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游题材电影看经典文化的海外传播

　　《西游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已经无数次被搬上银幕。两部以西游为题材的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降魔篇》 在主题、人物、故事走向上相互关联，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在海外上映，其传播效果也大相径庭。将两部影片放在一起，对影片主题表达、角色塑造、风格特色等因素对比分析，对于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必有其意义所在。

　　《西游记》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学经典，凝聚了宗教、文化、历史、风物等民族文化的精华，它的海外传播有助于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和《西游·降魔篇》同样脱胎于西游故事，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在国内上映效果同样火爆，而海外传播效果却大相径庭。有关这两个文本的研究对于中国电视电影和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必有其意义所在。

　　一、颠覆与重构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和《西游·降魔篇》两部影片都对原著的主题、人物、情节做了改动较大的二度创作，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对主题与人物做了全新的诠释。经过不同团队的艺术加工，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特色。

　　(一)传统故事的现代诠释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改编自《西游记》小说的前八回，①从玉帝与牛魔王大战开篇，讲述女娲补天的五色晶石跌落人间，化作石猴。石猴拜师，学得一身本领，得名孙悟空。孙悟空不谙世事，被牛魔王利用，大闹天宫，牛魔王趁机打入神界。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中炼成了火眼金睛，看到牛魔王的阴谋。但此时天庭已是断壁残垣，孙悟空无法弥补自己闯下的大祸，甘心情愿被佛祖压在五指山下悔过，等待救赎。

　　从故事梗概中可以看出，《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在创作之初就做好了世界性传播的准备，为了获得西方世界的认同，不仅以西方人熟知的 “Monkey King”(猴王)作为影片的英文名字，还对小说原有的背景、人物关系做了减法，弱化了原有的宗教色彩，借用了神界、魔界这样好莱坞魔幻电影常出现的元素，按照类型片的剧作结构，将西方观众难懂的故事线索简化为一目了然的正邪之战——玉帝与牛魔王之争，将孙悟空塑造成一个悲情的“超级英雄”，而“超级英雄”是典型的西方英雄，对于西方观众来说没有认知障碍。

　　《西游·降魔篇》的故事则是玄奘作为驱魔人收服了鱼妖(沙僧)、猪妖(八戒)、猴妖(悟空)三个凶残的妖怪 ，并在这个过程中对佛法产生顿悟。有别于《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西游·降魔篇》类型模糊，基调黑暗，将原著中一笔带过的三个徒弟的潜史放大，并且大肆妖魔化。这与观众脑海中固有的西游故事相去甚远，熟悉原著的中国观众尚且需要调动很多潜在的文化信息才能认知对位，对于本来就懵懂的西方观众来说就更加难以接受了。

　　(二)东方价值观的重建与改写

　　作为对古典作品的当代性解读，这两部影片所建构的价值观反映着当代社会的伦理秩序。

　　像很多好莱坞电影一样，《西游记之大闹天宫》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有意地去除意识形态领域的主题，淡化宗教色彩，更多地宣扬人性，将原本集体主义的价值精神变为个人英雄主义，将人们固有观念中无拘无束、视道德规范为无物的孙悟空形象，变为悲情的阴谋牺牲者，将原来带有更多意识形态意味的反叛主题，变成普适情感的成长主题。

　　为了便于更广泛地传播，影片不仅重建了《西游记》的世界观：仙界、魔界、人界;也改写了《西游记》的价值体系，将原本对权威和体制的反抗与蔑视，变为最基本的正邪、善恶之争和对法制与秩序的维护。孙悟空大闹天宫违反了正常的秩序(违法)，尽管是被人利用并有所悔改，仍然得到了被压在五指山下(监狱)的惩罚，符合正常的伦理、法制秩序。《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对于伦理秩序的重建和改写，有意地迎合了西方特色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

　　尽管有评论者指出，“电影《大闹天宫》在立意上是浅薄而俗套的，孙悟空从最初因盲目相信朋友和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大闹天宫，到最后反思自己的冲动和鲁莽，因而站到了大反派牛魔王的对立面，临阵变节，反戈一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拯救了玉皇大帝和天庭的芸芸众仙，成为封建卫道士一类的人物，严重偏离了原著的思想主旨，降低了文本的精神格调，兼且低估了广大观众的智商，显得十分幼稚可笑”②。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相比一个有着佛教色彩的降魔故事，关于自由、成长、善恶、救赎等人类的普适价值观更易于海外观众接受和传播。

　　再看《西游·降魔篇》，玄奘作为驱魔人历经万难终于将三个妖魔收为徒弟。其过程充满鲜血，三个妖怪对弱者施暴，结果被更强的暴力制服，如鱼妖袭击村民被段小姐降服，猪妖报复情侣被孙悟空制服。孙悟空的大闹天宫虽只用对白一语带过，但从其“手拿两把西瓜刀，从南天门一直砍到蓬莱东路，来回砍了三天三夜，血流成河”所描述的凶残程度，可见其与天庭积怨之深。在五指山下五百年累积的怨念，让他的妖气和残暴程度与日俱增。经过与驱魔人惨烈的打斗，孙悟空虽然妖法无边，最终仍被如来神掌暴力镇压，被顿悟的玄奘所收服。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鱼妖、猪妖、猴妖身体里的恶都来自于他人，被施加的恶越多，报复和反抗出来的恶就越大。即使最暴虐的妖魔也是被害者，而最弱势的村民也可能是加害者。真实的人性没有界限分明，善恶只在一念之间。残暴的妖魔也可能被儿歌呼唤出心底最善良单纯的一面。

　　《西游·降魔篇》通篇貌似宣扬以暴制暴的伦理观念，但其最终告诉我们的是，暴力征服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方法，唯有收其魔性，唤其初心，纳入体制，并为己所用，才是真正的征服。影片尽管表现形式极端暴力恐怖，但其目的是用极恶来反衬善良和童真，召唤人类内心潜在的善良，从而实现道德的重建。其所传达的仍是对道德、勇敢、理想、牺牲等正面精神的肯定。影片结尾，如来佛祖出现的画面，极力渲染宗教的神圣、力量，用佛教化的方式表达人性与魔性，大爱与小爱，重建对道德和人性的信任，恢复正常的伦理秩序。宣扬的是佛法无边的宗教思想和善恶有报、因果循环的价值观。玄奘降魔与顿悟的过程，表现了玄奘对信仰的坚定执著与救世情怀，也体现出周星驰在对体制反叛之后的归顺，对传统伦理价值嘲讽与颠覆之后的回归与颂扬。

　　影片尽管也借用了西方的“驱魔人”概念，但却是彻头彻尾的东方式因果故事，影片中对佛法的阐释，佛教精神的演绎，对西方观众来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读解障碍。

　　(三)一个人物的正反两面

　　《西游记》中纷繁的人物及背景在《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中被简化为玉帝与牛魔王之战。孙悟空性本善，对于死去的蝴蝶、生老病死的猴子猴孙带有悲悯的情怀;孙悟空与小狐狸的情愫更像是自然界动物的惺惺相惜，天性和谐，纯洁美好。同时他又是未经世事、率性顽皮的，正因为如此，才会被牛魔王利用，成为攻打仙界的秘密武器。这样的设计给了孙悟空“大闹天宫”一个人性化的动机，使原本空洞的反抗权威的形象变得更加真实和人性化。他成为阴谋的核心是被动和悲剧性的，但在反抗恶势力的过程中，他主动跳进炼丹炉，则表现出英雄的一面。在得知自己的错误后，马上补救等行为也表现出他心地纯善的一面。尽管如此，因为他的猴性多于人性，随心所欲，任性而为给天庭带来的巨大破坏无法挽回，必然要接受反省和改造。可以说，该片的人物塑造用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简化与符号化，善恶分明，非白即黑。对大部分初次接触西游题材的海外受众来说更便于理解接受，对于《西游记》故事的海外传播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而在《西游·降魔篇》中，人们喜闻乐见的“美猴王”孙悟空，被还原为个子小、妖气大的“妖王之王”，代表佛的反面力量，丑陋、邪恶、嗜杀、暴虐，毫无道德感化的希望。也许这样的形象更接近于原著中那个“没收没管”的吃人妖怪，但因为观众更熟知孙悟空保护唐僧取经的段落，便自然回避了孙悟空的潜史。其他形象如沙僧——鱼妖，八戒——猪妖，玄奘——驱魔人，也都与多年来大众所接受的人物标签相去甚远。与《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中孙悟空成为被动的、被利用的对象这一改编相比，《西游·降魔篇》中孙悟空的妖魔化及其对体制的叛逆与皈依的过程，更具有现实意义。

　　《西游记》在中国有着非常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在国内的传播不会因为过多的颠覆与改造而丧失观众，但想要在没有相应文化背景与宗教信仰的西方世界分得一杯羹，却非易事。

　　二、审美与审丑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延续了孙悟空广为人知的天真烂漫、调皮率性、任性张扬的特质，无论是闹东海龙宫还是闹天宫，所强调的是他孩子般的叛逆性格。美猴王的称谓也是强调了一个美字，是饱含着喜爱的称谓，是对于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精神的赞扬。对孙悟空妖性的表现非常克制，抢龙王的宝物、偷仙桃都是出于顽皮和天性未泯。

　　该片没有让人掩面的暴力镜头，没有暴力的死亡过程，没有对死亡的刻意渲染。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造型清晰，态度明确，影片整体风格遵循传统的审美标准，易于观众接受。

　　尽管《西游·降魔篇》的整体风格依然延续了周星驰电影颠覆、解构和无厘头的喜剧特征，但与其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影片大肆张扬暴力与丑陋，追求暴力与血腥的形式快感。如开篇短暂的平静祥和被突如其来的暴力画面打破，伴随而来的是鲜血和死亡的惨状。随着情节的发展，残暴程度递增，违背观众审美习惯的画面时而出现：朱刚鬣家中遍布的死尸与烤炉内流油的尸体，孙悟空与驱魔人打斗中骨头碎裂、皮肉撕扯等声音上的暴力渲染都在向观众宣告，此西游已经不是那个卡通化的儿童故事，而是以恶制恶、以暴制暴的社会寓言。丑恶在更强大的丑恶面前显得无助，暴力屈服于更强大的暴力。影片对暴力与残酷不遗余力的渲染和对暴力美学与残酷美的欣赏让多数观众难以接受。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村民从外表到内心的丑态、驱魔人的世俗私心、唐僧的邋遢、水妖的残暴、猪妖的油腻、孙悟空的暴戾诡异，影片用形形色色的丑展示人间的卑微，这也是周星驰电影一贯的特点。对于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的西方观众来说，这种审丑的美学非但不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影片所传递的价值观，反而会引起他们认知上的更大混乱。

　　三、合家欢与PG-13级

　　《西游记之大闹天宫》与《西游·降魔篇》是一个原型的两种读本，抛开《大闹天宫》特技的粗糙，其喜庆的、卡通化的设置，迎合了春节档期的节日气氛，适宜家庭成员共同观看。其类型片模式、好莱坞式人物关系建构、简单的善恶二元论以及中国元素的应用使其具备了国际传播的卖相。虽然与传统的西游故事有一定的差异，但足以让西方人从接受中国的传统故事开始，逐渐接受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而《西游·降魔篇》被美国电影协会定为PG-13级别。不得不承认，《西游·降魔篇》的一些镜头确实口味偏重，如鱼妖生吞小女孩;猪妖滴油的烤人炉;段小姐暴打群妖;孙悟空拔光玄奘头发等，不胜枚举的血腥、暴力、丑陋镜头必然会引起观众的观影不适，更何况儿童。对于这样一个古典神话题材来说，不适宜儿童观看的级别，无疑让它失去了大部分观众。

　　《西游记》的故事流传了几百年，在我国乃至亚洲部分国家家喻户晓，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却是生疏的。嬉笑怒骂、拼贴解构只能让他们更加摸不着头脑，增加读解的障碍，再加上诡异的东方色彩，更让西方观众难以理解。

　　由此可见，传统经典故事要想传播出去，首先需做减法。行之有效的方式还是用最简洁明了的故事和西方世界能够理解的人物关系让他们先看懂。在此基础上，尊重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文化需求，加入普遍适用的世界观、价值观，让他们理解接受，尽量减少文化折扣，力争做到文化传播的最大化。

　　当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海外市场的好坏来判断一部影片的质量，海外市场确实存在许多不确定的或人为的因素;更不能因为要适应海外市场而降低艺术的品位与追求。不同的影片有不同的文化使命，“走出去”的影片，作为传递文化的使者，国家形象的代表，应当选择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情感，不容易产生分歧的人物形象，减少不同宗教、信仰带来的误读。在保持本土特色和文化精髓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挖掘普遍价值，放大文化共性，缩小文化障碍，削弱文化分歧，通过大众化、娱乐化的传播途径将我国经典的文化资源传播出去，走向世界。

　　[作者简介]王乙涵(1977— )，女，吉林长春人，电影学硕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电视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