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谁占领谁？
中国电影：谁占领谁？
近年来，内地、香港、台湾论文联盟http://的电影文化交流似乎是“坚冰已破”，从1991年在北京21世纪饭店举行的第11届金鸡奖颁奖典礼台湾代表团的首次出席，到“海峡两岸三地电影研讨会及电影新作观摩展”，实现了三地电影家们奋斗多年的愿望。拍“中华大电影”，塑造中国电影的整体形象，似乎是指日可待。而实现的那一天，便被称作“圆梦之日”。
两岸三地电影的交流，时间虽不长，但势头之猛，速度之快，是人们始料所不及的。事实上早已跨越了畅想、热望的阶段，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且不论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以各种形式（影片、录像带、激光视盘等）流入内地的港、台影视作品的遍地开花，单就近年来日渐走红的内地与港台的合拍电影来说，不仅坐上了国内影片发行的头把交椅，而且正迅速演变为国内制片最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国内制片单位趋之若鹜，争先恐后；也令港台制片商大喜过望，乐不自禁。
合拍片大潮的倏然涌起，使1993年的电影创作生产空前活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态势。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毁誉不一，喜忧搀半。由此，一场不可避免的关于合拍片的争论伴随着人们对中国电影现状及前景的深深忧虑而展开了。
是“救世主”还是“救命稻草”？
1993年，中国电影行业发生了40余年来最重大的一次变革，即以打破发行垄断为龙头，以转变行业机制为目标，将电影业全面推向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被计划经济捆绑了40年的中国电影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转轨，并没有放开手脚后的轻松和喜悦。因为电影经济的长期恶性循环，势必积重难返。尤其是制片业，多年来负债累累，亏损额达几百万至几千万元，一些厂家不要说投资拍片，甚至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如果说，制片业面对旧发行体制下的市场束手无策，饱受垄断之苦；那么，在放开后的市场中，他们是否就能“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了呢？事实上，这艰难的第一步的迈出，并没有使他们尝到多少甜头，在与发行公司按质论价的销售谈判中，发行公司方面不仅将价格压得很低，而且实难有诚意购买，这就使得那些似乎是争得了发行自主权的制片厂家反而感到影片的销售不如统购包销；又何况，过去面对的仅是一家中影公司，现在则要面对32家省级公司。当制片厂四处烧香拜佛，到处碰壁之后，那种尴尬的滋味，真是令他们苦不堪言。然而，也有些制片厂切切实实体会到了打破独家垄断、获得发行自主经营的优越性，并且在销售大战中，成了直接的受益者。原因简单得很：这些制片厂拥有合拍片。众所周知，合拍片一向以高额的资金投入、对明星的精美包装、对类型片的推向极致、对制作的精益求精，而得到观众的青睐，成为市场的俏货，自然也是发行公司追逐的对象。同时人们发现，合拍片不仅在价格上与国产片悬殊很大，而且在排期和宣传重点上也都得到了优先照顾。这都是制片厂家求之不得的，因为这会使他们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人们至今记忆犹新的是：改革之后的首届交易会，北影厂与上海永乐公司率先签订的关于合拍片《狮王争霸》发行分成的合同，使得北影厂在上海获得了百万元的收入。一部影片在一个地区获得如此高的收入，这是前所未闻的。这之后，福建厂的《少林豪侠传》、珠影厂的《英雄本色》也都取得佳绩，获益匪浅。紧接着，在第二次交易会上，北影厂风头更健，他们又拿出了《霸王别姬》《王者之风》《新方世玉》等与港台合拍的商业巨片，结果大获全胜。这些合拍片，不仅使北影厂还清了300多万元的债务，摘掉了亏损的帽子，且纯盈利几百万元。
合拍片在救活了制片业的同时，也使连年滑坡的电影市场得到了启动。如上海较前一年同期票房收入上升6.2%，北京上升8.6%。这一戏剧性的变化，使人们不能不对合拍片刮目相看，于是有人情不自禁地称合拍片为中国电影的“救世主”。当然，也有人在认真分析了处在大转变、大调整之中的中国电影业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之后，清醒地指出：合拍片只不过是中国电影业陷入经济困境之中一种无奈的选择。它既不可能从根本上拯救中国电影，也不可能构成人们期待中的“中国大电影”的理想模式或方向，充其量不过是一根“救命稻草”。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合拍片的确在作用着国内的电影市场，可谁又能说，这种作用不会产生负面效应呢？
事实上，人们已经看到了。
到底谁利用了谁？
如果说，合拍片的兴起，最初是源于改革开放、对外文化交流的需要，那么近年来的发展，已越来越鲜明地带有商业性目的。对此，港台制片商们毫不隐讳。在他们眼里，与内地合作拍片的诱惑在于：内地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优秀的电影人才和廉价的劳务，以及极具潜力的市场。而这一切都可能通过合拍片的形式加以利用，并有利可图。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有些人也丝毫不加掩饰地表露：他们中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看好内地电影市场这块“大饼”，随时都准备来咬一口。
奇怪的是，内地的一些影界人士对港台制片赤裸裸的企图似乎并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抛开合拍片沟通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电影方面的意义，仅就其背后的经济目的来说，就是一种利益上的相互利用。正像港台利用内地的人才、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发展他们的电影一样，内地则可以利用港台的资金，摆脱经济困境，使内地电影得以生存。然而事实是，由于对港台资金的追逐，使合拍片大量繁殖，以致形成了对国内市场大幅度的占领。而这恰恰造成了对国产电影的排挤，造成了国产电影生存的巨大危机。在那些奉合拍片为“救世主”的内地影人眼里，合拍片几乎就等于挣钱的代名词。为了钱，艺术可以不讲，质量可以不问，国情可以不顾，只要是合拍就干，是合拍片就买。在去年一次影片交易会上，一
位当年影片拷贝量曾获第一的青年导演带着他的新片来销售，但是就因为他拍的是国产片，便遭到了发行公司的冷落。尽管影片质量属上乘，且有很强的观赏性，但在发行公司的眼里，100多万投资的国产片如何抵得上几百万元的合拍片论文联盟http://？任凭这位导演使出浑身的解数，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也无济于事。虽然影片最后卖出的结果在国产片中也是名列前茅，但价格与合拍片之悬殊令人咋舌。100多万的投资，100多万的回收，将够保本，根本没有赢利。面对这个结果，这位铮铮汉子，竟当场失声痛哭 。痛心疾首之后，他发誓，从此不拍国产片！
像这样被迫弃国产片而去的导演还大有人在。它所造成的恶果是：一批优秀的电影人才正从国内电影的土壤上流失。有些人甚至为了钱，丢掉了艺术理想，不惜毁掉自己的名声，忍气吞声地去为港台老板打工，吃的是盒饭，住的是大招待所，吃苦受累不说，还得看人家的脸子，任由一些不入流的港台影人“装大”。谁让人家是老板呢？拿了人家的钱就得听人家的话，那怕昧着良知制造“精神垃圾”。在那些粗俗低劣的合拍片对国内电影文化的侵蚀和打击中，他们竟也助上了一臂之力！更不堪的是，国内一些制片单位，宁肯发展成为对外的加工点和拍摄基地，也不去投资拍国产片，30万元一个指标，卖上它几十万、上百万，以维持生计。
引起人们警觉的还有：一些粗制滥造的合拍片，不仅仅是败坏了观众的口味，它们给国内创作和市场造成的混乱，带来的恶果尤其严重。1993年8月14日，广电部电影局曾就国内一批格调低下、制作粗劣的影片创作，向全国各制片厂及其他各电影有关单位，发出了1993年第一号审查通报。电影主管部门及审查机关就电影创作中出现的比较集中的倾向性问题发出通报，予以迅速遏止，这似乎还是第一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在这批影片中，对低劣的港台影片及合拍片的盲目模仿极为普遍，有的简直就是这些影片的翻版和拷贝。如一样的故事线索不清，人物设置混杂；一样的血腥暴力加裸露；一样的言语下流脏话连篇；一样的“黑吃黑”盛行黑势力当道。甚至连人物的服饰、语调及动作也像是从那些影片上扒下来的。当政府有关部门对有关的创作人员提出批评及质询时，有人竟大言不惭、理直气壮地说：“钱不能都让港台人挣了去，他们能拍，我们为什么不能拍？”对于这些人的执迷不悟，还能说什么呢？
凭心而论，合拍片的创作，近年来也不乏一些优秀之作。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争回了不少荣誉。而在这些获奖影片中，合拍片占了一半以上。这些影片的产生既得力于港台那些严肃的、有艺术理想和追求的影人的胆识和经营，更依赖于国内优秀的电影创作人员的参与。如果说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谈论“塑造中国电影的整体形象”，构想拍“中华大电影”，那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合作毕竟是有限的。无论是港台一方，还是我方，都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高档次的艺术片，并不构成市场的主流，而在市场上炙手可热的、能够给制片商带来巨大利润的，还是那些武打片。这些武打类型的影片，虽然是合拍的形式，但其实质是港片的另一层包装：无论是情节编排、人物塑造、武打设计，还是思想内涵及审美趣味的取向，无一不体现着港台口味和风格；无一不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商业利润为目的。而这又怎么能够真正代表中华民族电影文化的品格和水平？又如何树立起“中国电影的整体形象”？毫无疑问，这类影片对观众欣赏倾向的引导，与我们民族电影文化对观众的审美期待，有着巨大的差别，很难相互认同。试想，长期在港台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观众，日后，何以见得不会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排斥和背弃？又何以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
在民族电影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一问题不由我们不重视，不思考：合拍片到底是谁利用了谁？
一幅难以描绘的蓝图
合拍片在1993年终于亮起了红灯。
这倒并非是“谁占了谁的便宜”的较量而产生的结果。
任何游戏都必须遵守它的规则。犯规者必然被罚下场。
一个时期以来，少数港台制片人，在与内地合作拍片的过程中，无视我政府部门对合拍影片的管理规定，屡屡“犯规”以身试法。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故意违背已签订的合拍合同，或者根本不按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申请立项的剧本拍摄，在影片中私自塞进大量令人无法接受的内容；或者利用在境外作后期的便利，有意制造两个版本，即在境内上映的是经审查机关审查通过的版本，而在海外上映的则是通过后期制作加进了一些私货的版本。更有甚者，竟视我电影审查如儿戏，在未经我审查通过的情况下，将影片强行在海外上映或单方面
（我方拥有一半版权）送参国际电影节。凡此种种，给我们的合拍片管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不但使内地电影厂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还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事态发展之严重，且不断扩大，终论文联盟http://于使别无选择的我政府主管部门毅然向“犯规者”举起了“黄牌”。1993年9月13日，广电部电影局正式作出决定，并公开通报全行业，对香港少数不良信誉的制片公司及制片人开始制裁。
制裁之一：香港安乐电影制作公司及其负责人周淇富。因违背合同，拒交管理费，长期扣留底、样片，并将其改头换面，剪辑拼凑为有大量低级、下流、色情情节的录像片在海外发行，对我方造成不良影响。
制裁之二：香港长威影业公司及其负责人邓一鸣。因拒不信守合同，所拍影片《蓝风筝》，脱离批准立项的剧本，另搞一套。在我有关部门停止该片的制作后，又将该片素材偷运出境在海外制作自行发行，且送国际电影节制造了我与国际电影节的多起纠纷，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故此，对上述两家制片公司及其负责人实行限制措施。大陆各电影制片厂及有关单位，一律不再接受他们来大陆拍片的申请，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也不再进口上述两家公司出品的影片。
大陆电影主管部门的这一举措，不同凡响地引起港台制片商们的关切。一时间，合拍片便成为了海峡两岸三地最为敏感的话题。长期以来，在合作中的不协调、不愉快，种种龃龌、磨擦、积怨，以及在根本利益、利害得失的锱铢必较，终于不可避免地引发出一场面对面的激烈交锋。
在去年11月23日下午举行的海峡两岸三地电影研讨会上，港台代表迫不及待地向大陆电影代表团发出了挑战。他们在发言中明显地夹杂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对他们在大陆的发展受到限制提出批评，矛头直指大陆的电影政策、发行体制、制片管理及电影审查。他们认为，在大陆目前创作自由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妨碍双方的继续合作，而大陆一方势必要承受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的后果。
港台代表的盛气凌人及强行指责，立即在内地代表团中引起强烈反弹。面对近年来两岸三地电影交流与合作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以及对民族电影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或正在产生的影响，大陆代表团成员无不感到焦虑和担忧，对此，他们不能不坦诚直言。他们认为：由于体制、文化背景、经济形态的不同，三地电影在文化品位、艺术追求、经济运作及效益获得方面必然会存在差异；三地电影的交流与合作不可能脱离开这个大前提，也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交流与合作的基础是相互间的尊重与平等，而不是置对方利益于不顾的随心所欲；一切以金钱为准绳、不遵守合同、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做法，必将有损于双方的合作关系。而这样的后果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港台方面指责内地的政策不够开放，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但事实上，正是得力于国内的开放政策，他们才有了进入内地发展的可能。在这方面台湾至今与内地都是不对等的。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他们对内地电影进入台湾的限制，始终成为内地与台湾实现双向交流的障碍。
研讨会上激烈的对立情绪及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使人感到，冲突的双方仿佛从来都不是合作的伙伴，而是竞争的敌手。以致于与会者们不由发出这样的感叹：“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研讨会终于在人们各不相让的争辩中草草收场了。但是，有关的话题以及海峡两岸三地合作关系上出现的裂痕，却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挥不去、抹不掉的阴影。人们已预感到，今后，海峡两岸三地电影的交流与合作，决不会一帆风顺，港台的个别人仍会一意孤行，而大陆主管部门也仍会决不姑息地坚决采取措施。由此看来，同根同祖的电影的前景将是一幅难以描绘的蓝图。人们将拭目以待。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