信神学的动力,因为自古宗教在中国就没有完全占据过统治地位,同时,由于中国一向丰衣足食,人们的崇神思想没有那么重,当然同时,改革社会生产力的动力也没那么大,而农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太需要太多的科技帮助就已可以达到不错的收获,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后期的科技进展缓慢的结果。西方宗教独尊的黑暗还影响到教育的改革,14世纪,当文艺复兴开始时,青年们都聚集到可以解释古典名著的学者周围,这些学者通过开办学校以及对教学内容的改革,来与原来的宗教教育对抗,这就开了西方新式教育的先河,西方在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教育成为正规教育一部分。而中国没有这种要破除黑暗的宗教统治的情形,学者们都沿着老路在走,只教儒学,所以没有新式教育的出现。西方的宗教是一个扩张的宗教,他们的传教士到全世界去,要把他们的宗教强加给全世界的人民,而中国从来没有这种传统。我们的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什么时候见到道士们跑遍全世界把自已的宗教观点硬性贯输给人家?西方的宗教扩张甚至用军队来扩张,不接受他们的宗教的就杀光,中国的宗教可曾做过这样的事?道士们都是住在深山中,有人上门肯求加入还要左挑右剔,轻易不肯接受。同时,这些搞宗教扩张的传教士们却在加强勾通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年马可波罗的往来就是受教庭之托,而1698年法国的海神号第一次往来与法中之间,也是由神父们向路易十四送上了康熙帝的礼物,包括法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绚丽多彩的绸缎、瓷器、茶叶。当时的法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茶被他们称为神奇的叶子,认为它可以包治百病,并很快在欧州掀起了饮茶的热潮。科学是交流的产物,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发明和发现都是靠触类旁通的方法产生,所以西方的这种宗教扩张也起到了一些它原来没有想到的作用。

中外科学家格局对比论文

一外国情况: 1、 1917年日本学者发现了野生水稻雄性不育。美国农学家琼斯于1926年提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理论。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科学家进行了长期的努力,提出了多种基于雄性不育来实现水稻杂交技术路线,著名的有欧内斯特·罗伯特·西尔斯(英语:Ernest Robert Sears)的“三系法”技术路线设计、爱德华生(Edwardson,)的“二系法”以及日本科学家新城长有的“三系法”育种方案。 3、 首次成功的水稻杂交是由美国人亨利·毕彻(英语:Henry Beachell)在1963年于印度尼西亚完成的,并因此获得1996年的世界粮食奖。 4、1968年,日本科学家新城长友经过多年努力提出了一系列诸如赶粉等等杂交水稻育种新方法,首次成功实现了基于“三系法”配套育种。 二中国情况: 1、 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报》第四期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引起国家和湖南省关注,拉开中国杂交稻研发序幕。 2、 1970年11月23日,冯克珊、李必湖发现“野败”。李必湖据此培育出五颗种子,正是这五颗金种子奠定了根基。 3、1972年冬,江西省萍乡市农业局颜龙安首先培育成“二九矮1号”不育系及同型保持系,并开始向全国提供不育系种子。 4、1973年,广西农学院教师张先程在东南亚的品种里找到第一个结实率在90%以上的强恢复系。 5、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6、 1976年在洞庭湖区大力推广第一个得到大面积应用的杂交水稻品种——袁隆平等人研发的“南优2号”。缺点是易生病。 7、 1981年,“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荣获中国第一个国家发明特等奖,获奖人排名为:袁隆平、颜龙安、张先程、李必湖等二十余人。国家农业部特地发文,对总额为10万元的奖金做了细致的分配说明。其中,袁隆平得到的奖金仍为最多,为5000元,颜龙安比他略少,为4600元。 8、 与此同时,福建谢华安等培育了“汕优63”解决了南优2号杂交稻不抗病(稻瘟病)问题,到了1986年成为全国杂交稻播种面积第一,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 9、 四川省周开达(被誉为"西南杂交水稻之父")等培育的冈型(原始品种出自非洲冈比亚)、D型杂交稻,在长江中上游及云贵川广泛种植,约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三分之一。 10、 辽宁杨守仁(中国超级稻之父)等培育北方粳稻超级稻。 11、 广东省陈日胜,“海水稻之父”、“海水稻的缔造者”。 12、 2014年1月10日,“两系法杂交水稻”获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在50 位获奖名单中,袁隆平排名第一,并以首席桂冠登台领奖。而“两系法”杂交水稻理论和应用技术体系的真正创建人,是湖北省仙桃市沙湖原种场的技术员石明松,当时他已去世。获奖公示名单并没有他,后来经过他的儿子奔走争取,最终在获奖名单里排名第三。

李冯野败育金种 三系颜张最有功 石公二系英年逝 五湖盛赞大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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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人格观念的差异造成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从而产生差异。中国文化传统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即人与客体对象的融合,从而达到无我无对象的水平;西方文化传统是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分析,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为我所用。要达到中国文化所尊崇的至高境界,其负载形式通常都是比较柔和的“琴棋书画”等“高雅”技术。而排斥经世致用的改造自然的科学技术。2、 思想文化所带来的差异。中国一直受儒家思想所左右,它对于中国从古到今的影响都是极其深刻而广泛的,儒家宣传“万般皆下品思想,唯有读书高”,但它所宣扬的书是四书五经,那些爱搞发明创造的人被称做是奇技淫巧,并被归类到地位低下的工匠行列中去。中国有许多古话,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等等,所以有聪明才学的人都不以科技方面有所长为荣,那些不钻研做官技术而钻研科技技术的人永远不会得到荣誉,也进入不了上流社会。那些有文化的人无不沉迷于士大夫阶层所讲求的风流文雅,把时间花在风花雪月,吹拉弹唱,弹琴下棋,饮酒赋诗上。他们追求的是儒家所谓自己高尚的精神境界,才不会想到如何用自己的学问去帮助泥腿子们生产劳动。政府也对技术改进和发明没有任何的推动作用,不在这些方面有所鼓励。在西方却不太一样,基督教讲究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谁能创造财富,并施舍帮助穷人,谁就能进入天堂。基督徒是“一批指甲上沾着污垢的知识分子”,这种劳动与知识的结合、以及没有权威、人人平等的精神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因素。自从汉武帝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就再也没出过什么大思想家,中国历史上的大思想家都出现在先秦时代,到了明清就更无足取,以后的中国学者,最擅长的是就前人的经典做文章,从书本到书本。这就说明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到了何种地步,而需要创新精神、挑战精神的科学就更加被深深地扼死了。3、 宗教文化所带来的差异西方社会在中世纪宗教独尊独统太深,反抗的力量就大,许多有识之士要研究科学以破除神学的迷信。比如培根,他就尖锐地抨击经院哲学蔑视自然、扼杀自然科学真理的情形,所以他提出的新理论是主张要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他后来成为西方哲学和科学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他积极思考,为了给科学争取一块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提出了“二重真理说”,也就是科学与宗教互不干扰的学说。他提出了科学的复兴的论点,指出科学发展对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还有笛卡尔,他主张提出理性主义反对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提介以具体的科学研究反对经院哲学和形式主义,为了对经院哲学进行批判和清算,他主张人们在认识之前,要用“理性”对过去接受的思想进行审查,这种精神垫定了西方科学精神的基石。希腊的观念以一个永恒的第一动因或外在的造物主为特点,所以希腊自然科学的动力就是去发现造物主设下的宇宙秩序的规律。而西方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宗教统治也合乎这样的观点,许多文艺复兴时的科学家一开始都是神学家,他们甚至是为了在天空中找寻上帝而去研究星空的,但最后他们通过自已的研究却证明了上帝的不存在,于是反抗的力量就更大的。而中国的学者没有这种要破除迷信神学的动力,因为自古宗教在中国就没有完全占据过统治地位,同时,由于中国一向丰衣足食,人们的崇神思想没有那么重,当然同时,改革社会生产力的动力也没那么大,而农业在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太需要太多的科技帮助就已可以达到不错的收获,这一切都造成了中国后期的科技进展缓慢的结果。西方宗教独尊的黑暗还影响到教育的改革,14世纪,当文艺复兴开始时,青年们都聚集到可以解释古典名著的学者周围,这些学者通过开办学校以及对教学内容的改革,来与原来的宗教教育对抗,这就开了西方新式教育的先河,西方在文艺复兴后,自然科学教育成为正规教育一部分。而中国没有这种要破除黑暗的宗教统治的情形,学者们都沿着老路在走,只教儒学,所以没有新式教育的出现。西方的宗教是一个扩张的宗教,他们的传教士到全世界去,要把他们的宗教强加给全世界的人民,而中国从来没有这种传统。我们的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什么时候见到道士们跑遍全世界把自已的宗教观点硬性贯输给人家?西方的宗教扩张甚至用军队来扩张,不接受他们的宗教的就杀光,中国的宗教可曾做过这样的事?道士们都是住在深山中,有人上门肯求加入还要左挑右剔,轻易不肯接受。同时,这些搞宗教扩张的传教士们却在加强勾通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年马可波罗的往来就是受教庭之托,而1698年法国的海神号第一次往来与法中之间,也是由神父们向路易十四送上了康熙帝的礼物,包括法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绚丽多彩的绸缎、瓷器、茶叶。当时的法国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茶被他们称为神奇的叶子,认为它可以包治百病,并很快在欧州掀起了饮茶的热潮。科学是交流的产物,在许多情况下科学发明和发现都是靠触类旁通的方法产生,所以西方的这种宗教扩张也起到了一些它原来没有想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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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别电影是商业化的结果,在追求商业利润的推动下,型别电影不断满足人们对某类经典作品形式的审美需求。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浅谈科幻电影亚型别现状 【摘 要】科幻电影是当前电影艺术百花园中最有票房吸引力,也最具风险性的门类,如今,在科幻黄金时代的促使下,科幻电影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逐渐从低阶流行转向明显具有高大上气质的影片。无论从票房还是从获奖情况上看,科幻片已经在整个电影行业都已经具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科幻电影;型片;课题 科幻型别片与其他型别片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科幻片这个型别下,又分为很多的亚型别,每一个亚型别都具有其独特的特点和美学形态,并且每一个亚型别都拥有为数众多的粉丝和拥护者,他们对于这些亚型别影片的热爱,已经逐渐形成了一股科幻片潮流。在科幻电影成为流行文化的典型符号的同时,这类亚型别影片也登堂入室,在西方各个高校的讲坛、教材,甚至科研体系中占据了地位,人们对于科幻的兴趣,不单单因为它在当代商业方面的强大吸引力,更因为它提供给整个社会的冲击性和变革动力,在冷战时期,科幻电影着力展现太空竞赛的荒谬,在后冷战时代,科幻电影用反乌托邦促发人们对于当前的思考。 科幻电影不仅被描述为时代的指示剂,更被当成引领文化发展的先锋。而在中国,还没有创作出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成功的科幻电影,国内科幻界、影视界对科幻电影的工业体系在中国能否顺利产生进行过大量的讨论,虽然在很多年前,中国电影人就尝试着进行过科幻创作,如《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等影片,但作为电影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幻电影在中国还远远没有真正成长起来。 在已知的对于科幻的定义中,H・G威尔斯用“对可能性的幻想”一句概括,因为它能“观照人类事物正在发展的某种可能性,并按照可能性推汇出各种广泛的后果”。约翰・温德姆认为这个概念预设的是“直到作者写作之时尚未实际发生的某种技术,或某种技术带来的结果,或自然秩序比如人性的某种扰乱”。西奥多・斯特金认为科幻是关于“人类面临的某种困境,以及人类的解决之道,如果离开了其特定的科学背景,这些都不可能发生”。金斯利・艾米斯曾提出一种假定:“它是基于某些科学和技术的创新……无论其源于人类或外星物种”。而科幻编辑小约翰・坎贝尔则说,它是“一种按照已知的事实对未来做出预测的努力”。在以上五种关于科幻的不同定义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概念是大家共有的,无论承载科幻故事的是哪种媒介,即:在科学的世界或自然的世界里,未来可能出现某种发展结果,它是由人类或者某种未知力量引起的,需要被理解、驯服或摧毁。在各种各样的定义中,技术都是一个关键因素,它表明“科幻”既离不开科学,也离不开虚构。 目前国内研究科幻电影的文献和论文数量较多,然而大部分都立足于研究某一部科幻电影作品,或者研究从科幻电影里投射出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艾伦・威廉姆斯说道:“凡是以新方法来做型别片的研究,都必将回到电影史,要研究所有的电影,无论我们认为其质量如何,并要越过电影内容之外,去研究其他东西等等”。于是在《科幻电影导论》一书中介绍了科幻电影的历史发展,指明了该型别的本源及其前史,检视了出产影片的范围广度,并挑战既定的时期划分概念,跨越国界将所考察的电影扩充套件到国际层面。除了给科幻电影创造出一个主导叙事,更是尝试思考这些电影制作、发行和观赏者所置身的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工业语境,对分析科幻电影的亚型别有很高的指导作用。 而研究科幻电影型别的起源和发展离不开西方科幻小说的发展,吴巖在《西方科幻小说发展的四个阶段》一文中提到,西方科幻小说有一百多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萌发初创时期、黄金时期、新浪潮以及新浪潮以后。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西方工业革命都促使了科幻小说的形成,萌芽初创时期确定了后世科幻小说的主要题材:太空探险、奇异生物、战争、时间旅行、未来文明等,也为科幻电影的产生打下了基础。 而科幻电影的亚型别在上世纪已经初具雏形,人们对于这些科幻片主题也慢慢进行了一系列的划分。江晓原在《好莱坞科幻电影主题分析》中将科幻片根据表达主题的异同分成了七种主题,并论述了七大主题的表现方法和背后的科学思想资源。虽然这篇论文少有地将科幻电影根据不同主题划分为七种型别,但是并未仔细探讨科幻电影的亚型别,只是巨集观地将同种类的科幻电影列举出来分析异同,缺乏对型别的细致研究。 与其相似的还有王艳在《解读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文化内涵》一文中,通过对好莱坞科幻电影的三个主要类别――“外星人入侵”、“灾难和后灾难”以及“太空旅行”科幻电影的分析,揭示了影像背后所蕴含的反苏 *** 、美国至上的意识形态和对自由、平等、个人英雄主义等美国价值观的宣扬。这篇文章也涉及科幻电影亚型别的分析,但是对于每个型别的分析仅停留在意识形态的研究上,对科幻电影的亚型别没有准确的划分,但其中对于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的探讨对分析科幻电影亚型别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对于科幻电影的亚型别划分,大致分为赛博朋克、太空歌剧、蒸汽朋克、超人类、时间旅行、平行时空、启示录与后启示录等。在《穿越星际――太空电影的五大主题》一文中,谈到了科幻电影的亚型别之一――太空歌剧类电影中所包含的五个主题,并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星球大战》、《星际迷航》、《超时空接触》等电影,并对这些电影的精神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解读,对于这些电影为何流行以及创作背景也有一定的解释,其归纳的五个主题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而在《浩瀚太空的瑰丽旅程――太空科幻电影的发展轨迹》中,路春燕将太空科幻片界定为科幻型别中的亚型别进行分析,梳理描述了该亚型别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根据该亚型别的历史轨迹来分析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路春燕将其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将该亚型别与电影史和世界史联络起来进行分析,对每一个发展时期都做了细致的划分和比较,并举例阐述了该亚型别的特点和其美学价值,为之后的科幻电影亚型别分析打下了基础,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好莱坞的科幻片特效做的特别好,显得很真实很有大片的感觉,而国产的科幻片在制作上面来说比一些好莱坞的略微要差一些

当然是特效了,国产大部分资金都给在片酬上,而没有运用到电影特效上。

中国科幻电影与世界科幻电影在某些方面确实是并行且相交融汇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两者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首先,在科幻电影的发展历史上,中国科幻电影与世界科幻电影的发展轨迹并不完全一致。虽然中国也有一些早期的科幻电影,如1960年代的《银河系漫游指南》等,但在国内,科幻电影的发展并不如西方国家那样持续和广泛,导致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相对较晚。而在世界范围内,科幻电影早在1902年的《月球之旅》就已经问世,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和演进。其次,从题材和风格上来看,中国科幻电影和世界科幻电影也有不同。中国科幻电影在一些作品中强调了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如电影《流浪地球》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世界科幻电影则更多地探索了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和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的影响,如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对未来智能机器的设想。最后,在技术水平和制作水平上,中国科幻电影也正在与世界科幻电影接轨。近年来,中国科幻电影在视觉效果和制作水平上取得了巨大进步,如电影《流浪地球》和《三体》的视觉效果都达到了国际水平。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科幻电影与世界科幻电影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不同,但两者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已经逐渐加深,中国科幻电影也在逐渐融入到世界科幻电影的大家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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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西方的 文化 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无论是 家庭 教育 还是学校教育,教育的内容、方式、目的和结果,中西方在教育体系上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论中西 传统文化 中的教育思想》

摘要: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传统教育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教育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中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源头。通过对二者的教育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助于真正认识到当今中西教育思想差异的源头所在,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今中西方各自教育思想中的优势与不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差异;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是中西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教育思想上,两者可以看作是中西教育思想的源头,但是在不同的地域与文化差异的影响下,两者的教育思想有着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在两者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确立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以及教育 方法 上。而这种差异有对中西传统教育思想以及日后中西教育的发展走向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一、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差异主要有三个方面:教育目的差异,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差异,以及采用的教育方法的差异。

(一)教育目的的差异

孔子与苏格拉底生于不同的国家,但却处于一个相似的时代。两者都生在了一个社会转型和过渡的时期,孔子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正值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而苏格拉底生活在希腊城邦奴隶制的衰落时期。战乱之时,礼崩乐坏、道德沦丧,两者都极力想挽救这场社会危机,重塑道德在人心中的地位。所以两者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教育作为重塑人的灵魂,提升人的道德观念的一种途径。两者都赋予了教育神圣而伟大的意义,都希望通过教育解决道德问题,从而达到最终的社会安定繁荣的目的。

从这点来看,两者实施教育的最初出发点是基本一致的,且两者的肯定了应该通过教育来实现人民道德的升华,但两者的具体目的却是不同的,而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才造成了后来中西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走向,也对中西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同影响。

1、孔子的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让人拥有“仁”的具体道德修养,这也是孔子教育精髓与最高理想。“仁”是孔子要求培养学生具备的最高道德品德。仁涵盖了很广的范围,如忠,孝,城,信,智,勇,温,良,恭,俭,让,廉,和,宽,敏,惠,爱人等等。而仁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孝”和“爱人”,其中孝是实现“仁”的基础,爱人是“仁”的核心。

孝是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行为准则,是实现“仁”的基础。孔子说:“孝弟者也,其为仁之本与。” [1](P3)孔子一直认为只有做到孝才能爱人,孝是爱人的本源和基础。孔子强调了孝中包含的情感意蕴,他认为孝无须其他理性的理由,它的依据就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而父母生养子女的恩情就是子女孝敬父母的终极理由。而孔子又把“孝”与“忠”联系了起来,他认为:“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者,能致其身。” [1](P3)在他看来,只有在家能尽到孝道的人在朝才能尽到忠君。把他的这种“孝”推及到了整个国家的治理之上,把这种父母子女之间的血脉亲情融入到了君臣关系之中,这种把治家之情、之理迁移到了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之中,使得整个国家治理也处于这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之中。

爱人是“仁”的核心,孔子多次强调了爱人的重要性,在《论语》中,“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1](P114),意思就是说有仁德的人对别人要赋予爱心,对于统治者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孔子要求为政者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1](P56),即多从人民的利益着想,做到“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1](P41)孔子认为一个真正有仁德的人治理国家,必须做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1](P2),“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1](P192)等等,由此可见,孔子在治国的问题上还是选择了情,要求执政者做到惠民、重民及养民,保持这种君民之间的浓厚情意。

这样看来,孔子的教育目的最终是把教育引向了一个道德伦理的高度,它强调仁,强调感情,这也是与苏格拉底教育目的的根本差异。

2、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

与孔子不同,苏格拉底的教育目的是“美德”本质的追求。美德就是善,而善又是苏格拉底追求最高的道德理想。在苏格拉底看来,之所以有恶的存在是因为无知,而有知识的人必定也是有德行的人,只有对善无知的人,才会去作恶。所以只要人人拥有了知识,人人就拥有了美德。这就是他的著名命题“美德即知识”[2](P232)的由来。

但是,苏格拉底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像孝道、友爱等美德的具体表现表象,而是越过这些形式化的各种表象,去寻求永恒的美德的本质。例如在《美诺篇》里,苏格拉底问美诺什么是美德,美诺立刻就分别回答了男人的美德是什么,女人的美德是什么,苏格拉底讽刺他说:“当我只问你一种美德时,你就把你所留着的一窝美德都给我端出来了” [3](P153),而这并不是他所要问的,他要问的是“美德本身”。因为美德“不论他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3](P153)对于美德,苏格拉底需要使人知道的不仅仅是具体的美德行为,而更在于使人知道美德的本质。因为他认为,某些看似有很多知识的人之所以为恶,没有美德,就在于并没有真正地掌握普遍的永恒的美德,或者说,并没有真正地掌握知识。所以苏格拉底倾其毕生,教育学生去寻求美德的本质。

因此,苏格拉底最终把教育引向了一个哲学高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美德,对真理的探求,与孔子选择情相对,苏格拉底选择了智。

(二)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差异

在实现各自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孔子与苏格拉底也确立了教师在教育中的不同地位,同时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师生关系。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存在根本差异:孔子确立了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师权威地位,从而建立了一种“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师生关系;与之相对,苏格拉底却是在平等民主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心观,建立了师生平等的师生关系。

1、孔子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确立

对于孔子而言,“仁”是他教育的目的,而“礼”就是他实现“仁”的途径,因此孔子要求每个人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倡“复礼”。[4](PP1-3)孔子所谓的“礼”,主要是指遵守等级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规范。这种规范,大而言之,包括国家内部上下的尊卑的社会制度;小而言之,则包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礼仪常识。这样看来,孔子的“礼”中不仅规范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之间的关系,也规范了师生之间的关系。正如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1](P111),这里面隐含的另一个含义就是“师师、生生”。对于孔子来说,“礼”中暗含的等级制度是绝对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在教师地位的问题上孔子强调教师的地位与权威的绝对性。而这种绝对权威的教师地位就要求学生的绝对服从,正如孔子说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1](P160)对于他的学生来说,“畏圣人之言”就是对自己传授的东西的绝对服从,这就造成了学生只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从而确立了以教师为主的教师权威地位。在师生关系上,孔子与学生虽然和睦但并不平等。正如孔子自己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1](P154),意旨主张不同,互不商量。同时孔子也认为“刚、毅、木、呐近仁” [1](P126),其实就是他“畏圣人之言”主张的表现。而这也正是孔子教育思想中师生关系的一种体现,孔子遵循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师为上、生为下;师为主、生为仆;师为尊、生为卑”的关系,虽然和睦但不平等。

2、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确立

相对而言,生活在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却深受当时的民主政治的影响,而当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让他与自己弟子、学生之间确立了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无论是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还是在对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苏格拉底始终把自己的学生看作是教育和教学的主体,主张师生关系的平等,强调多元主体见的对话,而对话中充满了机智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双方都是对话的主体,都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与尤苏戴默斯关于正义的对话中看出。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苏格拉底采用了一种对话的形式,在对话中他提出问题,举出例子来证明对方思想中的不恰当之处,使对方认识到自己思想中的错误之处,随后再步步深入,最后使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5](PP140-154)整个过程双方地位平等,苏格拉底并没有像孔子那样以权威自举,在他整个的教育过程中是对真理的探讨,真理才是最高的权威,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一定不能把对个人的尊敬看得高于真理”。[6]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那句 名言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由来。

总而言之,孔子在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确立了以教师为主,过分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而苏格拉底在民主和平等的基础上,确立了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不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而这种师生关系的差异也造成了两者在实践其教育思想时所运用的教育方法的差异。

(三)教育方法的差异

因为孔子与苏格拉底在教育目的及教师地位,师生关系上的根本观念的不同,两者在实现自身教育思想的过程中,也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1、孔子的教育方法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的最终目标是明白为仁之道,即是致仁,因此为了达到这种圣人之道,孔子强调教育不在朝夕,而重在省悟,做到温故知新,举一反三,所以对孔子教育方法的最好论述就是《论语?述而》中提到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P59)孔子主张在教育过程中要求学生首先必须拥有求知的欲望,即努力达到“仁”的愿望,然后再在合适的时机,对学生进行启发。在启发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反复思考,做到举一反三。如果学生达不到这个目的,教育就只有被迫中断,这里孔子强调了在教育过程中学生思考大重要性。《论语》就是最好的例子,这部孔子与弟子之间的问答语录中记载了,学生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孔子及时而恰当地予以针对性很强的回答,通过这一问一答,启发学生的思维,增进学生的学识。而在“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中有隐含了另一层含义,就是这个举一反三得出的最终结果必须与孔子自己坚持的“仁”的观点相符和,所以学生获得的知识永远不能跳出孔子的“仁”观念。而在教育过程中,孔子永远是处于一个教师的地位,学生只能永远向他请教知识。

2、苏格拉底的教育方法

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目的是寻求“美德”的本质,教人寻求真理。所以苏格拉底运用的教育方法是一种逻辑性强的辩证术――产婆术。产婆术分为四个部分:讥讽,助产术,归纳与下定义。[2](P232)具体来说,“讥讽”就是在谈话中让学生提出自己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然后揭露学生谈话中的自相矛盾点,迫使学生成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无所知。所谓“助产术”,就是用谈话的方法帮助学生把知识回忆起来,就像助产婆助产产出婴儿一样。所谓“归纳”,就是通过问答使学生的认识能逐步排除事物的个别特殊性,揭示出事物的本质普遍的东西,从而得出事物的“定义”。苏格拉底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只有人们知道自己无知,才会去追求知识,所以若要教育他们,就必须先让他们自知其无知。虽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也是一种启发性的教育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像孔子那样设下各种限制,学生可以在讨论的过程中自由的放飞自己的思想,通过不同的途径到苏格拉底最终获得真理的教育目的。

由此可见,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在教育目的上追求着“仁”与“美德”的不同目标;在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上两者分别确立了强调教师权威的教师中心观与强调师生平等,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中心观;在教育方法上,两者通过举一反三与产婆术两种不同的方法启发学生,从而达到两者追求的不同的教育目标。而正是因为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中这些本质上的差异的存在,使得两者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教育思想,文化发展走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孔子与苏格拉底教育思想差异造成的影响

(一)两者的差异对中西传统教育思想及文化走向的影响

孔子与苏格拉底追求“仁”与“美德”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目的导致了日后中西教育思想的不同走向,同时也给中西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孔子的“仁”教思想经过孟子等儒家后继者的发展,最终形成了注重道德修养,注重血缘亲情道德教育传统,让中国文化中充满了的人文主义精神,也使中国的哲学形成了典型的道德型哲学。而苏格拉底对“美德”的追求以知识为基础,注重对真知的追求,充满着理性,导致了西方重知识教育的传统。这种思想经过柏拉图等人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典型的知识型哲学,处处体现了西方的科学主义精神。

(二)两者的差异对当代教育方式与教育效果造成的影响

两者在教育过程中确立的教师地位,师生关系及使用的教育方法也对现代教育造成了巨大得影响。在孔子以教师为主,过分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的影响下,我国学校教育过分地强调了学生的接受学习,对知识的死记硬背和顶礼膜拜。而对教师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在师道尊严,尊师重道,因而造成了我国在教育和教学中只注重教师的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地发挥。教师总是教,学生总是被教;教师总是无所不知,学生总是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教师总是在思考,学生总是被动地思考;教师总是讲,学生总是顺从地听讲,教师有主动作用,学生总是围绕教师转;教师是教育和教学过程的主体,学生是教育过程的客体;教师是知识的权威,学生只能听从教师。学生就犹如在水渠之中,一切早已被教师决定。在很显然,这一切都极大地阻碍了学生健康、主动、积极地发展,也不利于创新人才地培养。

与孔子不同,建立在苏格拉底民主平等,以学生为主体,不迷信教师权威、地位和作用的教师观上的西方教育更为开明与先进。教师和学生的地位是平等的。在教育和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以自己为中心,而是以学生作为教育和教学的中心。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多地强调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感悟,而不是对知识的死记硬背。教师和学生通过相互沟通、交流、对话来进行学习,不是把教师看作知识的权威而加以顶礼膜拜,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中相互学习。在这种环境下学生更像是水流,在知识的道路上断的探索,而又没有绝对的结论。正如在西方教育一词education 的本意是“引导”的意思一样,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而已。这样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而且促进了学生健康地成长和发展。

三、结语

由此看来,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有着根本上的不同:首先是教育目的的差异,教育目的是两者教育思想的发源,虽然两人都选择了教育作为塑造人的灵魂、提升人的德行以救治现实社会的手段,但是两者的目的是不同的,孔子旨在让人们拥有“仁”的具体道德修养,而苏格拉底的目的在于对“美德”的本质的追求。其次是两者教育思想中的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的差异。教师地位与师生关系是实现教育思想的基础,孔子在教育过程中确立了以教师的地位为主的教师权威化,而苏格拉底却以民主平等为基础,确立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关系。最后是教育方法的差异。教育方法是推行教育思想的重要手段,两者运用了不同的启发式教育与不同的方法原则,而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日后中西文化发展走向的不同――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的差别。同时,这种差异又对现代的中西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教育中的教师的权威地位,学生填鸭式的 学习方法 与西方教育中的师生平等,在讨论中获得知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看到,虽然孔子与苏格拉底虽然有着不同教育思想,但是他们的根本目的都在于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我们在对两者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应该看到两者各自的有事与不足,应该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一方面要继承和弘扬祖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发扬中国传统道德教化的特色,认识并挖掘其现实价值,以从中吸取其精髓;同时也要批判借鉴西方文化资源中的精华,学习西方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思维特质,以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的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一种交汇与融合。

参考文献:

[1]论语[Z]. 杨逢彬,杨伯峻注译.长沙:岳麓书社,2002.

[2]王凌皓.中外教育史[M].长春: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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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孔子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5]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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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教育的差异,自古以来就存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运动的兴起和国门被西方列强开启后,国人开始瞩目西方教育的另一种景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希望大家喜欢!

《浅谈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原因及启示》

摘要:由于多种原因,中西方的教育存在着显著的不同。本文主要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个方面比较一下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并分析原因,皆在能够把中西方教育的优点结合起来,以期对当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差异原因启示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英国政治家埃德蒙·柏克曾说过“教育是国家的主要防御力量”。进入21世纪后,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而培养人才的关键就是要加强教育。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十分重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党的 *** 报告中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教育被放在首位。虽然我们一直在强 *** 育的重要性,但是有不少人提出质疑,为什么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诺贝尔获奖者,为什么西方可以,是不是西方教育就是优于中国教育?本文通过对东西方教育差异进行比较,并浅析了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以期能对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有所启示。

一、中西方教育差异的比较

1.学校教育的差异

1早期基础教育方面

我国受应试教育的制约,认为孩子在早期就应该学好基础知识,为此学校采取“灌输式”、“填鸭式”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教育,让他们机械的死读书,读死书。因为只有读好书才能上重点初中和高中。

西方学校在教育上主张“融合式”的教育方法,从小重视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曾有一个报道,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位母亲把幼儿园告上法庭,理由是孩子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O,这位母亲认为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此前,孩子能把O说成苹果、太阳之类的东西,自从学习26个字母这种能力丧失了。结果法庭判幼儿园败诉,赔偿孩子精神损失费。这正是中西方教育差别:西方学校重视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创新力,而中国则重视孩子的基础知识的培养。

2高等教育方面

我国高等教育是集权管理体制,高等学校与 *** 的关系是隶属关系,高校的经费来源、专业设定及招生计划等都是由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控制。很多教授没有真正的学术权力,是典型的“行政指挥下的学术”。

西方的大学大多享有高度的自治,学校在制定条例、招生等方面有完全的自 *** 。在一些一流大学里,通常会设有专门的委员会,教授们通过学术委员会,参与学校或者学科的决策,真正意义上实现了“教授治学”。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11年10月6日释出了2011—2012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榜单前十名,美国和英国大学分占7席和3席,而中国的最著名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只位居第49和第71位。在前200强的高校中,中国夺得4席。而西方国家占据一半多。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要想建立世界一流的高校,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家庭教育的差异

中国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学习,在家长眼中孩子只有学习好了,以后才会有出息。对孩子的独立生活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很少关心。正是在这种观念引导下,才会有了像神童魏永康这样的悲剧人物,魏永康13岁考上重点大学,17岁考上中科院的硕博连读研究生,3年后却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被中科院劝退回家,据相关报道,魏永康在高三的时候还要母亲喂饭。这不得不引起中国家长对教育孩子的反省。

西方家长普遍认为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相比较成绩,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孩子适应社会的能力。在西方如果孩子年满18周岁还和父母住在一起,整个社会都感到惊讶。对于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名人中途辍学创业在西方父母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3.社会教育的差异

在中国,家庭背景和经验对一个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如果你即没有过硬的家庭背景又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那你找一份好的工作时很困难的。而且在中国很少能有人把对青少年的监督作为自己的责任,很多人都抱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态度对一些青少年的不恰当行为视而不见,更有一些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向青少年销售不健康刊物、书籍等。

西方社会对家庭背景和经验比较淡薄,就算你是总统也不会有特殊礼待,同时西方人把对青少年的监督作为自己的责任,他们拒绝向未成年人出售菸酒等商品,并且一旦发现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会及时制止。

二,中西方教育差异的原因

1.文化传统的差异

美国人类创始人博厄斯认为教育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是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西方教育的差异与其各自的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络。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它主要以人伦为出发点,以礼义为核心。在学校里要尊师重道,特别是在课堂上学生要严格遵守纪律,强调对学校权威和老师的服从;在家里“家长制权威”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西方的文化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以理性和科学为核心,重视个人的发展。受此文化的影响,在西方学校里,老师的角色就是一个咨询者或者顾问,无论在课上还是课下,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是平等的;同样在家庭里,家长都把孩子看成独立的个体,在给孩子做决定的时候都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兴趣。

2.社会环境的差异

中国是由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一些封建思想仍对现在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如现行的应试教育的考核制度和古代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又受到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影响,所以教育在管理体制上实行高度集权制。虽然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局面有所改善,但在实践中高校的自 *** 仍然有限。在西方,历经文艺复兴、光荣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很多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人们对自由、民主、人权、科技的追求是十分重视,西方教育在此观念的影响下,注重个性的培养,鼓励创新发明。同时西方的教育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校有很大的自主许可权。

三,中西方教育差异对我国教育的启示

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的是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是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才构成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差异,所以不能武断的说适宜西方的教育方法和理念就一定适应中国,但通过中西方教育的比较也不可否认西方的教育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首先要完善培养体制。在早期的基础教育方面要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减轻中小学生的负担,加强对学生的心理素质和独立生活能力的培养,减少像魏永康那样的悲剧人物。同时要重视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摒弃高考考高分才是王道的思想。总之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要向能力创新培养转变。

其次要进一步深化办学体制的改革,落实高等学校办学的自 *** 。就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 *** 与高等学校的关系是 *** 处于主导地位,高等学校处于从属地位。我国 ***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职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典型的就是2012年4月24日教育部正式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虽然正式批准的南方科技大学与当初设想的希望自主招生,打破目前我国的现有的招生体制有所不同,但是该校在录取学生时高考成绩只占60%,这种高校录取方式是对深化办学体制的新尝试。

最后要完善教育投入。世界教育投入的平均水平为,发达国家为,欠发达国家也是,而我国的教育投入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完善教育投入是当务之急。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寄托著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要强国必先强教。由于国情的不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教育模式,通过中西方教育差异的比较,我们希望能够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所启发,使我国的教育能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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