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艺爱情电影
纯文艺爱情电影
“‘我怎么能恨她?她背叛了我,但她跌入了过去之中,她正爱着我。’这样的迷思和悖论才是这部电影的初衷,这是关于人的命题,是关于当下人论文联盟http://如何获得自处方式的命题。”
用迂回打动人心
李询和丝竹结婚3年,是众人眼中令人羡慕的一对。身为外科医生的丈夫收诊了一对出车祸的男女,其中的女人正是他的妻子。面对妻子的背叛,丈夫不可自拔地挣扎在爱与恨的边缘,伤愈的妻子暂时性地失去了部分记忆,而重生出对丈夫的深刻依恋,要不要帮助妻子找回记忆(恢复背叛),爱究竟能否挽回,一切是否可以重来?
导演王超自己也毫不否认这故事开端的高度戏剧性,但他自信,电影却是回归生活而超越情节本身的。“我36岁才拍电影,之前我基本上是写诗、写小说的,所以我的概念里永远都是文学精神比电影精神重些。用高戏剧抛出来一个问题,我想这是莎士比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留下的精神烙印,恰如‘爱,能否拯救?’‘生存还是毁灭?’于我而言,这是带有精神迷恋色彩的开始。”他说。
当然,最直观地把《重来》和社会奇情小品区分开来的,是电影本身的质感。比如,虽然这是一部典型的都市言情类电影,但所“言”甚少,颜丙燕和李乃文继《爱情的牙齿》之后再度合作,可即便是身为男女主角的他们,台词也甚是寥寥,只好将表演限制在形体意义之内,甚至丈夫去面对妻子的情人,也只是安静地洗壶、泡茶、倒茶、喝茶,半晌儿才打破了沉寂:“拉丁舞难么?”完全还是不落重点,这几乎是一部沉默的电影。
反而是拉维尔的《帕凡舞曲》和皮亚佐拉的《遗忘》,贯穿在影片始终,迂回婉转地诉说那些复杂与难言。虽然导演自言是布列松的信徒——“电影本来就是音乐”,这样的规则被恪守了多年。
“不过剪辑的时候,我总习惯听一些我认为契合电影主题的曲子,但意外的是,这两首曲子不仅理顺了镜头之间的节奏、关联,甚至让我在成片时也无法割舍。《帕凡舞曲》,写给死去少女的曲子,就像是在诉说着失落的爱情;而《遗忘》,是撕裂中的凄艳,更是那对男女内心的独白。几经斗争和周折,我重金买下了这两段名曲的版权,我觉得,它们对于电影的意义,在所谓的配乐意义之上,是一种互文性质的存在。”王超说。
拉维尔的《帕凡舞曲》创作在19世纪末期(1899),传说是为了卢浮宫中西班牙画家维拉斯凯斯所作年轻公主肖像而作,平稳、和谐的音调进行中,深藏着庄严、崇高的感情,“有如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巴黎圣母院的穹顶”。《遗忘》则是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当代探戈之父”非常著名的慢速探戈,用的是惹人伤感的c小调,在弦乐和钢琴伴奏的衬托下,手风琴以极有弹性的方式将简单得近乎朴素的旋律缓缓带出,却密密营造出凄美、哀伤的气氛,有如一声略带了悲悯的叹息。这样两首音乐组合,形成了美妙的断裂,恰与影片有着高度的契合。
这种契合不仅体现在情感层面:《帕凡舞曲》是对回忆中甜美的重温,而《遗忘》则传递了现实的忧郁,但令人忧郁的不是“遗忘”本身,而是难以忘怀,有些事情我们是永远无法忘记的。甚至同样体现在客观的时间纬度之上。导演自言,创作《重来》很大程度上想完成这样一个挑战,如何在现实时间和过去时间的断裂中呈现电影戏剧性——既然银幕时间永远都是正在发生,那么如何让现代时空的这两个主人公,处在现在,却面对过去。而这两首音乐本身的年代相隔,很好地照应了这种意义上的时间裂痕。
“譬如具体地在丈夫这个角色上,他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内心之中的。‘我怎么能恨她?她背叛了我,但她跌入了过去之中,她正爱着我。’这样的迷思和悖论才是这部电影的初衷,这是关于人的命题,是关于当下人如何获得自处的命题。”
当然,王超导演也承认,单纯从情节剧的角度出发,失落了爱情的心情也好,断裂的时空感受也好,其实有很多更为直截了当的表达方式,“甚至很多韩国电视剧都能做得很好”,但是他坚持用细腻的充满灵性的电影趣味去呈现冲突本身,因为他更愿意把电影当做一次审美的过程,迂回是极有必要的。
“比如利用光影氛围来表意,丝竹失忆后回到丈夫身边的那场戏,我非常刻意地坚持要拍在短暂的黄昏里,也就是要李询在路边等妻子的时候还要有微明的天光,而他们坐在车内,背景就是华灯初上了,那种极度
暧昧的光线所形成的氛围几乎就是人物(丈夫)心情的一种外化,也是时空交叠的暗示。不易的是,每天也就那短短20分钟可以拍摄,这让整个剧组都好大压力,不断有人问我等下去是为什么,但你知道这种坚持一旦松懈下来,这样的电影很容易就什么也不是。”
迂回的极致是情感也要体现为对于情感的抵抗,这样的例子在影片之中屡见不鲜,那条说已被丢掉却又重现在丈夫手上的蓝手帕,或论文联盟http://者那次和妻子的情人见面时默默的斟茶过程。“前因后果实际上是清晰的,我相信观众的连缀能力,之所以拒绝直接,因为迂回、丰富、克制,在我看来都是动人的叙事艺术之一,何况在我们绝大多数的东方人行为方式中,这种克制恰是能够感同身受的,有时甚至比直接更有现实意味,也更深地打动人心。”王超说。
纯粹到更纯粹
因此《重来》是一部纯粹的文艺爱情电影,这对王超导演本人是顺理成章的。按照中国电影史上的代际划分,王超是典型的第6代导演,有典型的“第6代故事”:17岁“顶替”父亲成为工人,分别在汽车制造厂、无线电制造厂、电窑厂工作。在全民写诗的80年代,因为整天一门心思琢磨着“我们用那些鱼刺去杀人”这类的句子,只好忍无可忍地离开了工厂。投奔广州中山大学的紫荆诗社时,简单至极的行囊里除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300块钱,还有从《世界电影》上撕下来的几页纸,分别就是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的剧本。27岁终于“漂”到北京,“为了待在北京电影学院里怎么都行”,与同屋住的那个忧郁年轻人终究没混熟络,后来因为在小卖部里碰见,还都是在喝美年达汽水,就不得不打个招呼,知道了那人名叫贾樟柯。
《重来》是王超的第4部作品,在此之前,《安阳婴儿》、《日日夜夜》、《江城夏日》三部电影无不明晃晃地挂着“底层、边缘”的“6代”标签。并且和“6代”导演的普遍命运也极其吻合的是,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作为地下电影流通,褒贬各半,但在法国却备受赞誉,导演本人也是在那里受封加奖,成就了自己银幕上那一小方天地。
自两年前《重来》在法国主流院线公映以来,导演王超就竭尽所能地劝自己的中方制片人把《重来》推到国内院线上来,无奈的是始终得不到明确的回应。“找不到好的时机,这片子一定会赔,还不如不做,不做的话能够守住盈利。”
“今年上半年我忍不住了,国内的版权多少钱?我自己做!”于是,从国内放映版权的购买,到拷贝院线的铺排,导演自掏腰包地做了这一切。甚至亲自带着女主角颜丙燕、男主角杨乃文毫不倦怠地跑了全国8个城市十几家院线,为电影举办了盛大的首映典礼,又在不同的城市里和观众一起看了电影。
至今《重来》上映满一周,面对所谓的首周票房,王超笑言有必要总结这种乐观过度的情绪,但对当初的“投入”,他觉得不仅不用后悔,甚至是物有所值。“任何一个普通人,穿衣打扮还有个挑剔讲究的过程,知道典雅和明艳之间的选择,那凭什么抹煞大众对艺术作品的挑选甄别过程呢?仅从这个角度而言,《重来》出现在眼下这个档期,本来就是一件产生了意义的事情。”
当然于导演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意义是,找准了今后的道路。“一个文艺片导演如果不进入电影院,那么自我定位肯定是高高在上的,与观众看几场电影下来,才能真的猛醒,电影如何是个广场艺术,自我和观众之间该是个怎样的关系。名曲和明星比,明星自然更吸引眼球。从影院排厅开始,这一路上的种种尴尬,让我更清晰地明白,侥幸是不存在的,抱怨也是无用的,今后的道路纯粹之外别无选择,但这种纯粹既可以是继续自己的纯粹个人化艺术实践,也可以像希区柯克或者诺兰(《盗梦空间》导演)那样,把艺术的素养、技巧,诉诸商业类型电影,成就类型片的极致。但无论如何,纯粹既是对于自己作品的负责,也是对于中国电影大环境的负责。”王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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