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历史传奇文本所蕴藏的电影特质

［摘 要］ “木兰从军”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时间的浣洗下，这类民间历史传奇故事本身就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性、本土性、时代性、召唤性于其中。百年电影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历史传奇题材很受电影人的青睐，并以很大的比例与中国电影一起经受了商业浪潮的洗礼，成为中国电影构成的重要部分，为中国观众所接受。
　　［关键词］ 历史传奇文本；电影特质；接受美学
　　
　　2002年张艺谋导演的大手笔《英雄》的成功上映将中国电影拉出波谷，并以电影界里程碑的符号性标志使中国电影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况。中国影片在国际主流空间上映的帷幕从此被拉开，“中国式大片”到来的时代之门由张艺谋的双手亲自开启。
　　但是，我们仔细审视“中国大片时代”到来之后近几年相继上映的大片，不难发现，从2005年的《七剑》《神话》到2006年的《墨攻》、2007年的《投名状》、2008的《赤壁》《三国之见龙卸甲》《剑蝶》《画皮》直至2010年的《花木兰》《孔子》《苏乞儿》，这些影片都是从民间故事、历史传奇中来建构自己故事文本的古装片。
　　再回溯中国电影的百年历史，特别是在几次商业浪潮的洗礼之后，历史传奇题材的影片一直都是重头戏。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来反思一下历史传奇题材广受电影人青睐的原因了。究竟是这类题材中的什么特质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将目光聚焦于这类题材的身上呢？这类题材究竟又蕴藏着什么样的特质适合以电影画面的形式将其呈现出来呢？笔者将在分析最早进入电影界的传奇故事“木兰从军”的基础上，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传奇文本所深蕴的电影特质。
　　一、“木兰从军”故事的银幕历史回溯
　　历史传奇故事“木兰替父从军”在民间百姓间流传很广，而其史料最早始见于《乐府诗集》中的南北朝民歌《木兰辞》，作为最早的叙事诗，其有着基本的故事情节，而其中作为“忠孝节烈”的叙事元素更是经过历代传奇小说野史的补充丰润而使花木兰的形象愈加丰满。尤其是后来逐渐加上的有关木兰婚姻爱情的故事成分，使一个忠孝节义的封建故事更增加了曲折动人的元素。
　　作为传统的民间传奇故事，“木兰从军”历来都是很受文学与影视关注的一个叙事题材。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木兰从军”故事被屡次搬上银幕的历程：
　　1928年，民新影片公司出品的、由侯曜导演、李旦旦与林楚楚等主演的默片《花木兰》，这是“木兰从军”故事第一次被搬上中国的银幕。影片借助于“木兰从军”故事的本土性来冲破欧美电影类型在中国的垄断，以其为中国百姓耳熟能详的民族本土性特征走进当时的电影视野，为中国百姓广泛接受，为中国电影早期发展的历史添写了重要的一笔。
　　1939年，由欧阳予倩编剧与卜万仓导演共同对“木兰从军”故事进行适应时代特征的改编，并由黄耐霜、刘继群主演、华城影片公司出品了黑白有声影片《木兰从军》，成为抗战时期的孤岛电影之一的《木兰从军》，叙事重点已经由传统的对父亲尽孝偏移到为国家尽忠上来，并紧密结合当时大的时代症候，成为特定历史背景下造就的一部优秀的抗战影片。
　　1963年，黄梅调的影片《花木兰》被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搬上了银幕，由岳枫导演，凌波、金汉等主演。影片成功地将黄梅戏曲调“经过现代音乐理念的处理，晋升为一种现代化、精致化、时代流行曲化的传统戏曲、江南小调的代称”［1］，对“木兰从军”故事的这一现代性改编，契合了当时现代都市型香港民众的娱乐需求，一种现代都市的民间性消费悄然升起，而“木兰从军”这一历史传奇的时代特性特征得到彰显。
　　2009年，“木兰从军”的故事随着当下的大众娱乐化消费再次进入电影人的视界，具有民族史诗性的大片《花木兰》由马楚成导演、中国内地和香港合拍，并启用了地跨中、韩、俄两岸三地的国际化明星阵容，以凸显的影像视觉造型效果，成为新世纪中国影坛“大投资”“大明星”“大场景”“大票房”为其鲜明标志的“景观电影”典型代表。
　　二、 “木兰从军”类的历史传奇故事文本内部所蕴藏的电影特质分析纵观“木兰从军”传奇故事百年来被反复搬上银幕的历史，英雄花木兰的形象被不同导演多次演绎而焕发出更加多彩的光泽。从前面对木兰故事的银幕历程回溯中我们可以发现，花木兰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被不同的编导拍摄出来时，则有着不同的主题侧重点。虽然电影人都选择了这个妇孺皆知、大众耳熟能详的民间传奇故事作表现对象，并巧妙借用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以及场景为影片的基本构架，但不同时期拍摄的影片花木兰都折射着不同时代的精神与审美在其中，这与中国民间传奇故事自身所蕴藏的电影特质有着很深重的关系。

　　（一）历史传奇故事文本所蕴藏的本土性特质
　　我们可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解析历史传奇文本故事的本土性特质。接受美学认为，作家或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时，都先预设了一个读者即隐藏的读者在面前，艺术家的创作就围绕着这个预设的读者展开，文本的构建也以这一预设的隐含读者为中心。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通过对“木兰从军”故事银幕历程的回溯了解到，1928年版的电影《花木兰》就是为了与当时的小市民大众审美需要相契合而拍摄的。当时的中国电影界被外国放映商与外国影片所充斥，商业利益至上的拍摄诉求决定了创作商们必然会将潜在的大众市民作为接收对象，而文化素养不高但人数颇多的小市民则是很好的影片接受者。因此，电影创作商们就将目光锁定在已经在民间流传很广，早已为大众市民耳熟能详地接受了的“木兰从军”的故事。以历史传奇故事文本作为电影创作的素材，无论是其叙事结构还是价值取向，都与当时的市民审美取向相契合，这样，影片还未拍摄就已先入人心，再加上影片在创作时还汲取了很多传奇故事的元素，使人物故事情节充满曲折，尤其是“木兰从军”中女扮男装这一故事元素更能契合广大小市民的猎奇心理，所以就成为电影人在本土寻求电影素材的最佳首选。
　　（二）历史传奇故事文本主题的时代性特质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是：“艺术接受活动中，接受者原先已有的经验、素养、审美趣味等综合形成的对艺术作品的一种欣赏水平和欣赏要求，即先在经验形成对作品的一种潜在的审美期待。”［2］从这一角度来分析历史传奇故事文本主题的时代性特质，我们可以结合文本所处的时代来进行阐释。1939年版的电影《木兰从军》，改编者们就有意识地将传统的木兰故事“忠孝双全”母题转移到侧重强调其“忠君报国”的一面，撷取了木兰故事中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重点情节，完成了主题由“为家尽孝”向“为国尽忠”的中心置换。民间历史传奇故事“木兰从军”的爱国主题契合了当时抗战反侵略的时代主题，在中国百姓中反响很大，激起百姓保家卫国的抗争热情，“木兰从军”类的历史传奇故事文本以其时代性特质在当时社会引起了空前的轰动。
　　与“木兰从军”故事有着相同母题的历史传奇故事被搬上20世纪30年代上海全民抗战的银幕的还有《西施》《梁红玉》《岳飞尽忠报国》《苏武牧羊》《太平天国》等一批抗敌御侮反侵略的影片，极大地满足了抗战时期孤岛上海民众抗日的渴望与需求。
　　（三）历史传奇故事文本形式的多样性特质
　　接受美学认为，在观众的“期待视野”与作品之间还应该保持一个合适的审美距离，作品以超出欣赏者期待的审美效果来满足其创新的期待，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的接受效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人很好地抓住了香港作为一座失根的浮城中民众对“家国”的渴望心理，在一批民间历史传奇故事中融入了当时流行的黄梅小调的形式改编。将传统的黄梅戏道白与唱腔由原来较难懂的安庆土语改为通行全国的普通话，片中插曲也由歌星以通俗歌曲的形式唱出来，改变了传统戏曲的沉闷特征。这样，被改编的历史传奇故事就以黄梅调为主，又借鉴融入了昆曲、绍兴剧、京剧及民谣艺术歌曲等多种音乐形式，多元性和包容性使其成为一种被大众审美接受的形式、活泼易懂的艺术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