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译制片传播中的城乡发展的策略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电影生产能力的限制，大量翻译以苏联电影为代表的外国电影成为供应中国电影市场的有效途径之一。尽管建国初期译制片还不能全面满足广阔的市场需求，但以译制片补充电影市场的局面导致译制片在数量上远超国产片：1949年到1956年影片生产(1950年、1951年未列入)情况如下(不包括新闻片)：1949年摄制影片22部，译制影片3部；1952年摄制影片46部，译制影片85部；1953年摄制影片53部，译制影片95部；1954年摄制影片80部，译制影片109部；1955年摄制影片112部，译制影片136部；1956年摄制影片176部，译制影片201部，1956年译制影片是1949年的78.3倍①。可见，除1949年之外，此时期每年译制片数量都远远高于国产片数量。1949-1966年的十七年间，中国共引进42个国家的867部影片。就译制片观众而言，以1952年为例，“据统计，仅1952年苏联及东欧人民民主等国影片在我国上映，观众就达3亿多人次。这些影片在我国电影市场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并配合我国影片逐出美英有毒素影片，从而使我国电影市场逐步达到以我国国产片和苏联东欧及人民民主国家影片为主体加上西欧进步影片的社会主义电影市场”②。
    此处存疑的是，“观众达3亿多人次”该如何辨识？建国初期新中国总人口结构如何？3亿多观众中的城乡观众比例如何？十七年时期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以电影为例——是否存在城乡之别？城乡观众接触译制片的机会是否均等？存在哪些差别？导致城乡之别的原因何在？区别对待导致的后果如何？
    一、农村观众人数的压倒性优势
    有论者这样分析新中国初始时的政治局面：“……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担负着一个巨大的任务：像从前历届政权一样，它的政权的合法性将取决于它对整个中国的良好控制。”③此处“整个中国”作何理解？——“政治惰性较大的农村人口的巨大规模，这既指它与社会上城市和统治阶级人口的比例(据说，占总人口的80%)，也指它的绝对数量(据说，1900年约32500万，1940年约40000万)。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在开始发动现代工业化之前拥有如此众多的稠密的农村人口，它的数量竟达到它过去的常量的二至三倍”④。另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1958-1960》记载，到1960年底为止，全国人口总数为68，74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57，72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84%。1960年底的人口数系按1959年各省市人口数增加2%推算的，其中农村人口数系按国家统计局1957年各省市城乡人口比重推算的⑤。
    农村人口的巨大基数无疑给农村观众数量的压倒性优势奠定了基础，而且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必然导致观众结构的巨大差异，这主要体现在城乡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上，比如有些地区农村人口占90%以上，农村电影观众占70%以上。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编年纪事》在记载1958年的电影史实时这样写道，1949年，全自治区城镇人口176.2万人，占总人口的9.6%，农村人口占大多数⑥。从1949年到1954年，全自治区共放映电影3345场，观众1，746万人次，其中城市电影院放映的场次占全省总场次的39.3%，观众占全省总人数的27.8%；农村电影队和直属电影队放映场次占总场次的54.3%，观众占总人数的70%；工会电影队放映场次6.4%，观众占总人数的2.2%。数据显示，电影放映场次和电影观众大多数集中在农村市场⑦。
    《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1958-1960》同样显示了农村观众数量的压倒性优势：1958年，农村观众总数为186，627万人次，占本年度城乡总观众人次的65%⑧;1959年，农村观众总数为255，724万人次，占本年度城乡总观众人次的61%；1960年，农村观众总数为324，529万人次，占本年度城乡总观众人次的60%。从这三年的观众情况看，农村观众占2/3左右的观众份额，城市观众则在全国观众总人数中只占1/3左右⑨。而且从放映成绩来看，在农村的每场放映情况大大好于城市：农村放映单位(包括35mm、16mm的农村人民公社放映队以及16mm文化部门放映队)在1958-1960年三年间的每场观众人数均大大高于每场500人的保本放映水平，与此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城市电影院在1958、1959两年中处于亏本放映，1960年则刚刚达到保本放映线——514人⑩。
    再从城乡票价对比来看。一份《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关于季度月份统计资料》的档案文件记载了一则“南通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电影院1957年计划完成情况”的汇总表，1—12月份平均票价为0.13元(11)。同时期农村票价情况可从以下一则档案资料中反映出来：
    如东县人民委员会通知
    关于抄转省文化局、工会联合会对电影放映队收费及优待办法的通知
    (56)文字第29号
    各区公所、各文化馆站，各电影放映队：
    接江苏省文化局、工会联合会1956年6月8日56文电会宣字第188、59号联合通知，通知称：为大力推行企业经营，争取向国家缴纳利润，以保证电影事业的发展，今年二月间曾将电影放映队收费标准做了适当调整，由于没有照顾到地区特点，致使部分地区票价幅度较大，与农民的经济负担能力不相适应。为了使电影更好地为农业社和农业生产服务，将电影票价作了如下的调整。希即执行：
    1.成人票价：
    个人票价：壹角
    预售团体优待票：柒分
    2.儿童票价
    个人票价：伍分
    预售团体优待票价：四分(满30人以上者)
    1956年6月14日如东县人民委员会(12)
    这是经过降价调整后的农村电影票价，相比于有固定月工资收入的城市人来说，这份农村电影票价单并不见得有多大优惠，况且这还是经过下调的价格，此前的票价当然要高于此。尽管1956年提高票价是导致此年度农村电影观众下降的原因之一，但从再度调整票价后的1958-1960年农村电影观众的人数来看，农村16mm电影放映单位的电影观众平均每场超过1000人次，远高于16mm城市放映单位500—600人次的每场观影成绩；另外，尽管35mm农村放映单位资源稀缺，但其放映成绩仍不可小觑，与35mm城市电影放映单位的每场观影人次相比，35mm农村人民公社放映队的成绩是最好的，700—800的每场观影人次始终傲视400—500的城市电影院每场观影人次(13)。
    二、农村电影放映单位及拷贝配给情况
    有资料显示，“截止‘文革’前的1965年底，全国电影院放映单位发展到20363个， 其中城市电影院2528座，农村放映队9835个，年映出电影655.4万场，观众46.3亿人次，其中城市观众21.3亿人次，农村观众25亿人次”(14)。从数据上分析，城乡电影观众的人数比例大致持平，但看不到细节。其实，这是一个需要甄别的问题。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80%的新中国，城乡电影放映单位数量、分布情况以及拷贝配置情况如何？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为：农村放映单位分布不均且数量较少，尤其是35mm拷贝稀缺，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农村放映单位分布不均。从平均值来看，截止到1960年底，农村放映单位占全国总放映单位的46%。但有些地区如北京、上海等地的农村放映单位少之又少：北京农村放映单位占全市的19%，上海农村放映单位占全市的22%，黑龙江农村放映单位占全省的31%，青海农村放映单位占全省的36%，新疆农村放映单位占全自治区的30%，辽宁农村放映单位占全省的36%，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放映单位占全自治区的33%……一方面可见与46%的平均值有不小的差距，另一方面农村放映单位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十分突出。其次，农村放映单位少。1958年农村放映单位总数为5805个，占放映单位总数的46%；1959年农村放映单位总数为6944个，占放映单位总数的47%；1960年农村放映单位总数为7778个，占放映单位总数的46%。从城乡放映单位比例看，这三年中农村放映单位比例皆小于城市放映单位。再次，农村35mm放映单位尤其稀缺。按照农村放映单位的计算办法，1957年以前是以16mm文化部门放映队及16mm其他部门放映队列为农村放映单位，这样计算，因与实际情况有点出入，故自1958年起以16mm文化部门放映队及35mm、16mm农村人民公社放映队列为农村放映单位(15)。也就是说，农村放映单位的胶片以16mm为主。据统计，35mm农村人民公社放映单位在1958-1960年期间占全国35mm放映单位比例为：1958年占0.3%，1959年占1.2%，1960年占0.9%。由于在全国35mm放映单位中，只有35mm农村人民公社是农村放映单位，从有记载的28个省、市、自治区的放映单位情况来看，全国只有11个省、市、自治区拥有35mm农村人民公社放映队，其中，上海、吉林、宁夏、江苏、湖南5个省市只有1个，山西有2个，河北、云南、河南分别拥有7、6、5个，浙江有3个，广东拥有35mm放映队最多，高达21个。除此之外的17个省、市、自治区，没有一个35mm农村人民公社放映队。1960年，35mm农村人民公社放映队共有49个，占35毫米电影放映单位总数的0.9%。这意味着：即便译制片发行35mm的拷贝，农村观众能够看到的几率也十分微小，即便是在大跃进的1958年，这个比例也只有0.3%。换言之，农村观众如果想看到译制片，只能依靠16mm拷贝的发行，但十七年时期农村发行16mm拷贝的情况如何？同样，发行16mm拷贝译制片所占比例小。《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1958-1960》将每部译制片(艺术长片)自开始发行至1960年底或至撤销发行日的累计映出场数和观众人数逐一进行了统计，数据分35mm和16mm两种列出，汇总情况如下图表所示(16)：
   
    此外，阿尔巴尼亚、越南、蒙古、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黎巴嫩、新加坡、泰国、阿联酋、伊拉克、阿根廷、墨西哥、英国、西德、希腊、芬兰、挪威、西班牙、奥地利、南斯拉夫、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没有发行过一部16mm拷贝的艺术片。
    从以上统计资料可见，在1949-1960年的十年间，农村市场的35mm拷贝及35mm放映单位匮乏，而16mm译制片拷贝又十分稀缺，由此便可以想见，十七年时期译制片与农村观众的疏远程度了。
    具体以1958-1960年三年间译制片发行16mm拷贝为例。1958年，共发行苏联艺术片35mm拷贝31部、16mm拷贝6部；人民民主国家艺术片35mm拷贝25部，16mm拷贝1部；其他国家艺术片35mm拷贝32部，16mm拷贝1部。1959年，共发行苏联艺术片35mm拷贝35部、16mm拷贝3部；人民民主国家艺术片35mm拷贝35部、16mm拷贝1部；其他国家艺术片35mm拷贝8部、16mm拷贝0部。1960年，共发行苏联艺术片35mm拷贝21部、16mm拷贝0部；人民民主国家艺术片35mm拷贝22部、16mm拷贝0部；其他国家艺术片35mm拷贝4部、16mm拷贝0部。由此可见，16mm拷贝发行数量远低于35mm拷贝数量，三年困难时期译制片与农村观众之间渐行渐远的关系不言而喻(17)。
    对于十七年时期的农村观众而言，国产片仍然是主要推广产品。从相关的统计数据看，在1949-1957、1958-1960年间，共51部观众较多的国产长片发行了16mm拷贝。十七年时期最受欢迎的几部译制片发行16mm拷贝情况如下：1949-1957年在11部观众较多的译制片中，除一部外，其他均发行了16mm拷贝；在1958-1960年发行的11部译制片中，只有3部影片发行了16mm拷贝，情况几乎颠倒过来。这当中固然有三年出现的特殊情况，但从上文分析得知，尽管观众较多的几部译制片均发行了16mm拷贝，但1949-1960年发行51部16mm观众较多的国产长片相比于发行区区13部16mm观众较多的译制片，译制片数量也是屈指可数的，也即是说，十七年时期在农村电影市场中占绝大多数的仍然是国产片(18)。
    三、政策的倾向性
    1953年，中国电影放映事业的基本情况可以从当年政务院下发的一项《关于建立电影放映网与电影工业的决定》中反映出来：“全国放映单位数量尚少，且分布不平衡，很多地方人民终年看不到电影，影片的制作和发行工作未能很好地保证影片供应和合理周转，同时又未能很好地按照不同观众对象选择影片，放映队员的政治质量和放映技术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19)其中“很多地方人民终年看不到电影”的描述很自然令人想到占总人口80%的农民。为了改善电影放映状况，政务院在1953年12月24日第199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这项决议，但《决定》的第一项却是“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20)。
    政策制定中的先天缺失必然导致影片在农村地区传播受到限制。1956年8月28日《广西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电影放映总是使人失望》的文章，批评有的电影放映队故障多，常放“白布电影”(即机器故障导致电影放不出，只看到一块银幕)，或者等几个小时修机器，看完电影已是深夜，影响群众休息，耽误生产(21)。据《陕西电影发行放映编年纪事》记载，1973年，咸阳地区经过培训，放映人员 技术水平由1972年70%不及格而跃为1973年80%人员达到优秀(22)。可想而知，放映员技术不过关造成了多少农村观众在即使有机会观看译制片时，也会因为种种技术原因而难以实现。
    十年后的1963年，文化部发布了一份《文化部关于加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报告》，《报告》提出若干加强农村电影事业的方法和改进措施，第一条是“调整农村放映网，充实农村放映力量”：“目前全国大约有19500个电影放映单位，其中分布在农村的电影放映单位只有8800多个，不仅数量较少，而且由于机器不配套、零件供应不及时、修配力量薄弱和人员精简过多等影响，有不少放映队不能正常活动，个别地区还出现了空白县。”(23)从某种意义上，这一局面不能不说是1953年文化部有关“电影放映事业发展的方针是首先面向工矿地区，然后面向农村”的指示精神引发的一个结果，并无令人惊诧之处。
    四、选片中的一项原则
    《电影放映》是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编辑并出版的一本期刊，由此可推知，此刊提供资料具有不容忽视的全面性和权威性。1957年底，《电影放映》编辑部将一个时期以来各地放映员的来信转给中影总公司，这些来信是对电影发行工作的各种批评和意见。中影总公司在对来信进行研究后，在《电影放映》上做了公开答复。可以说，这些来自各地放映员的来信是关于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的最直接、最真实、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关于工矿、农村选择上映影片的截然有别的描述尤其珍贵。我们能够通过这些来信了解当年译制片放映的部分情况。中影总公司在解释影片公映上有工矿和农村的区别问题时这样解释：主要是因为某些影片的主题内容只适合城镇观众，不适合农村观众(特别是译制的某些国外影片，农村观众反映看不懂)，因此，只缩制少量拷贝主要在工矿地区发行，不在农村发行。但在意识到这种做法有欠合理后，遂做出如下调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广大农村电影观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已普遍提高，特别是城关、集镇和人口集中的地区，由于人民生活习惯和经济情况接近城市，因此他们要求看电影的机会也就更多。有些地方要求每月看三至四次电影。如仍然只供应农村节目，就必然不能满足这一新出现的需要，必须选择调拨部分工矿节目，解决这些地区观众的需要，不能把工矿和农村截然分开。要根据不同影片内容，不同地区特点，不同观众对象，不同的季节、时间、地区，采取不同的排片方法(24)。从此描述可知，由于政策性倾斜的缘故，1957年之前，新中国农民观众接触译制片的机会少之又少。1957年初，《文汇报》刊载了袁文殊撰写的《从影片票房价值说起》一文，此文对1956年电影界引起热烈讨论的国产片质量普遍低下的局面进行了正面回击，文章引用的一系列统计数据恰好说明了新中国农民与译制片的隔膜关系：“七年来，全国电影的观众人次从1949年的4，731万人次，增长到1956年的133，000万以上人次。在这133，000万以上的观众人次中，农村、工矿区的观众约占3/5，城市观众约占2/5，而农村、工矿区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是国产片”(25)。可见，大部分新中国的电影观众在农村，而这群亟需精神产品进行消费的观众群，长期耳濡目染的是国产片，似乎译制片对他们而言是消费不起的高级“补品”。
    对此，不少农村观众和关心农民生活的各界人士纷纷写信披露这一现实情况。1956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让农村观众看到多方面题材的影片》的文章，作者论据丰富、论证详实地阐述了由于政策原因，新中国农民所接触到的电影如何单调片面：“报纸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关于电影方面意见的农村读者来信。其中一封来自江苏省无锡县某小镇的信上这样写着：我们看到的多半是‘人往高处走’、‘春风吹到诺敏河’等表现农村生活的故事片和一些关于农业生产的科学教育片；除此以外，旁的题材的影片就很少看到了。这封信和其他许多来信都尖锐地提出：为什么我们长久看不到关于工业建设和祖国其他方面成就如治理淮河等方面题材的影片呢？对农村观众来说，难道除了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生活以外，就不需要知道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化等其他方面的情况了吗？这封来信说明了在有关领导机关给农村电影放映队配片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点。近两年来，电影艺术的题材范围日渐扩大，内容已经日渐丰富起来。我们拍摄了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反映革命战争、反特斗争、反映少年儿童的多种主题的影片；我们还摄制了许多优秀舞台剧纪录片和时事短片、科学教育短片，翻译了许多兄弟国家的优秀影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影片。但是，农村观众看到的为什么总是些表现农村生活的影片呢？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有些领导机关忽视了作为‘工业自我教育和自我进步’的有力工具的电影对农民的巨大的思想教育作用，忽视了数以亿计的农村观众对于电影艺术内容的多方面的要求，单纯从影片内容应该紧密和农业生产相结合这一观点出发，因此分配给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影片不够多样，给农村观众以单调的感觉……农村电影观众主要是农民，他们看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会格外感到亲切，也格外易于接受；同时由于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对于一些涵义比较深奥、情节比较复杂的影片(主要应该是某些翻译片)，不大容易理解。因此，分配给农村电影放映队的影片，适度加以选择，这是对的。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在农村放映电影的主题一定只能局限在农业生产范围以内……那种认为农民只需要看反映农村生活的影片的看法，显然也是主观片面的。要知道：今天的农村，已经不是反动统治时代的农村了。随着社会的变革，随着经济情况的好转，农民的思想、生活和心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仅关心着农业生产，也关心着祖国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巨大胜利，关心着社会上各种重大的变化、改革，关心着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大事情，他们是多么需要从电影艺术里面看到这一切啊！前面提到的那封来信，不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吗？”(26)1956年，当时还属于浙江省文化局的《电影放映》杂志(27)开展了“为什么农村放映队每场观众这样少”的讨论。1956年农村电影观 众比1955年下降了33.09%。通过讨论认为：农业合作化高潮后，农村政治、经济和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放映队发展很快，但电影管理工作、影片节目和电影放映质量都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加上票价调整幅度过大，部分农村受灾减产，农民手头缺现钱等因素，促使观众较大幅度的下降(28)。可以推断，其中“电影管理工作，影片节目和电影放映质量都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之中，必定包含着外国影片在农村的稀缺状态。
    1963年，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文化部关于加强农村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向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的报告》，《报告》就如何改进农村影片节目供应、增加农村影片拷贝供应量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办法：“各制片厂应在1963年摄制10部左右反映农村生活为广大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对农民有教育意义的故事片，45部左右对农村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科学普及片，5部左右适合于农村少年儿童水平的美术片，摄制一定数量反映农村生产建设、农民生活和各行各业支援农业的新闻，纪录影片。”(29)从“建言”可见，供应农村的影片基本还是停留在对农民具有教育意义的层面上，不论是思想教育还是农业技能教育，而关于农民呼吁多年的“许多兄弟国家的优秀影片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影片”却只字未提。
    十七年期间，译制片也曾多次光顾过农村银幕，但多半是为了配合不同时期国家政策宣传的需要。如1953年，文化部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开展春节农村文艺活动向农民宣传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指示》，其中“规定电影放映队于春节期间放映下列影片……翻译苏联片《中国农民访苏建国》、《光明照耀到高地村》(原名‘光明照耀到克奥尔地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原名‘被开垦的处女地’)”(30)。再如1964年，为配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农村放映了7部重点片。以《浙江省电影发行放映编年纪事》的记载为例。1964年，全年共发行35mm新影片69部(外国片25部)……在农村发行放映7部重点片：《李双双》、《槐树庄》、《红色宣传员》、《夺印》、《汾水长流》、《白毛女》、《暴风骤雨》(31)。其中《红色宣传员》为朝鲜电影。十七年时期，朝鲜电影并不是中国观众喜欢的类型，从以下两则资料可见：1972年，北京市举办“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电影日”，相关记载中这样写道：“1972年，根据中朝两国的文化协定，在北京举行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电影日’，放映由同名歌剧改编的朝鲜彩色宽银幕故事片《卖花姑娘》，多年来，中国每年都要举办朝鲜电影展映活动，但在中国观众中，朝鲜影片并不属于热门。而《卖花姑娘》的突然出现，却使冷冷清清的电影院沸腾起来，被蜂拥而至的观众挤得水泄不通。这在当年是非常罕见的。该片共映出5847场，观众606.05万人次，创下建国以来外国影片在北京映出的最高纪录。”(32)从这段记载的“在中国观众中，朝鲜影片并不属于热门”以及《卖花姑娘》受追捧实属意外的情形来看，完全可以推断当年的处境如何。再则，当1971年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在省会武汉市上映时，《湖北省电影发行放映编年纪事》做了如下评议：“1971年10月，朝鲜故事片《看不见的战线》、《摘苹果的时候》在省会武汉市上映掀起‘苹果热’，从而也改变了以往观众对朝鲜影片的印象。”(33)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同样的问题。
    五、外交关系震荡的后果
    1960年，中苏交恶的问题呈现到台面上来，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不可避免地迫使中影总公司再次调整城市和农村的上映计划。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和器材。根据中苏贸易协定，中国向苏联订购的电影胶片也停止供应。那时保定电影胶片厂才刚刚开始建设，中国还不能生产电影胶片，而正逢经济困难，国家只能拨出少量外汇，向西德和日本购买制片生产用的底片、声片等，电影发行拷贝用的大量胶片无力订购，于是只能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全国电影放映单位的正常活动(34)。文化部9月发出了《关于控制影片生产和压缩发行拷贝的指示》，指出由于胶片供应不足，9月至12月份，35mm胶片发行原计划的75%，16mm胶片发行原计划的61%，因此也要求相应地压缩发行的节目和拷贝(35)。具体针对译制片的发行政策是：今后缩小外国片的发行范围，外国片除在省会、自治区、直辖市放映外，各省、区只限在较大的几个城市上映。不过，为了国家间文化交流和对外政治影响，文化部要求各大城市还是要不间断地上映外国片(36)。紧接着的1961年，文化部又发出《关于1961年电影发行放映工作的意见》，提出在节约拷贝的条件下，为了及时配合政治宣传，拷贝供应仍采取由中影总公司分配与各省、市自行选购相结合的办法，以分配为主。上映节目以国产片为主，但也应保证进口片在大、中城市上映(37)。196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提出在新疆控制发行放映外国片的意见，具体措施是：国产片与外国片上映比例，乌鲁木齐6：4，伊利、塔城、阿勒泰、博尔塔拉按影片情况临时排定，其他地、州所在地7：3，非边境县8：2(38)。从新疆地区在中苏交恶时的放映政策可见，除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能够保证中外影片放映数基本持平外，其他地区(包括边疆)均大幅度消减了外国电影上映的数量。
    可见，在新中国外交形势发生变化之际，农村又成为译制片观众群被牺牲的那一部分，由此不得不让人认定：十七年时期，新中国农民与外国电影(外国文化)始终保持着这种经常性的疏离关系。
    注释：
    ①②(14)(24)(32)(34)(36)(37)参见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记事·发行放映卷》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第14页，第52页，第38页，第45页，第47页，第47页，第47页。
    ③④参见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第23页。
    ⑤⑨参见《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1958-1960》，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1961年版，第16页，第6、10页。
    ⑥⑦(22)(38)参见陈播主编《 中国电影编年记事·发行放映卷》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9页，第1608页，第1412页，第1678页。
    ⑧关于城乡观众人数统计标准如下：1957年以前是以16mm文化部门放映队及16mm其他部门放映队列为农村放映单位，这样计算，因与实际情况有点出入，故自1958年起以16mm文化部门放映队及35mm、16mm农村人民公社放映队列为农村放映单位。以下数据亦根据此标准统计所得。参见《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1958-1960》，第8页。
    ⑩关于每场观影人次与盈利与否的关系，参见《部分国产影片的几个统计数字——哪些国产影片赚钱？哪些国产影片赔本？》，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记事·发行放映卷》上，第24页。
    (11)参见档案资料《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关于季度月份统计资料》。
    (12)参见档案资料《如东县人民委员会通知　关于抄转省文化局、工会联合会对电影放映队收费及优待办法的通知(56)文字第29号》。
    (13)(15)(16)(17)(18)参见《中国电影发行放映统计资料汇编1958-1960》，第10页，第8页，第110—176页，第24—28页，第59—61页。
    (19)(20)(30)参见《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内部文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印，第148页，第148页，第259页。
    (21)(31)(33)参见陈播主编《中国电影编年记事·发行放映卷》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6页，第806页，第816页。
    (23)(29)参见《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内部文件)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编印，第202页，第202—203页。
    (25)袁文殊：《从影片的票房价值说起》，载《文汇报》1957年1月23日。