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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中药的起源
关于中药的起源，有着不少动人的传说。《帝王世纪》一书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另一个为“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淮南子》则提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有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通鉴外纪》还提到“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其它书中还有类似的传说，但是总起来说，大都集中在伏羲氏及神农氏。史学家们认为，伏羲氏是早期畜牧业时期的代表人物; 神农氏则为早期农业时期的代表人物，比伏羲氏要晚。以他们两人作为发现药物的代表，说明药物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畜牧业、农业的出现及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诸书记载多有“尝”字，充分表明人们是在进食的过程中发现药物，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药食同源。
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为了维持生命，除了狩猎获得肉食之外，主要以植物作为饮食的来源。由于对植物性质的缺乏了解和饥不择食，进食有毒植物后就出现呕吐、腹痛甚至昏迷等毒性反应。有时也因偶然食用某种食物而使病痛减轻或消除。经过世世代代的长期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区别食物与不能食用的植物，认识到哪些植物可以用于治疗疾病，初步积累了一些药物知识。以后，随着农业的出现及发展，人们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增多了对植物的观察与体验，发现更多的植物药。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医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对药物的需要与日俱增，药物的来源也由野生药材、野兽发展到部分人工栽培药物和驯养家畜，并且开始利用矿物药。通过长期经验的积累，用药的知识愈来愈丰富，人们传播这些知识的方式由口耳传授发展到了文字记载，出现了药物的著作。由于植物药在药物中占据多数，所以古人将记载这些药物的专书称为本草。
关于药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期。记载周代历史的《周礼》中有着“聚毒药以供医事”、“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论述。郑玄对五药的注解是“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即当时对药物已有分类。《周礼》 中还记载“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说明当时还能区别各种药物的药性。《诗经》记载了西周甚至部分商代的诗歌，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述中药的书籍。书中载有不少动、植物，其中有若干药物。仅就植物药而言，包括芍药、黄芩、甘草等五十多种，有的简要记载了产地、采集和食用季节。这些药物虽未提到可以治病，但是却有百余种为后世的本草书籍所收载。《山海经》虽然是一部记载我国各地山川和物产的著作，但却记录了一些药物的产地、性能及功用。这是一本较早记载药物功用的书籍。书中载有一百多种药物，包括植物药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三种等。这些药物的功用，可分为预防、补益、种子(促进生育)、避孕、醒神、杀虫、毒药 (毒鼠、鱼及人)、解毒、兽医用药等。这些药物可治疗内、外、妇、皮肤、眼科等数十种疾病。七十年代于武威出土的汉代木简载有中药约一百种。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五十二病方》载方近三百个，中有药物二百四十多种。其中有植物药及矿物药如水银、蜀椒、黄芪、芍药、甘草、黄芩等。《内经》中记载了十二个药方，其中有植物药及动物药如乌贼骨、茜草、泽泻、半夏等。这些说明至迟到了汉代，中药学已经初具规模，产生药物专著的时机业已开始成熟。
在中药的起源上，酒具有重要的地位。酒的人工酿造，一般认为是在夏代。晋人江统在《酒诰》中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表明古人将多余的煮熟谷物抛弃后，无意中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熟的谷物可以自行发酵成酒。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上记载了稻、麦、禾、黍、稷等多种农作物，证实商代的农业生产很发达，已能生产不同的谷物。这些谷物为酒的酿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古书中记述的商纣王建酒池肉林，说明那时已经饮酒成风。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很多属于盛酒的器具，间接证明商代的酿造业已经很发达。
人们在饮酒的同时，发现酒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除了可以使人兴奋愉快、减轻痛苦之外，还能起到麻醉作用。酒不但本身能够通利血脉，还能促使其它药物发挥作用。随着饮酒的普及和医药知识的增加，药物品种的增多，人们从单独用酒治病发展到将药泡在酒内制成药酒来治病。由于酒在医疗中的广泛使用，以致古人在造“医”字时把“酉”作为该字的下半部。古时“酉”与“酒”通，“酉”本身就是酒坛的象形。这说明酒在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殷商甲骨文上有“鬯其酒”的记载。据班固在《白虎通》中解释说“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鬯其酒”指的就是将药物泡在酒内。《内经》中有关于“醪醴”(醪为浊酒，醴为甜酒)的叙述，认为它们的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如果经常服用，可以预防疾病。《汉书》甚至把酒称为“百药之长”，将酒放到中药的首要位置。
在药食同源的基础上，出现了中药的水煎液，亦称汤药或汤液。相传商汤时代的伊尹创制了汤液。伊尹是商汤的厨师，善于烹调，以后被任为宰相。《甲乙经》的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吕氏春秋·本味》中还提到伊尹同商汤谈话时讲到医学。他说：“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这些记载表明伊尹不仅精于烹调，而且通晓医学。他在烹调食物时常用姜、桂等调味品，从而认识到这些调味品具有辛温健胃的作用，能够治疗一些疾病。以后，他将以水煮食物的经验用来以水煮药物，把不同的中药放在一起制成汤液。由于他兼通烹调和医学，因而可能在创制汤液方面作出贡献。《资治通鉴》 中说伊尹“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明确提出他是汤液的创始人。应当指出，汤液的出现，是人民群众进行长期医疗实践，对用药经验加以总结提高的结果。但是，伊尹在将中药配制成为复方的汤液和促进汤液的应用方面确有不可磨灭的成就。
中药学（1）原始的药学：中药起源于人类的出现和医疗活动的产生过程。据考古发现约在50万年前便有了医事活动。最早的药学源于对“火”与“酒”的认识和利用。古代，原始人的生活环境十分差。为了生存必须猎取食物，当时主要食物来源是渔猎动物和采摘植物。最初并不知道哪些可食哪些有毒，难免遇到致吐、腹泻、发汗、止痛、止血等情况，甚至也会有中毒死亡的情况发生。当这些现象反复出现时，痛苦的经验和血的教训，使人们发现自然界的东西对人体有不同影响。于是便由被动接受转为有意识的开发利用，从而变害为利，使其为人类除病痛、恢复健康服务。所以说人们对医药的认识，是在生活劳动中及同疾病的抗争中，不断创造、积累逐渐丰富起来的。药物知识的起源是与猎取食物联系在一起的，是凭着人类的“本能”选择必须的物质充饥和治疗而产生的。因此说“药物同源”、“药、食、医”与生俱始。
中药即中医用药，为中国传统中医特有药物。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采集、炮制、制剂，说明作用机理，指导临床应用的药物，统称为中药。简而言之，中药就是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疾病并具有康复与保健作用的物质。中药主要由植物药（根、茎、叶、果）、动物药（内脏、皮、骨、器官等）和矿物药组成。因植物药占中药的大多数，故有“诸药以草为本”的说法，所以中药也称中草药。三国魏嵇康《养生论》：“故神农曰：‘上药养命，中药养性’者，诚知性命之理，因辅养以通也。”晋张华《博物志》卷七：“中药养性，谓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宋徐铉《题庙》诗：“常嗟多病嫌中药，拟问真经乞小还。”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药及其加工品，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及部分化学、生物制品类药物。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中药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包括动、植、矿三类，共365种，每药项下载有性味、功能与主治，另有序例简要地记述了用药的基本理论，如有毒无毒、四气五味、配伍法度、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剂型，可说是汉以前我国药物知识的总结，并为以后的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这部本草载药844种，并附有药物图谱，开创了我国本草著作图文对照的先例，不但对我国药物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且不久即流传国外，对世界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此书载药1892种，附方11000多个，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药学的起源和发展也称为本草史。
起源：
中药最早是我们的祖先在寻觅食物的时候发现的，他们发现这些东西不能作为常规食物使用，否者身体会有副作用，而病人吃了却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于是日积月累，以身试法，不断的总结归纳，逐渐形成完整的中药学体系。
发展：
明朝大家李时珍，以毕生精力，实地考察，对古代本草学进行全面整理总结，历时27年完成了《本草纲目》这部巨著，载药1892种，载方11000多个，新增药品374种。清代，赵学敏对本草纲目做了非常多的补充，著有《本草纲目拾遗》，载药921种，仅新增药就有716种。
本草史简介：
《本草史》又称《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时珍。五十二卷。作者用了近三十年时间编成，收载药物1892种，附药图1000余幅，阐发药物的性味、主治、用药法则、产地、形态、采集、炮制、方剂配伍等，并载附方10000余。本书有韩、日、英、法、德等多种文字的全译本或节译本。
集我国16世纪之前药学成就之大成。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科学资料，提出了较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溶入先进的生物进化思想，并反映了丰富的临床实践。本书也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被国外学者誉为“东方药学巨典”。
中药的发展历史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发达，为汇集整理先秦时期大量蕴积的药物开发利用经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南北朝时期，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发展更为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当时药物专著已达110多种。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是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既是先秦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总结，又是后世本草和开发利用的楷范。全书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中药的养命、养性、治病等3种功效归并为上、中、下三品。这些药物至今仍有200余种沿用不衰。到了魏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到730种（《名医别录》新增365种），后又经《本草经集注》增补、完善，初步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至此，我国中药理论体系雏形已定，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得到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唐代，药物已增加到1000余种，药物知识也已基本可以满足一般临床应用的需要。国家曾组织力量开展药源调查，在此基础上于显庆年间（656--660年）编修了《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编修并颁布实施的具药典性质的药学专著。在已有的本草学基础上，精选民间新药114种，使药物种数达到850种，这本药学专著以较多的药物基原考证和较丰富临床用药经验赢得了中外医药工作者的尊崇。70多年后，陈藏器又收集《唐本草》未载之药692种，撰成《本草拾遗》。二者合计，唐代开发利用的中药资源已达1500多种。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为医药资料的整理、传播提供了良好条件。北宋时期，国家再次大规模调查药物资源，并成立医药编纂出版机构--校正医书局，还设立了官办的制药厂（惠民制药局）生产中成药。百余年中，三次修订本草，大量校勘汇总，增补文献和用药经验，形成历史上官修本草高潮，官方代表作有《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和《本草图经》。宋代唐慎微集前人之大成，收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筛选遗余药物554种，又自增8种，辑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至此，我国古代开发利用的药物资源已达1748种，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宝库。金、元时期，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在稳定和巩固品种的基础上，重点转向精炼药效、归纳药理，其主要贡献是把医药理论与具体药物密切结合，形成了多层次的中药学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极深。明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和本草理论发展的鼎盛时期，特别是明代中叶，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及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商品经济有很大发展，医药界人文荟萃，名著迭起。《本草品汇精要》收载药物1815种，增补46种，尤以文字简洁精要。彩色实物绘图名闻于世。《滇南本草》收载药材448种，是一部记载高原地区药物（包括民族药物）的珍贵著作。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把古代中药资源开发利用 推向了顶峰，并以博大精深的内涵总结了明以前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经验，图文井茂，提高了本草学的编纂技能和水平，开拓了后世中药发展的新局面。清代，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不仅中药行、店林立，还形成了一些全国性的药材集散市场。中药材产量和运销量随之大增，中药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又进一步扩大和提高，著录和存世的本草近400部，其中，学术价值较高的著作有《本草纲目拾遗》、《植物名 实图考》。前者收载《本草纲目》未收载的药物716种；后者收载植物1714种，虽名为《植物名实图考》，实际也是一部宝贵的药物专著。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药开发利用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如藏族著名药学家帝玛尔·丹增彭措编著了《晶珠本草》，共收载药物2294种，具有浓厚的藏药特色，是中国藏医药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中药学·中药的起源
关于中药的起源，有着不少动人的传说。《帝王世纪》一书中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伏羲氏……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另一个为“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淮南子》则提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有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通鉴外纪》还提到“氏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其它书中还有类似的传说，但是总起来说，大都集中在伏羲氏及神农氏。史学家们认为，伏羲氏是早期畜牧业时期的代表人物; 神农氏则为早期农业时期的代表人物，比伏羲氏要晚。以他们两人作为发现药物的代表，说明药物的起源与原始社会的畜牧业、农业的出现及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诸书记载多有“尝”字，充分表明人们是在进食的过程中发现药物，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药食同源。
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为了维持生命，除了狩猎获得肉食之外，主要以植物作为饮食的来源。由于对植物性质的缺乏了解和饥不择食，进食有毒植物后就出现呕吐、腹痛甚至昏迷等毒性反应。有时也因偶然食用某种食物而使病痛减轻或消除。经过世世代代的长期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区别食物与不能食用的植物，认识到哪些植物可以用于治疗疾病，初步积累了一些药物知识。以后，随着农业的出现及发展，人们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增多了对植物的观察与体验，发现更多的植物药。由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的进步，医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对药物的需要与日俱增，药物的来源也由野生药材、野兽发展到部分人工栽培药物和驯养家畜，并且开始利用矿物药。通过长期经验的积累，用药的知识愈来愈丰富，人们传播这些知识的方式由口耳传授发展到了文字记载，出现了药物的著作。由于植物药在药物中占据多数，所以古人将记载这些药物的专书称为本草。
关于药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期。记载周代历史的《周礼》中有着“聚毒药以供医事”、“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论述。郑玄对五药的注解是“五药，草、木、虫、石、谷也”，即当时对药物已有分类。《周礼》 中还记载“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说明当时还能区别各种药物的药性。《诗经》记载了西周甚至部分商代的诗歌，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述中药的书籍。书中载有不少动、植物，其中有若干药物。仅就植物药而言，包括芍药、黄芩、甘草等五十多种，有的简要记载了产地、采集和食用季节。这些药物虽未提到可以治病，但是却有百余种为后世的本草书籍所收载。《山海经》虽然是一部记载我国各地山川和物产的著作，但却记录了一些药物的产地、性能及功用。这是一本较早记载药物功用的书籍。书中载有一百多种药物，包括植物药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三种等。这些药物的功用，可分为预防、补益、种子(促进生育)、避孕、醒神、杀虫、毒药 (毒鼠、鱼及人)、解毒、兽医用药等。这些药物可治疗内、外、妇、皮肤、眼科等数十种疾病。七十年代于武威出土的汉代木简载有中药约一百种。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五十二病方》载方近三百个，中有药物二百四十多种。其中有植物药及矿物药如水银、蜀椒、黄芪、芍药、甘草、黄芩等。《内经》中记载了十二个药方，其中有植物药及动物药如乌贼骨、茜草、泽泻、半夏等。这些说明至迟到了汉代，中药学已经初具规模，产生药物专著的时机业已开始成熟。
在中药的起源上，酒具有重要的地位。酒的人工酿造，一般认为是在夏代。晋人江统在《酒诰》中说“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表明古人将多余的煮熟谷物抛弃后，无意中发现在一定的条件下，熟的谷物可以自行发酵成酒。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上记载了稻、麦、禾、黍、稷等多种农作物，证实商代的农业生产很发达，已能生产不同的谷物。这些谷物为酒的酿造提供了物质基础。古书中记述的商纣王建酒池肉林，说明那时已经饮酒成风。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很多属于盛酒的器具，间接证明商代的酿造业已经很发达。
人们在饮酒的同时，发现酒具有一定的医疗作用。除了可以使人兴奋愉快、减轻痛苦之外，还能起到麻醉作用。酒不但本身能够通利血脉，还能促使其它药物发挥作用。随着饮酒的普及和医药知识的增加，药物品种的增多，人们从单独用酒治病发展到将药泡在酒内制成药酒来治病。由于酒在医疗中的广泛使用，以致古人在造“医”字时把“酉”作为该字的下半部。古时“酉”与“酒”通，“酉”本身就是酒坛的象形。这说明酒在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殷商甲骨文上有“鬯其酒”的记载。据班固在《白虎通》中解释说“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鬯其酒”指的就是将药物泡在酒内。《内经》中有关于“醪醴”(醪为浊酒，醴为甜酒)的叙述，认为它们的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如果经常服用，可以预防疾病。《汉书》甚至把酒称为“百药之长”，将酒放到中药的首要位置。
在药食同源的基础上，出现了中药的水煎液，亦称汤药或汤液。相传商汤时代的伊尹创制了汤液。伊尹是商汤的厨师，善于烹调，以后被任为宰相。《甲乙经》的序中说：“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吕氏春秋·本味》中还提到伊尹同商汤谈话时讲到医学。他说：“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这些记载表明伊尹不仅精于烹调，而且通晓医学。他在烹调食物时常用姜、桂等调味品，从而认识到这些调味品具有辛温健胃的作用，能够治疗一些疾病。以后，他将以水煮食物的经验用来以水煮药物，把不同的中药放在一起制成汤液。由于他兼通烹调和医学，因而可能在创制汤液方面作出贡献。《资治通鉴》 中说伊尹“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明确提出他是汤液的创始人。应当指出，汤液的出现，是人民群众进行长期医疗实践，对用药经验加以总结提高的结果。但是，伊尹在将中药配制成为复方的汤液和促进汤液的应用方面确有不可磨灭的成就。
去翻翻本草纲目啦
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发现了一些动植物可以解除病痛，积累了一些用药知识。随着人类的进化，开始有目的地寻找防治疾病的药物和方法，所谓“神农尝百草”“药食同源”，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夏代（约前2070—前1600）酒和商代（前1600—前1046）汤液的发明，为提高用药效果提供了帮助。进入西周时期（前1046—前771），开始有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的分工。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时期，扁鹊总结前人经验，提出“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基础。
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提出了外感热病（包括温疫等传染病）的诊治原则和方法，论述了内伤杂病的病因、病证、诊法、治疗、预防等辨证规律和原则，确立了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唐代（618—907），孙思邈提出的“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清代（1644—1911），叶天士的《温热论》，提出了温病和时疫的防治原则及方法，形成了中医药防治温疫（传染病）的理论和实践体系。
扩展资料：
中药在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响应传统医学决议的要求，已将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服务相结合共同纳入卫生系统中，促进了传统医学服务的全民覆盖。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各国分享“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中国经验，推动中医药走出去。
2016年，世界卫生组织委托南京中医药大学承担“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的中国实践及其法律政策保障”项目，通过江苏、湖北、甘肃、黑龙江、广东五地的调研，历时两年，基本厘清了中国在“传统医药纳入国家卫生系统”方面的成功经验及其法规政策保障的原因。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的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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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学毕业论文范文题目：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的构建摘要:为顺应中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新时代需求，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的探索和创新是实现中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组成。在进一步提升中药学专业人才质量的目标下，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对人才培养实施路径构建的实践与探索，打造具备“合、通、博、辨”(知行合一、汇通中西、旁搜博览、慎思明辨)4大特征的高质量中药学专业人才，为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关键词:人才培养路径;中药高等教育;中药学专业1.我国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内涵的现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健康中国”国家战略需求的提出，为中药高等教育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势提供了契机，也为推动中药高等教育改革提供内在动力。各院校坚持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践行“双思维”，推进中药高等教育改革。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升级及大中药健康产业的转型优化新态势，加快推动中药行业从传统转向绿色智能。但目前中药学类专业定位和专业布局与其存在一定差距［1］，培养专业从业人员数量不能满足产业人力需求、高校间中药本科教学存在一定的同质化倾向、部分高校中药学类专业的设置与区域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需求脱节、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专业核心课程的建设与整合还未达到与前沿研究进展深入对接等诸多不足，使学生还不能完全适应产业链新兴行业对跨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因此，通过专业人才培养路径的构建、着力提升中药学专业人才内涵特质，使之具备的综合素质能适应更为动态、复杂、开放的中医药发展环境，从而服务国家战略、匹配大中药健康事业发展转型升级尤为重要。2.我校高质量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实施路径上海中医药大学以地处上海和“双一流”学科建设为依托，坚持“立德树人”与“传道授业”同向同行，加大将地域优势与优质学科资源直接转化为中药学专业资源的力度，保障中药高等教育与国家及上海重大发展战略相对接，以造就具备“合、通、博、辨”(知行合一、汇通中西、旁搜博览、慎思明辨)4大特征的高质量中药学专业人才，不断提升与中医药科技创新、健康服务特色优势及上海开放型地区经济形势的吻合度。2．1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即为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的有机交融。中药学专业的重要特点是专业实践性强，有效培养学生“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帮助学生形成较强的知识运用能力和实践能力。上海中医药大学根据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教学规律［2］，在中药人才培养方案中突出实验、实训、实习和社会实践时长，通过认知—实践—再认知—再实践的反复强化，达到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突出的效果。(1)教学内容及方法的有效更新，打好学生扎实专业知识功底。围绕提升中药学专业学生学以致用能力，在药用植物学、中药学、方剂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中药化学、中药药剂学、中药分析、中药炮制学、中药综合实验等多门主干课程课堂教学中导用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3］、研究性［4］、情景式［5］等混合教学模式，配合“基本型—综合型—研究创新型实验”的梯次拓展实验教学体系以及中药基本技能多站式考核平台、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在四年学制中递进式强化，打造扎实过硬的专业基础功底。(2)科学思维的有效融入，创造早期介入科学研究训练环境。学校注重对学生科学思维的锻炼，以众多高水平科研平台为支撑，整合优质科研资源向人才培养集聚。例如:专业核心课程教学设计做到科学思维融入全覆盖，依托高水平科研实验平台营造早期介入科学研究训练的环境，通过低年级学生与导师结对、高年级学生毕业实习等载体，将优质学科资源转化为中药学专业资源。在2017年以学生为第一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最高影响因子达3．55［6］。(3)研究创新能力的有效培养，提升学生对中医药事业的兴趣与自信。学院以“学术导向，兴趣驱动”为理念的大学生科技创新资助，极大地激发了学生探索中药的热情与原创能力。此外，灵活设置毕业实习时间段，严格实施“一人一题”，将张江高科技园区的生物医药集聚优势融入学生创新能力培养，使学生的知识层面在此过程中得以拓展、延伸以及应用。学生开发“中药饮片识别”APP、“药用植物虚拟解剖实验室”等科创成果在2016年举办的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中得到展示。2．2汇通中西汇通中西，即培养、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传统理论能力的同时，强化国际化视野和中医药融入世界能力的培养。上海中医药大学秉承“海派中医文化”的精髓，一方面将融入中医药思维的教学案例全覆盖写入中药学专业核心课程学习指南［7］;另一方面加大国际化合作力度及普及面，通过“海外名师”项目、组织学生参加境外访学、短期交流等多种方式，从而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且具备跨文化沟通交流能力的中药学专业人才。(1)中医药思维的有效聚焦，打造一流中医药精品教育。为了培养学生中医药思维成为经常性思维习惯、引导学生重视中医药经典着作的学习，通过在药用植物学、中药学等引入导修课程;开设中医文化趣谈、中华文明史撷要等传统文化类课程;新增说文解药等通识拓展类课程，将中医药思维序贯于4年的培养方案中。另外在中药学讲授过程中，吸纳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8］，例如“历久弥香数陈皮”“九九重阳探茱萸”等，结合名师名医的中医药学术思想、中药文化现象切入中药性能功效、精准把握思辨特点，协调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中医药思维与国际视野等方面的辩证关系。(2)国际视野的有机融合，内化中医药文化认同感。学校致力于为师生创造更多的国际化发展机遇与平台。依托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巴美国圣马丁大学、香港大学等合作机制，推进骨干教师各类访学进修、学习计划，增加学生在学期间赴海外交流人数，帮助师生扩充自身国际知识储备、开拓国际视野。同时，发挥学生参与建设具有国际传播力的中医药慕课及“药论———一带一路与中药”系列微视频拍摄的能动性，促进学生能够正确地看待、理解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进而树立起自身在中药学专业知识传承过程中的责任感、提升中医药文化自信。2．3旁搜博览旁搜博览，即为构建学生广博的中医药知识体系。为了使学生具备丰富的知识积淀，学校重点营造开放的、一流的学术环境和学习环境，加强课程中心、文献资料库等网络资源建设，并设定教师坐班答疑制度保障，着力拓展及融合中药质量标准化、中药创新药物研究等交叉学科知识，引导学生深度学习，提升群体知识结构的多元组合效应，增强学生适应中医药发展的契合性和时效性。(1)个性化学习环境的有效构筑，实现学生博览并蓄的条件保障。中医药院校的教学基础设施、信息化和实践条件对中药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学生培养、对外交流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上海中医药大学近年来以“浸润式学习”为理念拓展开放式学习与讨论式学习空间。充分挖掘学分制及优质网络平台潜力，建设“走近中药”“中药麻黄”“杏林探宝———带你走进中药”“中药与文化”等品牌课程，创建开放性、交互性和自主性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依据自己的内在需求、有效地进行知识内容的选择和学习。(2)多学科的有效交叉，强化学生对知识的融合理解。学校强调科研反哺教学，鼓励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的科研和教学人员开设本草基因组学、中医药与“一带一路”等具有中医药特色的学科交叉创新课程的品牌课程群。同时，每月邀请学术大家、中医药产业链各环节行业专家开设高水平专题讲座，凸显交叉科学特有的发展性、前沿性和创新性。此外，精心打造学科融合性课程，对专业核心知识点进行关联、衔接和组合，引导学生树立及强化对中药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化观念，提升交叉知识的有效融会贯通。2．4慎思明辨慎思明辨，即为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形成批判性思维。学校通过建构“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跨界协同德育”工作体系，实现100%的课程建立德育目标并渗透德育元素。此外，通过热点话题的引入，鼓励学生在扎实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善于发现问题，培养其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1)专业特色与德育的有机融合，发挥价值取向引领的作用。近年来，学校始终把德育作为人才培养的生命线，把优秀传统文化菁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挖掘中药的职业行为与德育相关的元素。例如:在中药学课程教学中以中药文化的角度阐释中药药性中的对立统一、中药理论中的破立有度等方面特性［9］，达到“以文化人”的作用。此外，将科研学术思路作为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衔接的途径，撰写22门核心课程学习指南和教学设计汇编，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强调专业成才与价值观完善的同频共振，有效提升学生自我认知层次。(2)批判性思维的有效建构，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在中药学、中药药理学、中药分析等主干课程中为学生提供小班化教学环境，并构建中药药性理论分析、中药质量标准进展、药事热点讨论等若干情境或案例，激活课堂教学。例如“以马兜铃酸毒性事件论中药传承与创新”“从药性角度看干姜、附子、吴茱萸的毒性”“从对黄疸的认识比较利胆退黄与利湿退黄的异同”等话题，通过教师的引导，启发学生以开放的角度进行详细探问、加强信息分析处理，达到明晰分辨的效果。3.实施成效上海中医药大学近3年通过对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路径构建的探索及创新，人才培养成效已初步呈现，具体表现在:①学生在全国医药院校知识技能及实验技能大赛中连续多次荣获团体第一及多个个人奖项的佳绩，凸显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相通达;②新增9门次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微课、市级精品课程、全英语示范性课程，取得3项教育教学类项目研究支持，在专业教学中逐步实现经典传统与现代科技相贯通;③不断优化、丰富软硬件条件，吸纳学生参与各级各类科研课题60余项，帮助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12篇(含SCI论文3篇)，促进学生多学科知识能力的交叉和拓展;④结合德育元素加强课内、课外批判性思维及创新思维的训练，使学生在全国医药院校药学/中药学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江中远志杯、上汽教育杯、知行杯等竞赛及评选活动中表现出色，获市级及以上奖项27人次，增强学生自身知识储备与创新能力的运用相融通。3年来学生出国和升学率平均约占30%;毕业就职于研发公司、科研院所、药学服务、文化信息、大健康相关企业的人数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在上海浦东张江高科技产业园区生物医药企业就业人数的比例超过15．8%，实现了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上海地域中药行业需求的有效对接，为全国中医药院校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可传播与推广的成功经验。参考文献:［1］杨琳，郭宏伟，彭代银，等．“健康中国”背景下中药学类专业设置的思考［J］．安徽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37(5):85－88［2］郭宏伟．中医药高等教育教学规律研究［J］．中医教育，2017，36(2):10－13［3］尤丽莎，安叡，梁琨，等．构建“为学习而评价”的有机化学评价体系［J］．药学教育，2016，32(3):20－23作者：沈岚 夏瑜桢 徐宏喜 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范文来源：学术堂
我可以给你，不上传，
中医（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一般指以中国汉族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医学为主的医学，所以也称汉医。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古代东方医学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
这四次大瘟疫，导致欧洲数以万计的人染病身亡，同时也让人们意识到医学的重要性，要知道医学发展史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也是人类对疾病的抗争史。
在经历这四次大灾难后，西方医学技术与理论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西方人卫生健康观念。
古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哲学与艺术上意识领先，医学与生理学也出现较早，并且在当时得到较大发展。
在《荷马史诗》中，就有关于战争中医师治疗战士伤口的描述，在希腊神话体系中，也有对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描述。从各种史料文献来看，当时古希腊对医生是比较尊敬的。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均有总结发展。除此之外对汉字文化圈国家影响深远，如日本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中医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
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2018年10月1日，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
道家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道家文化分为文道、武道。道家的“文道”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体系庞大的文化系统。道医学就是道家“文道”中的五术之一，道家五术分为医、卜、星、卦、山五大门类。其中道医学名列五术之首，是道家历代修真者的必修课之一，也是道家法脉承传中代代相继、口传心授的重要内容。只是由于法脉承传秘授的特点，所以历史上鲜见文字专著流传于世间。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道医学的内容长期以来在道家内部的不同脉系之中师徒相授，代代相传。为人民健康的预防、治疗和保健贡献着力量。由于道医学是内功修真者在世间“广施方便，救死扶伤，德化众生，积行累功”的重要工具，所以古往今来，道医学可以说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一门医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道家人物布施医道、起死回生的脍炙人口的故事。道医学以药物便易、方法简便、疗效可靠而著称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颓，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医学体系。 道医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于是一种自身实证基础上的医学技术，它已经超越世俗“眼见为实”认识论的限制，是人体生命科学中，必须跨越太极阴阳相互之间的障碍和制约，自由穿越太极弦才能真正掌握和应用的学科，是一种深层次高领域的生命医学领域。所以，真正上乘的道医学都必须在本身进行系统内功修证的基础上，证至相应的层次和阶段，然后经过上师的心传印授才能真正掌握和应用。所以道医学历代都是师徒承传，理论和方法只限于笔抄纸录，口诀相延，不付梓印。虽然其中许多方法在历史长河中也与世医相融交汇，但是其中根本的精华，仍然深藏脉系之中，不易被世俗所掌握，故而历史上鲜有道医学这方面的专著论述。 道医与世医（道家将国医或中医称之为世医）都是同源共脉，都源自于自然大道。古有：“歧黄源于道”之说，此言非虚。世医是根据道的易理、阴阳、五行、气血理论而阐发，这些显性的医学理论和方法利于世俗学习掌握和运用，只需掌握文理精义即可临床应用医术。但是，道医则必须隐显、阴阳理论和实践集于一身，能够洞穿太极弦，显性和隐性同步掌握，才能将道医学运用于临床实践。所以相对于世俗中的医学而言，道医学是比较难以全面掌握和应用的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必须依靠医者本人坚实而且系统的精气神内功修炼基础。 道医与世医之间的根本区别，其实是对精、气、神这三大人体基本生命物质的理论认识和实践认识之间的差别。世医对人体精气神的认识，只是停留在理论认识、理性掌握的范畴中；道医则是既要有理性认识，同时也要对精气神具有自身内环境实践的直接感性认识，在双重认识整体结合的基础上进行学习和掌握。 道医学的基础理论，建立在以甚为深邃的洞察力内证，运用自身的深度静定慧观，对生命进行长期全面而细致的观察，根据观察所得而逐步建立起人体医学理论基础。世医在历史上则是继承和运用道医学中的这些基础理论，仅以智观加以学习和运用发展。中医学发展至现在，已经偏重于单纯的智观性发展和丰富，甚至将道医学中经过慧观所取得并且建立的基础理论，部分地轻率地当作糟粕抛弃掉。例如在一个时期阶段中全面否定阴阳、五行学说，摒弃三魂七魄学说，甚至否定经络学说、气机学说等等。将中医学的灵魂抽离抛弃，全面向单纯的智观领域发展。这种现象在道医学领域是不可能发生的，道医学注重智与慧同观研究实践任何事物，而且将慧观所得作为指导智观的基础，是“慧智同观”研究医学的一门学问。 道医学的学习与掌握，首先在于对传统理论的全面继承，而不是轻率地否定。道医学诞生于道家修真者数千年以来，以自己的性命为试验室进行长期反复的研究和实践，首先在自己身体之内进行全面归道性转化实践，探索精气神与形之间的本质关系，成就了千千万万的祖先，使他们步入真人的行列，并且同时产生了道医学
中国。中医学是产生于中国的传统医学，它有着悠久的历史，至今仍在流传，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医学体系。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