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北京协和医学院遗体捐献手续及流程
一、申请登记
1、申请表一式四份，分别由市红十字会、登记接受站、捐献遗体者本人、执行人（家属、亲友或工作单位、居委会干部）留存。
2、到附近公证处免费办理公证。
3、登记接受站依据公证书办理登记手续，向登记者颁发由市红十字会统一印制的“志愿遗体捐献纪念证”。
二、接受站接受程序
1、通知，捐献者去世后，执行人应尽快在医院或街道开具死亡证明后，通知登记接受站。
2、接收，接受站接到通知后，做好接受遗体准备工作，派车前去接收遗体。
3、登记，接受站登记时需提供以下信息：捐献编号、捐献登记号、死亡证明复印件、死亡日期 、年龄、性别、捐献日期、执行人姓名及联系方式、捐献者生前照片1张（1寸）及身份证复印件、其它材料（如捐献者生平事迹介绍，生前视频、音频、照片等）。
4、发放，遗体接受证明、纪念品。
扩展资料：
北京市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咨询电话：63947234；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7:30，节假日除外。
三个遗体捐献接受站：
首都医科大学，电话：83911443，；
北京大学医学部，电话：82802466，；
北京协和医学院，电话: 69156975，；
座机周一至周五8:30-17:00，手机24小时。
参考资料来源：北京红十字会-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手续及流程
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基因治疗的伦理：问题与争议基因治疗可以分为体细胞基因治疗、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和增强细胞基因治疗。体细胞基因治疗(somatic cell gene therapy)是应用体细胞基因工程技术将某个基因植入人体，从医学上校正该病人的遗传缺陷。因为，许多遗传病是由于缺乏某个基因、基因异常或缺陷而引起的，通过体细胞基因治疗植入那个基因到细胞内，可治疗基因缺乏、异常和缺陷。生殖细胞基因治疗(germ-line gene therapy)是将外源正常基因转入精子、卵子或受精卵，矫正有缺陷的基因而达到治疗遗传病的目的。理论上讲，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既可治疗遗传病患者，又可使其后代不再患这种遗传病，是一种使遗传病得到根治的方法。与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相关的是增强细胞基因治疗 ( enhancement gene therapy) 或增强基因工程。增强基因工程可改变体细胞的遗传物质，也可以改变卵子、精子或早期胚胎细胞的遗传物质，从纠正疾病基因变为改变人的正常特性。目前，由于技术的发展和伦理争议，一些体细胞基因治疗已应用于临床或进入临床研究阶段。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及与其相关的增强细胞基因治疗则尚未开展。一、 体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争议体细胞基因治疗首先发展于美国。在这里遇到的最初的伦理争论关涉到这种与一般的治疗有较大区别的治疗方式的正当性。一些科学家认为，体细胞基因治疗是目前疾病治疗技术的一种自然的、合乎逻辑的延伸。 而生命伦理学家则主要考虑到技术的安全性，基因干预的潜在的利弊，该研究的参与者参与机会的公正性，研究参与者知情同意的真实性以及参与者的隐私和医学信息保密等等。伦理学家的着眼点在于生命伦理学的一些基本伦理原则：有利原则、尊重原则、自主性原则、知情同意原则、保密原则和公正原则。但对这些原则如何进行应用却有一个实践和争议的过程。[1]当体细胞基因治疗在细胞培养中和动物模型上进行了较多的基因治疗试验研究后，就基因治疗是否很快就可以试用于病人而言，生命伦理学家讨论的首要问题在于体细胞基因治疗预期或潜在的利弊。批评者认为，由于体细胞基因治疗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在治疗中所使用的被修饰的病毒载体的安全性问题还没有确定。病人的细胞可能重新整合病毒的基因，逆转录病毒不能准确到达靶细胞里的靶基因进行替代，理论上也存在逆转录病毒激活或刺激致癌基因的可能危害。[2]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这种治疗方法仅仅影响非生殖细胞，被改变的遗传物质不会遗传给后代，被遗传修饰的体细胞产物类似病人服用的药物。体细胞基因治疗中使用的一些技术与其它广泛应用的医学干预相似，并且具有侵袭性小、排斥少的优点。除此以外，他们还认为，如果一些疾病可以用副作用小且费用合理的其它方法治疗，那么就应根据对病人有利之原则，选择其它治疗方法，体细胞基因治疗只用于那些遗传病、癌症、艾滋病等难治的疾病。[3]由于伦理问题不断出现，争论也较激烈，研究者在将体细胞基因治疗方式应用到临床时，应当比应用心脏移植、试管婴儿等技术还要审慎和仔细。80年代初，在非常缺乏临床基因治疗研究的证据的情况下，美国的科学家便对病人进行了临床基因治疗的尝试。由于试验结果不明显，且并没有进行伦理论证，因而这一做法受到了广泛的谴责。美国的体细胞基因治疗因此几乎停顿了10年。在对严重的综合性免疫缺陷疾病（SCID）病人的最初基因治疗实验获得一些对临床有益的研究结果之后，得到伦理审查的第一个体细胞基因治疗才应用到了人类，它的最初的草案经历了3年的讨论才得到批准。有关的伦理争论在这之前几乎持续了20年。[4]1999年9月，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给生命伦理学界带来了新的思考。美国费城18岁的格辛戈患了一种遗传性疾病----良性鸟氨酸基转移酶（OTC）缺陷症。这种鸟氨酸代谢失调的疾病本可以通过营养和药物得以控制。但他却到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接受基因治疗的临床I期试验，这也是该研究所的第18位和最后一位受试者。在试验中，由威尔森（James Wilson）领导的研究小组将包含外源性治疗基因的腺病毒载体颗粒（最大剂量）注入到他的肝脏内。第二天，格辛戈病情加重，血氨急剧攀升，夜间开始昏迷不醒。4天后，由于强烈的免疫排斥反应，格辛戈的多个器官衰竭而死亡。这是第一例直接因体细胞基因治疗而死亡的临床试验。在2000年1月份的一次听证会上，格辛戈的父亲说：“这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灾难。我儿子事先并没有被告诉有什么严重的危险（包括试验用的猴子的死），他被诱导并错误地相信这次人体实验是有利于他的。”自愿受试者是受一个病人咨询网站吸引而来的。该网站把这项基因治疗方案称为“非常低的剂量和可喜的结果”的方案。这个事件既关涉到以前人们熟知的受试者知情同意的伦理问题，也涉及到过去人们常常忽略的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研究者的科研责任。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事件不但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临床试验研究，而且充满了误导和欺。首先这个试验不应该应用于人体，因为在预备研究时猴子有类似反应，有些已经死亡。以前一位病人仅输入了较低剂量病毒，就发生了肝损害。而网站公布的信息不但并未提及预备研究时动物的反应，反倒承诺试验能及早得到结果，且使用的病毒剂量很低，最后的同意书也未提及猴子死亡等相关事实。本来，参与基因治疗的知情同意书所包括的内容应经由伦理审查委员会详细讨论，并且受到公众的审查。但研究者却有意对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重组DNA顾问委员会隐瞒了向受试者肝内注射病毒载体这一事实。这个事件的伦理问题已不仅仅是采取何种步骤来确保受试者真正的知情自愿的同意，而是研究者作为科学家的责任以及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科学家在研究中的责任以及研究者和受试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近年来已引起生命伦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科学家在研究中的责任包括：科学家的诚信、对科学中不当行为的监控及科学家的责任等重要问题。从科学进步的角度来讲，向受试者提供重要的事实，包括他们疾病的真实情况、治疗方法、研究中采用的方法、研究的利弊等对于科学研究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但从科学是为人类服务这个目的和科学、人类的尊严本身来看，科学家的诚信和社会责任非常重要，绝不能抛弃。本事件中的当事人威尔森拥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对他实验室中的发现拥有专利权。这就是说，他和他的同事在这项技术的知识产权的诱惑下，违反科研伦理进行了这次体细胞基因治疗试验。这时试验中所包含的研究者的经济利益，可能与受试者的生命利益产生冲突。而研究者不但没有避开这些利益冲突，反倒向受试者隐瞒了真相。利益冲突是由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一种新的生命伦理问题。企业为实验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持的同时，也就给科研注入了活力。然而企业对科研领域的控制, 却能够使某些科学家和科研机构逐渐失去自己的独立性，造成一些科研人员的科研伦理观念受到侵蚀，科研诚信受到损害。[5]利益冲突也包括科学进步与公众利益、企业利益之间冲突等等。目前生命伦理学界所捍卫的是病人或受试者的根本利益，所强调的是对人体试验研究中各种利益的分析和解决。鉴于体细胞基因治疗研究的这一不良事件，威尔森所在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基因治疗研究所的研究已被停止。但体细胞基因治疗研究这一事件已作为典型案例得到了持续的讨论，这一事件加深了我们对基因治疗伦理的认识，也推动了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争议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正处于试验研究之中，尚未进入临床人体应用阶段。但在美国，相关的伦理讨论从50、60年代就开始了。有人认为，那时就可以进行改变人类生殖细胞基因的治疗，也有人则认为需待技术的改进和完善之后才能进行。1992年9月，尼尔博士向NIH审查委员会提交了有关生殖细胞的自发突变和诱导突变的伦理问题的提案，提出及早讨论伦理问题可以降低风险，做好准备。一旦技术突破，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可行，那么预先的伦理讨论对于合理的监督政策的制定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6]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可能在这些临床病例下得到应用： 当妻子和丈夫都是隐性遗传病患者时，那么他们的后代就可能全部患有相同的遗传病。当夫妻是隐性遗传病基因的携带者时，那么他们的后代中有25%携带的基因可能是正常的，50%可能与他们的父母携带同样的遗传病基因，25%可能是该遗传病患者。在妊娠前三个月里，某种确诊的遗传病能够使胎儿遭受严重的不可逆的脑损伤，且没有其它可知的办法可以对宫内的胎儿进行基因修复。某个确诊的遗传病影响患有该病的父母身体上许多不同部位的不同细胞类型，而体细胞基因治疗只能治疗某一特定细胞类型，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则可以在早期进行而影响各种细胞，可能是预防该病遗传给未来后代的唯一可行的方法。赞成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科学家认为，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可能是预防基因缺陷所致的特殊生物体损伤的唯一方法。它比体细胞基因治疗技术还要成功，因为它所需的技术突破是基因置换或基因修复。体细胞基因治疗技术使用的是基因添加的方法，这种方法所使用的功能正常的基因和原先功能异常的基因都被保留在靶细胞中。而生殖细胞基因治疗技术使用的基因置换或基因修复的方法则避免了这种风险，而且它还能彻底消除生殖细胞显性遗传病。[7]赞成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学者还从父母的角度论证： 父母希望他们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后代免于出生时就患有遗传病，免于出生后采用体细胞基因治疗。父母也希望免除因可能传递给后代相关的遗传病而面临的各种困难的抉择。父母为子女的健康做出的任何一个真诚的决定都应受到道德和法律的保护。[8]这种赞成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论证遭到了许多反驳，反驳的理由基于技术负效应，即一旦技术上发生问题，这种负效应便是严重且不可纠正的。因为技术的不可预测的负效应，不仅影响受试者，而且还将影响他们的后代。针对父母可以为后代子女的健康做出决定的伦理辩护，反对者则从后代人权的角度进行了反驳，认为后代有从父母那里继承没有被人工干预的“遗传财产” 的道德权利，即使父母的目的是为了使后代免受疾病的困扰。任何事物本质上都受一定约束，即使是最仁慈的行为也不能超越这个限制。[9]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如果成功，可一次性祛除患者和后代的遗传病或癌症等绝症，这样好的技术似乎不应放弃。但我们要考量的是技术层面的负效应是什么，是否不可预测，不可纠正。当一个技术尚未成熟到可以应用于人类研究或治疗，人们就应等待它的基础研究的继续发展。研究人员和保健人员的职能有探究治疗和预防人类疾病的新方法的自由，但生殖细胞基因治疗只有真正具有了预防遗传缺陷和治疗遗传疾病的功能后，才能与医学的目的相一致，才能临床应用于人体。我们也希望伦理层面的探讨继续进行，并且指导技术的发展。2002年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公布了技术和伦理层面的论证结果：就技术层面而言，人们还无法修正遗传缺陷，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也很有限。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对基因的表达难以把握，外来遗传物质的任意结合很可能在细胞层面造成无法想象的影响及对胚胎、胎儿和儿童的成长造成伤害。在伦理层面，担忧“以治疗为目的”的基因治疗和“改进正常的特征”的增强基因工程之间的区别很模糊，未来的知识和技术很可能把目标放在干预“好”和“坏”的人类特征上，这将提出一些基本的道德问题。[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伦理委员会及大多数国家的伦理准则建议，可以使用植入前诊断和选择性放弃一个具有遗传病的胚胎，而不进行生殖细胞的基因改造。这就是说，不伤害受试者、患者及后代是起码的道德底线。三、增强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争议增强细胞基因治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纠正疾病基因，而是改变人的正常特性，一般称为增强基因工程。增强基因工程可分为与健康相关的增强和与健康不相关的增强。与健康相关的增强：如增强免疫力，提高免疫系统抵御功能，促进健康。相关的伦理问题包括：基因增强仅仅应用于知情同意的成年人吗？ 父母在道德上可以为了他们的孩子的利益而接受基因增强吗？ 增强应该适用于所有的人，抑或只能施惠于那些能承受费用的人？ 生殖细胞基因增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等等。与健康无关的增强例子如：为使儿子长成一个高个子篮球运动员，父母可要求把一个生长激素基因植入他们正常生长的儿子的体细胞内，或植入自己的生殖细胞内。改变人的肤色、发色、智力、性格甚至道德观念也是与健康不相关的增强的主要内容，对这样的增强，存在的伦理争议更多，更复杂。无论是与健康相关的增强和与健康不相关的增强，只要不是出于技术滥用的目的，将生殖细胞增强基因工程用于种族清洗、创造优势人种、创造非人生物等，我们可以肯定这是现代人对后代人施以的“善行”。但正如某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为未来人作决定，完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是为了使未来人类拥有一种有价值的品质。然而，这一点非但不能构成为他人作决定的理由，反而只能表明是一种“善良的”强制。这是因为：它违背了伦理学上最基本的为任何人所享有的自决权的原则。它对人的尊严与基本的人权都是一种严重的侵害。在干预生殖细胞或受精卵基因的过程中，未来人类的基因配置是由父母、医生或国家决定的，而个体的人仅仅是前者所决定与创造的结果。其次，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人的遗传特征均归因于其父母遗传物质的组合的偶然性，是自然随机配置的结果，换言之，是由上天或上帝决定的。现在，如果我们通过基因技术对人的遗传基因进行人为的干预，这无疑意味着是医生或研究人员要扮演上帝的角色。[11]许多生命伦理学学者对上面的观点提出疑问：许多后代人出生和后代人的许多方面都是由父母在医生的帮助下决定的，父母在医生和高科技的帮助下已做过了许多善事。应用高新生殖技术的医生或研究人员已经扮演“上帝”的角色，而且还在继续扮演上帝的角色。一个学者还用儒家哲学论证他的观点。他认为从儒家的“天道就是仁道”，“智以辅仁”的思想推断，只要一个知识或技术是出于好意，儒家就认为应该欢迎和支持。[12]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世纪的人要求何种权利是未知的。没有人知道许多世纪以后的人们对于权利问题持何种观点。也可能他们完全拒斥权利的要求或不需要权利或对权利不感兴趣。换言之，未来时代的价值和信念体系将会不同于、甚至迥然不同于我们。对这些观点，值得思考的是：医疗保健的仁术和“仁者”扮演“上帝”可以到什么程度？人类对基因操纵的终级标准究竟是什么？有学者对怎样界定有价值的品质提出争议，认为用增强细胞基因工程去产生增强效应不好操作，因为无法确定增强什么，什么是增强的标准。有学者还用老年化作为案例说明：老年化进程究竟是一种疾病还是一种正常状况，医学家认为也难以分辨。因此用遗传学方式延长生命，其意义就难以确定。就算人们会按一定的价值观去增高、增智，社会也会产生由这些价值观导致的不平等和歧视。[13]看来，就与健康无关的增强基因工程而言，绝对的科学自由和个人自由的观点是不合宜的。而且，从目前增强基因工程的技术进展来看，人们还无法确知大多数行为特性与基因及环境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应当说，人类的许多行为心理特征都是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人的智力、运动能力、艺术能力更是如此。因此，试图用改变生殖细胞或体细胞的某个基因来实现这种增强，应该说是很难成功的。即便这样的增强细胞工程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我们就可以因为尊重父母在生殖上有提高后代的“生命质量”这个“特权”而左右后代的“开放性未来”吗？况且我们连这个“开放性的未来”是有利于他还是不利于他都无法确定，就对他的遗传基因进行这种干预，把风险和后果强加于这个未来的人，这在伦理上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参考文献】 [1]王延光：《中国当代遗传伦理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第 18—28页。 [2]邱仁宗等 ：《生命伦理学概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6页。 [3]孙慕义：《新医学伦理学概论》哈尔滨出版社，1995年第141页。 [4]张大庆，体细胞基因治疗中的伦理学问题，《医学与哲学》1996年，第3期。 [5]陈元方等《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77页。 [6]LeRoy Walters, Julie Gage Palmer，The Ethics of Human Gene Therap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60. [7]Hans-Martin Sass, Copernican Challenge of Genetic Prediction in human Medicine,1988。 [8]LeRoy Walters, Julie Gage Palmer，The Ethics of Human Gene Therap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70. [9]邱仁宗，人类基因工程和未来时代的责任(上)《医学与哲学》，1996（6），第285～286页。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关于胚胎植入前基因诊断和生殖细胞干预的报告” 《医学与哲学》，2004年（10），第11页。 [11]甘绍平， 基因工程伦理的核心问题. 哲学动态. 2001，（1）：第33-35页。 [12]张新庆，“基因治疗在中国”，《中英生命伦理学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8月。 [13]邱仁宗，人类基因工程和未来时代的责任(上)《医学与哲学》，1996（6），第285～286页。（录入编辑：神秘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版权所有 亿网中国设计制作 建议使用以上版本浏览
1973年7月21日的香港报纸，头条新闻皆是李小龙的猝亡，口径几乎一样：“当红功夫巨星，年仅32岁的李小龙，昨日深夜ll时30分，在伊莉莎白医院暴毙。李小龙昨晚在家中(注意‘在家中’三字)突然晕倒，李妻莲达急送伊莉莎白医院急救，不幸不治而亡。医院方面未能确定死因，其尸已暂安放碱房，待医官开剖验尸结果……”一早醒来，港民皆被“李小龙暴毙”、“一代巨星陨落”、“猛龙归天”的报道震惊了！李小龙的死讯很快传遍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整个世界，影迷们无不为之扼腕、悲伤。但有许多影迷们认为是为李小龙拍摄《死亡游戏》制造的宣传噱头。李小龙怎么会死呢？他坚如铁，壮如牛，跃如虎，行如龙……李小龙在银幕上的形象太英雄化了，他的暴毙，人们难以置信！然而，越来越多的信息证实，李小龙确已死了。“李小龙是怎样死的？”这一疑问，最后闹得满城风雨，新闻界深挖李小龙的死因，报纸连篇累牍报道。那时候，数百万港民都在谈论李小龙之死，或悲，或奇，或怨，或恨，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一个人的死，造成如此大的轰动，这在香港开埠以来，空前绝后。这一方面说明李小龙名气之大，另一方面却说明他死因之奇。最初一天，震惊悲伤之中的人们只有静待验尸官的死因报告。但第二天，也就是7月22日，《新星日报》赫然出现这样的大字标题：“本报独有可靠消息，李小龙死前昏迷地点，是在姓丁明星香闺内！”文称：“前晚7时左右，李小龙在丁某明星家中‘闲谈’，末几，李小龙以头痛不舒服，而在该明星睡房里休息。及至9时20分，丁某入到睡房，有意叫醒李小龙，赴邹文怀之约……丁某推李小龙，只见全无反应，赫然发现李小龙竟昏迷在床上，丁某大惊，手足无措，终于拨电话找得一位私家医生替李小龙急救，但末见效，遂将李小龙送往伊莉莎白医院……李小龙入院后，其妻莲达与邹文怀才接得消息，于是匆匆赶至，可惜他们来迟一步，李小龙告返魂无术……”毋庸置疑，丁某即是丁佩，李小龙的情人。俩人皆港埠名人，之间绯闻，已是家喻户晓，并演绎出颇多“肉弹”与“武士”的艳情故事，为港民茶余饭后谈资。《新星日报》此举，在李小龙死因的帐幕上捅了个大洞，石破天惊，全港哗然。李小龙之死疑窦百出，最大的两点：一、最初宣布李小龙噩耗的邹文怀为何隐瞒事实？二、李小龙死前，他正在跟丁佩干什么？7月24日，香港的《中国邮报》向最初发言人发难，头条大标题是：“李小龙死亡事件中，是谁在撒谎？”文中写明李小龙确确实实死于丁佩家。而邹文怀在李小龙暴毙次晨，在李小龙家门口接受记者群访时，却说李小龙是在自己家出事的。《英文星报》从救护车的来龙去脉打破一个缺口，文道：“根据我们的调查：九龙十字军总部于当日10时30分接到电话，要求派出救护车，地址是毕架山道67号三楼A二座，也就是丁佩的家中。总部立即通知马头涌消防局派出的是43号十字军(救护车)……政府发言人证实：一名32岁的男子李振藩(李小龙原名)，于该日晚间11时被送入伊莉莎白医院。急症室里驻守的5106号女警，也证实了李小龙的入院时间是11时24分……”这样，李小龙在自己家中，即金巴仑道寓所中昏倒之说，不攻自破！那么，最初发言人邹文怀为什么要掩盖事实？他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毕架山道67号，成了新闻界追踪的热点，记者纷纷而至，在报上炒得热闹非凡。据称，一看更员，在7月20日下午3时亲眼所见：李小龙与邹文怀步入丁佩所居大厦内。邹文怀4时离开，李小龙却末下来，不见踪影。据称，一白衫黑裤女工，在20日傍晚，听见李小龙在丁佩寓所里大叫大闹，状若疯狂，而其间还有大力击门之声。其时，公众舆论还流传着李小龙遭仇敌暗算陷害之新闻，但证据不确凿，不足为信。众多疑点，最后集中在邹文怀与丁佩二人身上。他们成为众矢之的！邹文怀确确实实在撒谎。邹文怀是最早向外界透露李小龙的消息的。在李小龙被送进伊莉莎白医院时，莲达急切地用英语向急症室的登记员叙述：李小龙在家昏倒，症状如何。登记员不懂英语，由邹文怀充当翻译。凌晨，邹文怀向新闻媒介发布李小龙死讯前，邹文怀问莲达有什么声明要发表。莲达正处悲痛之中，由邹文怀作主，说李小龙死于家中就行。于是邹文怀向报界发表声明中称：李小龙死于家中，其妻莲达在他身旁。其后，邹文怀接受记者采访(在李宅门前)，又将李小龙死亡经过复述一遍。另外，李小龙哥哥忠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亦是说李小龙在自己私寓出事的。“假的就是假的”，“纸包不住火”。莲达、邹文怀、李忠琛三人虽都口径一致说李小龙在自己家里出事，但具体地点、时间却不同。也难怪，当时一切都在悲痛慌乱之中，来不及将“谎言”编造得天衣无缝。有“小诸葛”之称的邹文怀，好几次李小龙“肇事”都给他封锁或掩饰得严严实实，这次却末然。他们之间的漏洞是：一说李小龙饭后在院中散步，突感不支；另一说是李小龙未吃晚饭就躺在卧室床上昏迷不醒。其中最大的疑点是，为什么李小龙晚饭前后出的事，到深夜才将已是尸体的李小龙送医院急救呢？正因为有这么多疑点，才促使记者盘根究底深入采访，最后挖出救护车的“出车记录”，证实：“急症”中的李小龙，不是从自家中运往医院，而是从其情人丁佩家！从而掀起轩然大波。邹文怀代表嘉禾公司，代表协和公司的合伙人，亦代表李小龙家属，向报界发布李小龙的死讯。舆论的矛头皆戟指邹文怀。平心而论，不论邹文怀，还是莲达与李忠琛，撒谎是出于善意的目的。试想：一个有妇之夫，却死在一个待字闺中的少女香闺，任凭长了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的。再者，李小龙与丁佩早已绯闻迭出，被好事者所利用，现在终于“乐极生悲，亢奋而卒”，李小龙已经落有污点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邹文怀当时被弄得十分尴尬。当时被弄得最狼狈、最惨的要算是丁佩。丁佩爱李小龙刻骨铭心，现在她亲眼所见她心爱的人弃她而去，已是悲痛欲绝。据知情人道，丁佩爱李小龙之深之痴之狂，胜于莲达。不管邹文怀、莲达是否曾为丁佩着想过，他们掩盖李小龙是在丁佩家出事的做法，对丁佩是有利的。那么，丁佩尽可去一心哀悼她心爱的人，而不必去应付种种责难。李小龙在丁佩家出事的新闻爆出，丁佩立即被卷入舆论的旋涡中。当时颇为流行的说法：李小龙死于“马上风”。不管此事虚无还是确有，李小龙死已死矣，活着的人无论如何评议他丑化他，他皆不知。中国人素有宽容死者而苛求生者的旧习。于是，一切污水统统泼于丁佩身上，似乎丁佩应该对李小龙之死负一切责任！丁佩大呼“冤枉”。丁佩也确实有些冤枉。李小龙并非每天都去丁佩构筑的“爱巢”。李小龙早死一天，晚死一天，都不会牵扯上丁佩，而正是去丁佩家的这一天死最麻烦。当时演艺圈还风传著名笑星李昆的一句谐语：“李小龙死在任何地方都不要紧，但偏偏死在那个最不适当的地方，这可真是老天爷的安排了！”丁佩痛失心上人，又面临强大的舆论压力，她原先视“人言可畏”于无物，这次才算真正领略其滋味了。丁佩一时方寸大乱，神经近乎失常，举止言论颇为失态。当记者向她证实，李小龙是否从她家中送往医院的，她竟答非所问，声嘶力竭疾呼：“我与李小龙是清白的：相信不久就会水落石出！”丁佩向《星报》记者否认一切，她说：“关于李小龙在我家昏迷的报道是完全不正确的！星期五晚上，当他去世的时候，我不在家中，我同我的母亲一起出去了。我最后一次看见李小龙，是几个月前，是在马路上无意中遇到的。”但是，就在丁佩说此话之前，政府新闻处已证实了李小龙的出事地点，而邹文怀此时也修正了他最初的“谎言”，说他这天与李小龙在丁佩家“讨论剧本”。丁佩矢口否认这一切，反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人们愈是疑心丁佩心怀鬼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有一次，丁佩不待记者提问，就泣泪叫喊“冤枉”。丁佩不是那种老于心计的女人。就后来公布的事实，她不该为李小龙之死负有责任。但她却是因李小龙之死，受损害最大的一位。就这点来说，丁佩是值得同情的。鉴于李小龙名气之大，而他的死疑点颇多，当局特组成死因研讯法庭。出庭作供的证人一共十位，他们依次是：李忠琛、邹文怀、丁佩，第一个替李小龙诊治的医生朱博怀、高级救护员彭德生、伊莉莎白医院急症室医生曾广照、伊莉莎白医院紧急救治单位医生郑宝志、警察法医官叶志鹏、探员刘树、军装警员柏文利。证人供词摘要如下，并略加分析：李小龙哥哥李忠琛说，他不知道他弟弟有吸大麻的习惯，他上月见到李小龙时，他的神态正常。邹文怀说，他在李小龙暴毙前，几乎每天都和李小龙会面，并末发觉他的神态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并且，未听说他有过家庭纠纷。邹文怀的供词，排斥了李小龙自杀的可能性。丁佩在作供时，着重回答莲达律师罗德丞关于“7月20日，李小龙在丁佩家所发生一切”的提问，另据邹文怀的证词，以及记者从其他渠道了解的材料，可将李小龙在这一天的活动及死后的情形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7月20日下午l时许，莲达因要外出购物而与李小龙吻别，李小龙说：他与邹文怀有一个约会，他们要一起讨论《死亡游戏》，也许不能回家吃晚饭了。李小龙所说基本是事实，只是未向妻子提到丁佩。约2时，邹文怀来到李小龙家，二人谈了一会《死亡游戏》的剧本大纲。然后一道离开，约4点钟，来到丁佩家。他们是与丁佩预约好的，丁佩在《死亡游戏》中担任一个角色，同时还约定晚上去一酒家，同一名澳洲演员佐治拉辛比见面，商议他在片中担任哪个角色。三人就《死亡游戏》谈了约两个多钟头，7时左右，李小龙说他“不舒服”，“有点头痛”。丁佩就让李小龙服了一片丁佩常服的止痛药，并让李小龙去她卧房休息。李小龙跟邹文怀说他会去凯悦酒楼见邹文怀，就进丁佩卧房的床上睡下。约8时，邹文怀去接佐治拉辛比。半小时后，丁佩进卧房看李小龙，李小龙已睡沉，她不忍叫醒他，就打电话给邹文怀，说：“李小龙睡得很熟。”9时，李小龙仍末醒，她又打了一次电话给邹文怀。9时45分，邹文怀来到丁佩家。李小龙还未醒。邹文怀就试着叫醒李小龙，李小龙没反应。邹文怀就去推他，还掴他的脸，但还是“不得其法”。邹文怀无法弄醒李小龙，丁佩就打电话把她的私人医生朱博怀叫来。约10点过一点点，朱博怀赶到丁佩家。朱博怀在法庭上说：他10点左右赶到丁佩家检验李小龙时，李小龙已经昏迷。无法叫醒他。这时，李小龙已没有了心跳、脉搏和呼吸，瞳孔虽末完全开启，却已没有了“有生命征象”。实际上，李小龙这时已经死亡。朱博怀说：李小龙神态安祥，看来没有被骚扰过……我至少用了10分钟尝试使他恢复知觉，但无效，我建议立即转送伊莉莎白医院。朱博怀还谈到他开给丁佩常服的止痛药(EQUAGESIC)，这种药比阿司匹灵还强烈，普通人服一片并无害处(李小龙也是服一片)，但对有敏感反应的人来说却是有害的。高级救护员彭德生作供时说，他同救护车是当晚10时37分到达丁佩寓所的，检验时，发觉李小龙已没有了呼吸和脉搏。他曾为李小龙做了人工呼吸和给氧急救，均无效。在送医院途中，仍做急救工作，仍无效。伊莉莎白医院急症室的曾广照医生说，当晚11时，他检验了李小龙，发觉他无心跳，无呼吸，瞳孔扩大，对光不产生反应，理论上说，那是已经死亡了的征象。紧急救治单位的郑宝志医生说：当晚11时他检验李小龙时，李小龙已经没有了脉搏和呼吸，因此认为李小龙已死亡，但仍用肾上腺素替他做了一次“心脏内注射急救”，注射后无反应。当晚11时半，一位米高·麦医生才正式签署了李小龙的死亡证明书。警察法医官叶志鹏作证，说在检验李小龙尸体时，他发觉李的左脚趾处有一处切开过输血痕迹，左胸处有一个针孔(是做心脏内注射急救时留下的针孔)，身躯外表并无新的伤痕，嘴唇和指甲呈青色。叶志鹏又说，他在检查丁佩寓所时，并未发现打斗和发生纠缠所遗留下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的物品。李小龙的尸体上并未有任何受到过暴力的迹象。因此他认定李小龙是“没有遭受谋杀而致死的证据”。叶志鹏医生事后同另几位医生交谈过，另几位医生的意见都认为“李小龙可能是死于自然的病因”。因为李小龙生前，曾有过突然昏迷的病史。叶志鹏医生因此认为李小龙的“大脑血管可能不正常”，而死因便是由此而造成的。而法庭对李小龙死因的最初裁定是“死因不明”。李小龙的验尸工作，是在他死后36小时后开始的。其后，法庭进行调查取证。李小龙的尸体被剖验后，他的胃残存物、血、肝、肾、小肠和结肠的样本马上被送到化验室，由港府法医部的林医生检验。而另外的样本，送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化验室。第一批验尸报告出来，李小龙已下葬。验尸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李小龙体内发现大麻，但份量极微。林医生在法庭作证时说，大麻不致于致人于死。负责剖验尸体的伊莉莎白医院病理学家黎史特医生在法庭供称：李小龙之死不可能由大麻中毒引致，比较有可能是他对镇痛药中的某些成份极敏感。他说：李小龙头部没有发现伤痕，但脑部有中度肿胀。但他又说：完全没看脑出血的可能，因为脑血管并无梗塞之处。黎史特医生说，李小龙的其他器官均正常。至于他的脑肿，可能在暴卒前半分钟发生，也可能在半天前发生，就李小龙的情形而言，他的脑肿来得非常之快。但脑肿并非一定致人于死亡。此案还邀请了伦敦大学法医学教授迪雅来研究，他的意见是：死因是急性脑水肿，原因是对镇痛药(EQUACESIC)中的某些成份的过敏反应。但这只是推测，并非结论。李小龙死因的检验及论证经历了两个多月，1973年9月24日上午，法庭作终审裁定。董梓光法官引导陪审员判案，解释判案之7种可能性时指出：一、谋杀：即恶意及不合法杀人。对此案来说，可无须考虑此点，因无证据证明李小龙受谋杀。二、误杀：意思是不合法杀人而无恶意。此点亦无须考虑。三、合法杀人：此案亦无须考虑此一种可能性。四、自杀：根据证供，李小龙在死前，精神无受困扰现象，同时，亦无厌世情绪，故无须考虑死者是出于自杀。五、自然死亡：伊莉莎白医院验尸官黎史特医生在剖验死者之尸体时，试图找出自然死亡因素，但没有找到，英国伦敦大学迪雅教授亦同意黎史特医生的意见，故对此案来说，自然死亡亦难成立。六、意外死亡或死于非命：情形是差不多，只是死于非命比意外死亡更不幸，此种可能性，对本案来说，最为可能。七、死因不明：即所有证供都无法指出死者之死因，而陪审员未能从上述六种可能性中选一种作为本案的判决，最后的选择就是死因不明。董榨光法官复述案情及引导陪审员如何判案后，于上午11时退庭。11时10分，陪审团即把一致的裁定回报法官。法庭对李小龙死因的最后裁定是：“死于非命”。这就是人们翘首以盼李小龙确切死因的最后结果——不痛不痒，模棱两可。香港响起一片失望扫兴之声。保险公司的代表律师陈子忠当场就表示不满，他说：此一裁定，过于含糊，仍旧无法确定李小龙的死因。李小龙的死因最终是不明不白，但从当局如此兴师动众、港民如此关注、耗时如此之长这几点来说，九泉之下的李小龙似乎该知足了。
《协和医学杂志》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主办 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高级学术性临床医学杂志，2010年7月创刊。创刊时间太段，产生不了影响因子，所以目前什么核心也不是的。
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研究所需经费急剧增加的同时,科学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距离也越来越短,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投资对象。美国的“Bayh-Dole1980年专利商标修正案”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明智之举。因为在此修正案通过之前,联邦政府各部门,对于它们资助的(和由它们出面签订合同的项目中所做出的)创造发明,有两种处理方法:或者将专利权收归该部门所有(俗称“收权政策”),或者将权力授予那家签订合同的单位,但政府要使用这些创造发明时,可免付“许可证”使用费。1980年的Bayh-Dole法令充分肯定了“许可证政策”。1986年“联邦政府转让法令”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规定大学有权获得其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而赞助公司则可免付专利使用许可费。在此情况下,企业资助大学R&D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1970年大学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所占比重为,而企业仅占的份额。到1997年该比例变为政府占,企业占。与此同时,大学和科学家也日益关注研究成果的商业前景、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PTO)的数字表明:1969-1997年间,美国大学与学院所拥有专利数目呈上升趋势,且在1980年以后有较大幅度增长。1984-1989年翻了一番,1989-1997年间又翻了一番。不仅如此,随着知识对经济渗透力的增强,科学家以自己的发现、发明创立公司的做法蔚然成风,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这正如雷德(Tinker Ready)所言:“如果你现在还认为科学只是发生在大学实验室而与企业利润截然无关的独立活动的话,你的观念至少落后了20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不时传出一些因企业主和科学家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侵蚀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败坏科学形象,损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从而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成为了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利益冲突及其主要形式】有关利益冲突的说法很多,卡尔松()的定义指出,当个人I(individual)因如下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业责任时,将产生利益冲突:①在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组织P应有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②个人I有促进或阻碍X利益的企图(X指非I的某一利益主体),并且促进或阻碍X的利益与P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I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换言之,当个人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与其所应遵循的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发生矛盾时,便可能产生利益冲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益冲突”一词几乎近于贬义,但利益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导致利益主体犯错误———它仅仅只表明:存在一些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因素。尽管如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的确容易引起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利益冲突”在道德上往往又指那些因个人将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凌驾于其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之上,而破坏和影响职业判断的一种行为。就研究伦理而言,至少有三类标准可被用于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第一,以是否违反职业守则、规范来判断;第二,当某一行为在可预见其后果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有害后果(如影响科学判断,歪曲研究结果,或者使相关个人或机构的利益受到损害)进行判断。第三,根据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一般道德准则来判断。在常人心目中,科学家探索自然的活动是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价值中涉”(value free)过程。不过,近三十年来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更长时期以来的科学史实,均对此提出了挑战。如今大多数人都承认,利益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力———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韦斯(Ted Weiss)在谈到1987年美国国会对一家名为Genentech的公司所生产药物的利益冲突调查时指出:“最令人担心的是,得到经济资助的研究人员自己并未意识到倾向性可能影响临床研究乃至对病人的治疗”。这种担心并非过虑。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森、库恩等人的研究充分表明:观察具有“理论负荷”(theory laden),决定科学家观察、思考问题的“范式”要素之一便是“价值”。尔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虽然似乎太极端了些,但它对“利益因素”在科学争论、理论选择时“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因素的中介”而予以重视的思想,却并非全无道理。科学的历程也不时提醒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可能使“诚实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被他们自己所愚弄”。正如美国科学院等数家权威机构共同编写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一书所言:“在某个科学领域中,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同样地适用于已有的资料,且不同解释有进一步研究的不同途径。研究人员应当怎样选择呢?……想要相信一种新现象的愿望,有时甚至会超过对肯定的良好控制的证据的要求”。如果说因利益因素影响而使科学家无意之中犯错误尚可容忍的话,研究者为适应追名逐利的需要而有意歪曲事实,隐瞒利益冲突关系的做法,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范行为。科学家与常人一样,也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学会正确看待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并不使其威胁、控制自己的科学判断力。否则,不但会危害科学事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情形。(1)研究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即在科学探索中,因研究者过分顾及自身利益(在此主要指经济利益)而违反职业准则、行为规范的现象。著名例子如“治疗眼睛干涸的眼膏案”。8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国立”大学的一位名叫Scheffer 的研究者(以下简称ST博士),在美进修期间,对于用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发生了兴趣。他在一系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以兔子为实验对象研究维生素A的此类治疗作用,并且似乎取得了某种成功。于是开始着手人体试验:先在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在哈佛的麻省眼耳科医院进行测试。该院“人体实验委员会”根据联邦政府的有关法规,同意ST博士在25~50名病人身上试用。但据后来的调查,ST博士擅自扩大试验范围,并违背“知情同意”的原则,欺性地在数百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试用。从中有选择地挑选病例,撰写、发表了两篇有利于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的研究报告。之后,ST博士及其导师建立了一家名为Spectra的制药公司,生产所谓“治疗眼睛干涸的维生素A药膏”。公司公开发行股票,ST博士及其导师是最大的股东。后来,由未在该公司持股的其它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表明,此药膏非但对治疗眼睛干涸毫无疗效,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不良反应。ST博士闻此风声,迅速在公众尚未知晓前抛售了他所持该公司的全部股票。此事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概,ST博士及其所在医院的院长均被迫辞职。但因其做法未对病人造成严重损害,而被免予起诉。(2)咨询服务与利益冲突即具有某种利益关系的科学家,在相关的评审、咨询服务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著名案例为“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哈佛医学院的塞尔克(Dennis Selkoe)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发明了一种可以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并创立了一家名为“雅典神经科学公司”的企业。通过科学与制药业的结合,他成了一位知识富翁。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美国市场上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种类很多,因而许多人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导。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盈利组织“阿尔兹海默症协会”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赞助费,以举办一次有关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研究活动。“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又说服了声望极高的“国家卫生研究所”与其共同组织这次活动。同时,塞尔克也以国家卫生研究所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研究。1998年4月,在该领域权威杂志《老年神经生物学》上,以国家卫生研究所特邀专家组的名义,公布了对多种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比较研究结果。其中特别向人们推荐的,便是“雅典神经公司”的试剂。文章虽然声明“雅典神经公司是该项研究的赞助者”,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作为该研究小组评委的塞尔克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与主要股东。这样,“雅典神经公司”的利益影响,便凭借公众对“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及“国家卫生研究所”两个非盈利组织的信赖而瞒天过海。同年10月,美国《华尔街杂志》揭露了塞尔克等人与推荐产品公司的利益关系。一周后,哈佛医学院收到匿名举报,声称塞尔克违反了该校有关处理利益冲突的规定。但塞尔克在接受“哈佛评议委员会”调查时,却声称该关系早已众所周知,并且他在以往的论文中都有说明。可有人注意到,他在1992年《科学》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从未出现利益声明。还有人随意查阅了他在1996、1997年发表的八篇文章,也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此关系。“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表明,缺乏利益公开的监督,将会使企业的市场企图以堂皇的学术名义而蒙蔽公众。类似例证还有许多。如多伦多大学的一些研究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来自制药公司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药物疗效的评价,96%的推荐文章都是受公司赞助的研究者撰写的。一位名叫克里姆斯凯(Sheldon Krimsky)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1997年,他分析了800篇科学论文后指出,其中34%的文章作者所报告的研究结果与其所拥有股票或担负顾问的公司有关。1998年,他考察了62000篇科学论文,以确认究竟有多少科学家在文章中注明了他们与文章所推荐产品间的利益关系。结果发现,只有的文章包括了利益公开方面的陈述。(3)公布研究成果时的利益冲突主要指科学家因经费筹措、专利申请等利益关系的影响,而必须在遵守科学规范与屈从商业要求间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冲突。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开与共享,不仅是科学家及其工作接受同行检验,确保研究质量,赢得同行承认的前提,更是避免不必要重复,促进科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保证。R.默顿亦将“公有主义”视作“科学的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除了国家利益、军事需要的考虑之外,一位不愿意与合格同事分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传统科学家眼中无异于不可信赖的另类。然而,如今有些科学家为了能在经费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或者申请专利的需要,往往闭口不谈他们最好的设想,奉行所谓“多听少说”的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资助大量介入学术机构,因科学规范与商业运作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公开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哈佛大学医学院布鲁门特尔(David Blumenthal)主持的一系列研究表明,82%的公司要求其所赞助的学术研究成果需为申请专利保密至少2-3个月乃至更长时间。有47%接受调查的公司声称,它们通常要求更长的保密时间。而在对大学的调查中,布鲁门特尔以1993年以来获得“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资助最多的前50所大学的3394个生命科学院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邮寄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167个被调查单位回复了问卷。经分析,的回答者明确承认过去三年间曾为申请专利而延迟发表6个月以上(国家卫生研究所认为可接受的推迟时间为60天)。的回答者承认在过去3年里拒绝与其它大学的研究者“分享成果”。多变量相关分析还显示,接受工业界资助及大学科学研究的商业化,与延迟发表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另一位研究者拉姆(Rahm)对美国1000名公司技术经理及全美大学R&D开展最好的前100所大学的院系成员调查显示:39%的赞助公司限制所赞助院系与其它大学共享成果。70%的技术经理及53%的院系成员承认,存在延迟发表甚至根本不公布研究成果的情况。除了为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考虑而延迟发表或拒绝公布成果外,接受赞助的研究者还发现,当其做出不利于赞助公司的研究结果后,他们在公开发表研究结果时通常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例如,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克恩(David Kern)的副教授,以顾问身份受“某家”纺织公司资助从事研究(后经《科学》杂志核实为Microfibres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的协议。经过1986-1997年十余载的研究,他发现该纺织公司的工人易患一种被称为ILD的肺病。当克恩准备公开这一研究结果时,该公司声称此项研究尚不成熟,并以订有协议为名禁止他在会议上公开其发现。即使隐去公司名称,以摘要形式公布也不行。这一做法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科学》在其“科学与商业”栏目曾为此刊发了不少争论文章。又如,《华尔街杂志》1996年曾刊文说,一家大制药公司赞助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家公司一种治疗甲状腺功能衰退的畅销药,远不如价格较其便宜许多的另外一些药品疗效好。但该公司坚决禁止公布此研究结果,研究者最后只好撤回了这篇已经通过评审的论文。而在烟草公司资助的有关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煤矿、石油公司赞助的全球变暖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保密问题。【避免冲突的原则】 当人们可能因研究成果获利或减少损失时,最易产生利益冲突。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若干原则:①公开冲突。②剥夺可能影响研究者科学判断能力的利益。③有利益关系者不参与相关成果、论文的评审,不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④求助于调整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和政策。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⑥制定、颁布鉴定利益冲突的明确标准和指南。其中,利益公开化被认为是避免利益冲突及其负效应的最有效手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相关人员必须承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
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研究所需经费急剧增加的同时，科学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距离也越来越短，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投资对象，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表现更为突出。利益冲突及其主要形式如下：
1、在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组织P应有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
2、当个人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与其所应遵循的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发生矛盾时，便可能产生利益冲突。
避免利益冲突的方法：
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来说，利益冲突是指这样一种境况，在这种境况下，科学家的某种利益具有干扰他在科学活动中作出客观、准确、公正的判断的趋势。
协调多种利益、控制利益冲突的关键是排除因各种利益而带来的偏见和错误。许多国家关于科学研究的道德规范和相关政策中，对与工业合作研究中的利益冲突以及在兼职、同行评议等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有比较具体的规定。
从原则上而言，公众所提供的应当用于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不能用于私人的经济利益，因而两者必须确立透明的职责清晰的合同关系，则可以避免利益冲突。
科学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智力活动,如今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确,当经济之前冠以“知识”二字后,作为知识生产主要途径的科学研究活动,其内涵、建制、运作模式以及社会作用,都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应的改变。同时,也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表现更为突出。1冲突产生的背景300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的学者们只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而从事科学研究。正如默顿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言:“无论是以皇家学会的名义正式聚会,还是在咖啡馆或人个寓所里的非正式碰头,这个科学家群体都无休止地探讨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技术问题。”但“经常见到的情形并不是一群‘经济人’联合起来或各自为战地谋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而是一批好奇的研究者通力合作去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因为,“科学家免不了会有希望得到社会喝彩的欲望,而做出可获利的应用性发现就能产生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那时“个人经济收益的前景极少激起科学家的活动动机”。然而,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研究所需经费急剧增加的同时,科学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距离也越来越短,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投资对象。美国的“Bayh-Dole1980年专利商标修正案”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明智之举。因为在此修正案通过之前,联邦政府各部门,对于它们资助的(和由它们出面签订合同的项目中所做出的)创造发明,有两种处理方法:或者将专利权收归该部门所有(俗称“收权政策”),或者将权力授予那家签订合同的单位,但政府要使用这些创造发明时,可免付“许可证”使用费。1980年的Bayh-Dole法令充分肯定了“许可证政策”〔1〕。1986年“联邦政府转让法令”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规定大学有权获得其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而赞助公司则可免付专利使用许可费。在此情况下,企业资助大学R&D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1970年大学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所占比重为,而企业仅占的份额。到1997年该比例变为政府占,企业占〔2〕。与此同时,大学和科学家也日益关注研究成果的商业前景、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PTO)的数字表明:1969-1997年间,美国大学与学院所拥有专利数目呈上升趋势,且在1980年以后有较大幅度增长。1984-1989年翻了一番,1989-1997年间又翻了一番〔3〕。不仅如此,随着知识对经济渗透力的增强,科学家以自己的发现、发明创立公司的做法蔚然成风,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这正如雷德(Tinker Ready)所言:“如果你现在还认为科学只是发生在大学实验室而与企业利润截然无关的独立活动的话,你的观念至少落后了20年”〔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不时传出一些因企业主和科学家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侵蚀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败坏科学形象,损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从而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成为了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2利益冲突及其主要形式有关利益冲突的说法很多,卡尔松()的定义指出,当个人I(individual)因如下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业责任时,将产生利益冲突:①在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组织P应有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②个人I有促进或阻碍X利益的企图(X指非I的某一利益主体),并且促进或阻碍X的利益与P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I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换言之,当个人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与其所应遵循的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发生矛盾时,便可能产生利益冲突〔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益冲突”一词几乎近于贬义,但利益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导致利益主体犯错误———它仅仅只表明:存在一些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因素。尽管如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的确容易引起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利益冲突”在道德上往往又指那些因个人将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凌驾于其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之上,而破坏和影响职业判断的一种行为。就研究伦理而言,至少有三类标准可被用于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第一,以是否违反职业守则、规范来判断;第二,当某一行为在可预见其后果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有害后果(如影响科学判断,歪曲研究结果,或者使相关个人或机构的利益受到损害)进行判断。第三,根据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一般道德准则来判断〔6〕。在常人心目中,科学家探索自然的活动是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价值中涉”(value free)过程。不过,近三十年来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更长时期以来的科学史实,均对此提出了挑战。如今大多数人都承认,利益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力———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韦斯(Ted Weiss)在谈到1987年美国国会对一家名为Genentech的公司所生产药物的利益冲突调查时指出:“最令人担心的是,得到经济资助的研究人员自己并未意识到倾向性可能影响临床研究乃至对病人的治疗”。这种担心并非过虑。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森、库恩等人的研究充分表明:观察具有“理论负荷”(theory laden),决定科学家观察、思考问题的“范式”要素之一便是“价值”。尔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虽然似乎太极端了些,但它对“利益因素”在科学争论、理论选择时“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因素的中介”而予以重视的思想,却并非全无道理〔7〕。科学的历程也不时提醒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可能使“诚实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被他们自己所愚弄”。正如美国科学院等数家权威机构共同编写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一书所言:“在某个科学领域中,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同样地适用于已有的资料,且不同解释有进一步研究的不同途径。研究人员应当怎样选择呢?……想要相信一种新现象的愿望,有时甚至会超过对肯定的良好控制的证据的要求”。如果说因利益因素影响而使科学家无意之中犯错误尚可容忍的话,研究者为适应追名逐利的需要而有意歪曲事实,隐瞒利益冲突关系的做法,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范行为。科学家与常人一样,也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学会正确看待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并不使其威胁、控制自己的科学判断力。否则,不但会危害科学事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情形。(1)研究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即在科学探索中,因研究者过分顾及自身利益(在此主要指经济利益)而违反职业准则、行为规范的现象。著名例子如“治疗眼睛干涸的眼膏案”。8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国立”大学的一位名叫Scheffer 的研究者(以下简称ST博士),在美进修期间,对于用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发生了兴趣。他在一系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以兔子为实验对象研究维生素A的此类治疗作用,并且似乎取得了某种成功。于是开始着手人体试验:先在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在哈佛的麻省眼耳科医院进行测试。该院“人体实验委员会”根据联邦政府的有关法规,同意ST博士在25~50名病人身上试用。但据后来的调查,ST博士擅自扩大试验范围,并违背“知情同意”的原则,欺性地在数百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试用。从中有选择地挑选病例,撰写、发表了两篇有利于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的研究报告。之后,ST博士及其导师建立了一家名为Spectra的制药公司,生产所谓“治疗眼睛干涸的维生素A药膏”。公司公开发行股票,ST博士及其导师是最大的股东。后来,由未在该公司持股的其它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表明,此药膏非但对治疗眼睛干涸毫无疗效,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不良反应。ST博士闻此风声,迅速在公众尚未知晓前抛售了他所持该公司的全部股票。此事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概,ST博士及其所在医院的院长均被迫辞职。但因其做法未对病人造成严重损害,而被免予起诉〔8〕。(2)咨询服务与利益冲突即具有某种利益关系的科学家,在相关的评审、咨询服务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著名案例为“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哈佛医学院的塞尔克(Dennis Selkoe)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发明了一种可以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并创立了一家名为“雅典神经科学公司”的企业。通过科学与制药业的结合,他成了一位知识富翁。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美国市场上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种类很多,因而许多人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导。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盈利组织“阿尔兹海默症协会”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赞助费,以举办一次有关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研究活动。“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又说服了声望极高的“国家卫生研究所”与其共同组织这次活动。同时,塞尔克也以国家卫生研究所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研究。1998年4月,在该领域权威杂志《老年神经生物学》上,以国家卫生研究所特邀专家组的名义,公布了对多种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比较研究结果。其中特别向人们推荐的,便是“雅典神经公司”的试剂。文章虽然声明“雅典神经公司是该项研究的赞助者”,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作为该研究小组评委的塞尔克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与主要股东。这样,“雅典神经公司”的利益影响,便凭借公众对“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及“国家卫生研究所”两个非盈利组织的信赖而瞒天过海。同年10月,美国《华尔街杂志》揭露了塞尔克等人与推荐产品公司的利益关系。一周后,哈佛医学院收到匿名举报,声称塞尔克违反了该校有关处理利益冲突的规定。但塞尔克在接受“哈佛评议委员会”调查时,却声称该关系早已众所周知,并且他在以往的论文中都有说明。可有人注意到,他在1992年《科学》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从未出现利益声明。还有人随意查阅了他在1996、1997年发表的八篇文章,也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此关系。“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表明,缺乏利益公开的监督,将会使企业的市场企图以堂皇的学术名义而蒙蔽公众〔9〕。类似例证还有许多。如多伦多大学的一些研究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来自制药公司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药物疗效的评价,96%的推荐文章都是受公司赞助的研究者撰写的。一位名叫克里姆斯凯(Sheldon Krimsky)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1997年,他分析了800篇科学论文后指出,其中34%的文章作者所报告的研究结果与其所拥有股票或担负顾问的公司有关。1998年,他考察了62000篇科学论文,以确认究竟有多少科学家在文章中注明了他们与文章所推荐产品间的利益关系。结果发现,只有的文章包括了利益公开方面的陈述〔10〕。(3)公布研究成果时的利益冲突主要指科学家因经费筹措、专利申请等利益关系的影响,而必须在遵守科学规范与屈从商业要求间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冲突。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开与共享,不仅是科学家及其工作接受同行检验,确保研究质量,赢得同行承认的前提,更是避免不必要重复,促进科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保证。R.默顿亦将“公有主义”视作“科学的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11〕。除了国家利益、军事需要的考虑之外,一位不愿意与合格同事分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传统科学家眼中无异于不可信赖的另类。然而,如今有些科学家为了能在经费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或者申请专利的需要,往往闭口不谈他们最好的设想,奉行所谓“多听少说”的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资助大量介入学术机构,因科学规范与商业运作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公开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哈佛大学医学院布鲁门特尔(David Blumenthal)主持的一系列研究表明,82%的公司要求其所赞助的学术研究成果需为申请专利保密至少2-3个月乃至更长时间。有47%接受调查的公司声称,它们通常要求更长的保密时间〔12〕。而在对大学的调查中,布鲁门特尔以1993年以来获得“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资助最多的前50所大学的3394个生命科学院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邮寄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167个被调查单位回复了问卷。经分析,的回答者明确承认过去三年间曾为申请专利而延迟发表6个月以上(国家卫生研究所认为可接受的推迟时间为60天)。的回答者承认在过去3年里拒绝与其它大学的研究者“分享成果”。多变量相关分析还显示,接受工业界资助及大学科学研究的商业化,与延迟发表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另一位研究者拉姆(Rahm)对美国1000名公司技术经理及全美大学R&D开展最好的前100所大学的院系成员调查显示:39%的赞助公司限制所赞助院系与其它大学共享成果。70%的技术经理及53%的院系成员承认,存在延迟发表甚至根本不公布研究成果的情况〔13〕。除了为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考虑而延迟发表或拒绝公布成果外,接受赞助的研究者还发现,当其做出不利于赞助公司的研究结果后,他们在公开发表研究结果时通常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例如,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克恩(David Kern)的副教授,以顾问身份受“某家”纺织公司资助从事研究(后经《科学》杂志核实为Microfibres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的协议。经过1986-1997年十余载的研究,他发现该纺织公司的工人易患一种被称为ILD的肺病。当克恩准备公开这一研究结果时,该公司声称此项研究尚不成熟,并以订有协议为名禁止他在会议上公开其发现。即使隐去公司名称,以摘要形式公布也不行。这一做法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科学》在其“科学与商业”栏目曾为此刊发了不少争论文章〔14〕。又如,《华尔街杂志》1996年曾刊文说,一家大制药公司赞助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家公司一种治疗甲状腺功能衰退的畅销药,远不如价格较其便宜许多的另外一些药品疗效好。但该公司坚决禁止公布此研究结果,研究者最后只好撤回了这篇已经通过评审的论文。而在烟草公司资助的有关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煤矿、石油公司赞助的全球变暖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保密问题〔15〕。3利益公开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当人们可能因研究成果获利或减少损失时,最易产生利益冲突。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若干原则:①公开冲突。②剥夺可能影响研究者科学判断能力的利益。③有利益关系者不参与相关成果、论文的评审,不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④求助于调整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和政策。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⑥制定、颁布鉴定利益冲突的明确标准和指南〔16〕。其中,利益公开化被认为是避免利益冲突及其负效应的最有效手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相关人员必须承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卫生研究所”为保证其研究经费资助不致引起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曾经颁布过一些条例,要求接受资助者向政府公开其本人、家庭以及商业伙伴的一切经济利益。这一做法立刻招致许多人的抗议,国家卫生研究所为此收到了751封抱怨的信件。鉴于反对呼声强烈,国家卫生研究所被迫撤回了该项规定。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PHS)、美国卫生和福利部(HHS)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共同拟订了处理利益冲突的原则,并要求各大学、研究机构根据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作为公共卫生署下属机构的“国家卫生研究所”,1995年又颁布了修订后的利益冲突条款。新的条款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向其所在大学、研究机构公开说明:在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项目“直接和明确”的影响下,申请者可能得到哪些“有效的经济利益”。且当“有效经济利益”为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任何形式的报酬、收益,或获利公司投资的5%时,都必须公开其利益关系。国家科学基金会则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列举过去四年内的合作研究者、导师或其它指导者,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或选择评议人时的偏见。美国农业部也要求经费申请者列举出过去五年内的研究伙伴及论文合作者,以使评议人的选择更加客观公正。此外,一些职业组织,如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美国医学院校协会(AAMC)等都有各自避免利益冲突的指南与处理程序。大多数美国大学也有类似政策。如旧金山加州大学规定,若教师与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的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则不能参加相关的临床试验。华盛顿大学对此没有完全禁止,但必须事先征得学校同意。凡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一律执行所谓“零容忍标准”(zero-tolerance standard),即参与试验的教师必须公布所有的经济利益关系,哪怕是最微小的利益也不例外。哈佛大学医学院则禁止其教师接受他们持有股票公司的经费赞助。密执安大学规定,其教师从制药公司获得的咨询费或作为专家证人的收入,不得超过其工资的25%。然而,尽管有许多抑制利益冲突的积极措施,但三个独立研究小组最近对美国科学界处理利益冲突所作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17〕。实现利益公开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科学期刊。1997年,“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向所有文章作者、评审人及编辑推荐了一项旨在促进发表中实现“利益公开”的政策,大约500家期刊对此表示赞同。事实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从1984年起,就要求凡在该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都必须公开说明“在可能受其研究结果影响的公司中的所有经济利益”。《科学》也要求其投稿者,公开“所有可能引起文章内容判断偏见的、作者的职业的和经济的利益”,且此要求同样适用于其同行评议者、编辑及记者。《自然》、《科学美国人》等众多杂志也都有类似规定〔18〕。应当说,在科学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正确认识与处理利益冲突及其消极影响意义甚大。我国正处于促进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起步阶段,正在大力鼓励大学、研究机构积极与公共部门、各类企业开展教育、研究及咨询等方面的合作。这不但对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极为有益,而且还能有效弥补大学、研究机构的经费不足。为了少走弯路,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利益冲突调控体系,加强科学界的自律,以确保知识生产的严肃性与知识产品的真理性。同时,科学家还应当更加注重关心和保护公众利益,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此外,笔者以为,“利益冲突”也许为我们考察科学社会学的演进提供了某种有益的视角。如果说默顿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理想化”的“宏观”科学蓝图的话,科学知识社会学则是一些“描述性”的“微观”细节。尽管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被认为不大符合现代科学的实际,尽管有人强调科学家的行为常常违反默顿规范,但它毕竟是使科学区别于其它社会建制的重要特征。描述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走得更远的构造主义,固然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诸如“利益”、“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形成与选择的影响,但它同时也给人以一种过分向“现实”妥协之感,无法为科学家的行动恰当与否提供标准与指南。而这一切又与现代科学研究息息相关,不容回避。因而,我们不妨将“利益冲突”作为切入点,以默顿理想化的科学结构为纲,以科学知识社会学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基本素材,寻找某些既能反映当代科学研究特点,又对科学界整合有益的新认识。
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 利益冲突声明We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我们宣布,我们（的言论）不对任何方造成利益冲突.这是一种“行规”,为了表明其发表文章、言论的客观立场.示例：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We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finan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or organizations that can inappropriately influence our work, there is no professional or other personal interest of any nature or kind in any product, service and/or company that could be construed as influencing the position presented in, or the review of, the manuscript entitled, “”
就是与你论文研究内容有冲突的审稿人，可以包括你知道的都在做同一个课题，存在发表竞争的潜在对手，包括可能影响论文作者得诺贝尔奖；也可以包括你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举例说，如果你感觉你的论文到这位审稿人手里不管怎样都会被拒稿，你就把该研究者列入"Conflict of interest"。话又说回来了，就一般研究者来说，这项就可以忽略了。谁会在乎咱们的一两篇论文呢？祝顺利！你就说没有冲突就行。和你研究冲突的审稿人，编辑会避开的，在论文最后写上no conflicit of interest就可以了
利益冲突声明 We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我们宣布,我们（的言论）不对任何方造成利益冲突. 这是一种“行规”,为了表明其发表文章、言论的客观立场.by checking the manuscript I noticed thatyou used a commercial identity in the text of your manuscript. According to our editorial policy, a competing interest exists when professional judgment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of research is influenced by a secondary interest, such as financial gain. So, we require that our authors reveal all possible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their submitted manuscripts. Accordingly, please provide me with another PDF file of your manuscript, inducing a disclosure sentence i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tion" of whether you, as the author of the manuscript, have or do not have a direct financial relation with the commercial identity mentioned in your paper that might lead to a conflict of interest for any of the authors, or of interest statement We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finan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or organizations that can inappropriately influence our work, there is no professional or other personal interest of any nature or kind in any product, service and/or company that could be construed as influencing the position presented in, or the review of, the manuscript entitled, “” 除非论文的作者因论文涉及到商业利益问题，编辑才会要求写得很清楚，不然一般简洁写： Conflict of Interest 一般都在参考文献之前啊，这个要求在abstract和文章末尾陈述啊。当然，你也可以自己改动为合适的词句！ 比如：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d that they hav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to this work. We declare that we do not have any commercial or associative interest that represent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 submitted 道德诚信是维护健康、良性的学术环境之重要基础。身处信息爆炸的数字电子时代，维护研究发表制度的透明性与可信性，是每个学术人的责任。提高发表制度的透明度与正当性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分享重要资讯，从而提高对学术知识的理解能力。因此，论文作者有义务披露所有利益冲突并要避免潜在问题。利益冲突是什么? 利益冲突指的是一个人因为种种关系，无法站在客观立场上处理事情的情况。明显的利益冲突来自于潜在的金钱回馈或个人利益，像是如职业利益和人脉网络。不过，表面上看似正常的事情也可能引发研究项目诚信问题的争议。举例来说，有一个人，他没有任何控制实验设计或影响实验材料供给的权力，但他刚好是该研究项目实验材料供应商的好朋友，并且他没有阐述他与供应商的个人关系，那么这样的研究结果也可能被怀疑。即使这个人也没有任何影响研究实验的权限，但他却因为没有主动告知潜在的利益冲突，这就可能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大家可能会想 「为什么他不表明他跟这些人有私人关系呢? 如果没怎么样的话，也不需要隐瞒啊」。如果有上方的例子发生，其实也不太会引发任何道德问题，因为例子中的主角并没有任何实权影响研究实验。其实即使存在利益冲突，也不代表一定有任何不诚信的事情发生。 然而，不舒服的感觉能强烈地影响人们的观感。因此，研究员应仔细阅读有关潜在利益冲突的披露适用的规则。最后，必须提醒任何涉及到人类受试者的研究主题，都必须确保参与者拥有充分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参与实验。未做到揭露潜在冲突是非常不道德的。你有义务揭露什么? 根据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 cope) 的推荐，期刊都拥有相当明确的政策来规范利益冲突 并且当利益冲突存在时，作者必须向期刊编辑表明，期刊编辑则表明相关的利益冲突让读者知道。因此，许多的期刊都会要求作者在投稿时，一并提供利益冲突的声明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当你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个必须揭露的利益冲突时，最好让期刊知道，让期刊决定这些是否必须涵盖进去。可能会引起利益冲突的各种范例已经列在下方的「可能引起潜在利益冲突的关系类型」利益冲突声明需涵盖的资讯 如果没有冲突存在，那么你的cover letter中只需包括明确的声明并遵守所有投稿期刊的指示。 cover letter可使用的声明: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 named authors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financial or otherwise." article footnotes可使用的声明: "all authors have [completed the xxx disclosure form] and declare that: (i) no support, financial or otherwise, has been received from any organization that may have an interest in the submitted work ; and (ii) there are no other relationships or activities that could appear to have influenced the submitted work." 注意: 相关的科学研究与伦理审查委员会(irb)可能会要求作者必须要论文中写进特定的声明字句，请确保都有遵守这些要求。针对所有的临床研究，论文中应该需包含您是否已经公开任何潜在冲突来研究参与者的声明 可使用的声明: informed consent has been obtained from all patien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如果存在利益冲突，国际医学杂志编辑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 icmje)推荐涵盖以下的信息: [1] sources of support for the work, including sponsor names along with explanations of the role of those sources if any in study design; collec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data; writing of the report; the decision to submit the report for publication; or a statement declaring that the supporting source had no such involvement; and[2] whether the authors had access to the study data, with an explanation o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access, including whether access is on-going.[3] to support the above statements, editors may request that authors of a study sponsored by a funder with a proprietary or financial interest in the outcome sign a statement, such as “i had full access to all of the data in this study and i take complet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 data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analysis.”suggested language: author a receives research support/consulting fees from [sponsor name]; a detailed listing of author a's financial disclosures is available at [website]; author b has equity in [organization] and serve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rganization]; a detailed listing of author b's financial disclosures is available at [website]. no other author has reported a potential conflict of interest relevant to this article.可能引起潜在利益冲突的关系类型 以下是应披露的利益冲突类型，内容并没有涵盖所有的情况，指示提供给研究员了解可能有潜在利益冲突可能的情况。资金来源 ╟ 说明赞助商、赞助额度和赞助商在研究过程的角色。 财务关系 ╟ 包含顾问关系、 股权所有权雇佣合同、其他津贴，例如旅费或演讲津贴，保险基金投资。阐述发生潜在冲突的组织与其财务参与的程度。 受支援金额 ╟ 许多期刊和机构审查委员会要求披露所有确切的项目支援金额。这里的项目支援并不一定是直接投入于论文当中讨论到的研究计划。当赞助商可能从研究成果中获得巨大利益时，所有财务支援都必须揭露。此外，由利益冲突或伦理委员会审查和批准的财务报表声明可以帮助提高财务透明度，并消除财务利益对研究项目的不良影响。 非财务关系 ╟ 包含个人关系，例如家人与合作伙伴等等，政治关系和学术合作关系。阐明这些关系和可能引发的潜在利益冲突。
发表的论文可能给作者带来的任何经济或法规方面惠益的状况。
利益冲突 比如，国际体育比赛中，A国对阵B国，如果裁判是A国人，或B国人，这就属于“利益冲突”，应该换成第三国的裁判。 在你的论文中，提到的机构或人，跟你（作者）是互相认识的，或有业务未来的，或是竞争对手等情况，那就存在 “利益冲突”，可能影响了论文的客观性 或是类似的情况这很类似于宣誓就职一样。如果研究经费来自企业资助，应该公开声明，这并不表明研究存在“偏倚”，更多的是一种履行行为规范和表示感谢的方式。
中华杂志双盲稿件的写法就是去掉作者信息和单位的论文稿件。中华杂志1914年4月16日创刊于北京，由丁佛言编辑，中华杂志社发行，社址位于北京进步党本部内，属于政治类刊物。
《中华全科医学》杂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国家级全科医学领域科技学术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首届优秀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74-4152，国内统一刊号：CN 11-5710/R。杂志为月刊，168页，国际标准版本，大16开，每月8日出版。接作者反映有人假冒《中华全科医学》杂志进行欺诈活动，现已查明以中华全科医学首字母注册的.COM域名的网站为假冒网站，对此《中华全科医学》杂志社做如下声明：1.《中华全科医学》杂志社未授权给任何单位和个人代理征稿，在线投稿系统正在建设中，尚未启用，具体使用时间请关注本刊网站的公告。2.录用稿件交纳费用必须到邮局办理汇款手续，如有人通知向个人卡号汇款，定是行为。3.作者对稿件如有何疑问，请及时与编辑部联系。提请广大作者明鉴，谨防上当。《中华全科医学》杂志社保留追究侵权者法律责任的一切权利。
对稿件的要求1．医学伦理问题及知情同意：当论文的主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时，作者应提供单位性的、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文件及受试对象或其亲属的知情同意书。2．基金项目：论文涉及的课题如为国家或部、省级以上基金或攻关项目，应注于文章首页左下脚，如“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271269）；‘十五’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2003AA205005）”。并须附基金项目证明复印件。3．题名：力求简明、醒目，能准确反映文章主题。中文题名一般以20个汉字以内为宜，最好不设副标题，一般不用标点符号，尽量不使用缩略语。英文题名不宜超过10个实词。中、英文题名含义应一致。4．作者署名：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排列，排序应在投稿前确定，在编排过程中不应再进行改动。作者单位名称（写出所在科室）及邮政编码脚注于首页左下方，并注明通信作者及其Email地址。作者应是：（1）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与资料的分析与解释者；（2）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者；（3）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在学术界进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以上3条须同时具备。仅参与获得资金或收集资料者不能列为作者，仅对科研小组进行一般管理者不宜列为作者。对文章中的各主要结论，均必须至少有1位作者负责。作者中如有外籍作者，应附外籍作者亲笔签名同意在本刊发表的函件。集体署名的文章于题名下列署名单位，于文末列整理者姓名，并须明确该文的主要责任者，在论文首页脚注通信作者姓名、单位、邮政编码及Email地址。通信作者一般只列1位，由投稿者确定。如需注明协作组成员，则于文末参考文献前列出协作组成员的单位及姓名。5．摘要：论著须附中、英文摘要，摘要应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应给出主要数据)、结论4个部分，各部分冠以相应的标题。用第三人称撰写，不列图、表，不引用文献，不加评论和解释。英文摘要应包括题名、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单位名称、所在城市名、邮政编码及国名。应列出全部作者姓名，如作者工作单位不同，只列出通信作者的工作单位，通信作者姓名右上角加“*”，同时在通信作者的单位名称首字母左上角加“*”。例如：“LIN Xian-yan*，WU Jian-ping，QIN Jian，LIU Hong.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First Hospital，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034，China”。中文摘要一般不超过400个汉字，英文摘要约为250个实词。英文摘要一般与中文摘要内容相对应，但为了对外交流的需要，可以略详。6．关键词：论著需标引2~5个关键词。关键词尽量从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医学主题词表(MeSH)中选取，其中文译名可参照中国医学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译的《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的专业术语（自由词）可直接作为关键词使用，建议排在最后。关键词中的缩写词应按《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还原为全称；每个英文关键词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各词汇之间用“；”分隔。7.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8．统计学方法：(1)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析目的，不应盲目套用χ2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2) 统计学符号：按GB 3358-1982《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书写。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中位数仍用M）；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s；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sx；④ t检验用英文小写t；⑤F检验用英文大写F；⑥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χ2；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ν；⑨概率用英文大写P（P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t值、χ2值、q值等）。(3)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χ±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M（QR）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4)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或P<）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并写明所用统计学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t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t=，χ2=，F= 等）；在用不等式表示P值的情况下，一般选用P>、P<和P<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需再细分为P<或P<。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95%可信区间。9.名词术语：医学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尚未通过审定的学科名词，可选用最新版《医学主题词表（MeSH）》、《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中医药主题词表》中的主题词。对没有通用译名的名词术语于文内第一次出现时应注明原词。中西药名以最新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均由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为准。英文药物名称则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药名一般不得使用商品名，确需使用商品名时应先注明其通用名称。文中尽量少用缩略语。必须使用时于首次出现处先叙述其全称，然后括号注出中文缩略语或英文全称及其缩略语。已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可以不加注释直接使用，例如：DNA、RNA、HBsAg、PCR等。10．图表：每幅图表应冠有图（表）题。说明性的文字应置于图（表）下方注释中，并在注释中标明图表中使用的全部非公知公用的缩写。建议采用三横线表（顶线、表头线、底线），如遇有合计和统计学处理内容（如t值、P值等），则在此行上面加一条分界横线；表内数据要求同一指标有效位数一致。数据图及照片图要求有良好的清晰度和对比度，影像图应标注左右；若刊用人像，应征得本人的书面同意，或遮盖其能被辨认出系何人的部分。大体标本照片在图内应有尺度标记。病理照片要求注明染色方法和放大倍数。图表如引自他刊，应注明出处并提供该刊同意刊载证明。11．计量单位：执行GB 3100~3102-1993《量和单位》中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规定及其书写规则，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组合单位符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1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ng/kg/min应采用ng·kg-1·min-1的形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在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如果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可在首次出现时注出法定与旧制单位换算系数，然后只列法定计量单位数值。参量及其公差均需附单位，当参量与其公差的单位相同时，单位可只写1次，例如：“ ng/L± ng/L”可以表示为“（±） ng/L”。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符号为A，“A”为斜体。12．数字：执行GB/T 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量均用阿拉伯数字。小数点前或后≥5位数字时，每3位一组，组间空1/4个汉字空。但序数词和年份、页数、部队番号、仪表型号、标准号不分节。百分数的范围和偏差，前一个数字的百分符号不能省略，如：5%~95%不能写成5~95%，（±）%不能写成± %。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按下列方式书写：4 cm×3 cm×5 cm，不能写成4×3×5 cm3。13．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基本执行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依照其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拉伯数字标出，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排列于文后。尽量避免引用摘要作为参考文献。内部刊物、未发表资料、个人通信等请勿作为文献引用，确需引用时，可将其在正文相应处注明。引用文献（包括文字和表达的原意）务请作者与原文核对无误，外文文献需要提供PubMed的PMID号。日文汉字请按日文规定书写，勿与我国汉字及简化字混淆。同一文献作者不超过3人全部著录；超过3人可以只著录前3人，后依文种加表示“，等”的文字。作者姓名一律姓氏在前，名字在后，外国人的名字采用首字母缩写形式，缩写名后不加缩写点；不同作者姓名之间用“，”隔开。题名后标注文献类型标志对电子文献是必选著录项目，其他文献可选择标注。文献类型和电子文献载体标志代码参照GB 3469《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外文期刊名称用缩写，以Index Medicus中的格式为准；中文期刊用全名。每条参考文献均须著录起止页。每年连续编码的期刊可以不著录期号。二、投稿要求1．文稿应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文稿应资料真实、数据准确、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文字精炼，书写工整规范，必要时应做统计学处理。论著一般不超过4000字（包括摘要、图表及参考文献）；讲座、综述、会议纪要、临床病理（例）讨论类文稿字数可视具体情况而定；短篇论著、病例报告等不超过2000字。2.请通过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的稿件远程管理系统进行投稿点击“业务中心”进入杂志社远程稿件管理系统）。网上投稿成功后还需寄送以下几项材料：（1）稿件处理费，每篇稿件40元（请务必注明稿件编号），汇款地址：100710 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中华内科杂志》编辑部收；（2）单位推荐信：注明对稿件的审评意见以及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等项，并加盖公章；（3）一份打印件（也需注明稿件编号）；（4）若此项研究为基金项目者，需附批文复印件。投稿过程中如需帮助请致电编辑部。三、稿件处理1．本刊实行以同行审稿为基础的三审制（编辑初审、专家外审、编委会终审）。在投稿时作者须告知与该研究有关的潜在利益冲突。审稿过程中保护作者稿件的私密权。对不拟刊用的稿件将告知退稿意见，对稿件处理有不同意见者，作者有权申请复议，并提出申诉的文字说明。2．稿件退修：经审核初步拟定刊用的稿件按退修意见整理后，为缩短刊出周期和减少错误，请先通过稿件远程管理系统发回稿件，修改稿打印件寄回本刊编辑部，并需作者签字注明该稿件无一稿两投。3．“快速通道”的稿件要求： 对符合“快速通道”要求的论文采用特定审稿流程，在收稿后1个月内就论文审稿结果（以“快速通道”发表、按普通稿件处理、退稿）给予答复，对符合要求的论文在收稿后4个月内予以发表。“快速通道”论文必须具备创新性、重要性和科学性，该论文的早日公布将对临床和科研工作产生重大影响。作者在投稿前应与编辑部联系说明研究的基本情况。在得到确认后，在稿件远程管理系统投稿，投稿成功后将稿号告知编辑部并通过特快专递将纸版稿件寄送编辑部。稿件应符合本刊稿约的要求并附单位介绍信。作者应提供说明论文需要通过“快速通道”发表理由的书面材料，同时提供省级及以上图书馆或医学信息研究所等单位出具的“查新报告”。同时有2位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至少有1位为非本单位专家）书面推荐意见。作者可推荐3～5名审稿专家（需注明其详细联系方法，包括Email）供编辑部参考。应提供作者的通信地址、电话、Email等联系方式。 凡要求进入“快速通道”稿件，需交纳审稿费每篇400元。汇款至100710 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 《中华内科杂志》编辑部，附言中请务必注明“快速通道审稿费”。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并结合本刊实际情况，凡在网上投稿成功后3个月内未明确处理意见者，系仍在审阅中。作者如欲投他刊，请先与本刊联系，切勿一稿两投。一旦发现一稿两投，本刊将立即退稿；而一旦发现一稿两用，本刊将进行如下处理：（1）刊登撤销该论文及该文系重复发表的声明，并在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上通报；（2）向作者所在单位和该领域内的其他科技期刊进行通报。
Conflict of Interest 指利益冲突，意思是个人或组织的利益可能影响到他人的利益。有时为了防患于未然，也是为了避免发生学术不端的情况，编辑会要求作者在投稿时准备好 利益冲突声明 @[TOC]
在学术论文写作中，Conflict of Interest 声明主要是为了保证学术研究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因为在论文写作中，难免会牵扯到资金支持、学术合作等。
如在撰写论文时资金资助来源较为复杂，虽然作者个人认为其资金支持不影响这篇论文的研究过程和结论，但如果某项资金来源同其他相关研究也有一定的关系，读者就会怀疑研究数据的客观性，从而对论文的客观性产生怀疑。
此时，就会要求作者写上 Conflict of Interest 声明。
需声明的 Conflict of Interest 一般有两种情况
如研究赞助商支持、旅费津贴等
在写 Conflict of Interest 声明时，要说明资助或者津贴的确切金额、对研究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注意论文有财务关系上的Conflict of Interest时，保证信息的透明度是非常重要的。
如个人关系，学术关系等，这些关系可能会引发潜在的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声明其实并不难写，其篇幅要求不多，内容简短清晰即可。
我遇到的期刊都是需要单独的一个 word 文件。
当论文可能产生利益冲突时，我们要在声明中首先阐明自己的角色，然后介绍详情。并且要做出相应的承诺，声明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并未受到影响。
或者，当论文写作时收到了赞助，不过之后又涉及到与另一家公司的合作，这个时候也要说明以上情况，并且出示赞助款项明细，保障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公正透明。
最后，如果您的文章并未涉及到其他人或组织的利益，那就在文中直接声明：未发现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如果没有财务，利益的纠纷，这种情况是最好写的。直接一句话搞定。
或者
就像这样，单独写一个 word 上传就好了。
I am employed b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company) on (date) of (date) in the library, and I declare the following on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I promise to avoid conflicts of interest (even superficial conflicts) with the company, its shareholders and its customers. A kind of I undertake to ensure that my personal conduct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and to report appropriately when there is a potential for actual or potential conflict. These conflicts of interest may be caused by my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other members of my family or stakeholders.
Therefore, the prohibited sexual behaviors involved in this commitment also involve my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other members of my family or stakeholders. I promise that I will write to 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 of the company about the conflicts of interest caused or possible to be caused by my immediate family members, other members of my family or stakeholders Presentation.
笔者首先介绍了自己和公司的情况，之后阐述了会在哪些方面产生产权或者利益的冲突。
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company A and ma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that may have been licensed by company B in which I have A business and/or financial interest. I have fully disclosed these interests to Taylor and have developed an approved plan to manage any potential conflicts that may arise from such an arrangement.
阐明了这篇论文在两个公司之间的赞助与科研方面的利益冲突。用词精准合适，并在最后提到了解决的计划，结构严谨内容充实，也是一篇好例文。
According to policy as well as my moral obligation, as the researchers report I am a consultant from a company in financial and/or commercial interests. May be limited by the attached paper reports the research. I have been to Taylor and Francis fully revealed these interests, and I have worked out a plan for approval to manage any potential conflicts caused by the participation.
这篇声明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自己的写作背景和立场，并且交代了可能会产生的利益冲突。在我们自己的论文写作中，也可以按照这个版式写。
参考链接：
我是Tina, 我们下篇博客见~
白天工作晚上写文，呕心沥血
觉得写的不错的话最后， 求点赞，评论，收藏
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 利益冲突声明We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我们宣布,我们（的言论）不对任何方造成利益冲突.这是一种“行规”,为了表明其发表文章、言论的客观立场.示例：Conflict of interest statementWe declare that we have no finan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or organizations that can inappropriately influence our work, there is no professional or other personal interest of any nature or kind in any product, service and/or company that could be construed as influencing the position presented in, or the review of, the manuscript entitled, “”
专利的发明人和申请人，跟你之间的关系披露，所属单位或研究资助单位是否会获得金钱或其它知识产权方面的收益而导致怀疑研究数据论文研究内容的直接领域或相关领域内，是否与任何商业机构有利益关系。换言之，只要有一点可能的利益关联，就应该予以披露。与论文研究工作相关的直接或间接的财务支持，即论文作者是否接受了除工作单位之外的任何第三方提供的财务支持来进行这样研究工作
就是与你论文研究内容有冲突的审稿人，可以包括你知道的都在做同一个课题，存在发表竞争的潜在对手，包括可能影响论文作者得诺贝尔奖；也可以包括你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举例说，如果你感觉你的论文到这位审稿人手里不管怎样都会被拒稿，你就把该研究者列入"Conflict of interest"。话又说回来了，就一般研究者来说，这项就可以忽略了。谁会在乎咱们的一两篇论文呢？祝顺利！你就说没有冲突就行。和你研究冲突的审稿人，编辑会避开的，在论文最后写上no conflicit of interes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