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 赌徒艺术家决定了电影往哪儿走
陈国富 赌徒艺术家决定了电影往哪儿走
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有一次和马云、李连杰聊天，几个人突然有个疑问：“太极”这样一座博大精深的文化富矿，这么多年竟然没被内地电影作为开掘题材？正好李连杰一直希望拍部电影，讲述自己习武和修佛多年的心得，一个新的电影项目由此应运而生。因为年龄跨度原因，原定的男一号李连杰后来退出。——这就是电影《太极》的来由。
没有人想到《太极》会顺势发酵，成长为三部曲。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已经成了华谊迄今最昂贵的电影项目，仅前两部现在已经耗费投资达2.2亿元。外界盛传的冯小刚最终没有成为这个超级大盘的导演，他在忙着凝结了自己十多年心血的《1942》。执导《太极》系列的导演，是1974年出生的冯德伦。对一部分观众来说，他的身份更多时候依然停留在歌手或是演员上。
在这样一个庞大项目背后，一定站着一个知名监制保驾护航。不断追加项目预算和大胆推荐启用新人导演，这是他留给外界最深刻的两大印象。他就是华谊兄弟的艺术总监——陈国富。
选择合作伙伴像是相亲
“谙熟类型规律”、“精准把握市场”、“幕后高明推手”、“项目稳妥管家”……公关通稿和部分媒体报道勾勒出的监制陈国富，一定不是亲密合作者认同的形象。但有一点，新人主创很少会有分歧。“有他在，我会很安心。”冯德伦的这句评价，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现在另外几个新导演那里，包括乌尔善。
邀请陈国富出任自己新片《画皮2》的监制，是乌尔善的主意。见面前，二人完全不熟。在乌尔善的安排下，陈国富第一次看了《刀见笑》。那是乌尔善之前惟一长片，600万的成本，他拍了3300个镜头。凭借这部展示了极强制作能力和风格化想象力的处女作，乌尔善成为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但我没看懂。”陈国富回忆。
回来的路上，身边的同事问陈国富：你真的要接《画皮2》吗？会非常辛苦！
“坦白讲，我当时没有想到多辛苦的问题。但我从《刀见笑》里，看出了他可以拍好《画皮2》。只是他需要一些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力量去推动，才能发挥他的潜能和效力。”陈国富答应了乌尔善。
不是所有年轻导演都会像乌尔善这样如愿以偿，陈国富拒绝过很多人。“我经常被问到凭借什么来判断和选择一个新导演，其实我也很困扰。问多了，我自己真的反复想过。其实最准确地描述这个过程，就像是相亲。两个人约在咖啡馆，一见面，行，就留电话；不行，就找个由头，我有点事先走了。”
《画皮2》不是陈国富感兴趣的项目：一来它是续集，而陈国富喜欢原创；二来他对东方古装魔幻类型并没有特殊爱好。
在剧本分场大纲的讨论会上，面对制片方和编剧团队，乌尔善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担忧和看法。如履薄冰是新导演相对安全的状态，一句不得体的实话，随时会葬送望穿秋水等来的机会。
轮到陈国富发言，他直接就把整个剧本给否定了。在他看来，那个剧本就是将各种魔幻元素一锅烩，核心概念“换皮”的篇幅，比上部还少。他提了3点建议：续集要注入什么新东西；换皮变脸，这是卖点，要加大分量和篇幅；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到久远的魔幻故事和我们今天生活的联系。
6000万，这是《画皮2》最初的投资规模。乌尔善已经足够让同行羡慕不已，但项目结案时，投资最终定格在1.2亿。一位年轻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不知不觉已经成为一场心惊肉跳的豪赌。
在片中，有一场天狼国大军围袭白城的戏。这是全片最大的场面，实拍时工作人员多达一千二百余人，使用战马超过五百匹。
“如果拿掉整个白城的部分，预算很快就能压回去。”追加预算是投资人最恼火的事情，陈国富还是出面说服了他们。“我不是说那个拍出来电影就多好看，也不觉得它在艺术上多么重要。但那是卖点，必须有，否则你凭什么来证明你是《画皮》的升级版？制作规模必须上去。”
“国富老师永远会考虑一个问题：观众会怎么想？”乌尔善说。
那是导演自己的生命，应该让他自己去过
《画皮2》是陈国富迄今监制作品中，投入精力最大的一部。除了最初剧本讨论、演员班底和技术部门主创的确定，为了分摊工作量保证工期，他还肩负了一部分拍摄任务。
“导演毕竟还是新人，经验不丰富，投资这么大，各方期待这么高，肯定会带来压力，需要我去解决更多问题。新导演要逐渐建立威信，我出来作些决定，他可以很快推进。跟投资人追加预算，也需要我这么一个角色。”乌尔善一路向前的冲劲，也让陈国富看到了自己刚出道时的样子。“我们曾经也是新人，不是也有人给我们机会吗？”
事实上，陈国富第一次做导演的机会和所有同行一样，来得并不轻松。当年，他父母在台北一家百货公司承租一个皮鞋专柜，他就是店里的送货员。在上英文补习班的时候，通过学校电影社团他开始迷上电影。“但是从来没敢想真能做这一行。”
第一次拍摄是从电视纪录片开始。陈国富的朋友接下了电视台一档民生纪录片栏目《角色显影》，他帮忙拍摄了其中两集《出租车司机》和《夫妇之间》。拍司机时，他把摄影师绑在副驾驶窗外，后期剪辑大量使用新浪潮的跳切。这两集小片子因为完全背离栏目策划初衷，差点全部被毙。后来通过四下托人，才得以播出。
侯孝贤正是看见这两集纪录片，才向人推荐让陈国富做导演。“当时还有个电影公司老总，自己也是导演，说可以给我机会，但最后导演的名字必须是他。我一
听就愣了。我一直就是不会转弯的人，不可能说为了做导演就出卖自己。所以，不拍就不拍吧。”
3年后，校园青春喜剧《国中女生》成为陈国富的导演处女作。后来接受《收获》访谈时，他这样回忆：第一次当导演的过程相当崩溃。工作人员由老板指定，他们不相信我懂电影，几度想叛变。演员都是新人，现场没有足以支撑我的力量。拍到第三天，老板出现了，跟我说：国富，剧本我们重新改了一遍，就在我的包里。我当时就傻了，我都已经开机了，你说剧本改好了，什么意思啊。
这些往事后来时常会在陈国富做监制时闪过脑海。在很多导演心里，他是自己人。“其实我是导演身边还有个导演的那种监制。跟别的导演合作，我当然会有不同看法，那时我也会痛苦。我不会干涉导演的个人风格，但有的时候，明明知道那样呈现出来会被扣分，我纠结一下还是会选择放行，因为那毕竟是他的作品。”
“所以很多导演做监制都很别扭，张艾嘉拍《少女小渔》的时候，李安给她做过一次监制，以后就再也不做监制了。因为他也是创作者，别人有些做法他可能不认同，但他更清楚，你不能侵犯别人创作的职权。”沉默半天后，陈国富说，“那是他自己的生命，应该让他自己去过。”
我也是赌徒
一个被导演视为自己人的监制，无疑也是投资方格外头疼的角色。我问陈国富，合作中跟老板是否有过矛盾，他摇了摇头。“我跟王中磊几乎没有。我信念很强烈的时候，他不会反对我；他有经营上的困难，我也非常理解。只要这个对上了，不会有分歧。”
一个例外发生在几年前，华谊高层决定应该怎么做《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的时候。8000万的投资对于当时尚未上市的华谊兄弟来说，融资压力相当大。王中军提出，先卖掉一部分海外版权。没有人比陈国富更乐观，这是他自己储备多年的一个项目，他依旧做了监制，导演是徐克。预售不如想象顺利，焦灼之际，他坚持华谊应该扛到底，不须找合伙人，“如果华谊对这个项目信心不足，那我们就别做了。”王中军发了顿牢骚，但还是全投了。后来这个项目如期推进，在内地收获近三亿票房，也让徐老怪第二次荣膺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
“当时华谊的资金没有那么充足，如果一两部像《集结号》、《狄仁杰》这样的大片没有成，公司银根会紧。我当时没有体谅到投资人承受的经营压力。”
类似的境遇，恐怕今年会让华谊掌门王中军再度重温。除了《太极》系列，公司还有一个项目投资将近两亿，这就是即将揭幕今年贺岁大战的冯小刚心血之作《1942》。“在冯小刚的电影项目中，我的身份更像一个私人顾问。有时我的付出，甚至都不到署名监制的地步。因为冯小刚对一个题材胸有成竹、感觉特别强烈的时候，才会启动一个项目。”
两年前，由陈国富监制的另一部冯小刚作品《唐山大地震》以6.73亿的总票房成为年度冠军，《1942》能否延续甚至超越这一战绩，是此刻华谊高层最牵肠挂肚的焦点话题。“《1942》的考验，比《唐山大地震》要严峻。它是民族的一个心结，触及的是我们不敢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东西，你不可能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给它一个光明的尾巴，观众和市场能承受多少，我们并不知道。”陈国富说，“我只能说，真拍好了，观众会买账。”
冯小刚第一次看到作家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是在1993年。从那时起，他便多次寻找机会，希望能够将这段发生在中原大地的苦难历史搬上大银幕。2002年，电影《1942》第一次建组，因为立项受阻再度搁浅。
“中国出现冯小刚这样的导演，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现象。”陈国富观察很久，“无论港台或者好莱坞，一个导演拍了一种类型，就会成为专业户，很少可以颠覆自己。只有像斯皮尔伯格这样的大导演，会突然出其不意地拿出一部《辛德勒名单》，多少年后又拍了《世界大战》。冯小刚也是这样，他拿自己多年做商业电影跟观众之间积累的默契和信任，会做一些特别大胆的博弈。”
这背后更大的豪赌，是项目的投资决策者。“如果只是为了经营账面上的成绩，华谊完全可以干点别的。下这种赌注，风险太大，因为随时可能被彻底枪毙。但这也是干这一行最刺激的一点。我想说的话，你得让我说出来。从业人员的这种反斗或者是争口气，你怎么形容都行，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电影人的骨气，在维持着我们这个行业的活力。就像卡梅隆做《阿凡达》，他的想象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理解，那已经是狂赌。电影史的各个阶段，其实就是这样的狂赌串联起来的。”
“决定电影往哪儿走的，绝对不是财务专家或者什么片场领导，都是这些赌徒艺术家决定的。”陈国富说。
“那你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我当然也是赌徒啦！”
文艺复兴的电影人
电影圈没有常胜将军，陈国富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当年担任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区制作总监的时候，他曾接到周星驰送来的一个项目。那时他既对周星驰缺乏了解，也对这个足球加功夫的故事毫无兴趣，结果放弃了这个项目。
后来，这部名为《少林足球》的电影，成为当年香港影坛最耀眼的救市力作，单片进账将近七千万，几乎占据全港全年总票房的半壁江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它势如破竹，狂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7项大奖。几年后，当周星驰将另一部动作题材送上门时，陈国富欣然合作，这就是《功夫》。
当然在陈国富的履历中，成功案例远多于《少林足球》式的马失前蹄。2010年10月，《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刚刚下线，由陈国富监制的小成本文艺片《转山》在云南丽江悄然开机，导演是第一次执导长片的青年演员杜家毅。
在朋友圈中，杜家毅极像陈国富的另一位好友钮承泽。“都是狂热喜欢表演，但因为形象原因，总做不成男一号，只好憋着心气改做导演。”看完讲述滇藏线骑行经历的小说《转山》，陈国富把它推荐给杜家毅。“我知道你不让他干电影，他会成神经病。”
在陈国富的帮助下，杜家毅用3个月的时间和800万的成本拍完了处女作。一年后，《转山》让只有小学学历的杜家毅在东京国际电影节捧起了最佳艺术贡献奖。
“监制的权力，就是把看似不可能的机会变成实实在在的可能。”陈国富使用的概念是一个化学名词：触媒。监制在一个项目中，要起到的是化学作用，而
不是经济学或者物理学上的功能。“华语电影里可能有不到10个导演，对于投资人来说是有信心的。但在这10个人之外，应该还有一些新作品可以出来，就像《转山》。”
“我常常讲，我其实是在刷卡。投资人给我这个信用卡，我把它投给《转山》。你不刷，一切就不会发生；我们不做，不会有人拍这种电影。拍完之后，起码没人过来说，做成这样你不羞愧吗？你完成了一个像样的作品，造就了一个年轻导演，还有什么会比这个野心更大？电影对于投资人来说是下赌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勇往直前、不计毁誉。不这么做，电影对我毫无吸引力。”
“文艺复兴的电影人”，这是陈国富时常自诩的形象。在台湾电影最困难时期，作为导演的他需要为自己的电影卖力吆喝，所以如今他对影片的营销定位十分自信；担任过台湾电影金马奖策展人和台北电影节总监，每年要在大量影片中遴选佳作参展参赛，所以如今他对电影在同类影片中的分量拿捏颇有心得。身上杂糅不同领域的电影知识，反而成全了现在一个如鱼得水的资深监制。
多年身居幕后，陈国富总是绕不开朋友们抛来的一个老问题：你为什么不做导演？问来问去，他自己也奇怪：难道我做监制有什么不对吗？朋友说：因为你的利益没有最大化。“其实我觉得他们算来算去算错了。你看，我的作品这么多，得到行业的尊重，没人亏待我，谁比我的利益还大化？”未来如果有一个题材，陈国富确信没有人比他更理解，他会毅然重拾导筒。“要是自己的小孩被别人整成不伦不类的模样，我会于心不忍。”
“作为从业者，我最佩服的同行是马丁·斯科塞斯，他都70岁了，拍的电影还是充满锐气，一个艺术家随着岁月逝去还是保持充沛能量是非常了不得的；另外有一种作品于我是有特殊意义的，表面上没杀伤力，但能安慰我、印证我和这世界的关系，像《浮云》、《东京物语》这样的老电影。我们欣赏一部文艺作品，其实是在找一种相濡以沫的力量。我们本质上都是孤独的，但好电影可以给我们一个出路，一种宣泄或者升华。好电影不需花费太多资本，不需要时时面向大众，但必须特别诚恳。我这一生的事业只要能拍出这样的电影，哪怕只要一部，我就可以含笑而去了。”
陈国富
导演、编剧、监制，台湾首届金马国际影展创始人，80年代与侯孝贤、杨德昌成立“电影合作社”，成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核心力量，2006年开始担任华谊兄弟电影总监制，是20年来对中国电影市场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导演作品有《征婚启事》《国中女生》等，监制作品有《天下无贼》《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可可西里》《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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