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与统一。
临床医学毕业论文5000字篇3 试谈病例分析教学法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应用 【摘要】目的研究病例分析教学法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14级临床专业1、2班的学生80例纳入本次研究，将其分别设置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0例。对照组采用医学常规教学模式，观察组通过案例分析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期末考试主要考查案例分析试题，以四项全能考核机制进行总评，并利用问卷调查以及成绩分析的方式评估两组教学效果。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学生学习综合成绩更优，教学满意度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结论在基础医学教学中应用病例分析教学法有利于将教材知识点与临床疾病紧密联系为一体，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加强，并体验到创造性学习的乐趣，教学满意度随之提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基础医学教学;方法;病例分析法;应用效果 医学基础学科由于内容较多而学时相对较少，与临床学科相比显得更为枯燥和抽象，学生学习过程中往往觉得难度较高，且缺乏学习兴趣[1]。基于此，本文研究病例分析教学法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引导学生与临床相关病例，实现知识融合、学以致用的效果，希望对教学工作有所帮助。现作如下报告。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取2014级临床专业1、2班的学生80例纳入本次研究，两班均为男女混合，将其分别设置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0例。两组学生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方法 对照组采用医科常规教学模式;观察组通过案例分析教学法开展教学活动：(1)病例资料的研究与准备。按照教学目的选择典型病例资料，确保针对性，依次分为课堂病例分析、举例以及深化资料。首先由教师对教材展开深入的阅读和分析，积极掌握临床以及护理学科相关知识，明确临床营养学知识以及基础知识原理，找出特定病例的疾病、检验以及诊断资料，汇总后确立其中针对性最高的病例。在严格筛查所选病例后，教师应精心设计课堂问题以激发学生思考，多角度、多元化分析病例资料，实现知识的迁移和拓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2)课堂教学设计。首先应结合病例资料确认最佳展示时间，可通过角色扮演、印发纸质资料以及多媒体技术等方式展示病例，带领学生体验患者和医师的感受，从而能够积极投入课堂，加深知识印象。教师在课堂举例中应用病例资料时可先就知识点作简单讲述，然后结合病例资料引导学生深入分析，以便于强化学生记忆，深化所学知识。课后根据深化学习内容相关资料引导学生自主性的思考和讨论。(3)采用分数激励机制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基础医学病例分析教学法的应用关键在于学生参与度，这直接对病例分析效果产生重要的影响[2]。教师可通过分组讨论、随机个别提问等方式进行病例分析，将知识点与病例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可利用分数激励机制激发学生参与积极性，以平时积分衡量学生在课堂上是否积极参与，对于不积极者即便分数再高也不予及格. 效果评价 [3-4]利用行为观察法、问卷调查法以及试卷考察法依次对学生课堂积极性或参与程度、 教学方法 满意度或知识掌握程度、两班病例分析教学法的效果展开评价。另采用四项全能考核机制对学生学习成绩进行考核，包括课堂参与活动累计分数、撰写论文与达标水平、病例分析达标水平以及实验成绩，四者所占比重分别为30%、10%、50%、10%。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讨论 病例教学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强调临床实践中基础医学学科的应用要点，大部分学生都希望与临床实践相贴近，通过临床病理以及生理问题来促进知识的融合贯通。而病例分析教学恰恰满足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好奇心，进而对专业目标以及所学知识的联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有利于领悟其中的概念[5]。本次研究以病例分析教学为主，通过多媒体技术支持来设计各部分的教学环节，做到以学生为课堂主体，引导学生积极查阅资料，分析并解决问题，强化其分析探究能力。与此同时，案例分析教学有利于提高学习目的性以及针对性，是一种主动的教学与学习模式，学生不再被动接收知识，而是勤于思考和探究，主动去研究发掘新的知识。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观察组学生期中以及期末学习综合成绩更优，教学满意度更高，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提示采用案例分析教学法开展基础医学教学效果满意。综上所述，在基础医学教学中应用病例分析教学法有利于将教材知识点与临床疾病紧密联系为一体，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加强，并体验到创造性学习的乐趣，教学满意度随之提升，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徐永芬,喻国丹,范浩,等.案例分析式医学教学学习体会[J]. 教育 教学论坛,2013,16(23):99-100. [2]王齐,陈辉,戴寒晶,等.PBL教学法在临床医学专业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J].蚌埠医学院学报,2013,38(4):486-488. [3]闫雪波.典型案例分析与讨论在临床呼吸内科教学中的必要性与体会[J].医学信息(中旬刊),2011,24(1):274. [4]朱子诚,温跃春,王林,等.多媒体案例教学在眼科学教学中的应用[J].实用防盲技术,2015,10(4):172-174. [5]董国凯,李周儒,殷文江,等.临床医学专业认证背景下法医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应用探讨[J].医学信息,2015,32(45):9-10. 临床医学毕业论文5000字篇4 浅析医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现状与培养对策 [摘要] 通过分析中医专业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掌握基础、熟读经典、学习医案及教学方式、教学师资、教学平台等方面进行改进，从而解决医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欠缺的状况，培养高素质的中医高级人才。 [关键词] 中医;临床思维;现状;对策 中医临床思维是指医者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应用自己掌握的中医理论和自身的实践经验，在判断和分析疾病本质、发病规律，制订治疗、预防疾病的原则及处方用药过程中所表现的思维活动[1]。 中医的整体观决定了其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宏观性。 中医历来重视运用整体、系统、动态的方法来认识人体生理及病理规律，注重分辨人体脏腑、组织在阴阳五行属性及与机体生理病理之间的相关性。 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思维具有自身的特点，从人体整体与局部、脏腑组织之间、人体与自然、人体与社会诸方面之间的联系中考察、诊断、治疗疾病，是普遍联系思维在中医学的具体体现。 正确的中医临床思维对临床诊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使学生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独立工作的能力是中医教学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 1 目前现状 培养模式单一陈旧 目前我国高等医学多采“统一教材、统一大纲”的教育模式，普遍存在重教有余，重学不足;灌输有余，启发不足;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倾向。 过度强调学生必须具备坚实的医学科学基础知识，而忽略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忽略学生沟通技能和获取信息能力的培养;导致医学生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能力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 有些学生临证时不知道该如何应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医疗实际问题，束手无策，更谈不上因时、因地制宜，及时果断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处理。 思维方法机械、简单 任何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疾病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病理过程。 在临床上，有些学生仅根据首次采集的资料，进行动态观察，不仔细推敲，综合分析，就直接作出诊断。 有些学生凭直观印象，对患者病史、体征或辅查资料任意取舍。 对能够支持自己诊断的资料作为判断疾病的主要依据，而把一些不支持自己诊断的资料随意删去，这样容易导致诊断片面性。 有些学生对临床诊疗性思维的程序不清楚，常常收集资料条理不清、主次先后不一，或单纯依靠先进的检查手段，不进行科学的推理分析，过于相信某些检查提供的相关数据或结果，直接得出疾病诊断。 这些机械简单的思维方法过于草率，容易造成失治误治。 思维片面化、缺乏系统性 学生在诊断时缺乏对症状、体征、检查和疾病进行横向对比和综合分析的能力，常常根据书本上的典型表现，或者一直受初诊诊断的影响，生搬硬套地去诊断疾病;在诊疗思维过程中， 对病情的动态发展变化欠考虑，仅重视治疗方法或药物的共性，却忽视了患者的个性特点及疾病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在病房处理患者时，对老师的过分崇敬也会对治疗患者没有自己的观点， 缺乏主动性思维，不敢结合患者的整体情况发表自己观点，表现出在临床思维上的盲从和依赖[2]。 有些学生仅仅掌握临床症状、体征表面特点，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进行深层次分析，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运用临床医学知识对各种现象进行全面分析，缺乏综合判断的习惯及能力，也使得临床诊断缺乏系统性，经不起推敲[3]。 临床带教老师缺乏责任心 医学生临床实习时间大多在一年左右，带教老师至关重要。 有些教师由于工作繁忙，对临床带教投入精力不够。 有些带教老师自己工作时间不长，缺少应有的临床经验和积累;也有些对学生缺乏严格要求，教学方法欠缺，创新意识不强;教学查房简单，选择病例随便，没有典型示范特征，辨证思路不清晰，治疗原则欠妥当等，学生难以从中学到知识，更缺乏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 2 培养对策 掌握中医诊疗特点 中医的临床思维方法是通过“系统综合”的方法，将四诊收集的资料进行分析、归纳，对各种症状进行分析，了解病变的部位、性质、病因、病机，判断具有阴阳五行属性的脏腑组织的病理关系，分析机体正气与病邪盛衰的关系，辨别归属相应的“证”。 在治疗上，根据疾病病机的不同，确定治疗大法及方案，达到体内阴阳的平衡。 因此在临床具体进行中医诊断治疗时，一定要遵循中医的临床思维方法，辨病与辨证结合，学会运用“同病异治”及“异病同治”，针对所判断的“证”给出中医的治法方药[4]。 医学生必须掌握中医临床诊疗特点，才能正确地对疾病进行诊治，提高临床综合应用能力。 加强经典知识培训 对学生的基本功进行培训，要重视对经典理论知识的温故与研究，包括《金匮要略》、《伤寒论》、《温病学》、《内经》等经典著作的学习。 多读前人医案，逐步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研究历代名医诊治疾病的经验及教训，使原本零散的、无序的、混杂堆砌的知识系统化、条理化，进而建立起有机的知识体系，多读医案对于学生尽早建立临床思维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5]。 同时，通过跟随名老中医临床抄方也非常重要，尤其学习一些老中医在四诊及辨证思维方面的经验对日后临床大有收益。 实现理论、实践、再理论、再实践的认识过程，为其中医临床思维的建立奠定扎实的基础，逐步形成完善的中医临床思维。 采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在临床教学过程中，通过采用PBL教学法可以很好地将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使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学会理论联系临床实际，培养临床思维能力[5]。 PBL教学方式能够充分给学生对问题的探讨机会;以“问题为中心、学生为主体、老师为引导”的宗旨使学生目的性明确，参与的积极性更高;以“多学科综合为核心”的最高要求给了学生广阔的想象空间，既是无形的压力， 同时也是无限的动力，使得他们主动地温习多学科知识;采用“提问、讨论、展示、 总结 ”的方式，不断激发学生思考、探索、发现、分析和最终解决问题的能力，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 及沟通能力。 临床病案分析 临证医案学习是中医的一种特殊传承 学习方法 ，它的存在与中医临床诊疗的复杂性和经验性有密切的关系。 在临床主干课程的教学过程中，运用好经典医案教学，可以更加形象生动地展示历代医家的宝贵经验，使后人在临床中少走弯路，尤其是名老中医的诊疗方法及辨证思路，对培养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起到更好的示范作用。 同样，临床病例讨论也是医疗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通过不同病例的探讨，学生加深对疾病发生、发展及治疗的认识，从更深层次掌握疾病的正确诊治过程，训练学生的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6]。 虚拟现实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目前被广泛地应用于医学教育之中。 在此方面，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汉堡大学已用CT和MRI横截面影像制成三维可视化虚拟人体解剖图谱，以供医学生的解剖教学和课后训练。 在外科模拟手术方面，外科手术模拟系统由清华大学研制成功，它是通过计算机辅助作用实施;在针灸模拟教学方面，上海中医药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等都建立了三维人体针灸模型，充分运用良好的人机交互系统，在医学本科生模拟教学中获得了满意效果[7]。 所有这些教学研究成果对医学生技能培养提供了条件，实验教学平台不断发展与壮大，但这些研究均局限在临床操作技能的培养上，在临床思维能力模拟教学方面少有类似的报道与应用。 中医临床思维能力训练是医学教育的难点和 热点 ，我校经过多年众多专家的不懈努力，正在致力于中医临床思维能力方面的研究与开发，目前正在承担江苏省高等教育立项重点课题，研发的成果“中医临床思维能力训练平台”对医学生中医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猜你喜欢： 1. 临床医学毕业论文范文大全 2. 临床医学的毕业论文 3. 本科临床医学毕业论文范文 4. 临床医学毕业论文范文 5. 有关临床医学毕业论文范文 6. 临床医学毕业论文范本
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于主要矛盾的主要当面决定的,主要方面与必要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含义：
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证候，因而可以采用同一方法治疗。
哲学道理：
同样的现象，其本质不一定都相同，同时，同样的本质，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透过其表面现象看到本质内容，从而做出合理的判断。
现象和本质的区别，同样的现象，本质不一定相同，同样的本质，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体现了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于主要矛盾的主要当面决定的,主要方面与必要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1、同病异治，同一病证，因时、因地、因人不同，或由于病情进展程度、病机变化，以及用药过程中正邪消长等差异，治疗上应相应采取不同治法。 同病异治：感冒一般分为两个症型，即风热犯卫和风寒束表，前者用辛凉解表法,后者用辛温解表法。 2、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采用同一方法治疗的法则。中医治病的法则，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异病可以同治，既不决定于病因，也不决定于病证，关键在于辨识不同疾病有无共同的病机。病机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 异病同治：脱肛和子宫脱垂属于不同的疾病，但在其发展的某一病理阶段均可表现为中气下陷症候。 以"同病异治""同病异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同一疾病而治法各异。这是由于发病时间、地区、患者机体反应性、疾病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同一种疾病，所表现的证候不一，因而治法也不一样。 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疾病的发生，多种病因皆可导致，但最终以何种病因为主导发病，则又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如果要针对病因施治，具体发病因素不同，治法当然各异。例如:感冒，风、暑、溼、燥、寒皆可致病，然就时间而言，冬易伤寒，春易伤风，夏易伤暑，长夏易伤溼，秋易伤燥，暑又有暑热、暑溼之别，燥亦有温燥、凉燥之分;就地域而言，北方高山易伤寒，山谷盆地常多溼，南方平地最多热，西北高陵燥气盛;就体质而言，阳虚之体耐夏不耐冬，易伤风寒而不易犯燥热，阴虚之体耐冬不耐夏，易犯燥热而不易伤寒。因此，同是感冒，针对病因，治疗的方法就截然不同。 其次，疾病发生之后要发生传变，其传变也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在不同的时候就诊，其所处病理阶段不同，证候也就各异，因而治法不一。仍以感冒为例:同是外感风寒，若患者体质素热，则其病一开始就可能寒包火，并迅速入里化热;若患者素体寒盛，则其病一开始就可能直中少阴，并随时有阳脱之危。因此，其辨证施治也不相同。
核心提示：中医学辨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重视同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重视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
中医本对于病的概念很模糊，主要在于证，所以当西医引进了病的概念后，一个病有不同的证，所以异治，两个不一样的病（西医概念的病），有相同的证，所以同治。中医对于证可是一证一治的哦。
同病异治：感冒一般分为两个证型，即风热犯卫和风寒束表。前者用辛凉解表法，后者用辛温解表法。 异病同治：脱肛和子宫脱垂属于不同的疾病，但在其发展的某一病理阶段均可表现为中气下陷证候。
这是中医的辩证施治。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病证，由于病因、病机以及病情发展阶段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而言。例如同是外感，由于病因病机不同，就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的区别，治疗时就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之分。同是外感温热病，由于有卫、气、营、血四个不同病程发展阶段，治疗时也就有解表、清气、清营、凉血等不同治法。 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病证，由于病因病机相同或处于同一性质的病情发展阶段（证候相同），而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而言。例如久痢，久泄，脱肛，子宫下垂，胃下垂，肾下垂，虚性腹胀等，虽是不同的病证，但在病机上都属中气下陷，故均可采用补中益气升提中气的方法治疗。再如某些高血压病、哮喘、糖尿病、尿崩症、硬皮病、慢性肾炎、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慢性支气管炎等不同的疾病，均可出现肾虚证候，此时都可用补肾法治疗，属肾阳虚的宜温补肾阳，属肾阴虚的宜滋补肾阴。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都要求对病情作深入地具体分析，然后因病、因证不同制定相应的治 则
你们好有才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含义：
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证候，因而可以采用同一方法治疗。
哲学道理：
同样的现象，其本质不一定都相同，同时，同样的本质，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透过其表面现象看到本质内容，从而做出合理的判断。
现象和本质的区别，同样的现象，本质不一定相同，同样的本质，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体现了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于主要矛盾的主要当面决定的,主要方面与必要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1、同病异治，同一病证，因时、因地、因人不同，或由于病情进展程度、病机变化，以及用药过程中正邪消长等差异，治疗上应相应采取不同治法。 同病异治：感冒一般分为两个症型，即风热犯卫和风寒束表，前者用辛凉解表法,后者用辛温解表法。 2、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采用同一方法治疗的法则。中医治病的法则，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异病可以同治，既不决定于病因，也不决定于病证，关键在于辨识不同疾病有无共同的病机。病机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 异病同治：脱肛和子宫脱垂属于不同的疾病，但在其发展的某一病理阶段均可表现为中气下陷症候。 以"同病异治""同病异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同一疾病而治法各异。这是由于发病时间、地区、患者机体反应性、疾病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同一种疾病，所表现的证候不一，因而治法也不一样。 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疾病的发生，多种病因皆可导致，但最终以何种病因为主导发病，则又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如果要针对病因施治，具体发病因素不同，治法当然各异。例如:感冒，风、暑、溼、燥、寒皆可致病，然就时间而言，冬易伤寒，春易伤风，夏易伤暑，长夏易伤溼，秋易伤燥，暑又有暑热、暑溼之别，燥亦有温燥、凉燥之分;就地域而言，北方高山易伤寒，山谷盆地常多溼，南方平地最多热，西北高陵燥气盛;就体质而言，阳虚之体耐夏不耐冬，易伤风寒而不易犯燥热，阴虚之体耐冬不耐夏，易犯燥热而不易伤寒。因此，同是感冒，针对病因，治疗的方法就截然不同。 其次，疾病发生之后要发生传变，其传变也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在不同的时候就诊，其所处病理阶段不同，证候也就各异，因而治法不一。仍以感冒为例:同是外感风寒，若患者体质素热，则其病一开始就可能寒包火，并迅速入里化热;若患者素体寒盛，则其病一开始就可能直中少阴，并随时有阳脱之危。因此，其辨证施治也不相同。
核心提示：中医学辨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重视同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重视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
中医本对于病的概念很模糊，主要在于证，所以当西医引进了病的概念后，一个病有不同的证，所以异治，两个不一样的病（西医概念的病），有相同的证，所以同治。中医对于证可是一证一治的哦。
同病异治：感冒一般分为两个证型，即风热犯卫和风寒束表。前者用辛凉解表法，后者用辛温解表法。 异病同治：脱肛和子宫脱垂属于不同的疾病，但在其发展的某一病理阶段均可表现为中气下陷证候。
这是中医的辩证施治。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病证，由于病因、病机以及病情发展阶段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而言。例如同是外感，由于病因病机不同，就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的区别，治疗时就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之分。同是外感温热病，由于有卫、气、营、血四个不同病程发展阶段，治疗时也就有解表、清气、清营、凉血等不同治法。 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病证，由于病因病机相同或处于同一性质的病情发展阶段（证候相同），而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而言。例如久痢，久泄，脱肛，子宫下垂，胃下垂，肾下垂，虚性腹胀等，虽是不同的病证，但在病机上都属中气下陷，故均可采用补中益气升提中气的方法治疗。再如某些高血压病、哮喘、糖尿病、尿崩症、硬皮病、慢性肾炎、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慢性支气管炎等不同的疾病，均可出现肾虚证候，此时都可用补肾法治疗，属肾阳虚的宜温补肾阳，属肾阴虚的宜滋补肾阴。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都要求对病情作深入地具体分析，然后因病、因证不同制定相应的治 则
你们好有才
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是中医临床的诊疗特点，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中医学在注重辨病论治，对症治疗的同时，更注重辨证论治。 辨证的关键是“辨”，即审辨、甄别的意思。要明白证的概念，就要把“病”、“症”和“证”作一比较。“病”，是指有特定的病因、发病形式、病机、发展规律和转归的一种完整的过程。“症”，是指疾病的具体临床表现。所谓“证”，即“证候”，它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辨证是将望、闻、问、切等诊法所收集来的资料，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发展阶段及正邪之间的关系等，最后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或病。因而，辨证的过程就是对病情作出正确的全面分析、推理、判断的过程。 论治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原则和具体治疗方法，并加以实施。治疗的效果，又可以检验辨证是否正确，论治是否得当。辨证论治的过程，也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辨证是确定治疗的前提和依据，论治是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二者密切相连，是不可分割的两个环节，也是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融会贯通。 辨证论治要求辨证精当，抓住本质，运作中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例如临床上“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的治疗方法，就是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具体体现。 辨证论治还强调人、病、证三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体差异；侧重辨证与辨病相结合；重视整体与局部，宏观与微观的辩证关系。针对疾病过程中不同情况，随机应变，抓住主要矛盾，因时、因地、因人制宜，选择治疗方案。也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力求做到每方、每药都有针对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另一方面，注重证候的时空变化，证变方药变，方药随证转，表现为灵活应变的随机模式。这就是辨证论治的实质与精髓。 小贴士（几个名词） 1.形与神俱“、”形神合一“是有生命的人体。形，形体；神，心理，精神，生命现象。 2.同病异治同一疾病，由于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病理变化不同，表现的“证候”不同，所以，治疗方法不同。 3.异病同治不同的疾病，由于疾病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相同的或相似的病理变化，表现出相同的或相似的“征候”，所以，采用相同的方法治疗。 4.宏观辨证症、证、病，它们都是疾病外在的宏观表现。 5.微观辨证辨证的对象正在走向微观，如尿蛋白、尿潜血、血清病毒标志物、酶系统、血液检验等等，并且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有三种手段，即辨病治疗、辨证论治和对症治疗。而三者之中，中医又特别重视辨证论治，辨证论治是中医所特有而西医没有的，对症治疗，就是俗语说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见血止血等。辨病治疗，就是根据诊断是什么病则用什么药。辨证论治是中医精华所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病、证、症的区别。 证的涵义了解以后，对于辨证，就容易理解了。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和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证。如上证中的恶寒、头痛源于问诊；鼻塞、咳嗽源于闻诊；痰黄稠、流浊涕、舌尖红、苔薄黄源于望诊；发热、脉浮数源于切诊。综合分析病因为外感风热；疾病性质为热证；病位在肺系统；邪正关系为实证。则概括判断为风热犯肺证。 论治，则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和论治是先后不同的两个阶段。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依据，后者是前者的目的。 既然证是阶段性的、动态性的，自然就会出现同一种疾病由于疾病发展阶段不同或病人机体的反应性不同，则其病理变化就会不同，即证不同，根据辨证论治原则，治法也就不同，这种情况称为“同病异治”；即同一疾病，由于病变阶段不同，治法不同。例如：同一麻疹病，早期、中期和后期，由于其证不同，治疗也就不同。早期宜透发为主；中期宜清热解毒为主；后期宜养阴为主。由于病人机体反应性不同，又由于证是内外因作用的综合表现，所以，即使同一疾病在同一阶段，由于机体的反应性（内因）不同，不同个体亦会出现不同的证，从而治法的不同。例如，感染同一感冒病毒，在不同的个体，则会出现风寒或风热表证；表虚证或表实证等，所用的方剂有麻黄汤、桂枝汤、银翘散等的区别。所以，要想自始至终使用一个方剂来治疗一种疾病是不符合辨证施治的要求的。 与此相反，不同疾病，有时会出现相同的病机变化，即相同的证，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又可采用相同的治法，这种情况称为“异病同治”。例如：脱肛和子宫脱垂，是两种不同的病，但中医认为，二者都是由于中气下陷引起的，二者发病的病机和证相同，所以治疗都用补中益气升举阳气之法。 辨证方法（或纲领）概括起来，主要有八纲辨证、病因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经络辨证、三焦辩证方法常常是几个结合在一起运用的，多个辨证方法的组合，才能满足辨证的需要。证确定了以后，就是处方用药。由于医生的经验和习惯不同，所以，即使辨证相同，方药亦不尽相同。开始，是一人一方。后来，有些方剂经过许多患者反复使用，被认为对某个病证特别有效，这样的方剂便成为经典方和经验方。这些方剂对应的证便成了方证。这里的方证除了该方剂特有的内涵外，还具有上述的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或病因辨证等方法的内涵。 辨证论治体现了整体水平、个体性（以患者为主体）和灵活性的特点。由于是个体性的一对一的治疗，所以更切合实际。但是，每一种病都有其自身的特殊矛盾，都有其特殊的发展变化规律，中医长期只重视“证”的观察研究而一定程度上轻慢了对病的观察研究，因而对病的特殊性的认识和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则相对较少，这是辨证论治有待完善的地方。前人亦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如清朝徐灵胎在《兰台轨范》序中说：“病必有主方，一病必有主药”。但是由于长期轻慢了对病的观察研究，所以，迄今在这方面积累的资料尚不算多。今天，对很多疾病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因此，如何找出病-证-方的规律，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通过对辨证论治这一特点的学习，我们要了解证的概念；了解辨证论治的实际内容；并通过与对症治疗、辨病治疗的对比，加深对辨证论治的理解，在此基础上，通过例子充分认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道理所在。
基督教近代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论在文化，还是在社会影响上，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反思来路，我们却发现，不论是社会大众与意识形态接受或拒斥它时的心态和理由，还是一些学者对它进行的研究和了解，都比较缺乏一种基本的尊重全面事实的精神,和理性分析的态度；往往简单指责甚至盲目攻击者多，深入了解和理解却少。针对这一情况，本文欲提请人们注意，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对中国社会积极影响之一面，及引起极大误解甚至曲解的一面，尤其是尝试对此误解予以清理，以稍稍纠正一下我们认识上的偏识，并期望能引起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与思考的愿望。 一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不论新教还是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迅速的传播。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1073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126县，其余都树了基督教旗帜。”另据1922年出版的英文版《中华归主》的统计，仅从1900年到1920年的20年间，全国的新教徒已至万多人，差会达130个，有外国传教士6204名，教堂1万多；到1937年，教徒增至65万人。天主教会也有相应的发展，1900年时天主教徒为74万人，1920年增加到190多万；到1936年，达280万人。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举第一位来华新教教士马礼逊为例，在他由英国申请来华时，曾遭英当局激烈反对，后辗转美国始克成行；来华后，他又遭东印度公司诸般为难。又如扬州教案的受害者，中国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说：“假如我有千金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全部献给中国。”在义和团运动（庚子教难）中，戴德生创立的内地会，有58人被害，此外还有21名儿童。但在事后的索赔中，戴德生主动放弃赔偿要求，即使中国政府情愿赔偿，也不接受，以示和不平等条约划清界限。 大批教士来华后，深入内地，备尝艰辛，传教外，为中国人民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产生了广泛影响。诸如教育平民、施医救急、抚孤慈幼、赈济灾民、破除迷信、戒绝鸦片、禁赌废娼、解放妇女等等。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取得惊人的发展。1889年，教会学校学生总数不到17000人。到1918年，教会学校约13000所，学生总数约35万名。估计到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约达15000所，学 生共约80万名。而到了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估计总数约100万名，其中大学生约8000名，中学生约9万名，其余为小学生及一些神学院校学生。其中基督教重点放在大学，天主教则放在小学和神学。另据统计，在1914年，教会学校有12000多所，学生约25万名；当时中国官立学校共57267所，学生共约163万名，与教会学校的比例学校是5：1，学生是6：1,由此可见教会教育在当时的比重了。教会特别重视高等教育事业。据1917年日人统计，在外国人办的初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学生总数的4%，中等学校占11%，而在外人办的高等学校中，学生数占当时中国新式学校学生总数的80%。1926年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1所，省立大学只有山东大学、北洋大学两所，私立大学5所，而基督教会所办大学，则有16所，著名者如基督教所办之苏州东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济南齐鲁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等。包括天主教所办之北京辅仁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除过普通教育外，在针对残疾人所进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会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创之功，不可磨灭。总之，在教育上，单就美国言，如郭沫若1950年在政务院第65次会议上报告总括的：“根据1936年的调查，美国教会及救济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4190万美金。其中，医药方面占，教育方面占，宗教及救济活动费用占47%。”教会教育在40年代亦有很大的发展，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诚如胡适所言，“这几十年来，教会在中国设立了很多优良的大学和中学，它们对于近代的学术实在有很多的贡献和影响，可惜现在又都没有了。”所有这些学校的设立，为介绍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学术，引进西方新式教育体制，造就一代新式人才，无疑起了开先河的作用，其对几千年的旧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冲击力，客观上加快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医学上，据1936年第13期《基督教会年鉴》统计，基督新教34个差会在华创办的医院，分布全国各地，至抗战爆发，总数达260个。此且不算天主教会所办医院。《剑桥中国晚清史》讲，“1876年有412181名病人在40所医院和诊所接受过治疗；30年后，据报道每年至少有200万病人在250所教会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有人总结过，“教会医疗事业从1835年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在中国共设有25000张病床，5000万美元的投资，平均每年约有400名外国医护人员在这些医院工作。”举创建中国第一个精神病院的美国长老会的嘉约翰博士为例，他从1854年5月15日到达中国之日起，一直到1901年8月15日在广州去世，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久主持博济医院的业务。据统计，嘉约翰医生诊治的门诊病人达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曾为49000余病人动过外科手术，翻译了34部西医西药书籍，培训了150名西医人才等。可以说他为中国的医疗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据统计，至辛亥前，西人译著西医书籍达100多种，内容涉及诊断法、绷带包扎法、皮肤病、梅毒、眼病、炎症、医学原理和实践、药物学、热病、卫生学、外科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其基本为传教士所为；此外，他们还开办药厂、创办医学报刊，传播现代医学知识。所有这些作为，无疑为救治当时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民众的疾苦，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西方科技知识的传布，首先受益于傅兰雅、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的翻译之功。比如曾在上海江南制造局任翻译长达28年之久的傅兰雅，是在华传教士中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著作数量最多的人，据其《译事述略》收录，至1878年出版的各类西方科技著作达97种，以工程技术为主，包括算学、化学、汽学、天文、医学、物理学、军工业等，还有史学和法学等。费正清另有过统计，傅兰雅“一生翻译了129篇译文，其中有57篇自然科学，48篇应用科学，14篇陆海军科学，10篇历史和社会科学。”（此处翻译所谓“篇”，许多实际是“部”，即著作）他们不仅译书著述，还介入实践，指导当时洋务派兴办各类实业。总之，如有人总结的，“传教士在近代中国开办的报馆，医院和学校，其内部经营管理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这些机构一般来说，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办事有效率，用人精干，建筑实用，设备新颖，这些为中国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的兴建提供了借鉴。” 在政治方面，如范文澜先生认为的，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变法思想的传播，得力于传教士所开设的报馆，他们于其间介绍西洋文化，以启发民智。二是英国苏格兰长老会教士韦廉臣在上海成立广学会，以林东知、丁韪良、李佳白、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一批传教士为主，通过西学著作的翻译，为维新志士变法提供了理论。三是教士们创办的《万国公报》，多刊载时局论文及中外重大政治法令，有力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费正清说，“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自己的方法、思想甚至世界观。”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志士与基督教士均有密切交往，受其影响，许多人如孙中山等受洗成了基督徒，他们为革命为中国之命运出生入死，置个人安危和小利于不顾，实在与其信仰所提供的精神力量分不开。 众所周知，基督教会在旧中国的慈幼事业以及赈灾救济活动中，有过大量作为，起过重要影响，有些甚至是开创性的。比如他们设立育婴堂、孤儿院、盲童学校、聋哑学校等机关，收容弃婴、孤儿和各类残疾儿童，对他们进行抚养和教育，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人，并能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解放前,仅在上海一地每年至少在街头或垃圾箱里可以找到18000具童尸。遇到灾荒，更是成群的婴儿被抛弃。”尤其女婴。育婴堂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开办的慈善机构。开办于1867年的上海圣母育婴堂，“据累计，到1935年该堂已收容过婴儿17000余名。”当然，许多育婴堂因条件简陋，传染病时有发作，死亡率很高。遇到这种情况，一些士绅人等便捏造各种荒诞不经的谣言，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闹事，而这正是许多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不管怎样，对此类慈幼抚孤的善举，我们应有一同情的理解，不可求全责备。那怕在兴办时是出于什么动机，毕竟我们在弃婴，而别人在为我们收养弃婴，我们毕竟没有人首先想到过要办育婴堂、孤儿院。旧中国灾害频仍，每遇灾情，总有许多传教士前往灾区了解灾情，发放救灾物品，抚慰灾民，并在海内外进行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们还成立各种救灾组织，从事长期系统的救济事业。① 另外，中国旧传统中许多恶习，比如缠足、纳妾蓄婢等，多赖传教士之努力而得彻底改变或大为改变。例如我国妇女之天足运动，便由李提摩太等首先提倡，他于1895年设天足会，利用广学会书报广事宣传，他们奔走各地，开会演说，终于造成风气，在短短数十年间将行之千年的旧习完全铲除。他们还禁止纳妾蓄婢，反对娼妓，设法让她们从良。在禁戒鸦片的活动中，教会主持推动各种戒烟组织，出钱出力竭力扼阻鸦片流毒全国。 最后，我们以下面一段话作结，以期引起我们应有的反省：“基督教在中国无益也固不少，但其为益于中国者极多，如基督教在教育上，社会上，道德上的成绩，斑斑可考，不能一笔抹杀。他们自己不信教则已，不能痛诋一切。而且自己没有建设计划，徒尚空言，急其不急，而不以这些精神、财力、光阴，以作更大更重要的社会服务，反欲略教会里之建设事实且推倒之。他们爱国救人的事业似稍逊于牺牲一己，远别家乡而为我同胞育盲哑，洗麻疯，开学校设医院之外国人……我们以为这是破坏和消极的举动，正见他们需要良好宗教以重生其精神生命。” 二 基督教在近代入华以来，尽管传教士尤其中国教民队伍良莠不齐，而传教动机也并非人人纯正，传教心态也未必能完全避免居高临下的西方优越论的殖民心态；在传教方式上，则常借助于一些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置教士教民于特权者地位；甚至在传教士中间，确实也有人借传教之名作了丑恶的事情。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而传教过程中的正面活动，及大量正面人物与事件，我们却长期讳莫如深，不愿面对，可它们毕竟是基本事实，而且是主要事实。对这些事实进行解释和评价时，仅仅用“传教手段，动机不纯”一笔带过，恐怕也失之于过分简单。我们认为，宗教与政治、商贸和帝国主义海外殖民扩张，毕竟是两回事；教会内部的不良分子与不良行为，毕竟与教义及教会全体应该分开对待；而在中国人的反应中，盲目仇教、盲目排外，与爱国主义也似乎应该予以区分。正是在以上方面，我们一直缺乏严肃的理性态度，我们拒绝基本事实，拒绝量化分析的方法。近代以迄当代，面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论在当年的直接对待上，还是在后来的学术探讨上，往往是盲目化情绪化的时候多，以同情与了解的态度对待和研究则少矣。 在对待上，最典型的有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中的杀教民、杀传教士、焚毁教堂。据基督教广学会季理斐（Rev. D. M. Gillivray）所著的《庚子教案受难记》的不完全统计，从1900-1901年12月，义和团杀死来华的天主教主教5人、教士48人、修女9人、修士3人、中国教徒30000人；杀死的外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人，教堂有近3/4被毁。[12]（P513）再有此后一系列大小教案；在20年代，又有知识界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一直持续六年多时间。所有这些行为、事件甚至运动产生的原因，分析起来，不出四种： 其一，是把基督教妖魔化，许多地方绅民，包括许多官吏，相信并传布各种污秽荒诞的诬教言论。如教堂以迷药诱人入教；教士能以术御女，或以媚药奸淫妇女；男女同室听道聚会，被认为男女群聚行淫乱之事；育婴堂被指责为“诓婴儿，挖目剖腹，吸食脑髓”；教会医院被怀疑挖眼剖心以为药，西医解剖尸体或制作之人体标本，均被认为是出于各种匪夷所思的邪恶动机；甚至教会所办慈善施舍事业，亦被认为只是为了诱愚民入教；信徒临终圣事被认为教士挖取死人眼睛以为炼银之药等等。以上之想象，多首出于士绅之口，与基督教实际相去甚远，其于基督教毁损若何，可以不论；但这中间难道没有折射出我们的文化道袍下面，所遮掩着的淫秽与污浊吗？设以健康的文化心态，会这样想象别人吗？义和团时期，“义和团在解释攻打教堂屡次失利和遭受重大伤亡的原因时，常说是因为对方有裸体妇女从屋里跑出来；守卫者在塔尖上悬挂妇人皮和其他‘秽物’；洋人剖开孕妇的肚子，然后把她们订在墙上。据说天主教守卫者还有一面用妇女阴毛编织的‘万女旄’，用它在塔尖上指挥作战时能阻止义和团的神仙附体。”这些说法，仅仅用“愚昧”二字来认识，是远远不到位的。 其二，是把基督教政治化，许多人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一看法实在多出误解，起因有四：第一、误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天主教相同，其实它乃一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清廷痛恨洪秀全者，一并及于天主教，认为其煸惑人心，图谋不轨。第二、天津条约》和《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有保护外人传教及教民利益条款，从而置教士、教民于一特殊群体中，使传教活动大大超出了纯粹宗教范围。这中间尤以法国运用政治、军事力量对于天主教给予保护为典型，他们干涉地方行政司法事务，偏袒教民，引起官民极大愤慨。如此，西方教士远道来华布道的宗教动机，已与各国政府的对华侵略混合为一，难以分别；并且，这中间确实出现过不少十分伤害中国主权和利益及民族感情的事件。第三、教会内部出于传教或赈灾目的，所作的一些社会调查、数据统计，以及绘制的地图表格，被误认为间谍行为；另外，由于传教士到达中国后，深入内地，无远弗届，三教九流，无不接触，传教的方式方法又异于国人所能了解、理解和接受的范围，这一切，亦易引起怀疑和猜测。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传教士干过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丑恶事情，也不排除一些统计和图表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的情形。第四、不少入教者素质极为低劣，实为地痞流氓无赖之徒，入教以获得庇护。他们逃避政府政令役税，犯案可倚势从轻，其跋扈乡里，为所欲为，外来教士每每不察或难察实情，有意无意袒护之，于是引起公愤和官绅对基督教之鄙视。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中国的有教养和有社会地位的教徒的人数从来都微不足道。中国有了基督教信徒，但“他们从来人数不多，也几乎只限于贫苦的农民和市民、犯罪分子和其他声名狼藉的人、以及通商口岸上弄得贫无立锥之地的人。对于大多数与现状仍然像鱼水一样和谐的中国人来说，基督教不仅缺乏号召力，也好像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有些中国教徒“利用他们和外国人的关系进行敲诈勒索和拒不纳税。特别令人愤愤的是，中国教徒普遍乐于依仗教会的支持和庇护，同非基督教徒的对手打官司。某些传教士（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纵容、甚至鼓励这种行为。因为他们能够对衙门施加相当大的影响，使得有时做出偏袒基督徒压制非基督徒的、是非颠倒的裁决。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到这种地步，即莠民自然要纷纷攀附教会，这便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教徒和普通中国人之间的摩擦。”备受教案困扰的曾国藩在奏折中写到：“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群思一逞。”曾出使欧洲且思想极为开明的郭嵩焘在1877年明确指出：“天主教以护教为名，恃其权利，以纵庇之。于是作奸犯科，一依教堂为抗官之具。至有身犯重罪入教以求庇者，有与人为仇依附教士以逞其毒者。府、县、厅、镇凡建天主堂者，地方则不得安其生。” 其三，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异类化，认为其不讲伦常道德，类于禽兽。这些观点主要集中于旧式士绅与官僚阶层。现录湖南士绅全省公檄如下，很能说明当时士人阶层的总体看法：天主教“不扫墟墓，不祀木主，无祖宗也；父称老兄，母称老姊，无父子也；生女不嫁，留待教主，无夫妇也；不分贫富，入教给钱，无廉耻也；不分男女，赤身共沐，无羞恶也。”很显然，这里边有些是文化与习俗之差异，有些则是误解甚至是莫须有。另，湖南衡阳绅民呈请禁教的公呈有议论说：“窃维天主教者，肇自岛夷，情同禽兽，前古未之有也。”“设使彼教终得行于中华，则数千年衣冠礼仪之邦，一旦化为倮虫人之域，狷狷兽畜禽群，岂不大可痛哉！岂不深可恨哉！”如此想法与情绪，让人莫名所以。有人指出，同治年间多次反教案件中，“士绅人物常是主要策划者与煸动者，而读书应考的士子则常是打教的群众。”谈到义和团运动（庚子教案），1900年5月底随英国侵华军舰“奥兰度”号来到天津，并参加了战争的G??吉普斯准尉，在他后来写的《华北作战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事件都清楚地表明：灾祸并不是来自中国人民，而是来自清朝的官吏以及文人阶层。官吏和文人们通常虽不直接参与暴行，但是，他们教唆、煽动乱民对平安相处的基督教‘蛮夷’横加凌辱，甚至迫害。”以上情况，主要当然是由于文化差异及闭目塞听，所导致的观念与行动上的大的误解与冲突；然而，这里也不能排除现实利益因素的考虑。梁启超曾指出过，“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原因何在，大可深思。 其四，是在文化上把基督教愚昧化，认为基督教与科学完全对立，将其等同于黑暗与愚昧的迷信。这种看法主要集中在五四前后觉醒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中间，至今依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20年代的“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及“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均持此观点，“我们自誓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好笑的宗教，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我们于一切宗教中特别反对基督教。”这批新式知识分子，在五四前后都受到西方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洗礼，他们多受科学至上主义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费尔巴哈、尼采等人思想的影响；又于20年代初受罗素、杜威来华讲学所宣传的实用主义，尤其是罗素的反基督教立场的影响，所以坚决反对宗教尤其基督教。然而，我们且听听当时个别的不同声音，梁启超对非宗教同盟“讨武檄”式的电报，及“灭此朝食”一类的激烈言辞提出批评，他认为这种做法淹没了“恳切严正的精神”，并暴露出国民“虚骄的弱点”。傅铜认为非基督教运动本身便带有宗教色彩，并且是非科学的，“所发表的都是情感上的话，都是门外汉的反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20世纪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它的主张与现代科学的成果有出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教传教士在十九世纪把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都起了主要作用。……新教徒创作的科学和数学著作比所有其它非宗教问题的著作的总数还要多。”这一现象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比所谓的对立要复杂得多。 总括以上四种反教理由，大抵不出蒙昧主义、民族主义、国粹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等几种思想倾向，而很少顾及事实之全部与学理之深入。这中间的第二条，即政治倾向中，相当原因应归之于西方的殖民侵略及传教方式上的问题外，其余三条，皆属于我们应从自身检讨的范围。难道不是吗
本文把西方哲学史上迄黑格尔为止前的理性主义称为古典理性主义。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在近代和现代遭遇到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严重挑战，以致濒临几乎沦落的命运。虽然在非理性主义思潮肆虐泛滥的狂涛驶过以后，理性主义又在极度萎缩中慢慢复兴，但正在复兴中的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样态和涵蕴，已经大大异趣于它的古典形态。理性主义从它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超渡有其必然的历史因缘，弄清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流变，无疑对理解当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一、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源头——希腊理性哲学在本质上是理性的事业。当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人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时，泰勒士就在运用他的理性，“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判断无疑地是一个理性判断。因为在这个判断中不仅包涵一个抽象的能够作为哲学范畴的概念——“始基”，而且潜涵着一种认识论基础和秩序：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物体、事物，这些物体和事物的总和构成一个整体世界，这个整体世界是无限多样的统一，它统一的基础是水，水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原因与产生一切事物的本源。“水是万物的始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因此这一判断集中表现了人类思维的统一性、超越性，揭示了事物的普遍性、齐一性。而这也正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哲学的基本特征，正如黑格尔说：“什么地方普遍者被认作无所不包的存在或什么地方存在者在普遍的方式下被把或思想出现时，则哲学便从那里开始。”（《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93页）可以说“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一判断扬起了希腊理性的第一面旗帜，从此以后相信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就成为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纯朴信念，哲学抛弃了希腊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信仰和梦幻似的传说，沿着追踪世界本源的理性之路向前发展。但是，无论是在泰勒士，还是在泰勒士所属的伊奥尼亚学派诸先哲那里，他们对万物始基的探索却仍然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徘徊，在他们理性的思辨中仍然回荡着感性的余响，黑格尔说：“思辨的水是按照精神方式建立起来的，不是作为感觉的实在性而揭示出来的。于是就发生了水究竟是感觉的普遍性还是概念的普遍性的争执”（《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84页）。这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哲学范畴，揭示世界本源性的“始基”——水，应当具有脱离感性的个别事物的普遍性、思辨性，亦即在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上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但泰勒士的水“不管怎样仍具有其确定性或形式”，没有完全摆脱感性的个别，“在我们的心目中仍浮现着水的观念”（《同上》第185页）。于是出现了“水是普遍（无形式的）概念和它的存在的矛盾。”（《同上》第184页）这一矛盾一直是困惑希腊早期哲学的主题，其间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虽然以他“深奥的思辨”发现了支配事物的“逻各斯”这一理性的规律，但他那“火是事物的始基”的本源论哲思仍然拖着一根光明的感性尾巴。与此相反，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达拉斯学派，“他们不从感觉对象中引导出始基”，“他们所提出的始基和原因，是用来引导他们达到一种更高级的实在的”（《古希膜罗马哲学》第39页），他们认为数是万物的始基。这样，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腊哲学史上就开创了一种不是从感觉经验上升到普遍的理性概括，而是从某种抽象的概念下降到感性事物思想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还研究了关于事物对立面的学说，他们认为对立面是事物本身固有的，它们共有十条，最重要的是有限和无限的对立。实质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又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和“非理性”对立最初表述。因为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世界决不是某种无限的不可知的混沌，世界是可知的，它有某种固有的“秩序”、“结构”，而这种秩序和结构又服从数学的规律，也就是说“一切其它事物就其整个本性说都是以数目为范型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页）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我们可以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性”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科学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的哲学道路。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壁垒中开辟了一条由抽象原则说明感性经验的理性主义道路，但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发展的程度仍然是很有限度的，因为他们关于数量的抽象也还没有完全剥离诸如“卵石数”那些可以触摸的感性质。只有发展到爱利亚学派时，希腊理性才找寻到她的“纯粹思维”的圣地，造成了与感性经验的对立，关于这一点列宁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曾经指出：“什么是辨证法？”“‘我们在这里’（在埃利亚学派中）发现了辩证法的开端；同时还发现了思维与现象或感性存在之间的对立。”（《哲学笔记》第276页）爱利亚学派的祖师巴门德尼把哲学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意见的哲学，一类是关于真理的哲学。关于意见的哲学就是在感性事物中去寻找万物本源的认识道路，巴门尼德认为这条道路给人们提供的知识是不确定的、不真实的。所以他劝告人们要离开这条道路：“要使你的思想远离这种研究途径，不要遵循这条习惯的道路，轰鸣的耳朵以及舌头为准绳，而是要用你的理智来解决纷争的辩论。”（《古希腊罗马哲学》，第50－51页）而关于真理的哲学就是运用理智思索“存在”的理性哲学，这种哲学给人提供的知识是确定的、真实的，因而是存在的，而“非存在物的存在则不可能”（《同上书》第51页）。爱利亚学派可以说是古希腊早期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学派，它们的重大特征是追求知识的理性确定性，反对感性事物的个别性、不确定性。但是应当指出，“理性”一词在原子论哲学先驱阿拉克萨戈拉那里是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使用的。按照阿拉克萨戈拉（种子论）的观点：理性（奴斯Nous,即心灵）是一种更精细的种子，由于它的作用，造成种子的旋涡运动，使一些种子结合，另一些种子分离，最后形成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理性”在阿拉克萨戈拉的哲学中是作为运动原理使用的，而“不是从外面安排世界的精神实体。”（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343页）这种原理被德谟克利继承并改造构建成了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的原子论哲学。在原子论哲学中，“理性”采取了与感性对话的形式，触及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德漠克利特认为昧的认识（即感性认识）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只有真理性认识（即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从而确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地位。继爱利亚学派之后，以普罗塔哥拉为首的智者哲学又在希腊大地崛起，智者哲学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主义正相反对，他们把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绝对化，到处散布相对主义的哲学观念。他们打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感觉主义旗帜，严重地动摇着各种知识的确定性，认为一切知识都以主观的感觉为转移，正象“风对于感觉冷的人是冷的，对于感觉不冷的人是不冷的”一样。与智者哲学相对立的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站在智者的起点上，但却沿着与智者完全相反的道路，力求从思维的角度把握人，主张到“心灵世界”中去探求真理。在他与人讨论“什么是美德”时，苏格拉底引导人们脱离智者所铺设的感觉主义的相对论路轨，坚持理性的指引，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他认为“对于美德”，“不论它们有多少种，而且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使它们成为美德的共同本性。”（《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3页）这就是概念的确定性。苏格拉底所揭开的哲学篇章，在柏拉图那里得到了纵深发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概念论的基地上，构筑了理念的哲学大厦。柏拉图的理念论完成了对智者哲学的批判，重新确立了思想在发挥哲学功能上的权威，正如黑格尔所说：“柏拉图的学说之伟大，就在于认为内容只能为思想所填满，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哲学汉讲演录》第二卷，第195页）为了把握理念、结构理念，柏拉图制定了他的“辩证法”，柏拉图的辩证法当然“不是把观念型混乱的那种智者派的辩证法，而是在纯概念中运动的辩证法，是逻辑理念的运动。”（《同上》，第199页）甚至柏拉图的“灵魂不死”也是旨在确认思维的内在本性，高扬理性的权威：他认为理性是灵魂中的最高部份，逻辑力量是灵魂的最高属性。人的认识只不过是人的肉体降生尘世后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感性经验虽然能够刺激引起这种回忆，但感性经验又是人的认识的严重障阻，只有清除了感觉的杂念人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柏拉图哲学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的本体论而且也系统地阐述了理性主义认识论，在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真、善、美与理性天然合壁成为光照上千年的西方哲学的理性之源。但是柏拉图哲学并没有完成古希腊哲学理性主义的科学建构，困难在于理念与具体事物的关系。这种关系始终是困惑柏拉图哲学的难题，尽管柏拉图艰苦求索，但毕竟未能步入真理的堂奥。亚里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思辩哲学体系，它“思辨地考察一切，把一切转变为思想”。亚里斯多德哲学体系的重大特征是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理性主义对事物确定性的追寻提高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于以思辨的把握，把精神和自然的个别方面的本质，以一种简单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亚里斯多德以他开阔的哲学视野注意到宇宙中的全部事物和现象，然后把它焦结在“存在是什么”这个聚光点上，研究“存在之所以为存在”的理性本体。亚里斯多德的本体论哲学牢笼万象，集古希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大成，然而在本质上它却是理性主义的，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人们可以说，亚里斯多德是一个完全的经验主义者，并且是一个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的经验是全面的，就是说，他没有漏掉任何细节，他不是抓住一个规定，然后又抓住另外一个规定，而把把它们同时把握在一起……经验的东西，在它的综合里面被把握时，就是思辨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08页）而“亚里斯多德只谈理性而不是理性的一个特殊的性质。”（《同上书》，第301页）可以这样说，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在亚里斯多德的“主动理性”中臻于极至，在此以后古希腊理性就日渐衰颓，虽然其间也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学派延续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然而那也只是微淡的落霞了。二、理性的异变和复归——中世纪的理性神学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亚里斯多德哲学把希腊理性发展到了顶峰，在他的哲学中人类的理性与世界的本质到达了形而上学划一整合的相通，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使真、善、美融合为一，理性不仅肩负着解释宇宙的意义，也负载着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的意义。虽然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极力用科学来解释世界，但在古代科学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心灵的构造、不足以解释灵魂（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一句话：型不清理性的真正本质和奥秘所在。随着古代社会的衰落、奴隶制日益腐朽、社会激剧动荡的现实使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不同的基本根本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主义哲学、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性的异变。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忏悔录》卷1??节）随着上帝的理性化，“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purgotorio”（在但丁《神曲》里译作‘净界’）是指人死后的涤罪之所。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著名学者房龙把中世纪称为“一座包罗万象的精神和智力的监狱”，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因为理性的异变在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理性的异变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来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那么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因为真正信仰，坚定的信念必定立足于科学的理性之上），痛苦的折磨会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深刻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就不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也就会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里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来属于自己的理性。十六世纪初，德国爆发了以马丁·路德为首的宗教改革运动，严重的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次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路德将圣经从拉丁文译成德文，并主张教徒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释圣经。这样就使普通人的理性获得了解释圣经的权利、反对盲目的信仰，使理性成为一切宗教论争的最高裁夺者。恩格斯对路德宗教改革的评价很高，称为欧洲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第一次决战。与路德宗教改革相呼应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哥白尼革命的本质仍然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在中世纪长期统治人们思想的是“亚里斯多德——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这种学说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支持它的是人们的经验习惯和非理性的信仰，宗教哲学利用它为神学作论证。哥白尼的学说是对神学宇宙观的大胆挑战，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如果说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揭开了理性向信仰反击的序幕，那么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开始到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则把这幕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如果说在人文主义者那里信仰开始败退，但毕竟还有它的阵地（因为许多人文主义者都主张“天启真理”和“理性真理”平分秋色），那么到了十八世纪启蒙学者那里信仰就遭到惨败。以狄德罗为首的一群“战半的无神论”者摧毁了信仰的最后一批阵地，使理性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进军。德国著名哲学家卡西勒在《启蒙哲学》一书中说：“当十八世纪想用一词来表述这种力量的特征时就之为“理性”。“理性”成了十八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启蒙哲学》第3－4页）。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或者放弃自己存在的权利，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理性称为启蒙时代的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的重大特征首先是把矛头指向盲目信仰和崇拜权威的蒙昧的主义，提倡科学，大胆思索，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微末斯说，人有“一个充满了智慧、精明、知识和理性的心灵，它足智多谋，单靠自己便创造出了许多不起的东西。”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认为，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人类理性在长时期被宗教信仰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现在根据启蒙学者的观点，既然理性是人类心灵的自然性质、必然性，因此人性有权恢复这种自然能力。法国人文主义者蒙台涅则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其次，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还论证了理性的基础、功能和作用，认为客观世界是理性认识的对象，而不是信仰的对象，科学是发挥理性作用的工具和方法，科学对自然本质的认识和规律的发现会使人们在理性上获得真理，行动上获得自由。因此，启蒙思想家们企图在一切领域贯彻科学精神和方法，锻造人们支配自然的武器。第三，从道德伦理方面启蒙思想家肯定个人的存在和价值，反对宗教神学把人当做只有原罪的宗教奴婢，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我是人，凡是人的一切特性我都具有”。因此，启蒙思想家所主张的理性在本质上又是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这种人本主义思想在伦理上反对宗教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反对禁欲主义。但是，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又不可避免打上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第一，他们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理性绝对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第二，启蒙思想家宏扬人的理性是为了反对神恩和天启；但为了抗衡宗教的禁欲主义又要伸张人的感性，抬高人的原欲。这样，在理性的感性之间必然造成一种冲突，这种冲突孕育着、产生着理性自身的内在分裂。三、理性的内部分裂——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与启蒙理性形成的同时，理性在哲学世界观上又萌生和发展着一种内部分裂，这就是经验理性与天赋理性的对立。经验理性是由经验论哲学揭橥的一种理性思潮，这种理性的生成和发展是与经验论哲学共命运的。而经验哲学又是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一支劲旅，它是西方古典理性又必然在经验的基础上发生。西方古典理性主义从柏拉图、亚里多德到中世纪的神学都着重于人类认识过程中理性成分，因为那时哲学研究的重点构筑本体论的哲学大厦，哲学研究偏重于分析、抽象的逻辑思辨，对人类认识中的经验成分的探索虽然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所侧重，但从总体上来说相对地显得薄弱。随着生产力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对理性的来源和基础的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关注，开辟了认识研究的新方向。于是随着关于认识的来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和体系，这就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经验论主要产生于英国，这不仅因为英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发样地，而且在哲学上它又有唯名论的历史传统。英国经验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验理性，这就是说它企图用经验来界定理性的范围，把理性的涵蕴封闭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洛克有一句名言：“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经验中”。洛克的这句话是经验主义的旗帜和口号。经验主义理性观在大卫·休谟那里发展到了顶峰。休漠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原因观念源于理性演绎，从而全面地向唯理论发动攻击，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一种习惯性联想，它的本质是人的心灵对前后相继事物的经验的习知。有的研究者认为经验是根本反对理性的思维的功能的，这并非是经验论的真正本质。事实上，英国经验论者也在大力张扬理性的能力。经验论的创始人培根就认定哲学的本质是一种理性的劳作。它研究的是由感觉印象而来的抽象观念。但是培根更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人的理性对感觉经验的整理只是一种人人具有的从感觉经验中的知解能力；甚至休谟也不完全否定理性的作用，只是否府理性的作用于高于感性，他的名言“理性是激情的奴隶”集中涵括了经验主义理性观的要义。英国经验论从培根、霍布斯经洛克、贝克莱到休谟的历史发展，深入地论证了感觉经验在人类认识中的作用，从一个方面大大拓展了西方古典理性主义的内涵。但是由于经验论固守经验的壁障，无法解决人类认识的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和逻辑确定性的问题，经验理性论又必然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论。经验理性论所遗留的理论空间由大陆唯理所填补。大陆唯理理论由笛卡尔揭开序幕，中经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慈等人，形成一种相对完整的系统，也曾经有一种哲学史观点认为大陆唯理论是完全否定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这同样乖离了大陆唯理论的理论实质。事实上，大陆唯理也承认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笛卡尔在论述观念的来源地指出有一种观念来自经验世界，斯宾莎则认为“真观念”必定与外物相符。莱布屁兹走得更远，他指出理性观念只有在感性经验的刺激下才能产生。问题的症结在于唯理论者认为感觉经验所提供的知识是个别的、只具有或然性，感觉经验无法提供普遍必然知识，无法确保知识的逻辑确定性，因此感性知识不能称为科学知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不能在感性中寻求，只能在理性中寻求，笛卡尔提出“普遍”的原则，发现“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其旨意也无非是说明必须以“理性”作为判断真伪的唯一尺度，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科学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因为理性的功能是发现统一性，只有把人类的所有知识放在理性的尺度上重新校正才能形成真理的体系。但是理性如何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和逻辑确定性呢？唯理论者认为理性这种能力不能来自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能力。笛卡尔认为理性的这种天赋能力在观念系统中产生一种“天赋观念”，这是一种最重要的观念。斯宾诺莎则认为理性的天赋能力自然获得与外部对象必然相结合的“真观念”；莱布尼兹则认为“天赋观念”早就潜藏于人的理性之中。所以我们可以把唯理论者所揭橥的与经验理理相对立的“理性”称为天赋理性。“天赋理性论”着重考察人类认识过程中的逻辑成分，从另一个面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本质特征。但是“天赋理性”论由于轻视感觉经验的作用，无法确保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和拓展知识的新领域，它同样是一种片面的理性观。无论是经验理性论，还是天赋理性论都同样重视方法论，把它们各自带有片面性。经验理性论着重归纳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感性经验上升到普遍原则；而天赋理性论则重视演绎法主张认识必须从普遍原则出发下降到经验世界。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长期争斗角逐，但由于其自身固有的片面性，在历史上必然走到绝境。四、批判理性——康德的理性观西方古典理性主义内部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论的对垒，到了十八世纪末，双方都濒临绝境，无法再在自身的轨道上继续发展。哲学运演的内在逻辑必然要求会合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的历史分流，寻求逃脱困境的出路。康德哲学这时应运而生。康德高举批判理性的大旗把经验理性和天赋理性融合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全面探索科学及形而上学能够成立的条件，他说“哲学的对象，乃是寻求理性用来获得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的种种原理。”（《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第257页）他认为一切科学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但不能从经验中发生，形成科学知识还有赖于人类思维主体的先天条件，这就是构成一切知识的先天形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分“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三部分全面细致地探索了人类认识的先天形式，在西方古典理性主义面临的绝境中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进一步弘扬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功能。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理性论在考察、研究，分析人类认识能力的过程中，一方面综合了经验理性论和天赋理性关于人类认识探索的优秀成果，在人类认识史上建构了一座以理性为中心的主体论认识大厦。但另一方面又在这种分析、批判中发现了人类理性能力的限度，动摇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为信仰留出了地盘。
写读书心得体会，不仅可以明白书中或文中的内容和主旨，还可以培养明晰的头脑，敏锐的眼光。下面是我带来的《伤寒论》读书心得体会范文，欢迎阅读参考。
在这春雨纷纷的夜晚，窗外寂静无声，我独自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行人纷纷，不经意看到桌上的《伤寒论》，手不由地打开台灯，细细读起了起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翻阅它，但每一次翻阅它，都带给我一种新的感悟体会。它不仅让我惊喜，也让我困惑。但却又让我忍不住去思考、钻研，这一次次的思考、钻研都化作无数的对《伤寒论》以及中医的深情。
说道《伤寒论》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者张仲景，张仲景先生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不是他的仕途成就，而是他身居高位却愿意造福百姓，为百姓生命健康之根本所日夜寻求探索，从而留下了著作《伤寒论》，为万千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民指引了一条出路。而其著作《伤寒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留下了几百个经方，更在于建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理，法，方，药的先河。自此以后，中医不再是师徒相传的经验之谈，而是成为了一门拥有理论的学科，使中医的各种看病方法都有理可寻，有法可依。由此观之，张仲景之于中医犹如门捷列夫之于化学，称其为医中之圣一点也不为过。
然后在多次阅读《伤寒论》后我却发现想要真正读懂它并不是件易事，不仅需要知识积累更需要一颗探求的心。要深刻细读《伤寒论》，首先就必须要有一种中医思维框架，不仅是要翻看医案著作，领悟前人经验，更要自己结合日常多多思考书中为何如此阐释?而不是死背医案记录。其次，在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应当结合基础理论思考，不能以自己的意念为主导去排斥它，甚至怀疑它。最后在知识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上，就可对《伤寒论》提出质疑，在疑问的过程中不仅是自身领悟的更高层次发展，更是医学造诣的升华。如此这般，方能读领略到古人张仲景先生蕴藏在书中的智慧，也能使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得到收获。
自仲景之《伤寒论》的出现，后世医家多对此有所发挥，或依原文而解，或有所补益，但于临床较为实用，讲得很是朴实的，我多遵刘渡舟、陈瑞春，二老多以临床为出发点，无累赘之言，指导我们后学有很深的实际意义。笔者近日再读《伤寒论》时，突有所感悟，现笔录于此，分享与同仁。
笔者近日坐门诊，接触的上感病人较多，这个疾病本身不是重病，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普通感冒，如无并发症，一般经5-7d痊愈。但若治疗不及时、不彻底，可能会引动很多旧病复发，比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加重原有心脏疾病，比如导致心衰、心律失常等等。忽然想起，早在1800多年前的《伤寒论》中，仲景仙师就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我们一起来看《伤寒论》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可知，中医对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程时间有精确的论述，但此处之病也不是单指感冒而言，学者应灵活看待。
再如《伤寒论》43条：太阳病，下之微喘，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主之。18条：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子佳。这两条论述了太阳中风兼肺失宣降的证治。以方测证，临床应有太阳中风的临床表现，即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象浮缓等证，再兼有喘息等症状的病症，治疗选用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加厚朴、杏仁降气平喘，消痰导滞，表里同治，标本兼顾，为解表宣肺，化痰定喘的有效方剂。我理解，此证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感冒，引动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而表现的症候，或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时临床表现为此证型者，均可用之。如《伤寒论方医案选编》记载治疗外感引动宿喘案例，刘某，男，42岁，素有痰喘之疾，发作较频。春日伤风，时发热，自汗出，微恶寒，头痛，且引动咳喘，发作甚于前，胸闷而胀，气喘倚息，痰白稠量多，咳喘之时则汗出更甚。不思食。舌苔白腻脉浮缓，关滑有力。此风邪伤表引动痰喘复发，外风挟痰浊壅滞胸腕，肺胃气逆不降所致。方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加味。处方为：桂枝6 白芍6 炙甘草 生姜2片 厚朴9 杏仁9 麻黄 贝母9 苏子9 炒枳壳9。连用3剂后，表证去，自汗止，痰喘亦平。再看《蒲辅周医案》中，蒲老用本方治疗重症腺病毒肺炎1例，患者为一3个月大的男婴，因发热4天，咳嗽气促抽风2次住院治疗，经用西药以及大剂麻杏石甘汤治疗无效，当时体温在40℃，无汗，面色青黄，咳而喘满，膈动足凉，口周围色青，唇淡，脉浮滑，舌淡、苔灰白，指纹青，直透气关以上。蒲老认为是辛凉苦寒撤热不退，是营卫不调，寒邪闭肺所致，遂用桂枝五分 白芍六分 炙甘草五分 生姜二片 大枣二枚 厚朴五分 杏仁十粒 僵蚕一钱 前胡五分 一剂得微汗，体温渐退，热降喘平，营卫得和，后再以射干麻黄汤加减治疗而愈。细读蒲老这则医案，有如肺炎并发心衰，忽又忆及读毛以林老师的《步入中医之门》讲到刘新祥教授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治疗心衰的案例，并重点地说到汗与不汗的重要性。可知，本方不仅用于治疗外感引动宿喘，还可用于治疗喘息胸满，不能平卧的心衰疾患。
原文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本条论述了太阳伤寒兼水饮内停的证治。用小青龙汤辛温解表，温化水饮，方中麻黄发汗平喘利水，配桂枝增强通阳宣肺之功，芍药与桂枝相配，调和营卫，干姜、细辛散寒化饮，五味子敛肺止咳，且使干姜、细辛不至升散太过，半夏降逆化饮，炙甘草和中兼调和诸药，诸要合用，共凑辛温解表，温化水饮之功。现代医家对于此方的临床运用较为广泛，其适应范围是：⑴治表有寒邪，内有水饮，发热干呕而有咳喘者。⑵溢饮，心下有水气，咳嗽喘息，遇寒必发，吐痰沫，不能卧，喉中涩。⑶支饮，发热干呕，吐涎沫，咳逆依息不能卧。总之，寒饮咳喘，不论有无表证，均可用之。本方对现代医学的感冒、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只要辩证准确，多有很好的疗效。《伤寒论方医案选编》中有案例为证，李某，男，44岁，自幼患过哮喘，天冷遇水劳动则喘更甚。1964年8月12日因重感冒而复发哮喘，咳嗽连声，咽中漉漉，多吐白沫，伏坐不得卧，吐痰不松，食欲减退，大便结，小便清长，舌苔白滑，脉浮紧。或衰木盛，水寒金冷，津液不得蒸发，则留而为饮，上迫于肺，肺络受阻，气机被遏，遂致咳喘，治宜温中蠲饮，宣肺纳肾。处方为：麻黄 肉桂 沉香 白芍6 细辛 干姜3 五味子3 半夏6 炙甘草6 蒌仁15 莱菔子12 服后喘定咳轻，咯痰大减，亦能卧睡。再以温化饮邪肃降肺气，连服六剂而瘳。刘老常用小青龙汤治疗咳喘，常屡建奇功，并总结出小青龙汤的运用的六个要点，大家可参考《刘渡舟验案精选》。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与小青龙汤皆为表证兼喘的方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为表虚兼喘，临床以有汗而无水饮内停的咳喘病症，而小青龙汤为表实兼喘，为无汗而有水饮内停的咳喘病症。
我个人认为，中医的发展道路是曲折又漫长的，前途却是无知的。回顾中西医发展一路起来的历程，中医在社会中所受到的种种质疑，难免会让人对它心存质疑。虽然我是中医学院的学生，坦白说一开始我对中医也是有偏见的，特别是我们中西医结合专业，先在南方医科大学学习两年西医的我们对中医这种富含哲学而又需要有一定的中国古代知识才能理解的学科，在缺乏这时代知识又一直接受西方原子论教育的我们看来是多么抽象而又模棱两可的东西。记得《中国医学史》的吴老师跟我们说过这么一句话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迷迷糊糊地活。或许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吧。
接受中医教育一年半了，对中医也算是有些许了解，也培养了自己对中医的兴趣和坚定自己学中医的信念，虽然说不是每个中医人都可以成为中医大家，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真的可以让人活得更好。还是邓老的一句话说得好中医之所以没效是因为你没学好。
《伤寒论》是祖国医学四大经典医著之一,著者为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此书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专著,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重要医著。《伤寒论》是通过六经传变、六经辨证来讲述疾病，张景仲真是个伟大的医学家和文学家，他采用了很多种手法：省文法、倒序法。。。。让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中医文化底蕴的新一代读起来还真的不好理解。但还好，他按六经传变规律来描述这也给我们很清晰的思路去探讨这方书之祖、医方之经了，也不是没有窍门可寻的。再者他的脉法有独到之处：1、各病有主脉;2、一脉主数病;3、一病见数脉;4、脉法颇灵活;5、用脉象解释病机;6、以脉象指导诊断;7、以脉象指导治疗;8、据脉象推测预后;9脉象相同，舍脉从证以认病;10、证候相同，舍证从脉以认病。在治则治法上也是非常具体的：1、治未病;2、注重顾护脾胃;3、注重因势利导的治则;4、强调标本缓急;5、突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6、指出疾病的治法及治禁。7、注重整体护理。8、也体现了张仲景多一证则加一药，少一证则减一药的思维。这不仅给我们理解《伤寒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丰富和拓展了我们的中医思维和临床思维。
这个学期学了《伤寒论》，四大经典医著之一，大家都很重视，再加上有幸是李赛美教授教的，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就更大了。李赛美教授会给我们放临床主任查房病案分析视频，我挺喜欢这种教学方式的，因为我不仅让我们可以了解临床上是怎样用《伤寒论》去解释和辨证辨病的，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临床思维，和加深对条文的理解和运用，也增加了课堂气氛，活跃了我们的思维，也减轻了以前我们一味上课枯燥无味的只看PPT的现状。减少了我们的视觉疲劳。
课余时间大家都会去看《伤寒论》各家之说，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对所看到的内容感兴趣的总结一下自己的心得，或者觉得别人说得好的、总结得好的地方，就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几个同学常常在一起讨论条文说说自己的见解，大家都各抒己见。我觉得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相互学习，可以了解其他同学的理解和思维切入点，同学也可以拓展自己的思维，再者大家分享可以做到资源共享，不仅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东西，还能增进我们的友谊，也培养了我们与他人合作和表达自己的能力。
我这个学期看了《刘渡舟〈伤寒论〉讲稿》，觉得这对我对《伤寒论》的学习和理解是很有帮助的，里面有他用经方治疗的个别案例这更加深我对经方的疗效的认识以及经方运用的临床思维都有所帮助。记得刘教授在讲桂枝去芍药汤为什么要去芍药?讲得挺好的。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芍药味酸，入血分和阴分，对于胸阳之气不利，因此要减去。根据张仲景用药的法度，胸为阳，凡胸阳不利出现胸满，都去芍药;腹为阴，凡脾阴不利出现腹满，都加芍药。所以去芍药者，乃避阴以救阳也。其二，芍药会妨碍桂枝的宣发、腾达、振奋心胸阳气的作用。把芍药减去以后，桂枝汤中剩下的都是辛甘之药。这解释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去芍药，也更总结了张仲景是怎样运用芍药这一味药的。这也给我们在《金匮要略》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防已黄芪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这里要加芍药了。
我是个爱想东西的人，脑袋里有时总有些奇异的想法。我有时会着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本这两本都是医圣张仲景的手稿，总想怎样找个切入点把这个两本书联合起来读，或许会更好理解。例如，咽喉溃烂一病。
我个人认为这两首方所治的咽喉溃烂症，苦酒汤侧重于痰，所以用半夏涤痰散结。然而甘草泻心汤是个寒热错杂，偏于热为患。所以用了黄芩三两、黄连一两来苦寒清热燥湿。临床上出现咽喉溃烂症时，这两首方都是可以加减运用的，特别是甘草泻心汤里面的药物寒热各自调整一下，运用范围更广。
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是非常清晰，而且他的经方也是在临床上被验证过，确实是有效的，而且疗效非常好，这无须再去质疑了。但唯一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攻破当今世界的第一杀手肿瘤的证治方药，这也给了我们一块新的领域，毕竟这问题是会层出不穷的，也让我们在学习张仲景的辩证和临床思维后，学会举一反三地开阔我们的思维，不断地丰富我们的经验，用实际去验证经方的效验和攻破这难关的可能，去填充这页空白。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也坚信中医治疗肿瘤是永远比西医更具优势和人性化。《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更坚定了我攻破肿瘤这一难关的信心。虽然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但自从我踏上医学这条路，认识到肿瘤这个世界难题时，我就下定了决心致力于中医治疗肿瘤这一块，我相信未来中医一定可以攻破肿瘤这一难题，至少可以对人类的健康和减少患者的病痛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是更有优势的。虽然我知道我这么说也是没有什么科学性，但这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只要有信心，坚毅走下去，就像人类登月这一步的跨越一样是有可能的。
在积累了大一，大二的中医基础课后，大三的我们开始学习经典。经典的学习，提升了我们的深华空间，培养了我们的中医辩证思维。为我们将来从事中医药工作打下了基础。我对自己学习伤寒做个简单的分享。
1.理解原文为重点，多读多背，多用心品读，用心体会。
在原文上下功夫，弄懂原著，求其本意，旁参诸家，多读多倍，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伤寒论》主要讲诉仲景学术思想，探索期精微大意，因此就应该在原文上下功夫，弄懂原文句子的含义，然后将其背诵，记在脑海里，到遇到时便可拿出来用，体现熟能生巧之意，只有熟了以后反复的应用才可体现出其精微之处，然后在不断地使用中得到提升。
2.六经辩证的学习非常具有逻辑性，知识特点具有框架性，对我们学习起来就非常容易。 每一经都有其各自的特点，这样先记住病纲总的特征，再来分析其中的特殊病症，从同到异，相比较的学习，比较容易记住，结合各种致病特点，各脏腑受邪特点和以前的知识联系起来学习，从各经病治疗，治法入手，失治，误治后出现的病症，一一梳理，学习起来比较容易。六经传遍是有规律的，不同的传变情况会有不同的传变情况：在感邪轻，正气强的条件下，如治疗得当，可不传而愈。在感邪重，正气强的条件下，病发于阴而反映强烈，不论病在一经或合病，或并病在三阳，但若治疗不当，消耗了正气，则可传入三阴。由阳经传入三经的，病多属热，在感邪重，正气弱的情况下，病发时直中三阴，但若治疗适当，邪衰正胜也可阴正转阳，在感邪轻，正气弱的情况下，病可发于阳也可发于阴。
3.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学习
六经辨证是要辨别出病、脉、证、治四方面的基本内容，可见通常所说的六经辨证，实际上是对辨识
以上四方面内容的简称。
太阳病为外感病的初期。太阳病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提纲，凡外感疾病。出现此脉证者，即可成为太阳病。太阳病有经证腑证之分。太阳经证因因病者体质及感受邪气不同，分为邪气中风两大类。中风的主要脉症有恶风寒，发热，头项强痛，自汗，鼻鸣，干呕，脉浮缓等，其病机为卫阳浮盛，卫外不固，营阴外泄。伤寒的脉症有恶风寒，发热，头项强痛，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无汗而喘，脉浮紧等，其病机为风寒外束，卫阳郁遏，营阴凝滞。太阳腑证有蓄水，蓄血之分。蓄水证是表邪不解，内入太阳之腑，邪与水结，膀胱气化失职，故出现脉浮发热，渴欲饮水，水入则吐，小便不利，少腹满，脉浮数等。蓄血证是表邪不解，循经入里化热，热与血结，血蓄下焦膀胱部位，起临床证候为少腹急结或硬满，其人如狂或发狂，小便自利等。此外，太阳病还有兼证，如太阳中风兼喘，兼汗漏不止，兼身疼痛等;又有因误治失治所导致的变证，如结胸，痞证，脏结，火逆等等。
阳明病是外感病过程中，正邪相争剧烈，邪热极盛的阶段。其证多属内实燥热性质，故阳明病以胃家实为提纲。阳明病依据燥热与肠中糟粕结合与否，而有热证，实证之分。如燥热虽盛，但未与肠中糟粕相结，而充斥内外，弥漫周身，出现身大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脉洪大，烦渴引饮者，称为阳明热证。若燥热之邪与肠中糟粕相结，燥屎阻滞肠道，腑气不通，出现潮热，谵语，手足濈然汗出，腹满硬痛，不大便，脉沉实者，称为阳明实证。另有微热约束脾的传输功能而大便硬结，不更衣十日无所苦者，名为脾约证，亦属阳明实证范畴。阳明病虽以里热燥实为主，但也有由于里虚或中寒所导致的阳明寒症，虚证。此外，阳明篇中还有发黄证，血热证等变证。
少阳病是外感热病发展过程中，病在半表半里的中间阶段。邪入少阳，胆火内郁，枢机不利，故以口苦，咽干，目眩为提纲。其主证还有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嘿嘿不欲饮食，心烦喜呕，舌苔白，脉弦细等。少阳枢机不利还包括有若干兼证，如兼太阳之表，则出现发
热，微恶寒，肢节疼烦，微呕，心下支结等;兼阳明之里，则可见往来寒热呕不止，心下急，或心下痞硬，郁郁微烦，或潮热，不大便等;若兼气化不利，则可出现往来寒热，心烦，胸胁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等;如少阳病误下，病邪弥漫，表里俱病，虚实相兼，则见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谵语，一身尽重，不可转侧等
太阴病是三阴病的初始阶段。病入太阴，以脾阳不运，寒湿阻滞为主，故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食腹自痛为提纲。除太阴本证外，尚有太阴兼表证，见脉浮，四肢疼烦等;有太阴腹痛证，见腹满时痛，或大实痛等;若太阴寒湿在里不解，郁而发黄，亦可形成太阴发黄证。
少阴病是外感并发展过程中的危重阶段。病至少阴，心肾阴阳气血俱虚，故以脉微细，但欲寐为提纲。少阴病有寒化热化两途：寒化证见手足厥冷、身倦而卧、下利清谷、小便不利、脉沉微等;热化证则以心中烦不得卧，咽干咽痛，或下利口渴、舌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等为主要脉症。此外，少阴病还有兼太阳之表的两感证，热化精伤、邪热并归阳明的急下证，以及热移膀胱、下厥上竭等症。
厥阴病是伤寒六经病症的最后阶段。厥阴为病，肝失条达，木火上炎，脾虚不运，易形成上热下寒的病理变化。厥阴病提纲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蛔，下之，利不止即反应了厥阴病寒热错杂的证候特点。然厥阴受邪，阴阳失调，若邪气从阴化寒，则为厥阴寒证;从阳化热，则为厥阴热证。病至厥阴，正邪相争，阴阳消长，加盟手足厥逆与发热交替出现，则为厥热胜负证。若由于阴阳其不想顺接，表现为四肢厥冷者，则称之为厥逆证。邪犯厥阴，肝失疏泄，影响脾胃，升降失调，还可见呕吐、下利等证。
1. 关于其流派。在我看来，伤寒论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派是占据绝对主流的辨证论治学派，主张治病要根据脏腑经络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辨证型，代表人物有刘渡舟，熊曼琪，梅国强，李克绍等，主流医家几乎都是主张辨证论治一派是人数较少的主张辨六经辩方证药证的方证对应学派，代表人物有日本吉益东洞、尾台榕堂、汤本求真等，中国的有胡希恕、黄煌、刘志杰等。
2. 关于其论证的内容。伤寒是温病、中风、伤寒、中湿等外感疾病的统称，或者说由于起居饮食不甚引起的突发性疾病。例如汗出当风、久坐湿地等等。而在所有外感疾病中伤寒是最严重最普遍的一类疾病，这是伤寒论重点讨论的对象，当然也同时讨论了另外几种突发疾病。所以伤寒论重点讨论的是外感突发疾病的证状、脉象、传变规律及治愈方法。
3. 对六经的认识及其和脏腑关系的几个简要介绍。中医治病都是从整体出发的，以病者盛衰强弱为依据，病势之缓急进退来作为施治方针。所谓六经，三阴三阳是也，大抵三阴经病，属寒、属里、属虚者多，故太阴治宜温，少阴治宜补，厥阴治宜清;而三阳经病，恰与三阴经病相反，大抵属热、属实、属表者多，故表证宜汗，实证宜下，独少阳属于半表半里，既不宜汗又不宜下，故治宜和解。昔俞根初先生曰：以六经铃百病，为确定之总诀。又曰:百病不外六经，正治不外六法，按经审证，对症立方。
(1) 阳明病与心阳明病。无论寒邪热邪，一律表现为高热，另外有谵言妄语的证状。其实阳明与心有莫大关系。《内经》二阳之病发心脾，二阳就是阳明，说明阳明的病可能发自于心，也可能发自于脾。所以心病可以引起阳明病。而瞻谵言妄语是神志疾病，与外邪攻击心包有关，也正因为心包是禁宫要地，正邪交争最猛烈，所以才会出现高热症状。另外阳明病的脉象是洪脉，这正是心脉。由此推知，阳明经病的主方白虎汤，其实最重要的是解心热。在高烧、神志昏迷的时候，后世很多名医都在白虎汤的基础上加上犀角、羚羊角等味以解心热。(2)阳明病与肠胃。《灵枢经脉》说足阳明胃经主津液所生病。足阳明病引起的一个问题就是津液大亡。因此阳明病的一大特点是大汗出。汗出也是身体正邪交争后把外邪排除体外的过程。但是大汗出后出现的问题就是胃家实排便困难。依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正常的人体防御机制，可以通过高热、汗出的方式战胜外邪病排除，在体表可以排邪，那么机体是否也有可能在肠胃之内，以分泌物的形式将外邪排除，随粪便外出。但是，由于排便困难，外邪无法排除，反而在粪便上滋生，排便困难除了破坏正常代谢外，也使外邪在粪便中滋生。因此排便就成了主要矛盾。三个承气汤就是解决排便问题，大便出来了，外邪也就随之而去了。当然并非所有的阳明病都会伴随便秘，而是肠内有燥矢、有宿食、或肠胃机能有问题才引发便秘。
(3)太阳病与肺。外感症初发，通常表现为太阳病。所谓太阳并非抽象概念，因为太阳病会引起手足太阳经循行部位的不适感受。如头项强痛，腰背痛。例外鼻鸣、鼻塞、流涕等有时也是太阳经的病症，因为足太阳经过睛明穴而络鼻窍。太阳病是表证，病在皮毛。肺主皮毛，所以太阳病与肺部疾病通常同时出现。所以太阳病经常伴随咳嗽、喘息、浊痰的出现。所以在治疗太阳伤寒的方剂中，多有润肺、止咳的药物出现。如杏仁、五味子、生姜等。另外，太阳病为什么现浮脉?浮脉是肺脉，所以是太阳经与肺同病。
4. 对于药物使用的看法。在我看来伤寒论中其主要用药特点是有是证，用是药。最典型的就是《伤寒论》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痞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小柴胡汤主之。方后7加减：若胸中烦而不呕者，去半夏、人参、加瓜蒌实一枚;若渴，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两半，加瓜蒌根四两;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两;若胁下痞硬，去大枣，加牡蛎四两;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两;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枝三两，温服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加五味子半升、干姜二两。又如麻黄汤、麻杏石甘汤、麻杏苡甘汤，三方的共同症均有发热，共同之药都有麻、杏、甘，仅有一味药不同。显然可以看出桂枝为恶寒身痛而设，薏苡仁为风湿身疼而设，石膏为汗出兼喘而设;桂枝通阳、薏仁祛湿、石膏清里热。通过这样的类比，我们就可明确的知道桂枝、薏仁、石膏的药物作用，不用再作其它的分析和药书资料的论证，简捷而正确，直得仲景心法。
5. 心得总结和对未来的展望。我深深感觉医学知识博大精深，疾病千变万化，我的知识实在太贫乏。以后还要在多个方面多下功夫，充实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一定要灵活运用伤寒论，在失败中总结经验。作为新时代的中医学生，我一定要立足于临床，刻苦研读张仲景著作，学以致用，反复实践领悟，提高自身的中医素养，同时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国医大师邓铁涛曾寄语青年中医：21世纪是中医学的世纪，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当铁杆中医，努力提高中医临床疗效，让中医学走出国门，传扬世界，为整个人类的健康贡献力量。我一定要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为中国医学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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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春雨纷纷的夜晚，窗外寂静无声，我独自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行人纷纷，不经意看到桌上的《伤寒论》，手不由地打开台灯，细细读起了起来。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翻阅它，但每一次翻阅它，都带给我一种新的感悟体会。它不仅让我惊喜，也让我困惑。但却又让我忍不住去思考、钻研，这一次次的思考、钻研都化作无数的对《伤寒论》以及中医的深情。
说道《伤寒论》就不得不提到他的作者??张仲景，张仲景先生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不是他的仕途成就，而是他身居高位却愿意造福百姓，为百姓生命健康之根本所日夜寻求探索，从而留下了著作《伤寒论》，为万千饱受病痛折磨的人民指引了一条出路。而其著作《伤寒论》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其留下了几百个经方，更在于建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理，法，方，药的先河。自此以后，中医不再是师徒相传的 经验 之谈，而是成为了一门拥有理论的学科，使中医的各种看病 方法 都有理可寻，有法可依。由此观之，张仲景之于中医犹如门捷列夫之于化学，称其为“医中之圣”一点也不为过。
然后在多次阅读《伤寒论》后我却发现想要真正读懂它并不是件易事，不仅需要知识积累更需要一颗探求的心。要深刻细读《伤寒论》，首先就必须要有一种中医思维框架，不仅是要翻看医案著作，领悟前人经验，更要自己结合日常多多思考书中为何如此阐释?而不是死背医案记录。其次，在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应当结合基础理论思考，不能以自己的意念为主导去排斥它，甚至怀疑它。最后在知识与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上，就可对《伤寒论》提出质疑，在疑问的过程中不仅是自身领悟的更高层次发展，更是医学造诣的升华。如此这般，方能读领略到古人张仲景先生蕴藏在书中的智慧，也能使自己在阅读过程中得到收获。
自仲景之《伤寒论》的出现，后世医家多对此有所发挥，或依原文而解，或有所补益，但于临床较为实用，讲得很是朴实的，我多遵刘渡舟、陈瑞春，二老多以临床为出发点，无累赘之言，指导我们后学有很深的实际意义。笔者近日再读《伤寒论》时，突有所感悟，现笔录于此，分享与同仁。
笔者近日坐门诊，接触的上感病人较多，这个疾病本身不是重病，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普通感冒，如无并发症，一般经5-7d痊愈。但若治疗不及时、不彻底，可能会引动很多旧病复发，比如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加重原有心脏疾病，比如导致心衰、心律失常等等。忽然想起，早在1800多年前的《伤寒论》中，仲景仙师就对此有详细的论述，我们一起来看《伤寒论》第7条“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七日愈，发于阴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可知，中医对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的病程时间有精确的论述，但此处之“病”也不是单指感冒而言，学者应灵活看待。
再如《伤寒论》43条：“太阳病，下之微喘，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主之。”18条：“喘家作，桂枝加厚朴、杏子佳。”这两条论述了太阳中风兼肺失宣降的证治。以方测证，临床应有“太阳中风”的临床表现，即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脉象浮缓等证，再兼有喘息等症状的病症，治疗选用桂枝汤解肌祛风，调和营卫，加厚朴、杏仁降气平喘，消痰导滞，表里同治，标本兼顾，为解表宣肺，化痰定喘的有效方剂。我理解，此证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感冒，引动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而表现的症候，或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时临床表现为此证型者，均可用之。如《伤寒论方医案选编》记载治疗外感引动宿喘案例，刘某，男，42岁，素有痰喘之疾，发作较频。春日伤风，时发热，自汗出，微恶寒，头痛，且引动咳喘，发作甚于前，胸闷而胀，气喘倚息，痰白稠量多，咳喘之时则汗出更甚。不思食。舌苔白腻脉浮缓，关滑有力。此风邪伤表引动痰喘复发，外风挟痰浊壅滞胸腕，肺胃气逆不降所致。方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加味。处方为：桂枝6 白芍6 炙甘草 生姜2片 厚朴9 杏仁9 麻黄 贝母9 苏子9 炒枳壳9。连用3剂后，表证去，自汗止，痰喘亦平。再看《蒲辅周医案》中，蒲老用本方治疗重症腺病毒肺炎1例，患者为一3个月大的男婴，因发热4天，咳嗽气促抽风2次住院治疗，经用西药以及大剂麻杏石甘汤治疗无效，当时体温在40℃，无汗，面色青黄，咳而喘满，膈动足凉，口周围色青，唇淡，脉浮滑，舌淡、苔灰白，指纹青，直透气关以上。蒲老认为是辛凉苦寒撤热不退，是营卫不调，寒邪闭肺所致，遂用桂枝五分 白芍六分 炙甘草五分 生姜二片 大枣二枚 厚朴五分 杏仁十粒 僵蚕一钱 前胡五分 一剂得微汗，体温渐退，热降喘平，营卫得和，后再以射干麻黄汤加减治疗而愈。细读蒲老这则医案，有如肺炎并发心衰，忽又忆及读毛以林老师的《步入中医之门》讲到刘新祥教授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治疗心衰的案例，并重点地说到汗与不汗的重要性。可知，本方不仅用于治疗外感引动宿喘，还可用于治疗喘息胸满，不能平卧的心衰疾患。
原文40条：“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本条论述了太阳伤寒兼水饮内停的证治。用小青龙汤辛温解表，温化水饮，方中麻黄发汗平喘利水，配桂枝增强通阳宣肺之功，芍药与桂枝相配，调和营卫，干姜、细辛散寒化饮，五味子敛肺止咳，且使干姜、细辛不至升散太过，半夏降逆化饮，炙甘草和中兼调和诸药，诸要合用，共凑辛温解表，温化水饮之功。现代医家对于此方的临床运用较为广泛，其适应范围是：⑴治表有寒邪，内有水饮，发热干呕而有咳喘者。⑵溢饮，心下有水气，咳嗽喘息，遇寒必发，吐痰沫，不能卧，喉中涩。⑶支饮，发热干呕，吐涎沫，咳逆依息不能卧。总之，寒饮咳喘，不论有无表证，均可用之。本方对现代医学的感冒、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只要辩证准确，多有很好的疗效。《伤寒论方医案选编》中有案例为证，李某，男，44岁，自幼患过哮喘，天冷遇水劳动则喘更甚。1964年8月12日因重感冒而复发哮喘，咳嗽连声，咽中漉漉，多吐白沫，伏坐不得卧，吐痰不松，食欲减退，大便结，小便清长，舌苔白滑，脉浮紧。……或衰木盛，水寒金冷，津液不得蒸发，则留而为饮，上迫于肺，肺络受阻，气机被遏，遂致咳喘，治宜温中蠲饮，宣肺纳肾。处方为：麻黄 肉桂 沉香 白芍6 细辛 干姜3 五味子3 半夏6 炙甘草6 蒌仁15 莱菔子12 服后喘定咳轻，咯痰大减，亦能卧睡。再以温化饮邪肃降肺气，连服六剂而瘳。刘老常用小青龙汤治疗咳喘，常屡建奇功，并 总结 出小青龙汤的运用的六个要点，大家可参考《刘渡舟验案精选》。
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与小青龙汤皆为表证兼喘的方剂，桂枝加厚朴、杏子汤为表虚兼喘，临床以有汗而无水饮内停的咳喘病症，而小青龙汤为表实兼喘，为无汗而有水饮内停的咳喘病症。
我个人认为，中医的发展道路是曲折又漫长的，前途却是无知的。回顾中西医发展一路起来的历程，中医在社会中所受到的种种质疑，难免会让人对它心存质疑。虽然我是中医学院的学生，坦白说一开始我对中医也是有偏见的，特别是我们中西医结合专业，先在南方医科大学学习两年西医的我们对中医这种富含哲学而又需要有一定的中国 古代知识 才能理解的学科，在缺乏这时代知识又一直接受西方原子论 教育 的我们看来是多么抽象而又模棱两可的东西。记得《中国医学史》的吴老师跟我们说过这么一句话“西医让人明明白白地死，中医让人迷迷糊糊地活”。或许这就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吧。
接受中医教育一年半了，对中医也算是有些许了解，也培养了自己对中医的兴趣和坚定自己学中医的信念，虽然说不是每个中医人都可以成为中医大家，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医真的可以让人活得更好。还是邓老的一句话说得好“中医之所以没效是因为你没学好”。
《伤寒论》是祖国医学四大经典医著之一,著者为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此书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专著,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古代重要医著。《伤寒论》是通过六经传变、六经辨证来讲述疾病，张景仲真是个伟大的医学家和文学家，他采用了很多种手法：省文法、倒序法。。。。让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中医 文化 底蕴的新一代读起来还真的不好理解。但还好，他按六经传变规律来描述这也给我们很清晰的思路去探讨这方书之祖、医方之经了，也不是没有窍门可寻的。再者他的脉法有独到之处：1、各病有主脉;2、一脉主数病;3、一病见数脉;4、脉法颇灵活;5、用脉象解释病机;6、以脉象指导诊断;7、以脉象指导治疗;8、据脉象推测预后;9脉象相同，舍脉从证以认病;10、证候相同，舍证从脉以认病。在治则治法上也是非常具体的：1、治未病;2、注重顾护脾胃;3、注重因势利导的治则;4、强调标本缓急;5、突出同病异治，异病同治;6、指出疾病的治法及治禁。7、注重整体护理。8、也体现了张仲景多一证则加一药，少一证则减一药的思维。这不仅给我们理解《伤寒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也丰富和拓展了我们的中医思维和临床思维。
这个学期学了《伤寒论》，四大经典医著之一，大家都很重视，再加上有幸是李赛美教授教的，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就更大了。李赛美教授会给我们放临床主任查房病案分析视频，我挺喜欢这种教学方式的，因为我不仅让我们可以了解临床上是怎样用《伤寒论》去解释和辨证辨病的，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临床思维，和加深对条文的理解和运用，也增加了课堂气氛，活跃了我们的思维，也减轻了以前我们一味上课枯燥无味的只看PPT的现状。减少了我们的视觉疲劳。
课余时间大家都会去看《伤寒论》各家之说，然后再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对所看到的内容感兴趣的总结一下自己的心得，或者觉得别人说得好的、总结得好的地方，就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几个同学常常在一起讨论条文 说说 自己的见解，大家都各抒己见。我觉得这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们相互学习，可以了解其他同学的理解和思维切入点，同学也可以拓展自己的思维，再者大家分享可以做到资源共享，不仅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到更多东西，还能增进我们的友谊，也培养了我们与他人合作和表达自己的能力。
我这个学期看了《刘渡舟〈伤寒论〉讲稿》，觉得这对我对《伤寒论》的学习和理解是很有帮助的，里面有他用经方治疗的个别案例这更加深我对经方的疗效的认识以及经方运用的临床思维都有所帮助。记得刘教授在讲“桂枝去芍药汤”为什么要去芍药?讲得挺好的。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芍药味酸，入血分和阴分，对于胸阳之气不利，因此要减去。根据张仲景用药的法度，胸为阳，凡胸阳不利出现胸满，都去芍药;腹为阴，凡脾阴不利出现腹满，都加芍药。“所以去芍药者，乃避阴以救阳也”。其二，芍药会妨碍桂枝的宣发、腾达、振奋心胸阳气的作用。把芍药减去以后，桂枝汤中剩下的都是辛甘之药。这解释不仅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去芍药，也更总结了张仲景是怎样运用芍药这一味药的。这也给我们在《金匮要略》“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防已黄芪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也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这里要加芍药了。
我是个爱想东西的人，脑袋里有时总有些奇异的想法。我有时会着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两本这两本都是医圣张仲景的手稿，总想怎样找个切入点把这个两本书联合起来读，或许会更好理解。例如，咽喉溃烂一病。
我个人认为这两首方所治的咽喉溃烂症，苦酒汤侧重于痰，所以用半夏涤痰散结。然而甘草泻心汤是个寒热错杂，偏于热为患。所以用了黄芩三两、黄连一两来苦寒清热燥湿。临床上出现咽喉溃烂症时，这两首方都是可以加减运用的，特别是甘草泻心汤里面的药物寒热各自调整一下，运用范围更广。
张仲景的六经辨证是非常清晰，而且他的经方也是在临床上被验证过，确实是有效的，而且疗效非常好，这无须再去质疑了。但唯一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攻破当今世界的第一杀手——肿瘤的证治方药，这也给了我们一块新的领域，毕竟这问题是会层出不穷的，也让我们在学习张仲景的辩证和临床思维后，学会举一反三地开阔我们的思维，不断地丰富我们的经验，用实际去验证经方的效验和攻破这难关的可能，去填充这页空白。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也坚信中医治疗肿瘤是永远比西医更具优势和人性化。《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更坚定了我攻破肿瘤这一难关的信心。虽然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但自从我踏上医学这条路，认识到肿瘤这个世界难题时，我就下定了决心致力于中医治疗肿瘤这一块，我相信未来中医一定可以攻破肿瘤这一难题，至少可以对人类的健康和减少患者的病痛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是更有优势的。虽然我知道我这么说也是没有什么科学性，但这是人类的美好愿望，只要有信心，坚毅走下去，就像人类登月这一步的跨越一样是有可能的。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体现了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于主要矛盾的主要当面决定的,主要方面与必要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1、同病异治，同一病证，因时、因地、因人不同，或由于病情进展程度、病机变化，以及用药过程中正邪消长等差异，治疗上应相应采取不同治法。同病异治：感冒一般分为两个症型，即风热犯卫和风寒束表，前者用辛凉解表法,后者用辛温解表法。2、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采用同一方法治疗的法则。中医治病的法则，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异病可以同治，既不决定于病因，也不决定于病证，关键在于辨识不同疾病有无共同的病机。病机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异病同治：脱肛和子宫脱垂属于不同的疾病，但在其发展的某一病理阶段均可表现为中气下陷症候。以"同病异治""同病异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同一疾病而治法各异。这是由于发病时间、地区、患者机体反应性、疾病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同一种疾病，所表现的证候不一，因而治法也不一样。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首先，疾病的发生，多种病因皆可导致，但最终以何种病因为主导发病，则又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如果要针对病因施治，具体发病因素不同，治法当然各异。例如:感冒，风、暑、湿、燥、寒皆可致病，然就时间而言，冬易伤寒，春易伤风，夏易伤暑，长夏易伤湿，秋易伤燥，暑又有暑热、暑湿之别，燥亦有温燥、凉燥之分;就地域而言，北方高山易伤寒，山谷盆地常多湿，南方平地最多热，西北高陵燥气盛;就体质而言，阳虚之体耐夏不耐冬，易伤风寒而不易犯燥热，阴虚之体耐冬不耐夏，易犯燥热而不易伤寒。因此，同是感冒，针对病因，治疗的方法就截然不同。其次，疾病发生之后要发生传变，其传变也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在不同的时候就诊，其所处病理阶段不同，证候也就各异，因而治法不一。仍以感冒为例:同是外感风寒，若患者体质素热，则其病一开始就可能寒包火，并迅速入里化热;若患者素体寒盛，则其病一开始就可能直中少阴，并随时有阳脱之危。因此，其辨证施治也不相同。
你是说政治里的哲学原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这个用很多原理都能套上。比如：1.事物具有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病情该是什么样子不是人想着随便怎么治就能好的，有它自己的规律，该怎么治就得怎么治疗。2.于是我们做事的时候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同病异治就是相同的病采用的治疗方法不一样，这是中医治病的特色。比如说感冒，有人是风寒，有人是风热、还有人是气虚……，选择不同的方子治疗。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含义：
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证候，因而可以采用同一方法治疗。
哲学道理：
同样的现象，其本质不一定都相同，同时，同样的本质，其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我们所需要做的是，透过其表面现象看到本质内容，从而做出合理的判断。
现象和本质的区别，同样的现象，本质不一定相同，同样的本质，表现形式也不一样
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体现了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于主要矛盾的主要当面决定的,主要方面与必要方面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1、同病异治，同一病证，因时、因地、因人不同，或由于病情进展程度、病机变化，以及用药过程中正邪消长等差异，治疗上应相应采取不同治法。 同病异治：感冒一般分为两个症型，即风热犯卫和风寒束表，前者用辛凉解表法,后者用辛温解表法。 2、异病同治指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因而采用同一方法治疗的法则。中医治病的法则，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别。异病可以同治，既不决定于病因，也不决定于病证，关键在于辨识不同疾病有无共同的病机。病机相同，才可采用相同的治法。 异病同治：脱肛和子宫脱垂属于不同的疾病，但在其发展的某一病理阶段均可表现为中气下陷症候。 以"同病异治""同病异治"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同一疾病而治法各异。这是由于发病时间、地区、患者机体反应性、疾病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同一种疾病，所表现的证候不一，因而治法也不一样。 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 首先，疾病的发生，多种病因皆可导致，但最终以何种病因为主导发病，则又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如果要针对病因施治，具体发病因素不同，治法当然各异。例如:感冒，风、暑、溼、燥、寒皆可致病，然就时间而言，冬易伤寒，春易伤风，夏易伤暑，长夏易伤溼，秋易伤燥，暑又有暑热、暑溼之别，燥亦有温燥、凉燥之分;就地域而言，北方高山易伤寒，山谷盆地常多溼，南方平地最多热，西北高陵燥气盛;就体质而言，阳虚之体耐夏不耐冬，易伤风寒而不易犯燥热，阴虚之体耐冬不耐夏，易犯燥热而不易伤寒。因此，同是感冒，针对病因，治疗的方法就截然不同。 其次，疾病发生之后要发生传变，其传变也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在不同的时候就诊，其所处病理阶段不同，证候也就各异，因而治法不一。仍以感冒为例:同是外感风寒，若患者体质素热，则其病一开始就可能寒包火，并迅速入里化热;若患者素体寒盛，则其病一开始就可能直中少阴，并随时有阳脱之危。因此，其辨证施治也不相同。
核心提示：中医学辨证地看待病和证的关系，既重视同一种病可以包括几种不同的证，又重视不同的病在其发展过程中可以出现同一种证，因此在临床治疗时，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采取同病异治，或异病同治的方法来处理。
中医本对于病的概念很模糊，主要在于证，所以当西医引进了病的概念后，一个病有不同的证，所以异治，两个不一样的病（西医概念的病），有相同的证，所以同治。中医对于证可是一证一治的哦。
同病异治：感冒一般分为两个证型，即风热犯卫和风寒束表。前者用辛凉解表法，后者用辛温解表法。 异病同治：脱肛和子宫脱垂属于不同的疾病，但在其发展的某一病理阶段均可表现为中气下陷证候。
这是中医的辩证施治。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病证，由于病因、病机以及病情发展阶段的不同，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而言。例如同是外感，由于病因病机不同，就有风寒感冒，风热感冒的区别，治疗时就有辛温解表和辛凉解表之分。同是外感温热病，由于有卫、气、营、血四个不同病程发展阶段，治疗时也就有解表、清气、清营、凉血等不同治法。 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的病证，由于病因病机相同或处于同一性质的病情发展阶段（证候相同），而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而言。例如久痢，久泄，脱肛，子宫下垂，胃下垂，肾下垂，虚性腹胀等，虽是不同的病证，但在病机上都属中气下陷，故均可采用补中益气升提中气的方法治疗。再如某些高血压病、哮喘、糖尿病、尿崩症、硬皮病、慢性肾炎、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慢性支气管炎等不同的疾病，均可出现肾虚证候，此时都可用补肾法治疗，属肾阳虚的宜温补肾阳，属肾阴虚的宜滋补肾阴。 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都要求对病情作深入地具体分析，然后因病、因证不同制定相应的治 则
你们好有才
同病异治是指同一种病，由于发病的时间、地域不同，或所处的疾病的阶段或类型不同，或病人的体质有异，反映出的证候不同，因而治疗也就有异。如感冒病可因其病因病机和病人体质的不同而有风寒、风热、风湿、风燥、气虚等不同的证候，因而有辛温解表、辛凉解表、辛润解表、益气解表等相应的治法。异病同治是指几种不同的疾病。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病机，大致相同的证，故可用大致相同的治法和方药来治疗。如胃下垂、肾下垂、子宫脱垂、脱肛等不同的病变，在其发展变化过程中，可能出现大致相同的"中气下陷"的病理机制，表现为大致相同的证候，均可用补益中气的方法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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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政治里的哲学原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这个用很多原理都能套上。比如：1.事物具有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病情该是什么样子不是人想着随便怎么治就能好的，有它自己的规律，该怎么治就得怎么治疗。2.于是我们做事的时候要“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
什么是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