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376页,第392页.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猜你喜欢： 1. 精神病院工作心得体会范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结业论文2000字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论文1500字 4. 精神病见习心得
精神医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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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浆D-二聚体（D-dimer, DD）含量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方法 运用乳胶颗粒法对31例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进行检测，并与25名无精神疾病和脑血管病史的女性正常人（对照组）比较。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对照组［（±）mg/L］，P<。以阳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以阴性症状为主的患者［（±）mg/L］，P<；且治疗后血浆DD含量［（±）mg/L］较治疗前降低（P<）。结论 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浆DD含量高于女性正常人，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 D-二聚体
已有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与高粘滞综合征（HVS）关系密切［1］。D-二聚体（D-dimer， DD）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2］，是交联纤维蛋白D区降解的肽片断，主要由D区的D（α）、D（β）及D（γ）- D（γ）链组成，可影响红细胞的聚集功能及调节纤维蛋白原在肝脏的生物合成［3］。为了探讨两者的关系，我们对我院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40岁以上的31例女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进行检测并与正常人比较，现将结果报道于下。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1.精神分裂症组：共31例，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和诊断标准第2版修订本的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4］，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38分。为排除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31例均为≥40岁的女性。患者年龄40～76岁，平均（57±9）岁；病程3个月至17年；头颅CT或MRI未见脑血管病征象。31例中首次采血前未服用任何精神药物者12例，另19例均停用精神药物>7天；将31例再分为以阳性症状为主［以下简称阳性，阳性症状量表（SAPS）≥28分，阴性症状量表（SANS）≤12分］和以阴性症状为主（以下简称阴性，SANS≥30分，SAPS≤10分）的两组，分别为11例和20例。
2.对照组：共25名，均系我院女职工，无精神疾病和脑血管病史，年龄42～78岁，平均（58±12）岁。采血前1个月内未服用过任何精神药物。
二、方法
所有对象均于早晨9时前空腹采血，枸橼酸钠抗凝，采用乳胶颗粒法、进口胶体金标准法试剂盒（南京弘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检测血浆DD含量，正常参考值为< mg/L。阳性组患者在精神症状消失后复查1次血浆DD含量。统计学处理采用t检验。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对照组［（±）mg/L］，t=，P<。阳性组血浆DD含量［（±）mg/L］高于阴性组［（±）mg/L］，t=，P<；且前者治疗后血浆DD含量［（±）mg/L］较治疗前降低（t=，P<）。
讨论
DD是纤溶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XIII（FXIIIa）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降解产物。DD水平的增高反映继发性纤溶活性的增强，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的分子标志物之一［2，5］。近年来对DD的大量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结果显示，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血浆DD含量增高，并随病情的好转而改善，检测血浆DD含量有助于血栓性疾病的诊断、疗效观察和预后的判断［5，6］。我们目前尚未见国内外有精神疾病与血浆DD含量之间关系的报道。本研究的精神分裂症组血浆DD含量高于对照组（P<）的结果提示，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内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支持精神分裂症患者伴有高粘滞综合征的观点［1］，也符合我国传统医学认为的精神分裂症是由“内结血瘀”所致的观点［7，8］。
本结果还显示，阳性组患者血浆DD含量高于阴性组患者（P<），且随病情的好转较治疗前降低（P<），并趋于正常。关于精神分裂症与DD之间内在的生物学机制目前尚未明了。我们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机体存在着凝血-抗凝两大系统，正常时两系统保持动态平衡，发病时机体反馈性地使纤溶酶原激活因子的产生和释放增加；（2）发病时患者蛋白C系统活性增强而加速上述过程，导致自发性血栓溶解和继发性纤溶活性增高，表现为血浆DD水平增高。
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迄今未明，血浆DD含量是否有可能作为判定精神分裂症复发、判断预后、观察病情演变和治疗效果的检测指标之一，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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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情况，探讨实施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对124例精神障碍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采用电话回访出院后服药情况。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最低。 结论 加强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维持治疗中应重视家属的监护作用，以便有利于进行科学的家庭管理，保持维持治疗的有效性。 健康教育;服药依从性;电话回访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各挑战，社会心理因素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明显增，精神疾病已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许多精神疾病由于病因未明，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只能依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因病程迁延，易复发、致残率高，病人及家属往往对治疗失去信心，在出院后形成停药、复发、再治疗又停药的恶性循环，给人、家庭、社会造成了巨的经济负担。因而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的依从性，维持治疗是预防复发、防止残疾、促进康复的有效方法。本文对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对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病人服药情况进行电话回访，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出院的本市户籍病人124例，男59例，女65例;年龄14～86岁，平均(±)岁。根据CCMD-3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89 例，心境障碍9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5例，其他精神障碍21 例。经治疗后临床出院治愈18例，显效59 例，进步41 例，无变化6例。文化程度：大学5 例，高中及大专14例，初中48 例，小学及以下39例，文盲28 例。住院次：首次14例，2次38 例，3次34例，4次及以上38例。 方法 在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包括抗精神疾病药物名称、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等内容，采用口头宣教、黑板报、健康园地等形式，出院时对家属进行服药重要性与必要性强化宣教。在出院后1月末对受试对象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服药情况。2 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病人出院后服药比例显著低于2、3次住院病人 见表1。表1 精神障碍病人住院次数与出院后服药情况 病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对服药情况无明显的影响 见表2。表2 文化程度与服药情况 相比其他病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出院后近个月的停药比例并不高 见表3。表3 病种与服药情况3 讨论 把服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提高依从性健康宣教的主要内容 由于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本调查显示首次住院病人出院后停服药物比例较高。首发病人一般年纪较轻、病程较短、社会功能缺陷程度相对较轻，维持治疗对病人的预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住院期间重点将抗精神疾病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对病人及家属进行讲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坚持维持治疗。在电话回访时耐心解答病人与家属的提问，提供心理支持。药物治疗依从性在精神疾病治疗中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患病时间的延长，许多病人及家属逐渐失去信心，本调查显示，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近一个月停药比例较高。与张数深在2005年的调查一致[1]。目病人出院后大多以家庭管理为主，家庭监护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病人依从性是否有效。除了呼吁社会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外，在住院期间向病人及家属定期讲授精神卫生知识，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患者康复创造适宜的环境，帮助家庭成员面对现实，端正对疾病的态度，消除影响康复的不良因素，增加患者、家属、医务人员之间的沟通，改善家庭关系与医患关系，促进患者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健康宣教对刚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但需加强出院后的继续健康宣教 刚出院的病人服药的依从性是，明显高于2005年6月上海市闵行区在册精神病人调查未维持治疗率[2]。表明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能使病人与家属认识到出院期间服药的重要性。但随着病人出院时间的延长，病人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逐渐降低。同时病人的就医条件、监护人状况等都可能影响药物依从性，从而导致出院期间依从性不良。据统计，有82%的病人在5年内复发，而坚持治疗的病人复发率仅16%[3]。因此，积极开展各种出院后的继续治疗健康宣教，促进病人维持治疗，降低复发率有一定作用。通过健康宣教，使病人及家属在得到科学指导的同时也得到人性化的理解、关怀与尊重，尤其对病人家属，减少病耻感，增加防病治病知识，提高病人在出院期间维持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作者 赵广立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徐永平近来感到非常愤懑。
7年前，团队在 PLOS ONE 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近日，这篇论文被该杂志编辑宣布撤回，撤稿理由是：该研究违背了动物福利（不合理使用麻醉剂及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的政策。
目前该论文所有在世的作者坚决不同意撤稿。
“拒绝撤稿的原因很简单， PLOS ONE 杂志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虽然 PLOS ONE 编辑部自觉理亏——承认失误并对作者表示歉意，但仍未能基于我们提供的25件证据进行客观评价，而是主观武断地认为我们没有遵守实验动物伦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严肃的科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徐永平在独家回应《中国科学报》时说道。
期刊与作者争执不下
那些涉及实验动物的科研项目，除了要遵守常规的学术规范外，还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实验动物伦理。
该伦理公认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其中，“替代”是指“尽可能采用其他方法而不使用动物进行实验，或者优先使用低等动物而非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减少”是指“在不影响科研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优化”是指“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优化实验技术路线，避免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的痛苦”。
“优化”与保障动物福利直接相关，要遵循“五项原则”：实验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额外）痛苦、伤害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前述徐永平团队的研究，被质疑的正是“优化”这一点。
PLOS ONE 动物研究咨询小组的一位成员认为，因不合理使用麻醉剂或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实验水貂有被剥夺动物福利保障的嫌疑。
编辑部提出“尽管水合氯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麻醉剂，并在已知其被描述为腹膜刺激物的情况下，仍通过腹腔注射给药”；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中二氧化碳的使用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文章中描述的人道终点可能不足以防止可避免的痛苦”。
针对这些质疑，《中国科学报》向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寻求咨询。
后者表示，作者团队在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处置方面可能存在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实验没能遵循“优化”原则，也没有选择最适合实验动物的麻醉剂，这不仅影响实验动物的福利，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徐永平团队有不同意见。
徐永平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关于 PLOS ONE 撤稿理由中提及的实验动物福利相关问题早在7年前的审稿阶段既已做出详细回应，之后论文被接收发表。接收发表本身就充分说明论文中的动物实验达到了 PLOS ONE 的伦理标准。如果 PLOS ONE 当初认为论文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未达到他们所谓的伦理标准，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拒稿，“我们也可以另投其他杂志”。
因此，对于上述指控，团队认为完全不可接受，且正在寻求法律途径向 PLOS ONE 编辑部进行申诉，“以维护中国科学家的尊严和声誉”。
一个著名案例：Nature高被引论文一样被撤
事实上，因“动物福利”原因被撤稿，徐永平团队并不是孤例。
一个著名案例发生在Nature上：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快报论文，也被指责违反了“优化”原则，未能保障实验小鼠不受额外痛苦，并最终遭撤稿。
2012年，原作者们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勘误，在更新部分图表的同时，上传了小鼠肿瘤图片。
没想到这张照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只见实验中小鼠体内的肿瘤巨大，直径远超，这严重违背了麻省总医院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定。
从作者的视角，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肿瘤大小差异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好的统计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肿瘤生长越大，则意味着越严重的精神和肉体苦痛。显而易见，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动物福利和伦理的关照。
不过，实验小鼠成瘤直径大小准则在不同研究机构是不同的。英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不超过，而美国部分研究机构的准则是不超过2cm。目前，业内普遍接受的小鼠肿瘤最大直径为。
值得一提的是，被撤的这篇论文曾被综合性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引用率高居前1%。在数百次引用中，近半数是在2015年作者团队勘误后继续引用的。
动物福利，容易“踩坑”
因实验动物伦理及福利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许多难以定论的“悬案”。
面对重重压力，论文作者向预印本平台bioRxiv提交了撤稿申请；但不久，作者又发文称，已向后者写信停止撤稿，并表示“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
多篇论文因实验动物伦理或福利保障问题陷入争议，也结结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这项工作如不在平时加以注意，很容易“踩坑”，甚至面临论文被撤回的风险。
一般而言，涉及动物实验的文章，规范的做法是要注明3个要点：要在实验过程严格遵守“3R原则”并在文章中写明，同时明确实验已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并标注相应审批号。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项工作在国内常被人忽略。
苏美洋依、邓巍于2020年发表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几点建议》中报道称，2015-2017年，我国有15种生物医学期刊的531篇涉及实验动物的文章中，只有115篇明确说明通过了本单位的动物伦理审查，其中仅13篇标注了审批号。
孙全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单位大都成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实验动物福利保障措施还未完全落实到位，部分科研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些机构虽然设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经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发挥保护动物福利的审核监督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虹认为，中国科学成果不乏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质疑，个别事件已影响到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退回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的质疑，严重影响了中国 科技 大国形象和 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重视动物福利伦理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参考资料：
2.李丹，郭玉莹，邓昊，高珊，徐士欣. 实验动物麻醉剂使用的福利伦理问题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7, 27(9):87-91.
3.《学术不规范案例：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2019-06-13
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本文来源 “撤稿快讯” 官微
2019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在 Molecular Therapy - Nucleic Acids （IF ） 发表题为 “Long Non-coding RNA PVT1 Competitively Binds MicroRNA-424-5p to Regulate CARM1 in Radiosensitivity of Non-Small-Cell Lung Cancer” （长链非编码RNA PVT1竞争性结合MicroRNA-424-5p调控CARM1对非小细胞肺癌的放射敏感性）的论文。
论文作者：第一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Dong Wang（音译 王东）；通讯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肿瘤内科Yi Hu（音译 胡毅）。
本文自2019年正式发表后，有读者质疑本文S9A/C的细胞周期图疑似为手绘；S8A/B中的细胞图与多篇文章存在重叠。针对以上质疑，作者尚未做出回复。
本文于2022 年 5 月 19 日被撤回 。撤稿说明显示：
应 Molecular Therapy – Nucleic Acids 编辑的要求，本文已撤稿。
在与读者提出的造纸厂一起调查数据制造问题时，发现本文图 S8A 和 S8B 中以相同或更改方式复制图像的证据。 这种在没有适当归属的情况下重复使用（部分是歪曲）数据代表了对科学出版系统的严重滥用。 就撤稿事宜联系作者时，作者没有回应。
参考信息：
本文来源 “撤稿快讯” 官微
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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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性精神病工作总结（精选5篇）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这段时间里，相信大家面临着许多挑战，也收获了许多成长，这也意味着，又要准备开始写工作总结了。你所见过的工作总结应该是什么样的？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重性精神病工作总结（精选5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一、重性精神病病人督导管理
20xx上半年中心管理重性精神病病人12人，规范管理率100%，督导管理是重性精神病防治工作的重点，我们除了通过电话对病人进行服药指导和督促外，还定期组织人员到病人家中和监护人进行面对面沟通交流指导病人进行治疗和服药。对病人服药情况的督导管理，我中心将病人的督导工作进行了下放，由各卫生站人员负责其所属区域内的重性精神病病人督导及定期进行随访，由于他们和病人居住场所比较近，服务的对象又主要就是各站管辖居民，因此相对比较熟悉病人的情况，比较容易和病人沟通交流，督导起来也比较便利，有效地提高了病人的服药依从性。
二、对各站精神病防治工作检查和指导
我们加大了对各卫生站卫生防病工作的监督检查，重点是加强了对重性精神病病人的发现和督导情况检查力度。根据制定的考核办法和标准，每月开展一次对各卫生站的日常检查，每季度开展一次评分考核，每次检查和考核都仔细查看重性精神病登记本，并进行认真核对。检查大大提高了各卫生站重性精神病防治工作意识。
对入项病人服药情况管理方面，首先组织对各卫生站医生进行督导培训，对辖区的每一例新入项病人，中心工作人员都带领卫生站医生到病人家中给他们进行现场指导。
三、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重性精神病防治工作基础较为薄弱。这不仅严重影响重性精神病病人的发现率，也严重制约了整体的重性精神病防治工作。
（二）重性精神病培训指导力度尚嫌不足，培训指导的内容、频次和力度上还须加大。
（三）重性精神病防治宣传力度还需加强。虽然开展了一些初步的重性精神病防治健康教育宣传活动，但是无论在宣传手段、对象和宣传的区域上还是太过于单一和局限。
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作为九项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项目之一，是我们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必须要完成的任务。这项工作对我们非常陌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又有相当难度，对此，我们单位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在年初把它列入今年中心中重点工作之一，首先成立领导小组，制定《重性精神病患者项目管理实施方案》和不断完善工作流程，通过一年来对重性精神病患者开展较规范管理，已收到初步成效，现将一年来工作总结如下：
一、转变观念，真正重视，制定计划，重在落实
国家非常重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管理，已把它纳入九项均等化公共卫生服务之一，因此中心首先召开会议，将制订的《20xx年重性精神疾病项目管理实施方案》等文件交由大家学习和讨论，达成共识；同时成立了领导小组负责落实，为做好这项工作奠定组织和领导基础。
二、工作流程科学化，任务职责明确化。
为更好的开展工作，明确目标，规范管理，我们制定了《重性精神病工作制度》、《重性精神病管理工作流程图》以及《重性精神病管理随访工作制度》等规章制度，考虑到辖区居民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不多，要求他们结合以前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登记并与居委会联系，逐户摸底排查。明确任务，分工到人，责任到人，保证完成目标所规定的任务。为了做好落实，我们制定明确了工作小组的个人职责。
三、加大宣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重性精神病患者是容易受歧视的群体，我们大力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精神病防康复意识。我们利用宣传栏、健康处方和定期随访广泛宣传精神健康知识，不断引起社会关注，使共同参与到精仿工作中来。
四、强化培训、指导，确保项目质量。
由于这项工作对我们是项全新的工作，不管从专业知识、管理经验都十分缺乏，经费紧张，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很困难。为此我们选派了分管领导和责任医师到专业精神病医院进行培训，组织相关医务人员学习了《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xx年版）》，使医务人员提高专业业务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五、管理效果
20xx年我们单位管理了重性精神病患者，健康档案建档率100%，患者检出率‰，规范化管理率100%，在管患者病情稳定率100%，未发现有患者肇事肇祸等现象。
六、存在不足
1、因硬件、网络等问题，前期随访未能及时录入网络系统。
2、经费欠缺、人员紧张。
3、知识宣传、健康教育普及力度不够。
4、相关人员业务知识有待加强。
重性精神病是高复发、高致残的疾病，并且重性精神病人始终潜伏着不稳定因素，面对这些庞大的精神病患者的群体，加大社区的健康宣传力度，积极开展早期识别重性精神疾病的宣传教育，提高他们对于重性精神疾病的应对能力，预防向慢性和残疾转化，实现患者回归社会。我中心工作人员深入开展健康教育，通过大家都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将健康教育工作总结如下：
（一）
根据相关根据健康教育有关文件要求，制定了《健康教育工作年度计划》，课件安排表，组织开展各类人员的.重精管理治疗的相关知识培训：为重精患者及家属在后街社区开展《精神病分裂症的相关知识》、釜江社区《精神病的社区康复与护理》、西湖社区《老年人抑郁症的早期治疗与康复》，5月28日在本中心为工作人员开展《精神卫生法》的相关学习。
（二）
利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全方位的开展重精的健康教育，在《世界睡眠日》、《精神卫生日》等特殊节日在社区、街道、广场等人群密集的地方举行大型义诊宣传活动，发放重性精神病的各种宣传材料，健康教育处方，现场咨询，免费义诊，测量血压。。我中心设置健康教育宣传栏，定期更换宣传教育内容，共刊出4期图文并茂、喜闻乐见重性精神病的宣传栏：1期《怎样早期识别精神病》，6期《世界睡眠日》。11期《精神病的中医治疗》，12期《精神卫生法宣传。我中心还通过播放VCD、健康教育处方的发放等进行宣传。提高了大众对重精的知晓率。
（三）
我中心在5—6月份对精神病患者进行了免费体检，对于不配合的我们要耐心解释宣传政府及上级规定及管理意义争取合作，享受到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共卫生服务。对在我中心就诊的精神病人实行优惠，力所能及的减免费用。
（四）
我社区的工作人员，在社区健康教育中，向患者和家属宣讲药物治疗的种类、作用、服药时间与注意事项，治疗方法等，巩固和提高药物治疗的效果，增加服药的依从性，学会自我控制和避免各种诱因，从而提高疗效，降低发病率和复发率。在有条件的社区开展社会适应能力训练和文体娱乐活动。我中心的蔡雨兰心理咨询师定期给病人专业的心理指导，促进心理健康，对精神病人进行解释支持性心理治疗，提高对精神病的认识能力，耐心引导、热心关注，帮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鼓励病人参加劳动、活动，指导病人正确对待生活、家庭及工作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增加病人对社会心理因素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五）
虽然本年度取得了一定成绩，由于各方面的因数，但与健康教育工作的需求还有差距，不足之处。今后我们将更加努力工作，积极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把健康教育工作做得更好，造福社区群众。
20xx年我区基本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施方案》以及相关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要求，确保我区重性精神病患者管理项目顺利开展，逐步建立综合预防和控制重性精神病患者危险行为的有效机制。为做好下一步的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完善机构、落实职责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作为十项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服务项目之一，已纳入了卫生工作重点，疾控中心高度重视，成立了由张建安主任任组长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设立了由疾控人员参加的精神疾病防治组。同时对相关医疗卫生单位在项目工作中的分工和职责进行明确细化，突出三项制度的落实（排查制度、随访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使之趋于常态化和制度化，建立了科学规范的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将重性精神病的管理纳入医院管理目标，年末对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了评分评估。
二、全面落实工作措施，加强网络管理
组织医疗卫生单位，与相关职能部门做好沟通协调，逐户上门走访，做到逐人见面、逐人筛查，确保不遗不漏。对排查发现的重性精神病人，以及被评估为高风险等级、可能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全面采集信息和照片资料，建立健康档案，同时制定救治、服务等措施。共排查重性精神病人2555例，纳入网络系统管理1699人，其中残余性精神病3例、单纯性精神分裂症8例、癫痫所致精神障碍125例、非分化型精神分裂症40例、分裂情感障碍50例、缓解状态双相情感障碍5例、混合型躁狂抑郁症4例、混合型发作双相情感障碍2例、紧张型精神分裂症147例、精神发育迟滞（精神障碍）94例、精神分裂症81例、精神分裂后抑郁276例、偏执型精神分裂症177例、偏执型精神病36例、其他分裂情感性障碍3例、其他精神分裂症7例、其他双情感障碍1例、青春型精神分裂症78例、轻或中度抑郁发作双相障碍91例。
三、加快资源整合，建立、完善了相关工作机制
医疗卫生单位互通信息、无缝对接，最大限度发挥整体优势，切实将重性精神病人的排查、救治、服务、管控等工作落实到位，形成了卫生、民政、公安、妇联和教育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重性精神疾病防治格局。
四、广泛宣传，加强培训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宣传形式，在全区范围内大力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农村地区以提高乡村医生对于常见重性精神疾病早期症状的识别能力和跟踪随访治疗能力为主，重点培养乡镇卫生院兼职人员，熟悉重性精神疾病防治的宣传要点和核心信息，利用广播、宣传栏等对农村常住及流动人口、乡镇企业工人等进行宣传教育。
城区主要依托健康教育机构，开展重性精神疾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宣传工作，积极倡导社区居民对已经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患者和家庭给予理解和关心，平等对待病人，促进社区和谐稳定。以集中培训为主，采用分层、分级、自我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对卫生行政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参与精神疾病防治的专业技术人员，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进行强化培训，培训内容以重性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管理、患者规范化治疗、个案管理、计算机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患者家属护理教育、民警和居委会工作相关知识与技能等为主，为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的有力实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强化长效管控机制
积极与市精神病卫生中心配合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确保随时送达、随时接收；同时加快重性精神疾病预防救治体系建设，严格做到“病能有医、疯能有控”。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督导检查，一是利用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定期对相关单位上报的各种报表、数据等资料进行审核、评估，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反馈意见。二是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督导小组，对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指导，确保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工作的稳步推进。
为了加大健康教育工作力度，切实提高健康教育效果，真正把健康知识送到千家万户，特别是让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掌握和提高精神病防治健康知识，小北岗社区卫生服务站根据精神病知识健康教育讲座计划和方案于20xx年月日在我站健康教育室举办了20xx年第二期精神病健康教育知识讲座。现将活动作如下总结：
一、讲座的目的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人们生活和工作面临较大压力，为了全面提高群众的身心健康水平，不断提升群众的身心健康质量，通过精彩的讲座能够帮助大家普及患者家属们关于精神疾病康复方面的知识，化解消极心态，将消极心态转变为积极心态，活出最佳状态。
二、经验与体会
1、加强领导，周密部署：为搞好此次精神病知识健康教育讲座宣传活动，制定了本次活动的计划，并对参加活动的人员作了详细安排。同时为院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免费诊治。
2、突出重点：本次讲座让前来听课的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认识到了重性精神疾病对自身、家庭以及社会的危害，通过对广大群众进行系统的健康教育，针对精神病的发病病因进行讲解；对早期识别精神病的重要性、早期干预精神病的重要性、如何才能早期识别精神分裂症、精神分裂症的预防进行正确的讲解。
3、健康教育讲座活动效果：本次健康教育讲座本次讲座共有辖区内重性精神病人及其家属20人参与。现场发放健康教育处方1种20份、健康教育传单1种20份，通过此次讲座使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属认识到通过药物维持治疗、家庭干预、环境支持、功能恢复、技能训练摆脱依赖性，重性精神病患者是完全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和重返社会的。既普及了患者及其家属关于精神疾病康复方面的知识，又使他们对精神疾病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获得了广泛赞誉，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举办效果。扎实做好精神疾病康复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于提高人民群众身心健康、保障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精神病学术论文篇三：《精神病人的犯罪分析》 摘要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的比率不小,对其周围的人的生命和安全造成了威胁。因此本文通过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分析,以期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精神病 精神病人 预防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人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精神病人犯罪作案手段残忍,人身危险性大,危害后果严重,对其周围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一个个惨案的发生,使很多人对刑法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相关规定产生了严重的不满,认为刑法应该与时俱进,平等对待精神病人,包括与常人同等的刑罚。 一、精神病人犯罪现状 2004年4月29日上午,宕昌县秦峪乡羊骨堆村小学发生一起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成年男子双手各持一把菜刀冲进教室,将15名学生及两名农民砍成重伤,行凶者袁某后被诊断患有精神病;2004年7月26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发生了一起劫机事件,事后证实劫机者杨劲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并有精神病史;同年7月27日,长春市发生劫持人质事件,犯罪嫌疑人崔显海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8月4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幼儿园51岁的门卫徐和平持菜刀将15名 儿童 和3名老师砍伤,事后查明,徐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而就在同一天,四川崇州发生了“犯病孙儿手刃祖母”的惨剧:患有家族遗传精神病的村民沈奇龙将85岁的奶奶杀死。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曾到某县调研,听说该县今年以来共发生16起杀人案件,其中30%为精神病人所为。据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我国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已超过8300万人。专家预测,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当一些人面临前所未有的就业、婚姻、子女、养老等生存压力时,他们的无助和挫折,往往都成为一触即发的“引子”。一个“导火索”的不期而至,就会在瞬间点燃这个“炸药包”。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进入到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正面临着精神卫生问题的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的现象必然有增无减。 二、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重大恶性杀人案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不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也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面对一个个鲜活无辜的生命被无缘无故的剥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人犯罪的原因是什么?对于造成严重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不适用刑罚,刑罚的报应和预防目的如何实现?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以有效的控制和预防? 三、精神病及其病理 精神病是大脑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产生机能紊乱,并表现为精神活动障碍。具体包括认知障碍、情绪障碍、意志障碍、智能障碍、行为障碍等不同表征。人类精神活动的正常标志是精神活动的完整性,以及与周围环境的统一性。如果这种完整性和统一性被不同程度地阻隔和破坏,个体的精神活动就会存在缺陷,进而出现精神病态的反映,也就是个体的正常心理活动不能顺利地进行。在这种状态下,受心理指导的行为必然会出项异常。 (一)精神医学中的“精神病”概念 1.广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精神医学中,人们曾广义地将“精神病”一词用以泛指各种以精神活动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疾病。即把各种精神活动障碍均称为“精神病”,在涵义上等同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只是从程度上将精神分裂症、偏执狂等这类严重的精神障碍称为“重性精神病”,而把神经症、人格障碍等较轻的精神障碍称为“轻性精神病”。 2.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在现代精神医学中,“精神病”与“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是不同的概念。“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为总类概念,是各种由于大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以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的总称,按其性质和程度,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组疾病:(1)精神病(包括器质性精神病和其他精神病);(2)神经症性障碍、人格障碍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3)精神发育不全。而“精神病”则为属类概念,属于精神疾病中的一组疾病,即具有特定的病理基础,精神活动异常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并且持续达一定时间的精神障碍。 (二)刑法中的“精神病”概念 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界的通行证观点认为,精神障碍又称为精神疾病、精神疾患,它包括两大类疾病: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这些明确诊断的精神病;严重智力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程度(如白痴);精神病系统状态,其中包括癔症性精神错乱和病理性半醒状态、病理性激情、一过性精神模糊这四种罕见的例外状态。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人格障碍、性变态等。 精神病的形成一般与个体的经历、生活处境、遭遇以及遗传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精神病人在日常生活中,其行为有时会给自己及他人的人身、财产或社会造成伤害,甚至违法犯罪。实际上就是个体与社会环境适应的完整性和统一性的割裂。精神病人在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在幻觉和妄想等精神病态的支配下,实施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多数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 四、精神病人犯罪的基本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原因 社会环境包括宏观的社会环境和微观的社会环境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如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传统的和外来的低级文化、不良的社会风气、传媒的误导、他人的落后言行,都可与精神病人的犯罪发生密切的联系。首先,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对精神病人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们形成易于犯罪的素质。其次,这些消极因素可以培养、早就精神病人的犯罪意识,成为精神病人犯罪的直接原因。 (二)经济条件的原因 有的精神病人工作能力差,不容易找到职业,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或者经济收入微薄,也有些本身有工作的精神病人因精神疾病而失去工作。其中有些人为生活所迫,可能会发生盗窃、抢劫。经济地位的低下还可能使一些精神病人产生不满情绪和反社会意识。有些人形成较强的逆反心理,蔑视社会秩序,常常寻衅滋事。还有些人为人冷酷,情感淡漠,遇到激惹容易发怒,经常使用暴力,而且手段凶狠。 (三)文化程度的原因 一些研究报告发现,精神病犯罪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文化程度比较低。精神病人由于学习机会少,或者天生智力低下,没有文化或者文化程度低的情况比常人多见。而文化程度低必然使精神病人的辨别是非、利弊的能力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容易在社会上不良因素的熏染下失足堕落。文化程度低也使精神病人难以形成较高层次的趣味,偏好感官刺激和物质利益,而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往往采取非法的、不道德的方法实现自己的欲望。 五、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深层原因 (一)主要特点 第一,侵害目标随意:精神病人犯罪行为所针对的对象非常随意,经常是见谁打谁,受害人往往猝不及防,突遭横祸。 第二,报复心理极强:精神病人由于疾病的原因,对与自己稍有矛盾的人都可能进行不计后果、不择手段的报复,而且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第三,人身危险性大:有关人士曾对精神病人犯罪进行过统计,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最多的杀死7人。 第四,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多:众多的精神病患者在犯罪后,依照刑法的规定不负刑事责任,并没有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强制治疗,而是重新回到社会上,致使精神病人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日益增多。 (二)深层原因 第一,监护人的监护不到位。从笔者了解的情况:一个家庭中出现精神病人,这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将背负沉重的包袱象掉进深渊一样,生活质量和心理的痛苦不必说了,经济和人身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精神病治疗费用的庞大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治疗后病情稍微控制便停药会引起病情的反复发作,再治疗起来更难时间更长。还有病人的不配合,几乎所有精神病的病人不会承认自己有病,一旦脱离医院的强制治疗和吃药,要让他们自觉的吃药很甚至会对给予他治疗的亲人有报复行为,使亲人产生恐惧心理,惧怕再次治疗后病情复发对他们人身的伤害。精神病人拒绝治疗,犯病会越来越频繁。此时出现了两种困境:精神病人去医院治疗没有钱,在家治疗病人不配合。从而形成了种种隐患。 现在的精神病人并不像人们所想象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看起来和正常人没有区别,甚至有的还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体面的工作,混杂在我们正常人中,如果不出现比较明显的侵害行为,人们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往往等到结果出现时悲剧已经发生。 第二,政府的责任不到位。没有充分认识到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危害性和严重性,没有对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力不足也使许多地方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给精神病人提供足够的治疗费用。 第三,我国对精神病人进行管理和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完善,缺少实施细则。因为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措施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还有采取强制治疗措施的条件、程序的启动、案件的审理机关等等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因此,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在处理精神病人违法犯罪问题时往往面临着制度性的困境。 六、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刑罚和预防的理论基础 (一)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因为自由意志不能行使,精神迷乱状态下的行为非但不是犯罪,根本不算一种理性意义的行为,因而精神病与犯罪是严格区分的,处置手段也不同。在他们看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要么是一个精神病人,要么是一个罪犯。如果他是一个精神病人,就不能再把他当作罪犯,对他的处置便与刑事司法无关,不应强制他们进精神病院;如果他是一个罪犯,那么对他的处置就与精神病院无关,他应当进监狱。 (二)刑事实证学派的观点 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精神病人和其他人一样,行为受到生理状况、自然现象和社会环境的支配。他的行为完全是由心理上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内外部条件共同决定的。因而犯了罪的精神病人应该属于罪犯的一部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龙勃罗梭和菲利。 1.龙勃罗梭 通过实证研究,龙勃罗梭认为尽管部分精神病犯在犯罪前后可能了解自己行为的犯罪性质,甚至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但那些在精神病发作时受病变因素的刺激而犯罪的精神病犯是缺乏或部分缺乏责任能力的。他认为在犯罪人和那些被认为犯了罪的人当中,有许多人是精神失常者,对于这些人,监禁是不正当的,释放又是危险的,而采取的一些有损于道德和安全的中间措施都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 龙勃罗梭认为只有建立刑事精神病院才能克服审判与正义以及与社会安全之间的不断冲突。通过刑事精神病院中的永久监禁,可以制止犯罪的遗传、犯罪结伙,防止匪帮的形成;可以防止累犯,减少诉讼开支,从而减少那些经常产生于模仿的新犯罪;可以使那些想假装精神病人的罪犯打消装假的念头,也不让那些辩护律师有机可乘。龙勃罗梭建议:“当出现精神失常的嫌疑时,陪审团应当由公民、法官和精神病医生共同组成”。龙勃罗梭这样构建改革措施:“应当根据法律尽快建立两个至少能容纳300个床位的刑事精神病院,并且在我国主要地区的监狱设立7个关押精神病人的区域。” 2.菲利 菲利认为,尽管法律认为精神病犯没有道义责任,但仍然建立监管精神病犯的精神病院。在对防范具有犯罪倾向的精神病人没有任何保证的现行制度之下,对其予以管理的费用比这些人造成的损失要大的多。菲利在对有些人针对残暴情景提出的其他批评置之不理,经验已经表明,在精神病院中,在具有专业知识并能够防止残暴行为爆发的管理人员的指导下,根据罪犯的倾向性对其进行分类,所以认为犯罪精神病院难以避免犯人暴行的预言是没有根据的。菲利的社会防卫受到了高度重视,以至于绝大多数古典派犯罪学家现在都接受了设置犯罪精神病院的提议。 两派的争论以刑事实证学派的胜利而告结束。随后更多的国家设置了犯罪精神病院。到20世纪初,将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强制收容进犯罪精神病院已经成为保安处分制度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下半叶,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障碍犯罪人的处遇中,更强调对精神障碍的治疗和医学控制。在一些国家的保安处分制度中,强制收容的概念已经被强制医疗这个更具有人道主义色彩的概念所取代。 七、我国精神病人犯罪的预防和对策 (一)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第一,在我国已经全面步入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国家应当投入较大的财力和人力,建设一批具有较好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精神医疗场所,凡收进此类场所的精神病人,一律实行国家免费治疗,并要在专门的心理、生理医生专家小组给出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评估结果后方可准许其出院。这种投入时完全值得的,是收益大于支出的。 第二,虽然此类医疗场所是高度人道化的,但毕竟由于涉及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原则上应以精神病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的。对于那些有严重肇事倾向和苗头的,应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如其家人或监护人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此类精神病人没有家人或适当的监护人,流落街头,则应考虑将其收进此类场所加以治疗。 第三,决定某个精神病人是否进入此类场所,或者可否离开此类场所,应由专门的心理、生理专家小组提出意见,经法院司法裁决。 第四,对于监狱等其他场所发现的精神病人,应及时转入此类场所,对其进行治疗。 (二)政府要高度重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这一法律条款明确了政府对精神病人在危害社会时可以采取的措施,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并不强。因为在政府性质的卫生防治机制中,并不包含对精神病人的调查统计,实质上政府本身也没有具体职能部门管理精神病人,更说不上治疗了。所以,法律的这一规定只是流于形式,实际上意义并不大。要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问题,就需要政府做到: 1.加快立法进程,保障病人合法权益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首先,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最后,法律的规定过于抽象,实践中很难把握,缺乏操作性。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把对精神病的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以法律的形式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2.健全保障体系,提供良好治疗条件 精神病人病情的性质决定了患者必须坚持长期治疗,在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患者家属根本无能力给病人治疗,而且法律规定的政府"强制"医疗,由谁出钱?到哪里治?这些问题不解决,精神病人得不到彻底治疗,就很难防止伤人事件再次发生,悲剧再次重演。因此,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从保障机制上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和治疗环境,保证患者能够及时和长期治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很大,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家庭无法承担,而医院也不可能全部支付,这就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经费投入,或者设立专门的精神病患者救助基金,解决治疗的经费。 (三)社会应大力帮扶,开展爱心救助行动 精神病患者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单靠家庭和政府的力量进行全面康复治疗难度很大,社会也应发挥其囊括范围广、组织发动易获支持的优势,开展爱心救助行动,通过发展公益事业或者组织公益活动,发动社会力量来支持精神病患者康复,让精神病患者在得到治疗的同时,更感到社会的关爱,加快康复进程。 如此,则精神病人幸甚,社会幸甚,人民幸甚。 注释: 刘仁文.对有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不能一放了之.省略cn/zywn44/. 黄辛.我国应加强严重精神疾病的前沿研究.科学时报.2006(6). 魏健馨,张学林.犯罪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高铭喧.刑法总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刘白驹.精神障碍与犯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页. 法正居士.犯罪精神病院的产生及其在中国的前景.http://blog.省略/fzhjsh/. [意]切萨雷・龙勃罗梭著.黄风译.犯罪人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第376页,第392页.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页. 刘仁文.刑事一体化下的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 猜你喜欢： 1. 精神病院工作心得体会范文 2. 大学生心理健康结业论文2000字 3. 大学生心理健康成长论文1500字 4. 精神病见习心得
了解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情况，探讨实施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对124例精神障碍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采用电话回访出院后服药情况。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服药依从性最低。 结论 加强健康教育对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维持治疗中应重视家属的监护作用，以便有利于进行科学的家庭管理，保持维持治疗的有效性。 健康教育;服药依从性;电话回访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生活节奏加快，人们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各挑战，社会心理因素与生活方式相关疾病明显增，精神疾病已不仅是公共卫生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许多精神疾病由于病因未明，没有特效治疗方法，只能依靠长期服药控制病情。因病程迁延，易复发、致残率高，病人及家属往往对治疗失去信心，在出院后形成停药、复发、再治疗又停药的恶性循环，给人、家庭、社会造成了巨的经济负担。因而加强健康教育，提高精神障碍病人出院后服药的依从性，维持治疗是预防复发、防止残疾、促进康复的有效方法。本文对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对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病人服药情况进行电话回访，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择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出院的本市户籍病人124例，男59例，女65例;年龄14～86岁，平均(±)岁。根据CCMD-3诊断标准，精神分裂症89 例，心境障碍9例，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5例，其他精神障碍21 例。经治疗后临床出院治愈18例，显效59 例，进步41 例，无变化6例。文化程度：大学5 例，高中及大专14例，初中48 例，小学及以下39例，文盲28 例。住院次：首次14例，2次38 例，3次34例，4次及以上38例。 方法 在住院期间对病人进行精神疾病相关知识的健康教育，包括抗精神疾病药物名称、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等内容，采用口头宣教、黑板报、健康园地等形式，出院时对家属进行服药重要性与必要性强化宣教。在出院后1月末对受试对象进行电话回访，了解服药情况。2 结果 首次与4次及以上住院病人出院后服药比例显著低于2、3次住院病人 见表1。表1 精神障碍病人住院次数与出院后服药情况 病人不同的文化程度对服药情况无明显的影响 见表2。表2 文化程度与服药情况 相比其他病种，精神分裂症病人在出院后近个月的停药比例并不高 见表3。表3 病种与服药情况3 讨论 把服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提高依从性健康宣教的主要内容 由于对精神疾病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本调查显示首次住院病人出院后停服药物比例较高。首发病人一般年纪较轻、病程较短、社会功能缺陷程度相对较轻，维持治疗对病人的预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住院期间重点将抗精神疾病药物作用、不良反应及其处理，维持治疗的目的、方法对病人及家属进行讲解，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与必要性，坚持维持治疗。在电话回访时耐心解答病人与家属的提问，提供心理支持。药物治疗依从性在精神疾病治疗中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随着住院次数的增加，患病时间的延长，许多病人及家属逐渐失去信心，本调查显示，4次及以上住院者出院后近一个月停药比例较高。与张数深在2005年的调查一致[1]。目病人出院后大多以家庭管理为主，家庭监护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病人依从性是否有效。除了呼吁社会多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外，在住院期间向病人及家属定期讲授精神卫生知识，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为患者康复创造适宜的环境，帮助家庭成员面对现实，端正对疾病的态度，消除影响康复的不良因素，增加患者、家属、医务人员之间的沟通，改善家庭关系与医患关系，促进患者家庭功能与社会功能的恢复与重建。 健康宣教对刚出院后依从性有促进作用，但需加强出院后的继续健康宣教 刚出院的病人服药的依从性是，明显高于2005年6月上海市闵行区在册精神病人调查未维持治疗率[2]。表明住院期间的健康教育能使病人与家属认识到出院期间服药的重要性。但随着病人出院时间的延长，病人对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依从性逐渐降低。同时病人的就医条件、监护人状况等都可能影响药物依从性，从而导致出院期间依从性不良。据统计，有82%的病人在5年内复发，而坚持治疗的病人复发率仅16%[3]。因此，积极开展各种出院后的继续治疗健康宣教，促进病人维持治疗，降低复发率有一定作用。通过健康宣教，使病人及家属在得到科学指导的同时也得到人性化的理解、关怀与尊重，尤其对病人家属，减少病耻感，增加防病治病知识，提高病人在出院期间维持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
精神医学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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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浆D-二聚体（D-dimer, DD）含量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方法 运用乳胶颗粒法对31例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进行检测，并与25名无精神疾病和脑血管病史的女性正常人（对照组）比较。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对照组［（±）mg/L］，P<。以阳性症状为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以阴性症状为主的患者［（±）mg/L］，P<；且治疗后血浆DD含量［（±）mg/L］较治疗前降低（P<）。结论 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血浆DD含量高于女性正常人，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
【关键词 】 精神分裂症； D-二聚体
已有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与高粘滞综合征（HVS）关系密切［1］。D-二聚体（D-dimer， DD）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亢进的分子标志物［2］，是交联纤维蛋白D区降解的肽片断，主要由D区的D（α）、D（β）及D（γ）- D（γ）链组成，可影响红细胞的聚集功能及调节纤维蛋白原在肝脏的生物合成［3］。为了探讨两者的关系，我们对我院1997年9月至1998年6月40岁以上的31例女性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浆DD含量进行检测并与正常人比较，现将结果报道于下。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1.精神分裂症组：共31例，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和诊断标准第2版修订本的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4］，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38分。为排除年龄和性别对研究结果的'影响，31例均为≥40岁的女性。患者年龄40～76岁，平均（57±9）岁；病程3个月至17年；头颅CT或MRI未见脑血管病征象。31例中首次采血前未服用任何精神药物者12例，另19例均停用精神药物>7天；将31例再分为以阳性症状为主［以下简称阳性，阳性症状量表（SAPS）≥28分，阴性症状量表（SANS）≤12分］和以阴性症状为主（以下简称阴性，SANS≥30分，SAPS≤10分）的两组，分别为11例和20例。
2.对照组：共25名，均系我院女职工，无精神疾病和脑血管病史，年龄42～78岁，平均（58±12）岁。采血前1个月内未服用过任何精神药物。
二、方法
所有对象均于早晨9时前空腹采血，枸橼酸钠抗凝，采用乳胶颗粒法、进口胶体金标准法试剂盒（南京弘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检测血浆DD含量，正常参考值为< mg/L。阳性组患者在精神症状消失后复查1次血浆DD含量。统计学处理采用t检验。
结果
精神分裂症组的血浆DD含量［（±）mg/L］高于对照组［（±）mg/L］，t=，P<。阳性组血浆DD含量［（±）mg/L］高于阴性组［（±）mg/L］，t=，P<；且前者治疗后血浆DD含量［（±）mg/L］较治疗前降低（t=，P<）。
讨论
DD是纤溶蛋白单体经活化因子XIII（FXIIIa）交联后，再经纤溶酶水解所产生的一种特异降解产物。DD水平的增高反映继发性纤溶活性的增强，可作为体内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的分子标志物之一［2，5］。近年来对DD的大量基础与临床的研究结果显示，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的血浆DD含量增高，并随病情的好转而改善，检测血浆DD含量有助于血栓性疾病的诊断、疗效观察和预后的判断［5，6］。我们目前尚未见国内外有精神疾病与血浆DD含量之间关系的报道。本研究的精神分裂症组血浆DD含量高于对照组（P<）的结果提示，中老年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体内存在高凝状态和纤溶功能亢进，支持精神分裂症患者伴有高粘滞综合征的观点［1］，也符合我国传统医学认为的精神分裂症是由“内结血瘀”所致的观点［7，8］。
本结果还显示，阳性组患者血浆DD含量高于阴性组患者（P<），且随病情的好转较治疗前降低（P<），并趋于正常。关于精神分裂症与DD之间内在的生物学机制目前尚未明了。我们推测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1）机体存在着凝血-抗凝两大系统，正常时两系统保持动态平衡，发病时机体反馈性地使纤溶酶原激活因子的产生和释放增加；（2）发病时患者蛋白C系统活性增强而加速上述过程，导致自发性血栓溶解和继发性纤溶活性增高，表现为血浆DD水平增高。
由于精神分裂症的病因迄今未明，血浆DD含量是否有可能作为判定精神分裂症复发、判断预后、观察病情演变和治疗效果的检测指标之一，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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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17日，山东省某公立医院骨关节骨肿瘤外科病房。护士说12月后该病房不怎么收患者了。
高值耗材限用有医院停部分手术 医生:能不做就不做2017年12月16日，山东某公立医院关节科住院部走廊，病床仍有一半以上是空的。
高值耗材限用有医院停部分手术 医生:能不做就不做2017年12月21日，某公立医院人员正在拆箱一次性医用耗材。A12-A13版
到2017年底，前4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也就是说2017年公立医院耗占比要在20%以下。
63岁的山东人李云（化名）刚接受了一次中晚期结肠癌肿瘤切除手术。在山东一家省级公立医院，她半躺着养伤，难受时起身小步挪动，坐在病床旁边的小凳子上，蜷着身子，捂着肚子，“这样会舒服点。”
这是一次开腹手术。手术为她取掉了一个鹅蛋大小的肿瘤，却在她的肚子上留下了长约20厘米的缝合伤口。医学论文普遍认为，相比于对腹腔干扰小、术中出血量小的腹腔镜手术，开腹手术的术后恢复慢，容易导致伤口感染或腹腔感染，并发症更多。
她原本不必承受这样的痛苦和更多的术后风险。医生告诉她，直到2017年11月，这家医院还在为像她一样心肺功能完好、没有其他炎症的患者，进行腹腔镜手术。那样，肚子上只会留下小切口，术后恢复快。
从1993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功实施全国首例腹腔镜直肠癌根治手术后，15年来，腹腔镜手术早已成为目前多数大医院治疗胃肠方面癌症手术方式的首选。
“原本是冲着这家医院腹腔镜手术技术很高才来的”，李云的儿子张清告诉新京报记者，12月5日办理入院前，医生突然打电话告诉他，腹腔镜手术目前做不了，只能做开腹手术。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家医院里，类似的改变还有：普通止血纱布代替了防粘连止血纱布；可吸收线被限用；进口吻合器消失，要么使用国产吻合器，要么手动缝合；人工髋关节暂停置换；超声刀被限用；留置针被逐渐减少使用。
除了山东，在四川、贵州等地，都有医用手术耗材被限用的类似消息。一场全国范围内限用医用手术耗材的风暴在2017年底席卷而来，成为多数医生口中的“首次耗材风暴”。
舆论一度将矛头直指医保控费，源于医保基金亏空；此类猜测遭到官方否认，贵州省卫计委有关负责人此前曾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贵州省医保基金运行平稳，未出现“收不抵支”。
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6月发布一份《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称，“力争到2017年底，全国医疗费用增长幅度降到10%以下。”
另外，四川、贵州两省卫计委分别在2017年10月、11月出台了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文件，其中都提到了“高值医用耗材”。
“何时恢复手术，元旦后等通知”
李云面临的挑战还不止这些。被普遍使用于胃肠外科手术中的中心静脉置管被告知无法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周围静脉置管。
中心静脉置管从锁骨插入，周围静脉置管则是在手臂上扎针。由于锁骨下静脉管腔更大，中心静脉置管输入大分子营养液快且方便，出院前都无需被重复扎针，而周围静脉置管输入大分子营养液时，血流速度更慢，对血管的损伤也更大。
“忙不过来”，李云病房的护士抱怨，由于手臂血管较细，长时间输营养液让血管更易萎缩，护士们每3-4天就得更换针头重新给病人扎针，患者也是两只手轮换着被扎。
中心静脉置管原本是手术室麻醉医生可以领的手术耗材，该医院分部的胃肠外科住院部护士在12月20日左右告诉记者：“目前手术室已经不让领了，如果经过评估认为患者血管不好等，科室做手术的医生会自己带着穿刺包（里面含中心静脉置管）去手术室。”
12月中旬，记者走访山东省多家省级公立医院后发现，使用手术耗材较少的内科住院病房诸如产科、内分泌科，患者数量并未有太大变化。手足外科、骨科这种使用手术耗材较多的病房里，有医生被问及是否还做手术时直挥手，“手术能不做就不做了”。
李云所在医院的心内科患者做介入手术时目前只能放一个支架，该医院医务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如果堵塞很严重，想放2个支架，医生通常的回复是，对不起，转院，如果想放进口支架，“对不起，你去外地医院吧。”
该医院的关节科门诊处，围坐着很多春节前赶来看“老毛病”的人。54岁的刘德（化名）是电焊工人，常年弯腰蹲着干活，右臀部疼痛难耐，半夜疼得常常睡不着，只能彻夜坐着。12月，他被确诊为“股骨缺血性坏死”，医生告诉他需要换人工髋关节，但是只能等到元旦后。
在关节科，人工关节（人工膝关节、人工髋关节等）几乎是唯一的必用手术耗材。但有些情况下不是必须马上手术。截至12月中旬，该医院关节科护士给记者展示的患者登记簿上已经登记近30个患者，这些患者目前无法做手术，而病房的几十张床位只住了不到10个病人。“什么时候恢复做手术，元旦后等通知”，关节科护士回复。
限用原因扑朔迷离。受访的关节科患者得到医生们的解释均不相同，“床位不够”，“正在和药企进行二次议价，降低骨科耗材费用，还没谈妥”，“目前还可以吃药先维持”，“药企不供货了”。
“现在医院整天在开会讨论这个事情，我们也崩溃，”该医院的一位关节科医生在12月中旬时透露，从12月1日开始，手术停了将近半个多月。“上级对医院有指标限制，医院对各个科室卡指标，各个科室只能减少收病人。”
大规模停止手术耗材的使用，该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前没有，这是2017年开始的。”而这种说法得到了山东省多家公立医院相关负责人的印证。
高值耗材成限用“重灾区”
事实上，在山东之前，贵州省和四川省早在11月就已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11月，一则落款为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内部通知在网络流传。通知要求，“停止骨科、介入、神经外科、手术室、眼科、心内科等科室及其他科室部分医用耗材；停止所有止血防粘连材料、吻合器、切割器、补片及生物补片、医用胶、穿刺器、一次性负压引流装置等的使用；除部分特殊科室外，限用除丝线以外的所有其他缝合线的使用；暂停办理高值耗材入库手续。”
多家微信公众号发布相关文章刷屏朋友圈，提及诸如贵州某三甲医院、四川肿瘤医院等“停用部分医疗耗材”，“增加收治低值耗材使用的患者，严控收治需高值耗材的患者入院”。
漩涡中部分被限用的耗材，大部分为高值医用耗材。它们并没有一个特别的分类标准，通常是对安全至关重要、生产使用必须严格控制、限于某些专科使用的消耗性医疗器械。价格通常在1000元以上。如腹腔镜手术需要的超声刀，骨科的一些钢板，其他科用的导丝、敷料、心脏介入支架等都属于高值医用耗材。
上述医院医务部负责人以胃肠外科手术为例，所有费用（包括护理费和住院费）一共不到1万元，其中做手术的人工费用通常1000元左右，但是一个在腹腔镜手术中使用的超声刀（开腹手术则不需要），价格却在6000元左右。
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一直“虚高”。除了成本确实较高，还因为其在出售环节层层加价、滥用、浪费等原因，为了避免医院院内感染，手术中使用的超声刀刀头一般在中国医院中是一次性的，用完就丢，但是这个刀头在欧洲、美国等地方都是可以消完毒继续使用的。
高值医用耗材属于卫生材料。2015年5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开始启动百元医疗收入卫生材料费用和卫生材料收入占比作为宏观考核医院的指标。其中提到，到2017年底，前4批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百元医疗收入（不含药品收入）中消耗的卫生材料降到20元以下。也就是说2017年公立医院耗占比要在20%以下。
记者调查的山东几家省级公立医院所在的济南，属于上述前四批试点城市。
20%的耗占比被多数受访医生称为“一刀切”政策。
上述李云所在医院医务部负责人透露，2017年山东省平均耗占比约40%，而他所在的医院已经超过40%。由于手术特点不同，每个科室的耗占比差别较大，比如关节科一做手术就会超过60%，所以医院就会控制关节科等耗占比较高手术的数量，干脆在12月初停了相关手术。
医疗费用增速指标的压力
部分医用手术耗材限用的原因各方说法不一，记者也暂未得到山东省卫计委的回复。而多年研究医保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分析，2017年10%的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速的指标可能给各大公立医院带来了巨大压力，尤其在年末。
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6月发布一份《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若干意见》（下称《若干意见》），要求2017年的医疗费用平均增速力争控制在10%以下。据《2016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记者计算得出，2016年医疗费用增速约为13%。
与此同时，《若干意见》提及，国家将对各省（区、市）及兵团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增长情况进行排名和通报。
根据网络流传的《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强化问责严格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紧急通知》（下称《紧急通知》）内部文件，四川省公立医院总医疗费用平均增长幅度为。
新京报记者打电话向四川省卫计委办公室确认，这份文件确实存在，为川卫办发【2017】120号。
这份落款2017年11月10日的《紧急通知》指出，对医疗费用增长超过规定比例的医疗机构，必须严控贵重、自费药械的采购使用。“其中，医疗总费用增长比例超过10%的，从目前开始，贵重、自费药品采购比例三级医院必须小于3%，二级医院必须小于2%，不得超过计划采购量上限采购中标药品，并严格控制进口高值医用耗材使用。”
贵州省卫计委官方网站于2017年11月1日发布了一份《关于控制公立医院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的政策解读》，其中提到，贵州省卫生计生委于2017年10月19日印发了《关于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和过快增长的紧急通知》（黔卫计函〔2017〕150号），明确了控费目标及要求。
这份政策解读中说，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有8类主要措施，其中第3条为“降低药品耗材虚高价格”，“实施高值医用卫生材料网上阳光采购。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鼓励使用质优价廉、性价比高的国产高值医用耗材。”
上述山东李云所在的医院医务部负责人透露，此前国家卫计委先找了排名倒数第一第二的贵州、四川省份的相关负责人约谈，“我们山东是第三”。
事实上，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问题一直存在，在药品加成取消前，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比重较大，药品加成取消后，卫生材料费用占公立医院医疗费用比重高居不下。
上述来自四川省的《紧急通知》中还明确，医疗控制费用与年度考核目标、医院等级评审、员工绩效考核、重点药品使用采购相挂钩。其中，未达标的公立医院，年度员工总绩效扣减20%，院长绩效扣减40%。
对于医院停用部分医用耗材的行为，四川省卫计委给记者的回复是，从未出台过要求停用部分医用耗材的政策和文件，停用部分医用耗材纯属部分医院的个别行为。记者走访的山东一家省级公立医院医务部负责人也明确表示，“政府没有说要停用耗材”。
与此同时，四川省卫计委表示，一旦发现医院因医疗费用控制、医疗耗材整治，出现对患者的拒诊、拒治影响患者正常就医需求的情况，省卫计委将进行严肃处理。
记者注意到，以上文件中确实没有“停用耗材”的说法。
据了解，山东省多家公立医院正在和多家药企进行议价，压缩耗材的利润空间，结果未定，部分国产医疗器械企业同意降价，而进口医疗器械巨头和医院正“僵持不下”。记者多渠道了解，山东省其中一家公立医院胃肠外科使用的吻合器目前均为国产，而关节科的国产人工关节有望从2017年9月降价的基础上再降15%左右。
“未出现所谓 没钱 的情况”
知乎上，有回答直指医保控费是限用耗材的主因，矛头一度指向医保基金的亏空。有消息称，贵州省某三甲医院因医保基金面临穿底压力。
各地官方随即进行辟谣，医保基金没有亏空，贵州的说法是网传消息不属实，贵州省医保基金运行平稳，未出现“收不抵支”。
根据人社部《历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下称《统计公报》），全国医疗保险从历年情况看，每年都有盈余，2015年累计盈余达到9765亿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2016》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累计结余达到7772亿元，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结余亿元。
“每年的基金收入增长都快于基金支出增长，持续处于一种收快于支的状态，这说明资金的积存是逐年增加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能力明显增强，居民医保基金状况也总体平稳，均未出现所谓 没钱 的情况。”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关博博士分析。
而上述李云所在的医院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医院的医保资金前10个月都花得差不多了，“不可能有盈余”。
目前，山东、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的医保部门采取了总额预付的医保付费方式。这是为了遏制医保基金支出过快增长势头，稳定医保保障水平。
总额预付简单来说就是年初给医院定额。有文章分析，各地公立医院管理者由于缺乏精细化管理的能力和积极性，普遍采取了把总额指标分解到科室甚至再分解到医生的做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曾在2012年分析，总额预付这种支付方式，年初确定总额预付额度，以及年底进行实际支付结算，医保经办机构的自主权较大，同时很大程度上把医疗费用波动风险转嫁给了医院。
山东省某公立医院医务处负责人举例，该省级医院每年接收的病人来自全省，其他市的病人，看完病报销完回去了，医院要先垫付资金，来年其他市的医保才会补上这部分钱，越拖越拖。“医保不给我们钱，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医疗器械公司钱，没有办法给药厂钱，就得拖，现在就是连病人都收不进来，钱要自付，收得越多，赔得越多。”
记者走访的另一家省级公立医院法规处负责人则否认了医保与限用耗材的直接关系。他和记者解释，这两件事没有关联性，只是赶巧了。“就是年底了，医保给的钱缺点儿，国家卫计委又说高值耗材不让用。”
上述《统计公报》还提及，虽然从全国数据看，整体医保基金有盈余，但是部分地区已经出现赤字，如天津、青海、福建等地区。上述医院医务部负责人印证了上述说法，“每年都在亏损，整个山东都亏损的不行了。”
必用还是选用
“技术一朝退回到20年前”，知乎上来自不同领域的医生共同表达了对于限用耗材的不满。多年来，由于“省时”、“精准”、“方便”的特性，很多耗材成为手术医生的助手。
以被停用的吻合器为例，缝合一个胃癌的切口不到5分钟，而手工缝合则需半小时甚至更久。无张力疝修补术，所用的疝修补片相比一般补片更柔软，更耐受弯曲和折叠，可降低疝的复发率，减轻术后疼痛。腹腔镜等耗材的使用可以大大降低病人的出血量，减少手术风险。冠脉搭桥、心脏瓣膜置换，让过去需要开胸的大手术可以通过一个小切口解决。可吸收缝合线能够在被植入人体组织后，被人体降解吸收，不用拆线，免除痛苦。
上述从业10多年的医生认为，“临床上没有什么必须和非必须，大部分讲究的是循证，如果大规模研究显示用器械能使预后好，成功率高，用就是很必要了。”
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当医生的龚晓明举例，比如伤口胶敷在伤口之后，可以直接洗澡，不用胶水缝合的伤口需要一周以后才能洗澡，“但是没有伤口胶，病人是不是就不能恢复了呢？没有。耗材有些时候只不过让医疗质量更加好一点而已。”
他进一步解释，对于一些提高手术质量的耗材，需要医生在质量、满意度和成本之间找平衡。目前他在私立医院的手术通常实施套餐收费，固定价格情况下耗材用得越多，医院损失就越多，这样医生自然会在各方面因素之间找一个平衡点。
也有受访医生对上述某些医疗器械带来的帮助表达了“质疑”。一位医生表示，“没有结论说一定要用吻合器，但用吻合器是大趋势，有些医院用了，也有厂家在推销，所以也就渐渐流行起来，这其中包含了既得利益。”这位医生说，有经验的外科医生，手动缝合“照样是漂亮的”。
从6月22日至7月4日，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派出来自烧伤科、消化科、呼吸科、普外科、急诊科、传染科、儿科、皮肤科、心血管内科、药剂科及后勤保障部门等17个科室的2批27名抗洪救灾医疗队员，增援抚州抗洪医疗救治工作。在灾区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下，医疗队员不顾个人安危，不计个人得失，把鲜红的院旗、闪光的党员先锋岗，留在了抚州体育馆、江西中医药专科学校、南昌大学抚州分院3个受灾群众安置点；在灾区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他们无偿接诊受灾群众3800多名，发放消化、传染、呼吸、皮肤、儿童等药品8000余元。行动迅速、技术高超、救治有力、服务热情，一附院抗洪救灾医疗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健康卫士的神圣职责，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受灾群众的交口称赞。医疗队员在抚州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巡诊医疗队员为患儿治疗精心治疗生病老人党员先锋岗为受灾群众服务不仅是率先抵达灾区一线的省级医疗队，还是主动请战驻守受灾群众最多、救治任务最重安置点的医疗队6月21日傍晚，抚州唱凯堤决堤，10万受灾群众受困。6月22日凌晨2时30分，万籁寂静，一附院院长及医务科负责人手机同时骤响，省卫生厅紧急通知：迅速组织医疗队！兵贵神速，医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从医务科长到院长，从院长到医护人员，从机关到后勤，电话铃声声声相连。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紧急动员，短短时间内，一支抗洪救灾医疗队整装完毕，人员、药品、车辆、通讯系统全部到位。作为第一支进入抚州的省城医疗队，一附院医疗队队长、院长助理曾元临得知抚州市体育馆容纳了6000多名受灾群众，是当时最大的受灾群众安置点时，坚定地说：“我们一附院是省里最大的医院，任务最重的安置点就交给我们吧，我们有能力完成救治任务！”6月22日上午8时医疗队进驻安置点时，面对不少受灾群众在洪水中受伤，不少受灾群众被暴雨淋浸后生病，且患者以老人和小孩居多，群众焦急地等待救治的情况下，曾元临安抚受灾群众时说：“我们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疗队！我们是省委、省政府派来帮助大家的，有伤病的人都可以免费看！我们会尽一切可能帮助大家解决病痛。”这些话语有效地缓解了受灾群众的焦急情绪。听说来了省城医疗队，伤病的受灾群众便源源不断往医疗点涌，不一会儿就里三层外三层把队员们围住了。队员们顾不上休息片刻，没等队长分配任务就都忙开了，大家不分内科、外科，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患者来了，队员们就仔细诊治，有的护士连口罩都来不及戴，就开始给群众上药水、涂伤口。当天医疗队就诊治受灾伤病群众600多名，安置点群众的情绪也平静了许多。曾元临说：“我们医疗队除了帮受灾群众看病，更重要的是要安抚民心。”不仅最早在安置点发现腮腺炎传染病病例，并在第一时间建议设立专门收治医院，为控制安置点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作用遭受洪灾后的抚州，空气燥热而潮湿，数千名受灾群众集中在安置点很容易暴发传染病。及时发现传染病病例，也就成了医疗队工作的重点。刚开始，队员们接诊的主要是以皮肤病、感冒、发烧为主。但后来医疗队员、急诊科主任医师张慧俐发现，一天之内收治到了四五个发烧、两边腮帮肿胀的孩子。经验告诉她，这是丙类传染病腮腺炎。张慧俐向曾元临报告发现传染病疫情后，曾元临一边立刻对已感染的患者进行隔离治疗，一边迅速向上级汇报，建议立即设立传染病专门收治医院。随后，抚州市第六医院旧址被设立为洪灾期间传染病临时医院，为我省防控洪灾区疫情扩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6月23日上午11时，正在灾区一线指挥抗洪抢险战斗的省领导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了解到一附院医疗队不仅救治了800多名患者，更重要的是及时发现了传染病疫情动向、并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其蔓延时，他动情地说：“感谢你们这些白衣天使，你们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出现！你们不但给灾区人民看病，治疗洪涝相关疾病，还早期发现传染病等次生灾害，并及时处理隔离，阻止了疾病的传播。江西人民感谢你们，你们辛苦了！”早上诊、晚下诊，医疗队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送给受灾群众“早点，早点，再早点；晚点，晚点，再晚点”，这不是顺口溜，而是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二批医疗队员在抚州灾区抗洪救灾的作息特点。根据受灾群众前来医疗点看病时间的变化，第二批医疗队队长许飞果断地调整工作时间，采取了弹性工作制，以尽可能多地接诊需要医治的受灾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实实在在地送到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工作时间调整的第一项是“早上诊”。医疗队第一天是安排8时到医疗点，结果发现已经有许多受灾群众在排队候诊，因此医疗队决定早点来。第二天7时30分，当医疗队到达医疗点时，发现仍有许多群众在排队，于是第三天7时不到，队员们就来到医疗点，这回终于是医疗队员在等受灾群众了。工作时间调整的第二项是“晚下诊”。医疗队发现，到了傍晚快下诊的时候，来看病的受灾群众越来越多，队员们又把下诊时间一推再推。原来，由于那些天天气开始放晴，洪水渐渐退去，许多安置点的群众一早要赶回家中清理房子，下午要很晚才能回到安置点，导致早、晚看病的人特别集中。于是队长许飞立刻决定，提早上诊时间，推晚休息时间。这样一来，除正常轮班的队员外，其他队员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5小时以上。第二批医疗队到达灾区后，雨水少了，气温高了。每天上午10时后，来医疗点看病的人明显少了很多，队员们就在队长许飞的安排下分为两组，顶着烈日，冒着酷暑，下到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巡诊，宣讲灾后防疫防病知识，赠送防暑药品。就这样，早、晚间医疗队就在医疗点工作；中午炎热之时，医疗队就主动上门送医送药，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了一附院医疗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受灾群众都竖起大拇指对医疗队员们说：“一附院的医生就是好。”带病坚持工作，过家门而不入，医疗队用爱心和忠诚服务受灾群众由于灾情突发，一附院组建医疗队的时候，很多队员都是紧急调配的，有的刚下大晚班，有的刚下小晚班，有的还处在哺乳期，有的正在外地休假……但他们没有一句怨言，以最快的速度到医院集合。来到灾区后，队员们全身心扑在受灾群众的身上，自己生了病也一声不吭，打着点滴还在给受灾群众看病。第二批医疗队来到灾区才两天，包括队长、副队长在内的一些队员就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皮肤瘙痒等症状，但队员们没有一个提出休息，坚持带病工作。队长许飞因为感冒发烧，边打吊针边给患者看病。副队长、消化科徐龙博士，虽然腹泻严重，也只是利用中午患者少的时间接受静脉输液治疗。肿瘤科主管护师周爱珍和重症监护室护士许单，老家都在抚河决堤的唱凯镇。周爱珍的家中有哥嫂等10余人，灾后一直没有联络上，她虽然心中焦急，但从未提出回家看看。队员许单的爷爷年过80岁，在洪水里守着自己的家不肯离开。许单来到抗洪一线后，从没向队长提起过此事，直到第一批医疗队临撤退的那天，许单才把脚伤的爷爷接到医疗点来医治。在医疗点看望队员的医院党委书记刘天礽，感动地对许单的妈妈说：“我代表医院感谢你，你养了一个好女儿啊！”皮肤科医生褚昕是奋战在抗洪一线时间最长的队员，从作为第一批医疗队的增援队员，到继续留下来成为第二批医疗队的队员，他在一线连续工作了11天。作为一个仅8个月大的孩子爸爸，他没有任何抱怨。急诊科护士徐洁接到命令时还在深圳休假，为了及时赶到医院随队出发，自己掏钱买飞机票连夜赶回来。中医科护士余六秀，奶奶过世了也没有提出回家要求，一直坚持工作。普外科的万仁华曾参加过四川汶川大地震医疗救援，消化科朱勇曾参加1998年洪灾救援，有着丰富的应急救援经验，成为队员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大哥。药剂科的盛向远、心内科的彭小平等，每一位队员都饱含着对灾区人民的深情，默默无闻为灾区人民服务。递交入党申请，重温入党誓词，党员、党旗在灾区医疗点熠熠生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表现在哪里？在抗洪救灾一线，一附院党员形象处处熠熠生辉。共产党员、院长助理、第一批医疗队长、外科专家曾元临教授，从赶到医疗点开始，就没怎么合过眼。一边指挥调度医疗队，一边参与救治外伤患者。累了、困了，就躺在旁边的方便面纸盒上休息片刻，成为医疗队当之无愧的“主心骨”。急诊科副主任、共产党员张慧俐，就是第一个发现传染病病例的专家。在她的精心诊治和温言抚慰下，一个个患者的病情得以缓解，一张张紧张的表情得以放松。“彭医生，抚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有个心血管方面的危重患者要我们去看一下。”凌晨4点，队员彭小平接到队长的电话。虽然抚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不是医疗队负责的受灾群众安置点，但他顾不上多想就赶赴医院。吸氧、静脉推注药物、反复监测血压……半小时后，胸闷气逼的患者终于有所缓解。由于医院没有监护仪，彭小平就一直守在患者床旁，监测各项指标。妇产科蔡丽萍主任虽然不是医疗队员，却主动要求当起了志愿者。她利用双休日时间来到医疗点，为队员们买齐了生活用品，还主动要求留下来当队员。“谢谢省城来的专家，你们不但治好了我的外伤，把我原来的老病也治好了。”罗针镇下顾村的周二金老人，已经77岁了，因为洪水围困摔伤，是共产党员、普外科主任医师万仁华的精心治疗，让她的身心得以康复。……党员在抗洪救灾一线的先锋模范作用，鼓舞和激励着其他队员。医疗队员朱勇说：“在灾区工作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党员队友的先锋模范形象，我们深受教育，更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第一批医疗队撤离抚州前，朱勇和刘瑜、危芬芬、许单、余六秀5名医生、护士，郑重地向临时党支部书记曾元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第二批医疗队队员徐洁一回到医院，就“偷偷”向队员彭小平咨询如何申请入党。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89岁生日。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在这特别的岗位中，在抚州灾区救灾防病的第二批医疗队，7名党员和1名入党积极分子特意聚在一起，展开党旗，庄严地重温了一遍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章程……”誓词声久久回荡在每个党员心中，党员们的先锋模范作用看在队员们眼里，激发着每个队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医疗队员彭小平感慨地说，参加救灾，可以增强我们的服务意识，“照”出自己工作中许多不到位的地方，思想得到了净化，心灵得到了升华。靠前指挥，科学调度，协作精神和乐观主义精神处处闪现抗洪救灾期间，医院主要领导第一时间靠前指挥，科学调度。院长魏云峰6月22日凌晨接到增援医疗救治任务后，凭着丰富的救灾组织经验，立即向省卫生厅建议，第一批医疗队以内科医生为主。医疗队出发前，院长魏云峰和党委书记刘天礽要求队员们牢固树立公立医院服务意识，发扬救死扶伤精神，维护一附院良好形象，让队员们精神饱满地踏上救灾之路。救灾期间，魏云峰、刘天礽、常务副院长吕农华多次深入灾区，或带队增援，或送药送物，与队员同吃同住同战斗，不断激励和鼓舞医疗队士气。各职能部门团结协作，保障有力。得到指令后，医务科、护理部、院办、总务科、工会、药剂科等部门负责人都连夜赶到医院，确定、通知医疗队员，通报科主任；准备灾区必备的常用药，队员们的工作和生活用品。因为有丰富的救灾经验，本着“自己解决困难、不麻烦当地政府”的原则，考虑到灾区可能住宿困难，医院还安排了两部车，可供男女医疗队员分别住宿。医院的人性化管理，带来的是整个医疗队的协作和乐观主义精神。出发那天队长曾元临爱人刚好出差，他只能牵着还在上小学的儿子，凌晨来医院集合队伍，并调侃说是要让儿子这个接班人接受锻炼，只到临上车前才托付给同事照顾；队员彭小平不仅看病是一把好手，还是一名文艺宣传骨干，一有空就当起了“战地记者”，向医院输送大量“战地”新闻；第二批医疗队设在不同的两个点，哪个队一有空闲，就马上打电话给另一队，问要不要帮忙。队长要巡视安置点了，就叫一声：谁跟我一起去当巡视员呀？回答的是一片“我去、我去”的声音。儿科病人多，队员刘赟到灾区的当天就连轴转了十个多小时，澡没洗衣没脱，回到住处后一头倒在床上。醒来后他高兴地说：“从来没睡过这么香的觉，我来灾区是来对了！”到灾区当天，医院带去的药品很快就用完了，灾区需要什么药，多少量，每天调多少，就是药剂师盛向远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把每天的药品配置得不多不少，实现了“零库存”。一附院医疗队的良好形象、优质服务和技术水平，感动了安置点所在单位的领导。队员们返程前，省中医药专科学校负责人专程来到医疗队，把队员们的电话一一留了下来，称医疗队为学校学生这群未来医务工作者作出了榜样。7月9日下午，省中医药专科学校负责人还专程到一附院送锦旗，感谢一附院派出了一支优秀的医疗队，协助学校安全、顺利地完成了受灾群众安置工作。
中医的学术刊物现在看到的不多，汉斯有本中医学，在中医方面的研究进展在这上面都有体现
剽窃的和抄袭其实是一个意思，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都是非常恶劣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